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7日 星期三

Sylvia Plath, Marilyn Monroe, Janis Joplin and Frida Kahlo,

這一類才女/紅顏薄命者,在Wikipedia都友立傳。


When Diane Arbus died in 1971, she joined a pantheon of distraught, creative women, including Sylvia Plath, Marilyn Monroe, Janis Joplin and Frida Kahlo, who all died prematurely

2016年7月24日 星期日

賀衛方。胡錦濤家。中共楊白冰、楊尚昆


美国之音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杨白冰1月15日逝世,终年93岁。

中国官方新华社当天宣布了他去世的消息,称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指导者”“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身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杨白冰上将在1989年中共出兵镇压六四民主示威运动后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的哥哥、国家主席杨尚昆出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 要职。当时,江泽民刚刚被邓小平提拔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根基还没立稳。人们把掌握军权的兄弟二人形容为“杨家将”。

1992年,杨白冰被邓小平剥夺了军权,第二年正式退役。杨尚昆也在1992年中共14大后退休。杨家兄弟失势后,江泽民的权力得到了巩固。杨尚昆在1998年去世,终年92岁,死时享受“无产阶级革命家”尊号。




胡錦濤下台了我才發現沒為他開一傳記/傳說網頁

今天讀這則2011想的是胡錦濤做得到   溫家寶做不到.


胡錦濤的女兒胡海清 
        發佈人:安萍 時間:2011-10-19 20:08:3 
胡錦濤的女兒胡海清,到美國後改名胡曉樺(Hu Hsiao-Hwa),出生於1972年,1989 
年―1993年就讀於清華大學熱能工程系空調專業。 

她不僅學習好,而且為人隨和、低調,在校期間跟另外四個同學住一間學生寢室,週末 
騎一輛舊自行車回家看父母。四年間,沒有人知道的家庭背景。 

畢業後胡海清要出國攻讀MBA,父親胡錦濤堅決不讓。女兒雖與父親大吵一頓,但還是 
執拗不得,只好在上海上市的高科技公司清華同方找了一份工作。 

半年後,胡海清利用單位外派的機會,瞞著家裏來到比利時,準備在比利時學習MBA。 
三個月後,父親得知,大發雷霆,要求馬上回來。 

迫不得已,胡海清又回國工作,先後在兩家外企工作。1995年,在位於上海的中國歐洲 
工商管理學院註冊,完成MBA課程,拿到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茅道臨,1963年生於上海,1985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電腦系,1987年留學美國,後獲 
斯坦福大學工程經濟系統碩士。1993年任華登國際投資集團副總裁。1999年年初加盟的 
四通利方公司(新浪網前身),任營運長。 

茅道臨臉龐瘦削,禿頂,戴眼睛,別說稱不上帥哥,就連一般女人都覺得他“毫無情 
趣”。但茅部長這個人十分精明、做事可靠,為人特別低調。 
他說話辦事有條有理,活潑敏捷,而且好動。正是憑著這些特質,使得茅部長深得器 
重,晉升很快,曾掌管數億美元的投資,而本人也收穫頗豐。茅部長一直沒有成家,對 
女人來說,這是一個克拉級的王老五。 

因緣巧合,1988年,茅道臨認識了胡海清。當得知胡海清的家庭背景後,時年35歲的茅 
便開始對26歲的胡展開了強大淩厲的愛情攻勢。憑著機敏的頭腦已經豐富的經驗,不久 
相貌平平的茅道臨就虜獲了胡海清的芳心。 

愛情在順利進展,但是胡海清並未將此事告知家裏。在她的心目中,父母對她的要求太 
多了,她不想成為別人的政治代價,她想有她自己自由的生活,父親的多次干涉使得她 
十分厭惡,因而她決定一切都自己來。 

不靠家裏,但也絕不要家裏干涉。於是,胡海清開始做生意。茅就給她指引了一條發財 
之道。當時,醫改還沒有進行,很多醫院都對外承包。茅要她去承包醫院,而第一個選 
定的目標就是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 

當時哈醫大院方並不想承包,但是胡海清找到了她的田鳳山叔叔。這位田叔叔時任黑龍 
江省省長。田叔叔和胡錦濤曾同是封疆大吏,關係尚好。眼見胡錦濤即將登頂,便不遺 
餘力為他的女兒大開綠燈。 

先是通知下面,做好哈醫大向外承包的準備,接著打電話給三家國有銀行,要求貸款5 
億人民幣給胡海清。 

而茅道臨則拿出一個億給心上人以示忠心。就這樣,胡海清意氣風發的準備用6億元承 
包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事實證明,茅的投資眼觀及其獨到,如果當年承包成功, 
十年後這家醫院的年產值已經十個億了。 

可是,這件事情讓哈醫大前院長金錚知道了。他覺得這樣幹不好,一個是他認為哈醫大 
附屬醫院不能承包,另一個是他認為這件事對胡錦濤的影響不好。於是,就找到了當時 
任中紀委書記的尉健行,因為尉也是從哈爾濱出去的,曾任哈爾濱市副書記。尉健行就 
把這件事轉告了胡錦濤。 

胡錦濤再一次大發雷霆,勒令退出,並把田鳳山一頓訓斥,要他馬上停辦此事。胡海清 
的如意算盤再一次落空,但她不甘失敗,又繼續開始承包深圳人民醫院。這一次沒找 
人,全都是自己弄得錢。但還是被乃父阻止。胡海清不由得仰天長歎:為何生與帝王 
家? 

