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8日 星期三

張之豪(Jiho Chang),林于雯


針對國光客運基隆直達臺北車站的1813號車以後可能不會在臺北西站,基隆通勤族莫不大喊抗議。
臺北市林欽榮副市長真的親口講出了:「目前從基隆到西站每日只有約200人,所以不會有太大影響。」
他為甚麼會講出如此錯誤的話?
光是這一條線,半小時就不止200人從基隆到臺北車站,這是任何基隆人都知道基本知識,為甚麼堂堂臺北市的副市長會講出這種話?
很簡單,因為他不 care 啊。
他是臺北市的副市長,他不是基隆市的副市長,他不需要對基隆人負責,他對基隆的事情講錯了那又如何呢?就算臺北市政府真的撤掉了西站,基隆人又能拿他怎麼辦?Nothing。
問題是,為甚麼基隆人要仰人鼻息,被臺北人如此無視的情況下還不得不到臺北討生活?基隆人的經濟生活就是依賴臺北啊。
唯有基隆自己要強起來,自食其力,不用看人臉色,強到有一天我們也可以對臺北講一些很無知的評論,然後我們完全不用管臺北人要怎麼生氣。
只可惜,多數的基隆人比臺北人更瞭解臺北,我們講不出來。



台湾の大学生が「日本人はある意味、台湾の恩人」だと指摘した。10日付で環球網が伝えた。
10日付の台湾紙・旺報への寄稿。台湾が日本人に統治されていた時代、日本人は上下水道を整備し、西洋医学を導入。各地に衛生所を設けて公共衛生を大幅に改善し、台湾から多くの伝染病を消滅させたと指摘。
また、当時人々の健康に影響していた3大悪習である「辮髪(べんぱつ)」「纏足(てんそく)」「アヘン」も日本人の統治の下で改善されたとした。 そのおかげで台湾人の死亡率は大幅に低下し、多くの命も救われたから、日本人はある意味、台湾の恩人だとの考えを示した。
(編集翻訳 小豆沢紀子)

