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丹麥的揚．蓋爾（Jan Gehl）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城市設計師，他曾為全球數十座城市的市政領袖擔任公共空間規劃顧問，這是他最有名的一句話：「首先我們塑造城市，然後城市塑造我們。」（First we shape the city, then they shape us.）
二戰之後，全球各地城市開始復甦，土地分區管理、規格化地大量生產住宅、建造高效率機動車道連結各地的「現代主義」（Modernism）城市規劃方式，成為全球城市的發展顯學。在此浪潮下，1960年代，揚．蓋爾自丹麥皇家藝術學院建築系畢業，迎來又一位不假思索信奉現代主義的城市建造專業者的誕生。
在建築事務所中，揚．蓋爾意氣風發，磨刀霍霍地準備設計一棟又一棟從空中看來既新穎又整齊劃一的未來建築物，像極了他的前輩們——握有規劃城市權力的中產白領白人男性，準備將城市打造成他們心目中美好的未來秩序模樣。
如同所有中堅男性一樣，揚．蓋爾也娶妻，成為那個保守年代定義下的「成功人士」。揚．蓋爾怎麼也想不到，他的妻子會在後來改變他的一生，也改變了世界。
在一場建築師與他們的妻子聚會時，閒話家常之餘，揚．蓋爾新婚爾燕的心理學家妻子英格麗（Ingrid Gehl）丟出改變他一生的靈魂質問。
英格麗問道：「為什麼你們建築師，對『人』沒有任何研究的興趣？」英格麗追問道：「你們建築系所的教授們，為何總是在凌晨四點出門拍攝建築物的照片，好避開建築物前方，那些被他們認為擋路又搶鏡的過路行人？你作何感想？」
彼時，揚．蓋爾曾在學院中受過的一切專業訓練，以及對於城市運作的既定認知，被猛然衝擊瓦解。
揚．蓋爾茅塞頓開，在往後超過整整五十年的職業生涯之中，他花了非常多的時間，與身為心理學家的妻子一同研究「人究竟為什麼要使用公共空間」這個城市生成的終極命題，以及吸引人使用的公共空間應該如何設計，而不再將眼光放在城市表面的「建築」與「道路」之上。
1971年，英格麗出版了《生活環境》（Living Environment）一書，揚．蓋爾也出版了第一版公共空間的研究著作《建築之間》（Life Between Buildings），半世紀以來，被翻譯成各種語言，2010年，將近四十載之後，揚．蓋爾的又一力作《人的城市》（Cities For People）誕生。
兩本跨越半世紀的偉大著作，總結了揚．蓋爾的職業生涯，闡述公共空間對人類參與城市生活的重要性，以及人類活動與城市之間具有「誘導」以及「共生」的錯綜複雜關係，也說明城市服務的終極對象，應該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群」，而不是在其間移動的機械，或者建築物本身。
揚．蓋爾認為，城市生活並不發生在個別建築裡頭，而是發生在建築與建築之間，建築外側的「公共空間」——城市裡的公共廣場，露天咖啡座、公園、市場、市集等地方，以及最重要的——街道，他清楚認知到：在公共空間活動的人，以及那些容納人為活動的場所，才是城市空間最寶貴的資產；但在鋪天蓋地的現代主義城市規劃之下，城市的公共空間毫不保留地奉獻給汽車交通流量，而這需要被導正。
揚．蓋爾於是將「建築師」的身分進一步深化成為「城市設計師」；早在歐洲城市街道還普遍擁抱寬敞車道搭配狹窄人行道——萬年固定模版的1960年代，揚．蓋爾就協助丹麥哥本哈根的市政府建造出全歐洲最長，達1.1公里的斯楚格徒步購物街（Strøget Street），至今依然是哥本哈根最熱鬧、繁榮的地方。
2000年時，揚蓋爾與他的有力門生赫勒．澤恩特（Helle Søholt）共同創辦從事城市研究、設計與規劃的「蓋爾建築事務所」（Gehl Architects）。過去二十年間，全球各地知名城市，都有蓋爾建築事務所參與協助政府部門主導公共空間改造運動的影子。
