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4日 星期二

彭泉給教育部的陳情書;訴湯銘哲;"對湯銘哲說NO":讓事証說話(一) (東海大學教師會);東海大學董事會;成功大學教授湯銘哲

( 東海人) - - -前東海校友室主任陳瑞洲 (1政)談 彭泉被免職


背景說明:
 
一,曾擔任 20 多年東海大學校友連絡室主任的陳瑞洲學長,日前由 New York City 來到 Bay Area 。當他得知校友主任彭泉被免職一事,相當驚訝,他說,湯校長只因為彭泉拒絕簽署效忠聲明書,就把他 fire掉,實在太不應該了。
 
陳學長說,去年八月得知彭泉接任新職時,還特地用新買的 iPad送一封 e-mail給彭泉表示恭喜,說他很適合當校友室主任,也為東海感到深慶得人。
 
陳學長說,他對彭泉印象極佳,彭泉做人非常隨和,好相處,而且熱心助人,電腦知識也強。去年12月陳學長回母校東海時,彭泉與校友室 7 位同仁在IBA 陳學長吃飯,席間一直請教如何推動校友連絡,可見彭泉有心把工作做好。
 
二,以前聽說,湯校長接任前到東海熟悉認識環境,但遭校方拒絕,代理校長葉芳柏(已過世)因此還被批評不近人情,看了彭泉的信才真相大白,原來被拒絕是因為湯夫人想去參觀漂亮的校長公館。也聽說到在馬來西亞訪問當地校友時,校長夫人看到就友室副主任蔡家幸(采采)在酒會場合與男校友敬酒並相互擁抱,湯夫人居然把彭泉叫過去,要他立即制止采采,她認為喝酒及擁抱行為有傷大雅,更違東海之博雅精神。見面擁抱已成國際禮儀,又不是妨害風化,更不知擁抱與博雅精神有何關連 ? 
 
三,請參見彭泉給教育部的第二封信 PDF 檔。



*****
On Monday, March 9, 2015 7:35 PM, Chih-Shun Lu <clulab@aol.com> wrote:



各位校友:

看過了我所尊重的校友室彭(前)主任所寫的信,再加上最近從校內外傳來的訊息,令人感觸甚深。

剛好是一個月前,傳來 MIT终身教授陳敏校友在給前董事沈哲鯤院士的一封信(2015-02-10)。信中特別提到 "MJ (指湯銘哲-附註) already announced (swearing to God) that he will not revenge on anyone and will treat all faculty fairly and equally."  餘音似乎還在繞樑。或許對上帝的誓言是不必向凡俗的世人付現的。

我想勸告一些還在想把 MJ 塑造成 "東海的救世主" 的校友們,醒醒吧!睜開你的眼晴,打開你的耳朵。不要對別人不同的論點,隨便地就稱之為 "garbage" 。也不應該對不同意你意見的人,就輕浮地侮辱他人為 "笨蛋"。倒底我們都是經過東海的通才教育培養出來的 『東海人』。

有人如果還沒看過彭主任的信,希望你能仔細地讀一下那封信(附在下面並另有一個 pdf 檔案附上)。如果你己看過,也希望你能再看一次。附在下面的還有彭主任的另一封短信,也有幾位校友的反應。不管你的立場為何,希望你能憑着『東海人』的良知,把你心中想說的話告訴大家。

有人喜歡以引經據典的方式教訓別人,我則常勸人 listen to your own heart。但偶而也免不了隨俗一下,利用經典來壓壓陣,尤其那是從小學就開始被國文老師所教過的。那麼就讓我引用以下的這幾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話作結束吧。

"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Abraham Lincoln

陸志舜 (第一屆物理系)

----2015.3.25
今天接到美國校友的mail,"彭泉訴湯銘哲"一文有些標點等的調整,更重要的美國某些校友支持、關心彭教授。
(東海人) 東海校友聯絡室主任彭泉 (22工工) 被逼退內幕

Dear Tunghai Friends: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母校東海目前正陷入空前危機。需要校友密切的關心與注意。

多位校友認為,彭泉教授可能是近 20 年來擔任東海校友室主任的 "最適合人選 ",因為他參與校友會的時間很早,認識不少海內丶外校友,包括老丶中丶青三代。加上他個性親切丶有 passion,有 vision ,也有實際產丶教學經驗 。我也認為校友室在他領導下,應該會闖出一片天。

正當大家為校友室感到 “深慶得人" 之際,卻因校長被董事會停職丶解聘事件 ,而被迫捲入簽署效忠聲明事件。
彭泉堅持,以校友室主任的立場,在董事會與校長衝突之中,應該保持中立,以免激化而造成校友分裂與對立,因此他拒不簽名。

結果,因為拒絕簽署效忠聲明,卻成了被逼下台理由 - - - 彭泉前後只擔任 6 個月的校友室主任。

謹此
吳文建(15政)  敬上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註一:附上彭泉主任的回信  Mar 7, 2015, at  3:44 AM

文建學長;

真的非常感謝您及各地校友對我的關心與愛護,這也是我一直非常投入於校友服務工作的原因,本來就因工作的關係,接受到兩造多方面的訊息,可以說是最全面的地方,想說身居要職不便介入爭議,以免造成不同立場校友對立之激化,一直都是低調就事論事,沒想到校長因此而對我不滿,到最後出此下策要我離職,真是無言以對。

我的撰文只是我盡可能的回憶他和我的對話,因此沒做任何修飾 ,而一口氣從頭寫到尾,也沒分段,以致造成各位閱讀上的困擾,很抱歉。如今我重新分段並略作修正如附件 ( 請參閱註二,也可看PDF檔,字體較大) 。這樣或許使大家讀來更容易了解這段時間來東海發生事件之部份全貌。謝謝了。

從我的HTC Butterfly s寄出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註二:這是彭泉自己寫他被校長逼退的整個過程,讀來令人痛心與不捨,尤其當時家有喪事待辦 。

 元月中我的外甥在美國因重度憂鬱症自殺死身亡,他的遺孀帶著兩個小孩於二月十三日捧著他的骨灰回來,一
我們接完我外甥的骨灰回家後,正準備第二天為他辦理追思會,這時候接到湯校長要我到校長室一談的電話,本來
想說家裡正準備辦喪事,不方便過去。
後來在家裡的事處理到一個段落時想說還有時間就答應去與他見面,原以為他想和我談就友室之業務與校慶六十周年募款事宜,沒想到他聽我報告不到一半就打斷我的報告,轉而要我認清現在的他就是要依教育部指示回來就任他最後一年的校長任期,問我看到公文了沒,我說目前是寒假期間,家裡又在忙著辦追思會的事,沒看到。

之後,他就又開始說許多東海我不知道的事  (他每次我去見他報告我的工作與業務執行狀況時,都會透露ㄧ些東海我不知道的事給我聽他問我說我過去半年多來為何不支持他,還要扯他後腿,說我和校友討論他參選成大校長一事,我說是校友們向我問起這件事 (馬來西亞校友會聽成大馬來校友會轉知後想向我查證),經我向成大的教授好友查證後我是替他澄清,我告訴那些質疑的校友們說此湯非彼湯,應徵者應是台大管院的湯明哲教授才對 - - - 他不相信我的說法。

他又說,我知不知道學校前總務長是江銘鐘的同夥人,他還是裡應外合協助江每年向廠商索賄的人,這一點我也質疑  (這個說法我根本不相信,他說要拿資料給我看,我說不必了," 如果有,直接送檢調去查就好,我不想看 " 
接著他又說,我知不知道董事會成員之一,因向他要求不經過三級三審直接聘任為講座教授不得逞,才聯合江董事等一意想除去他的校長職務,還到教育部去遊說,他要我去問巢副校長就知道,我更加表示懷疑這些事的真實性。
於是他就開始恐嚇我,要我相信他還是不相信,如果不信就要我自行了斷請辭就友室主任,或是相信他和他合作,協助他說服校內其他反對他的聲音,好讓他可以順利完成他最後一年校長之任期。
我說我現在不想回應,現在是與過年期間,而且我還要協助家人辦小孩的追思會,現在不想談這件事,結果他說和他談過的主管沒一位像我這麼牛,不想當下回答他的請求,還說他是上帝派來的正義之士,要來打倒這群貪婪的的董事們。
後來不知如何扯到博雅書院,他還告訴我說前博雅書院長請辭博雅書院長,是因長期受憂鬱症之苦,睡不好向他請辭三次才准他的辭職的。
最後在我們對談了一個半鐘頭他看說服不了我後,撂了一句話說我一個案子被調查局調查中,要我小心,我真不知這位所謂上帝派來的正義之士,居然用這種下三濫的說法想恐嚇我。
過年前兩天 (記得是216董事會開會前的一大早,湯還找學校退休的教授 (說是我的好朋友也算是我的師長輩勸說我辭職或是要和他合作,讓他能組一個戰鬥內閣,好好幹他最後一年的校長,我真是無言,只能婉轉的告知我無辭職之意,也不想在當下過年前做出任何的決議,一切等開學再說。
(去年八月我從金門借調回來,本想好好將我近年來所經營之人脈資源與能量,能夠好好透過與校友互動的服務工作中,協助學校之師生開拓出更多的產學合作與就業機會給學生,沒想到湯過去兩年來根本沒用心在經營校務,而是將其所有精力用在監控每一位主管之所做所為,以及記錄主管們的言行是否有損及其校長之尊,從這一個月來他對我的處置,真不知湯所謂的戰鬥內閣,是不是就是要組一個全方位捍衛他校長職務之內閣 ? )
上週開導師會前,秘書室來電要我去秘書室簽署一份效忠他,承認他目前是合法的校長的文件,我因下午要做簡報向所有導師介紹就友室職涯導師及本室在學生就業輔導之業務,希望導師們更認識我們就友室,可以與我們合作協助輔導學生在學期間能得到產業實習與就業之聯結,所以沒有去簽署文件。

