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6日 星期三

中研院院士李亦園 1931-2017:李子寧:「我的人類學家父親—李亦園院士的田野工作與論著」



我的人類學家父親—李亦園院士的田野工作與論著

李子寧 (原載:《文訊》266: 41-46,2007)

一、我的人類學家父親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我的二姐李康齡在父親獲頒「行政院文化獎」當日,應聯合報副刊之邀,發表一篇〈我的人類學家爸爸〉一文以為祝賀。「我的爸爸是人類學家」,二姐在文中說,「從小到大,對別人談到父親的職業時,對方總是投以異樣、疑惑的眼光」。
作為一個人類學家的子女究竟有何特殊之處,會飽受別人「異樣」的眼光?是人類學太冷門?還是人類學家太異類?這個問題從小就一直盤踞在我們腦中。對許多人來說,父親的職業與父親的角色似乎沒有那麼大的關係。但對我們而言,父親的人類學不只定義了他的學術地位,也形塑了我們的家庭生活與人際關係。我的父親是一位人類學家,在我們的眼中,他既是一位「作為人類學家的父親」(the anthropologist as father),同時也是一位「作為父親的人類學家」(the father as anthropologist)。
作為一位人類學家父親,從小他給我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一年中總會「失蹤」幾個月(有時還不只幾個月)—不是出去「外遇」而是出去「作田野」。許多年來,我們早已習慣作為一個人類學家之「家人」的角色,他的田野,他的學術與他的寫作基本上都是一種「寂寞」的工作;而家人,即使是一個與其同行的兒子,都必須學會體諒他「必要的缺席」。只有到最近這兩年來,父親因為年記漸大了,視力快速衰退才逐漸放棄「失蹤」去作田野的特權。卻讓我們家中意外地賺回一個「作為父親的人類學家」。
待在家中,專心作「爸爸」的父親,當然也沒有放棄人類學家的角色。作為一位父親,他在家中有著身為人父的嚴肅,但在嚴父的角色之下卻帶著人類學家的開明。在家裡,作為人類學家的父親帶給我們的是一種潛移默化的「人類學家氣質」:對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的尊重態度,以及看待事物的寬闊視野。他研究宗教,卻不曾給我們信仰上的壓力。他認同儒家的「大傳統」,卻不吝鼓勵並引領我們領略民間「小傳統」之美善。他對我們姊弟有著作為父親的期待,但總能以一種出入不同文化的人類學式「寬容」,來體諒我們姊弟從小到大或多或少的「出軌」。
作為一位人類學家,許多人從父親的書裡去瞭解他的人類學。我們則是從他的身教去體會一位人類學家是如何以一貫之精神經營他的田野,他的學問,與他的家庭。
二、我父親的田野工作
一九六二年二月,我出生未滿月,在家剛過完農曆新年的父親即動身前往宜蘭南澳鄉金洋村進行田野調查。當時金洋村對外交通困難,他到達當地後第一封家書卻陰錯陽差給寄丟了。一個月後,心急如焚的母親正與當時民族所淩純聲所長商議組隊上山搜救,第二封家書適時的寄抵才將大家的擔心化解為虛驚。後來,父親以他在南澳的田野資料,寫成《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一書。對於許多研究泰雅族的人類學家而言,《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至今仍是必讀的經典民族誌之一。但對我們而言,多年來在口中經常傳頌的卻不是那本著名的書,而是那段有驚無險的田野經驗。
父親在他五十多年的人類學研究生涯中,大半的時間都如此徘徊在「田野與書齋」之間。許多人類學者從他的書中瞭解他的田野,我們則從成長的生命史裡去體驗:馬太安的田野是二姐出生那一年、母親生下我坐月子時父親去南澳出田野、彰化伸港鄉有著我姊弟閩南式宅院居住的「初體驗」、馬來西亞蔴坡的田野則使得從小家中飯桌上多了來自馬來亞表哥們的「異國經驗」。一直要到許多年後,我才從書中讀到那些在我們生命史佔有一席地位的田野在父親的筆下是如何被轉化成冷靜的科學語言,也才能以另一種心情去體會作為一個人類學家的父親當年是如何輾轉於「田野與書齋」之間,同時扮演田野工作者、人類學論述者與父親的角色。
