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廢除總統直選 林濁水:主張「準內閣制」
顏振凱 2014年12月23日 11:07495 點擊數
民進黨前立委林濁水23日表示,他主張憲改,但沒有主張廢除總統直選。(資料照片,宋小海攝)
積極推動內閣制憲改的民進黨前立委林濁水於23日受訪時說,他並沒有主張廢除總統直選,嚴謹的說,他的主張是「準內閣制」、「傾向內閣制運作」。他也認為,雖然在新北市長朱立倫拋出內閣制憲改主張後,綠營對朱的質疑、批評聲浪不小,但他認為憲改已是各界共識,成局的機會很大。
林濁水還說,針對憲改,他認為約略浮現出5點共識,就是1.雖然確實有停選總統的主張,但總統應繼續選;2.總統權力要受節制,閣揆同意權要恢復。3.內閣不能與民意脫節,閣員應有國會議員身分,或如法國體制,閣員由國會議員辭職後出任,遺缺再遞補。4.國會席次要合理增加。5.廢除考試院、監察院。
太陽花學運前,林濁水曾拜會新北市長朱立倫,和朱討論內閣制憲改,堪稱讓朱在1129大選國民黨慘敗後,拋出內閣制憲改的重要推手,不過林也說明,在選後,他並未和朱再碰面,但他認為朱日前的動作,是「已沒有其他路可以走。」
林也指出,當初他在拜會朱立倫、討論內閣制修憲議題時,並沒特別談到是否廢除總統選舉的問題,雙方是聚焦在如何建立有效行政體系及內閣如何與民意銜接。當時在不少媒體所做的2016大選民調都明顯領先蔡英文的朱也認為,他不願當選後最後也成為10%總統。
朱立倫和也曾表態認為內閣制最能反映民意的前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近日都公開主張,憲改後的新體制,可待 2020再實施,林則認為,這是面對外界的動機質疑,告訴各界「我希望我有機會做(指當總統)時,要有新制度」,惟他倒期盼,憲改如成功,要在2016年就實施,因為這當然是為蔡英文好,希望蔡英文能有個好制度來運作。
林濁水說,憲改無論怎麼改,都比當前體制好,他表示陳水扁、馬英九都無法妥善使用、連李登輝前總統都覺得不好用的制度,未來如蔡英文當上總統,要如何運作使用?
林濁水也分析,事實上,李登輝雖催生當前的體制,靠著威權遺敘、民主先生光環及國會多數3原則運作,但回顧歷史,到李第2任總統後期,體制運作也出了問題。連李的能耐運作都會有狀況,加上後來扁、馬,讓李更驚駭,他認為李對這波憲改的公開發言,甚願否定自己創造的過去,就是有強烈的使命感,「且李再怎講,也是偏綠吧!」
對綠營內不少因2016勝選機會大,質疑內閣制聲浪,林濁水也澄清,從頭到尾,他都是主張要保留總統直選,所以嚴格來講,他的主張是「向內閣制傾斜的憲改」,是「準內閣制」,而他個人期盼的憲政運作,是類似芬蘭目前憲政體制,總統、閣揆分別扮演「憲政中心」、「行政中心」角色。
中共立場一向堅持台獨和中華民國都是非法的,因此,重要的政界人士一旦登陸訪問中國,台灣社會便都眼睛瞪得大大地看他們遇到這兩個問題時怎樣回應。
圖片來源:賴清德Flickr相簿
過去藍營人士到中國,反台獨是標準演出,《連胡公報》國共聯手反獨是其中典範。國民黨反獨當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們對待中華民國的態度。在台灣堅持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主張面對中共時立場一中各表的中國國民黨,到了中國只敢跑到中山陵去表中華民國,好像刻意向中共表態,中華民國只和過世的人連在一起了,中華民國是過去式了,只是歷史名詞了。既然在中國中華民國只是歷史遺物了,所以國民黨人士開口都小心遵守從北京台灣沒有中央政府也沒有總統只有「領導人」的指示;甚至在中國官員或運動員來台參賽的公開場合,以前的馬市長,2008的馬總統都令警察賣力地取締青天白日旗,告訴中國他不但「一個中國,中華民國不表」,而且還要取締中華民國的。
至於民進黨人士,在國內,他們對中華民國怎樣也沒辦法像國民黨人士那樣深情地愛,甚至還有認為國號最好改一改的;但是在海外,或在台灣遇到中共時,捍衛青天白日和中華民國的卻反而是綠營人士。只是,到了中國,過去民進黨人士小心翼翼的程度比國民黨其實好不了太多。直到陳菊市長到北京,才打破禁忌,既說台灣有中央政府,還有個總統叫馬英九,等到他辦高雄世界運動會更進一步在有中國參加的國際場合,讓大會主席邀請馬英九以中華民國總統的名義上台致詞。
經這一番演出,陳菊民間聲望猛然竄升到全國第一,迄今未退。
陳菊到中國,並沒有遇到中共向她挑戰台獨問題,至於其他民進黨重要人士遇到這個問題時,則多半支吾其詞,說「台灣前途應該交由台灣人民決定」,算是很強硬的了。由於過去民進黨人士幾乎都如此,因此當賴清德在中國回應說,台灣獨立是台灣社會最大的共識,民進黨廢除了台獨黨綱也不會解決台灣社會支持台獨的問題時,消息傳到台灣,朝野同樣震撼。當然有些人─藍綠都有─是嚇壞了,但是一方面台獨早已成台灣社會的主流;一方面,北京對台灣的壓力已經施加得太久了,因此賴清德就像當年的陳菊一樣得到強烈的佩服和贊美,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適時給他肯定。
真有勇氣講出了我們心中的話,社會普遍從這角度肯定他。但是其實他這樣做的意義並不只是展現台灣人的勇氣而已。他這樣做還可以從兩岸互動的長途的戰略選擇的角度來評價。
面對中共,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政界人士要怎樣處理主權和台灣國家定位?這一直有幾個最常被採用的途徑:
1,顧左右而言他;2,主張中國也民主化了再談統一;3,只強調自已的立場是尊重台灣人民的決定;4,強調中國應該尊重台灣的事實獨立,則台灣應該放棄法理獨立。
這些處理方式大體上有長短程的雙重目標考慮:
a,在見面的當下,避免尖銳對立,至少避免彼此尷尬;
b,在長期的戰略方面,讓北京認為處理台獨沒有急迫性,甚至讓北京感到台灣沒有堅決的台獨意識而因維持了統一的信心的同時願意維持台海的和平現狀。
然而這些處理方式最大的弱點是,這種對自己台獨立場掩掩遮遮的姿態,事實上強烈地為台獨形塑了上不了枱面的「不道德」,甚至是不合法的氛圍。這就讓北京/台灣雙方處在合法正當vs.不合法不正當的位置上了,無論如何,這不是一個對台灣有利的位置,將讓北京對台灣產生有施壓就有效的判斷和對兩岸統一產生不切實的期待甚至棌取有害的政策。這樣做,短期雖然有緩和局面的效果,但不利長期的和平相處;有戰術作用卻有戰略重大的損失。
因此,就有另一個不同的戰略,那就是面對中共時,對台獨立場不閃避,但對中共展現互利的善意,避免逢中必反,採取務實彈性的具體政策,簡單地說就是以「立場清晰,態度善意,政策務實彈性」三原則來面對中國,這種做法相對於激進台獨主義者,可以叫做「穩健台獨」。
「穩健台獨」並不是新鮮的策略,已經被提出來很久了,(其論述見《世界圖像下的台灣共同體》和民進黨2014年對中政策檢討紀要之四「從四象限盤點藍綠對中戰略http://dppnff.tw/group_data.php?id=225&data=result)但據以實踐的人,非常稀少,知名政界人士採取這三原則登陸中國的,更是施無僅有。如今賴清德算是第一個首開記錄的。
這個策略的邏輯是,兩岸分立的現實已經持續了一甲子還多,可見的未來也看不到這現實有被推翻的可能性,因此台灣應該以善意的態度讓北京逐漸習慣兩岸分立及民進黨和台灣主流民意一致支持台灣獨立這兩個現實,這樣,將有助於北京採取更理性務實的兩岸政策,而使兩岸的交往優質化。
很有趣的是「讓北京逐漸習慣兩岸分立和民進黨和台灣主流民意一致支持台灣獨立這兩個現實」這一個主張,統治和激進獨派兩極都不支持,因為他們同樣認為北京不可能有這樣的轉變。
然而最近的發展似乎證實他們看錯了中共,當遇到立法院不分朝野立委居然一致通過決議要求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到中國時不可以主張反對台獨和太陽花運動兩個出乎意料的衝擊之後,北京終於出現務實地面對台灣的現實態度。
上月底台灣指標民調公司公佈台灣民眾 肯定兩岸是「國與國的關係」的有59.7%等四項兩岸關係民調。5月30日,中國中央電視台破天荒地把四項民調全報導出來,主播並提到太陽花運動,表示「如果不是在台灣的話,恐怕感受不到這些事件對台灣社會所帶來的衝擊和震動,是相當巨大的」。主播在公佈民調前,還先提醒大陸觀眾「台灣的主流民意,與大陸觀點有相當大的落差」。
非常湊巧地,央視竟然等於先替中國民眾打了預防針讓他們面對賴清德的驚人之言。不只如此,儘管台灣不分藍綠都有人上電視上替賴清德提心吊膽,但是,國台辦6月11日上午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在記者問到對賴清德在上海參訪提到「台獨」,並稱「台灣的前途由2300萬人民共同決定」的說法,中國是什麼態度時,發言人范麗青在照本宣科唸一段「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外,她從容回應,「對於台灣人士,無論是誰,以前有過什麼主張,只要現在贊成、支持和參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願意到大陸來交流訪問,我們都樂觀其成。」
此外,中方的統戰刊物《中國評論》,還繼續對賴清德中國行大加肯定,説「這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交流,也是一次成功的城市外交。」至於對台獨立場則雖然表態「並不是同意民進黨人到大陸肆無忌憚地推銷台獨主張。」但仍然說「對於賴清德訪問大陸,當然要支持。但是,就此以為賴清德放棄了原本的原則立場,也是不現實的。賴清德今後的生存與發展,還是離不開原來的政治土壤。」態度相當務實。
從賴清德中國行迄今明發展來看,可以算是穩健台獨的策略的一次成功的實踐,中國的反應和過去比大有不同,雖然兩岸未來的發展變數仍然既大且多,但是,「穩健台獨」策略已經通過了初步的考驗,這一個對兩岸都有利的策略顕然值得繼續走下去。
中共立場一向堅持台獨和中華民國都是非法的,因此,重要的政界人士一旦登陸訪問中國,台灣社會便都眼睛瞪得大大地看他們遇到這兩個問題時怎樣回應。
圖片來源:賴清德Flickr相簿