結果他在隔天就親自再打電話要我到校長室一談,到了校長室,他還邀了巢副校長丶主秘丶人事主任等,他們說只剩我和勞作長尚未簽名以外,所有的主管都已簽了,我說在我的位置 (校友聯絡室主任), 最好保持中立,不要介入董事會與校長職務之爭議中,沒想到人事主任在我旁邊一直勸我說,簽了那份文件就是表示行政中立的意思。
我就是不簽。

後來,校長就提出兩個條件要我接受:  第一,要承認他現在還是東海合法的校長,並簽署那份聯署書,第二,他說我的好朋友南加州校友會會長沈曉白以及很多校友一直在攻擊他,希望我能主動透過校友通訊,發一份聲明請校友們停止批判他,以正視聽。
我說,我沒法接受他這兩項要求,於是他就要我馬上離開我的位置。還說請我發完信以後馬上離開,他將另行安排新的接任人選。

以上就是他過去一個月來對我苦苦相逼的過程,你們說這不就是他開記者會所說的 "逼迫忠良教師的行為,不是嗎?

彭泉 
---- end ------
註三: 北加州校友會長林敬雄給北美各地校友會長的公開信
From: Jason Lin <jasonl1274@yahoo.com>
Date: March 6, 2015 at 11:06:49 AM PST

Subject: Re: 前校友聯絡室彭泉主任被免職經過
彭泉主任不僅是我當年工工系助教,更是我敬重的學長。

彭學長長期深耕校友關係(這是很多校友都知道的),當初非常慶幸他能出任校友聯絡室主任。
去年回台,特別排出時間探訪母校;也與湯校長及彭主任見面。

與校長談了一個多小時(彭主任也在場),我傳達了本地校友的心聲,校友關係是要長期經營的(這對校友募款絶對是正面的),希望校聯室主任不要輕易更換;更希望彭主任可以長期擔任此項任務,彭主任笑答 "盡量";湯校長無回應。

對於湯校長不用 "溝通" 的方式來説服東海教職員,而以 "效忠宣誓" 造就一言堂,我實在不能苟同。(擁有權力,卻失民意。看看馬總統現今處境。)

不知湯校長在任期滿以前是否會再出訪北美校友,若身為北加校友會長,有義務接待;我將辭去會長職務。

董事會需要改革,這已幾乎是大家的共識;若為東海好,希望湯校長組成的  "戰鬥內閣"  是爲東海利益而戰,不是為爭一口氣而戰,而淪為鬥爭,排除異己內閣。

Jason  北加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註四: 南加州校友會長沈曉白給北美各地校友會長的公開信。
On Mar 5, 2015, at 11:59 PM, David Shen <nexshen@yahoo.com> wrote:

各位北美地區的東海校友會會長,大家好!

去年八月,東海校友聯絡室主任彭泉教授來 L.A.  ,同時看看東海校友們。我那時回到了臺灣。九月時,我們在學校校友聯絡室第一次見面。我們相談甚歡,因為我們都對東海母校有著濃厚的感情。彭泉主任對校友的事真的是熱心,我很高興東海有彭泉擔任校友聯絡室主任。


彭主任和我討論了校友如何可以幫助學校,我們認為東海招生的水準逐年下降,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東海學生沒有前途。我們認為幫助東海在校生,在讀書期間,開拓國際視野可以提升東海學生的水準。
不過,到美國進修幾個星期的費用頗大,對學生和指導教授都是不小的負擔。

並且,我們也認為學生有好的個人顧問可以加強他的人生效率。所以一個  Host Family 計畫應該可以幫助母校提升學生視野。我在三年前曾向一些學校人士建議過 host family 計畫,但是沒有得到回音。

當我和彭泉主任再度提出這 host family 計畫時,彭主任非常贊成,我們討論如何落實這個計畫。10月初時我們在校友聯絡室又見過一次面,1030日時,我們第三次在校友聯絡室見面,我們把進修學校(Azusa University,進修人數(6~10)和 host family 校友地區(Arcadia)都確定。因為 11 月 日是校慶晚宴,我就很榮幸的被彭主任邀請參加。


後來,湯校長被董事會停職事情發生後,我曾表述我認為湯校長不適任東海校長的觀點。沒想到,因為我和彭泉主任是一見如故的好朋友,所以我成為彭泉主任被湯校長免職的原因之一。

今天我要慎重的公開聲明,我從來沒有和彭泉主任討論過湯校長是否適任東海校長的問題。這是因為我認為彭泉主任必須行政中立,我不應該和他談論這些事。所以校慶後,我就沒有再去拜訪過彭泉主任。這期間,我和彭泉主任有在郵件上討論南加州校友會的事。


請大家有時間的話,讀讀彭泉教授的公開聲明。


彭泉教授同意大家可以轉發他的郵件。

大家身體健康,羊羊得意!

沈曉白  

南加州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對湯銘哲說NO" (東海大學教師會)

目前與湯博士事件最有直接關係的是董事會和教師會。

教師會昨天開大會,决議要連署"對湯銘哲說NO",請大家鼓勵東海老師簽字,另外也可能到教育部抗議。




東海發起 向湯銘哲說不運動! 回覆匿名校友的質問:
From: cthsiao
Sent: Sunday, March 01, 2015 11:52 AM
To: 'Tang Chiao'; arche

Hi:
第一, 校長的職權來自於董事會,這是最基本的問題。
湯博士不必學政客用假處分,或挟教育部人派欺凌東海有自主思考能力的教師。
第二,您只講對一半。沒錯!! 董事會有問題才選出不適任校長,您越罵董事會,越彰顯越有選出的校長品質有問題。
不適任的校長與過去的董事會都是問題!
第三,湯博士諸多違背章典制度(校務會議不按法條門檻決議,請看附件,其他就不一一舉例),違法亂紀,錯誤決策(自動減招),已經嚴重危害東大生存。
將不適任的校長請走是治標(例如,感冒發高燒要退燒,免得死亡),健全的董事會是治本!
我們要同時要治標與治本。請加入我們的行列,謝謝!
第五,我們都是東海人(教職員生及校友,家長等),都是一家人,意見雖不同,不必冷嘲熱諷!
而本人更是畢業於求真,篤信與力行的一流大學! 東海大學。
尊重您的言論自由,請就事論事,勿涉及人身攻擊,
並且請署名以示負責。
(通常本人不回答不署名負責的函,基於您愛東海的心,破例回您一函,一函遍覆,不再回了)
敬祝 增福增慧 新春愉快
Chih-Tung Hsiao
(副本等未附)


以下的消息,供關心東海的朋友參考:
剛才聽某人說,昨天董事會開座談會,"聽說"有以下決定

1/ 勸退某董事,若不退則3/8日董事會最後處理,不管他會不會提告,一定處理。
2/ 董事們有共識,董事要有任期制,3/8應會決定,大概是每屆改選1/3,最多連任二次。
3/ 由立法委員協助,董事會直接和教育部長對談。
4/ 向教育部提訴願,若不成則提到行政院、行政法院、監察院。
5/ 己和律師研究過,教育部在97年前解散過6個學校董事會,但97年法令改變,要由法院判定,之後就沒有解散任何董事會,因此東海董事會是不會那麼容易被解散的。
6/ 湯的事也許會慢一些,一步一步來,但決心未變,不會拖太久,在這段時間希望大家多揭發湯的不當行為,董事會也會在適當時間公佈。






