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I Write 原文可參考
https://www.orwellfoundation.com/the-orwell-foundation/orwell/essays-and-other-works/why-i-write/
一種翻譯，可參考 Jeffrey MEYERS《奧威爾傳》北京東方出版社 ，2003，頁464~470 附錄五 (這本《奧威爾傳》的版權頁寫2000，所以應該是Orwell: 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 (2000)，可是出版商完全不印出。)。然而，這篇翻譯的問題很多。舉其翻譯的詩的末八行為例:
And the commissar is telling my fortune
While the radio plays,
But the priest has promised an Austin Seven,
For Duggie always pays.
I dreamt I dwelt in marble halls,
And woke to find it true;
I wasn’t born for an age like this;
Was Smith? Was Jones? Were you?
「因為杜吉總是會付錢」出自喬治·奧威爾20世紀30年代的詩作《我本可以成為一位快樂的牧師》，指的是當時倫敦著名的博彩公司老闆杜吉·斯圖爾特。這句詩象徵著人們天真地希望輕易獲得金錢、安全感，或是命運或權威所承諾的舒適回報，儘管他們生活在一個黯淡而幻滅的世界。
這句話的關鍵要素：
歷史背景：杜吉·史都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值得信賴的博彩公司老闆而聞名，他總是會支付贏來的錢。
詩歌主題：這首詩反思了現代生活的空虛，科技進步（“鉻鋼”）取代了人性和精神滿足。
象徵意義：它代表著對未來的一種絕望的依賴——一種承諾，即便生活混亂平庸（“我走路像尤金·阿拉姆”），事情最終也會好轉，或者最終會有人（或某事）給予回報。
並置：這句話常常與奧威爾作品中較黑暗、反烏托邦的主題形成對比，例如控制、空虛，或宗教承諾（「牧師」）與政治必然性（「政委」）之間的鬥爭。
簡而言之，這句詩體現了一種絕望的、略帶諷刺意味的對最終補償的信念。
主題：奧威爾的詩歌 - 文學網絡
2004年10月31日 — 夢想不再被允許；我們殘害或隱藏快樂：馬匹由鉻鋼製成。而那些矮胖子們將騎著…
線上文學網絡
喬治‧歐威爾《我本來可以成為一位快樂的牧師》——詩意之作
喬治·奧威爾的其他作品……* #動物莊園……* #評論文章……* #1984……* #動物莊園……* #評論文章……* #1984……* #動物……
詩意之作
他寫出撼動世界的《一九八四》、《動物農莊》，卻悄悄隱去了他的妻子。
當我們崇拜那些對抗老大哥的文字時，是否也察覺到了家庭內的「極權」與「消失」？
一個文學巨人身後，被遺忘的女性故事
法國最佳外國書獎（2024） 女性非虛構文學獎決選作品（2024） 《紐約時報》年度選書（2023） 《金融時報》、《經濟學人》、《衛報》、《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年度最佳書籍 他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作家，她卻被遺落在歷史的陰影中。
1936年，喬治．歐威爾與艾琳．歐肖內西結為連理。她不僅是他的妻子，更是才華出眾的知識分子、戰爭時期的患難夥伴、創作背後的無名功臣。然而，歐威爾筆下的經典中，我們看見極權、戰爭與自由，卻幾乎看不見他的妻子──艾琳。她與他並肩投入西班牙內戰，為他打理家務、編輯手稿、啟發了他的創作手法，甚至為解救他的性命奔波勞碌，卻在他的文字和後世傳記中被「抹除」了。
本書為澳洲知名作家安娜．方德結合真實史料、書信與文學想像的創新之作。她在細讀六本歐威爾傳記後，意外地發現了艾琳的身影，並企圖讓她重見天日。方德在書中除了透過諸多史料，重構這段鮮為人知的婚姻故事；她也用小說情節補白歷史的缺漏，遊走在非虛構和虛構寫作之間，並以夾敘夾議的書寫策略，深入探討了男性作家與妻子、父權體制與女性的權力關係。
方德不僅細膩還原了艾琳的生命，也讓我們對歐威爾等偉大的男性文學巨匠，有了更具反思批判的眼光。這部跨文體的傑作，與其說是為艾琳作傳，不如說是一場文學的補寫，一種對女性失聲的深刻質問。
● 挑戰歐威爾的崇高地位，為被遺忘的女性發聲
今年適逢歐威爾逝世75週年，作者挑戰過去史家塑造的歐威爾形象，為他的妻子艾琳立傳發聲，讓讀者看見男性文豪的光環背後，許多女性的貢獻和犧牲。
● 結合傳記、文學評論與女性主義分析
作者透過女性主義視角，將歷史文件、私人書信、傳記交錯分析，檢視歐威爾和他的傳記作家們如何用「父權魔術」抹消艾琳的存在，對喜愛文藝批評的讀者深具啟發性。
