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某畫廊展"50~60年代的 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攝影展2026 0215(FRANCE24 電視台 )
Based on recent reports surrounding the passing of Brigitte Bardot on
December 28, 2025, at age 91, here is th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exhibition in Paris:- Exhibition Location: La Galerie de l'Instant, located at 46 rue de Poitou, 75003 Paris.
- Exhibition Details: The gallery is hosting a free exhibition dedicated to the French icon, featuring rare vintage photographs and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mages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
- Content: The collection includes candid shots, behind-the-scenes moments from film sets, and portraits highlighting her influence on fashion and culture.
- Curator: The exhibition is curated by Julia Gragnon, daughter of famed Paris Match photographer François Gragnon.
- Duration: The exhibition is scheduled to run until March 29, 2026.
Contextual Information:
- Death: Bardot passed away at her home, "La Madrague," in Saint-Tropez.
- Legacy: She is remembered as a 1950s/60s cinema icon who became a prominent animal rights activist.
- Coverage: France 24 has documented the tributes and the, at times, controversial legacy of the actress, noting her transition from a global sex symbol to a recluse dedicated to animal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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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某畫廊展"50~60年代的 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攝影展20260215(FRANCE24 電視台 )
人工智慧概覽
根據近期關於碧姬芭杜於2025年12月28日逝世（享年91歲）的報道，以下是關於巴黎展覽的資訊：
展覽地點：La Galerie de l'Instant，地址：46 rue de Poitou, 75003 Paris。
展覽詳情：畫廊將舉辦一場免費展覽，紀念這位法國偶像，展出珍貴的復古照片以及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從未公開過的照片。
展覽內容：展品包括抓拍照片、電影片場幕後花絮以及展現她對時尚和文化影響的肖像照。
策展人：本次展覽由著名《巴黎競賽畫報》攝影師弗朗索瓦·格拉尼翁的女兒茱莉亞·格拉尼翁策劃。
展期：展覽計畫持續至2026年3月29日。
背景資訊：
逝世：芭鐸在位於聖特羅佩的家中「拉馬德拉格」去世。
成就：她被譽為20世紀50、60年代的電影偶像，後來成為一位傑出的動物權利運動家。
報導：法國24電視台記錄了人們對她的悼念，以及這位女演員有時頗具爭議的人生經歷，並著重介紹了她從全球性感偶像到致力於動物福利的隱士的轉變。
Based on recent reports surrounding the passing of Brigitte Bardot on
December 28, 2025, at age 91, here is th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exhibition in Paris:- Exhibition Location: La Galerie de l'Instant, located at 46 rue de Poitou, 75003 Paris.
- Exhibition Details: The gallery is hosting a free exhibition dedicated to the French icon, featuring rare vintage photographs and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mages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
- Content: The collection includes candid shots, behind-the-scenes moments from film sets, and portraits highlighting her influence on fashion and culture.
- Curator: The exhibition is curated by Julia Gragnon, daughter of famed Paris Match photographer François Gragnon.
- Duration: The exhibition is scheduled to run until March 29, 2026.
Contextual Information:
- Death: Bardot passed away at her home, "La Madrague," in Saint-Tropez.
- Legacy: She is remembered as a 1950s/60s cinema icon who became a prominent animal rights activist.