From: faculty
Sent: Tuesday, March 03, 2015 11:46 AM
Subject: 
第一封信:讓事証說話(一)
讓事証說話(一)
親愛的東海人 
近日的紛擾已經撕裂全球東海人,動用政治、媒體、校方(秘書室、校友聯絡室)管道傳遞特定資訊、善用教育部高層關係及資深校友影響力等現象層出不窮。昨日又有曾當過董事且據聞湯校長說過會在教育部(私校咨詢委員會)幫他處理董事會的資深校友投書蘋果日報。事情就在媒體、打擊弊案、及感情正義中模糊了
東海是我們安身立命及付出的地方,我們不能坐視校長及董事會戰爭,卻將東海變為焦土。本屆教師會理監事去年六月經超過300位(54%)老師的託付,無法坐視東海成為焦土,我們選擇負責任的呈現事証,提供各類可受公評之資訊,呼籲每位東海老師以您心中的一把尺,客觀檢視證據,也站出來參與拯救我們多年付出的學校,讓董事會及校長接受檢驗,讓東海能浴火重生。我們將分幾天呈現事証,首先我們具體看一下湯校長辦學的表現(以下所列各項均與校長指控董事涉入工程無關):
(一)決策錯誤,讓東海與全國末段班學校在媒體並列,您接受嗎?
全國高中應屆畢業生正在選填志願,驚見全國各大媒體報導東海大學和興國管理學院、康寧大學、台灣首府大學、真理大學、玄奘大學一起被歸於「慘~少子化招無人」的減招學校(見附件媒體報導)。近年本校報到率一直維持在97%上下,向教育部申請104學年度減招30名學生的舉動,蔡前副校長、范前教務長及幾位院長都不贊成且多次反對(許多主管可作證),湯校長卻執意為之。減招30名(甚至有系組減招1-2名)完全無益於招生水準之提升,卻使東海四年少收約1200萬學雜費,更嚴重的是,值此學生填寫志願時,東海在全國民眾及考生心中將淪為最末段班的學校,堅持錯誤決策,讓我們與這五校並列,人財兩失,您接受嗎?
(二)不接受審查的數千人減招劃,可能導致東海安樂死,您接受嗎?
董事會多次要求,湯校長在拖了將近一年後,終於在去年11月倉促提出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見附件規劃書),主張大幅減招3727人、縮減老師職員、縮減圖儀經費、擴大總務及業外投資以成為綠色博雅大學。如此重大之規劃,湯校長在校務會議只請前研發長口頭報告,不給書面資料,不接受務委員行使法定之審議權;據我們了解,此份規劃書也未被董事會接受。但湯校長在其2/24給教職員工生的信,仍然提到 “行政團隊已在去年十月通力完成『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草案』,對東海大學未來的願景,使命與『綠色博雅大學』目標,有了共識與決心” 我們看到的是訴諸感情及信心喊話,我們看不到的是積極廣納建言,發展完善計劃的態度。這種規避法定審議程序,貿然執行可能影響我們每一位,更可能因為財務規劃粗糙,造成重大災難的規劃,您放心與接受嗎?
(三)辦學績效在全國大學校長眼中落後,您接受嗎?
今年《Cheers》雜誌特別邀請152所大學校長,以「與過去比較,在提升各自辦學績效,明顯進步或成長的大學」為題,進行校長互評,選出他們眼中辦學績效明顯進步的大學。同樣在中部,逢甲大學全國第一,亞洲大學全國第二,我們主要競爭對手,元智、中原、長庚、淡江等都在其中,前20中有15所是私立大學(見附件),東海明顯辦學績效在各大學校長眼中是落後的,當我們沈醉在莫名的綠色博雅、總務掛帥、觀光校園及可悲的忠良正義戰爭中,我們的同儕學校正努力辦學、奮力往前,我們落後程度正在增加中,目前辦學績效不被全台校長肯定,以東海安身立命的老師,您接受這樣的辦學方向、態度、與績效嗎?
未來幾天,我們會繼續提出可受公評的事實供大家參考,不僅對校長,我們也會提出對董事會改革的具體期待。值此招生時刻,我們不會坐視東海六十年聲譽毀於一旦,在提出事証後,我們會需要每一位老師挺身保護我們自己的學校。
教師會理監事會​​​
--東海大學教師會--




彭泉教授訴湯銘哲 ;"對湯銘哲說NO" (東海大學教師會;第一封信:讓事証說話(一);某中文系教授的意見、彭泉)

 "對湯銘哲說NO" (東海大學教師會)

目前與湯博士事件最有直接關係的是董事會和教師會。

教師會昨天開大會,决議要連署"對湯銘哲說NO",請大家鼓勵東海老師簽字,另外也可能到教育部抗議。




東海發起 向湯銘哲說不運動! 回覆匿名校友的質問:
From: cthsiao
Sent: Sunday, March 01, 2015 11:52 AM
To: 'Tang Chiao'; arche

Hi:
第一, 校長的職權來自於董事會,這是最基本的問題。
湯博士不必學政客用假處分,或挟教育部人派欺凌東海有自主思考能力的教師。
第二,您只講對一半。沒錯!! 董事會有問題才選出不適任校長,您越罵董事會,越彰顯越有選出的校長品質有問題。
不適任的校長與過去的董事會都是問題!
第三,湯博士諸多違背章典制度(校務會議不按法條門檻決議,請看附件,其他就不一一舉例),違法亂紀,錯誤決策(自動減招),已經嚴重危害東大生存。
將不適任的校長請走是治標(例如,感冒發高燒要退燒,免得死亡),健全的董事會是治本!
我們要同時要治標與治本。請加入我們的行列,謝謝!
第五,我們都是東海人(教職員生及校友,家長等),都是一家人,意見雖不同,不必冷嘲熱諷!
而本人更是畢業於求真,篤信與力行的一流大學! 東海大學。
尊重您的言論自由,請就事論事,勿涉及人身攻擊,
並且請署名以示負責。
(通常本人不回答不署名負責的函,基於您愛東海的心,破例回您一函,一函遍覆,不再回了)
敬祝 增福增慧 新春愉快
Chih-Tung Hsiao
(副本等未附)


******
東海某中文系教授的意見:

中文系教授的心聲
【上學期期末,童元方自己辦了延退。過去東海文學院退休人員延退的案子通過延退的比例甚低,童元方挾著院長的勢頭提出延退,在院教評會上,無人敢反對,於是順利通過延退案。可以問問文學院各級系所主管,他們都參加了這次會議。
唉...聽說她加領津貼200萬


東海彷彿是受了內傷的啞巴…主啊!袮是公義的…
標準的乞丐趕廟公


我為你大抱不平...


理未易明。從手機發出的信息,只會看到情緒,看不見真相。東海的老師們,絕大多數,都不想在這個校友會的園地輕率發言。沈哥說了直話,付出了挨打的代價。我愛東海的心情,不遜於各位學長姊學弟妹。但我可以說:湯,彷彿是一條牯牛,闖進了瓷器店;或者,用開日本『新幹線』的速度,在拉東海這輛古董列車。很多影響深遠的政策,未經充分討論,就要頒佈實施;兩年換了多少主管?你們知道嗎?端著自己都說不清楚的『綠色博雅』,四處行銷,彷彿從湯開始,東海才有博雅教育。完全不懂東海傳統,就說東海保守(湯對我說的第一句話,竟然是從:『你們中文系怎麼這麼保守?!』開始的) Andrew Wang 明純學長!我曾在創意學院『履昇教室』授過通識教育課程,非常敬佩您如此愛東海!!莫再責怪一些說了急話,說了重話的人。湯,應該回成大當校長,比較適才適所。】
以上由沈金標 轉發 供各位參考