● 文筆生動優美，以小說場景再現真實
本書除了有紀實的成分，作者也運用生動的文學筆法重建艾琳的心理狀態和私密場景，以此描繪女性內在的矛盾與掙扎，使整個故事更富有感染力。
● 跨時代女性經驗的共鳴
書中融入了作者為人妻子的經驗，使得內容不只是關於「歐威爾和艾琳」，更是關於女性如何受父權體制所箝制，以及如何抵抗突圍，令人共鳴。
● 推薦序
自由即奴役，父權是好的權力
房慧真（作家）
我坐下來寫書的時候，不會對自己說：「我要寫出曠世巨作。」我寫作是因為我想要揭發某個謊言，想讓人們注意到某項事實……
──喬治．歐威爾〈我為何寫作〉
一九三六年初夏，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嫁給（當時仍籍籍無名的）喬治．歐威爾，要克服的第一道關卡，是將雙腳踩在糞水中，徒手清理滿溢出來的排泄物。
簡陋小木屋的戶外廁所時不時就會塞住倒流，一百九十公分高的歐威爾總是說他無能為力，他所有的力氣都用在稿紙上。「艾琳──艾琳──」糞坑中的妻子聽見丈夫在呼喚她，她從汙濁中探頭出去，將沾滿糞便的手舉在兩側好不碰觸到自己的身體。「該喝下午茶了，妳覺得呢？」歐威爾從二樓窗戶輕輕拋下一句話，隔著一段距離，臭味留在女人這裡。準備下午茶的當然不是那一雙乾淨的、創作之神親吻的手，而是這雙骯髒的勞動之手，將髒汙徹底沖淨後煮熱水、丟茶葉，附上一小盤餅乾送上二樓。將門輕輕掩上，她寫信跟好友說：「絕對不能打斷他的工作。」妻子和女傭的差別是，這雙手除了打掃、煮飯、種菜、養雞、搭公車到五公里外採買，還時常要做「文藝」之事：幫歐威爾的書稿打字、校對、編輯，和歐威爾的經紀人、出版社通信。
新婚期的歐威爾寫作進度飛快，用半年的時間寫完《通往維根碼頭之路》（艾琳負責打字），還讀完三十二本書，交出十二篇評論。婚後歐威爾一天的時間膨脹成四十八小時，多出來的那一半由妻子艾琳．歐肖內西無酬奉獻出來，除了勞力還有才智方能勝任。結婚前兩年，一九三四年艾琳正在攻讀倫敦大學心理學碩士，更往前幾年，艾琳在牛津大學主修英國文學。而艾琳在牛津讀誦喬叟、華茲沃斯詩歌的同時，她未來的丈夫喬治．歐威爾於伊頓公學畢業後沒繼續升學，正在殖民地緬甸擔任警察。一九二七年艾琳從牛津畢業，歐威爾在同一年回到倫敦，流浪於各種底層勞動現場做臥底觀察。兩人看似毫無交集，其實都有著對公平正義左翼思想的堅持。我們已經很熟悉歐威爾，那麼艾琳呢？艾琳畢業的一九二○年代，女性狹窄的求職道路終點通常是婚姻，艾琳仍然做了許多工作，最具代表性的是她在打字行曾經集結基層員工，起而反抗資方的壓迫。
兩人交會於一九三五年，歐威爾白天在書店打工，晚上徹夜寫作，他合租的室友是艾琳的好友。這一年艾琳將滿三十歲，歐威爾三十二歲，他瘦得像根竹竿，衣著邋遢，或許是他一雙澄澈的藍眼睛，又或許是他流浪底層的經歷吸引了她，他向她求婚，把她從格林威治公園對面的氣派豪宅帶到倫敦北邊偏鄉瓦靈頓的小木屋裡。他專心寫書，她除了操持家務，歐威爾主張她還要開一間雜貨店，「他幾乎養不起自己，但是即將有另一個人會為他勞動一輩子，免費。」她的心理學、英國文學專業，事業、前途、健康、自尊，一夕之間崩塌。她隱身巨大的作家光環之後，讓她消失的不只歐威爾，還有環繞著歐威爾的傳記作家，清一色毫無例外都是男性。
《喬治．歐威爾之妻的隱形人生》的作者是一位女性，安娜．方德除了是作家，也是妻子以及三個小孩的母親。原文書名「Wifedom」可譯成「為妻之道」，作者要探問的是，在牛津、倫敦大學深造過的艾琳，成了妻子以後，「她如何走到了這一步？」下一章節開頭的第一句話彷彿鏡像，方德自問「我如何走到了這一步？」方德始終是歐威爾的讀者，「我要閱讀歐威爾所描述的獨裁暴政……我要借助他來脫離我所受的暴政。」妻子所遭遇的暴政是負擔絕大部分的家事、教養子女、修繕房屋、接待友人、照料親人……，社會學家亞莉．霍奇查爾德（Arlie Hochschild）提出「第二輪班」（Second Shift）的概念，雙薪家庭中妻子往往會花更多時間做家務以及育兒、照顧老人，白天上班，晚上還要負擔無償的勞動。方德的丈夫是建築師，她不因為自己是知名作家而能倖免於家事勞動，她十分羨慕男性作家的寫作環境，「這些男人中有太多得益於某種社會境況……讓女性無酬提供隱形的勞力服務，讓他們有時間、有空間（而且是整潔、溫暖又鋪滿了柔軟抱枕的舒適空間）去創作」，方德甚至這樣說：「妻子就是沒有薪水的性工作者兼家務勞動者。我應該有所警覺。」方德一分為二，妻子的身分讓她能同理艾琳，創作一本書是全身心的付出，作家的身分讓她羨慕起歐威爾的創作後盾，「我也想要一個像艾琳的妻子，我想著，然後才發現，所謂以作家的角度思考便是以男人的角度思考。」
寫這本書之前，歐威爾報導西班牙內戰的《向加泰隆尼亞致敬》，方德反覆閱讀了好幾遍，在她的閱讀印象裡僅存在一個孤身上戰場的男性作家。直到透過艾琳以及其他人的視角去重讀，方德才驚覺全書原來出現過「我的妻子」三十七次，都是不會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浮光掠影，例如「我妻子到了巴塞隆納之後，還會寄給我茶葉與巧克力，甚至有雪茄，只要能找到這類物資都會寄來。」妻子看似是一個深情的守護者，然而歐威爾卻沒有多加解釋，為什麼妻子會來到巴塞隆納，她在這場西班牙內戰中，究竟有沒有擔任過什麼角色？
