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4日 星期五

王汎森:「從歷史看人的性格」與「從歷史看領袖人物」學術事業中的“政務官”與“事務官”;思想史研究經驗談、史家與數位時代 ,杜奎英,楊煦牧師,林鳳英,胡佛,

  吳德耀人文講座為本校最高講座,為紀念吳前校長「倡議人文教育、培育通識人才、發揚東海理想」的貢獻而設立,每屆邀請人文學科素孚眾望的學者進行專題演講。第十二屆於3月26日與27日邀請到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森院士,做兩場演講,講題是「從歷史看人的性格」與「從歷史看領袖人物」。兩講都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在茂榜廳舉辦,師生出席踴躍,氣氛熱烈。

    第一場主題是「從歷史看人的性格」,王汎森院士首先說明他正在寫一篇關於「人的消失」的文章,研究人文學科裡「去人化」的傾向。他指出在史學的寫作裡面,人的角色越來越淡,The Death of man是本世紀的重要現象。但他認為人的性格在歷史中、在一個人的生命中,是重要而值得思考的因素。他用兩個比喻來說明性格跟時代的命運:「是門決定房子到什麼程度,或是房子決定門到什麼程度?是互相決定的。」他相信人的性格中有很大一部分如喜馬拉雅山深層的冰河部分是改不掉的,但也有淺層流動的冰河部分是我們可以努力、期許並訓練自身往更好的性格發展。
 王院士接著提到歷史書寫會影響一個時代人的性格,書寫架構像一個篩子一樣,人跟歷史書寫之間互相影響,人的性格在每個時代的pattern不同,這些pattern又反過來影響人,因為很多人都讀過這些書,就想像的自己應該要是怎樣的,理想上應該要這樣做,因此受到歷史的書寫的影響。所以,一個時代的人格模範對一個時代的人影響非常大,一個為人們所公認的模範人物,不管是當代或是歷史人物,對一個時代是重要。王院士感慨我們這一時代很多東西非常混亂,因為已經沒有太多公認的典範人物作為參考,而人很難從抽象理論去學習做人,人往往是從一個人物的典範個性裡去摸索的。
王院士的第二場主題談「從歷史看領袖人物」。他說明這個題目淵源自某次參加一個大學諮詢會議,張忠謀先生呼籲大學有一個重要使命,就是要培養領導人物。王院士認為Leader是各式各樣、大大小小、各行各業的領袖,Leader的培養是一個有氣質、有聲望、有傳統的大學很重要的任務之一。他引用William James在1903年哈佛大學校慶的致詞「真正的哈佛」裡面的一句話:「真正的教會是看不見的教會」。王院士加上一句:「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見的哈佛」。領袖人才很不容易培養,領袖人物必須要有大的志向。中國過去領袖人物大部分是從科舉出來,而歐洲跟日本領袖是從封建繼承而來,由嫡長子來繼承。在民主國家美國領袖是靠社會動員、選舉、累積聲望,進而各式各樣政治人物成為領袖人物。王先生談到讀歷史是培養一個領袖的長程視野,大自然的環境也是培養一個領袖的重要因素。

    這場演講最後談到一個問題:領袖氣質是可以教授的嗎?領袖氣質有一部分是天生的,後天培養也是很重要的。他最後提到「守正用奇」的道理,學的是正規的東西,然而突破思維、出奇制勝是做為一個領袖能在舊觀念中脫繭而出的重要關鍵。他勉勵各位同學時時期許自己準備做一個領袖,引領台灣邁入新的將來。


王汎森:學術事業中的“政務官”與“事務官”
2015年02月06日10:04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王汎森


章太炎講《清代學術之系統》時,說:“蓋學者亦如官吏中有'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別,戴氏(震)如政務官,其事務官之職務則後人為之擔負也。”可惜他未進一步申論其義。


從一般辭書中可以查到,“政務官”之定義為“凡須經政治會議議決任命之官吏”;承政務官之指揮,執行事務者為事務官,如常務次長以下官吏皆是。政務官由政務任命,依例盡量不從事務官僚系統升上來。以我對台灣政情的了解,過去幾十年一直有改革之士提倡嚴格區別事務官與政務官。也就是說,不鼓勵常務次長先晉升為政務次長,然後升為部長。
堅持作這個區分的人認為:事務官是官僚機構中執行業務的主要力量、穩定力量,政務官由於不是由官僚內部逐級而上,往往是由政治家、學者、事業家來擔任,所以可以避免窄狹餖飣之見,視野比較寬闊,具有與各部會溝通及關照整個社會、國家的需求與動向的優點。而且因為他們不是常任文官,所以可以隨時為政策負責下台。但是,最近一二十年來,政務官更換頻繁──更換內閣時可能下台,政策執行有閃失時可能下台,輿論不滿時也可能下台,而下去之後又沒有過去黨國體制的重重照顧,因此,又有“高級打工”之稱。
本文的用意其實不是為了釐清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區別,而是要藉此說明學術工作中的兩種角色。
章太炎心目中的“學術政務官”,是要開啟一個學術領域、一個學派、一種研究方向,提出一個學術框架,提出一種看待事物或思考的方式,闡明一種方法論,或提出有潛力的問題等,不一而足。然後有許多人跟著做進一步探索的工作,不管是逐步充實內容,或是在個別問題上做辨正或推翻的工作,而正反兩面、各色各樣的工作,都大致盤旋於同一個範疇邏輯之中,所以屬於該政務官所治理的範圍。故政務官不是解決了所有大小問題的人,從來也沒聽說過各部會的政務官親身參與了該部會全部的工作。政務官制定政策、指示方向,至於事務官,也有官階大小之分,小的或許幫忙解決一個問題,或用某一種地域性的材料驗證一個理論之可行性,但是事務官也可能解決一個領域中非常具體的、大規模的、重要的工作。所以政務官是規劃或開闢一片花園的人,事務官中有人做比較重要的工作,種植了大片的花草,有的只是在花團錦簇的園子旁加種幾棵小花。
僅以西方經濟學中的傳訊理論(Signalling System)*為例,1960年代蓋瑞·貝克(Gary Stanley Becker)提出人力資本理論,寫了Human Capital一書,認為人力資本的投資有助於人力的提升及生產力的提升,但是很快就有另外的經濟學家提出“傳訊理論”,並不一定真的是高學歷的人就有高本事,認為學歷的高低只是用來“傳訊”他的本事的大小而已。“傳訊理論”是由“信息不對稱”理論推出的,此後許許多多經濟學家(事務官)在這片花園上勞作,有的從公司徵求人才來討論“傳訊理論”,有的從其他主題來驗證這個理論,以至於“傳訊理論”花繁葉茂、蔚為大國,它的開啟者(政務官)獲得了諾貝爾獎,而這裡面最了不得的事務官,也與原創人合得了諾貝爾獎。
如果照這樣的標準來看,在清代思想學術領域中,戴震、阮元當然是政務官,他們開啟了許許多多新的方向或題目,許多人跟著他們做各種工作;在民國史學家中,陳寅恪是中古史的政務官,許許多多人在他的工作下面從事擴充、增建、修正的工作;在日本漢學界,內藤湖南是政務官,他提出“唐宋變革”,而過去幾十年乃至今天,大大小小與“唐宋變革”有關的著作,有許多是事務官的工作。