過去藍營人士到中國,反台獨是標準演出,《連胡公報》國共聯手反獨是其中典範。國民黨反獨當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們對待中華民國的態度。在台灣堅持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主張面對中共時立場一中各表的中國國民黨,到了中國只敢跑到中山陵去表中華民國,好像刻意向中共表態,中華民國只和過世的人連在一起了,中華民國是過去式了,只是歷史名詞了。既然在中國中華民國只是歷史遺物了,所以國民黨人士開口都小心遵守從北京台灣沒有中央政府也沒有總統只有「領導人」的指示;甚至在中國官員或運動員來台參賽的公開場合,以前的馬市長,2008的馬總統都令警察賣力地取締青天白日旗,告訴中國他不但「一個中國,中華民國不表」,而且還要取締中華民國的。
至於民進黨人士,在國內,他們對中華民國怎樣也沒辦法像國民黨人士那樣深情地愛,甚至還有認為國號最好改一改的;但是在海外,或在台灣遇到中共時,捍衛青天白日和中華民國的卻反而是綠營人士。只是,到了中國,過去民進黨人士小心翼翼的程度比國民黨其實好不了太多。直到陳菊市長到北京,才打破禁忌,既說台灣有中央政府,還有個總統叫馬英九,等到他辦高雄世界運動會更進一步在有中國參加的國際場合,讓大會主席邀請馬英九以中華民國總統的名義上台致詞。
經這一番演出,陳菊民間聲望猛然竄升到全國第一,迄今未退。
陳菊到中國,並沒有遇到中共向她挑戰台獨問題,至於其他民進黨重要人士遇到這個問題時,則多半支吾其詞,說「台灣前途應該交由台灣人民決定」,算是很強硬的了。由於過去民進黨人士幾乎都如此,因此當賴清德在中國回應說,台灣獨立是台灣社會最大的共識,民進黨廢除了台獨黨綱也不會解決台灣社會支持台獨的問題時,消息傳到台灣,朝野同樣震撼。當然有些人─藍綠都有─是嚇壞了,但是一方面台獨早已成台灣社會的主流;一方面,北京對台灣的壓力已經施加得太久了,因此賴清德就像當年的陳菊一樣得到強烈的佩服和贊美,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適時給他肯定。
真有勇氣講出了我們心中的話,社會普遍從這角度肯定他。但是其實他這樣做的意義並不只是展現台灣人的勇氣而已。他這樣做還可以從兩岸互動的長途的戰略選擇的角度來評價。
面對中共,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政界人士要怎樣處理主權和台灣國家定位?這一直有幾個最常被採用的途徑:
1,顧左右而言他;2,主張中國也民主化了再談統一;3,只強調自已的立場是尊重台灣人民的決定;4,強調中國應該尊重台灣的事實獨立,則台灣應該放棄法理獨立。
這些處理方式大體上有長短程的雙重目標考慮:
a,在見面的當下,避免尖銳對立,至少避免彼此尷尬;
b,在長期的戰略方面,讓北京認為處理台獨沒有急迫性,甚至讓北京感到台灣沒有堅決的台獨意識而因維持了統一的信心的同時願意維持台海的和平現狀。
然而這些處理方式最大的弱點是,這種對自己台獨立場掩掩遮遮的姿態,事實上強烈地為台獨形塑了上不了枱面的「不道德」,甚至是不合法的氛圍。這就讓北京/台灣雙方處在合法正當vs.不合法不正當的位置上了,無論如何,這不是一個對台灣有利的位置,將讓北京對台灣產生有施壓就有效的判斷和對兩岸統一產生不切實的期待甚至棌取有害的政策。這樣做,短期雖然有緩和局面的效果,但不利長期的和平相處;有戰術作用卻有戰略重大的損失。
因此,就有另一個不同的戰略,那就是面對中共時,對台獨立場不閃避,但對中共展現互利的善意,避免逢中必反,採取務實彈性的具體政策,簡單地說就是以「立場清晰,態度善意,政策務實彈性」三原則來面對中國,這種做法相對於激進台獨主義者,可以叫做「穩健台獨」。
「穩健台獨」並不是新鮮的策略,已經被提出來很久了,(其論述見《世界圖像下的台灣共同體》和民進黨2014年對中政策檢討紀要之四「從四象限盤點藍綠對中戰略http://dppnff.tw/group_data.php?id=225&data=result)但據以實踐的人,非常稀少,知名政界人士採取這三原則登陸中國的,更是施無僅有。如今賴清德算是第一個首開記錄的。
這個策略的邏輯是,兩岸分立的現實已經持續了一甲子還多,可見的未來也看不到這現實有被推翻的可能性,因此台灣應該以善意的態度讓北京逐漸習慣兩岸分立及民進黨和台灣主流民意一致支持台灣獨立這兩個現實,這樣,將有助於北京採取更理性務實的兩岸政策,而使兩岸的交往優質化。
很有趣的是「讓北京逐漸習慣兩岸分立和民進黨和台灣主流民意一致支持台灣獨立這兩個現實」這一個主張,統治和激進獨派兩極都不支持,因為他們同樣認為北京不可能有這樣的轉變。
然而最近的發展似乎證實他們看錯了中共,當遇到立法院不分朝野立委居然一致通過決議要求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到中國時不可以主張反對台獨和太陽花運動兩個出乎意料的衝擊之後,北京終於出現務實地面對台灣的現實態度。
上月底台灣指標民調公司公佈台灣民眾 肯定兩岸是「國與國的關係」的有59.7%等四項兩岸關係民調。5月30日,中國中央電視台破天荒地把四項民調全報導出來,主播並提到太陽花運動,表示「如果不是在台灣的話,恐怕感受不到這些事件對台灣社會所帶來的衝擊和震動,是相當巨大的」。主播在公佈民調前,還先提醒大陸觀眾「台灣的主流民意,與大陸觀點有相當大的落差」。
非常湊巧地,央視竟然等於先替中國民眾打了預防針讓他們面對賴清德的驚人之言。不只如此,儘管台灣不分藍綠都有人上電視上替賴清德提心吊膽,但是,國台辦6月11日上午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在記者問到對賴清德在上海參訪提到「台獨」,並稱「台灣的前途由2300萬人民共同決定」的說法,中國是什麼態度時,發言人范麗青在照本宣科唸一段「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外,她從容回應,「對於台灣人士,無論是誰,以前有過什麼主張,只要現在贊成、支持和參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願意到大陸來交流訪問,我們都樂觀其成。」
此外,中方的統戰刊物《中國評論》,還繼續對賴清德中國行大加肯定,説「這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交流,也是一次成功的城市外交。」至於對台獨立場則雖然表態「並不是同意民進黨人到大陸肆無忌憚地推銷台獨主張。」但仍然說「對於賴清德訪問大陸,當然要支持。但是,就此以為賴清德放棄了原本的原則立場,也是不現實的。賴清德今後的生存與發展,還是離不開原來的政治土壤。」態度相當務實。
從賴清德中國行迄今明發展來看,可以算是穩健台獨的策略的一次成功的實踐,中國的反應和過去比大有不同,雖然兩岸未來的發展變數仍然既大且多,但是,「穩健台獨」策略已經通過了初步的考驗,這一個對兩岸都有利的策略顕然值得繼續走下去。
懷恩堂--葬美國
王作榮先後擔任財經官員、大學教授、報社主筆、考試委員、考選部部長,以及監察院院長。受儒家精神「以天下興亡為已任」影響,不畏權勢。自兩蔣時代開始,經常鐵筆直諫當局時政,影響台灣經濟政策半世紀。
前監察院長王作榮今天(07/31)因肺炎引發併發症敗血性休克,病逝台北榮總,享壽95歲。
民國八年生於湖北。早年留學美國,精研各種經濟理論,在美獲經濟碩士學位後返國,受到當時美援會副主委尹仲容賞識,擔任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經合會)三處處長。
王作榮先後擔任財經官員、大學教授、報社主筆、考試委員、考選部部長,以及監察院院長。受儒家精神「以天下興亡為已任」影響,不畏權勢。自兩蔣時代開始,經常鐵筆直諫當局時政,影響台灣經濟政策半世紀。
人稱「作老」的王作榮,親身見證台灣六十年的政經發展,一生都為「國家現代化」的理想念茲在茲,期望國家能走向「經濟富強、政治民主、社會公平」的境界。
【延伸閱讀】
亦狂亦俠亦溫文-關於王作榮王作榮絕對可以稱得上這個時代具有遠見的一個知識分子。雖然他在封閉的動亂時代,以及古老的傳統價值體系下成長,在許多觀念上,他卻比同時代及後來的大部分中國人都要走在時代的前面一步。More>
思想家、政治家、企業家,國家如果有這三種人,憑台灣二千萬人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土地,要現代化,在國際上耀武揚威,是可以做到的。以色列人口不到四百萬,土地也比台灣小,現在一樣發揮影響力。
民國八年生於湖北。早年留學美國,精研各種經濟理論,在美獲經濟碩士學位後返國,受到當時美援會副主委尹仲容賞識,擔任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經合會)三處處長。
王作榮先後擔任財經官員、大學教授、報社主筆、考試委員、考選部部長,以及監察院院長。受儒家精神「以天下興亡為已任」影響,不畏權勢。自兩蔣時代開始,經常鐵筆直諫當局時政,影響台灣經濟政策半世紀。
人稱「作老」的王作榮,親身見證台灣六十年的政經發展,一生都為「國家現代化」的理想念茲在茲,期望國家能走向「經濟富強、政治民主、社會公平」的境界。
【延伸閱讀】
亦狂亦俠亦溫文-關於王作榮王作榮絕對可以稱得上這個時代具有遠見的一個知識分子。雖然他在封閉的動亂時代,以及古老的傳統價值體系下成長,在許多觀念上,他卻比同時代及後來的大部分中國人都要走在時代的前面一步。More>
王作榮絕對可以稱得上這個時代具有遠見的一個知識分子。雖然他在封閉的動亂時代,以及古老的傳統價值體系下成長,在許多觀念上,他卻比同時代及後來的大部分中國人都要走在時代的前面一步。
他一生的黃金歲月,從民國三十八年至今,恰與台灣最動盪、最混淆、也最進步的時機不謀而合:台灣經濟進入工業時代,崛起為世界經濟體
系的動力之一,社會迸發為多元價值體系,政治由權威封閉解放。他雖沒有成為這個時期的主流人物,但時代的軌趾卻註腳了他的事業,使他在台灣脫胎換骨的過程
中扮演了特殊角色。
他擔任過許多職務,政府經建部門的主管、聯合國的顧問、經濟學教授、社論家……,但這些都只是名位的幻化,真正貫穿他一生事業的,是對中國現代化的關心。
這 分關懷,始於他一生最初三十個年頭的經歷。那個時代,現代化對中國人還只是個遙遠、奢侈的夢囈。人生的柴米油鹽是上天賞賜的,「每屆嚴冬雪天,野蔬落葉難 覓之日,即為……斷炊之時,」生命雖然可以苟存,卻「飢餓、疾病、瘟疫、死亡」不斷。戰亂、流離並沒有增添新愁,只是這種絕望的延續和深化。
