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6日 星期二

高一生 1905-54 【來自青島東路三號押房的遺言】郭健：與FT共進午餐 Uyongu‧Yatauyungana 矢多一生 高一生 1905-54 鄒族音樂哲人

如果有哪一位導演想拍台灣電影，我們會強烈推薦，拍攝鄒族高一生的罹難。有一段台灣慘痛的歷史，有動人的愛情、親情，以及感人的音樂及林野大地。

高英傑在《#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的〈台中下行列車〉的這一段文字，讀來就是很讓人鼻酸的場景：

---想念父親的心思，不因功課的忙碌而消失，無罪開釋的期待在心中縈繞，租一部腳踏車，到距學校二公里的台中車站月台，目送下行（南下）列車，變成每個星期天的例行公事，希望見到父親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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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高一生得以回到杜鵑山  /#周婉窈                                                  
         
1952年9月10日鄒族領袖、吳鳳鄉鄉長高一生被捕，當天晚上嘉義縣縣長林金生等人到達邦國小宣告高一生的罪狀，說是貪污，第2天到各部落去宣傳此事。當天晚上，高英傑的媽媽要高英傑去探看，他爬上圍牆，聽到林金生用日語說：「高鄉長將你們的錢偷竊了。」這是高一生、同案陸續被捕的人，及其家人夢魘的開始。次子高英傑是掉落這個苦難大羅網中的一個小孩。

高英傑當時才12歲，那是心還很稚嫩的時候。當時他就讀台中簡易師範先修班，1年後先修班解散，分發到台中第一中學初中部。他很想念父親，很希望父親無罪開釋回家。由於繫念父親，每個星期天，他租一部腳踏車，到離學校2公里的台中車站月台，目送下行（南下）列車，希望能見到父親的身影……。當然，少年的希望最後是落空了。不過，請讀者留意，高一生和其他5位原住民菁英最後同日同時被處決，是「後來」的事情，在此刻之前，家人總是懷抱著希望，當事人高一生，不也告訴家人「我敢打賭，我們的團圓很快會來臨」；台南女兒施水環在給媽媽的最後一封信，不也還說「願上帝的保佑及公正的法律能賜給我們一家人無受冤枉地度過這一大苦難，並讓我們早日回復自由、共享團圓」。1954年暑假，高英傑回到山上，看到新墳，才知道父親已經過世，家人刻意不讓他知道，讓他「非常難過和歉疚，精神恍惚了一陣子」。從每個星期天騎車到台中車站，期待在下行列車中看到父親的身影，到面對一個土塚，誰能不精神恍惚？即使已經年老了，高英傑還是非常懷念父親，很想回到台中火車站目送下行列車……。為什麼呢？因為那是還能懷著希望的時刻，是高一生還可能回到杜鵑山的時刻，是希望破滅的前刻——但願時間能停止在那裡。

在白色恐怖時期，作為政治犯的家屬，是很辛苦的。每個人都有一個你可能無法想像的故事。個性溫厚的高英傑，在這本隨筆中沒講太多，但他整個人生，一直到1990年代以前，不管上頭有著怎樣的活潑色調，底色是灰暗的─如同自由民主化之前的島嶼本色。在〈艱苦的歲月〉中，高英傑寫道：「父親在青島東路看守所的日子，家庭真正感受到殘酷的人間地獄滋味」，他想到雨果的《孤星淚》，想大聲喊：「啊！無情！」這讓我特別有感。《孤星淚》現在譯作《悲慘世界》，但日文曾譯為《噫無情》（ああむじょう），就是「啊！無情！」的意思。我小時候曾聽台語廣播劇，就用《啊！無情！》當劇名，至今還記得播報員唸「啊！無情！」的口氣，滿滿的情緒。政治犯的子女在社群、學校和社會通常受到無情的排斥，忍不住會在心裡喊著：「啊！無情的族人！」、「啊！無情的教徒！」等等。閱讀／了解白色恐怖，或許就是給我們機會，反省自己若處於同一時空，會不會是那個無情世界的一環？