****幽默

To All,
首先得謝謝沈金標同學。
前年湯第一次以校長身份來北加州時,對校友們說大家應該"少講話,多出錢"。一直是以為自己的耳朵有問題。現在才知道那是他到處見校友時都提起的口號,不是我的聽力不好。那次聚會,我還是忍不住說了幾句話,但想在當場捐款的意願卻一點都提不起來。
半年多以前,還未聼到有人在談"萬年董事",就獲知有幾位曾大力並繼續不斷捐助母校的校友己在採取觀望的態度了。原因似乎都是對湯校長的理念和溝通能力產生懷疑。
如果有些同學真正想支持湯校長的話,或許應該先支持他一開始就希望校友該做的事 - "少講話,多出錢"。至少也應該在輕易而免費簽下自己名字時,嚮應一下他的那個募捐計劃 - 台灣校友每人每年一萬台幣,海外校友每人每年一千美金。有人估計這計劃僅一年的總值就可超過東海近年來平均每年捐助總數的二十倍(尚未親自計算過,但看來似乎合理)。東海真的有救了!你們都支持了嗎?對我而言,這個祗有口號而無藍圖的募款計劃,天真得幾乎有點令人心痛。也許湯校長祗要求求上帝賜福,奇蹟總有一天會發生的???
我不想見到"少捐一點錢給東海沒關係,多幫我講些好話才重要"現象的出現。
除了喉嚨太癢的時候,也不想浪費太多的時問去打口水仗。免得撕裂了更多"東海人"之間可貴的感情。還是想想如何才能真正地去幫東海吧!
陸志舜 [一屆物理]
P.S. 原想"入境隨俗",在我的名字後面加上一些頭銜,在信中"順便"寫一些我的豐功偉業,或許可以增加一些我說話的可信性。但想了一下發現我們都是從東海畢業的,大家的資商大概也不會相差太大。而對人對事分析的能力又不一定和學位或職位的高低有關。最後還是放棄了這 take an ego trip 的機會。



*****


請看彭泉的親身經歷:
  Chyuan Peng :
元月中我的外甥在美國因重度憂鬱症自殺死身亡,他的遺孀帶著兩個小孩於二月十三日帶著他個骨灰回來,ㄧ早我們接完我外甥的骨灰回家後,正準備第二天為他辦理追思會,這時候接到湯校長要我到校長室ㄧ談的電話,本來想說家裡正準備辦喪事,不方便過去。

後來在家裡的事處理到ㄧ個段落時想說還有時間就答應去與他見面,原以為他想和我談就友室之業務與校慶六十周年募款事宜,沒想到他聽我報告不到ㄧ半就打斷我的報告,轉而要我認清現在的他就是要依教育部指示回來就任他最後ㄧ年的校長任期,問我看到公文了沒,我說目前是寒假期間家裡又在忙著辦追思會的事,沒看到。
之後他就又開始說許多東海我不知道的事(他每次我去見他報告我的工作與業務執行狀況時,都會透露ㄧ些東海我不知道的事給我聽)他問我說我過去半年多來為何不支持他,還要扯他後腿,說我和校友討論他參選成大校長ㄧ事,我說是校友們向我問起這件事(馬來西亞校友會聽成大馬來校友會轉知後想向我查證)經我向成大的教授好友查證後我是替他澄清,我告訴那些質疑的校友們說此湯非彼湯,應徵者應是台大管院的湯明哲教授才對,他不相信我的說法。

又說我知不知道學校前總務長是江銘鐘的同夥人,他還是裡應外合協助江每年向廠商索賄的人,這一點我也質疑(這個說法我根本不相信),他說要拿資料給我看,我說不必了,如果有直接送檢調去查就好,我不想看。

接著他又說我知不知道董事會成員之一因向他要求不經過三級三審直接聘任為講座教授不得逞,才聯合江董事等ㄧ意想除去他的校長職務,還到教育部去遊說,他要我去問巢副就知道,我更加表示懷疑這些事的真實性。於是他就開始恐嚇我,要我相信他還是不相信,如果不信就要我自行了斷請辭就友室主任,或是相信他和他合作,協助他說服校內其他反對他的聲音,好讓他可以順利完成他最後ㄧ年校長之任期。

我說我現在不想回應,現在是假期時間,而且我還要協助家人辦小孩的追思會,現在不想談這件事,結果他說和他談過的主管沒ㄧ位像我這麼牛,不想當下回答他的請求,還說他是上帝派來的正義之士,要來打倒這群貪婪的的董事們。

後來不知如何扯到博雅書院,他還告訴我說前博雅書院長請辭博雅書院長是因長期受憂鬱症之苦,睡不好向他請辭三次才准他的辭職的。最後在我們對談了ㄧ個半鐘頭他看說服不了我後,撂了ㄧ句話說我有ㄧ個案子被調查局調查中要我小心,我真不知這位所謂上帝派來的正義之士居然用這種下三爛的說法想恐嚇我。

過年前兩天(記得是216)董事會開會前的ㄧ大早湯還找學校退休的教授(說是我的好朋友也算是我的師長輩)來勸說我辭職或是要和他合作,讓他能組一個戰鬥內閣,好好幹他最後ㄧ年的校長,我真是無言,只能婉轉的告知我無辭職之意,也不想在當下過年前做出任何的決議,ㄧ切等開學再說。(去年八月我從金門借調回來,本想好好將我近年來所經營之人脈資源與能量,能夠好好透過與校友互動的服務工作中,協助學校之師生開拓出更多的產學合作與就業機會給學生,沒想到湯過去兩年來根本沒用心在經營校務,而是將其所有精力用在監控每一位主管之所做所為,以及記錄主管們的言行是否有損及其校長之尊,從這ㄧ個月來他對我的處置,真不知湯所謂的戰鬥內閣是不是就是要組一個全方位捍衛他校長職務之內閣。)

上週開導師會前秘書室來電要我去秘書室簽署一份效忠他,承認他目前是合法的校長的文件,我因下午要做簡報向所有導師介紹就友室職涯導師及本室在學生就業輔導之業務,希望導師們更認識我們就友室,可以與我們合作協助輔導學生在學期間能得到產業實習與就業之聯結,所以沒有去簽署文件。結果他在隔天就親自再打電話要我到校長室ㄧ談,到了校長室,他還邀了巢副校長,主秘,人事主任等,他們說只剩我和勞作長尚未簽名以外,所有的主管都已簽了,我說在我的位置(校友聯絡室主任),最好保持中立,不要介入董事會與校長職務之爭議中,沒想到人事主任在我旁邊ㄧ直勸我說簽了那份文件就是表示行政中立的意思。我就是不簽。


後來,校長就提出兩個條件要我接受,第ㄧ要承認他現在還是東海合法的校長,並簽署那份聯署書,第二,他說我的好朋友南加州校友會會長以及很多校友ㄧ直在攻擊他,希望我能主動透過校友通訊發ㄧ份聲明請校友們停止批判他,以正視聽。我說我沒法接受他這兩項要求,於是他就要我馬上離開我的位置。還說請我發完信以後馬上離開,他將另行安排新的接任人選。 以上就是他過去ㄧ個月來對我苦苦相逼的過程,你們說這不就是他開記者會所說的逼迫忠良教師的行為,不是嗎?





各位海內外系友:






學校的紛爭仍持續延燒。請大家關心。






今天本系彭泉老師收到成功大學教授湯銘哲解他校友及就業輔導室主任的職務。彭老師因不願意簽署一份效忠文件 (見附件),所以成為湯教授的整肅對象。他不是唯一受害者。






湯教授自2/1起已非本校校長,請見蘇教授與法學院林院長於2/24導師會議的說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7iXBvEjD_U&feature=share






湯教授有何職權能解彭老師的主任職?請大家關心。






目前教育部一味附和湯教授的說法。如果可以請大家送教育部長信箱http://email.moe.gov.tw/EDU_WEB/sendmail/send.php,要求此一違法人士離開東海校園。回復東海平靜的教學環境。






另外也請大家關心,據聞教育部今天下午(2/26)在召開解散東海董事會的會議,其實就我所知,東海的財務穩健沒有解散董事會的問題。教育部於1/26派督學前來調查江銘鐘董事介入校內工程情事,但後續又一直發文要求董事會調查江銘鐘董事,顯然教育部沒有查到明顯證據。然,此一教育部解散董事會的會議如果為真,顯然是有人在圖謀東海。請大家關心此一現象。






謝謝。






黃欽印


東海大學工工系主任

----

"這份聲明書是要簽署人認同校長己復職並服從校長領導,實在很奇怪。若不簽就換人,因此教務長、學務長及研發長都換了。"


各位老師您好: 人事室函: 奉校長指示,自104年2月24日起由生科系林良恭教授兼任教務長;政治系宋興洲教授兼代學務長;環工系鄧宗禹教授兼任研發長。原職務主管范聖興教務長、陳世佳學務長及蔡瑞明研發長,自同日起免兼上述職務,並於同年2月26日前完成業務交接,特此函達,請 查照。











HC:我佩服那位質疑湯合法的教授:(湯先談教育部2次說董事會的決議無校)"你的權力來自董事會,而董事會已將你解任。" 湯接下來談正義問題。沈兄請告訴大家錄影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7iXBvEjD_U&feature=share

主要是就法論法,湯是違法的。教育部無權插手私領域。

湯的演講部分應該沒錄,不說也知道,他只有一套的。
自認是東海的救世主,自負害死自己跟道友。
其實,兩個月前湯太太親口告訴我,她們決定要離開了!
蹉跎至今,恥辱日增!