雖然茅道臨指點胡海清承包醫院不順,但是茅道臨與胡海清戀愛的事情對茅道臨的事業 
還是有極大幫助的。由於這層關係,2001年6月,新浪董事會在逼走新浪創始人之一的 
原CEO王志東之後,馬上提拔茅道臨為CEO。 

這能說跟胡海清的家庭背景沒有任何關係嗎?茅道臨也確實有兩下子,上任後不久,新 
浪的財務收入止跌回昇,並實現連續5個季度的持續增長。令人刮目相看。 

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胡海清和茅道臨的戀愛消息終於被胡錦濤得知,又是大發雷霆, 
堅決不准。這一次胡海清沒有讓步,寧可斷絕父女關係。後在其母的勸說下,胡錦濤在< BR>家親切接見了茅道臨,不得已同意他們的戀愛關係,但是要求茅道臨不要顯山露水,儘 
快退出新浪。茅道臨只好答應,但說需要一點時間。 

此後,胡海清屢次被父親召見,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從權術到厚黑,從韜光到低調,不 
厭其煩的為其分析形勢,終於打動了胡海清,知道其父不易,開始站在乃父一邊,勸說 
茅道臨離開新浪,退出商界,過隱居生活。而茅道臨做為男人,對於事業總是看得很 
重。可是,另一方面,又不能得罪其父,便採取了拖字,虛與委蛇。 

就這樣,胡海清在其父催促下,不斷催促茅離開新浪。而茅一拖再拖,到了2003年。胡 
海清再也不耐煩了,在其父的嚴厲警告下,對茅道臨下了最後通牒,新浪與我,請選其 
一,馬上給出答案,而且要求從此淡出商界。 

在這種情況下,茅道臨又親自去見胡錦濤,想再次溝通,無奈胡錦濤態度堅決,這才使 
得茅道臨不得不重新衡量。選擇新浪,必定離開胡海清,可是離開胡海清自己在新浪乃 
至中國還有什麼價值?誰還肯把自己奉若上賓? 

其次,自己在這兩年的新浪工作中,也得罪了管理層一批人,一旦自己再和胡海清分 
手,這不得馬上就是王志東第二? 

左思右想,罷罷罷,有了胡海清這顆大樹,走哪還不開花?於是在2003年5月11日在美 
國舉行的新浪全體會議上,茅道臨提出辭職。 

新浪也馬上批准了他的辭呈,因為新浪也得到了胡海清父親胡錦濤的態度。接著,茅道 
臨又得到了陽光文化集團董事會主席楊瀾簽署的卸任書,辭了執行董事一職。他在國內 
就沒有任何職務了。 

不久,茅道臨把新浪的個人股份賣掉37.5萬股,變現1687.5萬美金。手中還留有90萬新 
浪股,價值4500萬美金。此時茅的個人財產已經逾億,想必胡海清也非貪婪之人,覺得 
這些錢足以享受生活。 

拿著一大包錢何去何從?在國內不但茅道臨再找不到合適的位置,而且無數家企業高薪 
聘請胡海清也都被胡錦濤阻擋。於是茅道臨提議回美國過隱居生活。 

胡海清通知其父,胡錦濤堅決不許,無奈胡海清心意已決,寧可棄父,不能棄夫,自認 
為這個家庭付出許多,應該有自己的生活。於是當即便和丈夫去了美國,當年在夏威夷 
悄悄結婚,過著隱居的生活。 

時至今日已經8年,綠卡也已拿到。其父胡錦濤鞭長莫及,打不得罵不得,屢次召回, 
無功而返。胡海清的這一做法,使得海外媒體對胡錦濤議論紛紛。國內也成為政敵不斷 
攻擊的口實。 

胡海清有錯嗎?追求自己的愛情與自由,沒有利用公權貪贓枉法,這在當今的中國已經 
難能可貴。可到頭來還是落得個如此下場,何其哀哉?套用一句不恰當的詩“紅顏未老 
恩先斷,最是無情帝王家。” 

胡錦濤如此要求有錯嗎?沒有,可還是落的個女兒離家出走,要知道就這一個閨女,可 
是他們夫妻的掌上明珠! 

怎麼說呢,政治的殘酷常人難以想像。特別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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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
將罪犯放逐到偏遠處。漢書˙卷二十六˙天文志:「八月丁巳,悉復蠲除之,賀良及黨與皆伏誅流放。」

報導者 The Reporter  2016.7.25
「殺人了!殺人了!」1989年6月4日清晨,賀衛方被激烈的敲門聲驚醒,只見學校廣場上躺著5具年輕屍身,鮮血染紅地面。
他不懂,「為什麼其他國家可以逐漸走向限制政府的權力,走向任何衝突都可以接近和平的解決,而...中國還是一個野蠻國家、還處於叢林的狀態?」那5具冰冷的屍體,就這樣推著他一次又一次挑戰中國司法與恐怖體制...