那麼,學者應該走哪一條路?我覺得應該兩者互補,而且這兩種發展都不能偏廢。不管是過度在一枝一節上斤斤計較,或只沉迷於空泛無當的大論,都不是健康而有生機的路。從2014年10月間公佈的諾貝爾獎看,得獎的模式與過去歷屆非常相像,他們大多是“政務官”,或是“政務官”搭配著貢獻最大的“事務官”,就像2014年的醫學獎,是由數十年前開啟大腦內部定位系統研究的英國學者John O'Keefe領頭,配以最近一二十年有重大推進之功的學生May‐Britt Moser及Edvard I. Moser夫婦,前一位是花園的開創者,後兩位是植下大片花木、使得這個園子為世人所驚豔的人。缺少其中任何一端,這個領域都不可能得獎。不過,從現在華人學術界的整體發展看,這個天平的兩端似乎有偏倚的現象,而且偏倚的情形還蠻嚴重,所以章太炎百年之前的說法,今天仍有參考的價值。

(作者為台灣中研院院士)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gnalling_%28economics%29
In economics, more precisely in contract theorysignalling (or signalingsee American and British English differences) is the idea that one party (termed the agent) credibly conveys some information about itself to another party (the principal). For example, inMichael Spence's job-market signalling model, (potential) employees send a signal about their ability level to the employer by acquiring certain education credentials. The informational value of the credential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employer assumes i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aving greater ability.[citation needed]



*****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3802
思想史研究經驗談


王汎森(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14-10-29 19:07 來自  思想市場
【編者按】
2013 年6月21-24日,由華東師範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二屆中國思想史高級研修班在上海舉辦。來自海內外二十餘所大學和研究機構的青年老師和博士生參加了為期四天的研修活動。以下為台灣“中研院”王汎森教授在研修班上的主題講座,收錄於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的《何謂現代,誰之中國:現代中國的再闡釋》一書。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刊發該講稿。

非常榮幸能有機會在這里報告。在座有很多位學術界的先進和朋友,謝謝你們前來。我不常出門參加學術研討會,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氣,因為我對旅行總是不大適應。我想像的聽眾是學生,所以跟大家報告一下我的個人經驗,不過即便如此,我也不一定完全能做到。我有個習慣,就是隨手寫,然後把紙張放到卷宗裡,所以今天講之前整理一下,發現我這些廢紙也有這麼厚厚一疊,但裡面有些只寫一行字,有的寫兩行字。我並沒有專門寫過這方面的文章,所以我講的是比較寬鬆意義上的方法,基本上是我的一些實踐心得。



精讀文獻

第一件要講的就是精讀文獻,這是老生常談。意大利史家卡洛•金茲堡(Carlo Ginzburg)上課時,要學生每一件檔案讀兩個禮拜。湯用彤先生在寫《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的時候,有過一個說法:每一個字,都不能放棄。這當然有它先天的原因,因為早期佛教史文獻不多,所以每一個都不能放棄。熊十力先生在《十力語要》裡講過這個意思:在一個思想文獻裡,凡一個詞出現兩次,就要特別注意。為什麼?因為古人文書較簡,能寫萬言書就不得了,不像今天論文動輒就要三五萬字。所以很多思想史的文獻都不長,因此某一詞彙出現兩次,便應特別注意。

在閱讀思想文本時,我認為應該非常注意議論跟現實之間有沒有相應的關係。有時候有,有時候不一定有。

時潮的波動有緊緩之別。有時候,在一百年裡,很少有文章跟現實有關。有時候時局異常敏感,一封信就可以起很大作用。譬如梁啟超對社會主義的疑慮曾通過刊在報上的書信表現出來,這麼一封信也馬上引起知識界的注意。有時候正經八百寫了幾百篇文章,卻都不產生作用。譬如我個人覺得有時候唐朝的思想文本很難跟那個時代聯繫起來,如元結的《浪翁觀化》,我在大學時代的時候,認為它跟唐代思想有很大的關係,可是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非常深入把握它們與時代的連結。可是在歷史上有時候一兩個月、一兩年、三五年,思想就產生了重大的變化。像“五四”的時期,三四個月或一兩個月思想的氣氛就變掉了。原來不是主旋律的思想,很快就變主旋律了。這些也是我個人認為值得注意的地方。

此外,一份思想文獻中的時間層次及思想層次也應注意。2011 年,我幫新版《仁學》做了導論。為此我又很仔細地把《仁學》讀了一回,發現裡面有好多層次,以前都沒有好好注意到。這裡面有時間的層次,也有意義的層次。康有為的《大同書》,亦復如是,前後成書那麼長,裡面疊壓的時間、意義的層次是很多的。



語彙與語境

這是老生常談,就是一定要把文章放在整個時代的脈絡來看,要能深入了解其時代詞彙、語言、思想的複雜狀態。譬如黃宗羲說“工商皆本也”,很多人把它說成是黃宗羲特別重視工商的思想,但早在20 世紀

70 年代葉世昌在“關於黃宗羲的工商皆本論”中即已表示,這句話放在黃宗羲的著作脈絡中看就不是那一回事。在《明夷待訪錄》裡面,黃宗羲說工商和農都是本,是都“不能輕視”的意思,並沒有特別突出重視的意思。只是指它跟種田一樣,是百業中的一種。事實上,黃氏的意思是工商和農一樣雖然都是“本”,但實際上還是不如農。