台灣大學生:某種程度上日本人算是台灣的恩人

環球網2014-10-10 11:02:00
  【環球網綜合報導】台灣《旺報》10日文章,作者為台灣大學學生林于雯,全文摘編如下:
  8月4日,在我們一行人陸續返家後,天空下起了一場雨。雨嘩啦啦的落下,無情地、猛烈地打在我​​尚未準備好離別的心頭上。蕭瑟的寒風陣陣吹來,想吹散過於沉重的思念。猶記得出發前一晚輾轉難眠的我,擔心和大家處不來。煩惱難以和陸生理性溝通兩岸關係,更憂心幾天前復興航空失事的情形重新上演。
  在飛機抵達鄭州的那一刻,一顆徬徨不安的心終於塵埃落定。陸生以及老師們熱情殷切的問候,給予我還停留在熱情洋溢的寶島台灣的錯覺,還好有乾燥的空氣伴隨著既熟悉卻又陌生的簡體字提醒著我已經置身他鄉。抵達下榻飯店才見到將同房一星期的小伙伴,是位來自陝西個性大剌剌的姑娘。
  她說“打的”,我說“叫計程車”;她說“好咧”,我說“okay”。在她身上首先就顛覆我只有四川人特別愛吃辣的刻板印象,我總是盛情難卻,每每都在她說不辣的誘惑下,品嚐她口中令人食指大動的佳餚,卻總是辣得我淚如雨下哭著求饒。
  與陸生交流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論及台灣電影《賽德克.巴萊》,電影共分上下兩集描述日據時期台灣原住民賽德克族被日本人欺壓,原本自給自足、與世無爭的生活形態開始有了轉變。
  賽德克族的傳統文化日漸消失,家園逐漸面目全非,受盡凌辱的賽德克族抱著視死如歸的精神與日軍決一死戰。
  一位來自廣州的活潑男孩給予這部電影很高的評價,同時也談及不解現今兩岸與日本關係的迥異。這讓我想起高中課本中“文化相對論”的概念,簡言之就是設身處地、站在別人的立場,以對方的角度看事情。兩岸現今對日人態度的不同應追溯至《馬關條約》中,清廷割讓台澎予日本,開啟了台灣的日據時代,從而兩岸的背景迥異對日本人的看法亦起了變化。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亞洲戰場以蘆溝橋事變拉開序幕,日本仿效西方列強高度現代化,加以東南亞那時風雲變色,無一倖免於太陽國的侵略,日軍戰事勢如破竹,於是有了3月亡華的野心。當時台灣在日本人的統治底下,地方頗有建樹,建立自來水與下水道系統、引進西醫、廣設衛生所,使公共衛生改善不少、許多致命傳染病銷聲匿跡。
  而對於人民健康影響不少的三大陋習──辮髮、纏足、吸食鴉片,也在日人統治底下逐漸獲得改善。在這樣的政策推動下,死亡率大幅下降,拯救不少台灣人的性命。就這方面來說,某種程度上日本人算是台灣的恩人。
  當然日本人也有待台灣人不好的一面。日本人是時帶著太陽民族​​的驕傲歧視台灣人,在後期改制前台灣人念公學​​校,日本人念小學校。當官的總是日本人居多,日本商社更是有恃無恐欺壓台灣老百姓。但部分日人驕傲卻不失紀律,舉例言像日本人引進現代法治,即使是同為日本人的法官,在涉及民事事件時亦不會偏袒同為日人的當事者。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人在台推行皇民化運動,徵用不少台灣人衝鋒陷陣,尤其是台灣原住民族驍勇善戰,更是他們的最愛。日本人當時是否真的打從心底將台灣視為日本的一部分,或者只是藉由“皇民化”好謀求更多的兵源,我們不得而知,但這樣的結果卻將台灣捲入世界大戰,在戰後成了亞細亞的孤兒,命運被人左右。
  對中國而言,南京大屠殺的慘劇深深烙印在眾人心中,時間雖能讓心裡的傷痕癒合,卻也無法彌補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遺憾;在東北以人作為活體實驗的工具駭人聽聞。“歷史不能遺忘,經驗必須記取”。陸生對於日本看法帶著歷史的仇恨,從上述種種亦不難理解。
  歷史雖然不能遺忘,但活在仇恨中的人將會過得很辛苦,歷史造就今日的我們,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過度地活在仇恨中,等於用別人的過錯背負在身上懲罰自己。台灣之所以和日本關係如此良好,其一台灣的移民社會造就我們多元包容的胸襟;其二日本人治台期間確實建樹不少,使醫學衛生進步、死亡率降低,拯救無數台灣人的生命,換言之,日本人再怎麼說,也是做了一步好事。綜上所述,自不難想見在文化相對論底下。兩岸對日本的看法為何如此迥異。
  日本至今絕口不提慰安婦道歉一事,雖令人憤恨,但新一代的日本人或許在二戰期間都還沒出生遑論該為他們的政府承受莫須有的罪名。戰爭是所有人不樂見的,就算是參予這場戰役的日本人,許多也只是無辜的老百姓被政府擺佈。是貪婪的掌權者的一意孤行,罔顧人民的生死,所以有了戰火。願世人能夠理解兩岸對於日本的關係為何不同,亦願現今文明的社會能記取前人教訓,不再兵戎相見,並放下歷史的仇恨,才能讓人類的文明永續發展。
  兩岸因為歷史的緣故而分道揚鑣,目前最重要的莫過於多多交流、理性溝通,才能真正理解彼此,走向更美好的未來。這趟漢字文化之旅收穫頗多,尤其與陸生交流更是我認為此趟旅程的學習之一,在旅程中也交流了不少兩岸學生對於日本的看法,期望日後能再多多相互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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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月重申了北京方面在台灣問題上堅持「一國兩制」構想的決心,此舉讓很多台灣民眾頗為驚詫。鑒於香港爆發的抗議活動,上述言論出台的時機被認為並不妥當。這促使馬英九立即予以譴責,而他本已在消除台灣選民對北京的不信任方面舉步維艱。

「太陽花運動」的領導者之一張之豪(Jiho Chang)表示,習近平的言論,再加上他領導的政府拒絕給予香港居民自由選舉領導人權利的做法,已徹底打消了台灣與北京有朝一日會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實現統一的可能性。

在接受電話採訪被問及「一國兩制」是否仍能在台灣民眾中引起共鳴時,張之豪笑了。

「我很確信,中國會在每件事情上背信棄義,」他說。「中國聲稱希望拉近我們的距離,但鑒於我們看到的香港的情景,這只會讓我們進一步分道揚鑣。」

傑安迪(Andrew Jacobs)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I’m very confident China would break its promises on anything,” he said.

