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30日 星期三

全英梅是薩維爾街上的中國女裁縫。 林鄧璐德 (Ruth Duncan 1920-2015)。 蔣培坤 ( 1933?-2015 )、丁子霖、蔣捷連

人物特寫:倫敦薩維爾街的中國女裁縫

  • 2015年 9月 29日


  • 2015年 9月 29日
全英梅
Image caption全英梅是薩維爾街上的百年品牌的合伙人
9月下旬照例是全英梅最忙碌的季節,這個東北女孩從倫敦趕赴中國的7到9座城市為客戶完成成衣高級定制服務。
站在眼前的80後女孩全英梅,留著幹練的短髮,英姿颯爽的青春氣息很難讓人相信,她已經是高定頂級代表的倫敦薩維爾街上唯一的中國老闆。
經全英梅剪裁出品的高定成衣可以說是件件精品,她說:「做成衣,比對的是假人模特的身形,高定並非只有舒適,它像女裝中的鯨骨,改變穿著者的身材。高定和成衣的不同,在於你定制的衣服穿在別人身上,一文不值。它是有生命的,如果沒有你,它不會誕生。」
學徒生涯
全英梅
Image caption全英梅獲得金剪刀獎
當年,把全英梅領入服裝界的是她的馬來西亞籍男友。2000年,全英梅懷揣家裏為她拼湊的僅有的學費,從中國東北老家飛到倫敦,入讀本地的語言學校,為之後的深造打基礎。
隨後全英梅進入英國頂尖的中央聖馬丁學院學設計,臨近畢業時,男友把她推薦進Kilgour(英國最著名的高定店之一)做學徒裁縫。
在薩維爾街,你要成為頂級的裁縫只有著名學府的畢業證書是完全不夠的,這裏有自己的一套裁縫培養機制,也就是在實踐中不斷提高的「學徒制」,如何使用一個頂針甚至比其他技藝都來得重要,要花更多時間研磨學習。
師傅手把手的教,全英梅認真投入的學,考驗的不僅僅是如何剪裁、料盡其用這樣的腦力,還有長時間工作、手上技藝精湛的體力。
三個月的學徒工作出師後,全英梅輾轉到倫敦金融城的裁縫店工作,接觸到了不同的客戶,和迥異的服務理念。
獲得「金剪刀」獎
「金剪刀」大獎是歐洲裁剪大師們競相角逐的獎項。1575年,意大利的裁縫師們成立了意大利國家裁縫師學會,這是意大利第一個以國家名義成立的裁縫師交流協會。經過近200年的沉澱和發展,於1953年學會開始舉辦「金剪刀」大獎賽。這個含金量極高的獎項每兩年才產生一位,評委會分別對選手的縫製和設計進行評分,分數最高者才能贏得「金剪刀」大獎這份殊榮。
全英梅
2009年,全英梅決定進軍這個獎項。這一年全英梅的參賽方案是做「最英國」的軍裝。正是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幫助全英梅一起設計參賽方案的男友被查出罹患癌症。
本應全力以赴參賽的小全此時為了照顧病重的男友不得不減少工作時間、減少收入,還要利用深夜的時間進行設計創作。
完成了設計還沒有開始縫製的時候,男友離開了她。她不睡不休整整6天,終於完成了作品。這一次小全只進入了提名,沒有拿到大獎。
2011年,小全捲土重來,她憑借一件剪裁難度極大的女士大衣,終於贏得了金剪刀大獎。她的獲獎也贏得了英國主流媒體的關注,稱她打破了由男人壟斷的高級定制行業。
當老闆再出發
眼下,小全已經成為了薩維爾街上的百年品牌Welsh & Jefferies的合伙人。面對成衣業對高級定制的巨大衝擊,小全仍然堅持手工製作的理念。
店裏也仍然堅持傳統的學徒制,小全招收了幾名學徒進店學習,傳授給他們的仍然是最傳統的手工剪裁技藝。
眼下,雖然每隔幾個月,小全都會到中國為客戶提供高級定制服務,但她始終堅持所有的製作和工藝必須在英國的理念。她說,這才是高級定制的靈魂所在。
(責編:友義)




奉獻台灣醫療50年 林鄧璐德永別了

2015-09-29

嫁作台灣媳婦 一生以正港台灣人為榮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美國女醫療宣教師林鄧璐德來台半世紀,投身醫療傳道工作,更嫁作台灣媳婦,一生以成為正港台灣人為榮,並與夫婿林澄輝奉獻近二億元資金與大批土地投入社福志業,打造臨安與璐德兩家養護中心,造福長輩、弱勢兒少家庭與身障者,璐德女士日前辭世,昨天在南門教會舉行舉行感恩告別禮拜,歸返天家。
  • 林鄧璐德年輕時擔任護理師的亮麗模樣。 (圖:林澄輝社福基金會提供)
    林鄧璐德年輕時擔任護理師的亮麗模樣。 (圖:林澄輝社福基金會提供)
  • 林鄧璐德生前創設、捐助的五個基金會代表為其靈柩覆旗。 (記者王俊忠攝)
    林鄧璐德生前創設、捐助的五個基金會代表為其靈柩覆旗。 (記者王俊忠攝)