這些年,中國司法改革進三步退兩步,影響外溢到港台,「被道歉」事件頻…
TWREPORTER.ORG|作者:報導者 THE REPORTER

中国 | 2009.03.17

贺卫方赴新疆任教 自认并非“流放”

据中国媒体报道,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日前被派往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两年。贺卫方被认为是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去年他曾准备从北京大学 调动去浙江大学任教,后来江大学因一些"未知原因"浙中止调入贺卫方。外界有猜测认为,贺卫方被派往新疆支教是因为他平时的自由派言论惹恼了有关当局,还 有人猜测是因为他参与签署了《零八宪章》。德国之声记者电话采访了目前已经抵达新疆石河子大学的贺卫方。

德国之声:去年我们听说过您想调到浙江大学任教的消息,后来不知为什么这个调动没有成行。今年3月初又听说您被派往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您能讲一下整个事件的原委吗?
贺 卫方:去年4月份我也接受过你们的采访,那时候我的工作就已经在调动中,从北大调往浙大。调动的过程其实并不是很顺利,北大这边的同事们都挽留 我,不愿意我走。但是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要过去,因为浙江大学准备建立一个新型的法学院,有一些吸引人的办学目标,所以我就决定离开北大。6月份的时候手 续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到了8月,事情出了些变故。浙江大学从刚开始非常热情地希望我去,后来变成不能接受我了。我感到特别的困惑。随后的结果就是,北大这 边的同事说,不成的话就回到北大吧。12月上旬我正式回归了北大。现在到石河子大学这边不是调动,而是临时被派遣过来支援石河子大学的建设。北京大学和石 河子大学之间有个长期的合作关系,我应该是常规派遣的一部分吧。
德国之声:您的朋友在互联网上撰写文章说,您自称"口蹄疫患者",因为仗义执言"总捅娄子",所以被称为"总统"。当初您想离开北大去浙大任教和"总统"有关系吗?
贺 卫方:没有。我从北大到浙大完全是自愿的。我自己想有个不同的环境。因为到去年为止,我在北京已经呆了26年,多多少少觉得人一辈子不能在一个城 市里生活的时间太长。这和我发表的言论没有任何关系。这次派我到石河子大学来,我并不了解背景是怎样的。从一般的道理来说的话,总会有一些老师过来。我觉 得,从学校的角度来讲,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一个很正常的安排。
德国之声:现在网上有人把您这次"西出阳关"称作"流放",说您变成了"守边老鹤",但是也有人说不要进行过度地政治解读。您自己怎么看这次的"西行记"呢?
贺 卫方:的确我觉得现在网络上的言论非常多样化。另外今年也是个"多事之秋",去年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些人冷不丁地听到我被派遣到新疆来,可能这 里面有哪些政治背景。之所以出现很多猜测,是因为如果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肯说出来。我还是倾向把它作为一个比较正常的工作派遣来看,大家都 要轮流来一下,而且5年前我来过石河子大学,参与一项学术活动。那时候这边的同行朋友都希望将来有机会我来做一段时间教学。所以,可能解释得过分的政治 化,并没有太多的好处。
德国之声:您以后还会继续当"口蹄疫患者"吗?
贺卫方:(笑)去年我在工作调动过程 中遇到很多麻烦的时候,还是一直坚持直率地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我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客还是经常对中国司法改革最 近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方向性的一些问题提出坦率的批评。我并不觉得这会影响我按照以前一贯的风格继续发言。关键我想,稍微理智些的人都可以看到,我发出 的观点都是非常建设性的,特别注重建立一个制度是否既有助于保障人权,同时也有助于提升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公信力。我并不认为这样的做法应该改变。
德国之声:北京大学自称是中国民主科学思想的发源地,但现在是在北京大学发生这种背景不详派遣您去新疆支教的事。您觉得这对北大来说是一种讽刺吗?
贺 卫方:这所大学从历史上来说具有非常好的一种传统。最具有感召力的就是它对学术自由的坚持、对于大学独立的坚持。1949年以后的北京大学和过去 的北京大学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断裂。在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北京大学并不能变成一个是世外桃源。它只能是在这样一种体制下的大学,原先所坚持的 传统在49年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一种被批判的被排斥的东西。我自己感受到的情况是,在过去的这些年间,北京大学的校园、教师群体还是在努力寻求回归某些传 统。但是这个过程看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大的体制还存在一些非常严重的制约。我想,我也好我的不少同事也好,大家都在努力地一点一滴地积累,去改变它。不是 特别容易,但是大家都去坚持都去努力,总会有一个更加光辉的明天吧。
作者:洪沙 责编:叶宣



賀衛方(1960年),山東牟平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法學家,《中外法學》主編。網名守門老鶴。2001年第一期《中國青年》把他列為「將影響21世紀中國的100個青年人」之一。

目錄

生平

事件

  • 1998年在《南方周末》發表《復轉軍人進法院》一文,引起軒然大波,並引發大家對中國法官制度的思考。
  • 2003年孫志剛事件中與另外幾位教授上書,建議啟動憲法規定的「特別調查委員會」。
  • 北京大學一塌糊塗BBS遭封,賀衛方致信許智宏校長,表示異議。
  • 他參與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組織法草案里,各級法院的名稱沒有前冠人民二字。
  • 2005年6月23日公開聲明暫停招收碩士生,被認為是對現行招生體制的質疑。
  • 2005年12月25日就武漢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周葉中剽竊事件發表文章「周葉中教授事件及其他」,嚴厲聲討學術腐敗。
  • 2007年2月其講述章詒和著作的貼子(發表在新浪博客上)被無故刪去,賀與三位人士發表抗議聲明。
  • 2007年底,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院長孫笑俠邀請時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的賀衛方加入光華法學院,以期共同實現教授治校的理想。2008年7月,《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等媒體報導了賀衛方將辭去北大教職南下浙大。11月,華東政法大學楊師群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稱,辭去北大教職的賀被浙大拒收,「正處於無單位生存的尷尬境地」[1]。幾日後,賀衛方在博客里委婉向外界表示自己沒有去浙大,仍然居住在北京[2]。2008年12月16日,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表示賀衛方已回北大任職。
  • 2009年3月賀衛方赴新疆石河子大學支教,據賀本人表示,預計將會在石河子大學任教兩年。
  • 2011年1月回歸北京大學。
  • 2011年4月,賀衛方發表《致重慶法律界的一封公開信》,就當時重慶的「唱紅打黑」發表了個人看法。並告誡王立軍,沒有獨立司法就沒人是安全的。[3]

