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祺：漫談一些我比較愛看的雜誌；“感謝節”

 漫談一些我比較愛看的雜誌；“感謝節”(李弘祺)

“感謝節”
恭賀大家感恩節幸福、快樂，也謙虛紀念上帝的恩典，並獻上禱告。
向上帝感恩的心情當然可以追回去《聖經》的許多記載，這是所有猶太教及基督宗教信徒所必然會有的感恩心情。
在一般文字的記載上面，特別是如果是談到美國的感恩節時，大概都會注意到從英文開始成爲一個獨立的文字以後，就常常有人們選擇一天來向上帝感謝的記載。到了宗教改革以後，新教的信徒喜歡在教會許多的行事曆之外，特別再選擇一天來紀念上帝的恩典（特別是感謝秋收）表達人們的感謝之情，特別如果有其他的重要事件，那就更會舉辦這樣的禮拜。例如有名的1588年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這種習俗在蘇格蘭的清教徒（主要就是咯爾文教徒）地區流傳最爲普遍，因此清教徒們到了美洲的第一年（1620）秋天，就開始了每一年都要聚餐禱告感恩的禮拜活動。這是美洲感恩節的濫觴。雖然確定爲國定假日是晚到林肯總統的時候。
19世紀末，蘇格蘭長老會的傳教士來了台灣，從此台灣長老會也會在每一年的十月或十一月舉行“感謝節”（kam-sia tseh)的禮拜。大家帶來蔬菜、水果、五穀等收成的作物，放在禮拜堂的禮壇前面，來向上帝表達感恩之情。
禮拜完，教會就把這些蔬果五穀送給附近的老人院、孤兒所等救濟機構（我記得我們教會附近的是東區的“愛護寮”）。
這是一個很好的傳統和表達誠摯信仰的方式。不過近年來已經很少聽到人們提起它了。所以我昨天在臉書上面看到員林教會的感謝節禮拜相片時，特別的感動，因此就順手寫這麽一些回憶，與大家共度佳節，感謝上帝的恩典。
圖爲彰化二水教會的感謝節聖壇前的鮮花、五穀、蔬菜、水果。




“Nietzsche said the newspaper had replaced the prayer in the life of the modern bourgeois, meaning that the busy, the cheap, the ephemeral, had usurped all that remained of the eternal in his daily life.”


— Allan Bloom

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p=15156



漫談一些我比較愛看的雜誌
文‧圖／李弘祺
走 到任何書店，你都會看到幾十種不同的雜誌在吸引我們的注意。由於經濟發展，加上行銷和宣傳，所以現在坊間的許多雜誌很多都十分專門（例如房屋仲介或時尚產 業），以吸引特定的讀者；這些雜誌似乎很滿足於吸引小數目的讀者，因爲它們的錢主要是由廣告費來的。綜合性雜誌的成長就不如這些以百貨、旅遊、時尚、或房 屋買賣為主體的雜誌。
但 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免不了還是要吸收有關政治、社會或經濟現況及政策等等一類的消息，而更希望知道它們對我們生涯的意義。這一類的訊息和分析一般來自綜 合性的雜誌、電視、或日常的談話。的確，今天在臺灣，能提供我們一般資訊的最重要來源是電視，但是綜合性的雜誌還是不容忽視。以下分享在學習成爲一個歷史 學者兼知識人的過程中，一些對我有影響的雜誌。
我 從小學時就愛讀《學友》。我相信許多與我同年齡的校友們一定都會記得這本雜誌。它的確提供了我許多的知識，也使我十分嚮往外在的世界，或冒險家或孤兒們所 存在的宇宙。與《學友》大約同時的兒童雜誌是《東方少年》。兩者的內容大致相同，勉強應付當年還是十分窮困的臺灣兒童們。
五、 六年級之後，課外讀物漸漸多起來，從《三國演義》到《薛仁貴征東》等等，大概也算得上是讀得懂的。我的父親替我訂了兩年的《中學生》。我不知道這本雜誌的 編輯們是誰，但是我覺得它們很可能與稍後我也愛讀的《拾穗》的編者們大概非常相近：他們很多都是學科技的，但是對於文學、藝術或音樂都有興趣，而且有一定 的素養。他們也對近代世界的科技以及西方文明的長處有相當的認同。因此這兩本雜誌就變成我在中學時固定的讀物。例如＜最長的一日＞（當時譯作“慢慢永 日”）以及＜南太平洋＞就是最先在《拾穗》讀到的。當時，我父親也偶爾會購買英文原版的《讀者文摘》，我是很希望也可以讀它，但是我的英文有限，無法看得 懂。幸好後來我在耶魯讀書時，一位同學笑說：「它的文章長短正好合適在每次上厠所時讀一篇」，纔讓我解除了多年的遺憾。
現 在常常被人提到的《自由中國》，老實說，我當時真是完全沒注意到。從小我的家教就是思考世界性的問題，對於本地的政治現況因此缺乏興趣，也因此一直要到大 學畢業或去美留學之後，才留意到它的重要性。反而我常常看的是《文星》。這固然是因爲《文星》雜誌有李敖，文筆犀利，而且膽敢肆意批評中國文化（多於政治 現況），但也是因爲《文星》介紹了許多新的、西方的思潮。這些思潮對我產生許多影響。我對存在主義、艾略特（T.S. Elliot）、雅斯培（Jasper）的認識都是從《文星》開始的。對一個主修歷史、心智正在成長的年輕人來説，《文星》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我日後 對西方文明及思想繼續保持興趣，就是在這個時候奠立的。