在這種宿命的自然汰換與歷史洪流中,王作榮背上了這具現代化的包袱,他這麼寫道:「建設一個現代化的中國,不僅是我個人一時的願望,也是自戊戌維新以來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的期望。」
王 作榮選擇了經濟發展作為他建設現代化中國的疆場。他嫻習落後國家各種經濟發展策略,他在大學的論文,以蘇俄的工業政策為主題,那時中國的校園中,正流行比 較各種經濟社會型態的優勢。其後在政府服務及自我放逐任職聯合國的三十年工作中,除了台灣,他的興趣及研究焦點幾乎集中在日本。這兩個國家,尤其日本的成 功經驗,以後成為他觀察台灣經驗的主要思想架構,他一直相信「只有採取像日本這樣革命型的策略,才可以在短期內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可以這麼說,他幾乎 是日本式計畫經濟在台灣的主要倡導者。
有名沒有地位
他擔任過許多職務,政府經建部門的主管、聯合國的顧問、經濟學教授、社論家……,但這些都只是名位的幻化,真正貫穿他一生事業的,是對中國現代化的關心。
這 分關懷,始於他一生最初三十個年頭的經歷。那個時代,現代化對中國人還只是個遙遠、奢侈的夢囈。人生的柴米油鹽是上天賞賜的,「每屆嚴冬雪天,野蔬落葉難 覓之日,即為……斷炊之時,」生命雖然可以苟存,卻「飢餓、疾病、瘟疫、死亡」不斷。戰亂、流離並沒有增添新愁,只是這種絕望的延續和深化。
在這種宿命的自然汰換與歷史洪流中,王作榮背上了這具現代化的包袱,他這麼寫道:「建設一個現代化的中國,不僅是我個人一時的願望,也是自戊戌維新以來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的期望。」
王 作榮選擇了經濟發展作為他建設現代化中國的疆場。他嫻習落後國家各種經濟發展策略,他在大學的論文,以蘇俄的工業政策為主題,那時中國的校園中,正流行比 較各種經濟社會型態的優勢。其後在政府服務及自我放逐任職聯合國的三十年工作中,除了台灣,他的興趣及研究焦點幾乎集中在日本。這兩個國家,尤其日本的成 功經驗,以後成為他觀察台灣經驗的主要思想架構,他一直相信「只有採取像日本這樣革命型的策略,才可以在短期內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可以這麼說,他幾乎 是日本式計畫經濟在台灣的主要倡導者。
有名沒有地位
這種立場,使他在當時美國自由學派獨占的台灣經濟學界被打為異議分子。例如,在五十年代舉國一片發展紡織及簡單加工業聲中,他卻獨對
汽車、鋼鐵情有獨鍾,因為這些工業是「一個國家的工業之本,強國的根基」。六十年代他鼓吹發展大企業,支持企業合併,因為這「是台灣未來經濟成長的命
脈」。到了六十年代底,當台灣陷入停滯膨脹的困境時,王作榮力主「台灣經濟仍須以成長為先」,這引發了他平生最著名的一次大論戰。長期的意見分歧使學院派
的經濟學者跟他保持一種微妙的距離,並且經常有意無意地排斥他。「他有名但沒有地位」,對於他在學術圈裡面的孤立,葉萬安形容得最貼切。
但 王作榮似乎不在意這種分界。他對台灣經濟學界以及正統經濟學院派玩世不恭的態度,已經是出了名的。他經常勸人,經濟理論必須要活用,不能與現實脫節,否則 與其相信經濟理論,不如不信:「盡信書,不如無書,經濟理論與現實分野之大,其間道盡了多少淒涼與無奈。」他欽佩的經濟學家並不是如傅利曼這樣的理論學派 大師,而是像德國李斯特、或英國凱因斯,能針對實際需要,提出解決辦法的國家經濟學家。
其實像他這樣對經濟學嗤之以鼻的人並不少,但是在冷嘲熱諷之餘,還能理智而條理分明地提出另一套看法,讓人信服,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從這個角度看,顯然王作榮並不屬於偉大經濟理論家那一類型的人物,他從未建構過自己的抽象理論世界──而在紀律嚴謹的經濟學術界裡這是成名不朽的最重要條件,因此他長久性的學術貢獻便小得多了。
王作榮的社論文章已經成為這個時代跟社會的珍品。他感覺敏銳,思路清晰,論事淋漓酣暢,說理勇氣十足,熱情之餘兼具遠見。二十年來一 直以客卿身分待他的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說他是促使別人實現他的主張及政策的「推動者」,素未謀面的梁寒操誇他有一隻會寫好文章的「辣手」,與他辯論的蔣 碩傑在罵他之前也要先暗示他「文筆雄肆……言論影響力之大」,「罵人當飯吃」的李敖寫信稱他「真乃吾師也」。他的文章固定有十幾萬讀者,許多署名文章常常 一出爐就被競相談論。其實以一個中國文人的標準看,文章能寫到這樣廣受注目,已經是生平最大快事了。
必要時,他也會挺身而出為他那時代的價值觀和尊嚴辯護,即使將自己暴露在炮火下也在所不惜。例如,看到郭婉容在財政部長任內為實施證交稅力辯立法 院,他會禁不住心中激賞,寫社論稱讚她「重振漢官威儀」;在趙耀東被卸下經濟部長社會譁然時,他勉勵趙耀東「盡力而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實這也是 他自己在官場二十幾年的最後註腳。
經濟學家、大學教授、政府策士、社論家、官僚體系跟既得利益者的敵人、危機宣傳者、保守主義分子……四十 年來,王作榮在台灣扮演了多重的角色,但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最大的意義莫過於上天賦予他一支利筆以及早熟的智慧,使他能夠從容地在吵雜的時空中,為台灣的 未來以及現代化獨立思考可能的方向。
王作榮:使國家了不起的三種人思想家、政治家、企業家,國家如果有這三種人,憑台灣二千萬人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土地,要現代化,在國際上耀武揚威,是可以做到的。以色列人口不到四百萬,土地也比台灣小,現在一樣發揮影響力。More但 王作榮似乎不在意這種分界。他對台灣經濟學界以及正統經濟學院派玩世不恭的態度,已經是出了名的。他經常勸人,經濟理論必須要活用,不能與現實脫節,否則 與其相信經濟理論,不如不信:「盡信書,不如無書,經濟理論與現實分野之大,其間道盡了多少淒涼與無奈。」他欽佩的經濟學家並不是如傅利曼這樣的理論學派 大師,而是像德國李斯特、或英國凱因斯,能針對實際需要,提出解決辦法的國家經濟學家。
其實像他這樣對經濟學嗤之以鼻的人並不少,但是在冷嘲熱諷之餘,還能理智而條理分明地提出另一套看法,讓人信服,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從這個角度看,顯然王作榮並不屬於偉大經濟理論家那一類型的人物,他從未建構過自己的抽象理論世界──而在紀律嚴謹的經濟學術界裡這是成名不朽的最重要條件,因此他長久性的學術貢獻便小得多了。
但他卻賦予台灣一對新眼睛以觀看本身及週遭的世界,在三十年的論述中,王作榮不斷提醒政府決策者及經濟學界,正統西方經濟理論並不是
台灣需要的,它只是已開發國家現狀的維護者,是一種耽於安定的消極主義,因此它的眼光並不銳利或者長遠。「對於西方理論講的那一套,」他說:「我不是不知
道,但他們那裡知道,我們落後國家想迎頭趕上開發國家的那種渴望?」「穩定是那些進步而又安全國家的休閒品,是我們的奢侈品。」而對於像台灣這樣基本上還
停留在半開發狀態的國家,「成長才是生存的關鍵。」
其實就經濟進化的階段看,王作榮為台灣設計的這套重工業強國論,或甚至他與蔣碩傑關於成 長與安定的論辯話題,都已經成為昨日黃花了。台灣經濟已經走進自由化的不歸路,政府對經濟的控制能力也已經遠不如前。路線之爭已無意義,亦無餘力,這一點 他自己也十分清楚。「經濟策略與思想是有階段性的,過了適當時機就不能再用了,」他說,因此,當自由學派的學者以近乎欣慰的語氣說,王作榮已經改變立場 時,他只淡笑著說:「我一向就不是什麼成長派,或安定派,時代變了,適用的策略當然不一樣,經濟理論永遠脫離不了現實,我的立場永遠是一致的。」這樣的經 濟學家王作榮其實是更務實的。
但是王作榮描述的機會確實存在過。在五十及六十年代台灣數度站在十字路口選擇方向時,他的確看到了一個很好的 可能,雖然事後台灣走了另一條路──而以後也不再有類似機會──但他點出的這個可能,卻豐富了一個單調枯燥而一元化的台灣經濟界。在這方面,他的功能有點 像是一盞路燈,「照明方向,雖然不一定朝這個方向走」,但他照過的地方,至今餘溫猶存。
現代化的革命
其實就經濟進化的階段看,王作榮為台灣設計的這套重工業強國論,或甚至他與蔣碩傑關於成 長與安定的論辯話題,都已經成為昨日黃花了。台灣經濟已經走進自由化的不歸路,政府對經濟的控制能力也已經遠不如前。路線之爭已無意義,亦無餘力,這一點 他自己也十分清楚。「經濟策略與思想是有階段性的,過了適當時機就不能再用了,」他說,因此,當自由學派的學者以近乎欣慰的語氣說,王作榮已經改變立場 時,他只淡笑著說:「我一向就不是什麼成長派,或安定派,時代變了,適用的策略當然不一樣,經濟理論永遠脫離不了現實,我的立場永遠是一致的。」這樣的經 濟學家王作榮其實是更務實的。
但是王作榮描述的機會確實存在過。在五十及六十年代台灣數度站在十字路口選擇方向時,他的確看到了一個很好的 可能,雖然事後台灣走了另一條路──而以後也不再有類似機會──但他點出的這個可能,卻豐富了一個單調枯燥而一元化的台灣經濟界。在這方面,他的功能有點 像是一盞路燈,「照明方向,雖然不一定朝這個方向走」,但他照過的地方,至今餘溫猶存。
現代化的革命
但這是否代表「經濟學家」部分的王作榮已經過時了呢?其實這些經濟領域裡面枝枝節節的吵雜聲,只是檯面上的表象而已,他內心強烈渴望
的是另一種形式的現代化改革。對於落後國家現代化的本質,他是以更大的視野去規範的,他這麼寫道「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實際上是一個文化、社會、政治、經
濟的大變革,變革的程度只有用革命兩個字才能表達它,」這種改革是全面的,大到「會改變個人的觀念、想法、生活習慣、家庭結構,進而至於社會風俗、政治制
度、經濟組織。……」這已經超越經濟學的領域了,但卻是他對現代化的真正註解。「作為一個國家的決策者,決策主要根據應該是當時的實際狀況,而非任何經濟
學說,」二十年前他已經看到「經濟發展需要政治家,本身能擺脫文化傳統的約束,瞭解世界的潮流,一方面移轉社會風氣,一方面建立必要的期章制度,規畫一個