關於辛苦的成長過程，高英傑著墨不多，倒是寫了不少有趣的事情，往往讓人會心一笑，甚至爆笑。他寫小時候的部落生活，介紹鄒族文化祭儀與氏族，紀錄日本時代人事物的「遺留」，外省「國語」的滑稽，基督教和西方人，家族故事、天災記憶等等。一向低調的高英傑，在自序中說：寫這些文章不過是「想把我心中認定的三個時期（日治時期、戒嚴時期、現在的自由民主時期）的個人和家族的遭遇，讓兒孫們明瞭」。高英傑確實是跨越了台灣歷史的3個時期，日本戰敗時他才5歲，但日本統治的影響在原住民部落比漢人社會持久，加上家庭的個別因素，他可以說活過日治時期（他的大姊和二姊到嘉義師範學校探望他時，和他講日語）。讓我感到非常特別的是，他將戰後台灣分為「戒嚴時期」和「現在的自由民主時期」。我想，政治犯家屬對於解嚴特別有感吧。作為歷史研究者，我以1992年台灣自由民主化作為戰後台灣歷史的分界點，這點至關緊要。高英傑認為，高一生之開始為世人所認識，是由於張炎憲的口述採訪，以及陳素真撰文介紹，這都出現在1994年。如果台灣沒有自由民主化，我想高英傑兄弟應該會非常鬱卒。親愛的讀者，不要小看台灣的自由民主化，它讓時代的倖存者看到光和希望，也讓島嶼在世界被看見。

這本書確實如自序的副標題所述，是一位「鄒族老人跨越三個時期的成長隨筆」，它是在70餘年的時間長度中，以個人的生命所體驗、所感受到的，試著用文字捕捉下來的紀錄。對戰後台灣歷史有所了解的人，可以在這裡看到人和時代的關連，對台灣歷史尚無系統了解的讀者，或許可以透過一則又一則的記事，找到進入陌生世界的小角門。這裡所寫的，是沈澱過後的感受，是回憶的結晶、淚的珍珠，靜靜地發著光亮。

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說，這本書也透露出非常珍貴的訊息。例如，卑南族著名作曲家陸森寶（孫大川的姨丈）是高一生台南師範學校的學弟，但在他對過去的追憶中，從來沒提過高一生，連6年都和高一生同班的孫德昌（孫大川的表舅）一生也都沒提過高一生。可見在那個時代，人們多麼想徹底「遺忘」政治受難者。〈台東舞〉一文紀錄了陸森寶率領卑南族鄉親前來鄒族部落進行音樂舞蹈交流，熱鬧滾滾。〈「仁聖吳鳳」〉則寫原住民學生在國文課預定上吳鳳那一課時，集體罷課到球場打球，表達不滿，高英傑想起他和班上兩位同學則曾有氣無力地窩在宿舍床鋪上，動作雖然不激烈，也是種抗議。1988年的最後1天，在嘉義火車站前爆發「拆除吳鳳銅像事件」，不是一時冒出來的事情。此外，在書中出現的一些人名，如袁國欽、周聯華，都牽連著戰後台灣的歷史。

高英傑老師非常有才華，他參與過原舞者兩齣高一生故事的舞劇——2008年的《杜鵑山的回憶》和2011年的《迴夢Lalaksu》，在後者他還是主角，扮演高一生呢！此刻我想起無緣相識的高英輝神父（1942〜1994），以及人稱菊花阿姨的高菊花女士（1932〜2016）；也想起2014年7月18日，為了高一生故事的動漫企劃，陪高英傑老師、高英洋先生，以及呂敦偉先生去拜會張炎憲教授（1947〜2014），兩個多月後，張先生遽然過世，永難忘懷當日的會面。2005年12月30日我在中央研究院舉辦「高一生的音樂：聆賞與討論」，高英傑老師、高英洋先生、陳素貞女士，以及兩位鄒族阿嬤莊素貞女士和鄭素峰女士，來為大家演唱高一生的歌曲，轉眼也已經一紀了！令人難過的是兩位鄒族阿嬤都已離開人世。當時有人看了海報，還以為高一學生要到中央研究院演出呢。現在有好一些嗎？應該是吧，如果優質的《杜鵑山的回憶》和《迴夢Lalaksu》能全國巡迴演出，在眾人淚眼婆娑中，我想，我們的社會會有所改變、有所提升。