著作

  • 《司法的理念和制度》
  • 《法邊餘墨》
  • 《具體法治》
  • 《運送正義的方式》
  • 《超越庇里牛斯山》
  • 《四手聯彈》(與章詒和合著)

參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向楊用台語寫詩給屈原;阿盛VS.向陽/存活自在,老而無憾、石曼卿(994-1041)




林淇瀁

阿盛VS.向陽/存活自在,老而無憾
2016-07-25 聯合報 侯延卿報導

去年趨勢科技舉辦的文學劇場,向陽客串陶淵明,被指定用台語念〈歸去來詞〉,向陽覺得用念的太無趣,索性用自己的方式演唱。今年六月「星期五的月光曲」朗誦作家為阿盛和向陽,由許悔之主持。許悔之和副刊主任宇文正為了誘引向陽開嗓在朗誦會上高歌一曲,開場前兩人對著向陽合唱了他的詩作、李泰祥譜曲的〈菊嘆〉,和聲優美,歌者如醉,聽者如癡,可惜向陽依然不為所動。


阿盛這次朗讀散文〈燕窩記〉,一上台先揶揄許悔之少年時期比現在帥多了,現在是「還可以」。阿盛與向陽是四十年的老朋友,他說向陽年輕時「人模人樣」,他自己也是,但最近幾年比較遜色了;年輕時兩人好像意氣風發不得了,但其實也不怎麼樣。阿盛住中和,平日四處觀察燕子的作息與樣態,十幾二十年才寫出一篇〈燕窩記〉,他感慨寫作是一種不符合成本效益的差事,投資報酬率甚低,向陽更可憐,寫詩稿費更少。阿盛一連串自虧與虧人之語,引得滿堂爆笑不歇。

向陽讚譽阿盛的〈燕窩記〉乾淨俐落,是燕子的起居注,不但把燕子寫得傳神,同時寫燕子又好像在寫人,阿盛不愧是文學名家。許悔之說阿盛作品中總有高度的人生智慧,文中提到蘇州人吵架像台灣人的尋常問候,也讓許悔之憶起多年前與攝影作家張耀在蘇州一家餐廳吃飯,聽到外面有一男一女說著吳儂軟語像在談戀愛,講了很久,他好奇出去一看,原來是兩人機車相撞在吵架。

向陽這次朗誦兩首詩和一篇散文,〈南方孤鳥〉用台語寫屈原,也是為趨勢科技今年的文學劇場而作;〈永遠的一天〉係國家人權館一場紀念音樂會邀請向陽寫一首歌詞,獻給曾關在綠島的政治犯,由於受害者包含原住民、客家人、本省人、外省人,為了讓大家都聽得懂,所以向陽用國語寫;〈山村車輄寮〉則是抒發思念童年故鄉之情。

朗讀之前,向陽聊起阿盛讀大學時寫了一篇〈廁所的故事〉讓楊牧驚為天人,阿盛從此「麻雀飛上枝頭變鳳凰」,中時、聯合兩大報搶著拉他去當副刊編輯。阿盛的際遇,讓服完兵役之後工作不太順遂的向陽極為羨慕。向陽初入社會,在海山卡片公司寫文案,依據攝影師拍的照片寫出感性的詞句,再交由公司裡一至四樓、從高中到大學各年齡層所有女工讀生投票,若投票不通過就必須重寫。公司裡的「公民投票」成了向陽的噩夢,反覆寫一些看圖說話的文字,向陽自己都覺得窮極無聊,因此他決定參加文學獎。1980年他以敘事詩〈霧社〉獲得時報新詩組優等獎,在報上刊出時,當時評介這首詩的人就是阿盛。兩人的緣分真是深長。

向陽小時候,家中經營南投縣鹿谷鄉山上產茶區唯一的一家書店。他從國小三年級開始看課外書,十三歲已把家裡的書都看完了,便劃撥郵購了一本屈原的《離騷》。收到書打開一看,竟是一本明朝的木刻版,沒有標點符號,也沒有註解。為了搞懂內容,他與這本「天書」搏鬥了半年。先查字典,再從斷句著手,凡是看到「兮」字,多半就是可下標點之處。單字、單句看懂之後,整首詩還是看不懂。乾脆抄下來、背下來,仍然不懂。最後他做了人生最不可原諒的決定:他決定要當詩人。

溪頭的妖怪村是文創產業的奇蹟,向陽家在妖怪村正對面,他的弟弟也是詩人林彧在家賣茶,向陽開玩笑:「真正的文人在對面,卻遠不如妖怪。」不過,如同許悔之說「語言很神奇,可以承載大家的記憶」,詩人的作品,絕對能比妖怪流傳久遠吧!