我在看我學生論文的時候,常常發覺最大的問題就是對一些思想語彙在那個時代的全幅環境中的位置與意義不清楚,只就該文本看那位思想家的思想。比如,清代後期陽湖古文的代表惲敬,很多人誇獎他的《三代因革論》,不過《三代因革論》就有好幾個層次,它有受理學影響的部分,也有部分是在回應當時考證學對三代的研究的成果。但更多的是,他在跟時代的困境作很密切的對話與回應。這要求熟悉整個時代,才能了解他對話、溝通和反駁的對象。

我個人寫過一篇文章“明末清初的一種道德嚴格主義”,裡面提到很多人強調“欲當即理也”是在鼓舞物質慾望,但是放回原文脈絡,大部分都不是這個意思。像顏元,很多地方強調“欲當即理也”,但他實際上是個非常嚴格的禁慾主義者。所以如果只突出一兩句話,而忽略了它們在全文或全部著作中的脈絡,就會出現前述的問題。我們往往太熟悉現在的想法,常把古人打扮得太像現代人,而忽略它們在那個時代中的意義。

回到熊十力先生講的,如果在一篇文章中“欲當即理也”出現超過

兩次,就表明作者一定是很想仔細地談這個問題,不然不會如此處理。即使到今天,這個解讀法對我們仍然有意義。

另外,我們在讀一篇思想文獻的時候,要重視它那個時代的人或

離它不久的人對它的評估,這裡常常有超出我們想法的看法。譬如我讀《孟子》或其他先秦古籍時,有時會覺得里面有一些推理方式和現代不太一樣。但我們會慢慢發現,這些不可解之處常常隱藏了重要的信息。現代人太習慣於自己的推理方式,而忽視古代思想文獻內部會有一些對我們而言不盡合理的東西,而這些地方恰恰反映那個時代潛在的、廣大的思想習慣,裡面往往也隱藏很大的意義。

這裡還要舉一個例子。陳寅恪曾討論說,為什麼范仲淹跟歐陽修對宋代的“濮議”持論非常激烈,一定堅持要皇帝尊自己本生父母,陳寅恪認為這跟五代以來的“養子”傳統有關。五代很多藩鎮靠養“義子” 來繼承藩鎮地位,造成很多禍患。義者“外”也,不從己身所出者也。所以“義”有“假”的意思,義子就是假子。陳寅恪認為范仲淹、歐陽修在“濮議”中的言論有一層意思,是對五代以來不好風氣的回應。也就是說不僅就“濮議”這件史事來看,也不僅針對宋代的情況,它同時也是就幾百年的風氣來看。在這裡,也可以看出整個時代思想與現實像是一盤圍棋,每一顆棋子都在對應、牽動著其他部分的棋局。

還有,“井田”是中國歷史上反复提出的思想議論。以前人們每每認為某個時代突然提出井田的理想時,多是針對當時土地兼併的情形而發。但事實上,井田並不是均田,提出井田也有可能還有另一面意義,就是反對均田。雍正時就曾出現要不要井田的討論,清朝都穩定這麼久了,居然還有人提出複井田,當然不可能成功。井田一面反對土地兼併,還有另一面是反對均田。所以它每次被提出,對話對像都很不一樣,也就是說它在整個棋局中所對應的、所牽動的部分都不盡相同。



年代的集中處和議論的集中處

通常思想文獻不像其他文獻數量很多,它的稀少性使得我個人在綜觀林林總總的文獻後,將注意力放在年代的集中處和議論的集中處。以年代的集中處而言,在這裡要舉一個例子,譬如錢仲聯先生編的《清代文選》,我以前上課常拿來給學生用,其中清代後期有幾篇文章,思想方向不同,但年代相對比較集中,我常鼓勵學生將這種年代比較集中的文獻理解為一個時代中對時代困境的四五種不同的回應,它們有宋學的,有文學的,有子學的,有考證學的。這些文章年代相對集中,有針對性,我個人就直覺要好好注意這四五種思想路數。事實上,清代中期以後,這四五種思想路數確實也逐漸成為思想界的主調。


空白處可不可以作為證據

2012 年年底我花了一些時間把當時新出的《鄧之誠先生文史札記》看了一遍。鄧先生學問非常好,我注意到他的文史札記中,很多地方對陳寅恪先生表示不滿。他非常注意陳先生的一舉一動,但對他也很不滿意,似乎還有一點嫉妒的意思。陳寅恪許多詩中隱微的政治意涵也被注意到了,他在日記中便幾次提到陳寅恪的“謗詩”。從這裡看,後來余英時先生分析的方向是正確的。

但我還有個另外的感想。鄧先生學問那麼大,可是大概頗受他所關心的問題的限制,他對明遺民的興趣太大,所以明遺民世界中非常小的事情他都要講,包括寧古塔哪個籬笆下種的蘑菇煮的湯最好喝。他讀了六七​​百種17 世紀的文集,我認為沒有人比他讀得更多,可是很多我們現在感興趣的問題,他不感興趣。他的興趣固定在某些範圍內,所以其他一些很有學術意義的問題就不在他的關心之中了。

另外我要說的是,鄧之誠對陳寅恪的批評,除了個人的不滿意或細節的指摘外,還有一個重點,我把它解釋成是我們做思想史的時候常碰到的問題:就是在空白的地方,把想像發揮到什麼程度還算合理,哪些已不合格。

我的理解是鄧之誠認為陳寅恪在證據空白處想像太多。而我們知道,陳寅恪最精彩的每每就在這些地方。我們認為不成問題的地方,鄧之誠先生認為是問題。陳寅恪“論韓愈”,說他從小從其兄在韶州生活,當地禪宗風氣非常盛,韓愈“必習傳黃梅法傳之爭,故作原道以爭道統”,也就是說陳寅恪認為韓愈從小無形中感受到禪宗爭“統”的風氣,故他建立儒家“道統”的觀點即是受禪宗“傳燈錄”的影響。在我看來,陳先生的推論非常合情合理,但鄧之誠先生認為是“想入非非”。(注:鄧之誠還批評陳寅恪所說的唐玄宗因姓李故升老子李耳為“上聖”。鄧說《漢書•古今人表》裡已經把老子尊為“上聖”了。參見鄧之誠著、鄧瑞整理:《鄧之誠文史札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第804頁。)

他的批評使我想到,我們處理思想史,把想像力發揮到什麼程度才不是胡思亂想,想像到什麼程度,仍是有創造性的想像。我的初步想法是這樣的,我們要注意哪裡是有建設性的想像,哪裡沒有;直覺有時候是沒有建設性的。思想史很多時候像是一座又一座的山峰,看起來並不相連,但是它們的底座是連在一起的;山峰不連在一起,並不表示山穀不連在一起,我們應確定山谷是連在一起的,還是到某一處它們已經屬於不同的山脈,這是我們在處理思想史的時候最費思量的地方。我要是陳寅恪先生,對鄧先生的回應是:因為它們同在一個山脈裡面,所以這個空白處是有意義的空白,這個連接是行得通的。



