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

珍惜最後五分鐘──敬悼林莊生先生(廖振富)

廖振富

珍惜最後五分鐘──敬悼林莊生先生

(刊於《文訊》第353期,2015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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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由同事汪俊彥老師陪同,我們兩人專程前往渥太華拜訪林莊生先生,並應林先生懇切的邀請,借住他家數日,接受他們夫妻熱情接待,也因此更方便進行多次深入訪談。除了錄音、錄影的正式訪談,我們還在餐廳、客廳、書房,不分清晨、午後、深夜,輕鬆自在隨興閒談,彼此都非常愉快。

林莊生的父親莊垂勝是近代台灣著名文化人,活躍於日治時期政治與文化運動場域,譬如1920年代台灣文化協會的宣傳活動,他以擅長演講著稱,被美稱為「莊鐵嘴」,1927年由他發起倡設中央書局,作為推廣文化的據點。1931年與賴和、葉榮鐘等人共同創辦《南音》雜誌,戰後1946年曾短暫被委派為臺中圖書館館長,大力推展他的文化理想。不料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他受牽連而入獄一星期,雖經人營救而倖免於難,但從此對政治灰心失望,退隱於霧峰萬斗六的山居,1962年去世。

林莊生出生於1930年2月,是莊垂勝的長子(林莊生從母姓)。1943年就讀台中一中,1945年8月二次大戰結束,學校教的「國語」,從日文轉變為北京話,重頭學習全新的語言。1952年他從省立農學院(中興大學)農藝系畢業,曾在彰化銀行任職8年,但因戒嚴時代的精神苦悶,1961年赴美留學,1967年獲得威斯康辛大學農學博士學位,隨後任職於加拿大農業部,直到1995年退休為止長達27年。他在台灣的成長與教育的背景,跨越日治末期到戰後初期,以迄50年代的白色恐怖階段。他熟悉台語、日語、英語,國語反而不太熟練。因此這次林先生跟我談話,不論閒聊或訪談都以台語進行,偶而穿插少數英文、日文詞彙,這是相當特殊的經驗,也讓我倍感親切。而年輕同事汪俊彥老師則努力用他不太「輪轉」的台語加入閒談,雖常有「笑點」,卻誠意十足。另外,看他們夫妻互動的情景十分有趣,林夫人照顧有病在身的林先生,在很多細節上都無微不至,當我們喝著咖啡,吃著豐盛又多樣化的早餐時,林先生的早餐卻永遠是一大盤生菜沙拉,而他似乎也甘之如飴。

在林先生府上作客期間,他還特別作東,安排與我定居渥太華的台灣前輩餐敘,他們都是早年出國留學的知識菁英,多半在加拿大政府部門工作或大學任教數十年,目前都已退休,卻仍相當關心家鄉台灣的現況。其中蕭欣仰、游惠貞夫婦抽空帶我們去魁北克加蒂諾公園(theGatineau park)賞楓踏青,劉德雄、卓純惠夫婦開了兩小時車程,帶我們逛美加邊境著名的景點Thousand islands與別具風情的小鎮,台灣前輩殷切的熱情,與加拿大壯美的風景,同樣讓人難以忘懷。

某日上午,在他溫馨雅致的書房裡進行訪談時,我看著他安穩坐在書桌前,被滿滿的三面書牆包圍(其中以台灣文史著作數量最多),窗外庭院裡,一棵銀杏樹沐浴在陽光中,樹葉閃爍著澄黃色的光芒,草地上鋪滿落葉。這時他的新書《回憶臺灣的長遠路程》剛出版不久,我在台灣已承他贈書並事先拜讀。他雖已高齡84歲,卻依舊思路清晰,談吐不俗,每天坐擁書城,持續不斷閱讀、思考、寫作,使我不由得對他發出真心的敬佩與讚嘆:「您的精神真是不簡單!」。

「我是在珍惜最後五分鐘!」當時林先生面露微笑,以古雅的台語輕鬆回應我。這聽來輕鬆的一句話,當下使我心中一震。不料回到台灣才三個月,1月26日一大早,突然收到林夫人來信告知林先生辭世的噩耗,林太太信上告訴我:「他極珍愛與您交談,只可惜他已用完他的時間了。」回想起來,「珍惜最後五分鐘」的譬喻,確實是他晚年生活與心境的最佳寫照。雖然在猝然不及間他已經用完了「最後五分鐘」,但他當時說話的神情,卻深深烙印在我腦海裡。真希望日後當自己生命接近終點時刻,也能像他一樣優遊書海、寫作不輟而怡然自得,從而無憾告別此生。