如同遊戲「威利在哪裡？」，要在一大片馬賽克拼貼、眼花撩亂、人山人海的圖案中找出戴著眼鏡、平凡無奇的威利，威利總是藏身在隱蔽之處；在《向加泰隆尼亞致敬》中尋找「我的妻子」艾琳，艾琳這個名字從沒出現在書中，歐威爾連名字都不給她，方德說：「沒有名字，角色就無法活過來，但如果是妻子這樣的職業描述，什麼都可以偷走。」
還原「妻子」在西班牙內戰裡的角色，將艾琳身上的虛線描成實線，再塗上顏色，給予喜怒哀樂表情，是《喬治．歐威爾之妻的隱形人生》整本書最精彩也最具顛覆之處。艾琳是左翼思想的捍衛者，一開始她也像全世界的左派、安那其、無政府主義者一樣滿懷理想，急著想要起身奔赴西班牙，和工人一起對抗保皇派的獨裁者。歐威爾卻說，我一個人去就好，妳必須留下來顧雜貨店，照顧牲畜和菜園，幫忙校稿還有聯絡編輯。離別之前，艾琳還幫忙典當家傳的銀器，幫歐威爾籌措旅費。其後，艾琳透過親戚幫忙，前往巴塞隆納擔任英國獨立勞工黨（ILP）的秘書，ILP和西班牙當地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關係密切。艾琳身處於ILP與POUM的行動核心，還不曉得山雨欲來，巴塞隆納從大後方成了前線，POUM成了史達林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史達林透過秘密警察與間諜深入西班牙內戰，埋伏在艾琳工作的辦公室，報告一舉一動。
艾琳在歐威爾書中的角色，是連配角都不如的路人甲。然而，當歐威爾在前線受傷，子彈穿過脖子，艾琳行動力十足，在四十八小時內馬上趕到，並向在倫敦行醫的哥哥求助，歐威爾在書中花費了兩千五百字的篇幅寫受傷，艾琳卻被隱身了。「我的妻子」像一抹蒼白的幽靈若隱若現，是個奇怪的存在，歐威爾絕口不提艾琳在巴塞隆納有工作，而且是極具危險性的政治工作。「有時候，略而不談會讓事情變得很奇怪，因為他在字裡行間拚命遮掩她的存在。」
一九三七年六月，史達林遙控下的鎮壓，由西班牙警方執行的大抓捕即將開始，POUM的成員陸續被拘捕、刑求，甚至被殺害。同事勸艾琳趕快離開，艾琳卻害怕若歐威爾從前線休假回來將自投羅網，她決定留下，每天像座雕像一樣坐在飯店大廳視野最清楚的地方，從白天到黑夜，她望眼欲穿，唯恐歐威爾將會在飯店前方下車，從鍍金浮雕的大門走進來，連眼皮都還沒眨一下就被逮捕。她沒有意識到自身比歐威爾更危險，但艾琳無疑比歐威爾重要多了，她連繫核心人員、保管護照、經手所有的物資彈藥補給，而歐威爾只是前線的一介民兵。可到了書裡，艾琳無足輕重，「我的妻子」僅僅只是史達林的黨羽要引歐威爾出來的誘餌。
西班牙內戰中的「左派內部鬥爭」，讓歐威爾的書有了新鮮且鋒利的切入角度，讓他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影響至今。然而「左派內部鬥爭」都是陷在漩渦中的艾琳一一轉述給他的，「被抓的人是她的同事，而四處傳播的謠言，還有俄國間諜在腰帶上掛著炸彈裝飾在會客室裡昂首闊步，這些事都是她告訴他的。她自己也含糊成了『我的妻子』，她的所作所為、所知的一切似乎都任由他擷取。」一九三八年新年元旦，歐威爾夫婦已逃出西班牙，平安回到瓦靈頓的家。艾琳幫忙打字，彷彿又在「文本」裡被殺死了一次，「她確實在這個故事裡，卻永遠不會有人看見，就像鷹架或骨架一樣，消失在最終的結果裡，或者遭到覆蓋。」
歐威爾在婚後完成的《向加泰隆尼亞致敬》、《動物農莊》、《一九八四》，這三本書證明歐威爾的洞燭先機，提前預知史達林的邪惡，當時整個文明世界都把目光瞄準納粹黨希特勒的崛起，只有歐威爾從「巴塞隆納大清洗」看到極權主義的起源。前兩本書寫於艾琳還在世時，有她的經歷與深度參與討論，艾琳在一九四五年因為幫歐威爾省錢而選擇非倫敦的醫院開刀，不幸身亡。妻子過世後，歐威爾開始動手寫《一九八四》，書名之所以叫「一九八四」，以往常見的解釋是一九四八年倒過來成為一九八四，這都無法解釋書的初稿完成於一九四七年，出版於一九四九年，和一九四八年沒有明顯關係。後來我們才得知，艾琳在一九三四年就發表了一首反烏托邦的詩〈世紀之末，一九八四〉（End of the Century, 1984）。這或許是歐威爾懷念艾琳的方式，但不代表他的愛堅定如一。艾琳在世時，歐威爾反覆外遇劈腿，艾琳過世後短短一年間，歐威爾至少撲倒四位女性並向她們求婚。他發覺請一個女傭遠遠不夠，「他根本不太認識她們，但是他有書要寫，於是就有了職缺。」