Attachments area

Preview YouTube video 2015.2.24東海大學導師會議,蘇正德教授、林更盛教授痛責並質疑湯銘哲教授校長資格







2015.2.24東海大學導師會議,蘇正德教授、林更盛教授痛責並質疑湯銘哲教授校長資格




















沈哥東海大學校友團契聯合會


教師無法接受湯....

違法事證明確又無道德胸襟

走吧!








沈哥台中市東海大學校友會

自從2月2號董事會再度開會決議解聘湯以符私校法條文

則事件已告一段落…至於教育部認定的甚麼”應屬無效”之說

並無法律強制力,因主管單位並非最後裁決機關

既已上了司法程序就應理性靜待司法裁決

豈知…湯自己宣布回任校長(教育部並無此字眼)

校內反彈聲四起…導師會的影音早上傳UTUBE並非秘密

校友有權知道真相,真相不容單面解釋…

我已經刪除許多教師反彈的論述…

在此…只提出發生的事情經過,並無口水

至於少數護湯者,所有論述僅四個字”萬年董事會”

這並不符事實,也提不出任何湯適任的理由

東海價值不容許自稱不再續聘也不肯專任的人來詮釋!

東海六十年只有讓人懷念的校長…見過這般的校長嗎?

大家…相忍為國吧!

