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5日 星期五

沈從文先生

Just found an incredibly valuable old picture--With Shen Congwen 沈从文 and his wife Zhang Zhaohe 张兆和 in Beijing, July 11, 1979. That was more than 36 years ago!





敬獻給孫康宜老師,她前天貼了與沈從文先生訪美的合照。我作一留言,不過因電腦軟體有些毛病,沒成功。我就重寫,貼在這兒。我在十七年前讀"沈從文別集",寫篇向他致敬的文章。
"胡適當美國特使起 (1937-1946),有些國內知識份子寫信請他幫忙,因為這些才是人生最真實的寫照,讀後都會讓人悵然。沈從文夫婦在1944年9月16日的信,更令我悲哀:沈先生那時在西南聯大教書、根本無法取得稿費、版稅等的支持,所以寄望於自己作品的英譯,要求胡先生寫序,"......譯本在國外若有相當銷路,對於我此後二十年工作,實大有關係。我希望因此有機會到美國看看,住二三年,或自費,或在需要教"現代中國文學"的什麼學校.....兆和又是充滿讀書的興趣......我們期望生活有個轉機....." (《胡適來往書信選》 pp.813-14)"


向沈從文先生致敬(2000/01)
  1999年3月末,取出《沈從文別集》,閱編選者在每集中附的家書及自述等文章。沈先生的為人、志業和學問、看法,躍然紙上。多了不起、多高貴的靈魂,多麼苦難的人生,多麼善良的人呀!令人心情激盪莫名。
  沈先生在信中,似乎有心地給未來千年的讀者許多他的人生觀、學問/創作觀。他很了不起地在默默困頓中,苦 其心志,餓其體膚。我們這些活在台灣的人,很難想像那種零下十度,每日要通勤四次(來回)料理飲食,住屋被佔,夫妻要半夜起床,輪流用餐桌;工作時為化外 之工友似的苦楚受過苦的人才可能同情沈先生。
  然而沈先生多了不起地堅持下去,真是做到了尼采所謂「受苦的人沒有悲傷的權利」。沈先生的情操更高貴,因為他樂於當博物館的解說員義工(他在職責上可以不用如此費心)。我幾乎可以想像出那感人的場面,一群素昧生平的參觀者,在沈先生的導遊後,無以言謝,派出一位代表,向沈先生深深一鞠躬說謝謝
 
  沈先生是少數能做活學問的人。他自學有成,在那千載難逢的動亂時代,致力於讓中華古代工匠創作之神復活,讓後世子孫得以稍微體驗先人匠心之美,讓國人得以知道在古物上,另有好幾十套活的二十五史先生晚年,其實已成為自學有成的科學鑑賞家。
  在那數十年間,出書的可能性幾乎完全被斷送的時代(沈先生在二0年代可能曾是中國第一名職業作家,每月必 須賣一本書(被剝削)才能維生),他仍開創服飾研究,絲綢,銅鏡等歷史及改証工作,自成一格(苦學有成)。難怪不少好友在接到他的書時,都會讚嘆這好漢無 忝所生,而自慚虛度一生最難得的是,先生具科學精神而又能苦幹實幹。
  他給年輕人的告誡極為誠懇:任何行業,只要學會基本道理,就要多嘗試,立志成為世界一流的人物,寫作也罷道理都一樣。
  沈先生在一些信裡,除了表現出他的人格、風格,甚至他的精神的最深信仰,都流露出來。沈從文即使是最後30年,都已是雷霆萬鈞了!
一些重要的書籍:2008年案 當時沒想到幾年之後會印精美--價格不菲--的沈從文全集
《沈從文別集》 岳麓書社,1991
《沈從文家書》 台灣商務,1997
《沈從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沈從文專集》 聯合文學27期(1987年元月)