如果高一生得以回到杜鵑山——那是1954年4月17日以前才可能的命題。如果，如果，陳澄波能復活，我想，不要說全台灣，光就我們嘉義來說，就會很不一樣。如果高一生能回到杜鵑山，台灣的山、海、平原都會很不一樣。誰剝奪了這一切？誰剝奪我們和濟濟多士一起成長的機會？

高一生在最後一封信遺書中寫道：「在田地  在山中  我的魂魄隨時陪伴  水田不要賣」。預知不能回到杜鵑山的高一生，期待以精神的方式返回故鄉，永遠保護家人和田園。這是暗黑時代家人得以存活下去的力量。在島嶼前途無比險峻的此刻，我們呼喚島嶼的英靈們給予保佑，賜予力量，在這同時，我們必須做出一切的努力，來值得他們的保佑！

（轉自《#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  推薦序》

【來自青島東路三號押房的遺言】
思慕的春芳：
得知妳也健康，比什麼都好。
「不管白銀、黃金、寶玉如何珍貴，不及兒女珍貴」
記得這首歌吧，
只要有家和土地就好。
由於有很多優秀的孩子，
就算物品被拿走也沒關係，
我的冤罪，以後會昭明。
縫紉機被拿走之前，很想穿著妳縫製的衣物。
白色的襯褲一件（冬衣對衛生不好），
像內褲一樣有褲帶，底下像西褲。
白色包袱巾（四尺見方）一條。
在田間、在山中，我的魂魄時時刻刻陪伴著。
水田不要賣。
政治受難者高一生一年七個月的牢獄寫了數十封家書，本件文物是被槍決前，留給妻子的最後一封。信裡盡是對妻兒的掛念和叮嚀，交代著即使物品被沒收都沒關係，留有家、土地及優秀的孩子們，一切都會沒事的。信末被蓋了「查訖」章，透露著每一筆劃隱藏的巨大壓力。
獄中家書交織著受難者的生命樂章，牽繫著失落的愛與親情，有些遭槍決的受難者親手寫的家書甚至被政府沒收，沒有被送到家人手中，成了無法送達的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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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受難者高一生歷史短片
國家人權博物館典藏文物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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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文字的圖像