- Coverage: France 24 has documented the tributes and the, at times, controversial legacy of the actress, noting her transition from a global sex symbol to a recluse dedicated to animal welfare.
边缘人集团窃得神器
【按：從下引《纪念嘉乐顿珠——台湾儿媳周美里回忆谈》（来源： 华语青年挺藏会 ，2026年1月29日）一文中，我方得知「藏人的蘇秦」去年過世了，誠如文中所言，「那时对嘉乐顿珠来说，他不再只是”反共斗士”，而更像一名老练而小心的谈判者。他始终坚持一条线：必须保持和北京的沟通渠道，不然西藏问题没有任何解决的可能。」八十年代晚期，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二哥，有一次来拜访普林斯顿的流亡群落，他周游列国，连横合纵，接触过罗斯福、尼赫鲁、蒋介石、蒋经国、邓小平、胡耀邦，也曾率领康巴人跟解放军打游击，大家围着他聊天，听他讲他的传奇故事，期间他讲了一句话，震慑众人，也叫我至今难忘，他说：“中共的领导人，其实都是一些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土匪兵痞，他们对付事情的手段，就是杀人。”』更可怕的後續，則是這些「內戰土匪兵痞」在四九後統治了中國，此誠如余英時之詮釋：一个边缘人集团窃得中国神器，亦如达赖喇嘛慧眼独识“五〇年红光异象”，他在世界屋脊，俯瞰东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板块，窥见其大部分地域将陷入杀人如麻的“赤祸”，却是中国大知识分子们悉数盲瞽者，所以便有我前則帖子裡提到的「核大戰」：『毛认为要等到8亿后，控制也不晚。即使死上5亿还有3亿，中华民族还会生存壮大。』在這種歷史背景和脈絡中，你才能理解五九六零年中國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超過二次大戰中國死亡人數）不是虛構的；也可以懂得，政客在中國就是“肉食者”，而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强人，只懂杀人一件事情，台灣「二二八」不过是早了四十二年的「六四」大屠杀，而国民党跟共产党，都是列宁党。】
一、豫南：中國當代史
1960年河南信陽發生的飢荒事件，其檔案記載，當時大批的人餓死，埋都埋不及，起先各村裡的隊長組織民兵挖一條大溝，把各家各戶的死人抬到溝裡，一層屍體撒一層石灰，怕瘟疫流行。後來，活著的人都餓得不能動了，家裡死了人，屍體擺在那裡，活人就靠吃屍體延續生命，真正成了「人吃人」的鬼域世界，連劉少奇都當面對毛澤東說「人吃人，你我都要上史書的」這段歷史，於今幾近湮沒，這便是習近平（一個陝西人）可以輕易在中國復辟專制的底蘊。中共的災難決策，如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於中國人頭上，隨時可以落下。
在豫南這塊土地上，輪番、交替出現的，是社會須臾間局部解體、文明消亡、禽獸奔突，這現象當作何解？
第一、彩排了毛式「烏托邦」全劇終場的結局。
北京有個毛澤東，河南有個吳芝圃，而信陽則出了個路憲文。信陽是河南最靠南的一個專區，人口一千萬，在大躍進中很出風頭，有兩件事載入史冊：一是遂平縣的碴牙山衛星合作社，在1958年4月成為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揚，全國紛紛朝聖取經；另一件是西平縣和平社宣佈小麥畝產達7320斤，這是大躍進中放出的最大一個衛星——凡談及中國大躍進的荒唐，至今不可不舉此兩特例。
當時的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是大躍進的極端激進派。信陽產生上述兩個出風頭的全國典型，是他的激進政策的結果，反過來又成為他的政治資本，「廬山會議」後他就愈加瘋狂，據後來中央工作組關於路憲文所犯罪行的報告稱，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整個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逮捕1774人，其中369人死在獄中；拘留一萬多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打人最嚴重的光山縣，公社一級幹部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的占百分之九十三，鬥山公社的一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自拷打農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其中有個農民是被他吊起來活活燒死的，當地稱為「點天燈」。河南省委後來檢討時也不得不稱信陽「一時間形成了一種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慘絕人寰的信陽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一個謎。今天人們所說的「一百多萬」這個數字，最早出處在中央工作組組長陶鑄1961年4月間的一個講話中，他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一百多萬了……」。從中央工作組的檔案裡，我們只能看到兩個驚心動魄的數字：一是表面統計餓死十萬人的息縣，竟有639個自然村幾乎無人倖存，永遠從地圖抹去了；二是僅據潢川、光山、息縣三個縣的統計，家庭成人死絕後留下來的孤兒，竟有一萬兩千人之多。
信陽提供了一個模型：毛澤東的大躍進如果不在一九六〇春天煞車的話，那麼不止河南，而是全中國都將出現「信陽模式」；則這場大饑荒餓死的人，就遠遠不止楊繼繩給出的「三千六百萬」，而注定將死上億人！
第二、幹部豺狼化、社會羔羊化、人倫底線洞穿。
信陽成鬼域世界的兩大特色，一是幹部打人成風，二是民眾吃屍體成風。幹部兇狠，乃上行下效，五七年夏在毛澤東批判鄧子恢右傾路線的誘發下，河南省長吳芝圃，悍然拿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開刀，在全省批他的右傾路線。省長敢鬥省委書記，下面各級班子大抓「小潘複生」，鬥得更凶。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在廬山會議之後，帶頭批鬥另一位縣委書記張福洪，並親自動手毆打，以作示範，張福洪每次都被眾人揪住頭髮毒打，有一次大半頭皮竟被連髮撕下，頭部傷口感染，不幾天便在拘禁處因破傷風而死。縣、社、隊各級幹部反「瞞產」中，對農民不惜活埋、點天燈；挨村搶光糧食後，眼看著人口死絕而不發一粒糧食；後來甚至發展到餓死人可賣屍體給醫院造標本，便推動「賣屍專案」；強迫化肥廠用餓死小孩屍體煉化肥。
我早在「文革」中就聽說信陽大饑荒慘烈到「人相食」的程度，當時不敢置信。後來看到信陽事件的檔案，果然有此記載。在路憲文罪行的材料中，提到當時公安局以「破壞屍體」的罪名，逮捕了數百人；這些人把埋掉的屍體挖出來吃。當時人們不僅吃別人的屍體，也吃自家人的屍體，甚至孩子死了，也拿去換別人家的死孩子吃，真正是歷史上「易子而食」的重演。檔案中還記載，當時大批的人餓死，埋都埋不及，起先各村裡的隊長組織民兵挖一條大溝，把各家各戶的死人抬到溝裡，一層屍體撒一層石灰，怕瘟疫流行。後來，活著的人都餓得不能動了，家裡死了人，屍體擺在那裡，活人就靠吃屍體延續生命，真正成了鬼域世界。