阿盛VS.向陽/存活自在,老而無憾 | 閱讀 | 聯合新聞網
去年趨勢科技舉辦的文學劇場,向陽客串陶淵明,被指定用台語念〈歸去來…

HTTP://UDN.COM/NEWS/STORY/7048/1849921|作者:UDN.COM 聯合新聞網








林淇瀁新增了 2 張相片
在鳥聲中醒來,清晨的暖暖山村,涼風習習。耳順添一,又是新歲的開始。


今天整天只有一件事,從早上到晚上都得在中山堂度過。趨勢經典文學劇場《屈原,遠遊中》首演,因趨勢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陳怡蓁盛情,要我客串,在劇末念一首給屈原的台語詩,雖只是客串,一樣得彩排,為此我的今天就整個獻給屈原了。


我十三歲時因為誤會,在南投山村車輄寮向台北重慶南路的出版社郵購屈原的《離騷》,收到書後,發現是明刻版複印,沒有註解、沒有注音,宛然天書。年少好強,背誦之不足,復又抄寫之;儘管如此,還是不懂,因而懵懂做下了影響此生的決定:我要當詩人,像屈原那樣寫一本讓未來十三歲的小孩也看不懂的詩集。


於今看來,這決定天真而荒謬,卻已成舟,無法翻轉了。從十三歲至今,我的人生之路雖然轉折甚大甚多,唯一不變的是,一直在詩的路上前行;我的詩作其實也不多,但詩人之夢未了,構想中的詩作也尚待書寫,這條人煙稀少的小徑也只能繼續走下去了。


屈原對我的影響甚大,卻也說不清影響何在?我的台語詩、我的十行詩,都有效式《離騷》的影子。老友詩人蕭蕭、渡也均曾撰論文論我詩作與《楚辭》的關聯,承他們看重,我只敢承認,大學時我開始台語詩的嘗試,屈原的「楚語楚聲」的確讓我壯膽不少。這得感謝屈原那麼早就走入我的童稚之心。


這次趨勢經典文學劇場推出《屈原,遠遊中》,怡蓁限定我用台語寫詩給屈原,卻讓我焦慮多月。寫詩給屈原,對我來說就是一大難事(我從未動念寫詩給屈原);用台語寫詩給屈原,更是困難。於是磨蹭再三、拖遲既久,直到前數日才完成,得四段四十八行,題曰〈南方孤鳥──寫予屈原〉,再用鋼筆書寫,交給趨勢的工作人員帶回。(圖下)


昨天演出前彩排,首次朗讀這首台語詩,背景就是我的手稿(上圖)。兩千三百年後我在離屈原甚遠的台灣,用台語唸寫給他的詩,也不知他能不能聽懂?


* 今天的《屈原,遠遊中》下午、晚上各有一場,不知還有沒有座位?

* 5/21(六),還會移師高雄社教館演出(日光14:00/星光19:00),目前尚有座位,有興趣的朋友得快報名:

https://www.trend.org/course/donate.aspx?aid=18
















------2011.3.19四十年幾前 初中石 國文老師教我們歐陽修的祭石曼卿文
今天讀 范仲淹送石曼卿



河光獄色過秦關,英氣飄飄酒滿顏。
賈誼書成動西漢,謝安人笑起東山。
亨途去覺雲天近,舊隱回思水石閑。
此道聖朝如不墜,疏封宜在立譚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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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昜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
   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彿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 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 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
  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饗!(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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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曼卿

  石延年994-1041 字曼卿。宋城(安徽阜陽,一說河南商丘)人。文學家。徙居宋城。屢舉進士不第。初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鄉縣,有治績。曆大理寺丞、秘閣校理、太子 中允,建言加強邊備,以禦夏、遼。元昊攻宋,奉命赴河東徵集鄉兵,得數十萬。又請遣使勸回鶻出兵攻西夏。文辭勁健,尤工詩,善書法。

二、生平經歷

  

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 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啖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 之乃知劉、石也。
  其才氣在當時廣為人知,眾多文人都與他交好,從很多詩文我們可以看出,如歐陽修的《祭石曼卿文》,梅堯臣的《吊石曼卿》,蔡襄的《哭石曼卿》等。
  天若有情天亦老,出自李賀的詩《金銅仙人辭漢歌》。
  這句話在古代就早已聞名,很多文人雅士就以此為上聯,做對子,看誰對得好。石曼卿對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一語既出,驚動四座,眾人皆五體投地。
  這件事記載在《蓼花州閑錄》中。

三、軼事

  學士石曼卿好酒善詩,談吐幽默。一次,出遊報甯寺,馬夫疏忽,馬受驚躍起,石學士被摔下馬來。隨從慌忙將他扶起。許多看熱鬧的人以為他定要大罵馬夫了。不料他只是指了指馬夫說:虧得我是石學士,要是瓦學士,還不是摔得粉碎?
  《資談異語》載曼卿戲言”:
  石曼卿善謔,嘗出禦馬,一日失鞍馬驚,曼卿墜地,從吏慌忙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是瓦學士,豈不跌碎乎?表示不介意了。自然,幽默,大度。

