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8日 星期六

李敦白 (Sidney Rittenberg,2016年95歲):“洋造反派”的文革50年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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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北京“洋造反派”的文革50年反思
經歷過文革的那一代人或許對李敦白這個名字有所耳聞。他當時是積極支持文革、參與“造反”的在華外國專家之一,在北京城紅極一時。但他自己後來也在文革中成為被打倒的對象,入獄10年,罪名是美國特務。文革結束後,李敦白攜中國妻子以及四個孩子移居美國。如今距離文革爆發過去了50年,這位95高齡的文革親歷者對美國之音講述了他的文革經歷與反思。
1966年10月1日,一名美國人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人民日報》之後在頭版刊登了他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合影。照片中,毛澤東正在給他的“紅寶書”簽名。
這名美國人叫李敦白,英文名Sidney Rittenberg,1921年出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一個猶太裔名門望族,早年曾加入美國共產黨,參加工會和民權運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應徵入伍,學了中文,被派往中國昆明。戰爭結束後,李敦白選擇留在中國,到了毛澤東領導的延安,併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他被蘇聯當局指控為“國際間諜網絡”的成員而被中共逮捕入獄,1955年斯大林死後,獲釋出獄。他選擇繼續留在中國,到中央廣播事業局擔任外籍專家,為英文稿件潤色,並參加《毛澤東選集》的翻譯。
革命熱情
當1966年他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的時候,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狂風驟雨般席捲全國。
50年後,李敦白在他在亞利桑那州的家中對美國之音說,當他聽到那些充滿“革命熱情”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的講話,當他看到個人的意見可以自由表達,他“很興奮”,並且認為,自己參與文革,即便“最後可能弄得一身泥”,也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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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裡李敦白笑了起來。他用流利的中文說:“當時我是最最積極的支持。是啊。……因為我覺得真的,他們會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每一個機關、每一個學校,都是學生討論、多數通過去執行,這個以前都沒有。我認為中國會變成一個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國家。”
李敦白說,他當時只注意到毛澤東的所謂的“大民主”,並沒有意識到毛澤東的目的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李敦白說:“那個所謂大民主,都是胡鬧,都是利用它來消滅毛澤東認為的敵人。”
“當時的青年,他們知道什麼叫民主嗎?”記者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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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糊塗蛋,根本不知道。不要說他們,連49(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的青年,都懂得民主是多數說了算,很少懂得少數派是要保護的,少數人要讓他發言。一般誰在廣場當天做領導,都不讓對立面的人發言,一發言就轟他。那麼真正的民主,你不能保護反對派、少數派的權利,這個民主很快就會變成霸權,會變成專政。現在說得挺通了,當年不懂。真的。我是挨了打,受了教訓,想了(才懂)。”
造反奪權
李敦白積極投身於這場他所認為的“民主革命”。他加入由外國專家組成的造反派組織“白求恩-延安造反團”,參加中央廣播事業局的“造反奪權”,後被中央文革小組任命為“三人小組”的主任。一位美國人,成為中國重要宣傳機構的一把手。
李敦白說,他實際上把實權交給了組內另一名成員康樹集,自己擔任顧問,所以只是名義上的負責人,但是他後悔沒有徹底請辭主任一職。
他說:“後來我發現了,有些黨員幹部,他腦子裡想的,跟我想的並不一樣。他想的不是主要的想理想,主要想的是權,想他的地位,他的權。”
 “你想過要權嗎?” 記者緊接著問道。
李敦白:“我沒有。我對權沒興趣。但是儘管這樣說,我有權倒不怎麼樣,但名,我有大名,全國的大名。。。是這個東西很迷醉人。”
句句真理
成為名人的李敦白受邀四處演講,走在路上也會被人認出索要簽名,他也經常作為外國專家代表在批鬥會上發言。他說,自己參加過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當時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以及廣播局局長梅益等人的批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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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好幾次。鬥梅益、周揚、陸定一。” 他緩緩地說道。
1967年4月10日,李敦白代表外國造反派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召開的“30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上發言。
對於這個批鬥會,李敦白說: “那時候批王光美的,在清華,江青是要我去的,週總理直接講了,最好你不要去,但我聽了江青的,不聽周恩來的。這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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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說,文革的時候,他認為“毛澤東講的就是真理”。
當被問及為什麼會有如此強烈的信念時,李敦白答道:“傻啊。真的。就是把批判的功能完全放棄。把批判放給黨。……我有一個想法,因為我是從美國來的,是從一個挺舒服的中產階級家裡來的,這個美帝國主義那時候算中國的敵人,中國共產黨接受了我,把我當同志,我要特別小心,不能成為一個弱點,不能因為我是美國人,就害了他們,成為弱點,所以就很容易過左。所謂寧左勿右。”
他說:“一種思想意識,不敢批判得看它,一個本來比較溫柔,好心的人,可以做非常可怕的事兒。因為他把自己的心就變硬了。他覺得這是為了什麼偉大目標來做的,什麼都不管。
暴烈行動
在那個“造反有理”的年代,紅衛兵和造反派以“破四舊”和“打倒階級敵人”為名砸毀古物,批鬥迫害被視為“剝削階級”和“反動派”的人,而各個派系之間也陷入爭鬥。文革很快變成了一場充斥著暴力與混亂的瘋狂運動。
記者問:“看到torture(酷刑折磨)的場面,你有懷疑過文革是民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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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說:“沒有。我應該懷疑,但是我沒有。……我覺得這是過激的行動,但還是革命的行動。”
記者問:“都有哪一些批鬥打人的行為?”