Hanching Chung "教師反彈的論述",讓其存真,不該刪。

沈哥 有主管說湯用下三濫的手段恐嚇他,,,等等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Henry A. Kissinger: The world will miss Lee Kuan Yew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Vivek Prakash / Courtesy Reuters)
MEETING THE MINISTER
"One of the asymmetries of history," wrote Henry Kissinger of Singapore’s patriarch Lee Kuan Yew, "is the lack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abilities of some leaders and the power of their countries." Kissinger’s one time boss, Richard Nixon, was even more flattering. He speculated that, had Lee lived in another time and another place, he might have "attained the world stature of a Churchill, a Disraeli, or a Gladstone." This tag line of a big man on a small stage has been attached to Lee since the 1970s. Today, however, his stage does not look quite so small. Singapore’s per capita GNP is now higher than that of its erstwhile colonizer, Great Britain. It has the world’s busiest port, is the third-largest oil refiner and a major center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And this move from poverty to plenty has taken place within one generation. In 1965 Singapore ranked economically with Chile, Argentina and Mexico; today its per capita GNP is four or five times theirs.
Lee managed this miraculous transformation in Singapore’s economy while maintaining tight political control over the country; Singapore’s government can best be described as a "soft" authoritarian regime, and at times it has not been so soft. He was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 from its independence in 1959 (it became part of a federation with Malaysia in 1963 but was expelled in 1965) until 1990, when he allowed his deputy to succeed him. He is now "Senior Minister" and still commands enormous influence and power in the country. Since his retirement, Lee has embarked on another career of sorts as a world-class pundit, speaking his mind with impolitic frankness. And what is often on his mind is American-style democracy and its perils. He travels often to East Asian capitals from Beijing to Hanoi to Manila dispensing advice on how to achieve economic growth while retaining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control. It is a formula that the governing elites of these countries are anxious to learn.
The rulers of former British colonies have been spared the embarrassment of building grandiose monuments to house their offices; they simply occupy the ones that the British built. So it is with Singapore. The president, prime minister and senior minister work out of Istana (palace), the old colonial governor’s house, a gleaming white bungalow surrounded by luxuriant lawns.  The interior is modern, light wood paneling and leather sofas. The atmosphere is hushed. I waited in a large anteroom for the "SM," which is how everybody refers to Lee. I did not wait long. The SM was standing in the middle of a large, sparsely furnished office. He is of medium build. His once-compact physique is now slightly shrunken. Still, he does not look 70.
Lee Kuan Yew is unlike any politician I have met. There were no smiles, no jokes, no bonhomie. He looked straight at me, he has an inexpressive face but an intense gaze, shook hands and motioned toward one of the room’s pale blue leather sofas (I had already been told by his press secretary on which one to sit). After 30 awkward seconds, I realiz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small talk. I pressed the record button on my machine.
FZ: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any Americans were surprised to hear growing criticism of thei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from elites in East Asia, who were considered staunchly pro-American. What, in your view, is wrong with the American system?
LKY: It is not my business to tell people what’s wrong with their system. It is my business to tell people not to foist their system indiscriminately on societies in which it will not work.
FZ: But you do not view the United States as a model for other countries?
LKY: As an East Asian looking at America, I find attractive and unattractive features. I like, for example, the free, easy and open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regardless of social status, ethnicity or religion. And the things that I have always admired about America, as against the communist system, I still do: a certain openness in argument about what is good or bad for society; the accountability of public officials; none of the secrecy and terror that’s part and parcel of communist government.
But as a total system, I find parts of it totally unacceptable: guns, drugs, violent crime, vagrancy, unbecoming behavior in public, in sum the breakdown of civil society. The expansion of the right of the individual to behave or misbehave as he pleases has come at the expense of orderly society. In the East the main object is to have a well-ordered society so that everybody can have maximum enjoyment of his freedoms. This freedom can only exist in an ordered state and not in a natural state of contention and anarchy.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that encapsulates the whole difference between America and Singapore. America has a vicious drug problem. How does it solve it? It goes around the world helping other anti-narcotic agencies to try and stop the suppliers. It pays for helicopters, defoliating agents and so on. And when it is provoked, it captures the president of Panama and brings him to trial in Florida. Singapore does not have that option. We can’t go to Burma and capture warlords there. What we can do is to pass a law which says that any customs officer or policeman who sees anybody in Singapore behaving suspiciously, leading him to suspect the person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rugs, can require that man to have his urine tested. If the sample is found to contain drugs, the man immediately goes for treatment. In America if you did that it would be an invasion of the individual’s rights and you would be sued.
I was interested to read Colin Powell, when he was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saying that the military followed our approach because when a recruit signs up he agrees that he can be tested. Now, I would have thought this kind of approach would be quite an effective way to deal with the terrible drug problem you have. But the idea of the inviol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has been turned into dogma. And yet nobody minds when the army goes and captures the president of another state and brings him to Florida and puts him in jail. I find that incomprehensible. And in any case this approach will not solve America’s drug problem. Whereas Singapore’s way, we may not solve it, but we will lessen it considerably, as we have done.
FZ: Would it be fair to say that you admired America more 25 years ago? What, in your view, went wrong?
LKY: Yes, things have changed. I would hazard a guess that it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erosion of the moral underpinnings of a society and the diminution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The liberal, intellectual tradition that developed after World War II claimed that human beings had arrived at this perfect state where everybody would be better off if they were allowed to do their own thing and flourish. It has not worked out, and I doubt if it will. Certain basics about human nature do not change. Man needs a certain moral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There is such a thing called evil, and it is not the result of being a victim of society. You are just an evil man, prone to do evil things, and you have to be stopped from doing them. Westerners have abandoned an ethical basis for society, believing that all problems are solvable by a good government, which we in the East never believed possible.
FZ: Is such a fundamental shift in culture irreversible?
LKY: No, it is a swing of the pendulum. I think it will swing back. I don’t know how long it will take, but there’s already a backlash in America against failed social policies that have resulted in people urinating in public, in aggressive begging in the streets, in social breakdown.
THE ASIAN MODEL
FZ: You say that your real concern is that this system not be foisted on other societies because it will not work there. Is there another viable model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re an "Asian model"?
LKY: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 Asian model as such. But Asian societies are unlike Western on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Western concepts of society and government and East Asian concepts, when I say East Asians, I mean Korea, Japan, China, Vietnam, as distinct from Southeast Asia, which is a mix between the Sinic and the Indian, though Indian culture also emphasizes similar values, is that Eastern societies believe that the individual exists in the context of his family. He is not pristine and separate. The family is part of the extended family, and then friends and the wider society. The ruler or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try to provide for a person what the family best provides.
In the West, especially after World War II, the government came to be seen as so successful that it could fulfill all the obligations that in less modern societies are fulfilled by the family. This approach encouraged alternative families, single mothers for instance, believing that government could provide the support to make up for the absent father. This is a bold, Huxleyan view of life, but one from which I as an East Asian shy away. I would be afraid to experiment with it. I’m not sure what the consequences are, and I don’t like the consequences that I see in the West. You will find this view widely shared in East Asia. It’s not that we don’t have single mothers here. We are also caught in the same social problems of change when we educate our women and they become independent financially and no longer need to put up with unhappy marriages. But there is grave disquiet when we break away from tested norms, and the tested norm is the family unit. It is the building brick of society.
There is a little Chinese aphorism which encapsulates this idea: Xiushen qijia zhiguo pingtianxia. Xiushen means look after yourself, cultivate yourself, do everything to make yourself useful; Qijia, look after the family; Zhiguo, look after your country; Pingtianxia, all is peaceful under heaven. We have a whole people immersed in these beliefs. My granddaughter has the name Xiu-qi. My son picked out the first two words, instructing his daughter to cultivate herself and look after her family. It is the basic concept of our civilization. Governments will come, governments will go, but this endures. We start with self-reliance. In the West today it is the opposite. The government says give me a popular mandate and I will solve all society’s problems.
FZ: What would you do instead to address America’s problems?
LKY: What would I do if I were an American? First, you must have order in society. Guns, drugs and violent crime all go together, threatening social order. Then the schools; when you have violence in schools, you are not going to have education, so you’ve got to put that right. Then you have to educate rigorously and train a whole generation of skilled, intelligent, knowledgeable people who can be productive. I would start off with basics, working on the individual, looking at him within the context of his family, his friends, his society. But the Westerner says I’ll fix things at the top. One magic formula, one grand plan. I will wave a wand and everything will work out. It’s an interesting theory but not a proven method.
BACK TO BASICS
FZ: You are very skeptical of government’s ability to solve deeper social issues. But you’re more confident, certainly than many Americans are, in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Isn’t this a contradiction?
LKY: No. We have focused on basics in Singapore. We used the family to push economic growth, factoring the ambitions of a person and his family into our planning. We have tried, for example, to improve the lot of children through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can create a setting in which people can live happily and succeed and express themselves, but finally it is what people do with their lives that determines economic success or failure. Again, we were fortunate we had this cultural backdrop, the belief in thrift, hard work, filial piety and loyalty in the extended family, and, most of all, the respect for scholarship and learning.
There is, of course, another reason for our success. We have been able to create economic growth because we facilitated certain changes while we moved from an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an industrial society. We had the advantage of knowing what the end result should be by looking at the West and later Japan. We knew where we were, and we knew where we had to go. We said to ourselves, "Let’s hasten, let’s see if we can get there faster." But soon we will face a different situ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all of us will get to the stage of Japan. Where do we go next? How do we hasten getting there when we don’t know where we’re going? That will be a new situation.
FZ: Some people say that the Asian model is too rigid to adapt well to change. The sociologist Mancur Olson argues that national decline is caused most fundamentally by sclerosis, the rigidity of interest groups,  firms, labor, capital and the state. An American-type system that is very flexible, laissez-faire and constantly adapting is better suited to the emerging era of rapid change than a government-directed economic policy and a Confucian value system.
LKY: That is an optimistic and attractive philosophy of life, and I hope it will come true. But if you look at societies over the millennia you find certain basic patterns. American civilization from the Pilgrim fathers on is one of optimism and the growth of orderly government. History in China is of dynasties which have risen and fallen, of the waxing and waning of societies. And through all that turbulence, the family, the extended family, the clan, has provided a kind of survival raft for the individual. Civilizations have collapsed, dynasties have been swept away by conquering hordes, but this life raft enables the civilization to carry on and get to its next phase.
Nobody here really believes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provide in all circumstances. The government itself does not believe it. In the ultimate crisis, even in earthquakes and typhoons, it is your human relationships that will see you through. So the thesis you quot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always capable of reinventing itself in new shapes and forms, has not been proven in history. But the family and the way human relationships are structured, do increase the survival chances of its members. That has been tested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in many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 CULTURE OF SUCCESS
FZ: A key ingredient of national economic success in the past has been a culture of innov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During their rise to great wealth and power the centers of growth, Venice, Holland,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ll had an atmosphere of intellectual freedom in which new ideas, technologies, methods and products could emerge.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frowns upon an open and free wheeling intellectual climate. Leaving aside any kind of human rights questions this raises, does it create a productivity problem?
LKY: Intellectually that sounds like a reasonable conclusion, but I’m not sure things will work out this way. The Japanese, for instance, have not been all that disadvantaged in creating new products. I think that if governments are aware of your thesis and of the need to test out new areas, to break out of existing formats, they can counter the trend. East Asians, who all share a tradition of strict discipline, respect for the teacher, no talking back to the teacher and rote learning, must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this random intellectual search for new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In any case, in a world wher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are instantaneous, I do not see anyone lagging behind. Anything new that happens spreads quickly, whether it’s superconductivity or some new life-style.
FZ: Would you agree with the World Bank report on East Asian economic success, which I interpret to have concluded that all the governments that succeeded got fundamentals right, encouraging savings and investment, keeping inflation low, provid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 The tinkering of industrial policies here and targeting sectors there was not as crucial an element in explaining these countries’ extraordinary economic growth as were these basic factors.
LKY: I think the World Bank had a very difficult job. It had to write up these very, very complex series of situations. But there are cultural factors which have been lightly touched over, which deserved more weightage. This would have made it a more complex study and of less universal application, but it would have been more accurate, explaining the differences, for example,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Taiwan.
FZ: If culture is so important, then countries with very different cultures may not, in fact, succeed in the way that East Asia did by getting economic fundamentals right. Are you not hopeful for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at are liberalizing their economies?
LKY: Getting the fundamentals right would help, but these societies will not succeed in the same way as East Asia did because certain driving forces will be absent. If you have a culture that doesn’t place much value in learning and scholarship and hard work and thrift and deferment of present enjoyment for future gain, the going will be much slower.
But, you know, the World Bank report’s conclusions are part of the culture of America and, by extens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t had to present its findings in a bland and universalizable way, which I find unsatisfying because it doesn’t grapple with the real problems. It makes the hopeful assumption that all men are equal, that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re the same. They are not. Groups of people develop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hen they have evolv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separately. Genetics and history interact. The Native American Indian is genetically of the same stock as the Mongoloids of East Asia, the Chinese, the Koreans and the Japanese. But one group got cut off after the Bering Straits melted away. Without that land bridge they were totally isolated in America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other, in East Asia, met successive invading forces from Central Asia and interacted with waves of people moving back and forth. The two groups may share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for instance if you measure the shape of their skulls and so on, but if you start testing them you find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most particularly in their neur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cultural values.
Now if you gloss over these kinds of issues because it is politically incorrect to study them, then you have laid a land mine for yourself. This is what leads to the disappointments with social policies, embarked upon in America with great enthusiasm and expectations, but which yield such meager results. There isn’t a willingness to see things in their stark reality. But then I am not being politically correct.
FZ: Culture may be important, but it does change. The Asian "model" may prove to be a transitional phenomenon. After all, Western countries also went through a period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when they were capitalist and had limite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Elites then worried, as you do today, that "too much" democracy and "too many" individual rights would destabilize social order. But as these societies modernized and as economic growth spread to all sections of society, things changed. Isn’t East Asia changing because of a growing middle class that demands a say in its own future?
