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9日 星期五

齊邦媛(1924—2024)與《巨流河》......、演講。臺灣大學,筆會,董成瑜,廖玉惠,簡靜惠等人謝齊老師。植栽一座文化森林。余光中 鄉愁-BUMBLER。 李敖

筆會
敬悼本會資深會員、英文季刊主編齊邦媛教授(1924年2月19日—2024年3月28日)。齊邦媛為台大外文系名譽教授,並曾任美國聖瑪麗學院、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訪問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編選、翻譯、出版文學評論多種,1992到1999年間擔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主編。她參與「台灣現代華語文學」英譯計畫,推動吳濁流、黃春明、李喬、朱天文、平路等多位作家的作品英譯,對台灣當代文學的翻譯與推廣,貢獻卓著。以四年時間完成的《巨流河》,記述縱貫百年、橫跨兩岸的大時代故事,藉個人身世彰顯歷史,以凡人命運比喻民族,允為齊邦媛老師最重要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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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沒有外文研究所,像我這樣想繼續讀書的,作助教是唯一的路。40年後我由臺大辦理退休手續時,拿出當年那張決定我一生命運的助教臨時聘書,毛筆手書的宣紙已泛黃易碎,另一張正式聘書由陸志鴻校長發的,日期竟是1947年11月…」 – #齊邦媛#初見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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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外文系名譽教授#文學家齊邦媛於3月28日凌晨辭世,享嵩壽101歲。齊教授長期致力於臺灣文學的英譯工作,將臺灣具代表性文學作品推介至世界,對於 #提升臺灣文學的國際能見度#促進文學交流貢獻卓著,為臺灣文學的推廣帶來深遠影響,其深耕文學的精神為後人的重要典範。全校師生對於齊教授的驟然離世深感惋惜、遺憾與不捨。
齊教授1924年生,遼寧鐵嶺人。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1947年來臺灣。1968年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研究,1969年出任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系主任,1988年從本校外文系教授任內退休,並獲榮譽教授殊榮。
齊教授曾於臺大創校83年校慶(2011年)時 #獲頒本校名譽博士學位,以表彰其長期擔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及教科書組主任時,改革中小學語文教育,拉近語文學習與學童生活經驗的距離,而以文學經驗擴充其精神內涵,以文學美感培養其情操。
再者,齊教授長期任教於國內大學外文系。身為學者,其最大成就在於對臺灣文學的整理、研究與介紹。她多次主編臺灣文學選集,並將有關作品譯為英文,#成功把臺灣文學推介至國際舞台。她的成果也 #開啟國際對臺灣文學研究的興趣,終於蔚成一受重視的獨立學術領域。此外,齊教授晚年又以高齡,歷時數載,奮力撰成自傳文學鉅著《#巨流河》,以優美動人的文字,記錄時代洪流下平民百姓的顛沛無依與隨遇而安的心情,獲得華人世界廣大迴響。
#齊邦媛教授於2019年時獲母校印第安那大學來臺頒贈榮譽博士學位 (如圖),以表彰其對世界文學的卓越貢獻,促進國際和諧,並開創學術新局。齊教授致詞時曾說,她深信文學是連結文化、社會與人生的橋樑。她一生致力於文學教育與譯介,急於補足因戰爭與災難而蹉跎的光陰;她回首一生志業,更慶幸見證臺灣孕育出當今華人世界最豐饒的文學果實。
可能是 1 人和文字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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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齊邦媛老師(1924-2024)

齊邦媛是遼寧省鐵嶺縣人,國立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一九四七年來台灣,起初任中興大學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直至一九八八年從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任內退休後任台大榮譽教授,並曾任美國聖瑪麗學院、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

她教學、著作,論述嚴謹;編選、翻譯、出版文學評論多種。不但引介西方文學到台灣,更將台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西方世界。她筆耕不斷,直至高齡而不輟筆,81歲起嘔心瀝血四年完成25萬字《巨流河》一書。記述自己從長城外的「巨流河」,到台灣南端恆春的「啞口海」,她的一生,正是整個二十世紀顛沛流離的縮影。

作家鄒欣寧於2014年專訪中如此描述:「莫能禦之的大時代,將齊邦媛的生命切割成中國、台灣兩個截然不同的塊面,卻一如《巨流河》與《洄瀾》兩書,兩相激盪出跌宕、壯闊卻完整的生命。」

謝謝齊邦媛老師。

(圖/2014年OKAPI專訪資料照,顏涵正攝影)
|永懷 齊邦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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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去拜訪齊邦媛教授,她已九十八高齡,住在養生村,每天與書為伍,偶爾寫寫文章,自得其樂;睡不著的時候,竟以背詩助眠。這本《植栽一座文化森林》能請老師寫序是我的最大榮幸,老師永遠是我們的榜樣。(簡靜惠 2021/11)