有效率的具備現代化知識與技術的行政系統。」這才是他真正的抱負,純綷當一個經濟學者並沒有太大的成就,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實際參予更大格局的變革,這與
他那時代對知識分子的教育有關,「大丈夫應當參與決策」的觀念,使他一開始就非得要從官場中去尋找他的「聖杯」。
「參予決策」的機會確實出現過,在台灣政經氣候風雲際會的五、六十年代,他的才氣曾是派系拉攏的對象,只是個性與堅持信念使他與這些機會一一擦與而過。
真正綻放光采一直要到離開政府,開始寫社論以後。這段期間,王作榮像一個孤獨的鬥士踽踽獨行,他既不屬於任何階層,也不依附任何團體,一如以往,最關心的還是台灣的現代化,他對自己期許,要用筆「在這�(報紙社論)指導政府」,這一點他做到了。
「參予決策」的機會確實出現過,在台灣政經氣候風雲際會的五、六十年代,他的才氣曾是派系拉攏的對象,只是個性與堅持信念使他與這些機會一一擦與而過。
真正綻放光采一直要到離開政府,開始寫社論以後。這段期間,王作榮像一個孤獨的鬥士踽踽獨行,他既不屬於任何階層,也不依附任何團體,一如以往,最關心的還是台灣的現代化,他對自己期許,要用筆「在這�(報紙社論)指導政府」,這一點他做到了。
王作榮的社論文章已經成為這個時代跟社會的珍品。他感覺敏銳,思路清晰,論事淋漓酣暢,說理勇氣十足,熱情之餘兼具遠見。二十年來一 直以客卿身分待他的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說他是促使別人實現他的主張及政策的「推動者」,素未謀面的梁寒操誇他有一隻會寫好文章的「辣手」,與他辯論的蔣 碩傑在罵他之前也要先暗示他「文筆雄肆……言論影響力之大」,「罵人當飯吃」的李敖寫信稱他「真乃吾師也」。他的文章固定有十幾萬讀者,許多署名文章常常 一出爐就被競相談論。其實以一個中國文人的標準看,文章能寫到這樣廣受注目,已經是生平最大快事了。
然而,現在的王作榮,心中似乎有亂世之
悲。一方面,台灣社會及政治的大洪流,衝亂了他心中的規律世界,另一方面,人性及道德倫理價值觀的蛻變,又遠超出他能承受的限度。他開始跳脫經濟評論的樊
籬,對台灣的政治及社會發展發出近乎離騷式的諫言與警句。對於政治人物爭權造成的不安,他警告是「燕巢於幕帳之上,魚遊於釜底之中,又能得意幾時?」台灣
這幾年的政治失控及社會不穩定則讓他感覺像極了明朝末年:「病在法度……病在紀綱」,「如果不解決,總有一天,會達到勢已重矣、反已難矣」的程度。他眼中
這個「浮躁幼稚的社會」,正在與心中「理想的現代化社會」慢慢拉大距離,變得陌生。
其實他珍惜的信念都很單純,這些信念出自階層觀念還沒有被沖淡的中國文化,以及還沒有被科技、民主與政治現實所擾亂的傳統社會。
他身處新舊時代的衝激期,有時又顯得矛盾。他頑強地守著自己從舊文化中學得的一些原則,一方面卻大力提倡最現代化的改革。所以他是提倡改革的人,卻不是體制的叛徒。
其實他珍惜的信念都很單純,這些信念出自階層觀念還沒有被沖淡的中國文化,以及還沒有被科技、民主與政治現實所擾亂的傳統社會。
他身處新舊時代的衝激期,有時又顯得矛盾。他頑強地守著自己從舊文化中學得的一些原則,一方面卻大力提倡最現代化的改革。所以他是提倡改革的人,卻不是體制的叛徒。
必要時,他也會挺身而出為他那時代的價值觀和尊嚴辯護,即使將自己暴露在炮火下也在所不惜。例如,看到郭婉容在財政部長任內為實施證交稅力辯立法 院,他會禁不住心中激賞,寫社論稱讚她「重振漢官威儀」;在趙耀東被卸下經濟部長社會譁然時,他勉勵趙耀東「盡力而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實這也是 他自己在官場二十幾年的最後註腳。
經濟學家、大學教授、政府策士、社論家、官僚體系跟既得利益者的敵人、危機宣傳者、保守主義分子……四十 年來,王作榮在台灣扮演了多重的角色,但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最大的意義莫過於上天賦予他一支利筆以及早熟的智慧,使他能夠從容地在吵雜的時空中,為台灣的 未來以及現代化獨立思考可能的方向。
思想家、政治家、企業家,國家如果有這三種人,憑台灣二千萬人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土地,要現代化,在國際上耀武揚威,是可以做到的。以色列人口不到四百萬,土地也比台灣小,現在一樣發揮影響力。
我們是需要大思想家。
台灣缺乏共識,雖然不是紛亂狀態,但卻各做各的。所以我們需要大思想家,能夠解開複雜的世界,指引社會,建立共識,產生很自然的團結力量。
校長引導思潮
五 四時代,也是國家動盪,但有幾個思想家像胡適、蔡元培,引導這個社會。在七七抗日時期,大家的共識是,國家處於生死存亡,所以要團結起來抵拒日本人。像兩 廣的軍隊,當年廣西李宗仁是對抗中共的,但在抗日的共識下,抗戰一發生,廣西就帶著軍隊團結在老總統底下。這不是靠強迫或喊口號,而是大眾有共識,這共識 不是靠政治力量形成,而是當時思想界領導出來。
抗日運動、五四運動,中國講的是救亡圖存,台灣能找到這種人嗎?大陸時代,單是幾個大學校長就能引導思潮,有一種奮發向上的氣氛,不像現在一盤散沙。
普法戰爭時代,德國被法軍重重包圍,但圍城中的哲學家菲希德卻能鼓吹德意志精神,振奮德國人心。以後幾十年,這種思想促成德國統一、強盛。台灣就需要這種人。
大思想家必須要有一種氣質。像胡適、傅斯年,從學術的眼光看沒太大了不起,蔡元培幾乎半輩子做官,沒多少時間鑽研學問。但他們有領導思想界的氣質、修養、訓練、產生問題的識見,天生使人可以信任他。
官員不容易成為思想家,官員有權威,但民間不信任,古今中外都一樣。所以思想家要出自民間,例如鼓吹大眾把台灣建設成非常富強、現代的領域,以這個模型來引導全中國的建設,並以此這一代人的使命,如果知識份子、學生都相信,社會風氣就馬上改變。
這種思想領袖一定不受現實環境約束,有自己一套想法,甚至與當政者以至現存制度不一致的,這時就需要容忍的精神,否則大思想家也很難有發展。但如果有這種人團結人心,少數人的不同意也不重要了。
台灣還需要大政治家。
一「套」政治家
台灣是有政治家,但一個或少數是不夠的。貞觀之治、明治維新,光有一個唐太宗或明治天皇有什麼用呢?要他週圍的人也有政治家的人格,聚集這一「套」人,才能產生興旺又有效率的政府。
台灣缺乏共識,雖然不是紛亂狀態,但卻各做各的。所以我們需要大思想家,能夠解開複雜的世界,指引社會,建立共識,產生很自然的團結力量。
校長引導思潮
五 四時代,也是國家動盪,但有幾個思想家像胡適、蔡元培,引導這個社會。在七七抗日時期,大家的共識是,國家處於生死存亡,所以要團結起來抵拒日本人。像兩 廣的軍隊,當年廣西李宗仁是對抗中共的,但在抗日的共識下,抗戰一發生,廣西就帶著軍隊團結在老總統底下。這不是靠強迫或喊口號,而是大眾有共識,這共識 不是靠政治力量形成,而是當時思想界領導出來。
抗日運動、五四運動,中國講的是救亡圖存,台灣能找到這種人嗎?大陸時代,單是幾個大學校長就能引導思潮,有一種奮發向上的氣氛,不像現在一盤散沙。
普法戰爭時代,德國被法軍重重包圍,但圍城中的哲學家菲希德卻能鼓吹德意志精神,振奮德國人心。以後幾十年,這種思想促成德國統一、強盛。台灣就需要這種人。
大思想家必須要有一種氣質。像胡適、傅斯年,從學術的眼光看沒太大了不起,蔡元培幾乎半輩子做官,沒多少時間鑽研學問。但他們有領導思想界的氣質、修養、訓練、產生問題的識見,天生使人可以信任他。
官員不容易成為思想家,官員有權威,但民間不信任,古今中外都一樣。所以思想家要出自民間,例如鼓吹大眾把台灣建設成非常富強、現代的領域,以這個模型來引導全中國的建設,並以此這一代人的使命,如果知識份子、學生都相信,社會風氣就馬上改變。
這種思想領袖一定不受現實環境約束,有自己一套想法,甚至與當政者以至現存制度不一致的,這時就需要容忍的精神,否則大思想家也很難有發展。但如果有這種人團結人心,少數人的不同意也不重要了。
台灣還需要大政治家。
一「套」政治家
台灣是有政治家,但一個或少數是不夠的。貞觀之治、明治維新,光有一個唐太宗或明治天皇有什麼用呢?要他週圍的人也有政治家的人格,聚集這一「套」人,才能產生興旺又有效率的政府。
為國家願犧牲自己,胸襟開闊,不為私利鬥爭,有現代知識,又有推動政策的魄力,這種人,我們叫政治家。政治家能開創新局面,把國家從
衰弱帶到強盛,從落後狀態到進步狀態,這種例子古今中外都很多。但只有一個政治家沒用的,會被吃掉,必須上面一個頭,下面一套人。只要有這個組合,當前局
勢好壞就無關重要。
中國古代,一個好宰相不一定有好學問,但要做到兩件事:第一要看得遠,建立長治久安的制度;第二是提拔人才,來形成制度,執行制度。
唐朝駱賓王賓了一篇討武則天的檄文,文采斐然,把武則天罵得狗血淋頭,但武則天聽了並不發怒,反而責問宰相,這種人才沒被重用,是宰相失職。可見宰相有責任提拔朝野人才,配以良好制度,不論政治、行政,自然清明有效率。
尊重人才
但談人才,必須有尊重人才的氣氛。栽一個花圃,要多少年才成一個好花園,不是一栽就好的。
台灣也需要大企業家。經濟現代化一定要靠這種人才。現代經濟已不同過去小本經營,複雜程度使大企業家必須有強大的領導、組織能力及現代知識,這種人的才能要和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一樣高。
像美國,最優秀的人幾乎都從事企業。台灣老一代企業界沒多少訓練,只靠天才領導。新一伐教育不錯,卻沒有經驗。一方面,有大才能的人喜歡搞學問、做官去了。另一方面,家族企業又多,有資本的家族不一定有才能,人才又不缺乏大資本,兩邊接不起來,阻礙了經濟快速發展。
思想家、政治家、企業家,國家如果有這三種人,憑台灣二千萬人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土地,要現代化,在國際上耀武揚威,是可以做到的。以色列人口不到四百萬,土地也比台灣小,現在一樣發揮影響力。(溫曼英、文現深)
王作榮:從「台大畢業生應羞愧」談起根據我在台大教書將近二十九年的經驗,台大學生的平均智慧很高,毫無問題是第一流的學生。但是這些第一流的學生竟然連個校風都沒有形成。台大的特殊風格是什麼﹖誰能答得出來﹖一個不平凡的個人,就有其個人的風格,祇有與草木同腐的千千萬萬平凡個人才沒有特殊風格。More中國古代,一個好宰相不一定有好學問,但要做到兩件事:第一要看得遠,建立長治久安的制度;第二是提拔人才,來形成制度,執行制度。