艾琳和歐威爾曾經討論過一個議題：若是莎士比亞在明日重返人間，人們卻發現他最喜歡的消遣是在火車車廂裡強暴小女孩，人們要選擇犧牲小女孩還是下一部天才巨作？歐威爾站在偉大作品那邊，而艾琳惦記著小女孩。除了莎士比亞，還有會性虐待妻子的達利，比起達利驚世駭俗的程度，歐威爾的情節僅是頻繁劈腿和冷落無視、在作品中取消妻子，有那麼嚴重嗎？有需要到「取消文化」的程度嗎？這也是安娜．方德要問的：如果知道自己喜歡很久的作家其實是王八蛋，那怎麼辦？方德不覺得要到一筆勾銷的地步，她只是想用歐威爾的「雙重思考」去回問──歐威爾在《一九八四》裡說：「雙重思考是指一個人心裡可以同時抱持著兩種矛盾的信念，且兩者都接受……必須清楚意識到這個過程，否則思考後的結論就會不夠準確，但是又不能意識到這個過程，否則會覺得自己在造假，就會有罪惡感。」一個深入探討殖民地、極權國家行使權力方式的作家，為什麼可以同時接受父權徹底輾壓女性？歐威爾在小說裡這樣說：「這套欺瞞心智的系統非常龐大複雜。」「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是《一九八四》裡著名的「新語」，或許可再加上一句「父權是好的權力」。
方德發覺整個文壇成為共謀，男性作家越偉大越重要，他們身後輪轉的十個太陽就會把任何陰性空間都吞噬殆盡。從上一代開始，歐威爾的母親、阿姨都是非常活躍的婦權運動者。歐威爾對於公平正義的重視無疑來自母系的影響，「要如何強行消失一名女性？歐威爾的傳記作家先從基本的抹除開始，例如他傳承自母親那邊的文化及知識才能」。方德進一步提到，「傳記作家之所以忽略那些女性，是因為歐威爾自己也抹除、模糊了他生命中的女人。」傳記作家強作解人的還有，歐威爾夫婦從西班牙內戰回來後，到北非放鬆身心，歐威爾自述，他在馬拉喀什找了一個十幾歲的阿拉伯雛妓。該怎麼解釋作家的嫖妓行為？傳記作家提出三種解套的方式：一、那是歐威爾口頭吹噓，非事實。二、時間安排上根本不可能，沒發生過這件事。三、有發生過這件事，但那是艾琳同意的。為了替歐威爾開脫，傳記作家還說，艾琳在巴塞隆納曾和別人有一腿，進而推衍夫妻同意開放式關係。
正如方德在書中所說的「父權魔術」，「首先是要讓她所做的事情消失（這樣看起來全部都是他獨力完成的），再來就是讓他對女人所做的事情消失（這樣他就是無辜的）。這套魔術就是父權體制中那顆黑暗的、雙重思考的核心。」
書名：喬治．歐威爾之妻的隱形人生Wifedom: Mrs. Orwell’s Invisible Life
作者：安娜．方德（Anna Funder）澳洲知名作家。著有《史塔西之地》（Stasiland）、《我所是的一切》（All That I Am）和《喬治．歐威爾之妻的隱形人生》等國際暢銷書，皆被翻成多種語言在各國出版。此外，她還創作了中篇小說《帶狗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Dogs）。她的作品榮獲多項大獎，如《史塔西之地》贏得英國最高榮譽的非虛構文學獎「薩繆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我所是的一切》贏得澳洲最具聲望的文學獎「邁爾斯．富蘭克林獎」（Miles Franklin Award）；《喬治．歐威爾之妻的隱形人生》贏得「法國最佳外國書獎」（Prix du Meilleur Livre Étranger）。方德曾接受國際人權律師的訓練，旅居墨爾本、巴黎、柏林和紐約，目前與家人定居於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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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Duggie always pays" is a line from George Orwell’s 1930s poem "A Happy Vicar I Might Have Been", referencing Duggie Stuart, a famous London bookmaker of that era. It symbolizes the naive hope for easy money, security, or a comfortable reward promised by fate or authority, despite living in a bleak, disillusioned world.
Key Aspects of the Phrase:
- Historical Context: Duggie Stuart was known as a trustworthy bookie in the 1920s and 30s who always paid out winnings.
The Austin Seven (1922–1939) was a revolutionary British economy car, nicknamed the "Baby Austin," that motorized the UK, similar to the Model T in the US. It was a tiny, affordable, 747cc four-cylinder car that replaced cyclecars and brought motoring to the masses.
