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7日 星期日

史明《史明回憶錄》;自律甚嚴,97歲大壽:台灣的前途絕對有希望,「因為有你們青年人打拚!」、《台灣人四百年史》,吳睿人,許知遠

Fang-Ming Chen 新增了 2 張相片
[自律甚嚴的史明]
1980年代造訪史明大約四次,每次都住在他的飯店樓上,與他一起生活。他是自律甚嚴的人,每天維持固定的起居節奏。早上他起床後,一定坐在塌塌米上盤腿打坐。在夏天時,東京特別炎熱,他總是不穿上衣,赤膊閉眼靜坐。我坐在他面前,等他做完工課。他盤腿的姿勢,非常端正,非常專注,絲毫沒有任何鬆懈。
結束打坐後,他開始閱讀,或整理自己的文字。那時他大概是六十五歲到六十八歲之間,稍稍比我現在的年齡年輕一兩歲。我因為計畫寫謝雪紅的生平,也研究台灣共產黨的歷史,他毫不吝嗇分享他所收藏的資料,也告訴我台共與日共之間的關係。我後來所完成的台灣左翼研究,都必須對他表示誠摯謝意。
現在這些照片,對我彌足珍貴。我的閱讀紀律確實受到他很大的影響,我在書寫上不敢懈怠,便是精神上獲得他太多的感召。我服膺他的「台灣民族論」,也贊同他以殖民的觀點解釋四百年來的台灣歷史。我已經把這些照片收進我即將出版的新書《革命與詩》,讓讀者看見他們所不知道的史明。上次參加《史明回憶錄》新書發表會,一直沒有機會讓他看這些照片。新書出版後,我將呈上一冊給我這位台灣史的啟蒙老師。






上周看"太陽,不遠",還看到史明先生在自由廣場門口演講,侃侃而談,真是好漢。生日快樂。



史明歐吉桑ㄟ生日 大家作伙來鬧熱......
為慶祝史明97歲大壽,彰化縣醫療界聯盟、台灣中社、彰化縣二二八關懷協會等團體,特地於11月9日下午2點在彰化市成功社區活動中心(旭光西路39號)舉辦生日會暨《台灣人四百年史》簽書會。
11月9日是獨台會創辦人史明97歲生日,彰化縣醫療界聯盟等團體特地於本周日為史明舉辦慶生會暨簽書會,「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及彰化市長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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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新聞E論壇新增了 4 張相片。

【場內動態】
稍早獨派大老史明送兩箱肯德基炸雞腿到議場內,鼓勵場內學生。
「現在是路線的鬥爭,而非通過不通過的問題,」史明說,當國家存在時講自由民主才有意義,如果是殖民地,民主根本不存在。他並送給場內學生自己所撰寫的 《台灣的民族主義》一書,希望提供學生們思考方向。史明認為,太陽花學運中這群年輕人的表現與行動,是台灣人思想史上的首次大突破,比起心疼,更多的是尊 敬。他向學生們鼓勵說:「打拼啦!」,因為他認為「加油」是中國人的說法,所以他說打拼。林飛帆也當場回應:「歐吉桑我們一起打拼!」

凱道和立法院週邊,今天下午被逾目35萬的黑衫人潮擠爆;前兩天排除困難進入立法院議場探視學生的97歲獨派大老史明,今天可能不適合「走進」人山人海的凱道現場,但仍在獨台會的安排下,以宣傳車載行的方式,繞行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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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國會》史明:有青年人打拚 台灣前途有希望 【17:37】

新聞圖片
抗議學生持續占領立法院議場,台獨大老史明(右)今天下午到場聲援,並向學生總指揮林飛帆(左)打氣。(記者方賓照攝)
〔記者王文萱/台北報導〕高齡97歲的台獨領袖史明,今首度進入立法院議場聲援學生。史明表示,這次抗爭行動,顯現台灣青年人的正義感,以及台灣人的熱情,代表著台灣人要「出頭天、做主人」,在這個世界平起平坐,更是台灣前途往上爬的開始。

 史明說,他來現場鼓勵學生、感謝學生。台灣青年人本來沒有什麼表現,他原本對台灣青年不太瞭解,但這次學生運動之後,讓他大為改觀以往對學生的不瞭解之處。

 史明激動地說,台灣人要為自己的前途奮鬥,而台灣的前途就在青年人的肩膀上,青年人是台灣的主人,千萬不能輸別人,「要堅持下去」,台灣的前途絕對有希望,「因為有你們青年人打拚!」

 他最後鄭重地感謝所有學生,並獻唱「台灣獨立軍進行曲」,高喊「台灣人萬歲」,全場學生也熱情地鼓掌支持。





這張照片好感人...真的會掉淚 史明老師 大家自己google吧 他是一本活的歷史課本 在此獻上最高敬意!!!!!!!!!!!!!!!!!!謝謝您!!!!!!!!!!!!!!!!!!!!!(photo by Tung-Lu Huang)


 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台灣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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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獨人士必讀:《想像的共同體》Benedict Anderson/著 吳睿人/譯 (1999 時報)