~《植栽一座文化森林》齊邦媛老師推薦序~

深植在台灣社會進展史的敏隆講堂

文 / 齊邦媛

那是經濟起飛的年代,一九七一年洪建全先生創辦基金會,簡靜惠由策畫執行至今五十年。文學界的朋友們,第二年(一九七二)即驚喜地發現基金會發行《書評書目》:臺灣第一本文學書評和新書介紹的期刊。不久又出版了簡宛的《愛.生活與學習》,當時幾乎是人手一册,開創了青少年讀物的高格調。

一九七四年設立了「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全臺首次如此隆重鼓勵兒童文學的奬項,投入兒童寫作及推廣,啟發了無數優秀作家。

我們很感謝自一九九一年,許倬雲教授將歷史專業融入人生的人文講座,從他與李亦園院士策畫的「宗教與社會倫理」、「現代社會的職業倫理」開始,到「抉擇與負責」、「文學與人生」、「革命的歷史教訓」、「信仰與學問」,到「從歷史看人物」等系列,在二○○三年十一月那些個秋日午後,古樸的敏隆講堂座無虛席。參與的心是對今日世界和人生最關懷的心,在聽講與思索之際,更深植了生命的寬厚深思之心。

一九九一年(紀念)洪敏隆先生人文紀念講座,更結合了人間情義和靜惠的人文教育深入民間的理想。聽講者,晴雨無阻前來,是年齡思緒更成熟的聽眾,知識與智慧的授受,影響即不祇限於個人了。

接著更年輕的一代如楊照、葉言都講歷史;葉思芬、朱秋而講文學;傅佩榮、王邦雄講哲學;劉岠渭講音樂……

靜惠以歷史畢業生的理想,設置敏隆講堂發揮現代人文休憩站的功能。在這個紛亂,災難頻襲的時代,人們最需要強韌的內心力量,世界上許多基金會就以它們豐厚實力建立諮詢機構,開發文史深度講座、出版……幫助人們建立自心的安定力量,加強判斷的能力,社會亦更穩定。

因為石家興與簡宛(初惠)和我的師生緣,靜惠和我多年來緣分更深,五十年來我看到年輕的靜惠,為基金會的理想奮鬥全心投入的熱忱,將她的足跡清清楚楚印在那些計畫裡,她投入文化講座和活動深廣的影響,工作團隊的努力,都已深植在臺灣社會進展的歷史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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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齊邦媛教授2024.03.30

2014年8月,我應「親子天下」之邀,幫忙編了一本《晨讀10分鐘--親情散文選》。我特別在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一書中,選了一個適合學生閱讀的段落「撒石灰的童年」,務必讓年輕的學生也有機會來親炙這本雄渾壯闊的好書。我想也許藉由這篇童年記憶的書寫,會勾引出學生找書來看的興致。當時,也應出版社之請,寫了簡要的導讀。