信陽西部和南部為桐柏山、大別山，自古民風強悍，習於揭竿而起，三○年代曾是張國燾、李先念割據的紅軍根據地，五○年代陷入如此酷烈境地，民眾卻馴服如羔羊，任憑宰割；底蘊何在，是一個很好的政治學題目。
第三、中央災難性決策的終端放大，且屢試屢爽。
毛澤東的「大躍進」狂熱，導致大饑荒；蘇聯式治水模式「水庫大壩」狂熱，導致大水災；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盲目性，導致大血疫。這三項中央的災難性決策，在豫南一隅，皆被放大，一直荒謬到盡頭。如此反復試煉，無論多麼慘烈的後果，卻都不能絲毫啟動這個社會的糾錯機制，因此，豫南勢必難逃下一輪災難的降臨。
災難性決策之下，法度、倫理均消失，社會倒退至前文明狀態。黨幹部在大饑荒中的殘忍，已如前所述；儘管「信陽事件」敗露後，北京逮捕了那裡上萬名基層幹部，但這並不妨礙「七五八」大水災後，他們照樣浮誇、貪污，把農民逼得再一次逃荒要飯。到了「經濟改革」的九○年代，河南地方各級政府把組織農民賣血當成「第三產業」，各級政府都辦血站，終於釀成艾滋病的血液傳播災難。但他們開動宣傳機器大造輿論，謊稱艾滋病的傳染渠道是性病，將責任全推給受害者——輪番的人禍爆發，都是制度性根源，人民卻莫可奈何。
從歷史或社會學的角度看，五○年代飆過一場「共產主義」大躍進狂熱，八○年代再飆一場資本原始積累的另類血腥狂熱，幾乎不出一個世代的時間長度，在我的年齡段上，就是從少年到中年而已。如此翻江倒海的激進式社會折騰，我們看不到什麼過渡，而社會、人文、民眾心理、生命尊嚴所支付的巨大代價，從未被統治者計算過——這是一個何等可怕的國度！
《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的作者——美國進化生物學家賈德戴蒙—說，他和學生們經常討論一個困惑的問題：為什麼人類明明知道嚴重後果，還會做出災難性決策？即使具有資訊處理能力的複雜社會，也總是決策錯誤。他提出了一個概念，叫「理性的惡行」（rational bad behavior），是指人們經過推理分析，發現對自己有利，或短期有利的行為，雖然明顯對他者有害、長程有害，並在道德上受譴責，但如可以躲開制裁，他們就會一意孤行。
這方面更驚人的顯例，是在「亞洲第一大河」長江上耗時十五年（1994—2009）建造的三峽大壩，論證目標是發電，誇口解決整個南中國用電；建成後又改為「防洪第一」，但「只攔上游來水」，只保荊江大堤，管不了再往下的洞庭湖鄱陽湖……。如今人們甚至懷疑，這座世界第一大壩，可能引發四川大地震；屆時「垮壩」將死多少人？
濫用民力，中國自古已然，如長城、大運河等。這種巨型工程，到現代又發現其破壞環境的新問題。戴蒙在書中專闢一章講中國，特別提到三大「超級工程」（megaprojects），「無疑加重了環境問題」；除三峽大壩，另外兩個是南水北調工程（五千億）和更大的西部開發（八千五百億）。
戴蒙寫那本書時還沒有看到一份更驚人的計畫書，叫作《中國近期的超級工程目錄》，上列一〇六項工程，如世界最大電力項目「西電東送工程」，投資五千二百六十五億；世界最大規模高速公路「五縱七橫」國道主幹線，總投資九千億元；農村「村村通」工程，總投資一萬億元以上；中國十二大水電基地發展規劃，總投資兩萬億元以上……。中國的「經濟起飛」，還不到兩個十年，環境已全面惡化，其生態托架還能支撐多久？這個民族，將永遠失去她的家園嗎？
二、毛之狂想浪漫：每个乡两架飞机
1958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有條新聞：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留下共产党如何搞笑也搞死人的证据，還有一个名词，“浮夸”，五十岁以下的人都不认识了。
河南俗称中原，华夏心脏地带，拥据洛阳、开封两座古都，却已是断碑残垣，至近代更非膏粱之地，生态上似一老媪，历尽千年消耗，徒有黄土风沙而已。江山易帜前后，中原兵燹烽火，水旱交加，民间有一谚曰：“水旱蝗汤”。汤者，汤恩伯，抗战时驻扎河南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部下军纪松懈，又兼国军黄河花园口炸堤堵日军，酿成“黄泛区”，民怨甚重。吊诡的是，四九以后，大陆凡贫苦之地，又必成“乌托邦”迷狂之乡，坠入地狱之深重，非民国时期可比拟，河南又是其中的渊薮。
1975年8月豫南两座大水库垮霸，夺命23万人，史称“758大洪水”，而十年后那里的老百姓还在逃荒要饭，新华社记者写内参捅到中央，习仲勋在勤政殿里指着河南省委，说“你们就是大轰大嗡”，可谓将五十年代河南之迷狂倒错，一语道破。河南的合作化运动在全国最为高涨。这里出现了好几个集体化的全国典型，如封丘县应举社、新乡县七里营等，都受到毛泽东大力推荐。这反过来也诱发了河南党组织的极端好大喜功、虚夸蛮干作风。这就是“浮夸”的准确含义。
“浮夸”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1958年元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嬉笑怒骂地批“反冒进”，是五十年代中国那一场“亚细亚生产方式”大热昏的起点。这一年八月他视察河北徐水，跟一个农业社主任大谈“粮食多得吃不完怎么办”，并由《人民日报》记者康濯撰写报道，广为传播；几天后，八月十七日，他在北戴河有五“大讲”：
大讲废除工资制、在全国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
大讲“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
大讲“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给他”，
大讲“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农村一律叫公社”，
大讲“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两百架飞机，每个乡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这样的狂想，在具有上千年直观理性的中国，没有被视为离谱，那就是全民族都疯了。吹牛浮夸之风，蔓延神州，在中原河南泛滥得最凶，大吹特吹小麦高产：
信阳地区的西平县竟宣布小麦每亩产量高达７３２０斤；
新乡地区也吹牛日产钢铁１２０万吨，均为“世界之最”。
早在五八年春季，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就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荒诞的目标：
一年之内在全省实现“四、五、八”（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四无省”（无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绿化，消灭文盲，等等。他是跟毛泽东鹦鹉学舌罢了。
吹牛浮夸、虚报产量，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中国大陆在五十年代实行的是一套极为原始粗糙、没有起码统计学基础的“拍脑袋”计划经济。国民经济的计划指标完全由毛泽东诗人般的浪漫狂想定调子，再由周恩来靠几个秀才在空洞的数字上搞“综合平衡”，而且要“平衡”得让毛泽东满意才行。