人類學者為什麼要花這麼長時間做田野工作呢?彷彿要回答我們姊弟從小心中的疑問,父親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就這麼寫道:「這是因為他們相信要瞭解別人的文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若花一個禮拜的時間在一個村落裡參觀,我們也許以為瞭解了不少它們的生活狀況,但是要真正深入地瞭解當地人是怎麼思考與判斷等等,那就不是一個星期或一個月所能辦到的。民族學者(人類學者)要瞭解的不是旅遊者的瞭解程度,而是要學術性深入地瞭解到民族,所以他要長期地做田野工作,並且稱他的工作的方法為『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也就是參與到當地的社會裡面去,並以當地人的立場與看法來說明問題」。
作為一位人類學家,父親就是這麼一位長期田野工作的信仰者與實踐者。多年來,他專業性的田野調查前後共計十二次,較短期的田野實習及考察則約有二十次左右。曾經長期調查的族群與地點包括了日月潭邵族、屏東來義的排灣族、花蓮馬太安阿美族、宜蘭南澳泰雅族、砂勞越與馬來西亞蔴坡的華僑社會、彰化伸港鄉泉州厝與新竹一帶的漢人社區等。廣泛的異文化田野經驗,使得父親在看問題時比一般學者有著更寬廣的視野。但作為一個田野工作者,父親更是少數能夠充分掌握田野藝術的精髓而能夠真正「參與到當地的社會裡面去,並以當地人的立場與看法來說明問題」的人類學者。
一個例子可以說明父親做田野工作的投入與細緻。一九六四至六五年間,父親與現任清大的陳中民教授在彰化伸港鄉做田野。當時,他們住在當地一位頗有名望的老太太家中。最初的三個月,彼此之間雖相敬如賓,卻總有一層隔閡。直到某一晚,老太太的丫頭因挨罵而離家出走,父親與陳中民教授自告奮勇拿著手電筒在雨夜裡遍尋全村,最後終於在小土地廟裡找到捲曲睡在神案下的女孩。自此,他們身為「外來者」的身份才有了戲劇性的改變,不但老太太將父親視為自己人看待,其後全村的人也因為老太太的轉變,才真正接受父親。就這個意義來說,田野工作是在進入田野後四個月後才真正展開。
父親的彰化田野說明了他不但努力做到人類學家所強調的「參與觀察」,同時也做到真正融入了當地社會的境界。那位當年的房東老太太,以及她的家人們,後來成為我家長期的世交。我們從小慣稱為她為「彰化阿婆」。每逢年節,兩家互訪,就像久別的親戚一樣。她那棟父親田野時寄居的閩南式大宅院,也埋藏著我們姊弟童年的回憶。父親把田野帶進我家,我們也因此分享參與了他田野的人際情誼。
這大概就是為什麼父親甘於田野工作的原因之一吧。在他的〈田野圖像〉一書前言中,有這樣一段的話:「對於一個人類學的研究者來說,田野工作是他們的活水源頭,一切資料與靈感都來自田野,所以「出田野」一直是他們心中的最愛。田野工作有時免不了會有一些冒險,而長期的田野工作經常是單調而寂寞的,但是人類學者卻一直樂此而不疲,我想其中原因在於田野工作固然有其困難甚至痛苦的一面,但是其職業性的樂趣卻是外人所難於想到的,或者可以說,正因為樂趣與艱苦並存,而能夠勝過艱苦的樂趣,其樂就無窮了」。
三、論著與著作
作為一位人類學家,父親曾強調人類學的學問是既要見樹,也要見林。既要能對單一文化做深入的研究調查,也要有人類整體文化的視野。這不只是父親對人類學這門學問的期許,同時他也身體力行在研究上實踐這個理想。
總計至2005年為止,父親的著作包括了專書32種,學術論文177篇,一般論著252篇。其中著作專書包括三大類:(1)自著專書共15種,(2)合著專書5種,(3)編著專書12種。從他出版幾部具有特殊「里程碑」意義的專書著作裡,我們可以看出他為學的軌跡。如1966年的《文化與行為》(商務)為國內第一本以通俗文字寫成的人類學著作。1970年的《一個移植的市鎮:馬來亞華人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與1982年《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聯經)是兩本代表父親早期進行海外華僑與臺灣南島民族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作。同時,1971年與楊國樞合編的《中國人的性格》(中研院民族所)一書可說是開啟了臺灣社會及行為科學整合研究之風氣,被認為是臺灣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典範書籍。(該書在1975年被禁止發行,因而在台港被盜印了三次。2006年大陸刊出簡體字版)。1979年的《信仰與文化》(巨流)是父親第一部關於宗教人類學研究的專書,而1984年的《人類學與現代社會》(水牛)則為他第一部在應用人類學方面的著作。