Benedict Anderson第一次來台灣的演講,我參與過。

1月4日19:15Taipei 附近 ·
跪求元旦反壟斷學運「吳睿人」老師的演說錄影,這場演說是我近年來聽過最精彩的台灣意識演說之一。希望有影片來分享給更多沒有辦法到現場的朋友們聆聽。
----曹永和的典範

Athena Toledo Pia Pa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wO0U_fOhOc

各界應正視「『中國因素』已成台灣民主的最大威脅」。呼籲大家一
起捍衛台灣民主多元的言論自由空間。 今天我們站出來,不是要告訴大家:我們將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們站出來,是要提出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那就是:媒體對台灣民主與公民社會的重要性,到底我們該如何面對資本壟斷與中国干預的問題?我們不見得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我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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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的羅亭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
學長姍姍來遲。已是晚上七點,樓內的光線昏暗,四下無人,他們是特意約在醫學院宿舍頂樓見面的,教官很少在這裡出現。學長最初出現了,神色緊張、默不做聲,把一卷東西塞進了他手中,只在轉身走前低收聲叮囑一句,你晚半個小時再走。回到房間,他迫不及待地打開這卷東西,是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影印本,由於全書太厚了,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多年後,他都記得當時的緊張與興奮,像是偷食了禁果。 “他把支持國民黨的本地政要稱作'買辦',這嚇了我一跳”,他回憶說,“原來國民黨也是殖民者,與日本一樣,我這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說法,有一種舊思維被捅破的感覺。”這是1982年的台灣大學。他叫吳睿人,是政治系一名二年級學生,在同學中,以思想活躍、富有煽動性著稱,內心似乎總有一團難以壓抑、卻找不到方向的熱情。這所大學以滿園杜鵑花與精英教育著稱,它的歷史足以追溯到日本人在1897年創辦的“醫學講習所”,當它的名字從“台北帝國大學”變成了“國立台灣大學” ,無礙其全台第一學府的聲譽。多虧了傅斯年短暫卻關鍵的努力,它還成了自由思想的堡壘。即使在在白色恐怖盛行的歲月裡,台大的自由主義之火也從未中斷,殷海光、李敖成了其中最佳代表。不過,這自由的火光總是微弱的。因為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共產黨對於青年人的鼓動,來台的國民黨試圖全面控制校園,它的黨團組織則在校園生活中無處不在,它限制學生的集會、結社的權利,甚至出版刊物、舉辦演講與座談會、乃至海報張貼,都必須得到校方許可。這一切都是為了讓學生陷入原子化,阻礙他們的獨立思想與批判能力,避免學生運動的興起。那些勇敢的反抗者,是偶見的例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前往美國、逃離台灣,成了這些年輕而傑出的頭腦的唯一選擇。當吳睿人在1980年進入台大時,這所大學處在又一次轉變的前夜。那個孤獨思想者吶喊的時代過去了,台大在新變革中缺席了。經由“黨外人士”在七十年代的的抗爭,常年沈默壓抑的社會開始鬆動了,人們開始嘗試表達自己的思想,儘管有了“美麗島”等接連慘案,一種社會共識正在形成——維繫了三十年的政治體制必須要做出改變。相比於覺醒的社會,大學卻陷入了異樣的保守。離狂飆一時“保釣運動”不到十年,校園裡卻再難想像這樣的生氣。沒了國民黨的默許,大規模的學生集結不再可能,由這場“民族主義”運動引發出的“向社會進軍”的社會服務運動,很快失去了原本的批判性。新生的“黨外”運動吸引了特立獨行的畢業生,但也意味著青年人的反抗活力無法投射於校園內。迅速興起的“台灣經濟奇蹟”,也加固了校園內的沉悶情緒,台大的年輕人知道他們將穩步成為這個不斷富足的社會的領導者,而不是批判者。對於吳睿人來說,大部分同學都生活在渾沌中,這是一個去政治化、去社會化與歷史化的大學。至於剩下的一小群人,努力在思想與行動上,尋找新的出路。禁書與學長,則成了這些不安分的學生的主要精神支持。被查禁的書籍與報刊,提供了了解歷史與現實的另一個角度,更充滿了打破禁忌的快感,學長們因為與“黨外”運動的關聯,為校園內輸入新的視野與力量。這些書籍與個人,共同構成了另一個空間,讓你從現實的平庸中逃遁出去。這個夜晚,吳睿人正體驗到這打破禁忌的巨大快感。對於一小部分台灣人來說,史明是個“先知性”的人物。他出生於1918年的台北,19歲前往日本攻讀政治學。