唐朝駱賓王賓了一篇討武則天的檄文,文采斐然,把武則天罵得狗血淋頭,但武則天聽了並不發怒,反而責問宰相,這種人才沒被重用,是宰相失職。可見宰相有責任提拔朝野人才,配以良好制度,不論政治、行政,自然清明有效率。
尊重人才
但談人才,必須有尊重人才的氣氛。栽一個花圃,要多少年才成一個好花園,不是一栽就好的。
台灣也需要大企業家。經濟現代化一定要靠這種人才。現代經濟已不同過去小本經營,複雜程度使大企業家必須有強大的領導、組織能力及現代知識,這種人的才能要和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一樣高。
像美國,最優秀的人幾乎都從事企業。台灣老一代企業界沒多少訓練,只靠天才領導。新一伐教育不錯,卻沒有經驗。一方面,有大才能的人喜歡搞學問、做官去了。另一方面,家族企業又多,有資本的家族不一定有才能,人才又不缺乏大資本,兩邊接不起來,阻礙了經濟快速發展。
思想家、政治家、企業家,國家如果有這三種人,憑台灣二千萬人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土地,要現代化,在國際上耀武揚威,是可以做到的。以色列人口不到四百萬,土地也比台灣小,現在一樣發揮影響力。(溫曼英、文現深)
趙耀東先生在未擔任經濟部長以前,曾在天下雜誌社的一次演講中說:「今天台大畢業的對政府要感到羞愧,對政府貢獻很小。」這當然引
起了許多迴響。我不是台大畢業的,但我自四十二年起即濫芋台大教席,現在已是二十九年了,我想我有資格也有責任就這一問題說幾句話。同時由於我與趙先生所
學是不同學科,也知道一點古今治理,看事的角度也許與趙先生稍有不同,更有理由表示一點意見。
以天下為己任
在說到正題以前,讓我先分析一下趙先生之所以說出那一 段話的歷史背景。我與趙先生屬於同一個時代,在我們人格形成最重要的階段–中大學時期,有幾個特殊的因素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的人格:(一)那時去古未遠, 同時也是一個農業社會,讀書人都有一點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士大夫思想;(二)那時是國家最多難的時候,激發了知識份子的愛國情操,總想在救亡圖存的大業中 盡一份力量;(三)那時的政府是民國肇建迄至該時為止最像樣的政府,是惟一能領導救亡圖存大業的政府,受到知識份子真誠的愛戴;(四)從長期的觀點看,教 育是推動國家進步、社會發展的總原動力,所以要教育神聖,學術自由,愈少受到政治污染愈好。那時教育的政治污染較少,我與趙先生進的都是一流中大學,一流 師資,一流學生,比講道,氣象莊嚴,祇要不涉及實際政治,無人干涉,思想管道暢通,情緒不致鬱結,人格得以正常發展。
即是在這些背景之下, 由內心產生了對國家、社會、乃致政府的愛,由愛生忠,由愛與忠而演化為對國家、社會、乃致政府的責任感、奉獻感、犧牲感,總希望能對國家、社會、乃致政府 做些什麼,至少也不會去傷害它們。當然,我們同時代的人也有漢奸、走狗、貪官、奸商、學痞等等,所謂社會蟊賊,但那是少數。
我想趙先生是拿他的這個歷史背景來看台大畢業的,因而說出了對政府要感到羞愧,對政府貢獻很小的話來。問題在於時代變了。在這變了的時代中,即使我們能確定台大畢業的對政府貢獻很小,也要先探求貢獻很小的原因,再判斷台大畢業的是不是應該對政府要感到羞愧。
王作榮談:國民教育國民教育不應該光是教人去做聖賢,而是如何做一個規規矩矩的國民,如何守法,如何行為,如何表達,也有一點思考能力,能訓練到這樣就夠了。More在說到正題以前,讓我先分析一下趙先生之所以說出那一 段話的歷史背景。我與趙先生屬於同一個時代,在我們人格形成最重要的階段–中大學時期,有幾個特殊的因素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的人格:(一)那時去古未遠, 同時也是一個農業社會,讀書人都有一點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士大夫思想;(二)那時是國家最多難的時候,激發了知識份子的愛國情操,總想在救亡圖存的大業中 盡一份力量;(三)那時的政府是民國肇建迄至該時為止最像樣的政府,是惟一能領導救亡圖存大業的政府,受到知識份子真誠的愛戴;(四)從長期的觀點看,教 育是推動國家進步、社會發展的總原動力,所以要教育神聖,學術自由,愈少受到政治污染愈好。那時教育的政治污染較少,我與趙先生進的都是一流中大學,一流 師資,一流學生,比講道,氣象莊嚴,祇要不涉及實際政治,無人干涉,思想管道暢通,情緒不致鬱結,人格得以正常發展。
即是在這些背景之下, 由內心產生了對國家、社會、乃致政府的愛,由愛生忠,由愛與忠而演化為對國家、社會、乃致政府的責任感、奉獻感、犧牲感,總希望能對國家、社會、乃致政府 做些什麼,至少也不會去傷害它們。當然,我們同時代的人也有漢奸、走狗、貪官、奸商、學痞等等,所謂社會蟊賊,但那是少數。
我想趙先生是拿他的這個歷史背景來看台大畢業的,因而說出了對政府要感到羞愧,對政府貢獻很小的話來。問題在於時代變了。在這變了的時代中,即使我們能確定台大畢業的對政府貢獻很小,也要先探求貢獻很小的原因,再判斷台大畢業的是不是應該對政府要感到羞愧。
現在談到正題。根據我在台大教書將近二十九年的經驗,台大學生的平均智慧很高,毫無問題是第一流的學生。但是這些第一流的學生竟然連個校風都沒有形成。台大的特殊風格是什麼﹖誰能答得出來﹖一個不平凡的個人,就有其個人的風格,祇有與草木同腐的千千萬萬平凡個人才沒有特殊風格。同理,
一個不平凡的大學,也必然有其特殊的風格,足以代表這個大學的特色、成就、與貢獻,我們稱之為校風。例如中央大學的校風是「樸實而有光輝」,便可將中央大
學的所有內含及外在成就都表達出來。
台大以首席大學,第一流的學生,而竟然形成不了一個校風,提起台大,大家頭腦都是空蕩蕩的,不知道從什 麼地方,用什麼話來形容與解釋它,這就是平凡。我常在校務會議上聽到校長先生報告:台大有多少學生,多少師資,有多大校園,畢業生有多少,其中在國外的又 有多少,外國大學與台大有來往的有多少,真是一篇流水帳,總加起來等於什麼﹖不知道。也常說我們以這些事情為榮,榮在那裡﹖不知道。現在的問題是個別的學 生都不平凡,加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個平凡的大學,原因何在﹖
沒有大思想家
也許有人會舉出若 干個例,以證明台大不平凡,因而認為我的評斷不公平。我但願我的評斷不公平。但這裡牽涉到評斷的標準問題。在我的心目中,台大之於台灣,就像以前的柏林大 學之於德國,巴黎大學之於法國,牛津、劍橋之於英國,哈佛、耶魯等校之於美國。要在這裡產生大思想家、大哲學家、大文學家、大科學家、大政治家,站在社會 最前端來領導台灣的進步、中國的進步、人類的進步;要使這裡成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等進步的發源地;要在這裡製造風氣,革新事物;要在這裡發 揮知識份子以其知識權力領導社會的力量。但是台大,光復以來三十七年的台大,中央政府遷台集全國知識份子菁英於此已有三十三年的台大,不要說在這些方面沒 有太多的成就,連想都沒有向這條路上去想,能不說是平凡﹖
台大以首席大學,第一流的學生,而竟然形成不了一個校風,提起台大,大家頭腦都是空蕩蕩的,不知道從什 麼地方,用什麼話來形容與解釋它,這就是平凡。我常在校務會議上聽到校長先生報告:台大有多少學生,多少師資,有多大校園,畢業生有多少,其中在國外的又 有多少,外國大學與台大有來往的有多少,真是一篇流水帳,總加起來等於什麼﹖不知道。也常說我們以這些事情為榮,榮在那裡﹖不知道。現在的問題是個別的學 生都不平凡,加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個平凡的大學,原因何在﹖
沒有大思想家
也許有人會舉出若 干個例,以證明台大不平凡,因而認為我的評斷不公平。我但願我的評斷不公平。但這裡牽涉到評斷的標準問題。在我的心目中,台大之於台灣,就像以前的柏林大 學之於德國,巴黎大學之於法國,牛津、劍橋之於英國,哈佛、耶魯等校之於美國。要在這裡產生大思想家、大哲學家、大文學家、大科學家、大政治家,站在社會 最前端來領導台灣的進步、中國的進步、人類的進步;要使這裡成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等進步的發源地;要在這裡製造風氣,革新事物;要在這裡發 揮知識份子以其知識權力領導社會的力量。但是台大,光復以來三十七年的台大,中央政府遷台集全國知識份子菁英於此已有三十三年的台大,不要說在這些方面沒 有太多的成就,連想都沒有向這條路上去想,能不說是平凡﹖
要使台大成為這樣一個不平凡的大學,責任不在學生,而在教授。必須要有這樣氣派、胸襟與學識的教授,才能教出這樣的學生,然後師生共
同締造一個不平凡的台大。然而台大要有這樣的教授,或者能讓這樣的教授發揮影響,又必須要有這樣一位校長,否則這樣的教授培養不出來或進不來或不願來,來
了之後也變成了教書匠。有蔡元培,才有北京大學的那批教授;有那批教授,才有那批學生;有那批學生,才有五四運動,為古老與現代中國劃出一條分界線,也促
成了北伐的成功。那麼台大有這樣的校長沒有﹖
台大人事都是根據教育政策及能遵循現有的教育制度不作變革而任命的。整個教育政策與教育制度的製作目標都在求安定,不發生學潮,而所任命的人事也都能完成任務,功成身退。辦一個一流大學的目標祇在求安定,不發生學潮,試想如何能不平凡,又如何能形成獨特的校風。
安定是校風﹖
假 如台大有校風,那就是安定。在這種教育政策與制度之下,必然產生兩種現象:(一)學校用人、行政政治因素考慮日深;(二)學術權威建立不起來,學生在思想 與行為方面缺乏學術權威的領導與薰陶,而大學生祇服膺學術權威。這對於不平凡的學生來說,會產生一種對抗情緒,畢業之後常會找機會發洩。對一般的學生來 說,也會對國家社會產生一種疏離感,不願對其有所奉獻與犧牲,轉而運用其聰明才智及所受的教育於謀求個人的私利上,如趙先生之所形容的。
其 實,假如一所大學有前述那樣胸襟的校長領導,那樣的教授講學,學術權威得以建立,學生的思想管道得以暢通,情緒不致鬱結,而又沒有外來的重大刺激,是不會 發生學潮的。我們從沒聽說巴黎、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在鬧學潮。不僅如此,如果學生思想管道暢通,情緒不致鬱結,反可利用國家的處境及中共的暴虐,而激 起如我們讀書的那個時代的愛國熱忱,自願的有所犧牲奉獻。