四、石曼卿與石棚山

  在石棚西南不遠處,聳立著一塊大招頭崖,向陽背風,前臨一片較為平坦的芳草地。遊人休憩此間,面對遮滿視線翠屏般的南山,便會產生溶入青綠色彩之間的超凡感覺。傳說當年石曼卿常在這裏讀書彈琴,飲酒宴樂,故明代人于古石壁間刻了六個擘窠漢隸石曼卿讀書處,深入石骨,古樸可愛。
  石曼卿,名延年,曼卿是他的字。他生於北宋淳化五年(994),卒于康定二年(1041年)。他的祖先為幽州人(今北京一帶),因避契丹之亂舉家南遷,在宋州的宋城(今安徽阜陽市)落了戶。
  石曼卿有個好友叫范諷,曾任官職,但被人汙告,石曼卿為好友范諷說了幾句公道話,也受到牽連,從京城貶到海州,做一個小小的通判。通判是知州的副手,還有監察當地官吏的職責,又稱監州。
  石曼卿是當時著名的文章高手,詩人和書法家,著有《石曼卿詩集》行世。石棚山風景俏麗,又離州城較近,便成了他經常遊樂的去處。
  石曼卿最值得後人景仰的事,乃是他那錚錚鐵骨和拳拳的報國之心。北宋景祜五年(1038年), 西夏王改稱皇帝,定國號為大夏,表示他與北宋完全處於對等地位。自康定元年至慶曆二年,西夏每年對北宋都要發動一兩次大規模的軍事侵犯,常常把宋軍打得大 敗。石曼卿受命於危難之際,很短時間內,便在河北、河東、陝西等地組織起來幾十萬大軍,開往前線抵禦西夏。皇帝因此賞賜他緋衣銀魚,方準備重用的時候,石 曼卿卻一病不起了。正是:壯志末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沾襟!
  石曼卿去世時才四十八歲,當是官至太子中允、秘閣校理。

張富美,黃天福,陳水扁,李逸洋

民報
凱達格蘭基金會日前修改章程,將凱校正式納入編制,23日董事會決議,原任校長張富美予以解任,由金恆煒接任校長


凱達格蘭基金會日前修改章程,將凱校正式納入編制,凱達格蘭基金會23日經董事會決議,原任校長張富美予以解任,由董事長高志鵬提名,聘任前總統府國策顧問、該會董事金恆煒為凱達格蘭學校校長。

凱達格蘭基金會於6月4日舉行募款餐會,前總統陳水扁配合中監要求,在會場旁小包廂與支持者會面,餐會大爆桌到200桌,《風傳媒》在餐會前報導「沒拿扁辦一毛錢 凱校要和陳水扁「劃清界線」」,內容指稱,凱達格蘭基金會募款餐會大動作,卻給凱達格蘭學校帶來不小困擾,因凱校和凱達格蘭基金會並無財務關係,而不少人認為,出席餐會,就是支持凱校。

對此,凱校前校長張富美本月20日發表一封給凱校全體校友的公開信,駁斥該報導是媒體誤解自行下標,並不是她的真意,她也已去函媒體澄清,她表示,凱校是陳前總統於2003年創辦,既不是為了他個人,也不是為了民進黨,而是為了台灣。

張富美指出,在2008年凱校因故停辦課程3年多,但歷屆校友推動恢復學校運作,2011年她親赴台北監獄,徵得陳水扁同意後擔任校長一職,五年來從未支薪,也沒有支領任何車馬費,2011年復校之初,所有經費皆由她獨資挹注,嗣後財務由歷年校友捐助與學員所繳研習費支應,從未接受任何政黨或政府經費補助。

張富美說,自2011年復校以來,財務與人事皆與凱達格蘭基金會分別運作,她說「凱校不是黨校,也不是扁校」,既是客觀事實陳述,也是陳前總統創校初衷,媒體所謂「要和陳水扁劃清界線」並不是她的真意。

凱達格蘭基金會24日發表新聞稿表示,陳前總統為推動台灣民主深化,一手擘劃創辦凱達格蘭學校,為一非官方教育推廣及政策研究機構,不隸屬任何政黨、個人,2003年創辦時隸屬福爾摩沙基金會,2005年改隸凱達格蘭基金會,2008年以前,創辦人陳水扁每年支持凱校約數千萬經費,2011年重新開課後,仰賴學員研習費用及歷屆校友捐款支持,維持校務運作,惟財務自主並非獨立脫離。

凱達格蘭基金會23日召開第六屆董事會,正式決議,原任校長張富美予以解任,聘任金恆煒為新任校長,基金會表示,張富美是台灣民主運動前輩,操守人品與專業能力廣受肯定,曾任北市訴願委員會主委及僑委會委員長,和陳前總統長官部屬情誼長達12年,2008年政黨輪替後,凱校停止招生3年,2011年經陳水扁請託任命為凱校校長迄今5年,推動校務、恢復招生、延續各項課程,殫精竭慮、貢獻卓著。


‪#‎抓耙子真厲害‬ ‪#‎黑名單‬ ‪#‎台灣黑熊‬ ‪#‎凱達格蘭學校‬
張富美很好奇,為什麼她被列入黑名單那段日子裡,不管用甚麼方式和家裡聯絡,警察一定都會知道,而且沒多久就必然出現在她老家進行調查了!
到底是誰?還真有兩下子??被暱稱「台灣黑熊媽媽」的張富美,這會兒可變成[好奇媽媽]了。

近年來逐漸在政治場域第一線退休,重心轉往關心環保和文化教育活動、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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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萊島雜誌案,或稱為蓬萊島事件,是1984年發生在台灣的一起案件。此案中時任台北市議員陳水扁(後於2000年至2008年間就任中華民國總統)等人因誹謗罪入獄。這一事件後來成了陳水扁的主要政治資本之一。

蓬萊島雜誌


蓬萊島雜誌社長陳水扁律師
1979年《蓬萊島雜誌》創辦人之一的黃信介美麗島事件入獄,黃信介的弟弟黃天福結識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負責為黃信介辯護的陳水扁。1981年,陳水扁當選台北市議員。1984年陳水扁擔任黃信介、黃天福所創辦的《蓬萊島雜誌》社長。