在那裡,他成為了一名馬克思主義者,1942年秋天,他前往中國參加抗日本戰爭。在中國的7年時光,他為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運輸過鴉片,充當情報員,為台灣士兵講解馬列主義,還見證了殘酷的土改,目睹著共產黨的暴力化。這些經歷不僅讓他對中國共產黨喪失了信心,也對中國本身充滿幻滅。作為一名台灣人,他感到大漢族沙文主義帶來的壓迫感,他痛苦的發現階級意識並不能彌合台灣與大陸的地域與文化差異。在1949年回到台灣後,他發現流亡來此的國民黨成了新的壓迫者。在一場試圖行刺蔣介石的計劃敗露後,他流亡日本。從1952年到1962年,他在東京白天經營水餃店,夜晚則埋頭於寫作這本《台灣四百年》。很有可能,它是第一部從台灣人視角來寫作台灣通史,相比而言,連雅堂四十年前的《台灣通史》仍是純粹的中國中心論,台灣不過是中國的政治與文化秩序的延伸地。但史明不同,他把四百年的台灣史,視作不間歇的抗爭史,從荷蘭人到清王朝,從日本人到國民黨,它們都是殖民者。這也是本矛盾重重的著作,他強調衝突與對立,刻意把複雜的歷史簡化成了一條線,他強調民族的自覺,卻在行文中滿是馬克思主義的痕跡,忘記了這個德國人是最反對狹隘的民族意識的。令人嘲諷的是,這本台灣史最初是以日文在東京出版的,日語才是他的母語,唯有流亡在外,才可能描述台灣。這本書的命運也注定是孤獨的,它最初出版時是純粹的異端學說,台灣公眾既看不到也不會有共鳴,即使最開明的知識分子,主要的興趣仍在如何在國民黨的統治下獲得更多些自由空間,而不是台灣作為一個主體民族的存在。它只在一個小小的流亡者群落中激起的一點點迴響。史明習慣於獨行俠式的抗爭,他又傾力把它翻譯成中文在1980年出版,開始海外激進的台灣留學生中流傳,也傳回了台灣島內,它成了吳睿人這樣的異端學生們的盛宴。倘若說在那個時刻,吳睿人就有了某種台灣獨立意識,這一定是在誇大其詞。即使“台灣結”與“中國結”的辯論即將開始,但除了極少數極端者,很少有人嚴肅思考過“台灣意識”。史明只是這些不安的靈魂尋找的精神資源之一。國民黨的壓抑是全方位的,反抗也是五花八門,順手抄起什麼就用什麼。他們用左派思想來反對國民黨的右派政策,用台灣意識來對抗光復大陸的宣傳。思想以一種令人詫異的方式來傳導。在重慶南路的西風書店裡,吳睿人與他的朋友們可以找到羅莎•盧森堡與魯迅,更有趣的是,一個常年被監禁的大陸托洛茨基主義者鄭學稼的昔日作品《列寧評傳》,成了這群台大青年人競相閱讀的作品,它也打開了吳睿人的眼界,原來19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是這樣的,他們可以這樣以“民粹”的方式深入鄉村,動員群眾……這一切都在催促吳睿人,成為一個行動者,不僅僅是一個思想者。當吳睿人在1983年5月當選為台大的代聯會主席時,他成了大學校園內越來越強烈的變革呼聲的象徵,這還是台大歷史上第一位非國民黨員、有顯著的改革傾向的代聯會主席。大學內的沉默正在被打破。但這變化實在太緩慢了。相比1960年代的日本學生、同期的韓國學生的抗爭精神,台灣大學生一定覺得自己是無能、幼稚的一代人,他們的抗爭仍是邊緣式、無關痛癢的。最大膽學生們做出的最大膽的行動,不過是在彭孟緝的家門口噴漆抗議,彭在二二八事件是擔任高雄要塞司令,是這一悲劇的直接鎮壓人之一。對吳睿人與他的同志來說,如何激發起校園氣氛,既然國民黨當局試圖讓大學“去政治化、去歷史化、去社會化”,他們就要“再政治化、再歷史化、再社會化”。比起社會上越來越熾熱的情緒,大學內的訴求仍是謹慎的。覺醒的學生不過要求校內的局部的自由化與民主化,大學內的社團越來越不滿於校方的各種審查制度,衝突不時發生。他從俄國知識分子的民粹主義出發,創造出“新民粹”這,鼓勵同學去鄉村、礦區、工廠,用知識關懷自身利益的土地。他還記得在1983年的一次礦災中,第一次看到這樣多的屍體,這比任何知識與都帶給他更多的生命震撼。他任內最重要的貢獻仍是學生議會的建立,透過議會活動,他激發學生的主體性,重建學生自治精神與組織,藉由學生議會的決議,他也來壓迫校方改革。而代聯會這一原本的官方組織,一躍成為學生民意的執行者。不過,他的熱忱總更傾向於理論而非實踐。 “我想把校園民主,像廢除審稿、普選之類的瑣碎議題,和民主、社會正義、台灣獨立、乃至顛覆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等等所有流傳在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的一切地上地下的進步論述全部串起來,搞出一套包括綱領、戰略、戰術、甚至形而上學和美學的體系”,他在日後寫道。他熱衷於尋找歷史的參照、沉浸於個人的感受與言說,而不是紮根於現實,在很大程度上,他仍是“駁雜、沒有方向、缺乏耐性的人”,對於一些更尖銳的同志來說,他不過是個羅亭式的人物——高談闊論、魅力四射,卻毫無實幹能力,是屠格涅夫的筆下人物在台大的翻版。他創造了“社會包圍校園”、“新民粹”、“職業學生運動者”這一系列概念,在黨外集會上演講,串聯不同學校的反叛者,卻最終發現被資深的抗爭者敏銳的指出,他的所有理論與措辭不過是不錯政治宣傳,它缺乏經驗分析,“不能幫助我們真正了解國民黨,也不能幫助我們行動”。這校園內的狂熱青春,隨著畢業的臨近而結束,吳睿人必須尋找人生的新路了……