“China claims it wants to bring us closer together, but given what we’ve seen

happening in Hong Kong, it has only succeeded in pushing us further apart.”





另外1個密切注意香港局勢的,就是台灣。北京拒絕信守承諾,不讓香港普選自治,也使得反對馬英九的聲浪被激化。絕大部分的分析家都認為,香港目前發生的事件已經傷害到中國1項核心利益,就是要統一台灣。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月還重申「一國兩制」,想要以此來拉攏台灣。但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結果,讓習近平的這段談話顯得不合時宜。《紐約時報》訪問太陽花運動的活躍人士張之豪,詢問「一國兩制」在台灣是否還能引起迴響。張之豪聞言笑道:「我很有信心,中國一定會毀棄其對任何事情的承諾。…中國口口聲聲說要把我們更緊密地拉在一起,但我們看到香港現在所發生的事,只會成功地把我們越推越遠。」





【後太陽花的運動臉譜】加拿大再好但不是我的家,堅持回來救台灣 - 專訪「雞籠勃露斯」張之豪
by: 吳學展 2014-09-18




張之豪於上週宣布參選基隆市安樂區鶯安里里長。


今年 33 歲,國小畢業時,父母以教育環境為由,全家移民至加拿大,之後於 2004 年回台,參與 2005 年反《反分裂法》運動、將台灣大學濁水溪社復社,也是 2008 年野草莓運動、2012 年反媒體壟斷運動和基隆港西二西三碼頭倉庫保留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同時也是今年 318 反服貿運動的深度參與者。去年在想想論壇「雞籠勃露斯」的專欄發表《基隆港的水,是死的》,該篇文章在網路上爆紅,至今仍穩坐想想論壇單篇文章最高點閱率寶座。


本篇專訪分上下兩篇,上篇主要交代張之豪於大學畢業之前,在加拿大思想啟蒙的過程,即其左派與台獨思想是如何被培養出來,下篇則交代其回到台灣實踐理想的過程。
無從接受起的移民生活


張之豪在國小畢業後,父親便以「國外教育環境較好」為由,舉家移民至加拿大。大約在 1994 年,當時才 13 歲的他,無法理解、也無法接受為何他要放棄自己所熟悉的人事物,到一個陌生的環境求學。當時,父親甚至告訴他:


我們散盡了一切,帶你來到這裡,所以你一定要出人頭地。


他說,他父親就像多數的嘉義人一樣,希望小孩長大以後能夠當醫生。但國中、高中時,張之豪並不愛念書,只能順著父親的期待,選了物理、化學與生物課,但成績一點也不好。到了高三那年,才以刪去法的方式,選了歷史與英國文學等比較讀得下去的科目。他說,那年讀的歷史,範圍剛好是影響台灣歷史非常深遠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高中畢業雖考上約克大學,但家中經濟能力無法支持他離家念書,只好先就近在一間 college 入學。大一那年,張之豪又繼續選了本來就較有興趣的歷史課,以及政治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共產主義的興起,包括國共內戰也跟共產主義有關。我想搞懂這段歷史,又看到政治學在教意識形態,裡面就有提到共產主義,所以我就選了。
遇上「左派」老師


後來,張之豪在政治學的課堂上遇見了影響他很深的老師,「那位老師是個無政府主義者,跟 Noam Chomsky 很好。我上了一個月的課就覺醒了,思想漸漸左傾、並且信奉社會主義。」他還提到,在 1999 年,他們班上的同學還揪團,就這樣跟老師一起從溫哥華到西雅圖去抗議 WTO。