訴訟

1984年6月19日出刊的《蓬萊島週刊》第2期上有一篇批評東海大學校長梅可望的文章〈梅可望當家,東海沒可望〉,其中談及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且為時任總統蔣經國的英文秘書馮滬祥的論文《新馬克思主義批判》「以翻譯代替著作」。馮滬祥狀告蓬萊島雜誌誹謗,被稱為「七字官司」。
北美洲臺灣人教授協會(NATPA)為此於1985年2月成立「馮著評鑑委員會」,由林宗光張旭成張富美蕭聖鐵蕭欣義林天民田弘茂等七名教授組成,花了四個月時間,針對馮滬祥的論文進行比對,在兩百多頁的「馮著『新馬克斯主義批判』評鑑報告」中詳細指出馮著裡何處抄自哪一本書的什麼地方而未註明等等,表示《蓬萊島雜誌》的報導與事實並無太大出入。但是此一見解並不為法官所採。[1][2]
陳水扁後來說馮滬祥告訴是因為在1984年10月17日,時任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工會)主任的宋楚瑜在一次「現階段加強文化審檢措施座談會」中「鼓勵非公職人員當打手,提出告訴。」[3] 當時幫陳水扁辯護的辯護律師是蘇貞昌

蓬萊島雜誌總編輯李逸洋(時任台北市議員,後曾任中華民國內政部部長,2006年 - 2008年)
1985年1月,雜誌社發行人黃天福,社長陳水扁及總編輯李逸洋初審被判一年有期徒刑,並賠款二百萬元新台幣。三人被稱為「蓬萊島三君子」。陳水扁宣布辭去台北市議員職務。9月,陳水扁獲得黨外共同推薦,參加台南縣縣長選舉。11月選舉失敗,其夫人吳淑珍在投票日後第二天11月18日謝票過程中發生車禍,導致下半身癱瘓。1986年6月「蓬萊島案」官司上訴後改判黃天福、陳水扁、李逸洋三人各八個月徒刑,三人入獄服刑。在陳水扁等人服刑期間,民進黨成立,吳淑珍競選立法委員獲勝。1987年2月,陳水扁出獄擔任吳淑珍的特別助理。[4]



後續

此案被一部分人解讀為普通誹謗刑事案件,同時被另一部分人解讀為文字獄政冶迫害事件。[5]
2007年6月22日,陳水扁說「我就是為了蓬萊島案,我辦雜誌去批評,所以阿扁就是那時候,沒有新聞自由(入獄),我是一個受害者。」[6]
2003年,宋楚瑜指控陳水扁沒有資格在美國領取人權獎,因為陳水扁是誹謗他人而入獄,並不是為人權奮鬥而入獄。這種說法被支持陳的人士反駁,說擔任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的宋當年就是前線指揮與執行的加害者之一[7]
2008年,陳水扁因涉嫌貪瀆被羈押,還有報導將該事與蓬萊島雜誌案對比[8]。蓬萊島雜誌案原告馮滬祥表示「蓬萊島雜誌案和美麗島事件案,完全是兩回事,當初他(蓬萊島雜誌案)明明是一個單純的刑事誹謗案,他(陳水扁)卻把他扭曲成是政治事件,現在他(陳水扁)明明是明顯的涉及貪污案,也把它(該貪瀆案)扭曲成政治事件。」[6]
2009年9月10日,《蓬萊島雜誌》正式復刊。但在此之前網站名稱「蓬萊島雜誌.net」已經被中國一個網站搶先註冊,被一些媒體稱為「山寨版」。[9]

參考文獻

2016年7月22日 星期五

懷念 C. B. Winsten 教授,兼談 Kai Lai Chung教授、George Alfred Barnard





懷念 C. B. Winsten 教授,兼談 Kai Lai Chung教授

 C. B. Winsten 教授是我1977-78年在Essex大學的導師之一 (4位老師輪流,每一term二人,所以隔周與學生面談一小時)。他們 (和George Barnard等,Barnard 後轉到加拿大某大學)以前在牛津大學、帝國理工等校教過書。
Winsten 教授 對東方人很友善,可以傾聽我談Kenneth Clark的文明論......他會帶我們系上的師生郊遊,考慮是否用郡(county)政府的案子:Essex郡政府必須準備多少於樹苗,來補充得荷蘭病菌死掉的榆樹?
我最後悔沒將他獨創的講義留下;我回國到電信研究所面試,憑它就可以讓主考官信服我在Queuing Theory 功力及格。
Winsten 教授叫我"Ching"。有一次家教課,他桌上有一本 Kai Lai Chung教授*的概率論的著作,好像說,你們性鍾的,出大師,有為者亦若是。
他關心學生,曾寫信證明我已取得碩士,不過畢業證書必須在七月才發。(官方當然以證書為憑)
我對他的回報,只是年終時,請他參加華人學生的晚會,請他吃一頓印度餐。

*我80年代末才知道確切的中文。現在Wikipedia 有他的條目:
鍾開萊Kai Lai Chung,1917年9月19日-2009年6月2日),浙江杭州人,生於上海,卒於菲律賓羅哈斯。華裔數學家、世界著名機率專家,「機率學界學術教父」。
......1978年,鍾開萊和理論發展人Joseph Doob等人訪問中國,促進了機率論中國研究者和世界學者的交流,此後又多次回到中國開設短期課程和講座,幫助年輕的中國學生有機會到美國繼續深造。
此外,鍾開萊廣泛涉獵文學、音樂和京劇,退休後還學習了義大利語,並把一本機率論英文教材翻譯為了俄語。.....