LKY: There is acute change in East Asia. We are agricultural societies that have industrialized within one or two generations. What happened in the West over 200 years or more is happening here in about 50 years or less. It is all crammed and crushed into a very tight time frame, so there are bound to be dislocations and malfunctions. If you look at the fast-growing countries, Korea, Thailand,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there’s been one remarkable phenomenon: the rise of religion. Koreans have taken to Christianity in large numbers, I think some 25 percent. This is a country that was never colonized by a Christian nation. The old customs and religions, ancestor worship, shamanism, no longer completely satisfy. There is a quest for some higher explanations about man’s purpose, about why we are here. This is associated with periods of great stress in society. You will find in Japan that every time it goes through a period of stress new sects crop up and new religions proliferate. In Taiwan, and also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you see a rise in the number of new temples; Confucianist temples, Taoist temples and many Christian sects.
We are all in the midst of very rapid change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all groping towards a destination which we hope will be identifiable with our past. We have left the past behind and there is an underlying unease that there will be nothing left of us which is part of the old. The Japanese have solved this problem to some extent. Japan has become an industrial society, while remaining essentially Japanese in its human relations. They have industrialized and shed some of their feudal values. The Taiwanese and the Koreans are trying to do the same. But whether these societies can preserve their core values and make this transition is a problem which they alone can solve. It is not something Americans can solve for them. Therefore, you will find people unreceptive to the idea that they be Westernized. Modernized, ye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have accepted the inevitabi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e in the life-styles they bring.
FZ: But won’t thes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produce changes in the mind-sets of people?
LKY: It is not just mind-sets that would have to change but value systems. Let me give anecdotal evidence of this. Many Chinese families in Malaysia migrated in periods of stress, when there were race riots in Malaysia in the 1960s, and they settled in Australia and Canada. They did this for the sake of their children so that they would get a better educatio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ecause then Malaysia was switching to Malay as its primary language. The children grew up, reached their late teens and left home. And suddenly the parents discovered the emptiness of the whole exercise. They had given their children a modern educatio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in the process lost their children altogether. That was a very sobering experience. Something less dramatic is happening in Singapore now because we are not bringing up our children in the sam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we grew up.
FZ: But these children are absorbing influences different from your generation. You say that knowledge, life-styles, culture all spread rapidly in this world. Will not the idea of democracy and individual rights also spread?
LKY: Let’s not get into a debate on semantics.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in China will change. It will change in Korea, Taiwan, Vietnam. It is changing in Singapore. But it will not end up like the American or British or French or German systems. What are we all seeking? A form of government that will be comfortable, because it meets our needs, is not oppressive, and maximizes our opportunities. And whether you have one-man, one-vote or some-men, one vote or other men, two votes, those are forms which should be worked out. I’m not intellectually convinced that one-man, one-vote is the best. We practice it because that’s what the British bequeathed us and we haven’t really found a need to challenge that. But I’m convinced, personally, that we would have a better system if we gave every man over the age of 40 who has a family two votes because he’s likely to be more careful, voting also for his children. He is more likely to vote in a serious way than a capricious young man under 30. But we haven’t found it necessary yet. If it became necessary we should do it. At the same time, once a person gets beyond 65, then it is a problem. Between the ages of 40 and 60 is ideal, and at 60 they should go back to one vote, but that will be difficult to arrange.
MULTICULTURAL SCHISMS
FZ: Change is often most threatening when it occurs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You have been part of both a multiethnic state that failed and one that has succeeded. Malaysia was unwilling to allow what it saw as a Chinese city-state to be part of it and expelled Singapore from its federation in 1965. Singapore itself, however, exists peacefully as a multiethnic state. Is there a solution for those states that have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mixed within them?
LKY: Each state faces a different set of problems and I would be most reluctant to dish out general solutions. From my own experience, I would say, make haste slowly. Nobody likes to lose his ethnic, cultural, religious, even linguistic identity. To exist as one state you need to share certain attributes, have things in common. If you pressure-cook you are in for problems. If you go gently, but steadily, the logic of events will bring about not assimilation, but integration. If I had tried to foist the English language on the people of Singapore I would have faced rebellion all around. If I had tried to foist the Chinese language, I’d have had immediate revolt and disaster. But I offered every parent a choice of English and their mother tongue, in whatever order they chose. By their free choice, plus the rewards of the marketplace over a period of 30 years, we have ended up with English first and the mother tongue second. We have switched one university already establishe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Had this change been forced in five or ten years instead of being done over 30 years, and by free choice, it would have been a disaster.
FZ: This sounds like a live-and-let-live kind of approach. Many Western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respectively, have traditionally attempted to assimilate people toward a national mainstream, with English and French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respectively. Today this approach is being questioned, as you know, with some minority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arguing for "multiculturalism," which would allow distinct and unassimilated minority groups to coexist within the nation. How does this debate strike you as you read about it in Singapore?
LKY: You cannot have too many distinct components and be one nation. It makes interchangeability difficult. If you want complete separateness then you should not come to live in the host country. But there are circumstances where it is wise to leave things be. For instance, all races in Singapore are eligible for jobs and for many other things. But we put the Muslims in a slightly different category because they are extremely sensitive about their customs, especially diet. In such matters one has to find a middle path between uniformity and a certain freedom to be somewhat different. I think it is wise to leave alone questions of fundamental beliefs and give time to sort matters out.
FZ: So you would look at the French handling of their Muslim minorities and say "Go slow, don’t push these people so hard."
LKY: I would not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the French having ruled Algeria for many years know the kind of problems that they are faced with. My approach would be, if some Muslim girl insists on coming to school with her headdress on and is prepared to put up with that discomfort, we should be prepared to put up with the strangeness. But if she joined the customs or immigration department where it would be confusing to the millions of people who stream through to have some customs officer looking different, she must wear the uniform. That approach has worked in Singapore so far.
IS EUROPE’S PAST ASIA’S FUTURE?
FZ: Let me shift gears somewhat and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in East Asia. The part of the world you live in is experiencing the kind of growth that the West has experienced for the last 400 years. The West has not only been the world’s great producer of wealth for four centuries, it has also been the world’s great producer of war. Today East Asia is the locus of great and unsettling growth, with several newly rising powers close to each other, many with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historical animosities, border disputes, and all with ever-increasing quantities of arms. Should one look at this and ask whether Europe’s past will be East Asia’s future?
LKY: No, it’s too simplistic. One reason why growth is likely to last for many years in East Asia, and this is just a guess, is that the peoples and the governments of East Asia have learned some powerful lessons about the viciousness and destructiveness of wars. Not only full-scale wars like in Korea, but guerrilla wars as in Vietnam, in Cambodia and in the jungles of Malaysia, Thailand,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We all know that the more you engage in conflict, the poorer and the more desperate you become. Visit Cambodia and Vietnam; the world just passed them by. That lesson will live for a very long time, at least as long as this generation is alive.
FZ: The most unsettling change in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the rise of a new great power. Can the rise of China be accommodated into the East Asian order? Isn’t that kind of growth inevitably destabilizing?
LKY: I don’t think we can speak in terms of just the East Asian order. The question is: Can the world develop a system in which a country the size of China becomes part of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Sometime in the next 20 or 30 years the world, by which I mean the major powers, will have to agree among themselves how to manage peace and stability, how to create a system that is both viable and fair. Wars between small countries won’t destroy the whole world, but will only destroy themselves. But big conflicts between big powers will destroy the world many times over. That’s just too disastrous to contemplate.
At the end of the last war what they could foresee was the United Nations. The hope was that the permanent five would maintain the rule of law or gradually spread the ru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did not come off because of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This is now a new phase. The great powers, by which I mean America, Western Europe as a group if they become a union, Japan, China and, in 20 to 30 years time, the Russian republic, have got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themselves. I think the best way forward is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It already has 48 years of experience. It is imperfect, but what is the alternative? You can not have a consortium of five big powers lording it over the rest of mankind. They will not have the moral authority or legitimacy to do it. Are they going to divide the world into five spheres of influence? So they have to fall back on some multilateral framework and work out a set of rules that makes it viable. There may be conflicts of a minor nature, for instance between two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or two small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at doesn’t really matter. Now if you have two big countries in South Asia like India and Pakistan and both with nuclear capabilities, then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It is in that context that we have to find a place for China when it becomes a major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FZ: Is the Chinese regime stable? Is the growth that’s going on there sustainable? Is the balancing act between economic reform and political control that Deng Xiaoping is trying to keep going sustainable after his death?
LKY: The regime in Beijing is more stable than any alternative government that can be formed in China. Let us assume that the students had carried the day at Tiananmen and they had formed a government. The same students who were at Tiananmen went to France and America. They’ve been quarreling with each other ever since. What kind of China would they have today? Something worse than the Soviet Union. China is a vast, disparate country;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o strong central power.
FZ: Do you worry that the kind of rapid and unequal growth taking place in China might cause the country to break up?
LKY: First, the economy is growing everywhere, even in Sichuan, in the heart of the interior. Disparate growth rates are inevitable. I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ay, California before the recession and the Rust Belt. There will be enormous stresses because of the siz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intractable nature of the problems, the poor infrastructure, the weak institutions, the wrong systems that they have installed, modeling themselves upon the Soviet system in Stalin’s time. Given all those handicaps, I am amazed that they have got so far.
FZ: What about the other great East Asian power? If Japan continues on the current trajectory, should the world encourage the expansion of it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responsibilities and power?
LKY: No. I know that the present generation of Japanese leaders do not want to project power. I’m not sure what follows when leaders born after the war take charge. I doubt if there will be a sudden change. If Japan can carry on with its current policy, leaving security to the Americans and concentrating on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the world will be better off. And the Japanese are quite happy to do this. It is when America feels that it’s too burdensome and not worth the candle to be present in East Asia to protect Japan that it will have to look after its own security. When Japan becomes a separate player, it is an extra joker in the pack of cards.
FZ: You’ve said recently that allowing Japan to send its forces abroad is like giving liquor to an alcoholic.
LKY: The Japanese have always had this cultural trait, that whatever they do they carry it to the nth degree. I think they know this. I have Japanese friends who have told me this. They admit that this is a problem with them.
FZ: What if Japan did follow the trajectory that most great powers have; that it was not content simply to be an economic superpower, "a bank with a flag" in a writer’s phrase? What if they decided they wanted to have the ultimate mark of a great power, nuclear weapons? What should the world do?
LKY: If they decided on that the world will not be able to stop them. You are unable to stop North Korea. Nobody believes that an American government that could not sustain its mission in Somalia because of an ambush and one television snippet of a dead American pulled through the streets in Mogadishu could contemplate a strike on North Korean nuclear facilities like the Israeli strike on Iraq. Therefore it can only be sanctions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hat requires that there be no vetoes. Similarly, if the Japanese decide to go nuclear, I don’t believe you will be able to stop them. But they know that they face a nuclear power in China and in Russia, and so they would have to posture themselves in such a way as not to invite a preemptive strike. If they can avoid a preemptive strike then a balance will be established. Each will deter the others.
FZ: So it’s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at you are worried about.
LKY: I would prefer that the matter never arises and I believe so does the world. Whether the Japanese go down the military path will depend largely on America’s strength and its willingness to be engaged.
VIVE LA DIFFERENCE
FZ: Is there some contradiction here between your role as a politician and your new role as an intellectual, speaking out on all matters? As a politician you want America as a strong balancer in the region, a country that is feared and respected all over the world. As an intellectual, however, you choose to speak out forcefully against the American model in a way that has to undermine America’s credibility abroad.
LKY: That’s preposterous. The last thing I would want to do is to undermine her credibility. America has been unusual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being the sole possessor of power, the nuclear weapon, and the one and only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unaffected by war damage whilst the others were in ruins. Any old and established nation would have ensured its supremacy for as long as it could. But America set out to put her defeated enemies on their feet, to ward off an evil force, the Soviet Union, brought about technological change by transferring technology generously and freely to Europeans and to Japanese, and enabled them to become her challengers within 30 years. By 1975 they were at her heels. That’s unprecedented in history. There was a certain greatness of spirit born out of the fear of communism plus American idealism that brought that about.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we all admire everything about America.
Let me be frank; if we did not have the good points of the West to guide us, we wouldn’t have got out of our backwardness. We would have been a backward economy with a backward society. But we do not want all of the West.
A CODA ON CULTURE
The dominant theme throughout our conversation was culture. Lee returned again and again to his views on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Western values. In this respect, Lee is very much part of a trend. Culture is in. From business consultants to military strategists, people talk about culture as the deepest and most determinative aspect of human life.
I remain skeptical. If culture is destiny, what explains a culture’s failure in one era and success in another? If Confucianism explains the economic boom in East Asia today, does it not also explain that region’s stagnation for four centuries? In fact, when East Asia seemed immutably poor, many scholars, most famously Max Weber, made precisely that case, arguing that Confucian-based cultures discouraged all the attributes necessary for success in capitalism. Today scholars explain how Confucianism emphasizes the essential traits for economic dynamism. Wer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o succeed in the next few decades, we shall surely read encomiums to Latin culture. I suspect that since we cannot find one simple answer to why certain societies succeed at certain times, we examine successful societies and search within their cultures for the seeds of success. Cultures being complex, one finds in them what one wants.
What explains Lee Kuan Yew’s fascination with culture? It is not something he was born with. Until his thirties he was called "Harry" Lee (and still is by family and friends). In the 1960s the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could say to him, "Harry, you’re the best bloody Englishman east of the Suez." This is not a man untouched by the West. Part of his interest in cultural differences is surely that they provide a coherent defense against what he sees as Western democratic imperialism. But a deeper reason is revealed in something he said in our conversation: "We have left the past behind, and there is an underlying unease that there will be nothing left of us which is part of the old."
Cultures change. Under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no culture has remained the same. Most of the attributes that Lee sees in Eastern cultures were once part of the West. Four hundred years of economic growth changed thing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England’s economic boom, many Englishmen worried that as their country became rich it was losing its moral and ethical base. "Wealth accumulates and men decay," wrote Oliver Goldsmith in 1770. It is this "decay" that Lee is trying to stave off. He speaks of the anxious search for religion in East Asia today, and while he never says this, his own quest for a Confucian alternative to the West is part of this search.
But to be modern without becoming more Western is difficult; the two are not wholly separable. The West has left a mark on "the rest," and it is not simply a legacy of technology and material products. It is, perhaps most profoundly, in the realm of ideas. At the close of the interview Lee handed me three pages. This was, he explained, to emphasize how alien Confucian culture is to the West. The pages were from the book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y John Fairbank, an American scholar.