【聯合報╱余英時】 2008.07.23 ....... 沈從文先生夫婦1980年末至1981年初在耶魯大學附近住了一兩個月;他們的東道主人是傅漢思教授和張充和女士。由於這層友誼的關係,我和沈先生曾有過 多次聚談的機會,都是在輕鬆的氛圍中進行的。我知道他在1949年以後受盡了折磨,精神上且一度陷於崩潰狀態,因此我從來沒有問起他個人的遭遇,以免觸動 他的傷痛。在談話中他大體以憶往懷舊為主,但所說多數是舊友的事,譬如關於顧頡剛先生在中共統治下的生存狀態,我是從他口中才得到了最可靠的消息。我感受 最深的是他雖歷盡劫難,卻心平氣和,沒有流露出半點怨憤的情緒,更沒有責罵過任何人,我當時不禁聯想到阮籍為「天下之至慎,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以 及「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後來讀到《沈從文家書》(台灣商務,1998年),我才認識到1949年以後他在思想和情緒上波動之 大、困惑之深。但無論如何,1980年時他確已恢復了內心的寧靜,也找回了原有的價值系統。


"我走出了門,又回過頭來,看了看那半掩著的斑駁的鐵門。我又湊近去讀那銘牌上的字:
沈從文(1902-1988),湖南鳳凰人。現代作家。1931年在國立青島大學任教。在青期間完成了《從文自傳》、《三個女性》、《月下小景》和《三三》等文學名著。
我走了幾步,又驀一回頭,目光正好落在掩映在青藤下的藍色門牌上:福山路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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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ing Luo貼文


真的只是一瞬間的感覺,特別想寫,誰知寫的時候,體力貌似不支,睡得太多了,感覺丟失了。或許和寫過一個新聞稿有關係,新聞稿寫的太賣力了,把我自己的私貨都貢獻出去了,吃虧大了。



沈從文之美

意識到沈從文的美是在一張照片中。照片中的沈從文,坐在他東堂子胡同的宿舍兼工作室中,四周書籍環繞,牆上貼滿資料圖片。坐在雜亂書堆中的沈從文,抿著嘴,帶著微笑,平靜,清澈。 1972年初,沈從文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請求允許回京,完成《中國古代服飾資料選輯》的編寫工作,不久得到請求批准。 2月4日,他與妻子張兆和一同回到北京,就在這間歷史博物館的宿舍裡,繼續編寫《中國古代服飾資料選輯》。 1977年,沈從文調入社科院,隨後社科院在友誼賓館租用兩個大套間作為他的工作室。 10月6日,沈從文和他的助手就在新工作室工作。因此,我推測這張照片拍攝於1972年2月4日至1977年10月6日之間。

1949年1月到3月,沈從文“精神失常”,陷入生死掙扎,3月28日自殺,幸獲得救。此後還在精神病院療養過一段時間。這一年9月,沈從文要求從北京大學調到歷史博物館工作,放棄文學創作,開始了其後半生長達四十年的古文物研究。

沈從文為什麼會如此呢?流行的解釋都會聯繫到郭沫若的一篇文章。 1948年3月,郭沫若發表《斥反動文藝》,將沈從文斥為“桃紅色”的反動作家。 1949年3月,北大學生在校園裡貼出“打到現代評論派、新月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標語,並用大字報抄錄了郭沫若的這篇文章。不久,沈從文自殺。此外,1948年底,沈從文還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箋上畫了一個槍彈,寫著一行字:“算賬的日子近了。”無疑,當時的政治環境確實給沈從文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不過,也不必過度解讀其中的政治原因。事實上,自殺前,1949年1月,中共地下黨北大支部曾派學生樂黛雲、李瑛等看望沈從文,勸他不要去台灣,最好留下來;自殺前,張兆和堂哥革命烈士張鼎和的女兒,共產黨人張以瑛,和東北野戰軍後勤部政委陳沂先後到沈從文家看望慰問他,派遣他苦悶心情。北京大學教授溫儒敏認為,沈從文自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高壓,亦有心理原因和家庭原因。光是從政治方面解讀,歸咎於郭沫若的文章和北大的大字報,是不充分的。 ”

