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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ászló Krasznahorkai：「我的匈牙利是語言的匈牙利，不是驃騎兵的匈牙利」 ◎Jacinto Antón
頂著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加上那一縷白髮——連同灰白的鬍鬚與純粹湛藍、令人心疼的雙眸——使他散發出一種使徒或先知般的氣質，匈牙利作家 László Krasznahorkai在前一天於CCCB經歷了一場對他這樣一位精煉而嚴苛的作者而言實屬罕見的人潮洗禮之後，在 Alma 酒店的酒吧接受採訪。《撒旦的探戈》與《抵抗的憂鬱》的作者，全身黑衣，曬得出人意料的古銅色，心情極佳，顯得親切和藹，儘管談及祖國政治局勢時，他的神情不免蒙上陰影。將他的著作《為一座宮殿所做的初步工作》擺上桌——書中主角是一位與 Melville 同名的書商——成為重啟話題的契機，延續著2024年在馬拉喀什 Formentor 文學對話中關於《抵抗的憂鬱》裡那頭鯨魚意義的討論。
Q：您當時三番兩次否認那頭鯨魚象徵任何東西，既不是《白鯨記》，也不是史達林主義，既不是貪婪，也不是混沌……
A：我至今仍持相同立場，在我的作品中，沒有任何東西是象徵性的，我不喜歡文學中的象徵，也不喜歡寓言，儘管我對法國象徵主義詩歌有一份偏愛。那本書《初步工作》，我對它懷有很深的感情，因為書中出現了 Melville、Malcolm Lowry——他是我最喜愛的作家之一——以及富有創新精神與遠見的美國實驗建築師 Lebbeus Woods。順帶一提，Lebeo 是一個聖經中的名字。
Q：那麼，文學是否是一場與魔鬼的探戈……
A：對《撒旦的探戈》的主角們而言，確實如此。也有更快樂的舞蹈，比如佛朗明哥，儘管它同樣關乎激情，魔鬼也同樣在場，在佛朗明哥中可以感受到魔鬼的影響。但在我的小說裡，探戈不過是他們在等待奇蹟時跳的那種舞。就是這樣，僅此而已。
Q：那麼，這純粹只是寫實主義？
A：寫實主義是一個與某個時代相關聯的詞，那不是我所做的事。什麼是寫實主義？說真的，嚴格意義上並不存在這樣的東西，如果你想想，即便面對像車禍這樣客觀的事物，目擊者也會給出不同的版本。當你談論的是像我所處理的那種情感或情緒關係時，你無法說什麼是真實的、什麼不是。你無法從某個正確的視角呈現一個情境：那個視角會是什麼呢？事實上，這涉及的是對現實概念的根本性改變，更甚者，是現實的消失。
Q：您試圖向讀者說什麼？有些讀者讀了您的書之後感到相當困惑。
A：首先，我試圖說服他們不要讀我的書，我是認真的，誠心誠意。我不提供希望，儘管我也不剝奪它。我的書顯然不是食譜書。你無法用它們烹調出一道好菜。它們就像我曾經做過的一鍋燉飯。做壞了，所有燉飯的食材都有，但整體就是行不通，甚至讓我非常難受。但如果有人儘管如此仍決定讀我的書，我的建議是，不要相信任何關於它們的說法。說它們難以閱讀這件事。確實，我使用了異常長的句子。就像當你把一個秘密藏了很久，突然傾洩而出：我愛你 Lucía，我永遠愛你，以及隨之而來的洪流；你無法用短句說出這些。句號的使用受阻，因為我通常是帶著那種對敘述的熱情在寫作。總之，我現在忽然想到：這一切對任何人來說都有趣嗎？有誰對一本書是如何製作的感興趣？如果 Samuel Beckett 向我們解釋《等待果陀》是如何產生的，我們會感到驚訝。我認為他沒有一個既定的想法，就那樣出來了。說真的，我無法多說什麼。我腦子裡有某個東西，我把它構成並寫下來。如果讀者某天過得不好，就去買這本書。
Q：這樣說來……
A：重要的是讀者認出自己。他自身尊嚴的脆弱。讓他意識到，那份尊嚴是最後可以被剝奪的東西，但它是可以被剝奪的。這是我和我的朋友 Béla Tarr 的不同之處。他相信一個人的尊嚴是無法被剝奪的。
Q：您對匈牙利的世界有認同感嗎？
A：匈牙利性……我生為匈牙利人，我的母語是匈牙利語。匈牙利性……我盡一切可能與之抗爭。為什麼要用身為世界公民來換取只是一個匈牙利人。我與身為匈牙利人的關係，就像你與河岸邊一塊石頭的關係。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它就是那樣。為什麼我沒有生為阿爾巴尼亞人或斯洛伐克人。讓我把身為某個民族、具體說是匈牙利人這件事意識形態化，那距離我非常遙遠。民粹主義始終有它的高漲時期，有人以身為匈牙利人、以祖國為傲。我為自己坐著的椅子感到驕傲嗎？人們談論祖國與現實的方式是非常有害的。出身與任何事都沒有太大關係。當然，像我這樣說話的人是被他們憎恨的。我喜歡匈牙利語，我感到非常幸運，我的母語是一種能夠表達非常細膩的細節的語言。但我同樣尊重其他語言，並理解人們對語言的維護，就像加泰隆尼亞語，我在那個語言中有我的出版社。