銅山崩而洛鐘應

根據我的實踐,思想史中很多的關係,用我們今天線性的觀念是很難處理的,它有時候像銅山崩而洛鐘應。洛鐘和銅山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它們之間會產生呼應。我最先註意到這個問題是大學時代讀牟宗三先生的《才性與玄理》,當然牟先生的書一貫晦澀難讀,但裡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東西。牟先生是哲學家,不是思想史家,不過他長期處理中古哲學史的問題,他的《才性與玄理》《佛性與般若》等都是。他看出印度佛學進來牽動中國玄學的變化,但它們不一定是直接產生關聯,而是銅山崩而洛鐘應式的關係,佛理進來,引起玄學震盪,它“應”的方式不一定是一對一,但有“應”的關係。我們研究思想時,大多只想在形跡上尋索,但實際上它也可能是銅山崩而洛鐘應式的關聯。

還有是“雜糅附會”。我們生活的時代太“實”了,而忽略古人很多情況下是有實有虛、雜糅附會,往往虛的影響更大,這些東西總是包在一起,疊加在一起。我們思想習慣太實,往往對雜糅附會、銅山崩而洛鐘應這些不是很實的部分,失去興趣和警覺力。

一個時代的思想像一盤圍棋,有很多棋子。一時看來似乎沒有關係,事實上都是互相對應著的,而且不一定是一個子對一個子,而是多重複雜的關係。思想的動態可能使兩個離得很遠的棋子之間,產生一種關係。要怎麼掌握,我的經驗是要熟讀一個時代的幾十種文集或相關的書,掌握那個時代的氛圍,大概知道哪些棋子擺在哪裡,它們之間大概有什麼或虛或實的關係,才能比較深入地了解。一般思想史著作比較精彩的部分,往往也是以一個棋盤在考慮問題。

治中古史者可能通讀全部史料,明清史就幾乎不可能。史語所的老前輩嚴耕望先生,我進所的時候他還在所裡,他對中古史只有四個字,即“竭澤而漁”,全部要讀一遍,這在明清是不可能的,近代史更不可能。我進所時,每天都看他在弄一些紙片,抗戰時期的舊白報紙抄寫的紙片,每天都在排。非常好奇,問他任何問題,總是答得非常少。

我進所的時候,正好這些先生都在所裡。“中研院”到台灣的時候只有史語所和數學所圖書館跟去,其他都留在大陸,而且史語所只有一半的人去,因為一個特殊的因由,很多去的人是終生不用退休的,所以石璋如先生在我進所之後還沒有退休,他過世的時候一百零五歲,到那一天也還沒有退休。即使到了一百歲,成了全世界最老的公務員,他的學術野心還是大得不得了,每天都在想下一個研究主題。有一個時期他在研究商朝的建築,每天早上跟太太散步,看到工地,就要去旁邊看看,看看能不能幫他了解商朝建築。石先生病逝時我是史語所所長,當時他的心臟已經停了,眼睛卻還沒有全閉起來,他的助手馬上跑過去附在他耳邊說:石先生,你那幾本還沒完成的書,所長已經叫某某、某某人接手了,這時他眼睛閉了起來。我不在場,那是聽人講的。我覺得石先生這個結局非常有意義,展示了一個學者強韌不懈的學術追求。那時候要做民族調查,傅斯年先生都會說多照相,但不要亂照相,底片非常貴。石璋如先生很有意思,史語所到四川的時候,他拍了很多當地人的農具,一九三幾年在四川鄉下那些農民的農具,有很多是非常古的,現在大多消失了;還照了那邊的乞丐,他兒子花了幾年時間整理出來,叫《龍頭一年》。有一次,我們帶了一本到龍頭,當地人看了非常驚奇:你們居然有張乞丐的照片,他已經死了好多年。他是當地有名的一個乞丐,他的穿著、打扮都被記錄下來了,這些都很有意思。又如他不只寫商代的考古報告,他還寫在安陽殷墟發掘的一百個工人的傳。可惜這本書到現在還沒有整理出版。很多人認為石先生不是最聰明的人,我最近看《夏鼐日記》,他提到石先生時也有這個暗示。但我必須說他是最有成就的人之一。

這讓我想起史語所另一位考古學家高去尋先生,高先生非常聰明,但也有人認為他懶惰,可是他有件事我非常佩服。他編《侯家莊》的那八冊巨書時,全部寫梁思永遺著,高去尋“輯補”。梁思永先生從事發掘時實時寫下來的每每隻有薄薄一疊記錄,史語所的倉庫裡還有。梁先生老早就去世了,高先生最後怎麼處理,梁先生也不知道,但他最後花了幾十年做成八部書,封面上署的還是高去尋輯補。

回到嚴耕望先生,他每天反复編排紙片。不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限制。嚴耕望先生做《唐代交通圖考》的時候,有兩個限制,第一個是當時兩岸不通,他沒辦法親自看實景,只能依史料一張一張連綴起來,而沒有機會跟現實核對。那時,他如果能來走一趟,跟古書相驗證,恐怕更好。第二個限制是沒有文化史的關懷,交通跟文化、物質的關係最為密切,當然,這不是他要處理的,但總覺有些可惜。這是部巨著,花了幾十年功夫,無數張卡片,細膩比綴而成。



競爭與趨同

我們大多都讀過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典範”(paradigm,通譯為“範式”)確實是個非常有價值的概念,不過我從思想史研究中也發現另一個模式。思想世界林林總總的現像不總是一個簡單的、在“典範”下面解決問題的情形,有許多時候是在一個鬆散的價值層級下調動各種思想資源。這個價值層級有它的最高層、最優位的思想,也有屬於下位、邊緣的思想,它微妙地在調動、驅策思想資源的升降與聚散。隨著時代的變動,這個價值層級會變。在一個個價值層級下,存在很多發揮、競爭。價值層級隨時代而變,譬如“五四”以來科學和民主居於主流,人們覺得這個思想好,那麼以科學與民主為最高層級的思想框架便到處調動思想界的變化,各種資源向它趨近或軼離,連帶的很多舊的東西也跟著變。如果全部用庫恩的“典範”來說,我的感覺是說起來比較實,但所有的東西都被一個東西框住,每個人都在解決其中特定的問題。這種現象確實很多,特別是清代考證學盛的時候。像《周官祿田考》,就是在周官的題目典範下解決問題。宋代歐陽修說《周禮》裡面官多田少,就是把全國稅收發給官員也是不夠的,可是清代沈彤的《周官祿田考》就把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考究,並令人比較信服地解決了周官俸祿來源的問題,這就是在典範下解決其中個別問題的例子。