在看著這張照片的同時,我還聽著照片之後的故事。

1949年1月,沈從文的變化,引起老朋友的關心,1月底,清華的羅念生教授一早來看望,轉達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和金岳霖的誠意邀請。沈從文在他和內弟張中和伴送下,住到清華園金岳霖處,吃在梁思成、林徽因家,至少度過了八天。也正是在這期間,沈從文寫過三篇很長的手稿作為絕筆,其中,《一個人的自白》和《關於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傳——一點幻想的發展》,是他構想的一部長篇自傳的兩章。 1975年,早已不再從事文學創作埋首文物研究的沈從文,在東堂子胡同的斗室殘紙中發現《一個人的自白》手稿,手稿竟然躲過八次抄家倖存下來。沈從文非常鄭重地把它交給了當時的忘年交,後半生最信任的王㐨,說:“這個放在你處。將來收到我全集裡。” 王㐨將手稿收藏在箱子夾層中,十年後,他將手稿交還給沈從文的家人。在《一個人的自白》中,沈從文說到:“將來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見出一個'人'的本來。”如今,這兩篇收入在2002年出版的《沈從文全集》第27卷。

在哈佛大學舉行的沈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還聽到沈從文的兒子沈虎雛講第三篇手稿的故事。 1980年,在四川自貢生活了將近15年的沈虎雛調回北京,用沈從文的工作室暫時堆放他從四川帶來的一些家具。於是,他打掃了一下這間工作室:地上到處是紙片,桌子上放著幾個包袱,還有紙箱子,這裡面都是手稿,沈從文寫的手稿。沈虎雛將地上的紙片收攏起來,竟然有一箱子。待生活穩定之後,沈虎雛將這些文字漸漸整理出來,包括地上那些破碎的紙片,編入2002年出版的《沈從文全集》中。 《沈從文全集》全集共28冊,共收入文稿1000多萬字,其中生前未發表的作品及書信等約有440萬字,這些文字主要寫於1949年之後,除開家信之外,沈虎雛在那間雜亂的工作室中發現的紙片是其主要來源。在《沈從文全集》出版之後,補遺工作仍然繼續,那一堆紙片依然是主要來源之一。去年,沈虎雛在《新文學史料》上發表了一篇最新還原出來的手稿《一點記錄——給幾個熟人》,這篇手稿正是沈從文1949年初所寫的三篇絕筆的第一篇。這篇絕筆長一萬多字,用鋼筆寫在筆記本的紙上,整整齊齊,一絲不苟。開篇,沈從文說到:“我寫什麼?還能夠寫什麼?筆已凍住,生命也凍住。一切待解放,待改造。是不是還有希望由複雜到單純,陰晦到晴明?凡事必重新疏理,才能知道。”全文幾乎都在哀痛一個獨自存在的“我”丟失與不可尋。

對於他的自殺,張兆和是如此解釋的:“他平常喜讀《變態心理學》,寫文章聯想又太豐富,前兩年寫東西遭受人家不公平的誤解,心裡不痛快。社會一變動,雖然外面的壓力並不如想像的大(其實並沒有壓力),他自己心上的壓力首先把自己打倒了。當然,一個人從小自己奮鬥出來,寫下一堆書,忽然社會變了,一切得重新估價,他對自己的成績是珍視的,想像自己作品在重新估價中將會完全被否定,這也是他致命的打擊。總而言之,一句話,想不開。”

沈從文究竟有什麼“想不開”的呢?或許這篇絕筆,以及斗室中碎紙片可以回答一二,或已不可究。但我卻認同溫儒敏的一句判斷:“沈從文的‘棄文’和‘轉行’,也不是什麼人強迫的,是他自主的甚至可以說理性的選擇。”

首先把胡風私人信件交出來而被視為可恥的叛變者的舒蕪,晚年曾感慨:“如果一些人沒有經歷1957 年這一場變故,那麼1958 年就得作文宣傳三面紅旗,1959 年就得作文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1962 年就得年年月月天天講階級鬥爭,1966 年就得作文宣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1976 年就得深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你說多難!”從這個角度說,在1949年初便“出局”了的沈從文,似乎避開了這麼一串的歷史之“難”(二聲)與歷史之“難”(四聲),事實證明,正是他那讓人難以理解的理性選擇,讓他在多年後可以在照片中保持如此乾淨的笑容。