之後進到 UBC(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張之豪也參與了其他運動,例如反對調漲學費。當時,他們就衝進校長室,並占領了一夜。


那個晚上,就是在談木吉他唱歌,還有些同學的父母是嬉皮爸媽,送了很多物資進來,我們也在校長室裡開伙。隔天我們要去停車場堵校長,結果就被警察架開,運動失敗,學費也就漲了。


張之豪的「左派」思想啟蒙,是從課堂、書本上開始的;但相對的,其「台獨」思想之所以發芽,是來自於其生命中有著豐厚的思鄉土壤。
「在我認同民進黨之前,我就先認同台獨了」


在國小二年級之前,張之豪不斷在嘉義與基隆移動,讓兩邊的阿公阿嬤照顧。直到國小二年級,才搬到台北與爸媽同住。「但我在台北市長選舉之前就離開台灣了,所以阿扁旋風對我來說是不存在的。」當時,他非常喜歡口齒清晰的人,而第一個在電視上吸引他的政治人物,是當時新黨的台北市長候選人趙少康,「我還記得我媽當時跟我說,『你看,這個(指陳水扁)也很好!』


「到了 15 歲的時候,我還是對於出國讀書這件事很不爽,但那段期間發生了一件大事:1996 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張之豪說,就在那兩年,海外台灣人社群動了起來,辦講座、出書,「當時我也在圖書館看了很多中文書,前衛出版社出的那些,吳濁流、陳師孟他們寫的。在我認同民進黨之前,我就先認同台獨了。」


當時他的家中是這樣討論各總統候選人的:


我媽超挺李登輝,因為李登輝跟我外公太像了,都受日本教育,嚴肅、又有可以統領一切的氣勢,她喜歡李登輝那些言論,例如『台灣人不是被嚇大的』、『中國是土匪』、『那些飛彈是啞巴彈』。


但我不支持李登輝,因為我那時候已經自我認定為一個極獨派了,我支持的是彭明敏。


張之豪還提到,高中時,他在每個人都會有的自己的櫃子裡,貼上了一面台灣的旗子。


我在高中的時候,就不斷地在政治化我自己,別人玩的東西我也會玩,但在政治上我就是沒辦法停止。我當時就已經認為,什麼國民黨本土派的,都是建國路途上的阻礙。


雖然思想快速且劇烈的改變,並逐漸堅定,可是,「我卻不在台灣」這件事,讓他非常痛苦。


他還提到一段極少與人分享的故事,這發生在他有系統的了解台獨之前。


我媽要離開台灣的時候,二舅很捨不得她,就塞了一些台語老歌的 CD。本來我跟她聽的歌不一樣,有一天我不知為什麼就拿來聽,聽到文夏的《黃昏的故鄉》,我在房間聽這首歌,聽著聽著,然後浴巾就濕透了。


從那刻起,我就對周遭環境非常排斥,為什麼窗戶打開是雪,為什麼往外看都看不到人,我印象中的台灣到處都是人。後來,我下課都就會故意走到車站,人很多的地方,假裝我自己在台灣。


由於生命中不斷遇到與「台灣」、「思鄉」高度相關的事情,所以到了他 15 歲的那年,情緒與能量就通通在總統大選時釋放出來。
為了實踐理念,決定從加拿大回到台灣


後來,張之豪是帶著相對充分的台獨知識進入大學的。為了要做事情,也理解到自己一個人是無法成事的,他便加入了 UBC 的台灣人聯誼會,並且不斷想辦法要把聯誼會政治化。「大三的時候,我就提案要辦 228 的紀念活動,但被打槍,當時大家也吵成一團。這件事之後,我就沒選上副會長了。」雖然一開始就知道這個社群的政治立場與他自己天差地遠,但張之豪還是告訴自己,「我若要組織他們、影響他們,我必須了解他們,並與他們共事。」