Q：我理解您不太屬於驃騎兵、Esterházy、Abády、馬刀……那個世界……
A：【開懷大笑】你只能對這一切一笑置之。不過，直到他們的支持者在街上攔住你並把你痛打一頓。你問我驃騎兵、祖國，而我始終在談語言。這不是偶然。我的匈牙利是語言的匈牙利，不是驃騎兵的匈牙利。我已經與那個匈牙利世界、那個被愚蠢所感染的匈牙利概念相距如此之遠。在所有暴露於民粹主義的國家中都發生著可怕的事情，但在強度和野蠻程度上，沒有任何國家能與匈牙利所發生的相比。那種操控能力，是一個感染的源頭。匈牙利已不再是一個國家，它是一間瘋人院，醫生們已經離去，而病人們在每週一、三、五扮演醫生的遊戲。
Q：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匈牙利似乎在關鍵時刻總是走錯路。Trianon 條約的影響一直很沉重。
A：它總是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走錯路，總是選錯方向。當我在一次採訪中說，我不理解匈牙利人為什麼對他們的戰役感到如此驕傲——而那些戰役每次都是以失敗告終——極右翼便攻擊了我。討論毫無意義。即便是看起來非常聰明的人，也被意識形態所囚禁。這一切把我們拉回動物的世界，而我們真正想要的是作為人類得到提升。這不是接受還是拒絕傳統的問題；從智識角度接受傳統，幾乎沒有人比我更保守。但正如一句匈牙利諺語所說，我們在兩座截然不同的磨坊裡磨麥，從它們的麵粉中永遠也烤不出麵包。而這建構了一個病態的社會，那些心理創傷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嘗試療癒。
Q：在您的文學作品中，儘管您有猶太人的血統，大屠殺、Holocaust 並沒有出現。
A：它是在場的。反猶太主義、種族主義、犯罪性的愚蠢……都在我的書裡，在《抵抗的憂鬱》、在《撒旦的探戈》裡……小市民的納粹主義……
Q：但不是以明確的方式。
A：我沒有具體寫過大屠殺，因為 Imre Kertész【他的匈牙利前輩，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已經寫了，他是我非常親密的朋友。我不可能寫得比他更好。而且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關於大屠殺有太多媚俗的作品……
Q：獲得諾貝爾獎是什麼感受？
A：對我來說非常意外。我不屬於那種每年十月第一個星期四坐在螢幕前，看著一扇緊閉的門的影像、等待它打開並宣布某個名字的那群人。要接受自己被放在如此多你所仰慕的名字旁邊，這是非常困難的——Faulkner！我至今不知道如何面對那個擁有諾貝爾獎的 Krasznahorkai。這是一種把你提升到沒有氧氣的高度的東西，而我的肺需要氧氣，這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榮譽。選擇我是一種勇氣，因為我在書中始終講述的是一個失敗的故事。
Q：Béla Tarr 的電影是否影響了人們對您作品的解讀？他是否以某種方式偷走了您的錢包？
A：不，不，Béla 從未從我這裡拿走任何東西，是我把一切都給了他。你看，一本書就是一本書，一部小說就是一部小說，Béla 和我一起工作，一起決定一切。我在他需要的所有事情上幫助他。我甚至說服他採用他不想使用的東西。但在一艘船上，有一個船長和其他所有人。許多作家很難接受這一點，那麼他們就不要涉足電影這個領域。電影有非常殘酷的法則，而那些法則是必要的。
Q：Kafka 和 Malcolm Lowry 對您來說是特別的。
A：我敬仰的作家很多，那兩位絕不是唯一的，但確實，沒有 Kafka，沒有《城堡》，我不會成為作家。我也欠 Lowry 很多。這不是非此即彼的問題。我鼓勵所有人敞開心胸，閱讀更多作家。如果我們繼續這樣下去，一個個人求生策略將扮演決定性角色的世界就要來臨。
Q：在某種意義上，您也是一個 K。
A：哈哈哈，一個 L. K.。
Q：請允許我問一個輕鬆的問題，您認識另一位 László，Almásy，那位真實的匈牙利探險家，以及小說和電影中的那一位嗎？
A：認識，儘管他在匈牙利以外更為人所知。一個非常特別、非常多彩的人。值得讓匈牙利人更了解他，但我恐怕那也幫不上什麼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