１９５８年初周恩来和他的助手化了几天几夜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在提交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就被毛泽东一通批评给否定了。周恩来作了检讨以后，把钢铁指标调到６２０万吨，但到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冶金部长王鹤寿迎合毛泽东的好大喜功，吹牛可以搞９００万吨，毛说：
“干脆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１０００万吨。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七亿人口要多少钢？我看一人一吨，搞它七亿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
这就是１９５８年中国向全世界吹牛要搞１０７０万吨钢的由来。
到１９５９年初，中国都沉浸在热昏之中，各省都大吹特吹，向中央上报的钢铁指标汇总共达３，０００万吨。
粮食也是这样。１９５８年各省纷纷拍胸脯，争报高指标，全国汇总数字高达一万亿斤（实际只有４，０００亿斤），北戴河会议便把５８年的粮食总产定为７，０００亿斤，登报向全世界吹牛。
既然吹了牛、登了报，就得如数上缴粮食，于是省里催县里，县里催公社，公社逼农民，交不出粮食就吊打、捆人。各级干部都怕上级扣一顶“右倾”的帽子下来，也怕追究说谎的责任。
这一次又是河南的吴芝圃牛皮吹得最大，１９５８年全省粮食实际产量只有２８１亿斤，可省委竟敢向中央上报了７０２亿斤！
于是河南的各级干部向农民追逼粮食就尤其凶狠，全省各地大肆拷打、逮捕交不出粮食的农民。
到年底，豫东黄泛区的农民已经因饥饿而普遍得了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也开始蔓延……直到发生饿死一百万人的“信阳事件”。
三、毛泽东大讲“死人”
中共的政权，是人头换来的。这已经是常识。2019年末從武汉首次爆发冠状病毒病（COVID-19）所引发的全球大流行疫情，中南海的计算是“两个一千万”，这让人想起六〇年大饥荒前，毛泽东大讲“死人”。
毛澤東如何從蘇聯買來一個「工業化」（含「兩彈」 ），可謂「前文革」十七年的一個叢聚（cluster），劇烈影響這段歷史。前已提及，二十世紀中國無出其右的大事件是餓死三、四千萬人，緣於五八、五九年國家殘酷的糧食高徵購，但是很久以來人們找不到它的動機究竟是什麼？——那些糧食哪裡去了？
自然有人假設毛澤東是從中國人嘴裡摳出糧食來，拿去跟蘇聯交換「國防工業」和核技術，等於用耕地極少而人口最巨的中國農業，同時來供養整個蘇聯人口，其代價便是大饑荒餓死中國3600萬人。但是研究大饑荒的楊繼繩，在其《墓碑》的第十五章〈罪不在天災，也不在蘇聯〉，專題論證了「償還蘇聯債務不會產生大饑荒」。不過，張戎、喬．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則認為，假如五八、五九兩年不出口七百萬噸糧食，中國一個人也不會餓死；而「大躍進一開始，毛就告誡中共高層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準備」，並且多次大講「死人」：
“為了世界革命勝利，我們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五七年在蘇聯說）”；
“人口消滅一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八大」二次會議上又說）”；
五八年底那次，毛講得最為露骨：
“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
“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
“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四、邓小平第一时间就要杀人
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会见李鹏、杨尚昆，定性“动乱”之后，一直到五月十一日会见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中间全部空白。
四月三十日赵紫阳访朝归来，立刻求见邓小平。整整两个星期，赵多次求见都被拒绝，也就是说，赵紫阳从调停广场绝食那时候起，就没有见过邓小平。邓的秘书王瑞林告诉赵，邓最近身体很不好。直到五月十三日，赵才得以见邓。
邓小平干什么去了？
邓小平完成了一个操作，为此而神隐，用了十四天。
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在“现代养心殿”定性“动乱”，等于他自己往油桶扔了一根火柴，学生的悲愤是“天空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他们对他的回应就是“四二七”大游行，队伍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横幅，不带愤怒地一道一道冲破警察防线，向全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人民胜利”，这个回合邓小平彻底输了，于是他起了杀心，他不是说了吗？“专政要用起来，留点血不要紧”。
邓小平决定采取军事手段，平息学潮，然后改组最高政治权力。他亲自去部署野战军的进军京师计划。据吴仁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出身）考证，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部署，“调动多个军区的部队入京，以达到相互监督制衡的作用，使得各个进京部队之间互存戒心，难以串连，避免发生兵变事件…… 对解放军戒严部队调度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考虑，做了一种‘双备份’、‘双保险’的周密安排。”也有研究发现，对付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动用北京卫戍区的两个警卫师和武警北京市总队的兵力足矣，邓小平却从全国七大军区，调动了三十五万大军执行“戒严”任务，所为何来？无疑也是为了防止“政变”或“兵变”。
这分明是要打一场正规战役，作为总指挥的邓小平怎可不运筹帷幄一番？十四天或许太紧促了吧？
为了完成这个操作，他延误了会见伊朗哈梅内伊。
为此他坚决拒见赵紫阳，而后者正呕心沥血为他平息学潮。
2004年8月中旬，八十岁的李光耀在新加坡发表谈话，高度赞扬邓小平用暴力处理天安门事件，并直接引用邓小平当时的讲话——邓曾说，「如果杀20万学生可以使中国保持一百年稳定，我就杀。」西方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则新闻。