事後,張之豪退出了聯誼會,把自己關在圖書館,開始研讀史明寫的《台灣人四百年史》。


我讀了史明之後才發現,原來我的左派思想和台獨思想,是可以合在一起的。


在大學期間,他也曾與海外台灣人社群一起向加拿大的國會議員遊說台灣相關的議題,但他也在這段過程中發現,不管阿扁要推什麼東西,國內始終吵成一團、無法有共識,「因為台灣就是沒有獨立,而主戰場就是在台灣,所以我一定要回到主戰場台灣。」


從移民到加拿大開始,他始終背負著父親對他「出人頭地」的寄望,他也因此把 UBC 念完,並考上加拿大公務員。但考上後,他馬上又寄信給加拿大聯邦政府說他沒有要去工作。


我是要給我爸媽一個交代跟證明,我有能力在這謀生,而且月薪不錯,只是我不要。然後我就回到台灣,申請上了台大政治所碩士班。












張之豪於上週宣布參選基隆市安樂區鶯安里里長。


今年 33 歲,國小畢業時,父母以教育環境為由,全家移民至加拿大,之後於 2004 年回台,參與 2005 年反《反分裂法》運動、創立濁水溪社,也是 2008 年野草莓運動、2012 年反媒體壟斷運動和基隆港西二西三碼頭倉庫保留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同時也是今年 318 反服貿運動的深度參與者。去年在想想論壇「雞籠勃露斯」的專欄發表《基隆港的水,是死的》,該篇文章在網路上爆紅,至今仍穩坐想想論壇最高點閱率寶座。


本篇專訪分成上下兩篇,上篇主要交代張之豪於大學畢業之前,在加拿大思想啟蒙的過程,即其左派與台獨思想是如何被培養出來,下篇則交代其回到台灣實踐理想的過程。
回台找尋「夥伴」


在 2004 年,大學畢業的張之豪回到了「主戰場」台灣,並進入台大就讀政治所碩士班。


回來到現在已經 10 年。回頭看這 10 年,我覺得我有做到我想做的事,可能不是很滿意,但我有盡力在做,運動與政治。


剛回台灣的他,也曾參與過一些校外的泛政治性團體,他也在這段期間認識了「踢爆假學運」的發起人林于倫(按:林于倫現為臺左維新執行長)。


2005 年 3 月,中共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史明等人前往台大校門口展開靜坐。在加拿大時就受史明所著《台灣人四百年史》影響深刻的張之豪,便在回宿舍的路途中,停下車子,加入靜坐。


我在從公館騎車回男四(按:台大學生宿舍)的路上,看到史明他們搭的棚子。我當時的心裡就想,我現在有兩條路,一是騎回宿舍、當作沒這事發生,二是前去面對自己的歷史責任,與史明見面,一起靜坐。我坐下來之後,發現身旁都是中老年人居多。


史明當時總共靜坐了九天,於第二天加入的張之豪,發現周遭來來往往的台大學生,幾乎沒人願意停下腳步關心這群人在做什麼。後來,有位同學不僅「知道史明是誰」,還來向張之豪詢問狀況以及是否需要幫忙。後來,他們辦了燭光晚會,也真的有些年輕人來了,而其中的一些人就成了濁水溪社復社的第一批班底。而那位同學,是現在後門咖啡的執行企劃藍士博。


那七天我都沒什麼睡、也沒好好吃東西。靜坐結束後,史明說:「台灣的知識分子就是講太多,做太少」,聽到那句話,藍士博與我彼此抱頭痛哭,哭完之後,我們就都知道要好好做組織,整個暑假開書單、開讀書會,藍士博堅持要辦紙本刊物《濁流》,濁水溪社就這樣起來。


我那時候就覺得,這個才是我要的,我做了這麼多年的組織,這個才是我要的。
那段乏人問津的「台派」學生組織經驗


他說,當時校園內也有其他異議性社團,但關注的議題較不同,不是那些「318 後的顯學」,例如台獨、國民黨與國民黨殖民體制、歷史意識、甚至是當時被大眾熱烈討論的「大中至正」改名問題。在那段期間,在校園裡的台派,應該就是台大濁水溪社了。