他說:“打人我好像沒看過。打梅益我看過。打一下。這個噴氣式我看過,多了,那也是酷刑,很疼的。腦子是空的嘛。你認為有這種革命行動,歷史才能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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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說,他雖然沒有參與暴力,但實際上是支持了暴力。
他說:“我們局裡,我們局長梅益,我們有些技術部門的年輕人,梅益在外邊在院子裡做勞動。這些小傢伙有些人來了就打。我們那個支部書記,那個時候是年輕的,他參加文革很積極,但是他勸這些年輕人,這些不對,是毛主席說要文鬥不要武鬥。走了以後,我就批評了他,我就說,群眾有這種革命精神,你給他們潑冷水,會傷害他們。實際上是支持了。”
為什麼支持?他答道:“因為毛主席說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麼溫良恭儉讓。所以我覺得,我要是不支持,我就是不革命。這是錯的。”
那個瘋狂的年代漸漸遠去,但是李敦白說,這些事情成為了他心中揮之不去的痛。
他說:“我參加了鬥爭,這麼多好人,不但是文革,就是反右派的時候,什麼這個肅反,每一次運動,我都參加了。那時候說了人,好人,這個是很痛的事。實際上,心痛的就是這一件事,別的,我糊塗辦糊塗事,那我就糊塗,那怎麼辦?我覺得我不是覺得有罪,但這個事我覺得做得有罪。”
二度入獄
政治風雲變幻,鬥爭對像很快就指向了那些“捧場”文革的外國人,樹大招風的李敦白自然成為重要目標。在廣播局身居要職大約6個月之後,李敦白的人生從雲端跌落谷底。後來批判他的大字報說他“爬得高摔得狠”,“一個美國人如何奪了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紅色政權”。
李敦白說,他的好友、也是外國專家的馬海德(George Hatem)曾經勸他不要參與文革,但是他沒有聽勸。
他說:“他說,不要捲入中國的政治,沒好處。我說,你保守。還有德國人漢斯·米勒(Hans Müller)大夫,他們不參加,他們勸我。要聽他們就好了。”
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小組宣布解散“三人小組”,成立新的領導班子,李敦白得到的通知是調離廣播局,“有特殊使命”。當年聖誕節那天,他被軟禁。第二年2月21日晚上11點半,他從家中被帶走,關押於秦城監獄。罪名是美國特務。
這是他第二次被控間諜罪而坐牢。第一次被單獨監禁6年零三個月,這一次則是10年。他的家人也受到牽連,吃盡苦頭。
誰人之過
李敦白說,他是在出獄以後才逐漸認識到文革是怎樣的一場災難。
他說:“我一直坐了10年牢,出來以後我還不知道是怎樣一個災難。我剛回來,一些老朋友,都是老幹部,剛解放出來。他們說,你不要著急,一定會平反。比如他罵康生,(我就說,)康生是中央領導,怎麼罵他?我小兒子那時12歲,說爸爸說話怎麼跟'四人幫'一樣?(笑)我什麼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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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接著說:“兩三年以後,我才悟到了,不但是文革是錯誤的,這整個無產階級專政,這整套理論,根本就不對。你本來說通過專政可以達到最高級的民主,實際上,你通過專政,你就得更多的專政。你推翻專政,你才能有民主。慢慢兒理解了,就覺得很舒服。……你原來有幻想嘛,你解除幻想,就覺得應該輕鬆了。”
為什麼文革會發展到成為一個大災難?李敦白說,是領導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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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根本問題是領導錯了。領導是讓他們造成災難,不管。領導是不管。發動他們,不允許反對他們。毛澤東有一個根本口號,文化革命,不破不立。不破不立,破在當頭,立在其中。所以人家說,不行,亂了。他說,唉,我希望亂,亂到頭就好了。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你不要擔心,你就砸爛,舊的一套都砸爛,這個就會帶來新的建設,但是沒有。爛了還是爛了。