昨舉行感恩告別禮拜 三百多人追思

告別禮拜上,昔日受過璐德女士夫妻照顧的孩子們、五個基金會人員與教友、其美國親友等三百多人參與,典禮過程莊嚴肅穆,不少女性追思者頻頻拭淚、甚至放聲哭泣,感念璐德女士情懷之深,令人鼻酸、動容。
本名Ruth Duncan的林鄧璐德於一九五二年以美國德州醫療宣教師身分到台灣,為當時連家人都棄絕的「麻瘋病患者」提供醫療及服務,從樂生、樂山療養院醫療服務開始,後來並協助設立嘉義、台南特別皮膚科,這些醫院專收麻瘋病患,卻不以 「麻瘋醫院」為名,為的是避免引起民眾的恐慌及反彈,她用愛與理性,呵護了為病所困的靈魂。

與夫婿捐近二億與土地 設兩養護中心

這位美籍護理師在一九六一年與林澄輝先生結為連理,她以能成為台灣媳婦為榮,婚後與夫婿陸續設立南市基督教敬老協會,為小兒麻痺患者成立「光明敬業院」,提供職訓與就學服務;夫婦更關懷基督教宣教工作,設立臨安教會、美好教會、林珠托兒所及橄欖山青年靈修營地等,透過這些事工榮耀神的名。
二○○五年,林鄧璐德捐出自己住所與六千萬元給南市YMCA社福基金會建造臨安養護中心。鑒於台灣老人照顧問題日益重要,她與夫婿又在二○一一年捐出大部分土地與一億三千萬元資產興建林澄輝紀念大樓、設立璐德養護中心,提供在地長者優質照顧服務。
兩夫妻為讓福音、醫療及社福服務工作能永續經營,更成立恩惠基金會、林澄輝社福基金會。由於林鄧璐德與夫婿對台灣貢獻良多,二○○七年,夫婦獲陳水扁總統頒贈三等景星勳章及紫色大綬景星勳章;璐德女士也獲移民署頒贈公民證與南市府賴清德市長頒榮譽市民、行政院醫療貢獻獎及厚生基金會醫療貢獻獎等殊榮。
林澄輝社福基金會董事長黃德成表示,璐德女士與夫婿一生克勤克儉,她常向人說「我是台灣人」,基於愛台灣的心,除了以自己醫療專業服務台灣人,更將她一生財富貢獻在台灣土地上。今年九月十六日凌晨,她闔上了眼、享壽九十五歲,完成上帝託付她在世間的使命,留下美好典範,成為大家永遠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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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NOW新闻台报道,9月27日,中国“六四”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的先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前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蒋培坤在家乡江苏无锡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2岁。
VOACHINESE.COM|由斯洋上傳



王丹网站 Wang Dan's Page
一早起來,驚悉天安門母親運動的發起人之一,人民大學原美學研究所所長,丁子霖老師的丈夫蔣培坤老師,因病逝世,內心無比沉痛。
26年來,丁子霖,蔣培坤兩位老師相互扶持,在艱難的環境下頑強抗爭。,為了尋找“六四”死難家屬,為了把家屬們組織起來,為了協助受難者家屬度過生活難關,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而且成就非凡。
他們還未成年的,唯一的獨生子,蔣捷連,1989年6月4日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士兵槍殺在長安街上。這是蔣老師一生的痛,也是他和丁老師的勇氣的來源。
蔣老師走了,祈願丁老師節哀,保重身體為上。