八九当年，中国大陆各级口头传达的邓小平主张“杀二十万人”的讲话中，邓小平是列举印度尼西亚的例子，即苏哈托在1964年屠杀二三十万印尼人以保住政权，从六十年代维持到八十年代，恰好二十年。但是今天中共文献里所有关于邓小平对“六四天安门运动”“采取果断措施”的讲话记录里，都全部删除了他关于“杀二十万人”与“苏哈托”有关的内容。李光耀却把邓小平晚年最见不得光的这段讲话，言之凿凿地向国际社会合盘托出，还把“二十年”改为“一百年”，以此为邓摆功。
对此《华尔街日报》发一社论，指出多年来上至官方高层下至邓的家属，都在有意回避“六四”事件；就连“六四”主事者李鹏，也再三在各种公开、私下场合，撇清自己在“六四”血案中的责任。不料，此时却冒出一个不识时务也不识好歹的新加坡强人李光耀，竭力把“六四”天安门血案当作邓小平晚年最大功劳来大讲特讲。
六四屠杀多次被独裁者当作“典范”。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在被暴民殴毙之前，就曾在电视演讲，以北京武力镇压学运，派坦克杀入天安门，为他自己在利比亚的暴行辩护。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决策！”
罗宇说。他称之为“玉泉山镇压决策”，参加决策的人有邓小平、杨尚昆、杨白冰、王震、李鹏、陈希同。玉泉山在京郊颐和园西边，早被列为军事禁地，也俗称“西山”，邓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提到：“1977年叶帅安排邓小平住进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25号楼，这个楼原来是王洪文住过的，叶帅住15号楼。”邓在八九期间，不会住在地安门米粮胡同，一直躲在这里。
罗宇是前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儿子，曾任职总参谋部装备部航空处处长，“六四”镇压后愤而辞职出走。2016年夏他忽然给我来了一个邮件，并附上他起草的《六四风云》电视剧本。原来他就住在宾州中部，离我的住处不远，不久我请清华出身的六四学生领袖李恒清，开车一个多小时带我去拜访他，那是一个东岸典型的sleeping Town，镇上只有一条街、一个餐馆，周围都是农田，其间配以商贸中心、住宅小区，以及州际公路。罗宇拎了几瓶啤酒来跟我聊，他谈到，“玉泉山决策”，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没有签字，因此是非法的，这个要害乃是日后推翻“邓决策”及其卅年后果的法规依据。
“邓小平完全是愚蠢，天安门学生没剩多少了，北京的学生都回校园去了，只剩下外地学生还在广场待着，要不了几天就散了嘛，哪里用得着再派坦克去镇压？简直就是蠢透了。现在中南海里的人都清楚，这个邪恶决策当年就是毫无必要，还让这个党背上了非常沉重的历史包袱，他们都想卸掉它，可是找不到任何机会。”
我对他说，六四屠杀，并非邓小平的一时糊涂，屠杀后果对中共而言，就是亡党亡国，但是最大恶果，是这三十年家园毁灭、人心沦丧。
关于镇压学运的“邪恶决策”，在中共高层使用的话语里，其实就是“戒严决策”，另有一个来源的说法，提供了新的版本，即2005年出版的《陈云晚年岁月》，透露1989年5月17日的一个“元老密会”。
原来，5月1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赵紫阳不同意多数常委关于“决不向学运退让”的意见，坚持与广场沟通。第二天即5月17日，常委再次开议，决定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赵紫阳辞职。此书透露，李鹏随后向中顾委在京委员会议做了通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坚决支持多数常委会议的意见，拥护中央（戒严）的决定。”
《陈云晚年岁月》公开的这个细节，具有重新诠释“戒严决策”的含义，那就是5月1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会，由于赵紫阳的反对和辞职，未能达成共识，决议无效，于是翌日晚上元老们跨过政治局常委会，做出戒严的决策，而这些元老中间，有的人已经“全退”，没有任何官方的职位。这是彻头彻尾的“垂帘听政”的又一例，当然也是违法的。
2019年六月初，“六四”三十周年之际，新世纪出版社一本新书《最后的秘密》在香港面世，披露中共两次高层会议的镇压决策、支持邓小平、批判并罢黜赵紫阳的过程，1989年6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6月23日至24日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一共27份机密文件，由一位党内不具名的高级官员复制并保存至今。本书包括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十七位中共元老支持邓小平及拥护镇压决定。王震、彭真、徐向前、杨尚昆、聂荣臻、万里、宋任穷、李瑞环等都严厉批评赵紫阳。
其中王震两次发言指海外敌对势力采用和平演变手法进行渗透，言辞最为激烈，将赵紫阳支持的改革派称为“象林彪那样的大小舰队”、“控制一大批舆论工具，到处搞政治性沙龙、演讲和集会，甚至钻进党和国家的核心部门，占居重要岗位”、“上下勾连，内外串通，长期以来进行思想的、舆论的、组织的准备和精心策划……发动利用社会上的流氓政治团伙和地主官僚、封建军阀反动阶级残余及社会渣滓，企图以动乱直至暴乱，达到推翻中国共产党”；并逐个列出了他所认为的海外势力如何影响学运：金钱收买、思想文化渗透、派遣特务、盗窃情报、制造谣言、挑起动乱、扶植内部敌对势力等，“除了直接出兵，什么都用上了”。
王震亦表示，如果“镇压反革命暴乱就此完结，我很不赞成”；他还提交了一份书面讲话，是唯一有两份发言稿的人，细数具体措施：“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劳改、劳教一大批……戴了帽子的，劳改劳教的，一律吊销城镇户口，送到偏远地区，强制劳动”。
在党内资历高于邓小平的元老陈云未出席会议，以书面的形式提交两句话：“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处理”。陈云并未明确表示支持邓小平使用军队镇压的决定。
据悉赵紫阳列席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没有被安排发言，但他在会上要求讲话，为自己解决危机的行动辩解，自此之后赵紫阳被软禁直到逝世。
五、有一個「紅二代政權」嗎？
習近平巡視貴州之際宣稱「因病退居二線」，西方直觀猜測，乃是習貪腐落得此下場，情報部門出來披露習家族有「數百萬美金」的獲利， 也是把「皇帝的新衣」看得太簡陋了，不過在政治層面，「習退休」毋寧一聲驚雷，第一、破了他終身執政當皇帝的夙願；第二、他整人無數，皇冠血淋淋，怎敢或怎可能平安落地？第三、若非極限壓力，習不可能屈讓，哪裡冒出來一個「反習勢力」？於是中國這十三年（2012—2025）的一場「擊鼓傳花」，又將落幕於莫測前景。
中共外長防長雙失踪、最精銳的火箭軍垮塌、北戴河高層衝突撲簌迷離、還有更多的政治謠言；再加上經濟下行、銀行爆雷、房市崩塌、失業暴增，北京政權以一副「危機總動員」的新模式展露於世，這個世界卻再也讀不懂它了。因為信息不透明，國際社會對一個集權政府瀕臨崩解也失去判斷，這是冷戰時代都沒出現的，今天人們看到「習政權」中風、癡呆、失能，卻無人敢斷言它垮台，所以，說中國出現一種無人辨識的統治模式已不重要，更需要去探究這個體制怎會出現「習政權」？