可是,思想界的事有很多時候不能用“典範”來解釋,而要用一個鬆散的架構和思想的層級來把握,這個架構與層級使得某些是上位的,某些是下位的。譬如“五四”以後很長一段時間科學的或胡適所代表的東西是上位的,而保守派思想家的東西可能就是比較下位的。我覺得每個人生命都有自己的方案,沒有一個人要過別人的生活,即使在一個極權時代,也還是維持一個盡可能屬於我的生活方式。我這個生活方案可能把這個極權的要求包括進去,但裡面還是我自己的生活。每個人自己都有一個方案,他一定是用自己的辦法,在當時的價值框架下為自己找到一個優勢的位置:我要比你偉大,我要比你想得更好。然後,在這裡面形成自己的思想。所以並不只是簡單地模仿和服從,而是在價值的層級下,人們像魚一樣向層級的優位處遊,從而形成一個時代的思潮。

競爭會使得人們處心積慮地想要突出自己,這當然會帶來一些差異化的發展,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因為人們都認為自己要往當時人們認為好的部分去突出自己,所以到後來整體地看,往往是使得思想界變得更加一致。我舉一個台灣的例子,在《蘋果日報》進駐台灣以後,台灣的所有報紙都面臨極大的威脅。就像出現一個大思想家,所有人都覺得不得了。所有的報紙都說:我要和《蘋果日報》競爭,《蘋果日報》有很多食色性方面的圖片。沒想到過了一兩年,所有的報紙都跟蘋果幾乎一樣。實際上,所有報紙都是要和它競爭,要把《蘋果日報》打垮,可是競爭的結果是大家都變成一樣。思想史上也常常出現競爭使得大家越來越像而形成一個大思潮的現象。高去尋先生還活著的時候,我曾經請教他傅斯年先生對錢穆的看法,各位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好。高去尋只跟我描述一句話,說傅斯年跟他講:錢穆反考據,最後怎麼還都跟我們一樣做考據。照我的解釋,就是競爭使得他們越來越同。錢穆當然不以考據為最終目的,他還有更上的義理要講,可是在那個崇尚考據的時代,他為了要與考證派競爭,最後看起來竟讓人覺得他與他的反對者極為相似。梁啟超也是一個例子,胡適日記有幾段批評梁啟超,寫到梁啟超原來是反對考據學的,怎麼後來竟跟我們一樣做起考據學了?這是因為在當時流行的價值層級下,考據是主流、是優位。他們都競爭墨子考據,雖然結論不一樣,但考據墨子已蔚然成風了。

競爭在思潮的形成中很重要,模仿當然也很重要。明朝後七子的複古運動,模仿到最後,居然有時跟漢朝的文章就只差一兩個字而已。最好的文章漢朝人已經寫了,現在再怎麼努力也只能換一兩個字。由此可見模仿的力量了。

來回往復

我們在處理歷史和思想問題的時候,對於因果關係的問題,往往只注意某方對某方的影響,而忽略了“來回往復”的現象。事實上,這些因果關係常常像風吹來吹去,並不完全是單向的東西。譬如,英國的蓋爾納(Ernest Gellner)寫了《民族與民族主義》,他認為國家在民族之前,有國家之後才有民族。在此之前人們則大多說先有民族再形成國家。在我看來,“民族”與“國家”,或“國家”與“民族”之間是“來回往復”的關係。事實上,它們是不間斷地交互影響,像漩渦一樣,一直在轉,一直在交互影響。

“五四運動”百年時,有人讓我寫一篇關於“五四”跟台灣民主發展的文章。我覺得它們的關係是如漩渦般不斷地在來回往復,“五四”的東西影響台灣的民主發展,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又回去影響對“五四” 的發掘和詮釋,使得風潮越推越高。台灣早期對“五四”有一點了解,

但不是很深。可是從胡適、傅斯年、殷海光這些人開始,人們更了解“五四”,人們把圖書館裡原先沒人看的雜誌翻出來,這個思想氛圍點燃了台灣的早期民主火炬,接著民主運動又回頭深化對“五四”的了解,兩者之間就像蘇東坡說的是“不能以一瞬”的往復來回的關係。

我們常注重前面的事情影響後面的發展,總忽略了後面事情影響前面的事情,這種情況多得不可勝數。“中研院”有一個所,後來的人給前面的老同事造成極大的壓力。為什麼?因為後來人把學術標準墊高了,弄得前面的人幾乎不能生存。先是前面的人影響後面的人,後是後面的人影響前面的人,後面的人堅持要在SSCI、國際刊物上發表。所以影響不一定是A 到B,有時B 又回去影響A……

談到“影響”,我曾經很仔細想過“影響”這件事,它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思想史裡談很多影響,但是大多從施行者角度在談,我們一直都只注意到影響是被動的這一面,而​​忽略了每一次被影響都是一次再創造。我接受你的影響是我的一個創新,或是自我的擴充。影響我的人不知多少,在他們的視野裡並沒有我的存在,而我的被影響事實上對我而言是一個又一個的創新。同樣的,思想的每一次擴散,每每都是一次又一次地再詮釋或創新─接受者的再詮釋或創新。



不變與變

前面提到思想界有時候很平,如唐代很多聰明的人都是去做高僧,

做文人,儒家的思想就相當平,較難看到跌宕起伏。可是到了晚明清初或晚清民國,跌宕起伏就非常厲害。根據我的經驗,每經一次大變動,不僅變的那部分變了,表面上看起來沒有變的那部分也可能變了。不僅變的部分值得研究,沒有變的部分也值得研究。這方面可能性很多。譬如它既然能安然留下來,恐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為什麼有的留下來,有的就沒留下來,此其一;它的內在可能悄悄變化了,此其二。就像一個瓶子,可能拿起來放下,開水已經變汽水;或者它仍然是開水,但是當開水仍然是開水時,卻能在新環境中安然留下來,有可能是它在整個棋盤上有了一個合適的位置,故不用變即可以留下來,或者它在時代變化的過程中,為自己的存在樣態找到一個新的說理方式等,不一而足。這裡只是舉兩種情形,事實上情形是很多元、很複雜的,值得深入探討。像我們覺得熊十力夠保守,但是他說上海很多人認為他是維新派、趨新派;我們覺得王國維夠保守,可王國維的幾個朋友,像孫德謙就覺得他太求新了。