 中國意識與台灣譯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
在一間小巷咖啡館裡,我第一次見到吳睿人。台大周圍這些交錯的巷子上,滿是咖啡館、書店、餐廳和青年人,他們乾淨、時髦、過分的溫柔,似乎很難想像他們再需要什麼抗爭精神、或是悲情意識,他們總讓人想起黑格爾所說的“歷史的最後之人”。我們喝了一杯濃縮咖啡,至於談了什麼,已經淡忘了。我只記得他身材結實,穿一件雪白襯衫,聲音鎮定、熱情、富有磁性,是個天然的演說者,你完全可以想像,昔日他站在競選台上,該是多麼富有魅力。不過,我當時完全不知他在台灣學運史上的特殊地位,吸引我的是他作為《想像的共同體》的譯者身份。我在2003年的一個冬日夜晚讀到這本民族主義名著。那是我的“中國意識”醒來之時。像很多時代與很多地區的青年一樣,我一直試圖逃離自己的生活與傳統,中國給我的印像是專制政治與陳腐的傳統,它們都需要被拋棄。美國也是最令我心儀的國家,從托馬斯•杰斐遜的自由理想到海明威的小說,再到“矽谷”的創新精神,都散發出無窮的誘惑。但是9•11事件,卻意外讓我對自己的中國身份產生了興趣。那一年,我25歲,從大學畢業,是一張剛剛創辦的報紙的編輯。除去震驚,這一事件也令我感到一種難言的興奮。這是我第一次清晰的體驗到重大的歷史事件。在此之前,不管是天安門事件還是蘇聯解體,我都因太年幼而感受不到直接的衝擊。這一次,我不僅有意識到它的意義,還能以某種方式參與其中,我可以在報紙上闡述它的意義與影響。我旋即發現,自己根本沒有看法可以表達,不管是信息來源還是觀點,都嚴重地依賴於英文媒體的報導與評論。不管我多麼愛紐約,也不能假裝自己真的是美國人,假裝理解他們對於伊斯蘭世界的恐懼與憤怒。一種內在的焦慮隨即而來,什麼才是我的聲音。我的中國意識的第一次甦醒了。之前,我曾拼命想逃離這個國家的一切,它的政治環境、文化傳統,想去擁抱一個更豐富的世界(它當然是西方),但此刻,我感到倘若沒有自己的落腳點,我根本無法去了解世界的變化,我還感到一種受挫的自尊——我為什麼要成為西方同行的傳聲筒?接下來變化既出人意料,也加劇了我內心的變化。中國似乎成為了這一歷史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她避免了成為另一個蘇聯,享受到了一個不安定美國的好處,大量資本湧向中國,幾乎所有的西方媒體都在談論中國的崛起​​,它可能取代美國的領導地位。這對我是個奇特的衝擊,一種前所未有的虛榮感。倘若中國真的要走向舞台的中央,像是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那樣成為領導性的國家,我這一代必然要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是對個人雄心的多大的滿足。畢竟,每一代人都迷戀於成為歷史的一部分。為了了解這隱隱出現的“中國意識”,我找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探究這種情緒的歷史背景。一定是安德森幾乎炫耀式的博學多聞,大大超出了我的知識結構,我迷失其中,完全找不到頭緒,相反的,譯者同樣華麗卻篇幅適中的導讀,給了我大致的思想輪廓,相比於常規的譯後記,這位翻譯者更有一種濃烈的個人情緒,這裡面滿是這樣的句子,“在芝加哥地下室的荒涼隱遁中,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為我記錄時間之流,舒伯特的《冬之旅》伴我進入羈旅之夢,而吳晉淮的《港口情歌》幫我記憶那即將以往的故鄉的方向”。我絲毫沒有意識到,這其中蘊涵的強烈的受困的台灣情緒,只覺得作者不可救藥的浪漫形象——熱情而不安,自戀又憤怒,對自己的邊緣身份耿耿於懷,連他的文章落款都滿是這種色彩——“1999年4月7日午夜於密歇根湖畔斗室”。我記住了翻譯者的名字——吳睿人。接下來的幾年中,每隔一段時間,我就要再把這本書找出來翻上幾頁。中國民族主義再度興起,速度與規模令人瞠目結舌。從2005年的反日遊行到北京奧運會前後狂熱,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愛國情緒”,讓我感到一種莫名的詫異。我原以為,他們生活在一個更為全球化時代,不再為匱乏的物質與信息所困,應該以一種更淡然的心情來面對中國,結果卻似乎更為錯亂。這也是個充滿反諷的時刻,當“中國即將征服世界”的論調正四處蔓延,年輕一代的中國人卻似乎認定自己不斷被羞辱。該怎麼理解這一切?