齊老師昨日遠走了,我就以這篇文章、導讀、兩封鼓勵我的信及2011年出席朗讀《巨流河》的照片,恭送老師一路好走。

撒石灰的童年 齊邦媛

  一九三四年夏天,突然間我得了病。
  我從小氣管和肺就不好,那一年暑假得了兩次肺炎,生命垂危,幾度又是氣若游絲的狀況。
  我父母很憂愁,有位醫生跟他們說:「她這種肺,應該到北方乾燥的地方,會好一點。」祖母那時還住在北平,得知我的病情,寫信說:「把她送到北平來吧。」祖母身體也不好,因為父親的關係,經常上德國人開設的「德國醫院」。
  我記得跟父親坐津浦鐵路到北平去,自己並不知此程的真正目的,只因為父親親自帶我,讓我感到很快樂。
  火車好似走了兩天兩夜,第二天過黃河鐵橋的時候,我第一次坐到餐車吃飯。父親把牛排切成小小的一塊塊給我,教我怎麼切、怎麼拿刀。在火車經過長長的鐵橋發出雄渾的轟隆聲中,我第一次和爸爸面對面坐著,那幸福的感覺我記得清清楚楚。
  北平德國醫院的醫生診斷後,對我父親說:「這孩子如果這樣下去,恐怕保不住了,你最好把她送到療養院。」
  父親又親手牽著我,把我送到離城二十里、位在西山山麓由德國人和中國人合資開設的「西山療養院」,那位德國醫生保證我到那裡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
  療養院採西式管理,病人是一個人住一間房。雖然我是院裡唯一的小孩,也得一個人住。
  每到晚上,我一個人睡在房裡就很怕,住了整整一年也怕了一年。
  那時候肺病是重症,有些人會治好,有些人治不好。因此院裡經常有人死去,死後院方會在病人住過的屋子裡撒石灰。本來我不懂,後來我知道,一撒石灰,就是有人死了。死亡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是一看到撒石灰就開始哭。
  院中有一位送飯的老王,是個白白、壯壯的男人,那時大概有三、四十歲吧。他有個女兒和我差不多大,他都叫我「丫頭」。每次我一哭,老王就說:
  「丫頭別哭!我去給你煮土豆!」
  土豆就是洋芋,那是我小時候最愛吃的。我到今天和好朋友出去吃飯,誰有一個煮好的、圓的洋芋,都會給我。每想起這事我仍悲傷難抑。
  六十多歲的祖母每個禮拜六坐二十里路轎子到療養院看我。每回她要走的時候,我就哭哭啼啼地想下床追,但又不能下床,就在床上喊:
  「我跟你回家!我跟你回家!」
  祖母的轎子走很遠了,還聽到我在哭,但又不能帶我走。有一次臨走時,她也哭了,眼淚在皺紋裡是橫著流的,至今我才明白何以古人文章裡說「涕淚橫流」……。
  療養院有一位女病人,我記得叫做張采蘋,大概二十五、六歲,我叫她張姐姐,老王說她是失戀生病的。她覺得我這個小孩滿靈的,對我很有興趣,她講什麼我都懂,常常偷偷叫我到她的病房(醫院不許我們到別人病房去)。她有很多新文學的書,大多是一九三五年左右的中文翻譯作品。她的書我都看了,至今還記得一本林琴南譯的《茶花女》,當時很喜歡他的筆調。
  有一天下午,我記得很清楚,有人在她的房間撒石灰,我就問老王:
  「張姐姐的房間為什麼撒石灰?」
  老王說:「丫頭,我去給你煮土豆。」
  雖然我不太曉得死是怎麼回事,但是知道她也死了。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死亡跟我的關係,因為石灰撒到我朋友的房間去了。
  我想那時候我大概鬧得太厲害了,整天哭哭啼啼的,把祖母鬧得夠受。我一生常常懷念祖母,她自我誕生之初開始,直到多病的老年還要為孫女這麼操心,我常常覺得虧欠她太多。幾年後,我們由漢口顛沛流亡許久到重慶,輾轉得到她逝世的消息,我始終很難相信,那冬天抱我的溫暖身體會變冷。
  我父母親七十歲的時候,搬到內湖安居直至去世,那是我們團聚最多最快樂的時期,也是父親與我談話最多最密切的時期。有一天晚飯後,他送我到湖邊等公車,我對他說當年在西山療養院的心情和它影響我終生膽小怕黑暗。
  「你們好殘忍,把我一個人送到那荒山上的醫院去。」
  他嘆息說:「我們那個時代,很少人懂得兒童心理學,我多年投身革命,出生入死,不知道小孩有那麼複雜的心理。那時我用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把你送去療養院,只希望你能活下來,親友都說我是很好的父親呢!」
  我們坐在等車的板凳上,無言許久,車到了才驚覺。
  他一定在想:「如果那時我懂這些,我會怎麼做?」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幸運的,父母生我、養我,辛辛苦苦留住我。
  住療養院那一年在無可奈何中,把讀書當作唯一的消遣,漸漸成了終身的興趣。書好像磁鐵,會吸引我。有時回想這深植我生命的書緣,大約可稱之為因禍得終身之福吧。
  記得出院時,在一位留學回來的表叔家看到中文版的亞當.斯密《國富論》(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當然看不懂,但也看得很快樂。我似乎抓到什麼就看什麼,同時也看《小朋友雜誌》,裡面有畫阿貓、阿狗的漫畫,我很看不起,可是我也看。我還記得用號碼連一連畫一隻狗,這些我也做。
  一年後醫生說我病好了,父親把我接回南京。我的大妹妹已經快兩歲了。
  最初我仍回鼓樓小學上學,但是同學都不跟我玩,後來才明白,因為他們的家長知道我曾得過肺病、上過療養院。我還記得有個同學名字叫萬芳,本來跟我最要好,是個長得嬌滴滴的小美人,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說:「我媽媽叫我不要跟你玩。」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錯事?不懂人家是怕傳染。
  後來家搬到新社區的寧海路,正好就把我轉到山西路小學。因為是轉學生,所以來往的都是轉學的和降班的邊緣人,相處得不錯。我作文特別好,老師對我很照顧,身體也漸漸健康進步,無憂無愁地就小學畢業了,那一年有很多可愛的回憶。
(轉載自《巨流河》,天下文化出版)

文章賞析
十歲的作者與父親坐津浦鐵路,在鐵橋雄渾的轟隆聲中,往北平去治病。雖然兩度性命垂危,但在她記憶裡留下的,卻是與爸爸在餐車中,面對面坐著的幸福時光。
離開家鄉、親人,在療養院沒有同齡朋友的日子裡,常有人死去。小女孩雖不明白死亡的意義,卻對撒石灰的動作充滿恐懼。這時憐惜她的王伯伯,就會給她煮洋芋吃。熱燙燙的,綿密的洋芋。
每當坐二十里路轎子來探望的祖母要回去時,她總是哭著要一同回家。病弱的女娃娃,坐在病床上哭求,祖母雖心疼,卻也明白怎樣對孩子才是好的。
這樣寂寞的日子裡,只有張姊姊能與她聊上兩句話。可某天下午,張姊姊的房間也灑上石灰,死亡這麼近。
恐懼的影子覆蓋著她,直到多年安定後,在湖邊等公車時,她才對父親提起在療養院的心情。父親面對「你們好殘忍」的控訴只回:「不知道小孩有那麼複雜的心理。」但兩人坐在等車的板凳上,無言許久,那樣的安靜寫盡了父女倆的相互疼惜。她自然也知道,那是無可奈何中最好的安排,孤獨反倒種下她一生的書緣,使閱讀成為她終身的友伴。
當她病癒回小學讀書,同學都不和她玩。被隔離與排除在外的寂寞縈繞,許久後,她才明白其中的因由。可喜的是,轉學後,因為書讀得多,作文寫得好,老師特別照顧她。不但身體健康多了,人緣也好,無憂無愁地從小學畢業。
「那一年有很多可愛的回憶。」在病危、恐懼、寂寞與孤獨過後,在奔亡、流離、傷痛與奮鬥之前,這一句,顯得特別敦厚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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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邦媛去世,我很為她高興,畢竟已經101歲了,而且最重要的回憶錄早已完成。