George Alfred Barnard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George Alfred Barnard (September 23, 1915 – August 9, 2002) was a British statistician known particularly for his work on 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 and on quality control.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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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Biography

George Barnard was born in Walthamstow, London. His father was a cabinet maker and his mother had been a domestic servant. George's siter Dorothy Wedderburn became a socioligist and eventually Principal of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George attended the local grammar school, the Monoux School, and from there he won a scholarship to 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 to read mathematics. In 1937 he went on to Princeton University to do graduate work on mathematical logic with Alonzo Church. Shortly before Alan Turing had gone from Cambridge to study with Church.
Barnard was on holiday in Britain when the Second World War started and he never went back to Princeton to finish his PhD. The war made Barnard into a statistician as it did for many mathematicians of his generation. In 1940 he joined an engineering firm, Plessey, as a mathematical consultant. In 1942 he moved to the Ministry of Supply to apply quality control and sampling methods to the products for which they were responsible. It was there that Barnard began doing statistics. The group he was put in charge of included Peter Armitage, Dennis Lindley and Robin Plackett. Lindley recalls that they were like students working for a doctorate with Barnard as supervisor. Abraham Wald was in a similar group in the United States. Both groups developed sequential methods of sampling.
At the end of the war, Barnard went to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as a lecturer, becoming a reader in 1948 and professor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n 1954. In 1966 he moved to the newly createdUniversity of Essex, from which he retired in 1975. Barnard, however, kept on doing statistics until he died aged 86. Until 1981 he spent much of each year at the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and after that he continued writing papers and corresponding with colleagues all over the world.
Barnard's best known contribution is probably his 1962 paper on likelihood inference but the paper he thought his best was the 1949 paper in which he first espoused the likelihood principle. He had originally described the principle in the context of optional stopping. A statement by Savage brings out how surprising the principle first seemed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al Inference, 1961, p. 75)
I learned the stopping rule principle from Professor Barnard in … 1952. Frankly, I then thought it a scandal that anyone in the profession could advance an idea so patently wrong, even as today I can scarcely believe that some people resist an idea so patently right.
Barnard’s first publication was “A New Test for 2X2 Tables” (1945). The old test was Fisher's and Fisher was not pleased! However he convinced Barnard that the new improved test was inferior to the old and the two became friends. Barnard had actually met Fisher in 1933 just before he left school. Barnard liked telling the story of their meeting. Barnard had done a survey of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ofsixth-formers and how they had formed them. He ended up going to Fisher for advice on analyzing the results. Fisher showed him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Research Workers and said, “if you read this book, you’ll find a lot of statements in it that are made without proof. You’re a mathematician, you should be able to prove them for yourself. And if you’ve done that, you’ll know statistics.” Barnard found the last piece of the puzzle nearly twenty years later—just as he was becoming vice-President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to Fisher’s President. The story could be a metaphor for a side of Barnard's work. He kept returning to Fisher's work, trying to clarify his recondite ideas on likelihood, fiducial probability and pivotal inference. Barnard came under Fisher's spell just as his star was fading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statisticians and he remained Barnard’s great hero amongst statisticians.
In an interview Barnard recalled, “my main interest above everything was politics from about 1933 until 1956. Well, that’s not true—until the end of the war it would be fair to say.” At school he proposed the motion to the school debating society that “Socialism is preferable to Capitalism." He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1933 and he took part in anti-fascist marches in the east end of London. At Plessey he was chairman of the shop stewards.
Barnard served terms as president of three societies,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in 1971-2,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in 1962-4 and the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1970-1. He was awarded the Guy Medal in Gold by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in 1975.
In May 1986 Barnard was awarded an honorary degree by the Open University as Doctor of the University.[citation needed]
George Barnard was very open-minded and very well liked. Lindley wrote in The Statistician, “We have lost a great statistician and a delightful human being. “

[edit]Publications

There is a bibliography (containing 109 articles) up to 1989 in
  • Seymour Geisser et al. (eds) Bayesian and Likelihood Methods in Statistics and Econometrics : Essays in Honor of George A. Barnard, North-Holland 1990.
This contains a review of Barnard's work by Lindley. The volume was one of a series honouring Bayesian heroes. Barnard was not a Bayesian but he was a "great guy"!
In 1990 he made a book out of manuscripts left by his friend Egon Pearson
  • E. S. Pearson (1990) ‘Student’, A Statistical Biography of William Sealy Gosset, Edited and Augmented by R. L. Plackett with the Assistance of G. A. Barna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fter 1990 Barnard published little, although he kept up his letter writing. In 1996 however he produced a review of Barndorff-Nielsen and Cox
  • Review of Inference and Asymptotics. by O. E. Barndorff-Nielsen; D. R. Cox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159, (1996), 178-179.
After observing that, “A great virtue of the book is that it raises perhaps as many questions as it answers,” Barnard went on to give his answer one of those questions.

[edit]See also

[edit]References

[edit]External links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Frank Kermode's review of Ben Rogers's A.J. Ayer (LRB, 15 July) prompts me to enquire whether anyone knows why Ayer never met Wittgenstein. When I attended Wittgenstein's 'Conversation Class' – three hours, three times a week – in 1933, Margaret Masterman, Richard Braithwaite's wife, was attending on her husband's behalf, after he had been banished for writing a piece in Cambridge Essays which dared to attempt an explanation of Wittgenstein's ideas, in the course of saying i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in philosophy then current in Cambridg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guess what Gilbert Ryle might have said to Ayer, but specific confirmation, if it were available, would be interesting.
George Barnard
Brightlingsea, Es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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