1990年代以後,父親的著作逐漸由專論轉向通論。如1996年的《文化與修養》(幼獅)。以深入淺出之形式闡釋文化與生活修養的關係,本書原為教育部委託清大人文社會學院編輯之社會科學叢書之一,為供中學生閱讀之書籍,前後共刊行十刷,2005年大陸盜印簡體字版。1998年《宗教與神話論集》(立緒)則為父親後期在宗教與神話研究成果之合集。1999年的《田野圖像》(「山東畫報出版社」簡體版、「立緒」繁體版)是第一本受大陸出版公司邀約出版之田野工作系列作品,同系列書籍中有費孝通、中根千枝等著名人類學者。並為聯合報、中央日報選評為1999年十大好書之一。
總體來看,父親曾在不同場合說他一生的研究歷程,是從具體而抽象、從異文化到己文化,再從單一文化至全人類文化。用人類學的術語來說,就是從「可觀察的文化」到「不可觀察的文化」,從「他者的文化」到「我群的文化」,從「微觀的文化」到「宏觀的文化」。這種由具體至抽象、由遠而近、從微見鉅的模式可說是傳統人類學家養成的理想境界。也就是這樣的訓練,使他的著作得以游刃有餘地進出於不同層次的文化現象裡,出入於不同文化的異同間,從而由細節微觀裡演繹宏觀的理論架構。
這一點也可以從父親晚年的理論重心:「致中和:三層面和諧均衡的宇宙觀」看出。這個概念最初是父親在一九八六年的一篇論文中提出其架構雛形,在後來的研究中逐漸擴充成為一個描述中國人及中國文化內在理念的宏觀理論模型。「致中和:三層面和諧均衡的宇宙觀」看似抽象,實際上卻是奠基於父親多年來在漢人民間宗教、儀式行為與中國人〈氣」的研究等實證研究成果之上。同時,這個理論模型的提出,在另一方面也可說是建立在人類學一個重要的研究傳統:比較文化的觀點之上。誠如父親在本單元數篇文章所提到的,「致中和」這個強調「和諧」與「均衡」的中國人基本文化理念,和西方文明強調「競爭」與「征服」的理念有著根本上的差異,而這個差異是早數千年前兩大文明的起源初期就已表現出來。透過比較的研究,中國「致中和」的理念不只反映在各層次的社會文化現象上,同時也可作為人類追求「永續發展」的另一種選擇。
四、鸛雀樓上窮千里
從小到大,從家庭、田野到學問,父親都以一貫執著而認真的心態來面對。在2000年到2001年間,他數度因為心血管問題而住院,並經歷了幾次大小的手術,病後的他開始逐漸淡出學術生活,田野旅行不再,大部分文章邀約也因此而婉拒了。但因病家居,少了田野靈感的父親,並沒有因此困住他的人類學家「本色」。他依然對對人類文化性的追尋與探索有著深切的關注。在2007年並發表〈全球化、人類學與中國文化〉一文。同時,在2007年,我們並將父親歷年來所發表的各類型散文與演講文稿集結出版,名之為〈鸛雀樓上窮千里:李亦園散文與演講選集〉(立緒)。
這本書並不是父親專業的研究報告,而是他通俗的文章選集。書名是依第一單元首篇文章的題名:〈鸛雀樓上窮千里〉為名。之所以以該題名為書名,一方面是因為他在二00四年去山西南部考察,回來後寫成兩篇遊記,尤其是鸛雀樓那篇他自覺特別滿意。另一方面該題名隱含著「更上一層樓」的喻意,也與父親近年來思考方向,也就是「從單一文化為研究的對象,提升至對全人類文化的總體關懷」,有著語意上關聯。
在編輯本書的過程中,許多出版及文字細節需要與父親查證,他有時因為身體視力不視,一時無法找到資料而心急地廢書長嘆:「人老了!不行了!」。但過幾天後,他卻又準確地將我們想要的資料或答案供出來,並一再對細節叮嚀交代。精神奕奕地有如年經時,這時我們彷彿又看到當年忙祿於田野與書齋之間之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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