倘若你是個標榜世界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很容易把民族主義視作一種扭曲的集體情緒,不斷祭出塞繆爾•約翰遜的名言——“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它也與官方的宣傳相關,過去二十年,中國政府不遺餘力的民族主義教育,不斷強調中國受害者身份。一切似乎又沒那麼簡單。你可以完全丟棄自己的民族身份,完全不需要它提供的集體歸屬感嗎?中國近兩個世紀的苦難史,不僅僅是虛構出來,幾代中國人表現出的強烈的民族主義,也不僅僅是愚蠢、褊狹,也來自於一種真實感受。只不過,一種新的錯位正在形成,當中國已實現其追尋多年的“富國強兵”時,它的社會心理仍停留在“屈辱”與“苦難”。逐漸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紛繁的知識與情感網絡也清晰起來。對我來說,這最震驚一刻仍在於他為民族主義的大膽定義——它是“想像的共同體”,是一種創造之物,並探索到這創造的時間——它出現於18世紀的歐洲,它與宗教性世界的瓦解與世俗世界的出現有關,近代印刷術則是它最重要的技術推動力。這無疑是對中國民族主義語言系統的一劑解藥。在我熟悉也厭惡的那套論述裡,中國深陷大一統的固化邏輯,這民族情緒從來如此、並將一直繼續。倘若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劃分,中國最初的民族主義該是起源於19世紀晚期,因為工業資本主義造就的全球帝國主義的入侵,亞洲與非洲這些被殖民者們的自我防衛,他們想像出這個共同體,來抵禦這種入侵。這種情感與努力是真實、值得尊敬的,是弱小者面對強大者時的自尊。當然,比起很多要求獨立的國家不同,中國的情況要復雜得多。它不僅是個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它還是個昔日的帝國——它以自己的方式維繫著一個廣闊疆域、不同的文化與民族; 它的傳統也更悠久,按照一些歷史學家的說,中國早有安德森所說“民族”的想像,在長期與游牧民族的對抗中,它早就發展出一套類似的話語體系。於是,對中國來說,嶄新的事物不是“民族”,而是它如何從一個自我中心的帝國身份,加入這樣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新世界體系。不管怎樣,這個雙重身份令中國在一個多世紀的探索中,顯得矛盾重重。對外來說,它既是個要擺脫束縛的解放者,而對於內部來說,它又總是個帝國主義者。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我在經過的新一輪民族主義熱情,可以劃歸為“官方民族主義”的種類,你可以在19世紀的俄國與奧匈帝國發現類似的運動。在1989年的天安門悲劇正式宣告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破產後,北京祭起了民族主義的旗幟,期望它來成為聯結如此廣闊與多元地域的紐帶。如今,民族主義者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壓迫力量,對我們來說,西藏、新疆、台灣這些問題都變成了最敏感的禁區,甚至比文革、“六四”​​這些問題更敏感。而這些問題因為過分敏感,也逐漸從我們的認知中被剔除,即使開明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談到這些時,也常表現出驚人的無知。我正是帶這種無知見到吳睿人的。“要打擊帝國,你得要好好瞄準,然後一擲中地。” 在那次見面時,他送我一本台灣版的《想像的共同體》,我隨手一翻正看到這句。那是吳睿人在1999年秋天前往康奈爾大學拜訪安德森時,後者送給他的話。那必是個迷人的夜晚,他們喝著月桂冠酒,談著知識與政治之爭,大英帝國與台灣困境。對於吳睿人來說,這是一次朝聖之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從他愛爾蘭後裔的邊緣身份中、從他在昔日帝國的邊陲的生活經歷中,尋找到他的思想與寫作的母題——他把民族主義視作一種弱者的抗爭武器。吳睿人則在安德森的思想與人格上,感受到巨大的鼓舞,幫助他理解自身的掙扎與困境。我忘記了問起吳睿人在何時、怎樣的境況下遭遇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不過,我大致可以想像這強烈的衝擊。