關於林莊生先生的著作,我最早的閱讀經驗,可上溯到1992年博士論文撰寫期間,當時他的力作《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以及那個時代》剛出版,這本書在知識背景與精神層面,都帶給我個人極大的啟發與鼓舞。當年讀過這本書,曾在書後空白處寫下簡短感言:「1993年8月28日,閱畢全書一遍,對日據時期台灣文化界先賢之事跡、風範,興起無窮探索之志。」先前,我在施懿琳、鍾美芳兩人合編的《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中,看到鍾美芳利用林莊生返台機會,對他進行專訪的內容與照片,對其照片散發的儒雅又自信的神采,留下深刻印象。1999~2009年,他又連續出版《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思》、《兩個海外台灣人的閒情心思》、《站在台灣文學的邊緣》三書,我都抱持高度興趣陸續閱讀,從而對台灣上一世代文化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他們與對時代的感懷反思,有更深刻的體會。

我與林莊生先生的正式結緣,則始於2010年4月,他在加拿大看到我參與撰寫的《新編霧峰鄉誌》(2009年10月出版),曾對上述三本著作加以介紹而引為知音,因此託人寄贈他新出版的《站在台灣文學的邊緣》一書,進而透過電子信與筆者聯繫。這段因緣,正印證了唐君毅先生所言:「在遙遠的地方,一切的虔誠終將相遇。」(語出唐君毅《人生之體驗》)後來他又寄贈絕版多年、重新再版的《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以及那個時代》一書,筆者也回贈論文與專書,維持密切交流。

2013年8月間,林先生將收藏多年的珍貴書信、文物分批寄交我全權處理。莊垂勝、林莊生父子兩代保存的書信數量約兩百餘件,通信對象包括:林獻堂、蔡培火、陳虛谷、葉榮鐘、洪炎秋、朱點人、黃春成、日籍學者岸田秋彥、徐復觀、陳逸雄(陳虛谷之子)等人,其中林獻堂、蔡培火、陳虛谷、葉榮鐘等人是莊垂勝在日治時代政治文化運動的同志與知交,洪炎秋、朱點人、黃春成等人是文學家,其中洪炎秋與莊垂勝年輕時代的鹿港舊友,黃春成是《南音》雜誌發起人,而出身臺北的小說家朱點人在1951年白色恐怖時代遇害,其書信手跡尤其珍貴。日籍學者岸田秋彥是臺北帝國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教授,與朱點人交情極深,戰爭時期到霧峰躲避空襲,並透過朱點人介紹與莊垂勝建立珍貴的友誼。戰後岸田返回日本,1950年代起持續與林莊生通信將近40年。當代著名學者徐復觀則是戰後來臺,曾定居臺中多年,經由蔡培火居間介紹,與莊垂勝結為莫逆之交。林莊生在1961年出國留學後,與葉榮鐘、徐復觀、洪炎秋、岸田秋彥等父執輩保持數十年的通信,延續兩代的情誼,十分少見。

上述人物都是20世紀臺灣重要文化人,書信涵蓋時間跨越日治末期到1980年代,內容廣泛涉及政治、文化、歷史與社會,而林莊生與父執輩的對話,更可看出兩代間的思想傳承與演變軌跡。對瞭解臺灣近現代知識份子的思想與心靈世界而言,這些書信可說是一種兼具私密性、可親性而無可取代的特殊文本。除書信之外,其他文物還包括莊垂勝詩稿《徒然吟草》手稿本三種、葉榮鐘在《自立晚報》連載之「台灣民族運動史」完整剪報,以及相關人物照片等。我因為獲得前輩如此信賴而倍感振奮,更深感責任重大。

林先生將這批珍貴資料寄交給我時,曾表明除了提供給我個人研究參考,並希望捐贈給中興大學圖書館收藏。但幾經考量,基於史料典藏的專業設備需求,與研究者參考的方便性,我認為國立臺灣文學館的收藏條件應該勝於中興大學圖書館。2014年8月,終於說服林先生同意,將這批資料全數捐贈給國立臺灣文學館,目前已納入該館永久典藏。