這本《奧威爾傳》的版權頁寫2000，所以應該是Orwell: 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 (2000)，可是出版商完全不印出。
AI Overview
Jeffrey Meyers is a acclaimed biographer who has written extensively on George Orwell, most notably the 2000 biography Orwell: 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 Meyers provides a psych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analysis of Orwell, drawing on interviews and archival material to explore his life, political views, and personal struggles.
Key Works on Orwell by Jeffrey Meyers:
- Orwell: 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 (2000): A comprehensive, acclaimed biography that covers Orwell's life from his childhood in India to his experience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and his major literary achievements, such as 1984.
- Orwell: Life and Art (2010): A collection of essays spanning four decades of scholarship by Meyers, focusing on the critical reception of Orwell's work, his writing style, and his reputation as a satirist.
- George Orwell: The Critical Heritage (1997): A collection of reviews and essays on Orwell's works published during his lifetime.
Meyers' Perspective and Approach:
- "Wintry Conscience": Meyers highlights Orwell's role as a prophetic, moralist voice in English literature.
- Psychological Insight: He dives into Orwell’s inner life, including his insecurities, hi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his motivations for his political actions.
- Detailed Research: Meyers utilizes the 20-volume Complete Works of George Orwell, personal interviews, and archival material for his analyses.
- Well-regarded Biographer: Meyers is a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 and a highly respected scholar of modern literature, having also written biographies of Hemingway, Conrad, and others.
Meyers' work is often praised for being a well-researched, "believable portrait" of a complex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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