至於趙先生說「日本各大企業、政府首長,七○%都是帝大畢業的,而今天我們的台大,對政府沒有什麼大的貢獻。這種貢獻,從我的觀點來看,是二級貢 獻,是辦大學的二級目標,但是仍是非常重要的貢獻。」撇開大企業不談,專談進入政府工作方面,東京大學畢業的之所以大量進入政府的機關,特別是幾個具有尊 嚴地位機關:大藏省、通產省、外務省、中央銀行,是因為日本有嚴格完全的文官制度,考取這種文官,一方面是終身享用的殊榮;另一方面的確也是一個偉大事業 的開始。正是所謂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不僅日本如此,連印度、緬甸那些我們不放在眼內的落後國家都是如此。在這些國家,如有人在名片上印上高等文官考試及 格的字樣或簡寫字,立即使周圍的人肅然起敬,看作是一種優秀領導人才的象徵,一如我國清朝進士及第一樣。但是在中華民國,我就是高等文官考試及格的,我有 勇氣敢於在名片上印上高等文官考試及格字樣嗎﹖反之,各主要部會司處局署長及次長等高等文官,有幾個是高等文官考試及格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台大畢業的如 何去進入政府工作,有所貢獻。至於政務官,現在大都在六十歲以上,台大畢業的人還沒有到年齡,不過偶有幾個而已。
9期天下雜誌
台大人事都是根據教育政策及能遵循現有的教育制度不作變革而任命的。整個教育政策與教育制度的製作目標都在求安定,不發生學潮,而所任命的人事也都能完成任務,功成身退。辦一個一流大學的目標祇在求安定,不發生學潮,試想如何能不平凡,又如何能形成獨特的校風。
安定是校風﹖
假 如台大有校風,那就是安定。在這種教育政策與制度之下,必然產生兩種現象:(一)學校用人、行政政治因素考慮日深;(二)學術權威建立不起來,學生在思想 與行為方面缺乏學術權威的領導與薰陶,而大學生祇服膺學術權威。這對於不平凡的學生來說,會產生一種對抗情緒,畢業之後常會找機會發洩。對一般的學生來 說,也會對國家社會產生一種疏離感,不願對其有所奉獻與犧牲,轉而運用其聰明才智及所受的教育於謀求個人的私利上,如趙先生之所形容的。
其 實,假如一所大學有前述那樣胸襟的校長領導,那樣的教授講學,學術權威得以建立,學生的思想管道得以暢通,情緒不致鬱結,而又沒有外來的重大刺激,是不會 發生學潮的。我們從沒聽說巴黎、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在鬧學潮。不僅如此,如果學生思想管道暢通,情緒不致鬱結,反可利用國家的處境及中共的暴虐,而激 起如我們讀書的那個時代的愛國熱忱,自願的有所犧牲奉獻。
至於趙先生說「日本各大企業、政府首長,七○%都是帝大畢業的,而今天我們的台大,對政府沒有什麼大的貢獻。這種貢獻,從我的觀點來看,是二級貢 獻,是辦大學的二級目標,但是仍是非常重要的貢獻。」撇開大企業不談,專談進入政府工作方面,東京大學畢業的之所以大量進入政府的機關,特別是幾個具有尊 嚴地位機關:大藏省、通產省、外務省、中央銀行,是因為日本有嚴格完全的文官制度,考取這種文官,一方面是終身享用的殊榮;另一方面的確也是一個偉大事業 的開始。正是所謂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不僅日本如此,連印度、緬甸那些我們不放在眼內的落後國家都是如此。在這些國家,如有人在名片上印上高等文官考試及 格的字樣或簡寫字,立即使周圍的人肅然起敬,看作是一種優秀領導人才的象徵,一如我國清朝進士及第一樣。但是在中華民國,我就是高等文官考試及格的,我有 勇氣敢於在名片上印上高等文官考試及格字樣嗎﹖反之,各主要部會司處局署長及次長等高等文官,有幾個是高等文官考試及格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台大畢業的如 何去進入政府工作,有所貢獻。至於政務官,現在大都在六十歲以上,台大畢業的人還沒有到年齡,不過偶有幾個而已。
9期天下雜誌
王作榮:天下那有等待的奇蹟?
長久以來,台灣的經濟發展停留在原地打轉、「小富而安」的局面裡,要從「小富而安」邁向「大富而強」,勢必穿越瓶頸、再出發再覺醒,天下絕無等待的奇蹟。More
*****
20 世紀至少有兩位奇女子,在她先生過世之後,努力編書或著書 (寫他偉大的先生):
她給Weber 立的墓志銘 (頁62):
我們將再也見不到他的同類塵世的一切莫不如此(哲人典範已渺哀哀人間愛侶)
(2)譯按:上述譯文 (《戴明修煉II》頁230) ,採自熊彼得原著,《經濟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published posthumously, ed. Elisabeth Boody
Schumpeter), 1954.)王作榮譯 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p.314 。
(熊彼得為本世紀知名經濟學家,其作品尚有顧準譯的《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他還發表過"Max Weber's Work", 1920, Der 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
王作榮先生過世 我拿出15年前的一篇文章來紀念他
「情境規劃」(
SP)詠嘆調
.無遠慮必有近憂?-兼論情境規劃及種種「以不變應萬變」 策略及技術
.
The mind begins with actions.──
Mary Follett 1868-1933
這次談話的目的是要簡介情境規劃(Scenario Planning)及由它引發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在管理上, 只要能促進組織內的成員溝通、對話或自我了解, 也許任何方式都可行。 我以為各位在與會前或少該參考一下下述的書單。
先談
Scenario Planning的目的。有的人說管理的目的是要預測(戴明), 但有許多人以為情境規劃主旨不在預測,而是團隊學習, 溝通的過程,甚至
"詩意
"地說它是"
在想像中躍進未來"。這是值得討論的。
情境規劃也不只像台灣的兩岸關係應對進退中,所謂的"七十二套劇 本
"。其實對許多台商而言,作兩岸長期關係的情境規劃, 極重要而又切合需要。可惜,大家對目前的
"不戰(?)、不和(?)、不對口
"等僵局似乎愛莫能助。
規劃是會有風險的。有許多的勢、利,是早晚必然會發生的, 例如哥德生前就說巴拿馬運河、蘇黎士運河早晚會開通的, 果然在他身後數十年都實現了。同樣的,我在二十年前就知道INT ERNET
及多媒體的雛形,但這些都與我個人生活型態沒什相干, 所以沒什麼利用或感動。
因此,作情境規劃也一樣,主題必須是切身相關而又是優先的、 有意思的。有人把情境規劃Scenario Planning
譯成「高瞻遠矚」,這也是有點溢美的,不過,我們不妨思考, 多高多遠才算數,如何能高瞻遠矚呢?如何讓大家一起來共同描繪、 親手藝成(Crafting
)一種"共同而分享
"的氣氛呢?又如何
"用左腦來規劃,右腦來管理呢"
?
我想,戴明的淵博知識系統System of Profound Knowledge
(本文以SoPK表示)的前提中,有所謂
"一種信念的合作精神,一種整體、攸戚與共精神, 一種熱情而有同感的理解,一種免於懼怕而融洽的相處(最起碼, 要免於過分的創造性的衝突),是這種
"每一種意識(念頭)卻促使另一種意識死亡
"的對話的成立。不過, 事實上目前很少有組織型態是採所謂格子式(
lattice)或是真正的蛛網式的關聯, 所以要有共同對話的環境,必須要有外來的智慧的介入,使大家能在
"分
"中求"
全"。
上班族都是人在江湖中,即使"貴
"為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或醜聞纏身的克林頓, 也覺得許多事力有未逮。不過,儘管如此,也許真的無遠慮的, 必有近憂。這適用於個人,也許也適用於組織。近來日本
PHP的江口先生在為李登輝先生立傳時說, 李先生簡直是極像松下的哲王,而且身體又遠比松下強
……我最想請教江口先生的是,松下對他的事業集團, 據說能有二百五十年的宏圖規劃(關於這點, 聽講哈佛大學學生莫不以為然,因為美國開國也不過如此久而已, 不過,我們是三、四千年的古文明,也許比較見怪不怪的,) 李總統會做什麼情境規劃呢?
所以說,情境規劃的範圍愈大,愈久遠, 愈要有深刻而淵博的知識來配合。然而,這不是沒有限制的, 譬如王作榮先生在考選部時, 據說把下幾任部長所可能碰到的潛在問題都解決(PPS
)了,也就是說,王先生是善於此道的。然而,他在監院呢?除了「 清談」外,也許祇能寫寫《壯志未酬》的回憶錄而已( 它的壯志未酬,就是未幹上經建會主委;也許這是福氣)。行政院搞 "
組織再造(?
)"時,沒人想過立法院會自肥,會為自己而弄許多高級"
政務官"
滿街跑的「立院組織法」吧!
我從這兒切入公共行政學者所謂「混水摸魚(muddling through
)」式定政策方式吧!這種且戰且走的方式,似乎有點逼真呢! 也就是說,也許靈活的行動和可靈活運用的種種資源( 包含最有彈性(?)的人力等等),都是成功不可或缺的。七O
年代,《未來衝擊》暢銷時,司馬賀(H. A. Simon)說:「有何衝擊可言呢? 我祖母時代所面臨的科技衝擊,絕不下於現在!」我們有一部《 易經》,什麼簡易、變異、X易、我們通通都懂;再不然, 躲進金庸筆下的什麼「乾坤挪移法」等,不亦美哉!
情境規劃的優點之一就是它要編故事,編一套屬於我們自己的故事, 而演故事或戲劇,是有治療效果的,這無庸置疑,問題是, 如何讓大家都是主角?或許說,參與與行動是極重要的表演。
在《第五項修練實戰篇》中,有人又提出「專家系統」的做法, 換句話說,我們是可以結合戲劇、人工智能(專家系統)、想像力( 例如在情境展開中,我們可以大膽應用故James March
所談的The Technology of Foolishness中所言的五大法寶:
Treat goals as hypothesis
(把標的或目標看成是假說)
Treat intuition as real
(直覺要當真看待)
Treat hypocrisy as a transition
(不一致又怎樣?)