2009年我去長庚養生村採訪齊邦媛時,她85歲,花了四年半寫的回憶錄 《巨流河》剛出版,寫的是父親齊世英與她自己兩代人驚濤駭浪的一生。她一生都在人堆中活著,晚年得以獨居寫書,她把書房叫做「最後的書房」時,心裡必是愉悅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鋼鐵般的意志,以及她鄭重要求我答應她,以後離開壹週刊,不論高不高興,都不要罵黎智英,否則將看不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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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從容不迫 齊邦媛 

八十五歲的齊邦媛住在林口的長庚養生村四年半,除了剛來時認識的五個人,她幾乎不與別人打招呼,更別說交朋友。到自助餐廳吃飯她總是帶著書或資料坐在最後排,這樣她可以看到誰接近她。當那些慕名而來想認識她或想聊天的人先自我介紹然後問:「我可以坐這裡嗎?」她就會擺臉色說:「不可以,我要看書。」再問她就不回答了。

這天她帶我們來吃飯,遠遠地她悄聲跟我說,某方向什麼長相的是某某人,另一方向另一長相的是某某人。自然雙方都當作不認識。所以就可以推測,那些人都曾一腔熱血被她冷水澆熄過(她都記得人家名字身分)。她對於傷害了別人情感有些遺憾,但她有她的理由,「我一開始這樣,以後就不得罪他們,如果我跟他認識再來往再得罪就是背叛。」她不耐「妳有幾個兒子?為什麼不跟兒子住?丈夫呢?住這誰給錢?」這樣的問題。其他問題她也「沒慾望回答」。

這位孤僻老太太,有丈夫和三個兒子,一九八八年從台大外文系教授退休,八十一歲那年自己住進這個六十歲以上才能入住的養生村,開始寫回憶錄《巨流河》,四年後完成,堂堂二十五萬字。因此我們很可以理解她說的:「時間是我唯一重要的事。」她沒有日記,只靠驚人的記憶力、大量史料和她的鋼鐵意志。《巨流河》記述的是父親齊世英與她自己的一生,兩代人面對大時代大歷史,血淚斑斑但從容不迫。

齊邦媛愛吃甜點,有人經她同意來看她,通常會帶來甜點,她就打開當場大家吃掉。兒子寄來她愛吃的巧克力,她珍藏著慢慢吃。到處都是書,「我來之前把差不多的東西都丟掉燒掉毀掉,只留少數東西,因為這裡擺不下。」書都捐給台大的齊邦媛研究室,這裡的書都是重新買的。為了拍照她塗了點口紅,穿上紅色衣裳,襯著雪白的頭髮甚是美麗,她說:「我一生愛漂亮,至少要做到不醜惡。」對於我們一直拍照她很緊張。 

齊邦媛是遼寧人,一九二四年生,武漢大學畢業,一九四七年應聘來台大外文系做助教,與四六年來台的交通部工程師羅裕昌結婚。一九八八年自台大外文系退休前,她除了赴美進修兩年、國立編譯館工作三年,幾乎都在教書,也大量譯介台灣文學到西方國家,她同時也是國立台灣文學館的催生者。

《巨流河》是因父親齊世英才有,故事也從這裡開始。齊世英年輕時赴日、德留學,回國後與郭松齡將軍一同辦學,認同郭松齡反對內戰、實行民主的革新主張,並參與郭松齡倒戈反張作霖,希望改變東北落入日本手中的命運,結果兵敗流亡。後加入國民黨,為創黨元老,從事地下抗日活動多年。一九四九年來台,任立委,與蔣介石不睦,後因反對電價上漲政策遭蔣開除黨籍。齊世英長期支持並參與黨外運動,與雷震等人組「中國民主黨」,雷震等人後來遭蔣介石以《自由中國》冤案入獄。齊世英倖免,一九八七年去世。

八十歲才開始寫回憶錄,齊邦媛說,「我父親我哥哥都不認為我能做這種事,認為我不過寫點文學研究。」哥哥齊振一做過中央社記者,一直準備要幫父親寫傳,八○年代到美國辦報,因批評國民黨,報紙因無人敢出錢而被迫停刊,寫作計畫也放棄。「他放棄得太晚。等到我想到要寫時已經太晚,可是還是來得及,他們認為我不懂政治,其實政治不那麼難懂。」