如果放大視野，習近平快速龍袍加身、搞定黨內和天下，登基稱帝，直逼毛澤東的梟雄神話，乃是中共歷史上也沒有的先例，也惹得西方媒體、政界、漢學家一頭霧水，連一個政治學的定位都找不到；拜登政權慌不擇地派大員去北京朝拜溝通，生怕惹翻這位新皇帝；歐盟法國甚至猶豫要不要插手太平洋和台灣危機……。
這裡需要質疑的要點有幾個：
1、加速師、小學生
習近平六年中整肅134萬名官員、撤職170多名部長或副部長級，一個如此靠黨內整肅集權的獨裁者，為什麼一開始卻被民間譏為「加速師」？為什麼中國人從一開始就鄙夷習近平，說他是一個「初中水平」、「找死」、「加速滅亡」的二蛋；也說他就像毛泽东，「祸害中国，死后被鞭尸、老婆也自杀，下场清晰可见」。總之，人们看不起习近平，从人格到政策；這在中國是第二次了，八九當年天安門廣場上，人們也罵翻李鵬，最後被他血洗鎮壓；
2、梟雄是誰？
2012年前後，胡溫執政後期，中国基尼系数接近0.5、人均4000多美元，意味着一个动荡期的来临，中国出来两句话：
全世界已经到了29和33
中国已经到了89
當時中国乱哄哄的，據說思潮就有十种之多：
——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出希特勒，眼下到处都腐败，就更不可能，出了也让老百姓把他赶下去；
——中国出现的专制，肯定是土的，水平低的，是中国专制主义加一点现代化；
——这个土的，不会是“Hi，希特勒”，也不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此際基礎的經濟事實是：中国政府是一个双百万亿的政府；1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万亿的现金储蓄，它可以拿出7、8千亿去维稳，去强制弹压民间。
所以中國最富有的時候，正是太子黨與江胡兩屆（工程師執政）爭奪天下之際，而知識分子預測「不可能出希特勒」的時候，恰好是黨內奪權最激烈也最容易出梟雄的時候。
3、政經失衡、預言落空
1978年至2013年，這四十年里，中國經濟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長，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約8億人擺脫了貧困，嬰兒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壽命提高了11年。這些成就，是在中共壓制社會、禁錮言論、破壞環境的條件下達至的，歷史上無先例、理論上說不通，這個「社會進步」為什麼會出現習政權這麼野蠻的政治制度？
另一面是，西方曾預言的「經濟出民主」落空，又出現一個新的解釋叫「適應性專制」，即人們常說的「常委集體負責制」，經歷了江胡兩屆近三十年的運作，為什麼一夕之間就瓦解，而被一個近似毛澤東的集權所代替？這個嚴重的政治倒退如何解釋？
4、「反腐敗」成為集權手段，有合法性嗎？
中共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一個驚人的經濟增長，變成一場更驚人的腐敗，中共壟斷一切社會資源、權力，而勢必成為腐敗的制度性根源，習近平的權力問鼎之路，恰好是一場場反腐的結果。習近平的發跡，底蘊就在這裡——如果說「發財」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後六四），那麼「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後開放），第二個顛覆了第一個，然而橫豎都是它「合法」，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5、「子弟接班」战略落空
鄧小平改革遇阻後拋棄胡趙，調野戰軍殺進北京鎮壓學運，六四屠殺後陳雲說「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接班放心」，開啟了所謂「紅二代」整體接班的合法性，說「合法性」，是因為列寧式政黨是沒有世襲制的，你看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哪有子弟接班這回事？但是陳雲的這個戰略部署，被習近平上台後徹底打斷，他回到「任人唯亲」路線，啟用自己的「之江新軍」到中央任要職，其中也包括他的清華同學幫、秘書幫等，所以今天中國政壇上並沒有出現一個「紅二代」整個世代接班的現實，但是整個中國的財富據說都在「紅二代」手中，那麼習政權與紅二代之間的博弈，將是中國下一場黨內鬥爭嗎？
6、習近平為什麼「認慫」卻不下台？
習政權可謂天怒人怨，有以下幾點：
——個人崇拜在高層引發普遍反感；
——中美交惡、太平洋圍堵，引發黨內對習外交失敗的追責；
——習的粗暴施政令各層級失去安全感；
——經濟形勢日趨嚴峻……
然而，每次高層博弈，或北戴河會議，都是情勢迷離，或許雙方都在尋找一個妥協的平衡點，但是事後習近平又高調復出，彷彿只要代替習的人選缺如，中共只有讓習蠻幹下去；
習近平并未对此前抛弃“韬光养晦”、转而“大国崛起”的左倾盲动承担责任，亦未见他找谁来做替罪羊。从耍横到装怂，不需付“学费”，这算“習政權”的一个特征？
但这不符合中共一贯性格和作风，即错误路线执行者必须负责下台，乃是此党“伟光正”的诀窍，也是毛泽东“战无不胜”的猫儿腻，否则该党会遭受巨大损失，早就挂掉了；否则从刘少奇到林彪，毛澤東搞路線鬥爭，不止把他們倆弄死，也把全国人民也折腾个溜够。
從中共歷史看，这便意味着，该党自觉他们的“合法性”并未损失殆尽，仍可继续为“习政權”支付代价嗎？
習上台之初，中國一直有「換習」、「換人換制」等聲音，雖然習不僅倒行逆施，也已焦頭爛額，而中共內外交困，仍不換人，乃是無人可換，讓習繼續頂缸，是最省事的做法，因為瘟疫傳播全球、防疫禁錮全國也拖垮經濟、一帶一路熄火、台海僵持、全球敵對等等，換了習就要有人出來應對處理，中共這個邊緣人集團，今天還有這樣一個人嗎？而且「換習」意味著清算其路線，如今的常委們哪個脫得了干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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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未來】梁朝偉被掘撐六四鎮壓言論，是該不遺忘還是不鬥黃？
日前，梁朝偉榮獲威尼斯影展「終身成就金獅獎」，頓時成為香港人焦點。不過，網上有人找回他支持「六四屠城」的言論，指其根本不值得香港人支持。
翻查紀錄，梁朝偉在 2002 年接受英文雜誌「B International」時，提及他所飾演的電影《英雄》角色反對殺害秦始皇，因為他是唯一能統一中國、結束戰爭的軍閥。
梁在訪問中稱，「我同意影片所傳達的的和平與仁慈訊息」，又舉例提到自己「沒有任何參與六四抗議活動，因為中國政府所做的是對的——維持穩定，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好的」。
雖然現時已找不到訪問原稿，但 SCMP 的一篇報導直接引用當時的訪問原文：
「'I agree with the message [of peace and human kindness in the film],' he was quoted as saying.