所有心情：
70



2014年06月06日 15:39 PM

中國將驅逐澳籍華裔藝術家郭健 2014年06月05日 15:35 PM

與FT共進午餐：郭健
英國《金融時報》 米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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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來到郭健的工作室時，大門是敞開的。我的第一個念頭是，在北京少有的這樣一個藍天里，這位澳籍華裔藝術家希望讓更多的陽光照進工作室。這個工作室位於宋莊，這里是北京東郊的一個藝術家聚集區。
但接著，我聞到了一股消毒水的味道。郭健告訴我，他剛剛清理完他的最新一件裝置作品，希望讓房間通通風。就在幾天前，他用160公斤豬肉末，蓋滿了一個大型天安門廣場場景裝置作品。郭健曾參加過1989年6月4日被血腥鎮壓的那場學生抗議運動。
採訪那周，北京天氣很熱，這些豬肉不久就變成了灰綠色，並開始發出臭味。郭健驕傲地向我展示了這件作品的照片，讓我有點反胃。這可不是午飯前你希望看到的東西。“我想私下裡做一些事情，紀念一下那個事件，”郭健操著一口澳大利亞口音的英語說。“但也許我在鋪上肉末前應該先墊上一層塑料紙。那樣收拾起來能容易一些。”
郭健和我離開工作室，去吃午餐。我們本想去附近一家他經常光顧的餐廳，但當我們轉過街角時，看到那家餐廳被拆了。這就是今天的中國。某一天，它還是家附近你最喜歡的餐廳，第二天，它已經變成一堆瓦礫。
郭健今年52歲。他近年的很多作品貫穿一個主題，那就是在中國到處上演的倉促的破壞與重建。即使在沒被蓋上豬肉之前，他的天安門廣場裝置也與真實世界中看上去平靜安詳的天安門廣場相去甚遠。他把它變成了一個大型建築工地，推土機、手提鑽和其它拆房設備亂七八糟地扔滿一地——外表光鮮的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更真實一面，被郭健呈現於首都北京的心臟地帶。
郭健工作室里擺放著其它一些近期作品，其中一些看似傳統的色調荒涼的黑白風景畫，但如果湊近觀察，會發現它們描繪的都是被毀壞侵蝕之後的環境景觀，完全由郭健撿來的細碎垃圾拼湊而成。這些作品顯示出他在創作風格上的明顯轉變——在早期作品中，他畫的通常是士兵和曲線優美的女子，也就是那些用歌舞來娛樂戰士們的文工團女演員。
郭健出生於中國西南部的貴州省，17歲時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1979年曾在短暫的中越戰爭期間被派到前線。不過他並沒有親眼目睹過戰鬥場面。他在很多作品中探討的，是當局使用什麽樣的政治宣傳來刺激軍人的殺戮欲望。
“軍隊被視為一個可愛的組織。但在天安門，我意識到並非如此，軍隊會殺人，如果得到命令的話。這樣一部機器是怎麽建造起來的？部分是利用女性，”郭健說。“從這些軍隊畫作中，我希望人們能看到，這種暴力文化不僅以前就存在，在今天的中國依然盛行。”
郭健的軍旅經歷，是我想要在天安門大屠殺事件25周年之前採訪他的原因之一。離開軍隊後，郭健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學習藝術。1989年，27歲的他，目睹了那場悲劇的上演，而他同時擁有兩種視角：年輕的抗議者的，以及被派去鎮壓學生的士兵的。
“我曾是一名軍人，也曾是一名學生，我在兩邊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郭健說，“有兩個我。”而我註意到，盡管郭健的作品通常色調灰暗可怖，但私底下，他是個非常溫和的人。
……
我們坐上一輛三輪車，穿過宋莊，前往10分鐘路程外的米娜餐廳。這是家川菜館子，服務員幾乎都是聾啞人。一位年輕的男服務員默默地將一部小型平板電腦遞給郭健，上面是餐廳的菜單。郭健點了五道簡單的菜，還有一大瓶燕京啤酒。
餐廳人很多，很嘈雜，但周圍種植著竹子，很好地過濾掉了刺眼的陽光。西面牆上，兩位革命者在圖片上俯瞰著我們，一個是大口吸著雪茄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還有一張約翰•列儂(John Lennon)的海報，上面是他的一句話：“我喜歡搖滾，我不太喜歡其他的。”還有另一些音樂人的圖片懸掛在南牆上：“貓王”埃爾維斯•普萊斯利(Elvis Presley)、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Metallica樂隊以及U2的波諾(Bono)。