Memory as an enemy
(記得也好,最好忘掉)
Experience as a theory
(PDSA
))
其實情境規劃的創始人之一Wack是想要使主管在必要時可以改變 其現實的心智
"design scenarios so that manager would question their own model of reality and change it when necessary"
(英文 p.179中文??)。由於
scenario是
design出來的,所以我們可以談情境規劃的科學與藝術。 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大都是藝術或情境規劃的「詠嘆調」, 很少有所謂的情境規劃科學,其實,司馬賀認為, 現在是可以考慮把策略規劃弄成專家系統了。請注意, 把情境規劃弄成科學,並不見得會失去它浪漫如詩的地方,正如
J. March說,會計人員不見得不可以用詩歌來分析數字的(
1980年已有會計專家系統),同樣是
P/L,有人以為是
Profit/Loss有人以為People/Love
。
你以為情境規劃是什麼,它就是什麼。只要稍微想一下,遠瞻一下, 就如凱因斯所說的,我們早晚都是白骨一堆(我的話)。《聖經》 中說耶和華把千年當一聲嘆息呢!所以有人說個人做情境規劃時, 要先問你想為世間留下什麼遺澤開始。
情境規劃以「嚴肅面對現實」(prepare seriously for what might have to face
)為起點。De Geus把情境規劃看成是「如何才能加速組織學習(
"競爭力
"共同模式的再造)」Can we accelerate institutional learning
?(p.188
)。如果你對商業知識不深廣,如何能與別人分享呢? 所以據說用情境規劃的經理要有下述功力:
The ability to articulate your thinking on complex subjects ,to assimilate diverse views ,and to be both forceful and open.( P.189)。也就是說,作情境規劃經理人要有戴明領導 14項修練。
David Bohem
說"language is collective",這番話談情境規劃, 不知是否促進大家有一些共通的語言?
"企業是活水
"(
Living beings)"
新的生意究竟是怎樣的一部無字天書?我有些問題要請教大家:
.羅馬俱樂部的《成長的極限》等書,是否為一情境規劃?.池田有許多(數十部)與世界精英對話錄是否為情境規劃?.你家有沒有情境規劃?
戴明哲學中,特別強調「品質始於董事會」,換句話說, 要做好組織的品質轉型,領導極為重要。
戴明又極強調培訓與教育。 那麼我們不妨問高階主管們如何來培育呢?
這要分兩部份講,一是高階主管的自覺,二是外來的智慧。
自覺可以用前福特汽車公司董事長彼得森(D. Peterson) 為例,他向最高經營團隊說:「我們之所以爬到組織項層, 可能都是『誤打誤撞』,甚至都是學到一些表面的、假知識( 所謂的〝極有技巧地掩飾自己的無能〞),所以要向戴明博士學…」 (大意)
「外來的智慧」是指戴明認為「 系統內的人無法解決自己系統固有的問題。」 所以要借助外來顧問及資源等。但是外來和尚,畢竟仍是獨立、 超然的「外人」,組織仍需要變革的代理人(Change agents,管理人)親自處理許多實際問題。
所以日、美產生近似兩種組織型式。一是日系多採用「推行室」, 由它來帶動改革。 戴明提議的是一種精神上稍為不同淵博知識轉型內部顧問室, 配合外來智慧來推行轉型,他/她扮演各事業部門「特助」的角色。
高階主管的學習方式,要看各公司的規模及理念而定。不過, 最常見的是內部一周集合研習。其中內部總策略的制度,溝通討論, 請外面專家來介紹,通常一人一天,最後再由最高主管總結。
這種方式,奇異(G.E)公司有個著名學院。 英代爾也有個有意思的做清。福特汽車的做法可參考《戴明修練Ⅱ》 P.。我再簡單地介紹摩托羅拉的事業部副總裁(V.P) 培訓計畫作代表,要點如下:
Debra Eller(1995)〝Motorala train VPs to Become Growth Leaders〞HRMagazine, June
M公司為了達成每年15%成長,展望未來全球局勢, 了解必須發展高階主管領袖訓練,遂成立副總學院(VP Institute,簡稱VPI)。
該訓練所的規畫是要使每位VP都能有下述能力:
確認公司關鍵性領袖成功因素
討論最高經營主管對未來數十年領袖之期望( 該公司實際上是以30年後組織結構為前瞻。
檢視其個人在組織內受到的衝擊並善用自然的領導技能。
在公司內事業單位,群組間建立連擊網路。
開始18月的個人發展過程。
先有五天課程再由總經理檢討該公司的領袖剖面(心理分析)、 什麼叫成長性組織以及對扛大任的全能領袖需求。
該公司請了下述的全球性專家來上課
全球多樣文化下的如何相處、成長
如何進入創造過程
這些做法及內因公司而異,例如1992年的杜邦高階主管會議, 研讀的重點是「Leadership is an Art(領導為藝術)」等。其實, 我們從這些可以了解各公司的企業文化及事業重點, 因為事業因人成事,反過來,例如摩托羅拉強調「 全球化經營的文化觀」、杜邦強調「有人性價值觀的領導」…。
戴明又極強調培訓與教育。
這要分兩部份講,一是高階主管的自覺,二是外來的智慧。
自覺可以用前福特汽車公司董事長彼得森(D. Peterson)
「外來的智慧」是指戴明認為「
所以日、美產生近似兩種組織型式。一是日系多採用「推行室」,
高階主管的學習方式,要看各公司的規模及理念而定。不過,
這種方式,奇異(G.E)公司有個著名學院。
Debra Eller(1995)〝Motorala train VPs to Become Growth Leaders〞HRMagazine, June
M公司為了達成每年15%成長,展望未來全球局勢,
該訓練所的規畫是要使每位VP都能有下述能力:
確認公司關鍵性領袖成功因素
討論最高經營主管對未來數十年領袖之期望(
檢視其個人在組織內受到的衝擊並善用自然的領導技能。
在公司內事業單位,群組間建立連擊網路。
開始18月的個人發展過程。
先有五天課程再由總經理檢討該公司的領袖剖面(心理分析)、
該公司請了下述的全球性專家來上課
全球多樣文化下的如何相處、成長
如何進入創造過程
這些做法及內因公司而異,例如1992年的杜邦高階主管會議,
林濁水-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 维基百科- Wikipedia
政黨 | 民主進步黨 |
---|---|
出生 | 1947年3月25日 (66歲) 中華民國台灣省台中縣埔里區(位於今南投縣) |
學歷 | |
經歷 | |
著作 | |
|
新聞報導“台獨教父”批陳光誠“台獨過時”說陳光誠日前拜訪民進黨時稱,台獨觀念在台灣已過時。曾為民進黨立法委員、素有“台獨教父”之稱的林濁水批陳光誠不了解台灣,但他樂觀看待兩岸關係。德國之聲:陳光誠說台獨觀念在台灣已經過時,您有何看法?林濁水: "台獨過時"就是表示台獨曾經很顯赫,但台獨以前並沒有多顯赫,所以並沒有過不過時的問題。如果硬要說"過時"的話,其實就民調來說,台獨在台灣的支持度是上升的,顯然台獨沒有過時。因為他(指陳光誠)沒有來過台灣,不知道台灣實際的民情,這不怪他,他沒來過嘛!德國之聲:陳光誠還說,相較於台獨,他更支持"一國兩制"。陳光誠解釋一國兩制的要點不該是由當權者擅自決定,而是由人民自決,並適時調整。比如長江南北的民眾可以投票決定接受自由或是專制制度,3年以後再以黃河為界,舉辦類似的投票?林濁水: 人家問他的是"一國兩制"的具體內容是什麼,而不是在哪裡實施。因為他沒有回答一國兩制是什麼,我也不便評論他講的妥貼不妥貼。但是,一國兩制首先獲得實現是在香港。經過幾年的一國兩制後,"港獨"的支持度越來越高,這應該可以提供給陳光誠參考。陳光誠目前正在台灣訪問德國之聲:您如何檢視香港學者陳雲所提的"城邦論",以及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所提的"中國議會"?林濁水: 組成"邦聯"或"城邦"很重要的前提是:在面對外敵時,組成軍事同盟。軍事同盟的成員基本上都有很大的獨立性,我想北京目前會接受這樣的城邦模式的機率是很小的。另外,許信良要組織的議會,就是要仿效"歐洲議會"的模式。但是在歐盟的模式裡,德國是以獨立國家的身份參加,法國也是獨立國家。所以,許信良"一個中國"的架構或是成立議會的前提是,台灣要先獨立,才能組織起來。德國之聲:在國際社會普遍不接受"台獨"的情況下,台灣有機會獨立嗎?林濁水: 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是不是一個獨立國家應該從幾個方面來看:如果就內政的自主,人民實踐自我統治的角度來看,台灣百分之百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就國際的角度來看,就"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建立的國際秩序來說,他作為一個成員,基本上也還符合。台灣現在所欠缺的是沒有得到國際間普遍的承認。但是根據"蒙特維多公約",有沒有國際承認並不構成獨立國家的要件。台灣已經獨立了,只是欠缺國際上公平的待遇和普遍的承認。德國之聲:謝長廷提出"憲法各表",您認為這個概念可以被北京接受嗎?林濁水: 謝認為北京到現在都沒辦法接受國民黨的"一中各表",但也許可以接受他的"憲法各表"。他這種想像持續了一年,但是前幾天在香港開會時,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余克禮就明白表示:"憲法各表"不會比"一中各表"更令北京喜歡。所以,謝失敗了。德國之聲:民進黨歷經所謂的"台獨黨綱"和"台灣前途決議文"到謝長廷的"憲法各表",是不是意味著民進黨的大陸政策需要改變?民進黨的大陸政策究竟是什麼?林濁水: 雖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民進黨內部還是存在著中國政策的主流。依我的看法,這個主流就是"穩健的台灣獨立立場",主要內容是:主權清楚,所以是台獨。 "穩健"是指,不在國家符號上,製造台灣內部的糾紛。也不會推動所謂的"制憲公投",進而造成台灣和美國以及對中國的關係變得緊張。我們對北京是善意的。在善意的情況下,我建議,在具體的政策上採取彈性務實,不要僵硬。交流是需要的。在未來的民進黨的"華山會議"中,我希望可以確認"穩健台獨"是民進黨的基本立場和政策。"憲法各表"不會比"一中各表"更令北京喜歡德國之聲:面對日益強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危機感是不是越來越強?林濁水: 余克禮說的很客氣,他說:兩個憲法不能永遠存在。 10年、20年、也許50年都可以等。但事實是,兩岸互不隸屬已經超過60年。 50年之後,許多人都不在了,還管這麼多做什麼?現在的60年加上未來的50年,到時台灣和中國就分開了100多年。 100多年的分立之後,還說,我不放棄對方的領土,這種說法有點荒謬。德國之聲:您認為北京對兩岸分治的情形,還可以忍耐多久?林濁水: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余克禮說他可以忍耐50年,直到他的孫子輩;毛澤東甚至說可以等上100年到200年。我不認為,我們的孫子的孫子的那一代,還會有那麼強的意識形態。如果我們的孫子、曾孫輩思想真的如此僵硬的話,我必須說,我對所有的華人意識形態的僵硬和心理的閉塞,感到極度的悲觀。但是基本上我是樂觀的。我其實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很多極端台獨主義者主張台獨,是因為他們覺得,中國人是壞人,我們不要和他們同在一國;有些統派人士則擔心,如果不如北京所願,和中國統一,中國可能會發脾氣,會對台灣不利。這不正說明他們兩種人都覺得中國不是好人嗎?他們都對中國人太沒有信心了。其實,中國人就是普通人;會做一點壞事,會做一點好事。但整的來說,做好事應該會比做壞事多。我不像這些人那麼悲觀,我有信心。我們很少看到一個國家,跟左鄰右舍的關係那麼緊張。根據我的觀察,習近平似乎感覺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他雖然在新疆問題上採取鎮壓的手段,但是,對左鄰右舍和美國,在我看,這一個多月來,他已經稍微緩和了過去那種強硬的態度,如此一來中國會更像一個大國。一個真正有信心的大國應該會和左鄰右舍相處融洽,我覺得中國有機會變成更好的大國。作者:邱璧輝(台北特約記者)責編:石濤
陈光诚日前拜访民进党时称,台独观念在台湾已过时。曾为民进党立法委员、素有“台独教父”之称的林浊水批陈光诚不了解台湾,但他乐观看待两岸关系。
德国之声:陈光诚说台独观念在台湾已经过时,您有何看法?