在鄭南榕逝世的某個周年紀念日,在認識鄭南榕的年輕人還不如現在這麼廣泛的時候,我們就辦了鄭南榕的紀念講座、寫文章,也有去鄭南榕紀念館守夜。那個晚上我特別在他的雕像前點了很多根菸,因為鄭南榕喜歡抽菸。


2007 年的時候,我們辦「大中至正」改名的講座,有一群穿著建中制服的高中生來參加。其中一個好奇心特別強烈,反應也特別快,他說他是建青的,他叫陳為廷。


於 2008 年夏天拿到碩士後,在等當兵的過程中,張之豪又遇上了一件改變他人生的事情:野草莓運動。


在 11 月 6 日之前,我先在 ptt2 個版揪了「恁祖媽是台灣人」車隊,去試試看警察是不是真的會搶國旗,結果證明是真的,不是媒體作假。後來,台大社會系的李明璁教授就連絡我,認為該搞個運動。


11 月 5 日晚上,我們在台大社會系開會,李明璁回去他研究室上 ptt2 PO 文。每過一陣子,他就跑下來說「兩百推了!」、「五百推了!」,而且那些推文都是有寫系級、有署名的。隔天早上就去了,人超多,大概五百個吧,我們在那之前,除了樂生大遊行以外,從沒看過這麼多學生出來跑運動。


在運動剛開始時,張之豪便把麥克風交出去。「我的啟蒙對象是無政府主義。只要有明星出現就會讓權力集中,我當時對扮演這個角色很不自在。」


而張之豪也說,經歷了這場運動後,便進入了一種「運動圈的邏輯」,經常參與各種運動。


至於為什麼在 2012 年發起了反媒體壟斷運動,他是這樣回答的:


我本來就很討厭這幾間媒體,有些媒體就是長期對民主化有高度敵意,從本土政權上任第一天就開始罵,但這些爛媒體之中,竟然還真的有最爛的。看香港那樣,台灣也快變那樣了,中共已經明確的要把手伸入台灣媒體了。
生活在基隆,思考、寫作、挽起袖子做


張之豪雖然在碩士畢業前就已搬回基隆,但他其實並沒有對基隆的地方政治有足夠的參與。「偶爾在臉書上寫些基隆的觀察,像是基隆女人抽菸的比例是在台灣來說,非常高,這是很有趣的現象小觀察。」


直到去年,想想論壇總編賴秀如發現了張之豪的臉書,並邀請他在想想論壇上開個以基隆為名的專欄。他思考之後,認為他長期以來取之於基隆,卻未回饋給基隆,便答應了,並將專欄名稱命名為「雞籠勃露斯」。


我為了寫基隆林番王的故事,翻了聯合報將近 10 年、共六七百則的新聞。


但我越書寫基隆,就越覺得應該要對得起基隆,所以量就越來越少,不太敢亂寫。


看著基隆港沒落,以至於基隆的沒落,張之豪認為這就是基隆地方政治日益頹敗的重要原因。


由於基隆港的沒落,造成基隆「不受黨國恩庇侍從體系豢養的」中小企業與中產階級紛紛出走,這讓基隆變成只剩統治集團與藍領階級。沒有銀彈的支援,當然沒有人有辦法當地政治注入新的活水。


基隆,是台灣最早開始M型化的社會之一了吧。


回到基隆後,張之豪在今年二月發起了「保留基隆港西二三號碼頭倉庫」運動。該運動後來上了聯合報的頭版,但其實就連他也認為,這件事整個台灣的社會不算真的如此重視,但在運動策略上,有挑動了文化部與基隆市長選舉等敏感的神經,以及身為運動者的他,刻意以有別於傳統政治經濟學或都市更新的分析方式,改以包含訴諸歷史情感、生活記憶式的書寫,因此讓人比較容易對此產生共鳴。


我既然是這樣寫的,也這樣想的,所以我當然也要這樣做。
十年的洗禮,換一場成年禮


回到家鄉基隆做的第一場運動,張之豪把它當作是自己的成年禮。雖然基隆距離台北僅三、四十分鐘的車程,但基隆對於台北來說卻如此遙遠,「難道全臺灣裡,像基隆這些小鄉鎮沒有問題嗎?只是這些問題沒有被議題化而已!我知道這是我的責任區域,我不可能跟他分開。」因此,有別於過去「要做什麼事,我都有伙伴」的經驗,這次的運動,張之豪必須樣樣都自己來。