菜上得很快，一碗小土豆醬燜排骨，豆花嫩牛肉、魚香茄子、酸豇豆肉末以及一盤生黃瓜紅蘿卜蘸醬。菜點得很棒。口味清淡的燕京啤酒很容易下肚。
我問郭健他是怎麽捲入1989年的天安門學運的。他說，一開始只是出於好奇。1989年4月，廣受愛戴、而在1987年遭到清洗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引發了學潮。來自中國最知名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學生們游行前往天安門廣場，紀念這位已故領導人，呼籲更大程度的改革和自由。在行進途中，他們經過了郭健的學校。
“我的學校把大門鎖上了。學校不希望我們出去，”他說。“但這讓我更加好奇。我翻過牆去，只想看一眼。第一次，我沒有勇氣加入，但第二次，我加入了游行的隊伍。”
我們談及“六四”事件之前的七個星期中的一些關鍵時刻。其中一個，是中國共產黨在其喉舌報紙《人民日報》發表頭版社論，譴責學潮是“反革命”行為。這讓學生們感到震驚，因為他們骨子裡自認為是愛國者。幾周後，他們開始絕食抗議，試圖迫使領導層與他們對話，並討論他們的要求。
“他們把我們逼入了絕境。當中國政府說你是反革命時，你的麻煩就大了。我們別無選擇，”郭健說。“絕食的第一晚確實非常非常難受，我太餓了。”
我的筷子停在半空中。我不知道郭健曾是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者之一。我又問了一遍，他確認說，他曾絕食7天，之後被送進了醫院。就在此刻，我才發現我的這位客人幾乎沒有動過筷子，而我開始還以為，他對食物的節制，是因為剛剛處理掉那160公斤腐肉。
郭健的裝置作品：廣場
在飯桌上作採訪時，我通常會在問題前加上長長的鋪墊，或者自己漫無目的地閑聊一陣，這是為了讓對方有機會吃些東西。然而，郭健始終不“配合”。他最多嚼幾口黃瓜或紅蘿卜，或者抿一小口酒。我的估測是，我每兩杯酒下肚，他才喝一杯。又過了幾分鐘，我放棄了我的漫談策略：我把問題縮短，讓他講出他的故事。
我們談到決定命運的6月3日的夜晚和6月4日的凌晨。那時郭健已經出院，重新回到了天安門廣場。在那場學生運動的最後幾周，氣氛日益緊張。5月20日，中國政府發布了戒嚴令，後來郭健不認識的幾個學生開始辱罵幾名沒有攜帶武器、正在靠近天安門廣場的士兵。他曾試圖阻止這些學生，但後來懷疑他們是政府派來的姦細，試圖為鎮壓製造藉口。
與郭健早先在天安門廣場附近遇到的那些天真的、農民出身的年輕士兵不同，這些士兵年紀較大，也更加老練——或許和郭健同歲，甚至可能是與他一樣參加過十年前那場短暫的中越邊境戰的老兵。然後他看見人們被子彈擊中，有人倒地而死，受傷的人們則騎著腳踏車倉皇逃命。
郭健說：“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雖說我當過兵。我在部隊從未見過這種暴力。直到我看見周圍曳光彈落下，人們倒下——他們就那麽死了。我突然意識到，媽的，這是戰爭。”
郭健扔下自行車開始逃命，結果卻被困在復興門醫院附近的一個小衚衕里。開著槍的士兵們逐漸逼近他的藏身之處。周圍有人向他們扔礦泉水瓶子和磚頭，一邊大喊“法西斯”，士兵們放慢了速度，但沒有停步。
郭健說道：“我已經無路可逃了。但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當時一股風刮過，將一些催淚瓦斯吹向了那些士兵。他們什麽也看不見了，我撒腿就跑。我就是這麽逃脫的。”
他躲進了復興門醫院，這時才感受到真正的恐慌。他還和其他幾個人冒險跑出醫院，試圖去幫助一名受傷男子，“他血流如註”。在救援過程中，他們中的一人被子彈擊中而死。
當鎮壓行動最終平息、郭健離開醫院的時候，他看到在自行車停放處堆放著約100具屍體。他說：“看到屍體堆在那裡，你會覺得自己不夠強壯。走進醫院，走進堆放著屍體的急救室，那味道，比我的工作室濃烈得多。我什麽也做不了，只想吐。我感到震驚、憤怒、悲傷和無助。最強烈的感覺就是無助。”
……