齊邦媛將父親早年與郭松齡將軍反張作霖兵敗,以及後來長期從事抗日地下活動,與她流離不安的童年、整個求學時代交織寫成。她寫出父親當年的心情:「一路上打的都是勝仗,為什麼當瀋陽燈火可見的夜晚,我們就是渡不過巨流河?」巨流河是清代稱呼遼河的名字,「遼寧百姓的母親河」。

她拿出幾個月前《Time》的一篇回溯雅爾達會議的文章,她指著當時的世界地圖,「整個這樣一塊東北,中國恐怕還比它小一點,當時在戰略上是最重要的,次於德國和最早的戰線日本。不是我們自己說,是西方國家都認為東北很重要,這其中的憾恨在於,我們的生命完全由別人支配、沒有發言權。蔣總統和毛澤東他們憑什麼?只因為你不行!我父親對郭松齡失敗最傷心的是,我們曾經有機會可以把東北握在自己手裡。」

「我父親也不完全是為了那個地方,也為那些跟他革命的人死得冤枉。他覺得對不起他們。當初是因為他去組織、煽動他們出來打仗,那些人都是有職業的人,不是沒職業才去打仗。」

齊邦媛在書中回憶,童年時母親有段時期常要接待來自家鄉的革命志士的家人和學生,有一天,一位伯母和她母親在屋裡哭,母親要她帶伯母的兩個小男孩到院子玩,小兄弟說:「 不知為什麼我爸爸的頭掛在城門樓上?」

齊邦媛受父親影響很大,父親長得英挺帥氣,不罵人,不說無聊話(有人說無聊話他會生氣),還有,「我父親很不喜歡表演,他最早被國民黨開除時,新聞界對他很有興趣,他都笑而不答,沒有一點倒楣的樣子。人倒楣的時候不要看起來倒楣就不倒楣了。」

齊世英晚年接受中研院做口述歷史,只肯講到一九四九年來台,之後的事不願提及,「是因為他不願批評蔣介石,君子絕交不出惡言。」父親的行止齊邦媛不但一生遵行,她還鄭重告訴我,將來若離開壹週刊,不論高不高興,都不要罵黎智英,否則將看不起我。我連忙稱是。

齊邦媛自己的生命歷程亦是驚險萬端。她的求學過程因戰事而流離失所,一九四七年讀武漢大學最後一年時,更遇上六一慘案。當時正值國共內戰,學生運動風起雲湧,那天校園發生警備司令部進入武大校園逮捕共產黨師生事件,三名學生被槍擊死亡。齊邦媛由於父親的背景,並未參與學生運動,早已被同學排擠,事件發生後,她被憤怒的同學要求寫悼文。她誠心寫完,同學也未再為難她。

至於那時為何沒有像大多數的同學那樣左傾,齊邦媛說,「因為我在那樣的家庭長大,我看到中央政府重要的人物在我們家做朋友,他們不是那麼腐敗,而且多半都是知識份子,不像共產黨說的。共產黨那樣說是為了宣傳。我們那些同學,或像聞一多那些人,連邊都挨不上。他們不知道中央那些是什麼樣的人,而我知道。我寫這本書還有個力量就是,我很想留下他們那一代人的樣子,這代人已經沒辦法瞭解。」

不久她畢業了,時局很亂,父親的好友馬廷英(按,馬世芳的祖父)負責從日本人手中接收台北帝國大學(即台灣大學),外文系需要助教,齊邦媛便拿了聘書和父親為她買的來回票,來到她日後將埋骨於此的台灣。

一九四八年結婚後,中國時局更亂,許多人開始搭船逃到台灣。她與丈夫時常要到基隆碼頭接父親的友人。她回憶:「最後一次去接船是一九四九年農曆除夕前,去接鄧蓮溪叔叔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一家六口。我們一大早坐火車去等到九點,卻不見太平輪進港,去航運社問,他們吞吞吐吐地說,昨晚兩船相撞,電訊全斷,恐怕已經沉沒…。」船難至今六十年,「我兩人當時站在基隆碼頭,驚駭悲痛之情記憶猶如昨日。」

太陽快下山了,我們要抓住最後的光線在外面拍照。齊邦媛起身帶我們去她每天傍晚散步的小徑。一路上都是樹,樹上開著各色的花,靜謐而美麗,「在這個地方,我把過去一寸一寸建構起來。想下一章、下個句子要怎麼寫,有時腦袋很忙,但也很快樂。在城裡可不能這麼做。我在麗水街住時幾次差點被車撞了,因為我常常在想事情。」

她每天早上八、九點起床,是因為她前一天工作到夜裡兩、三點才睡。「人的精神力量很大,我現在有一股勁兒撐著我。我父母親都是坐著死的,不是躺在那裡拉拉扯扯不完。我現在就下功夫,希望以後照顧我的人不要把我插管子,如果我不行了就教我走,夠本了。我最恨生命無盡地延長。」