動盪前已存之事

經過我觀察發現,其實很多激烈動蕩之後有的東西,之前已經有了,只是沒人注意。經過一番大的動盪,人們才回去看前面的東西。我舉一個例子,在我讀高中的時候,余英時先生的名字突然出現在台灣的媒體上,他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在台灣報紙連載了很久。當時,大家非常震動。後來人們才發現圖書館老早就有很多他的著作,以前沒什麼人注意,這時大家開始回去看他其他的著作,包括我在內都是這樣。有一年台大研究生圖書館作了一個比較負面教育性的展示,就是期刊裡有很多文章被人用刀子整篇割去了,因為那時影印不便宜。一查,都是余英時的文章。不知道是誰,經過那一次震蕩之後,回去搜羅余先生的文章,太喜歡了,所以一刀割之。余先生早期在香港出的很多書,也在台灣紛紛被重印出來。有一次吃飯,人家問余先生,早期有一本《近代文明的新趨勢》,這位“艾群”是不是您?余先生想了一下:大概是吧。事實上,“艾群”那本《近代文明的新趨勢》老早就隨“仙人掌叢書”進入台灣各書店了。可是,沒有經過那次動盪,這些東西不會被震出來,不會被認真注意。這裡有很多複雜的曲折,不是平鋪直敘的發展。我們受近代線性歷史觀影響太大,把事情都看作線性平滑的發展。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很細心地觀察時代風氣、細心體味一些不為人們注意的世相。譬如台灣流行過一波腳底按摩,是一位瑞士籍吳神父發明的。我小時候從沒見過腳底按摩,現在台灣遍地腳底按摩。那時候台灣突然出版了很多中國古代醫書,尤其是裡面有關腳底按摩的東西,而吳神父也承認自己其實是從中國的醫書中發展出來的。但是要經過這一次震盪,那些書才從圖書館的角落被震出來。



思想的物質條件

圖書館書很多,看的人很少。有一年,我讀的大學的圖書館要把過去一百年沒有借過兩次以上的書,送到分館,結果送掉很多書。圖書館那麼多書,並不表示每本書都有人看,所以它們所發生的現實影響也就不一致。很多書在圖書館躺了幾百年沒人看。

我們常常用現代的圖書館多如山積的書的景象去投射古人,往往忽略了古人得書很難。各位仔細讀清初的李塨,他千里迢迢南下到浙江,到毛西河那裡問學。除了跟他請教學問,同時也是為了要讀他的藏書。古代的線裝書往往只印了幾十部,有的最多印到兩三百部。我們現在有大圖書館,我們太容易從我們的後見之明回去想像前人,會奇怪某某怎麼沒有讀到這個人的書呢?某某怎麼不知道這個呢?所以我們對思想和學術的時代土壤應該要有一定的了解和判斷,在近代新式印刷之前,思想跟學術憑藉的物質條件的稀少性是很值得注意的,不然對很多事情會有錯誤判斷。

選本等文本

最後我想再提一點。我認為在思想形成過程中,日用書、選本、節本、重編書、格言集、入門書等影響最大,像《荒漠甘泉》那種把你每一天都排好,這一天的心理狀態哪個部分需要改善,這類書最受歡迎。尤其是在大思潮形成的過程中,影響最大的往往是這些書,也往往為我個人所忽略。對一般人影響最大的書,是有入手處,有階段,有明顯繼承和拒絕的。在思想轉變的時期,重新寫一部或一套書來指引時代方向談何容易。我上次在思想史研討班報告的關於“主義”的問題,那篇文章下半年才會出版出來,轉眼已經過了五年,動筆寫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我那還只是一篇學術論文,就要花那麼長的時間,到現在還沒出版,何況在歷史上重要思潮轉變的時刻。孫中山哪有時間好整以暇地寫《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演講記錄,而且連演講都沒有講完。所以戴季陶曾委婉地說,中山先生著作單薄了些,意思是沒能像馬克思那樣,在英國好好寫他的《資本論》。

歷史上很多時候思想家都是通過選本之類的文字來表達他的思想態度,如《經史百家雜鈔》《古文辭類纂》等即是顯例。我為什麼關注這個問題呢?我一直關注嘉道咸這段思想的問題,我覺得當時對人們思想產生影響的都是這類書。我也讀了楊國強老師《晚清的士人與世相》,那一本也是討論這個階段的。不知各位有沒有詳細讀過《菜根譚》,這是一本從清初到今天都影響非常廣的書。我個人認為這部書反映江右王學思想潛在的熏陶,但大部分人並不知道,更不會知道那是偏於江右王學一路的東西。《菜根譚》表面上是要你咬菜根,實際上涵有很多江右王學的思想。江右鄒守益等人的文集絕對沒人要讀,但是人們通過這一類雜書,得到一些粗淺的理學思想。這類生活化的雜書晚明特別多,很多都有理學的成分在裡面。我稱這一類書為雜書,尤其是思想變動時代的雜書,影響很大。可惜《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選得太嚴,還有很多真正有影響的書沒選進去。這是我們治思想史往往容易忽略的。

最後,我要再講一點。我們對思想史大脈絡太熟悉,而忽略了思想史中間觀念的變化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我幾個禮拜前在台灣成功大學講“五四時期”的思潮和流派,才想起來。“五四”之後,人們都認為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是攜手同來的。可是,我們看看周作人的回憶錄,《知堂回想錄》裡寫,一開始沒有思想革命,只講文學革命。周作人用仲密的筆名寫了一篇,說談文學革命應該談思想革命,否則用新文學寫舊思想有什麼意思呢,這時候大家才把這兩個東西聯繫起來。當然,這中間時間很短。我舉這個例子是想強調,大家當時想的都是白話文和文學革命,並沒必然一定要想到文學與思想革命一定是手牽手而來,新文學盡可寫保守的思想,舊文學也可寫非常激烈的思想。新文化運動前的《國民雜誌》用文言文,寫了很多帶有平民主義色彩的文章,相當激進。我們今天看兩個合在一起,以為“歷史”一定是這樣。實際上,不是。我上課常提醒學生,有時候思想上轉一個彎,要花一百年,我們常常太視為理所當然。如果能把這些層次區辨出來,也很有價值。