我一直都相信我要自己做組織,我不要一直跟這些舒適圈的人混在一起。


張之豪作為一個 318 反服貿運動的深度參與者,並根據本系列專題的包裝,當然也要問問他對於太陽花運動的看法,以及太陽花運動與他的關係。


我是將 318 視為這一代的運動青年,這麼多年來運動的成果。對我來說,這就是一路以來,我們所有人所做的點點滴滴的累積。


也正是在那段往返基隆與立法院的過程中,讓張之豪更下定決心要留在基隆。


在我每次回家洗澡後,又要再去立法院的同時,在基隆的某個地方,也有很多人正要去立法院,或是有些在立法院的人正要回基隆洗澡休息再戰。


我們這些基隆年輕人就在彼此附近,但我們卻不認識彼此。我們都到台北參加這件事,救這個國家,但這個城市誰來救?我們看到立法院很爛,可以去佔領它,但市政府呢?市議會呢?我們難道要視這些腐敗於不顧嗎?


從二月發起基隆港碼頭倉庫保留運動時,只有五個年輕伙伴的狀態,經過 318 之後,從五個人變成 20 個人。


這些人受到這個時代的召喚。但在還沒有這個時代的時候,我們就努力想要創造這個時代。
做社區營造,才能讓台灣人成為真正的台灣人


從在加拿大受到左派與台獨思想的啟蒙,於大學畢業後決定回到台灣,參與了 10 年的社會運動後,張之豪在 33 歲的時候,決定參選基隆市安樂區鶯安里里長。


要相信自己可以組織,過去這十幾年,我都在訓練自己變成這樣的人。那,訓練了半天,總要發生吧?看來就是現在了。


嘴上總說著台獨,也經常參與全國性的議題,但張之豪最後卻回到基隆參選旁人眼中沒什麼政治權力的里長。對他來說,這不是衝動,而是一條能夠具體實踐理想的道路。他認為,一般人常說的社區營造,到了都會區以外的地方,社區意識與人情網絡,卻變成了利益交換的籌碼,不是一個健全的社區該有的樣子。


傳統的台灣社會也是個高度互助的社會,但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很不幸的,被形塑成了黨國恩庇侍從體系。在這種結構限制下所做的,很多時候仍無法突破這個體系的支配,也許只能對這個體系抓癢,而無法一刀切入。


現在來參選里長,就是想刺它看看,也許他皮粗肉厚,這一刀會劃不進去,但總要劃劃看,劃下去才知道刀夠不夠利。若到時時候被證明我們的刀還不夠利的話,也沒關係,我們就再磨,磨到夠利為止。


他認為,若要達成台灣獨立,就是要做社區營造,才能讓台灣人成為真正的台灣人。在成為好國好民之前,要先成為好里好民、好區好民、好市好民。「從上往下做的人才濟濟,但從下往上的,吃力不討好,那就讓我們這種人來。」


儘管之前曾以宏觀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分析基隆與台北之間城鄉差距的問題,以及基隆中壯年人口流失的問題,身為一個里長參選人,他將自己提出的政見形容為「一個矛盾的政見」。其政見之一是要將該里的候車亭蓋得更大更好。


大的悲哀是基隆人必須要通勤去臺北工作,而這些國道客運就是要把我們基隆人載去台北工作的。在我尚未能改變這個大的悲哀以前,我們至少要先解決小的問題。讓我們在去臺北的路上,至少更有尊嚴,更舒適一些。


他期待,先從小的地方做起,讓每個人都相信,在自己的能力範圍,這樣的改變,是真的能夠做得到的。若是一個小小的里可以改變,那一個城市又何嘗不行?


我早就知道我不會是馬克思,我比較想要實踐,但我也不是個喜歡打打殺殺的人,所以我也不會是格瓦拉。但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天,一定要有人守護基隆的話,我們總不希望是個別的地方的人來做這件事吧?


(圖片來源:張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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