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辯證法》（德語：Dialektik der Natur）是1883年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在這部作品中，恩格斯總結了自己多年來對自然科學研究，將馬克思主義觀點，尤其是辯證唯物主義，應用到了科學上，對19世紀中期的主要自然科學成就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進行了概括，並批判了自然科學中的形上學和唯心主義觀念。該作品反映了恩格斯思想的自然觀和自然科學觀，體現了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恩格斯思想的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的統一，構成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所開創的研究領域。自然界本身的辯證法是通過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日益被揭示出來的，兩個方面的研究密切相聯，不可分割的。
《自然辯證法》在恩格斯生前從沒有發表過，在他去世後1896年發表了其中一篇論文《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1898年發表了其中另一篇論文《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科學》。直到1925年才在前蘇聯出版的德文和俄文譯本對照的《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中全文發表。
評論
1928年，愛德華·伯恩斯坦曾讓愛因斯坦閱讀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手稿， 愛因斯坦閱讀完畢後曾做出這樣的評價：「愛德華·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關於自然科學內容的手稿交給我，託付我發表意見，看這部手稿是否應該付印。我的意見如下：要是這部手稿出自一位並非作為一個歷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麼我就不會建議把它付印，因為不論從當代物理學的觀點來看，還是從物理學史方面來說，這部手稿的內容都無足輕重。可是，我可以這樣設想：如果考慮到這部著作對於闡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義是一個有趣的文獻，那是可以出版的。」「愛德華·伯恩斯坦送來全部手稿要我出主意，我的評價是對全部手稿而說的。我堅信，要是恩格斯本人能夠看到，在這樣長久的時間之後，他的這個謹慎的嘗試竟被認為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他會覺得好笑。」[1][2]
中文翻譯與研究
1928 年春潮書店曾出版《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單行本。杜畏之1925年翻譯《自然辯證法》，1932年8月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1950年，三聯書店出版了鄭易里譯本 《自然辯證法》。
經濟學家于光遠在清華物理系畢業後，轉赴南方，最後來到延安，沿路研究《自然辯證法》。1940年2月，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在延安成立，該學會組織了衣蛾自然辯證法研究小組，由徐特立、于光遠主持。當時于光遠兼任延安中山圖書館主任，在中山圖書館舉行了多次「自然辯證法座談會」。為了學習需要，于光遠從德文翻譯了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一書的大部分文章，並將《總的計劃草案》、《勞動在從猿到人演變過程中的作用》等在延安的報刊上陸續發表。
據說在抗日戰爭和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不論走到哪裡，于光遠都把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原文和譯稿放在身邊。20世紀50年代初，于光遠的清華同學曹葆華組建了中宣部編譯處（為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的前身），于光遠把他的《自然辯證法》譯稿交給了他。曹與謝寧以此為基礎，完成了翻譯。1955年2月，于光遠、曹葆華和謝寧翻譯的《自然辯證法》新譯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大量發行。此後，于光遠繼續重新編譯《自然辯證法》。1973至1974年從幹校回京後，他對《自然辯證法》的譯文從頭到尾校對了一遍，並查驗了德文本和英文本，於1977年再作校譯。然後，他根據恩格斯的研究和寫作計劃，對原譯本的結構重新調整，補充了漏收的札記，並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自然辯證法研究室重新寫了注釋。這一新編《自然辯證法》於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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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遠主持。當時于光遠兼任延安中山圖書館主任，在中山圖書館舉行了多次「自然辯證法座談會」。為了學習需要，于光遠從德文翻譯了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一書的大部分文章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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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是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美籍中共黨員，曾一度較深捲入中國政壇權力紛爭，被稱為「紅幕後的洋人」。他於1921年出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一個律師家庭，年輕時以一顆赤子之心，抱著改造舊世界的美好理想，祕密加入美國共產黨。二戰後來到中國，他參加中國革命，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結下不解之緣。長期在新華社從事英語廣播工作，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最高領袖以及陳毅、聶榮臻、李先念、王震、江青、王光美等中共重要人物均有直接接觸。
中國社科院于光遠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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