也正是在沈從文的這張照片中,我看到了理性的微弱光芒,這種光芒,正是阿倫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的序言中所提到的:“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illumination),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的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種光亮源於某些男人和女人,源於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幾乎在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這種微弱的光亮,捍衛的正是人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讓人透過四十年的紙片與痛苦掙扎,在黑暗中期待一種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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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墨中的夏志清身影與文林往事


作者:韓秀

......這時候,我正在寫有關沈荃將軍的一篇文章,知道夏先生關心,於是在回信裡提到這件事。
話說從頭,一九八八年五月沈伯伯辭世。
80年代沈從文(右)訪美,與夏志清(中),叢甦(左)合影。 (Source: chinesewritersna)
80年代沈從文(右)訪美,與夏志清(中),叢甦(左)合影。
(Source: chinesewritersna)
媒體報導,沈伯伯身後留下兩子一女。兩位公子是沈龍朱與沈虎雛,這位女公子便是沈朝慧。關於她,我從未聽沈家任何人提起,在沈伯伯的自訂年表中也沒有這個內容。我當然不能冒失地去問,側面向夏先生打聽,夏公坦率告訴我,他一無所知。
我只好慢慢等待機會。
好在一年之後,湖南吉首大學衝破重重阻礙出版了沈從文先生紀念文集《長河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這本大書的徵訂數字是六百本,印製數字是三千本。透過黃永玉先生、吳泰昌先生、劉一友先生的文章,我找到了基本答案。
《報告文學》一九八九年九月號刊登了李輝先生的文章〈破碎的將軍夢〉,證實了上面三位先生的文章內容,同時更為翔實地講述了這一段滄桑的始末。沈伯伯的親弟弟,黃埔三期畢業生、抗日名將沈荃將軍一九五○年在鳳凰辰溪的河灘上被槍殺。一九八三年才得到「誤殺」的「平反」,家屬拿到五百元人民幣的「補償」。
李輝先生說,對於這一紙「平反」,沈從文先生不發一語,從未表示任何的「謝」意。將軍的女兒朝慧出生於一九四四年,六歲沒有了父親,伯父沈從文先生收養了這個美麗的女孩。文革中,朝慧被吊銷北京戶口,遣送回鄉,曾在南門一帶給人家織毛衣糊口……。
不僅如此,沈伯伯的弟媳羅蘭、九妹等親人都慘遭迫害。黃永玉先生說他表叔,「手裡握著三個燒紅的故事,哼都不哼一聲。」我一邊寫這篇尋根究柢的小文章,一邊熱淚長流,那位坐在舊藤椅上的哲人,臉上笑咪咪的一派祥和,內心的苦楚卻從來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
沈從文照。
沈從文照。(Source: yvonnefrank.wordpress)
這篇題名〈緘默〉的文章在一九九○年元月十八日寄往台北聯副,十九日便將副本寄給了夏公。記得信封裡只有幾頁手稿的影印件,沒有另外寫信。實在是心裡痛得不行,覺得說什麼都無法表達我的憤恨、我的哀傷。這篇文章在這一年的年底發表後與〈沈從文先生印象〉一道收入三民書局出版的散文集《重疊的足跡》。收到樣書便從高雄寄給了當時住在香港的黃永玉先生。
收到我的稿件影本,夏公打了電話來,我們聊了一會兒家常,就說不下去了。整個交談的過程都是斷斷續續的,我知道夏公心裡也是痛極了,卻無從安慰他。