這感受必定與我不同,我經歷的民族主義浪潮與中國的再度擴張有關,而他要尋求的則是一種防衛與安慰,一種“打擊帝國”之後方能獲得的自主性。而我正來自這個“需要被打擊的帝國”。我帶著這本書在台灣旅行,一種前所未有的感受向我湧來。在2008年第一次來台灣遊時,我完全沉浸在尋找中華民國的情緒中,彷彿台灣只是另一個失落的中國。但這一次,我逐漸意識到,這種看法是多麼的褊狹。在台北一家地下的小書店裡,我聽到一位老師正與一群年輕人在猜想“如果台灣獨立怎麼辦”。在狹小、悶熱的空間裡,站在最後一排的我,內心一陣慌張,像是闖入了一場密謀。儘管對於中國狹隘的民族情緒不屑一顧,從不喜歡大一統的政治與文化模式,但在公開場合聽人討論“台灣獨立”,對於我還是第一次,它充滿了觸碰禁忌的快感與緊張。在大陸,統一不僅是政治訴求,也是不容置疑的意識形態,也是普遍性的文化與社會心理,沒一位領導人敢承擔失去台灣的歷史責任,幾乎在所有人潛意識中,都是“合”比“分”更好。這種情緒因為現代民族主義的到來,而更為強烈。我多少懷疑,現場的年輕人也分享了類似我的感受,儘管我們的環境如此不同。國民黨政權長期壓抑“台獨”論調,它是少數異議人士的標籤。過去十多年,它被頻繁的提及,卻是政治操縱的延伸,它是與選票相關的政治姿態,人們還無暇了解它深入文化與社會含義。“如果中國實現了民主,像今日的美國一樣繁榮和開放,台灣還想獨立嗎?”我問。現場氣氛激發起我微妙的情緒,我想為我經常批評的中國做出辯護——我和你們一樣,不喜歡這個政治的中國,只要它發生了改變了,我們的障礙也就消失了,我們分享著共同的語言、文化傳統、膚色。潛意識裡,我覺得台灣人太過自我沉溺了,中國給他們提供了巨大的靈感與刺激,他們明明可以理解北京、西安與昆明,卻總是只談論台南、基隆與恆春。你們可以和我們一起去重新發現唐代的詩歌、明代的建築,了解中國崛起給世界帶來的巨大衝擊,卻總是執著於台灣的眼前事務。對所有地區與民族來說,只要你有能力了解他人的故事,才可能理解自己。倘若沒有發現世界的旅程,任何自我探尋都有可能掉入自溺、封閉的陷阱,它變成了一種部落主義。沒人給出我答案。但我很快意識到,我的態度中流露著多少傲慢。試圖用龐大中國市場來吸引台灣的經濟思維是淺薄的,我的這種政治思維​​同樣堪憂。在潛台詞裡,我們都以強大者自居,期望以一種屈就的、家長式的方式來說服一個不對等的弱小者。第二天,我前往鹿港旅行。正是一個雨夜,海風冷冷的拂面,媽祖廟的燈籠閃耀,我是最後一家亮燈的排檔裡的最後一位客人。消瘦的老闆曾是大陸台商潮人的一員,在東莞與天津開工廠,練得好酒量。不過,他在此刻最感興趣的是向我解釋台灣歷史。在一張《自由時報》上,為我講解《舊金山和約》的來龍去脈。這真是個讓人震驚的一刻,我沒想到一個夜市老闆,會對這樣一個和約耿耿於懷。我多少感到,他在藉此表達,台灣人本應有機會主宰自己的命運。這些場景與我的腦中固化的“藍綠之爭”不同,這感受被我在幾個月後讀到一位觀察者的分析點明了:“目前上升的台灣主體性,要求的首先——而且主要的——是與中國大陸協商未來統獨方向的平等地位,而是在沒有軍事威脅下每一位公民實施自由意志進行選擇的必要條件,而不是排除未來同意可能的、洪水猛獸般的'台獨'”。在鹿港的一間民宿裡,我邊聽著海風,一邊繼續閱讀《想像的共同體》。“五十年前,流亡的台灣思想家廖文奎在冷戰的開端痛苦的思考:'台灣向何處去'(Quo vadis Formosa?)”五十年後,冷戰已成過去,而“福爾摩沙”依舊徘徊在認同的歧路上。在這個充滿生命力的,美麗而庸俗,熱情而反智的,在這個永遠在尋找'未來趨勢'和'新主流價值'的土地,在這個人人'邊緣',沒有中心的社會,思想、記憶和認同似乎已經成為難以承受的負擔。然而沒有了思想、記憶和認同的重量,台灣將永遠只是一葉浩海孤舟,任憑資本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操弄控制,反復重演注定終將被自己和他人遺忘的種種無意義的悲劇。 當我讀到導言中的這一段時,意識到它沒有出現在簡體版中出現。同樣沒有出現的是《歷史的天使》這一章,它在簡體版中完全刪節了。這一章講述了中國、越南與柬埔寨這三國之間的爭執,它們雖都自稱社會主義國家,但決定它們之間關係的不是意識形態而是民族主義,中國共產黨政權不遺餘力推廣的是官方民族主義,與人民的需求是對立的。這是個有趣的時刻,藉由一個台灣翻譯者,我來了解中國的民族主義,然後又發現,它是經過審查與刪減的,以至於對我這個大陸讀者,這個翻譯者的台灣身份處於長期的曖昧狀態中,他是怎樣一個人……