將近十年前，紐約市前運輸局長珍妮特．薩爾迪罕（Janette Sadik-Khan）與揚．蓋爾聯手，將時報廣場（Time Square）設置成為行人廣場，並廣設環繞全城的共享自行車系統（Citi Bike）；雪梨在市中心的喬治街（George Street）讓輕軌穿越寬敞人行空間，將精華商業街區徒步改革化；以及舊金山在市場街（Market Street）人行道上，舉辦各種開放街道的親子遊憩活動；這些規模龐大的城市改革，都有揚．蓋爾設計顧問事務所的工作參與。
2004年，倫敦市政府為了準備2012年即將來臨的奧運會，更邀請揚．蓋爾診斷倫敦的行人環境，希望他能協助相關部門提出改善措施，足證他對全球城市公共空間研究的重要性。
事後，揚．蓋爾設計顧問事務所更出具了《邁向優質的人本城市——公共空間與公共生活》（Towards a Fine City for People—Public Space and Public Life）這份報告，讓世界各地城市的市政部門，都能作為人本城市設計上的參考。
揚．蓋爾的偉大之處在於，他的「人本城市哲學」走出歐洲，擴散到世界各地的城市研究領域，連亞洲的新加坡，也找上揚．蓋爾幫忙設計自行車道。
新加坡的案例證明一件事，自行車這個復古創新的產物，在世界各地城市都能夠作為未來城市永續發展的重要工具，包含位居赤道上的熱帶城市，重點在於，我們如何擬定可行的城市規劃手段，以及如何想像城市空間再造的各種可能性。
揚．蓋爾深諳一個道理，人的既定認知永遠比實際問題還要難以改變；因此，若要改變一個城市的問題，首先要改變住在裡頭的市民的慣性思維。
在揚．蓋爾多年從業生涯中，他也不斷地說服市政領袖、各個公部門、建築業同事、城市設計者，甚至是他的反對者，關於「人本城市」的重要性，其中，交通運輸部門往往是最難被說服、也是最難溝通的對象。
許多交通運輸工程師並不認為自己在處理城市設計及城市規劃工作的重要一環，而是倒果為因地、「以下犯上」地以為，只要透過工程手段將人、車流量分離，即能達成各自流量運作順暢的工作目的，也就等同解決城市空間的主要問題，也就等於建造出宜行的未來城市，再來指責製造城市問題的源頭——誰叫城市規劃者要建造圍繞公路而生的城市。
揚．蓋爾大力批評這樣欠缺深究專業核心、簡單粗暴又「斷章取義」城市運作的直線思維，實際上，那只是交通運輸工程師欠缺城市學（Urbanism）思考的本位心態作祟。
「我們往往被交通工程師誤導，認為行人就應該像老鼠一樣，沿著建築邊緣行走，而道路中心大部分區域，就應該留給汽車。」揚．蓋爾說，「實際上，若我們創造出更多適合汽車通行的街道，我們只會得到更多車流；當我們創造更多吸引人步行以及活動的公共空間，我們才會得到更多城市生活，我們創造什麼，就會得到什麼。」
近日一場TED演講中，揚．蓋爾更道出全球城市面臨的挑戰：「每個城市都有交通運輸部門，交通運輸官員們每年計算汽車流量，但卻沒有一個城市，擁有研究人、公共空間與行人活動的部門；所有城市都十分熟稔如何容納更多『汽車交通』的大把知識，卻不具備關於城市能夠如何『為人所用』的知識。」
今天，從紐約到巴塞隆納，從新加坡到塞維利亞，從策馬特到彭提威德拉，從斯德哥爾摩到米蘭，從大阪到阿姆斯特丹，全球城市紛紛迎來徒步改革浪潮，捨棄以汽車為主體的百年城市敘事，拾起以行人為主體的未來城市敘事，為行人而戰，找回城市設計及規劃者的專業工作目的。
因為，所有的城市問題，最後都會回歸到行人問題的核心命題之上：作為步行動物以及人類的原型，我們究竟想要活在什麼樣的城市之中？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城市生活？城市又應該為誰而服務？
而人類建造城市的全球歷史早已證明一件事，一個對「人」欠缺深究興趣的城市，只會走向衰亡的命運，沒有例外，過去如此，未來也必將如此。
Photo credit: Team C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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