郭健的語氣有些低沉，但並不傷感，語調也比較柔和。已經過了下午3點，大部分食客已經離開。下午的陽光變得柔和起來，餐廳里很快就只剩下我們兩人。大部分員工都在裡屋打盹，只有在我們再要一輪啤酒的時候才會出來。我頭一次意識到，餐廳的背景音樂是美國民歌，我跟著輕聲哼唱西蒙和加豐克爾(Simon & Garfunkel)的《雄鷹飛去》(El Condor Pasa (If I Could))：“我寧當鐵錘也不當鐵釘，我寧願如此，如果我能，我當然願意……”。
我可能是有些醉意了。我們乾掉了6瓶啤酒。郭健仍然沒吃多少東西，而我也停了下來，和他相比，我感覺自己像在暴飲暴食。後來回想，我實在有些不禮貌，因為我始終沒想到問郭健，要不要看看菜單上是否有他想吃的甜食。
我問郭健，他的作品描繪的都是暴力和破壞，自己卻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何以會有如此大的反差？“我曾經是一個非常憤怒的人，”他承認。“我想我的性格是在澳大利亞期間發生了改變。”他1992年移居澳大利亞並加入澳大利亞國籍，在那兒居住了13年。
在澳大利亞的時候，他驚奇地發現，人們可以通過和平的街頭抗議表達憤怒，而不會遭到鎮壓；人人都會對著警察微笑，而後者也會回以微笑；還有如此眾多的圖書館。“我曾經痛恨歷史課，因為在我上小學時，我們的教科書總是被沒收，還回來時就會少幾頁，因為（某位領導）被趕下了台。我們從不知道出了什麽事。”
郭健有時會做惡夢，夢中他在中國經歷的暴力時刻和在澳大利亞享受的平靜生活交織在一起。有一天早晨，他醒來後，夢中情景依舊生動，他就把它畫了出來。看到他這幅素描作品的朋友無不驚訝。他畫的是一輛坦克停在悉尼歌劇院(Sydney Opera House)的面前。
盡管郭健喜歡澳大利亞，但偶爾會因自己的藝術項目回到中國。2005年，他和幾個朋友決定在北京合作餐飲生意。“有三年時間，我的全部生活就是那家餐館。我感到自己完全離不開中國了，”郭健說。“但然後，我突然意識到，我還有一個機會，可以去經歷和見證當時在這里發生的事情。”他仍在北京中部一家企業里持有一些權益，除此之外，他把所有註意力放在了宋莊的工作室。
聽著郭健的講述，我很難不註意到1980年代中期的中國和今日中國之間的對比——1980年代中期，郭健還是一名學生，天安門事件還沒有發生，而在闊別20年後重新回到今日中國時，他已是一位業有所成的藝術家。在談到天安門事件之前的那幾年時，他說：“中國歷史上的那段時期是真正的開放。人們可以公開談論民主。而現在人們說，要給中國時間，讓它慢慢改變。”
我們離開了沉寂的餐館，沿著空盪盪的街道去尋找三輪車。當我們接近通往市中心的高速公路時，身邊的車流也越發嘈雜起來。我們在高速公路旁告別。他回到自己乾凈、安靜的工作室，而我很快就被堵在了路上——即便以北京的標準看，這也是一次十分糟糕的堵車，我從下午的漫長午餐中獲得的平靜一掃而光。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駐北京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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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娜餐廳
北京通州宋莊鎮小堡村中壩河藝術區
小土豆醬燜排骨 48.00元人民幣
豆花嫩牛肉 48.00元人民幣
魚香茄子 30.00元人民幣
酸豇豆肉末 30.00元人民幣
生黃瓜紅蘿卜蘸醬 28.00人民幣
燕京啤酒 6瓶 90.00元人民幣
總計（不包括服務費） 274元人民幣（合44美元）
譯者/何黎




高一生小檔案
原住民名：Uyongu‧Yatauyungana
日治時代學名：矢多一生
阿里山鄒族人，達邦部落
生於一九○八年，日本殖民時代第十三年。就讀台南師範學校。
一九五二年成為白色恐怖受難者之一。
一九五四年受難。

新台灣新聞週刊 - 鄒族音樂哲人高一生
隨著高英傑渾厚的嗓音吟唱著「塔山之歌」的歌聲下，一如順著山巒綿延，高海拔的山林為歡迎列隊，帶領著我們回到史詩音樂的起點，回到音樂哲人Uyongu‧Yatauyungana的故鄉｜阿里山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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