她房間桌上顯目處擺著一份遺囑和簽好的「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書」。
她這樣擔憂,有部份原因跟她病中的丈夫羅裕昌有關。羅裕昌是一九四六年最早一批交通部考試分發來台的人員,原先做鐵路號誌。齊邦媛六○年代曾因妹妹嫁至美國也考慮申請移民,「我先生說,以他這樣一個電機工程師,能有機會在這麼大的場面做一個全新設計,已經很滿意了,他很想留在台灣。」齊邦媛也就打消移民念頭。

不久羅裕昌又負責鐵路電氣化工程,這在當時是亞洲第一套,他更是日夜投入。未料卻在白色恐怖時遭到調查,幸有鐵路局長力保。齊邦媛回憶,「那幾個星期眼睜睜看著他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回家,晚上在餐桌上寫(自白書)至午夜。」

羅裕昌少年曾患中耳炎,此時便因憂勞過度復發。一九七九年鐵路電氣化完工,他獲頒五等景星勳章,但聽力只剩一半,後又努力完成北迴和南迴鐵路擴建工程,一九八五年退休時,聽力只剩十之一二。齊邦媛描述:「他與我有事相談時也多半靠筆寫,退休後不易與人交往,淡泊之外,更加沉默了。」不幸的是,二○○三年羅裕昌因病住進加護病房,氣切插管,至今未能出院。

二十五萬字寫不完這兩代人,如何在歷史的洶湧波濤中努力掙扎不致滅頂。幾年前齊邦媛曾住在美國兒子家,每天早上媳婦開車送小孩上學,把她送到圖書館,小孩下課,把她一起接回。再之前,她有很多年都保持一個習慣,每逢生日,她一個人到墾丁福華飯店住一星期,面對大海,讀書、寫文章。她一直都需要獨自的空間。

「我年輕時宿舍十八個人一間,整天連上廁所都是靠著走。一直到小孩大學畢業做完軍官出國,我都五十多歲了,都在人堆裡活著,人山人海。」

她拍拍養生村她房裡的這張書桌,「我到這裡來,第一眼看到這張桌子覺得跟福華飯店那張很像,我大叫一聲:『這就是我要的!』」她把這裡叫做「最後的書房」時,心裡必是喜悅的。 

2009/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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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邦媛 小檔案 1924 元宵節生於遼寧省鐵嶺縣。
1937 抗日戰爭開始,開始輾轉流離的求學生涯。
1943 聯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後轉外文系。
1947 大學畢業,九月赴台灣大學外文系擔任助教。
1948 與羅裕昌結婚。二人育有三子。50年隨夫調職台鐵台中段,定居台中17年。
1953 台中一中任教高中英文。
1956 考取美國Fulbright 交換教師計畫,赴美半年。
1958 中興大學任講師,兼任故宮博物院英文秘書。
1967 隨夫調職回台北。第二次考取Fulbright獎學金,赴美任教。同時入印第安那大學進修比較文學。
1969 返台回中興大學出任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
1972 出任國立編譯館編纂兼人文社會組主任,兼任教科書組主任。
1977 台大外文系專任,至88年退休,89年台大頒贈名譽教授位。
2009 出版回憶錄《巨流河》。
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台灣)選集》、《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台灣一九七○至一九八九》、與王德威合編《最後的黃埔》等;著有評論集《千年之淚》《霧漸漸散的時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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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日文本

池上貞子、深谷真理子 譯 杉山一樹    出版社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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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難寫的序──日文版《巨流河》出版 【齊邦媛】 2011.07.16

前言:《巨流河》在台灣出版整整兩周年的今天,我手裡捧著國際快遞寄來的日文譯本,上下兩冊,山村燈下,看著自己童年的照片,竟不知已淚流滿面。日本讀者會怎麼看這本書呢?中日戰爭那八年,有數百萬日本兵死在深不可測的中國大陸。而中國人,前十年被追殺奔跑,後六十年大離散,數千萬人數代湮沒。死者默默,生者豈可無言?我日思夜想多年,也寫了多年,這本書在台灣,在大陸都有很多回響,但是這日文譯本的序卻最是難寫,太多該說的話,都寫不明白,剪不斷,理還亂,一世紀的傷逝憾恨怎麼說得明白?日文譯者池上貞子、深谷真理子,有如此超越出塵的文學姓名,也象徵了文學清朗的胸懷。一本書開始活著,是讀者說話的時候。(齊邦媛寫於2011年7月7日)