2013年1月起,我與楊翠教授受台中市文化局委託,共同執行「台中文學史」編纂計畫,工作內容包括作家及其家屬之專訪、文學資料之蒐集整理(配合未來「台中文學館」展示需要)等,林莊生自然成為我規劃中的訪談人選之一,而他寄給我的書信文物,不但成為這次工作的最大收穫,其個人專訪更具備多方面價值,意義深遠。然而迫於工作時限,我當時採取書面訪談方式,在7~8月間以電子信往來進行,全文經雙方整理確認,以〈林莊生先生訪談錄〉為題,發表於《台灣風物》63卷3期(2013年9月)。文中,我者曾提出以下分析:

綜合觀察林莊生的著作,貫串其中的主要精神,厥有二端:一是其筆下洋溢著對台灣歷史文化的深情,與如何保存、傳承,進而發揚台灣文化的熱切期待,二是對當代台灣文化與政治發展的關心與見識,顯然來自眷戀故鄉家園,屢屢不忘回眸母土的反哺之心。而其筆鋒展現的自信直率,卻又不失寬宏謙遜的特殊風格,可說極具個人文字魅力。作為日治時期出生,卻在戰後台灣動盪年代成長,並奠定知識養成基礎而長期旅居異國的一代,他站在新舊世代傳承的樞紐位置,逐一打開封存已久的記憶寶庫,鑒往知來,其心靈世界的深邃與廣闊,值得加以挖掘理解。

這段簡短的閱讀心得,似乎讓林先生相當感動,於是將它收入2014年8月出版的《回憶臺灣的長遠路程》書中,認為「句句擊中他的心肝」。這是我個人閱讀其著作的真實感受,並非刻意讚美之詞。

去年2月,他寄給我一篇長文〈追憶1947年的環島之行〉,內容描述二二八事件當年,暑假期間他陪父親莊垂勝北上開會,又轉赴花蓮處理事情,接著到高雄會見彭明敏之父彭清靠的經過,反映當時的台灣社會狀況與二二八的集體傷痛,是非常珍貴的第一手見證,正是我所言「他站在新舊世代傳承的樞紐位置,逐一打開封存已久的記憶寶庫」的具體成果。我讀後深覺該文兼具文學與歷史價值,立即轉介給封德屏社長,隨後刊登在2014年5月號的《文訊》雜誌,而這篇文章也成為他最後的遺作。

大約2012年起,他曾多次表達希望我能到加拿大渥太華與他當面晤談。由於教學研究工作忙碌,一直等到去年10月機緣成熟,才終於成行。我原本計畫今年再度前往拜訪,進行第二次訪談。誰知他竟在我措手不及的此刻,用完了「最後五分鐘」,這次當面暢談竟已成為絕響。林夫人1月26日給我的信如此寫到:

廖振富教授:

林莊生於 Jan. 14, 2015 中風,急送醫院。不幸於Jan 23, 2015 安息了。

在醫院時他要我告知您他中風的消息,因這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可是我還沒來得及回家電郵給您,他就安息了。

我們雖然極悲哀,但也很感謝他能在兩個兒女及太太隨守在旁下、安然地離開人間。以下是他要我記下的話,一字不漏地轉達給您:

“Jan. 16, 2015 我中風,講話困難,右手右腳沒有能動,不能自由跟您聯絡。我的著作能受您認可,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高興。我能把重要的文件(轉交給您)實在非常高興,希望能讓後代人利用。有您這麼好的傳達人我能將一生的工作傳達下代,使我能高興與安心離世。因此非常感謝,希望您能再發展下去。”

這段臨終遺言,背後傳達的是期待台灣在地文化生生不息的傳承意識,何其莊重而剴切。我不由得回想起,2013年8月他將珍貴的書信資料寄給我時,曾這樣寫著:「文化這種東西有點像四百公尺的『接棒比賽』,需要一代接一代,而能發揚光大才能有生命力。現在我把這個『棒』交給您了,加油吧!」受到這位值得尊敬的台灣前輩如此鄭重託付,細思他對我個人的知遇之恩,此生應該可以無惑的在這條路上,持續堅定的走下去,直到盡頭。

林先生,謝謝您!您交給我的棒子,我會勇敢傳下去。(2015/2/5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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