我在耶魯時，歷史系如日當中，
我受到凱佩德（Peter Gay）等
多位老師的教誨，
他推薦我讀《紐約書評》。

旁聽佩立鏗（Jaroslav Pelikan）
的基督教教義史，受到相當的啓迪。

1969 年，我到耶魯大學去讀書。耶魯的大學部當然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學校，而耶魯的研究院則更以文、史領先其他的學校。我在耶魯時，歷史系正好如日當中，有超過 80位的教員，而整個大學還有許多其他治歷史（例如經濟史、社會史、哲學史、宗教史）的著名學者，所以我受到的影響真是難以估計。我除了受到包默 （Franklin Baumer）及凱佩德（Peter Gay）的教誨之外，也曾去旁聽佩立鏗（Jaroslav Pelikan）的基督教教義史，都受到相當的啟迪。有趣的是凱佩德和佩立鏗都推薦我應該讀《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於是我從此就變成它的忠實讀者，歷經40年而沒有改變。《紐約書評》是紐約地區的文化人（很多是猶太裔）所創辦的。當時剛出版不到10年， 但是已經成為美國知識人十分重視的讀物。大學教授或研究生差不多人人都會讀它，以吸取最新學術及文化出版物的消息及評價。它的立場明顯是自由主義，而偏向 左傾或激進主義（radicalism）。教我中國近代史的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就常常在那裏發表書評。《紐約書評》所有的文章都是應邀寫的，不接受投稿（除了信件以外），可見它的重要性和影響力。事實上，《倫敦書評》 （創立於1979年）就是模仿它的。兩者我都喜歡看，而後者立場比較溫和。近年來，或許是年紀比較大了，我常常覺得《紐約書評》的意見過分極端，批評時政 的也稍嫌太多。《倫敦書評》則比較堅持它的學術旨趣。
《紐約書評》和《倫敦書評》的内容都非常深入，不是一般大學生能欣賞而馬上愛讀的，但是它的文字都非常洗練而精確，像史景遷的文字就有這樣的特色。其他的作者們（包括也偶爾寫中國問題的布魯瑪[Ian Buruma]）也都文字精彩，震懾人心。

  
教我中國近代史的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教授常常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發表評論。 Spence 評論“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最近一期《紐約書評》。

在 耶魯的研究生生涯十分愉快。當時從臺灣來的學生們正開始保釣運動，所以對中國事務非常關心。這時在中國同學之中流行的有一本雜誌，就是《明報》月刊。這本 雜誌的發行人就是有名的查良鏞（金庸）。我當時偶爾也看看，對中國的情形開始有一些認識，不像這之前，我連中國的主席、書記及總理都分不清楚，更不知道中 國共產黨是高於國家的這些常識。當時臺灣來的同學比較感興趣的是讀《明報》裏對國共之間的看法；因爲《明報》的立場比較左傾，所以往往可以看到一些臺灣看 不到的消息。我則是比較愛看有關文化的議題。《明報》的主編是胡菊人，他比較像一個文人，所以《明報》常常有一些清新的、談文化議題的文章，我就愛看這些 文字（更勝於像《春秋》、《傳記文學》等雜誌）。這個情形一直持續到我去香港教書的十幾年間。
與 《明報》齊名的是《七十年代》。它的主編是李怡。李怡是一位觀察敏銳、具有強烈分析能力的報人，所以雜誌出版（1970）後，風行一時。我就是在這本雜誌上第一次讀到臺大歷史系的學妹劉黎兒的文章的。最先把“傷痕文學”介紹給華文世界的也是這本雜誌。我也是在那裏學到“官倒”這個詞。

 
《明報》開啟我對中國的認識。圖為《明報》1989/6/15刊封面。 《九十年代》前身《七十年代》，與《明報》齊名的華文雜誌。

現 在這兩本雜誌已經過去了，一則已經停刊（就是由《七十年代》改名的《九十年代》），一則有氣無力。想到當年這樣的内容豐富，而又具批判精神的雜誌，在殖民 地的香港出版，真不免令人感嘆殖民地（或租界）在近代中國所扮演的角色。走筆至此，突然想到，當時還有一本夾了大筆臺灣資金在香港出版的《中國人》，可惜 只出版了一年多，就收攤了。在自由言論充斥的香港，雜誌間競爭非常激烈。但是今天，香港的環境已經改變，大家看的反而是《爭鳴》、《求是》等以小道消息為 內容、聳人聽聞為目的的出版品。它們批判有之，分析則闕如。至於像《壹周刊》更是等而下之，已經不是值得提及的雜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