最後,夏公說了一句話,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沈從文,了不起!」
到了二月六日,又寫信給夏公。
這個時候,《折射》已經在台北《幼獅文藝》連載。我正在寫一個短篇小說〈生命之歌〉,椎心泣血。舉目四望,卻沒有人可以稍稍傾訴心裡的種種曲折。提筆給夏公寫信,也終於只是問候,只是說說最近讀到的一些好書而已,關於自己的書寫,還是一字未提。
信將要寫完時,想到一九八八年下半年起便陸陸續續讀到一些刊行在大陸的文章,一定要說沈從文先生「是想要靠攏組織的」,因為「不得其門而入」這才封筆,這才「改換跑道研究古代服飾」云云。心裡有氣,又擔心夏公著急,所以只是提及而已,沒有說得很詳細。信寫完,心裡仍然塞滿了鉛塊,只能坐在漆黑的暗夜裡靜聽雪花飄落的聲音,逐漸平息內心的波瀾。
很早以前,在吉首大學出版紀念文集之前,黃永玉先生在香港《明報月刊》一九八八年十月號、十一月號、十二月號上連載了他的長文〈這些憂鬱的碎屑─回憶沈從文表叔〉。開篇有這樣的一段話,「三十多年來,我時時刻刻想到從文表叔會死,清苦的飲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難;腦子、心臟和血管的毛病……。看到他蹣跚的背影,我不免祈禱上蒼─讓他活得長些罷!他畢竟『撐』過來了,足足八十六歲。
一輩子善良得不近人情;即使蒙恩的男女對他反嚙,倒是從不想到報復。這原因並非強大的自信,也不是沒有還擊的力量,只不過把聰明才智和光陰浪費在這上面,早就不是他的工作習慣。」正是對那些鉛塊最明確的回答。
對於一九八八年五月沈伯伯辭世之後,國內外反應兩極的狀況,黃永玉先生有這樣的一段文字,「大半輩子文物學術研究的成果,反證了『社會發展史』的價值,豐富了它的實證內容。但對於沈從文,卻是因為他幾十年前文學成就在國外引起迴響,才引起國內的注意的。注意的重點是,限制沈從文影響的蔓延。
因此,沈從文的逝世消息也是如此的緩慢。
沈從文夫婦。(Source: blog.sina)
沈從文夫婦。(Source: blog.sina)
人死在北京,消息卻從海外傳來;北京報紙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後了,據說是因為對於他的估價存在困難。」這話透徹。一個貌似強大的權力多年來致力於「限制沈從文影響的蔓延」,反其道而行之的卻有著海外的力量,美國的夏志清教授、金介甫教授、《當代作家叢書》的編者們,台北聯合報系、台北與香港文化界。此時此刻,由我們帶進帶出的書籍、文字顯示出的力量讓我激動。
老實說,在中國大陸生活的三十年時光真的沒有浪費,讓我有著高度的警覺,有著一些些先見之明。而這先見之明正好用來成功地反制那多年來的「限制」。
黃永玉先生的這篇長文在二○○四年七月收入他的回憶錄《比我老的老頭》由台北印刻出版社出版,受到華文讀者的熱烈歡迎,毫無疑問,沈從文的影響是蔓延得更加深入和廣泛了。
一九九○年三月十四日,六四血跡未乾。黃永玉先生在給我的長信中,這樣說:
從文表叔去世,給我的打擊很大,我積存太多的憂傷。因我所知中國文化和文化人經受的摧殘到表叔可真凋零殆盡,產生了呼天搶地的哀痛。現在輪到我們了。四十多年來,並非「章節」式或「突發」式的摧殘給人民造成恐懼,而是人民把每天的虐殺及迫害當成習以為常,浮游於小的迴旋的恩惠之中,不自覺醒,甘於溫飽,同慶昇平。尤其遺憾的是那些受到西方民主思想教育的……雖被閹割居然發出太監式的威風……。
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這一席話仍然鏗鏘有力。
在讀到了《重疊的足跡》之後,黃永玉先生在一九九三年元月十六日的長信中說,「……令我感傷,想起了舊人舊事,老的陽光和聲音。你的思想和文字都樸素,真可貴,不容易做得到……」正是那老的陽光和聲音激勵著我,才會一直保持著思想和文字的樸素。
本文摘自允晨文化之《尚未塵封的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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