Henry A. Kissinger: The world will miss Lee Kuan Yew
 March 23 at 3:43 PM

Henry A. Kissinger was secretary of state from 1973 to 1977.
Lee Kuan Yew was a great man. And he was a close personal friend, a fact that I consider one of the great blessings of my life. A world needing to distill order from incipient chaos will miss his leadership.
Lee emerged on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s the founding father of the state of Singapore, then a city of about 1 million. He developed into a world statesman who acted as a kind of conscience to leaders around the globe.
Fate initially seemed not to have provided him a canvas on which to achieve more than modest local success. In the first phase of decolonization, Singapore emerged as a part of Malaya. It was cut loose because of tensions between Singapore’s largely Chinese population and the Malay majority and, above all, to teach the fractious city a lesson of dependency. Malaya undoubtedly expected that reality would cure Singapore of its independent spirit.
But great men become such through visions beyond material calculations. Lee defied conventional wisdom by opting for statehood. The choice reflected a deep faith in the virtues of his people. He asserted that a city located on a sandbar with nary an economic resource to draw upon, and whose major industry as a colonial naval base had disappeared, could nevertheless thrive and achieve international stature by building on its principal asset: the intelligence, industry and dedication of its people.
A great leader takes his or her society from where it is to where it has never been — indeed, where it as yet cannot imagine being. By insisting on quality education, by suppressing corruption and by basing governance on merit, Lee and his colleagues raised the annual per capita income of their population from $500 at the time of independence in 1965 to roughly$55,000 today. In a generation, Singapore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the leading intellectual metropolis of Southeast Asia, the location of the region’s major hospitals and a favored site for conference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t did so by adhering to an extraordinary pragmatism: by opening careers to the best talents and encouraging them to adopt the best practic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uperior performance was one component of that achievement. Superior leadership was even more important. As the decades went by, it was moving — and inspirational — to see Lee, in material terms the mayor of a medium-size city, bestride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as a mentor of global strategic order. A visit by Lee to Washington was a kind of national event. A presidential conversation was nearly automatic; eminent members of the Cabinet and Congress would seek meetings. They did so not to hear of Singapore’s national problems; Lee rarely, if ever, lobbied policymakers for assistance. His theme was the indispensable U.S. contribution to the defense and growth of a peaceful world. His interlocutors attended not to be petitioned but to learn from one of the truly profound global thinkers of our time.
This process started for me when Lee visited Harvard in 1967 shortly after becoming prime minister of an independent Singapore. Lee began a meeting with the senior faculty of th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w the Kennedy School) by inviting comments on the Vietnam War. The faculty, of which I was one dissenting member, was divided primarily o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was a war criminal or a psychopath. Lee responded, “You make me sick” — not because he embraced war in a personal sense but because the independence and prosperity of his country depended on the fortitude, unity and resolve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gapore was not asking the United States to do something that Singapore would not undertake to the maximum of its ability. But U.S. leadership was needed to supplement and create a framework for order in the world.
Lee elaborated on these themes in the hundreds of encounters I had with him dur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study groups, board meetings, face-to-face discussions and visits at each other’s homes over 45 years. He did not exhort; he was never emotional; he was not a Cold Warrior; he was a pilgrim in quest of world order and responsible leadership. He understood the relevance of China and its looming potential and often contributed to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world on this subject. But in the end, he insisted that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could be no stability.
Lee’s domestic methods fell short of the prescriptions of current U.S. constitutional theory. But so, in fairness, did the democracy of Thomas Jefferson’s time, with its limited franchise, property qualifications for voting and slavery. This is not the occasion to debate what other options were available. Had Singapore chosen the road of its critics, it might well have collapsed among its ethnic groups, as the example of Syria teaches today. Whether the structures essential for the early decades of Singapore’s independent existence were unnecessarily prolonged can be the subject of another discussion.
I began this eulogy by mentioning my friendship with Lee. He was not a man of many sentimental words. And he nearly always spoke of substantive matters. But one could sense his attachment.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whose life was devoted to service and who spent so much of his time on joint explorations, was a vote of confidence that sustained one’s sense of purpose.

The great tragedy of Lee’s life was that his beloved wife was felled by a stroke that left her a prisoner in her body, unable to communicate or receive communication. Through all that time, Lee sat by her bedside in the evening reading to her. He had faith that she understood despite the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Perhaps this was Lee Kuan Yew’s role in his era. He had the same hope for our world. He fought for its better instincts even when the evidence was ambiguous. But many of us heard him and will never forget him.

網誌存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