魔山中的鄉愁


“我的心一如斷落的五節芒,在大屯山的季節風里四處飄盪”,吳睿人這樣回憶服兵役前的彷徨夏天,學生活動家的日子結束了,未來的方向是什麽?
他背著哥德自傳與韋伯自選集走入軍營,在給朋友的信中,他引用了歌德的話:“受到懲罰,始成為一個人。”他準備用嚴苛的學術訓練來懲罰自己,用經院的理性來馴服過分的激情。這株“空心的台灣五節芒,被歷史吹落在陌生的大湖之畔”。1987年秋天,他來到了芝加哥大學。
這 城市有著眼花繚亂的傳統,就像他慣用的鋪陳——“牛肉和期貨市場,playboy和印象派,夢幻的白襪隊,少年海明威,Al Capone的黑道王國,大老闆達利市場的萬年派系統治,68年民主黨大會的流血暴動,傑西·傑克森牧師的彩虹聯盟,還有你當然不會忘記的新興宗教,公牛 隊和His Airness邁克·喬丹”……
城 市是喧鬧的,大學卻是修道院式,巨大而深邃的知識,豎起一座無形卻真實的高牆,把他禁閉其中,他用托馬斯·曼的魔山作比——“我的追尋引我深入大雪的山 中”。他曾經滿懷豪情來這里尋找“改造台灣社會的理論”,卻發現自己甚至連入口都難以找到,那麽多陌生的名字與理論,每一個都需要耗盡心力來解碼。往昔的 生活變成了一場夢,臺大的歲月像是游樂場里的時光,倘若遵循他所愛的赫爾曼·黑塞的比喻,他這原本的哥爾德蒙,如今要化身為納爾齊斯。
歷史 又和他開了玩笑,在他來尋找能改變歷史的工具時,歷史卻迅猛的發生了。這也似乎成了他人生的重要特質,他是那麽渴望進入歷史,當歷史發生時,他卻是缺席 的。當他從臺大畢業後,台灣學運進入了狂飆時代,他期待的“社會包圍學校“在反杜邦事件中,終於發酵了。當他在芝加哥苦苦掙扎時,台灣社會進入瞭解嚴後的 劇烈的轉折期。當他在《紐約時報》的國際新聞版看到中正廣場上的野百合運動的新聞時,終於還忍不住了,當天買了機票,打包行李,卻在最後一刻退掉。或許歷 史還沒來,他安慰自己,知識的懲罰也尚未完成。
懲罰他的不僅是知識,也有他的身份。生活在一個陌生社會,民族與國家變成了身份的、也是虛榮 與權力的來源。而台灣,這個身世曖昧、生活在巨大中國陰影下的島嶼,既難以言說、又常被忽略。倘若台灣可以在政治與學術版圖上被忽略,這個台灣人更是如 此。“我想著台灣的外來殖民史問題,不知不覺在課程上脫口而出:‘How about colonial state?’外來政權也應該是一種高度自主的國家形態吧,然而同學們正陷入《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混戰之中,沒有人聽見我缺乏自信的聲音。於是我 打開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自顧自地讀了起來。”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不僅是知識上的邊緣人,他來自的台灣更是地理、權力與思想版圖上的邊 緣者,沒人對他有什麽興趣。
一股強烈的身份焦慮感伴隨著他,他一定也覺得自己也是芝加哥的野蠻人,他憶起1892年的世界博覽會,據說來自 台灣的土著也曾作為展品到來,滿足文明世界的獵奇,現在他是這里的“新土著”。他念念不忘台灣的邊緣地位, 1920年代台灣知識分子以東京為中心,而到了1990年代,他這一代台灣人到了芝加哥,仍處於邊緣。
他準備以自己方式來應對它。在完成了以台灣的資本家階層為題的碩士論文後,他準備直接面對這身份焦慮,研究台灣的民族主義。
旅程比他想象得更漫長與艱苦,他在一塊長期被忽略的土地上開墾,少有借鑒與參照。它也很快被證明不僅僅是一種知識上的、更是對個人命運的一次探尋,他要在其中治愈自己受壓抑的自尊。
閱讀吳睿人寫於芝加哥的一系列札記,灼人的掙扎撲面而來。這顆高度浪漫化的台灣靈魂,似乎無處安放。他逃入回憶與鄉愁中,關於台灣的一切,都變得如此清晰與深刻起來。
“宜藍的海岸、龜山島,和風雨中的蘇澳北嶺”常入夢來,在圖書館看膩了學術,他就到五樓的遠東館讀《公論報》,“在封凍的經院里以憤怒取暖”,或者夜晚跑到朋友的地下室的家中喝酒,聽台語老歌,把芝加哥的大湖想象成太平洋,對岸就是台灣島……