我覺得毛澤東這個人,真的是一個天才的思想家,同時也是一個了不起的陰謀家。……我覺得毛澤東根本的問題,也可以說根本的罪惡,在於他狂。他認為他有權發動這些龐大的運動,他改變了影響了幾億人的生活,但他自己都不知道結果會怎樣。”
當被問及文革是個人的錯誤還是製度問題時,李敦白說:“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份兒嘛,他們都有他們的份兒,我有我的份。根本的錯誤,應該說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那些起主導作用的人。……這個東西,定罪,我覺得也是作用也不大,你定了罪又怎麼樣?事實發生了,就是那樣的。為什麼發生,這倒是要仔細研究。為什麼會那樣,根本的問題,沒有民主思想,完全沒有民主思想。你讓一幫群眾自己選領導,那真是民主嗎?如果不讓別人說話,那真是民主嗎?還是個集體的專政?”
他說,雖然文革是一場災難,對中國和中國人民代價巨大,但是“沒有文革和文革的失敗,就不會有今天的改革開放”。
返回故國
1980年,李敦白和中國妻子王玉琳登上飛往美國的飛機,離開中國。李敦白說,他回美國的主要原因是對中國出現的腐敗現象感到反感。
回到美國幾年之後,這位毛澤東所稱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也和資本主義做了和解。他和妻子為想要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企業提供諮詢,直到現在。
李敦白說:“後來回到美國,我發現跟我想的不一樣,這些大公司首腦、資本家,他是最忙的人,而且他是很有才的人,否則他做不到。而且有的是很有道德的人,是很講道理的人,這個跟我原來在美國的時候想的就不一樣。”
談到自己曾經的共產主義信仰,李敦白表示,他仍然相信未來會有一個沒有階級、戰爭和歧視的社會。
如今,95歲的李敦白和妻子王玉琳生活在鳳凰城和西雅圖兩地。他說,他從1945年到中國的時候就希望在美中兩國之間架橋,這種願望,即便如今身在美國,仍舊未變,只不過是在橋的另一邊做些貢獻。這位曾經的中共黨員笑言,《人民日報》仍是他每日必讀的報刊之一。
民主慢來
談到當下的中國,李敦白說,習近平想要進行經濟改革,但是改革面臨阻力,如果要打開這個局面,則需要開放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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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一個極權主義的政黨領導一切,和一個開放的市場,不行。不可能的。所以就要看有沒有決心來搞經濟改革。如果真有大決心的話,它得停止這一套壓制人的。”
李敦白認為,中國能夠慢慢地實現民主。他說:“我覺得像中國這麼一個國家,要真正的民主,得一步一步來,首先大家得懂得什麼叫民主,怎麼樣來民主管理,就剛才說的,不能就是多數人說了算,你也得照顧少數人。但是可以做的,我覺得,一步一步做。”
他接著也說道:“但是問題,如果威脅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不會允許的。所以我知道薄熙來是不會長久。香港是個悲劇。香港要求中央給他們更多的權,自治,你要不鬧的話,我可能還信任你,願意給你多點權,你一鬧,他們要獨立,那更厲害要壓它。那你要告訴年輕人不要爭取,那也不容易。中國不會允許香港有自由,怎麼可能?只要有政權,它不可能的。這不是見了自由女像就掉眼淚的,不是那樣的人。他是權,管權的。”
不過他說,他希望習近平能夠進行政治改革。
“中國共產黨有可能像蔣經國那樣以獨裁結束獨裁嗎?” 記者問。
他說:“最後可能有類似的東西,我覺得。不會很快。”
回顧自己在中國的35年傳奇而坎坷的人生,李敦白說,他沒有怨恨,即使是入獄16年。他說,看到中國前進發展,他為自己能夠在其中起到一個“微小的作用”感到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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