巨流河是清代稱呼遼河的名字,她是中國七大江河之一,遼寧百姓的母親河。啞口海位於台灣南端,是鵝鑾鼻燈塔下的一泓灣流,據說洶湧海浪衝擊到此,聲消音滅。

這本書寫的是一個並未遠去的時代,關於兩代人從巨流河落到啞口海的故事。

六十年來我在台灣,我讀書,教書,寫評論文章為他人作品鼓掌喝采,卻無一字一句寫我心中念念不忘的當年事──郭松齡在東北家鄉為厚植國力反抗軍閥的兵諫行動;抗日戰爭初起,二十九軍浴血守華北,犧牲之壯烈;南京大屠殺,國都化為鬼域的悲痛;保衛大武漢時,民心覺醒,誓做決不投降的中國人之慷慨激昂;奪回台兒莊的激勵;萬眾一心,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川黔路奔往重慶,絕處求生的盼望;漫長歲月中,天上地下,在四川、滇緬路上誓死守土的英勇戰士的容顏,堅毅如在眼前;那一張張呼喊同胞、凝聚人心的戰報、文告、號外,在我心中依然墨跡淋漓未乾。那是一個我引以為榮,真正存在過的,最有骨氣的中國!

半世紀以來,我曾在世界各地的戰爭紀念館低迴流連,尋求他們以身殉國的意義;珍珠港海水下依然保留著當年的沉船,愛丁堡巨岩上鐵鑄的陣亡者名單,正門口只寫著:「Lest We Forget」(勿忘!)──是怎樣的民族才能忘記這樣的歷史呢?

為了長期抗戰,在大火焚燒之中奔往重慶那些人刻骨銘心的國仇家恨,那些在極端悲憤中為守護尊嚴而殉身的人;來台初期,單純潔淨地為建設台灣而獻身、扎根,不計個人榮辱的人。許多年過去了,他們的身影與聲音伴隨我由青壯、中年,而一起步入老年,而我仍在蹉跎,逃避,直到幾乎已經太遲的時候。我驚覺,不能不說出故事就離開。

似那尋覓築巢的燕子,我終於在桃園找到這間最後的書房,月升日落,身心得以舒展安放,得以一筆一畫寫出我這本心願之書。

如今《巨流河》日文譯本即將問世,這篇序卻是難寫。我的國族,家庭命運深深陷在中日關係的歷史中,整整百年,千絲萬縷的愛、恨、情、仇,當從何處說起?

理智地來說,我終生不能了解,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怎麼會有那麼持久的,不停歇的傷害?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不僅造成當年那數千萬人的死亡,也造成了至今仍有數百萬人,漂泊異鄉,至今數代不能回歸故鄉。

而在情感上說,中日兩國是近鄰,文化上自古都在師友之間。在我父親那一代很多的知識分子曾「東渡扶桑」去留學,在日本都有良師益友。2002年我專程去金澤市追尋我父親讀了三年金澤四高的足跡,終於找到紀念館。他們很興奮地在校友名錄找到1920級的齊世英名字,名字下面是一片空白。1920以後他去了哪裡?他由金澤四高畢業保送京都大學哲學系,轉學去了德國,回中國參加反軍閥革命,結識了當時的日本駐瀋陽總領事吉田茂。中日戰爭後再度相見,曾多次聚談,吉田茂是他終生欽佩的政治家。我在金澤住了五天,每天在古巷舊街間行走,拜訪古蹟及著名的兼六園,記得父親在世時常常說起在金澤讀書美好的歲月。想著這近百年的中日恩怨真是感慨萬千。

在那八年漫長的對日戰爭中,我對日本人最清晰的印象是1945年二月,中國農曆年剛過,在那美麗的三江匯流的四川樂山古城,極寒冰的早晨,我與三位同學去文廟上朱光潛老師的英詩課,由文廟廣場進了廟門,迎面看到櫺星門旁石柱上貼了一大張毛筆寫的布告,墨汁淋漓似尚未乾:

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美國巨型飛機一千八百架轟炸東京,市區成為火海。日本首相小磯惶恐,入宮謝罪。

站在這布告前的數百個中國大學生,已經在戰爭中熬了八年之久,大多數的人全靠政府公費生存,衣衫襤褸,面黃肌瘦,在大塊石板鋪的文廟正庭,無聲無言地站著,讀到這樣的復仇消息,內心湧出複雜的欣喜。

我也無言無語,沉痛而歡欣地站在石柱之前,想像那遮天蔽日的死亡降臨之際,有些女人把在中國戰場戰死的情人或丈夫的骨灰綁在和服的背袋裡,火海裡,這些骨灰將被二度焚燒……

1947年,初來台灣大學任助教時,在單身宿舍,第一次睡在榻榻米上,長夜漫漫,在窗外樹間聽收音機播放〈荒城之月〉,在音樂中忘記它是日本歌,令我想起在崇山峻嶺的川黔路上逃難時,荒郊寒夜的風聲犬吠;想想那數百萬死在侵略中國戰場上的日本兵,雖是我們痛恨的敵人,家中也有人在寒夜等他們回家吧。

近七十年後2011年,我在台北看到日裔美籍攝影家中川治(Osamu James Nakagawa)的展覽:以Banta「崖」為名。戰後出生的藝術家,用最新科技攝製一系列沖繩島的斷崖絕壁,想用色彩沉重懾人的岩石和洞穴寫真,重現二次世界大戰時數十萬人跳崖的悲痛。崖間的和平公園是我一直想去參訪之地。我寫《巨流河》時心中亦是充滿了那樣虔敬而悲痛的心情。