'For example, during the June 4 incident, I didn't join in any demonstrations, because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 was right - to maintain stability, which was good for everybody.'」
有網民反駁，提及梁的「黃」事，包括 2014 年雨傘運動期間，明確反對香港政府動用武力：「我支持所有和平表達訴求的香港人，抗議政府使用過分武力對待和平集會人士。」
另外，也有網民提及 2020 年武肺初期，梁免去黃店兩個月鋪租。翻查紀錄，當時有傳言指梁持有的地鋪加租，其妻劉嘉玲澄清，梁曾疫情初期免租三個月，並指租金自 2015 年起未曾變過。
對於今次事件，書生的看法是「無必要鬥黃」。
當年梁朝偉發言六四言論後，事後有澄清只為宣傳電影，不是真正的個人想法。無論其真假如何，後來雨傘期間梁明確為示威者發聲，是不爭事實。
一個人的價值觀可能隨時間而改變。22 年相距甚遠，個人有翻天覆地的變化並不出奇，正如不少法律都認定某類案件超過某個年份，當事人就無須承擔刑責，背後邏輯便是假定「年份久遠，某個人不再是同一個人」。
雖然雨傘同樣相距至今 9 年，我們也沒有理由憑梁的雨傘言論便推定他也支持 2019 年運動；但在這個時勢，梁不像其他擺明奶共的醜陋偽人，日日發表荒謬的撐政府言論，已經足夠。而且我更傾向認為梁只是典型「政治與自己無關」的政治冷感藝人。
對公眾人物「表態／不表態」的過多批判，很容易變成「批鬥」，及把更多潛在的同路人推開。而且我一直堅信人性之複雜，也見證過世情的黑暗，有很多人（尤其香港社運圈）開口埋口說公義、說抗爭、說平等，實情從未為社會做過什麼實際的貢獻，甚至連基本做個真實的人也不會，只是政治機會主義者，只會爭話語權、爭名氣、爭利益。這種人更惹我討厭與警惕。
比起梁朝偉過去政治言論及取態，書生更關注未來。書生在另一個帖子裡，看到個有趣的問題：「下一個梁朝偉？可能嗎？」
該名作者提到，有人問他為什麼現在只有「流量明星」，出不到像梁朝偉這樣的演員。這不禁令我想起另一位香港資深演員林家棟，在專訪中曾提及社交平台長期以一個既定面目接觸觀眾，會成為「演戲的障礙」。
林家棟指︰「正如當年有前輩提自己，你選擇入劇組，便不要去拍綜藝。你拍 10 套劇，你會做到有 3、4 個形象出來，你拍 20 輯綜藝，20 輯都是同一個形象。 」
林的意思是網上短片的「人設」大多相近，若果藝人演來演去都是類似「角色」，戲路自然短與窄，缺乏磨練下的演技亦未必精湛。這句說話一直在書生心中。我認為林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不過這並不代表「下一個梁朝偉」一定不會出現。
理由是，香港影視界的確有青黃不接的現象，但這表明需要給予年青演員更多出演機會。拍 youtube 短片是現今成名的好方法之一，也是新晉演員磨練演技的好機會。事實上，近幾年，也可以看到不少網絡新晉藝人的演技有所進步。
如果電影界給予這些年青演員更多機會，觀眾願意買單支持他們進步，假以時日，不一定不會出現下一個梁朝偉。不要忘記，很多出色的演員本身也是偶像派；要培養出一個「梁朝偉」，可能是二三十年的時間；我們需要的是支持和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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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朝偉 #六四 #鬥黃 #黃藍 #香港 #演員
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
【按：梁朝偉榮冠之際，被揭曾撐「六四屠殺」，毀譽參半，「是該不遺忘還是不鬥黃？」，公婆之爭，我相信梁朝偉的眼淚中亦有無奈。無獨有偶，前面有個帖子，我議論到李怡的「港共」角色，亦涉爭議。兩個香港文化界名流，在坊間皆留是非。那麼，身陷囹圄的黎智英，恰為香港而舍身飼虎（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160952450043331&id=841628330），但是他的《壹周刊》、《蘋果日報》爭独家而不择手段，揭人隐私，将「新闻娱乐化」，在坊間口碑並不好；這是第三個香港人。其實，人性於亂世（政治）中常常身不由己，我也曾舉林徽因的例子，她真正一個絕代佳人，悲劇性的深刻也是群芳之冠，而且要涵蓋了四九後的命運之逆轉，才更顯悲劇性，她的兒子特別回憶母親「思想改造」，甚至如何被斯大林所感召。中文中有個詞「明哲保身」，在大陸的文革時期，完全變成一個貶義詞，至今它也沒能「正面化」。更有趣的是，網見余杰在台北講汪精衛，我看到有人留帖子給他：「難道你打算為八十多年來海內外所有華人都憎恨厭惡的大漢奸翻案嗎？」中國的道德文化，總是優先責難人性，而不顧外在環境之非人化，時至今日，人類個體一直生存在肉食者相爭的蠻荒境地中，中外都一樣，難怪赛亚•伯林死前稱自己不過「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
有本书叫《二十世纪知识史》 (The modern mind by Peter Watson)，将佛洛伊德奉为现代西方第一人，也说人类进入现代之际遭遇了三次挫折：第一次是哥白尼发现地球并非宇宙中心；第二次是达尔文发现人类并非超越于动物界，而是与其他动物一样服从”“生物演化”自然法则；第三次即佛氏，发现我们头脑里有许多未知的、潜意识的、甚至不可控制的力量。
若论“挫折”，第一次世界大战居然是所谓“现代”的一个缘起，而不是什么“文艺复兴”，这场意外的大厮杀，以其血腥而引领了西方所有蓓蕾初开的科学门类之幸逢其时、大显身手。1916年7月，索姆战役（battle of Somme，966公里，从比利时海岸穿过法国到瑞士的漫长战壕）一打响，十一万英军在十三英里长的战线上发起进攻，第一天伤亡六万人，超过两万尸首横卧无人区。英军总共损失37万人，平均每天七千人，战后英军有一半人的年龄在19岁以下，人称“失去的一代”。
说它“意外”，是因为1914年正是十九世纪将西方文明引向峰巅的起点。“这个文明，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宪政结构上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典型的支配阶级，则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科学、知识、教育、物质的进步，以及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发光发热。这个文明，也深信欧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学、艺术、政治、工业、一切革命的诞生地。”
