曾道雄孔邁隆陳紹馨

 

鄭力軒：

近日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孔邁隆（Myron Cohen）來台，特別到美濃這個他做了幾十年田野的地方退休，許多當年田野報導人的子女也都到場，相當感人。孔邁隆教授最為人稱道的是1960年代在美濃進行田野調查，日後並持續保持與美濃社區的互動。此次會在美濃退休，反應他對美濃的深厚情感。他1960年代的研究成果匯集在1976年所出版的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在很長的時間被認為是紀錄「中國農村」家族變遷的經典，當代臺灣客家學也常以這本書作為重要起點。

孔邁隆並不是以台灣作為田野的特例，在1950年代到1980年間，在海外學者無法進入中國的情況下，臺灣成為研究中國社會的人類學者重要根據地。在孔邁隆前後至少就有傅瑞德（Morton Fried）、葛伯納（Bernard Gallin）、武雅士（Arthur Wolf）、郝瑞（Stevan Harrell）、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等美國重量級人類學者在臺灣進行田野調查，並產生相當多可觀的成果，並且也成為相關領域的重要學者。

就在約略孔邁隆在美濃進行田野調查的同時，1965年臺大文學院舉辦了一場「臺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中的地位」座談會，是1949年後台大第一場以臺灣史為主題的研討會。時任台大社會學系教授的陳紹馨發表了著名的〈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實驗室—臺灣〉一文，力主台灣研究的價值，並強調不要將臺灣單純視為中國社會的代替品，而應視為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實驗室。

相對於他其他被歷史淹沒的著作，這篇短文由於觸動了多樣的知識與社會課題，在很長時間內成為各方對陳紹馨的主要記憶，也在臺灣研究的推動上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同時期以及較晚的人類學者如凌純聲、李亦園與陳其南認為這篇文章提供針對臺灣漢人進行人類學研究的理論基礎。1970年代在他過世十多年後，時任聯經出版社編輯、研究臺灣日治時期歷史的林載爵則是在看過這篇論文後，決定編輯出版陳紹馨唯一傳世著作的《臺灣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1990年時任中國社會學會理事長的徐正光則以這篇論文作為卸任演說的主題，強調臺灣研究的主體性。在90年代特別是社會學界，包括甫當選中研院院士的柯志明教授等學人，也廣泛地以這篇論文為基礎，探索台灣社會特殊性與臺灣研究主體性。可以說在臺灣研究的正當性建立過程中這篇論文產生一定程度催生作用。

這兩個看似平行線的事件其實有微妙的交集。陳紹馨這篇文章最重要的對話對象不僅是台灣學界，更是這批從歐美特別是美國來台的社會科學家。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應了一生致力於臺灣研究的陳紹馨所面臨的兩難局面：一方面在臺灣學院中臺灣研究受到明顯的忽視甚至蔑視，同時也面臨各種禁忌而難以進行。無論是所帶入的資源、賦予臺灣研究的正當性以及現代社會科學的觀念，來自歐美頂尖機構的學者的關注提供了臺灣研究提供非常大的助益。

但另一方面，這些學者來臺灣主要目的不是基於對臺灣本身的興趣，而是在無法進入中國下找尋代替品的企圖。以美國人類學界而言，當時的主流思維是將臺灣農村視為靜態的中國傳統社會代表，試圖從中挖掘中國社會的根本邏輯。這個思維型塑了包括孔邁隆在內許多學者在田野地的選擇以及研究問題意識的建構。陳紹馨深刻關注這個發展，也與包括葛伯納與傅瑞德等學人有許多合作研究，被視為少數能與這些學人對話的臺灣學人，深知他們所抱持的代替品思維。

在〈實驗室〉文中，陳紹馨一方面論證臺灣研究如何可以不僅是「中國社會」研究更是更普遍社會科學的一個正當課題，而提出應將台灣視為現代化實驗室而非代替品的呼籲，除了利用這場難得的臺灣史盛會向國內學界喊話外，所對應的更是也是回應這批美國學人的問題意識，能將臺灣研究的課題更拉回臺灣社會變遷的動態過程。也因此這篇文章有中英文兩個版本，在英文版中更為詳細。

換言之，陳紹馨這篇文章所要面對的，除了當時國內對臺灣研究極不友善的學院環境，隱而不顯的則是學術後進小國在知識發展上所面對的難題。在日後的發展下，陳紹馨的具體論述一定意義上已「功成身退」。在臺灣學院環境中，從90年代開始在學院內外的努力下，臺灣研究的正當性日益確立，也日益在學院中制度化，產生許多在地學人的重要成果。而在海外的臺灣研究方面，固然許多當年來台進行研究的學者開始反省當年的預設，而更面對臺灣本身的脈絡。

全文見留言處

【みちお、みちお，…… ，這馬毋知輪著啥物人共咱管？】

（Michio、Michio，……，現在不知道輪到誰來管我們？）

音樂家曾道雄先生1939年生於彰化田中，日本戰敗投降，他六歲。有一天有個歐巴桑看到他，問說：「Ah，みちお、みちお，啊今日本人走honnh ，這馬毋知影啥物人來共咱管？毋知輪著啥物人共咱管？」道雄的日文讀作michio。

歐巴桑會問六歲的他，應該是認為他很聰明。但她的問法，令小小的Michio，印象深刻，七、八十年後，這個提問仍然像是某種魔咒的迴聲，來回轟擊我們的頭殼。

台灣因為多重殖民的關係，是否具有某種奴性？這當然不容易回答，就是有，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樣，總有人不願當奴隸，為了作為人的尊嚴而付出代價，再慘痛也在所不惜。但是只要具有奴性的人佔一定比例，島嶼就永遠走不出自己的路。

有人可能記得2011年曾教授獲得國家文藝獎，不願上台接受當時ROC總統贈送建國百年紀念筆，拒絕握手、合照。其實1977年師大籌演追悼民族救星世界偉人的清唱劇《長相左右》，他就拒絕演這個角色，為此差一點出事丟了工作。那個六歲就特別聰明的小孩，即使已經八十多歲了，好像一直沒忘記小小年紀的早慧領悟，而且一生踐行之。

如果將來李喬先生期待的「台灣人精神史」能出現，這裡紀錄的將是寓意深長的兩則台灣人奴性小故事；曾教授也將是島嶼子民的典範。口述記錄和錄音檔的連結，在留言欄一。

照片：2024/6/16曾道雄教授在確認口述記錄之後的合影，是個人莫大的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