感謝池上貞子、神谷真理子教授將此書譯成日文出版,感謝黃英哲教授的促成與種種協助。願此書日文版之問世,可增加我兩國民間的認識,尤其是知識分子對災難的態度,增加人類的悲憫心,促進世界的和平與和諧。

感謝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以〈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這樣切中我心的評論,為此書作真正的導讀。他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專家,兼蓄歷史眼界與文學胸襟,對我所寫的時代和家鄉有深刻的了解,也因此能見人所未見,點明這是一本「惆悵之書」。書中人物有許多也是他生命中的人物,自幼耳聞目睹,他知道他們打過的每一場仗,跑過的每一條艱難路,知道他們所秉持的理想和護住的聖潔的人性光輝,絕不能粗陋地以成敗論英雄。感謝他鼓勵我,回應時代暴虐和歷史無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學書寫超越政治成敗的人與事。

書寫前,我曾跟著父母的靈魂作了一趟返鄉之旅,獨自坐在大連海岸,望向我扎根的島嶼。回到台灣,在這間人生最後的書房,寫下這一生的故事。即使身體的疲勞如霜雪重壓下的枯枝,即使自知已近油盡燈枯,我由故鄉的記憶迤邐而下,一筆一畫寫到最後一章,印證今生,將自己的一生畫成一個完整的圓環。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將化為灰燼,留下這本書,為來自巨流河的兩代人作個見證。





注意,英文版的副標題。
能夠妥協的簡體字版,不見得皆大歡喜:"2010年底,《巨流河》簡體字版由北京三聯書店取得授權,雖在少許刪節的立場上有些折沖與磨合,但終能順利出版。齊邦媛這個名字也由此為大陸讀者熟知。"
比較:《巨流河》日文版在日本正式出版了20,日本相關部門沒有進行篡改與閹割,這是讓日本讀者重新看待八十年前戰爭真相的最佳讀本。
中華民國筆會──和 John Balcom 。
筆會前季刊主編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英文版,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中心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將在七月初正式出版。
本書譯者陶忘機 John Balcom 也是筆會季刊的長期合作名家,《巨流河》透過他的譯筆,將齊教授這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也是記錄台灣文學走向世界的大事紀,介紹给西方世界。
齊邦媛教授於八十高齡時以四年時間完成《巨流河》,苦心孤詣,深情至性。她的個人生命歷程,映照了兩岸的大時代洪流,呈現了二十世紀中國的局勢變遷與戰爭帶來的顛沛流離,是紀實,也是史詩。
《巨流河》中文版2009年在台灣出版時,立刻引起華文文壇及各界廣大注目,討論評述者眾,英譯本出版,更將把影響帶上國際,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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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9
最近看了兩標題,不管是紐約時報或者哈佛商業評論HBR,我都認為老美的說法,有點天真。中共政權盡管殘暴,它一向一以貫之,欲置它認為的"台獨勢力"於死地。

紐約時報8月20日早报 - 蔡英文过境美国激怒中国......
天真的 HBR 分析:Why Western Digital Firms Have Failed in China

所以,我說, 中共乃敵國也

Windson Chen 分享了 1 則貼文。
對中共「無理取鬧」製造統ㄧ假象,政府千萬別客氣!必須要即時祭出讓那些妄想「聯共促統」有感的反制作為,只要ㄧ查獲領18碼居住證者,馬上吊銷健保卡!規勸不果則實施「限制入出境」!如再不從,逕予取銷身分證除籍,成全這種認同中共的敗類~如官員「抗命」延誤,也移送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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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我對齊邦媛先生、李敖先生、余光中先生的某些中共看法的印象。以下敬稱先生就"免了。
齊邦媛、李敖、余光中等三人,都是生在中國大陸的,然而,我認為他們在對台灣(人)的認同上。高低順序為齊邦媛、李敖、余光中。

齊邦媛先生在九三人文巷 (天下文化)的《巨流河》出書一周年的紀念演講,很令人動容:她是為大家寫出該書的;她大體上是屬於挺起腰桿抗戰的一代,可是她也知道,很多在座的下一代的聽者或讀者,是致力於"台灣"的一代。
事實上,兩岸初通,齊邦媛即率團參加兩岸的文學團體聚會,中共即要統戰,而齊先生說,還不是時候 (參考《巨流河》)。


李敖先生的北大演講,固然讓他有VIP待遇的快感,然而,他後來也說了,中國不會將重要職位給台灣人的 (中國對某些台灣人好,是有目的的,骨子裏是不信任的。

余光中先生雖然有中國鄉愁,他對馬氏BUMBLER (2012/11/23 - 最近最火紅的一個英文字,大概就是bumbler了。《經濟學人》用這個字形容總統馬英九........)的諂媚解釋,大家都知道。

我還想提醒大家,齊邦媛、李敖、余光中等三大家可能都(將)是葬於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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