林浊水: "台独过时"就是表示台独曾经很显赫,但台独以前并没有多显赫,所以并没有过不过时的问题。如果硬要说"过时"的话,其实就民调来说,台独在台湾的支持度 是上升的,显然台独没有过时。因为他(指陈光诚)没有来过台湾,不知道台湾实际的民情,这不怪他,他没来过嘛!
德国之声:陈光诚还说,相较于台独,他更支持"一国两制"。陈光诚解释一国两制的要点不该是由当权者擅自决定,而是由人民自决,并适时调整。比如长江南北的民众可以投票决定接受自由或是专制制度,3年以后再以黄河为界,举办类似的投票?
林浊水: 人家问他的是"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而不是在哪里实施。因为他没有回答一国两制是什么,我也不便评论他讲的妥贴不妥贴。但是,一国两制首先获得实现是在香港。经过几年的一国两制后,"港独"的支持度越来越高,这应该可以提供给陈光诚参考。
德国之声:您如何检视香港学者陈云所提的"城邦论",以及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所提的"中国议会"?
林浊水: 组成"邦联"或"城邦"很重要的前提是:在面对外敌时,组成军事同盟。军事同盟的成员基本上都有很大的独立性,我想北京目前会接受这样的城邦模式的机率是 很小的。另外,许信良要组织的议会,就是要仿效"欧洲议会"的模式。但是在欧盟的模式里,德国是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加,法国也是独立国家。所以,许信良" 一个中国"的架构或是成立议会的前提是,台湾要先独立,才能组织起来。
德国之声:在国际社会普遍不接受"台独"的情况下,台湾有机会独立吗?
林浊水: 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是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应该从几个方面来看:如果就内政的自主,人民实践自我统治的角度来看,台湾百分之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 家。就国际的角度来看,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的国际秩序来说,他作为一个成员,基本上也还符合。台湾现在所欠缺的是没有得到国际间普遍的承认。但是 根据"蒙特维多公约",有没有国际承认并不构成独立国家的要件。台湾已经独立了,只是欠缺国际上公平的待遇和普遍的承认。
德国之声:谢长廷提出"宪法各表",您认为这个概念可以被北京接受吗?
林浊水: 谢认为北京到现在都没办法接受国民党的"一中各表",但也许可以接受他的"宪法各表"。他这种想象持续了一年,但是前几天在香港开会时,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余克礼就明白表示:"宪法各表"不会比"一中各表"更令北京喜欢。所以,谢失败了。
德国之声:民进党历经所谓的"台独党纲"和"台湾前途决议文"到谢长廷的"宪法各表",是不是意味着民进党的大陆政策需要改变?民进党的大陆政策究竟是什么?
林浊水: 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民进党内部还是存在着中国政策的主流。依我的看法,这个主流就是"稳健的台湾独立立场",主要内容是:主权清楚,所以是台独。"稳 健"是指,不在国家符号上,制造台湾内部的纠纷。也不会推动所谓的"制宪公投",进而造成台湾和美国以及对中国的关系变得紧张。我们对北京是善意的。在善 意的情况下,我建议,在具体的政策上采取弹性务实,不要僵硬。交流是需要的。在未来的民进党的"华山会议"中,我希望可以确认"稳健台独"是民进党的基本 立场和政策。
德国之声: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危机感是不是越来越强?
林浊水: 余克礼说的很客气,他说:两个宪法不能永远存在。10年、20年、也许50年都可以等。但事实是,两岸互不隶属已经超过60年。50年之后,许多人都不在 了,还管这么多做什么?现在的60年加上未来的50年,到时台湾和中国就分开了100多年。100多年的分立之后,还说,我不放弃对方的领土,这种说法有 点荒谬。
德国之声:您认为北京对两岸分治的情形,还可以忍耐多久?
林浊水: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余克礼说他可以忍耐50年,直到他的孙子辈;毛泽东甚至说可以等上100年到200年。我不认为,我们的孙子的孙子的那一代,还会有那 么强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的孙子、曾孙辈思想真的如此僵硬的话,我必须说,我对所有的华人意识形态的僵硬和心理的闭塞,感到极度的悲观。但是基本上我是乐 观的。
我其实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很多极端台独主义者主张台独,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是坏人,我们不要和他们同在一国;有些统派人士则担心,如果不如北京 所愿,和中国统一,中国可能会发脾气,会对台湾不利。这不正说明他们两种人都觉得中国不是好人吗?他们都对中国人太没有信心了。其实,中国人就是普通人; 会做一点坏事,会做一点好事。但整的来说,做好事应该会比做坏事多。我不像这些人那么悲观,我有信心。
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国家,跟左邻右舍的关系那么紧张。根据我的观察,习近平似乎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虽然在新疆问题上采取镇压的手段,但是,对 左邻右舍和美国,在我看,这一个多月来,他已经稍微缓和了过去那种强硬的态度,如此一来中国会更像一个大国。一个真正有信心的大国应该会和左邻右舍相处融 洽,我觉得中国有机会变成更好的大国。
作者:邱璧辉(台北特约记者)
责编:石涛
林浊水: "台独过时"就是表示台独曾经很显赫,但台独以前并没有多显赫,所以并没有过不过时的问题。如果硬要说"过时"的话,其实就民调来说,台独在台湾的支持度 是上升的,显然台独没有过时。因为他(指陈光诚)没有来过台湾,不知道台湾实际的民情,这不怪他,他没来过嘛!
德国之声:陈光诚还说,相较于台独,他更支持"一国两制"。陈光诚解释一国两制的要点不该是由当权者擅自决定,而是由人民自决,并适时调整。比如长江南北的民众可以投票决定接受自由或是专制制度,3年以后再以黄河为界,举办类似的投票?
林浊水: 人家问他的是"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而不是在哪里实施。因为他没有回答一国两制是什么,我也不便评论他讲的妥贴不妥贴。但是,一国两制首先获得实现是在香港。经过几年的一国两制后,"港独"的支持度越来越高,这应该可以提供给陈光诚参考。
德国之声:您如何检视香港学者陈云所提的"城邦论",以及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所提的"中国议会"?
林浊水: 组成"邦联"或"城邦"很重要的前提是:在面对外敌时,组成军事同盟。军事同盟的成员基本上都有很大的独立性,我想北京目前会接受这样的城邦模式的机率是 很小的。另外,许信良要组织的议会,就是要仿效"欧洲议会"的模式。但是在欧盟的模式里,德国是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加,法国也是独立国家。所以,许信良" 一个中国"的架构或是成立议会的前提是,台湾要先独立,才能组织起来。
德国之声:在国际社会普遍不接受"台独"的情况下,台湾有机会独立吗?
林浊水: 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是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应该从几个方面来看:如果就内政的自主,人民实践自我统治的角度来看,台湾百分之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 家。就国际的角度来看,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的国际秩序来说,他作为一个成员,基本上也还符合。台湾现在所欠缺的是没有得到国际间普遍的承认。但是 根据"蒙特维多公约",有没有国际承认并不构成独立国家的要件。台湾已经独立了,只是欠缺国际上公平的待遇和普遍的承认。
德国之声:谢长廷提出"宪法各表",您认为这个概念可以被北京接受吗?
林浊水: 谢认为北京到现在都没办法接受国民党的"一中各表",但也许可以接受他的"宪法各表"。他这种想象持续了一年,但是前几天在香港开会时,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余克礼就明白表示:"宪法各表"不会比"一中各表"更令北京喜欢。所以,谢失败了。
德国之声:民进党历经所谓的"台独党纲"和"台湾前途决议文"到谢长廷的"宪法各表",是不是意味着民进党的大陆政策需要改变?民进党的大陆政策究竟是什么?
林浊水: 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民进党内部还是存在着中国政策的主流。依我的看法,这个主流就是"稳健的台湾独立立场",主要内容是:主权清楚,所以是台独。"稳 健"是指,不在国家符号上,制造台湾内部的纠纷。也不会推动所谓的"制宪公投",进而造成台湾和美国以及对中国的关系变得紧张。我们对北京是善意的。在善 意的情况下,我建议,在具体的政策上采取弹性务实,不要僵硬。交流是需要的。在未来的民进党的"华山会议"中,我希望可以确认"稳健台独"是民进党的基本 立场和政策。
德国之声: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危机感是不是越来越强?
林浊水: 余克礼说的很客气,他说:两个宪法不能永远存在。10年、20年、也许50年都可以等。但事实是,两岸互不隶属已经超过60年。50年之后,许多人都不在 了,还管这么多做什么?现在的60年加上未来的50年,到时台湾和中国就分开了100多年。100多年的分立之后,还说,我不放弃对方的领土,这种说法有 点荒谬。
德国之声:您认为北京对两岸分治的情形,还可以忍耐多久?
林浊水: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余克礼说他可以忍耐50年,直到他的孙子辈;毛泽东甚至说可以等上100年到200年。我不认为,我们的孙子的孙子的那一代,还会有那 么强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的孙子、曾孙辈思想真的如此僵硬的话,我必须说,我对所有的华人意识形态的僵硬和心理的闭塞,感到极度的悲观。但是基本上我是乐 观的。
我其实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很多极端台独主义者主张台独,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是坏人,我们不要和他们同在一国;有些统派人士则担心,如果不如北京 所愿,和中国统一,中国可能会发脾气,会对台湾不利。这不正说明他们两种人都觉得中国不是好人吗?他们都对中国人太没有信心了。其实,中国人就是普通人; 会做一点坏事,会做一点好事。但整的来说,做好事应该会比做坏事多。我不像这些人那么悲观,我有信心。
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国家,跟左邻右舍的关系那么紧张。根据我的观察,习近平似乎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虽然在新疆问题上采取镇压的手段,但是,对 左邻右舍和美国,在我看,这一个多月来,他已经稍微缓和了过去那种强硬的态度,如此一来中国会更像一个大国。一个真正有信心的大国应该会和左邻右舍相处融 洽,我觉得中国有机会变成更好的大国。
作者:邱璧辉(台北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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