結語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懷疑思想史的價值,但我個人在這裡面獲得很大的樂趣,我覺得思想史的天地很大。思想是有很大影響力的,我看到台灣這些年來在政治上的轉變,越來越覺得思想議題的設定非常關鍵。在台灣政治界,除了幾個特殊議題之外,執政黨和反對黨的主張其實都非常接近。我覺得要獲得決定性勝利,如何設定政治議題很重要。而設定議題要有思想、要有看法。

思想常常僅只是人們腦袋中的想法,我這裡要舉方苞的一個例子。方苞想禁酒,跟美國以前禁酒一樣的想法,但要落實,連皇帝都反對,吃飯沒兩杯酒,還有什麼意思,孫嘉淦的集子中便有文章反對方苞的禁酒,這件事也就不成功了,所以他的禁酒思想沒有起什麼現實作用。但我也親眼看過一種思想最後成為現實風潮的例子,就是台灣民眾環保意識​​的形成。台灣原來沒有環保思想,環保思想的文章出現在20 世紀80 年代的報紙副刊,剛開始都沒有人要看,主編差點要被換掉。可是幾年之後,我們看到在地方民意代表選舉中,一些粗知文墨的候選人也在他們的政見中大談環保議題,我就知道環保思想已經對他們產生影響了,即使他們口是心非或一無所知,可是靠這個他能當選,他也多少要執行,不管他喜不喜歡,環保思想逐漸地落實下去了,現在在台灣亂丟垃圾不行,垃圾不分類也不行,環保思想已深入而廣泛地影響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了。

我願意提出這些,作為各位的參考。

(本文整理者為鄧軍,整理後經作者本人審閱。)

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http://blog.press.ntu.edu.tw/?p=2488

開啟「人文」與「數位」的夥伴關係──「史家與數位時代」講座側記

文╱蔡竣宇(臺大歷史學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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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方為主持人項潔教授(臺大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右方為主講人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森院士
「史家與數位時代」講座於5月13日在誠品書店臺大店三樓藝文空間舉行,由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森院士主講,臺大出版中心暨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項潔教授主持,為「數位人文:史家的新技藝?」系列講座的第一場。
王汎森院士在講座的開頭提到了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68年時撰寫的〈史家與電腦〉,這篇文章宣稱:最遲至1980年代,史家若要生存,必須同時是個programmer,以處理在人口史、物價史、家庭史上的大量統計資料。當時的史學研究風氣強調在量化資料上取得質性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從定量到定性」的方法。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在〈敘事學的復返〉一文中批評了拉杜里心儀的計量史學,史東認為史家的天職在於以敘事手法來再現歷史,而不是埋首於統計資料堆中,數位技術與重視發掘意義的史學是互相排斥的。
王汎森認為,經過二十年來數位人文的發展,如今看來,不論是拉杜里或史東,都將數位技術可以扮演的角色想像得太過簡單,數位與人文間其實是一種更寬廣的夥伴關係。他接著舉出,數位技術應用於人文研究具有以下優勢:一、典藏上的優勢。不占據儲存空間,並且可遠端利用,也能挖掘出傳統視野下容易忽略的史料。二、速度上的優勢。以特定關鍵字來搜尋,可以很迅速地確認相關史料的數量。三、數量上的優勢。由於利用電腦來處理巨量資料的趨勢,對特定詞彙數量的統計,也可以迅速掌握時代觀念的變化。四、交流上的優勢。許多學術上的突破是由學者間相互的談話而促發,雖然面對面交流仍然是無可取代的,但網路上的交流可以擴大史學社群的邊界,無遠弗屆。五、教育上的優勢。人文研究的成果,可不受限以文字呈現,而能進一步以圖像、影音展示,對於教學有很大貢獻。
接著王汎森再論及,在數位時代,史家和史料、史家和歷史解釋、史家和歷史意義,其間的關係正處於變化中。首先,透過數位檢索,可以判斷在大量史料中特定詞彙出現的頻率,資料的稀少或空白能夠因此成為證據,這些在過去非常困難,如今則相對容易。對於特定觀念和詞彙的出現與起落,以及產生這些詞彙的社會背景與其現實作用,史學研究者可以透過數位方式更加掌握資料的分布情況,而能有更深的認識。其次,數位技術也令「多節點式」的歷史研究成為可能。利用GIS的空間技術,可將不同層次、多面向的歷史訊息標示在空間上,將文字的印象式呈現,轉換成空間與圖示的精確化處理。不論是17至18世紀的貴族在歐洲大陸的壯遊(grand tour)路線與人際網絡,或古羅馬與唐代的交通圖考,又如學風與地域關係的考察以及人群學的研究(prosopography),都能夠以數位的方法來進行研究。
雖然數位技術應用於人文研究有如此多的優勢,但依然有其限制。王汎森強調,人畢竟才是從事人文研究的主體,人的觀察、思考與詮釋,不可能被電腦與數位技術所取代。在人文研究上,全面的整體感是研究得以進行的前提,如果研究者而只留意於查找檢索的結果,就會造成研究者視野窄化,也失去了對資料背後整體時空脈絡的認識。例如在臺灣史中,「二二八」一詞在戒嚴時代極少見諸報章媒體,但這並不代表二二八事件不具意義,相反地,該詞彙是在計量所無法捕捉的角落,成為影響臺灣發展的重要關鍵。此外,數位技術提供的眾多「發散」線索,仍需研究者將之「收斂」為幾個最核心、最關鍵的脈絡。正所謂「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史學家必須在整體感與傳統或數位史料間往復出入,達到對歷史的認識。「發散」和「收斂」並不必然相違背,反而可以互相幫助,「數位」與「人文」之間也正如同「道」與「器」的關係,雖然看似對立,然而在「器」中卻也可以見「道」,進而相輔相成。
長期關心數位人文發展的王汎森老師在講座最後總結,書是必須要「讀」的,而不是用「查」的,數位技術作為一項強大有力的工具,妥善使用,仍然可以看出許多傳統方式難以發現的現象。人文研究者只要敏銳而謹慎地使用,即可透過數位技術這位新夥伴,幫助人類開啟更多人文世界的豐富性。



 在談人選之前,請大家思考英國的部門,採取"科技和高教部"方式。
 我不知道科技部如何處理國科會中對於社經和人文的掌控部分。
 王汎森在史學上有一套,不過那是歷史學問, 跟現實沒什麼相關。