但是这个文明在四十年间，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没人相信它还能存活。作为它崩溃的后果，又有两股浪潮兴起——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试图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伴随着动乱和革命浪潮登台，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和六分之一面积。自由资本主义只有与共产主义联手，才能击败法西斯主义，这段“资”“共”合作时期不啻为二十世纪最诡谲的一刻——若无共产主义（苏联）付出的代价，西方自由主义政体恐难存活于法西斯主义；二战后也因为苏俄的存在和刺激，资本主义才获得灵感，幡然图新。若不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也不会有十月革命和苏联。
犹太作家莱维（Primo Levi）说得最精粹：
『我们侥幸能活过集中营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这种感想，固然令人不甚自在，却是在我读了许多受难余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写的各种记载之后，才慢慢领悟。多年以后，我曾重读自己的手记，发现我们这一批残存的生还者，不但人数极为稀少，而且根本属于常态之外。也许是运气，也许是技巧，靠着躲藏逃避，我们其实并未陷落地狱底层。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那些亲见蛇蝎恶魔之人，不是没能生还，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由此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他痛恨摇滚乐，认为是野蛮，尤其对于儿童，潴留于性、仇恨、讨好、伪善，没有任何高尚、庄严、深刻和细腻，“我觉得它毁灭年轻人的想象力，使之对艺术难以再产生热情，而这就是liberal教育的实质。”他还说这跟毒品完全一样。他也申斥女性主义，一种新的心理学（行为科学），年轻一代热衷一切事物的平等，却又特别在种族方面。
他以教师的经验，观察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美国大学生的品行明显改变，学校也随之变得更糟，他写了《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这本书。五十年代相比于混乱的欧洲，美国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五十六十两个十年的繁荣造就的学生，爱冒险且认真，有理想和知识渴望，是大学的主要氛围。从六十年代晚期衰落开始，并且也是美国文明的衰落。
他说自由和理性，这些今人享受的礼物，都是靠前人思考、搏斗而来的——不像毒品文化和街头文化——是深刻、理智、平等获得的，其作为智性是整体性的。
许多社会科学的理念的发现和再发现，主要是德国思想家介绍的，如黑格尔、康德、尼采、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一个严肃的生命，意味着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选择：理性／革命，自由／匮乏，善/恶，自我／他者，此即文学所谓的“悲剧”。他也调查，哲学家如柏拉图、阿里斯多德、罗素、洛克等，在学生中间还有多大影响；他也批评大学玩忽职守，割裂理性，自保于日益“政治正确”的世界：
『哲学的本质是放弃所有权威，而独钟于个体的理性……大学必须蔑视公共见解，因为它必定使之得以自保，去探索甚至发现真理，它必须专注于哲学、技术、人文，专注于科学家如牛顿、笛卡尔、莱布尼兹，他们具有科学的综合视野并致力于整体的秩序，如此便有助于保存那些在民主制似乎被忽视的东西。』
布卢姆遭致许多同行的憎恨。
以赛亚•伯林1997年临终前不久，答BBC记者问一生中何事令其最惊异：
『我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这个世纪之糟未曾有过，野蛮无人性，毫无理由地毁灭……但假如我们把眼光从恐怖丑恶移开，则人类智性趋势之深远发展也是明显的，科学改变了人类的思想，成为人类的主要活动，成为一种象征，一种道德权威。科学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技术进步，其哲学影响却常被忽略，它不像宗教和政治理论那样许诺改善全球人类的条件，而是逐步、渐进地向个人提供对生活的强大的控制手段和自由，没有什么”两难”、”异化”。』
2023.8 B.B. 不解為何世人還在談她
The French actress Brigitte Bardot beside some paintings of the master ( in 1956 )
Pablo Picasso and Brigitte Bardot ( 1956 )
芭杜出生於巴黎，少女時便以美貌聞名，被時尚雜誌《ELLE》發掘擔任模特。1952年，她身著比基尼出演首部電影《穿比基尼的姑娘》，一舉奠定自己性感女神的地位，使得比基尼迅速流行。同年，她開始與羅傑·瓦迪姆同居。1956年，她出演瓦迪姆的電影《上帝創造女人》，大膽暴露的表演使得她在美國的知名度急劇上升，與瑪麗蓮·夢露並稱西方流行文化性感象徵，被視為性解放的代表人物之一。之後，她一度前往好萊塢發展，與寇克·道格拉斯等影星有過合作。
1973年，碧姬·芭杜宣布息影，此後成為積極的動物保護主義活動分子。
演出作品[編輯]
- 《上帝創造女人》(Et Dieu... créa la femme)(1956)
照片集[編輯]
 | 維基共享資源中相關的多媒體資源：碧姬·芭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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