他 必定也會想起那個充滿日本風味的小鎮桃園,這里的吳家是台灣悲劇歷史的縮影。他的曾祖父是清朝的舊式地主,祖父與祖母則是日治時期受的教育,他的家族是典 型的台籍精英,祖父是日治時代的地方學校的代理校長,他的二伯父則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出任日本帝國的台灣軍的少尉,這樣的家庭在新秩序到來時,即使能逃過生 死劫難,也必然進入一種邊緣地帶。
不過兩代人的時光,台灣經歷了兩次摧毀性的精神轉軌,先是日語與日本帝國秩序取代了漢文與清王朝,接著國 語與黨國政治制度壓了上來,它比前一次更為迅速與無情。潰敗來台的國民黨也帶來一套新的文化與語言系統,不由分說的強加在已被日本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島 上。吳睿人的父親,正是這突如其來的轉變的犧牲品,他在“日本皇民化”的高潮降生,一齣生只學日語,不要說中文、就是閩南話也不會說。日後,他雖考入了臺 大經濟系,卻從來生活在一種沉默與壓抑中。這與語言上的困境有關,他始終覺得國語的表達的不自在,也來自於二二八事變後本省人與外來政權間的深深裂痕。吳 睿人記得,經商的父親是個狂熱的讀書人,書架上擺滿了英文與日本書籍,通過潛入內心世界,來躲避現實。
吳睿人最初的台灣意識正與這語言相 關,它發生在他的高中一年級。對出生於1962年的吳睿人來說,國語是他認知世界的天然語言了。盡家中一直講日語與台語,祖母會唱日語童謠給他聽,但一旦 進入正規教育,國語才是唯一被許可的。強大的黨國教育機器也很容易塑造年輕的心靈,少年吳睿人甚至還出任班長,負責提醒同學不要講台語。在一次家中閑談 時,父親象往日一樣講台語,正在讀高一的吳睿人卻突然糾正說,家裡請不要講方言。父親的反應讓他吃了一驚,他用不標準的國語嚴正的回應說,我以身為台灣人 為榮。
“這還是我第一次聽他這樣講話,我立刻就安靜下來”,吳睿人回憶說,“他沒有深入說下去,我覺得很不好意思,又不知怎麽道歉。“這一印象卻種在了少年人的心理,在日後不斷發酵。到了大學時代讀到的史明與黨外雜志,它才變得更為清晰。
但只有到了芝加哥,一種因距離與無能帶來的尖銳痛苦,才令這台灣意識變得豐滿與深刻起來。“鄉愁是最高貴情感”,他在日後不斷的引用這句話。一種“野蠻人”的身份,錯過歷史的遺憾、無法行動的巨大的焦慮,匯聚到了一起,鄉愁成了他的救贖。
浪 漫主義給了他新的慰籍,法國人盧梭與德國人赫爾德那些自憐、模糊卻富有強烈感召力的表達,都輕易的擊中了他的心。這似乎也是一條不歸路,他的性格中的抒情 性被加倍的放縱。不論是寫作與談話,他的表達常有過度抒情之嫌,為了完成對於美感的需求,他不惜誇大事實與感受。它有一種特別的魅力,但也常陷入自己的混 亂的激情,成了深入觀察與分析的障礙。倘若讀過以塞亞·伯林對於“浪漫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分析,你會發現他的思想與情感歷程,再完美的不過的體現了這 兩個概念,受挫感激發了更強烈的自尊,因現實不安而逃入浪漫化的傳統,個人感受與集體命運間糾纏在一起,發出陣陣不平之鳴。

即使匆忙的瀏覽這篇博士論文,也感受得到其中的掙扎。讓一個高度自我的靈魂,在別人的思想框架中反復搖擺,一種原本喃喃自語的風格,又遭遇到常糾纏不清的學術理論(很少有概念比“民族主義”更難以定義),它對於寫作者與閱讀者,都是令人疲倦的考驗。
不 過,這篇以《福爾摩莎的意識形態》為題的論文的確具有開創意義,在此之前,還從未有一位學者如此詳盡的考察台灣民族主義的緣起,他得出這樣的論述,在日治 統治的五十年中,台灣人已在政治與文化上已經明確產生出一種民族主義,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民族主義,它是“福爾摩莎的意識形態”。不僅如此,它還有某 種理論上的雄心,試圖用台灣的案例來證明兩位傑出的民族主義理論家本尼迪克森·安德森與帕塔·查特吉的不足。台灣既不完全是前者所說的“海外移民民族主 義”,也不太遵循後者的“殖民地民族主義”的反西方情緒。
台灣的獨特性來自於它是被日本這個東方帝國所統治。與歐洲大陸殖民者不同,這個年 輕的帝國受困於內在矛盾,它深感自己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又急於把自己的鄰國變成自己的屬地。台灣的民族主義是在抵抗這東方式殖民主義下產生的,它是 “雙重邊陲化”——日本帝國主義,卻是歐洲中心的近代世界的邊緣者,而台灣是邊緣的邊緣。
不管他的行文與理論多麽糾纏,這仍是一次讓我大 開眼界的閱讀。他提到那麽多名字、刊物、主張、組織,都是我很少知曉的。我們對於台灣的認識,總停留在鄭成功的榮耀、《馬關條約》的羞辱,或是國民黨的 “另一個中國”,日治時代像是一塊巨大的歷史黑洞,一個理應被忽略的時空。原來這其中蘊涵這麽多掙扎與探索,臺北的青年人也像北平的青年一樣,為威爾遜的 和平建議歡呼,他們也有著白話文運動,也試圖在工農中間建立黨派,被共產主義誘惑……
我無力對他的論文做出太多的判斷,卻也感到他的結論過 於一廂情願,當他相信台灣已發展出自己既非日本也非中國的民族認同時,另一位研究者敏銳指出——“果真如此,殖民帝國日本戰敗離去時,台灣人為何在這樣絕 佳時機表達當家作主的意願、實踐其國族論述,像多數殖民地一樣要求獨立建國?反而有許多人對中國政府的統治表示歡迎?”
“一個對抗國民黨獨 裁的青年英雄,一個(情感)強烈但(頭腦)開放的台灣民族主義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這樣描述吳睿人。這樣的評語必定讓他欣慰。“魔山”歲月即將結 束,這過分漫長的學術生活令人充滿煎熬,不過這篇厚厚的博士論文、還有《想象的共同體》的中譯本,算是不錯的回報。但它能補償他錯過歷史現場的巨大遺憾 嗎?
他終於要回到日夜想念的美麗島了,他稱自己的世代是革命知識分子的最後年代,仍“信仰一種基金的啟蒙詩學,堅持知識將帶來救贖、解放與自由”。但他即將要發現,他的自我期許在這塊已經獲得解放的土地上,沒有容身之地,他的鄉愁無法化解,他的自我掙扎仍在繼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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