首任科技部長 傳高層考慮王汎森
張善政 無意接任
〔記者湯佳玲/台北報導〕科技部不到一個月即將掛牌上路,首任科技部長「獎落誰家」引發外界關注。據了解,在「政商互惠」的考量下,行政院長江宜樺屬意來自商業界的科技政委張善政,不過,張善政昨表示:「比較想留在現職」;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也傳出是高層考慮的人選之一。
王汎森 非科技專長
不 過,王汎森雖曾擔任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處處長,但王的學術專長為從明清到近現代中國的思想史、學術史、文化史,並非科技專長。知情人士指出,江宜樺放棄 學界資格,選擇投身政治,代表今後會一直待在政界,打好政商關係是必定的考量;從這個層面來看,有十幾年業界經驗、曾任Google亞太區基礎建設營運總 監的張善政略勝一籌。
不過,張善政受訪表示,當初回國服務被徵詢的位子就是科技政委,「所以較想留任現職,有無被徵詢科技部長並不重要」。
知情人士也表示,與江宜樺同為台大校友的現任國科會主委朱敬一,「江還要稱朱一聲學長」,加上朱的大砲性格,有時令其他閣員頗有微詞,令江偶有「朱難以駕馭」之感。
至於朱敬一提出辭呈的傳聞,據了解,朱敬一對於「放話的人」非常不悅,據聞此人欲爭取科技部常次,但與朱不和。朱敬一昨則表示,對人事案不便表示意見。
科技學界也傳出,科技部長人選其實不只張善政與朱敬一,王汎森也是被徵詢對象之一。王汎森則表示,歷任國科會主委都是院士,由於擔任過國科會處長又是院士,才會引發外界聯想,但他未獲徵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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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院洩露個資還貼網 檢舉人慘遭毒犯恐嚇
實在是太離譜!一名毒品案檢舉人因法官疏失,未落實保密機制,將他的真實姓名及住址曝光,導致他全家飽受毒犯恐嚇威脅。檢舉人事後向監察院陳情,希望懲處 失職法官,沒想到監察院竟然又在公報中,將檢舉人的真實姓名及檢舉內容詳實刊出,還上網公告,惹來惡煞拿著從網路列印下來的「鐵證」,跑到檢舉人的戶籍地尋仇。檢舉人驚覺被監察院出賣,痛罵政府真的是太爛了!

詳細精彩內容,請見663期壹週刊〈新聞傳真〉~~





哈哈: 胡佛:監察院與中國命脈相連


中 研院院士胡佛今應邀在監察院發表演說時指出,監察院與中國老傳統及中國命脈是相連的,沒有中國傳統,就沒有監察院;監察院存在,中國命脈就可以維持,他對 著台下的監委與監察院員工喊話,呼籲要抓住國家與監察院關係,「有任何去中國化與廢監察院言論,要從中國文化的立場加以駁斥,甚至要採取行動,增強監察院 存在的價值」。

監察院日前審查檢察總長黃世銘的彈劾案,胡佛當天投書媒體發表「光天化日,陷人於罪」的文章,在封殺黃世銘彈劾案發揮臨門一腳作用。監察院今舉行新春團拜,特別邀請胡佛就「監察院制度的展望」為題發表演說。

胡 佛表示,最近幾年,老是有人要把監察院與考試院廢除,並對孫中山的五權理論加以貶抑,認為是拼湊的理論,甚至要去掉中國化與中斷中國的歷史,「我個人感覺 非常憂心,幾千年超穩定的國家體制能否繼續下去?」胡佛揚言說,假如有公職人員對監察院存在與以後發展提出潮流性看法,若大到違法失職程度,「我們絕對不 能容忍,要積極行使監察權,包括糾彈權」。

胡佛提及,近年來台灣的民粹政治受到各種勢力操縱,對民主體制發生許多反體制行動,如公教人 員退休金、軍審法改制與司法關說案等,都與民粹政治有關。他說,洪仲丘之死,法醫驗屍報告還沒出來,媒體與社會就公審,政府手足無措,三天時間就把軍審法 改掉,讓他非常驚愕。他引用梁啟超的話「軍魂銷盡國魂空」說,假如不斷以軍隊作為運動打擊對象,國家就會空掉,他要求監察院對這些問題應重視,絕對不要跟 隨民粹與民意起舞,反過來要積極處理,若公職人員支持這些言論達到違法失職程度,就要糾彈,不能讓五權結構受到破壞。(吳家翔/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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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ts.com.tw/cts/general/201305/201305251249021.html

高雄六龜育幼院的創辦人楊煦牧師,二十三號清晨五時,因為心臟衰竭病逝義大醫院,享年一○四歲,楊煦妻子林鳳英,也是育幼院院長,兩星期前才過世,家屬第一時間沒讓楊煦牧師知道噩耗,沒想到夫妻先後過世,院方將舉辦追思會,讓上千名院生回家緬懷這對慈愛的老夫妻。
   蠟燭的光芒,映照著育幼院童們擔憂的小臉,如同天籟般的詩歌聲,是小朋友追思他們口中的爺爺,六龜山地育幼院創辦人楊煦牧師,在孩子記憶中總是慈祥和藹 的楊爺爺,周四清晨五點心臟衰竭過世。回想四年前過百歲誕辰時,楊煦還笑容滿面和妻子林鳳英雙雙坐輪椅出席,楊煦牧師的故事,要從六龜育幼院開始。
  他從一名啞吧女童開始收養,開啟照顧原住民孤兒的生涯,前總統蔣經國先生來探望沒有雙臂的小女童楊恩典的故事,讓人們開始對六龜育幼院印象深刻。楊煦牧師和太太一路上呵護無依幼童快樂成長,是院童眼中最慈祥的楊爺爺和楊奶奶,也是爸爸媽媽。
  楊煦夫婦五十年來,照顧收容上千名孤苦無依的孩子,楊恩典得知她口中的爸爸和媽媽走了,心裡相當哀傷,恩典說,希望爸爸媽媽對六龜山地育幼院的付出,能在大家的關懷下,讓這份愛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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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風半局  收入 張曉風自選集 頁261-74



by ( Book )
2 editions published in in Chinese and held by 34 libraries worldwide
中國歷代政治理論: 「思與言」 論文選輯第一輯 臺北市: 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61[1972].



篇名
杜奎英先生與"思與言"
作者 胡佛
起訖頁 3-4
刊名 思與言
期數 197511 (13:4期)
出版單位 思與言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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