徐玉標 ( 張文亮等);中共最高法副院長奚曉明被雙開

最高法副院長奚曉明被開除黨籍


http://news.wenweipo.com   [2015-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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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曉明(資料圖)。
【文匯網訊】據中國經濟網綜合報道,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9月29日發佈消息,日前,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紀委對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黨組成員奚曉明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
經查,奚曉明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重違背依法治國決策部署;嚴重違反組織紀律,對黨不忠誠、不老實,隱瞞不報個人有關事項;嚴重違反廉潔自律規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經營活動謀取利益;嚴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違規接受公款接待;違反保密紀律,洩露審判工作秘密;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民事訴訟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財物。其中,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財物問題涉嫌犯罪。
奚曉明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本應認真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但他理想信念喪失,嚴重違紀,且黨的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性質惡劣、情節嚴重。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議審議並報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奚曉明開除黨籍處分;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據有關規定,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責令退賠違紀款;將其涉嫌犯罪問題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奚曉明簡歷
奚曉明,男,漢族,1954年6月生,江蘇常州人,1972年1月參加工作,197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京大學法律系經濟法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法學博士學位。二級大法官。
1972.01-1978.03 瀋陽市和平區公安局警察
1978.03-1982.01 吉林大學法律系學生,獲法學學士
1982.01-1985.06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書記員
1985.06-1993.07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審判員(正處級)(其間:1985.10-1987.09天津市河西區法院、中級法院鍛煉;1989.09-1993.01北京大學民法學專業研究生學習,獲法學碩士學位;1991.09-1992.09在英國倫敦大學學習)
1993.07-2000.08 最高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庭副庭長(其間:1997.09-1998.07在中央黨校培訓部中青班學習)
2000.08-2004.06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其間:1998.09-2002.07北京大學經濟法學專業在職研究生學習,獲法學博士學位;2003.08-2004.06掛職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副書記)
2004.06 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
2015.07 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被双开
中纪委周二表示,已对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决定给其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处分。路透社指出,奚晓明是继周永康之后中国落马的最高级别司法官员之一,他在职期间主要负责经济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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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還有故臺大農業工程學系名譽教授徐玉標先生的學生寫他。

Books 書海微瀾: 徐玉標教授

hcbooks.blogspot.com/2015/07/blog-post_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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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15, 2015 - 徐玉標教授,一個外省來的老師,用3年的時間由基隆作山地測量,走到屛 ... 徐玉標科學月刊; 20:5=233; 民78.05; 頁338-346 ... 重金屬污染知多少?


擁抱布袋蓮的日子

kc.kshs.kh.edu.tw/library/wenlian/sho-18.swf
徐玉標教授問道。 他是我的論文指導教授,當年介紹我認識布袋蓮也是他。 「是的,老師。野外採. 回來的布袋蓮與水樣,還要立刻分析處理,整夜通宵作實驗與布袋蓮  ...



要聽老師的話
有一天,徐玉標老師與我搭火車,自南部歸來。快到台北站,他突然說:「文亮,我認為你應該出國深造。」
當時他是我的主管,我聽了嚇一跳,心想是不是工作不夠賣力,我問道:「為什麼呢?」。他說:「你是研究人才。」。我說:「在台灣工作,不也會成為人才嗎?」。他下車,不解釋。
我到補習班,準備托福考試。我的工作很累,經常一到補習班就趴著睡。有一次,大家都走光,我才被工友叫起來。托福通過了,我向外申請,收到C大的錄取通知。我去告訴老師,老師說:「不要去那一所。」。我不解道:「C大是常春藤聯盟的學校。」。徐老師說:「UC Davis才適合你。」。我有點慌了,我說:「對方一直沒有回音。」。徐老師震怒道:「我叫你去,就是了。」。
我與徐老師相處五年,第一次看到他生氣。我推掉C大,等了一個月,才收到錄取通知單。
出國前,徐老師找我去,給我一個信封。我離開後,打開信封,裡面是台北來回舊金山的機票錢。相當於,我幾個月薪水。
我到UC Davis,才遇到我的妻子。妻子說:「如果你去C大,那邊也有別的女孩在等你。」。我說:「老師說UC Davis,就是了」。

"豎子"張虔生及其部屬/沈世宏/南方朔:有貪官 始有大奸商/後勁溪整治 高市:花30年也做


捐30億「為何需要30年」?
詹順貴呼籲張虔生,
應負責任地一次性以「公害污染防治公益信託基金」方式,
捐給環保公民團體管理。
 
日月光半導體 高雄市政府 陳菊 (花媽) 市長 後勁溪
地球公民基金會 朱學恒
‪#‎張虔生‬ ‪#‎日月光K7廠‬ ‪#‎後勁溪汙染事件‬ ‪#‎捐30億‬
日月光工廠偷排廢水汙染後勁溪事件,昨天高雄高分院二審逆轉判無罪,…
PEOPLENEW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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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籍的張虔生先生是台語說的"豎子".....
這個人開的記者會是文過. 說的是胡說八道    騙局 ......

 某工商報的社論用"無恥".

可以用”無恥的豎子”來稱呼頂新魏家和日月光的張虔生。
日月光的所謂中壢廠區是昔日Timex創設的內壢廠,80年代中轉賣給Motorola (內有三事業部的三廠以IC裝配廠名義賣日月光-----其實是Motorola的二流供應商),90年代初轉賣給日月光。
我70-90年代在幾家國際”第一流”的公司上過班,只有DuPont公司從50-60年代就將”安全與還保”SHE列為公司之核心價值並落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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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這麼氣不是沒原因,就在日月光楠梓廠停工前夕,傳出中央的「環保署」槓上地方的「環保局」,署長沈世宏甚至要求陳菊出來講清楚。

環保署長沈世宏:「高雄市環保局知道跟海洋放流的連接管,同時告訴他(日月光),由他跟加工出口處來辦理。」

沈世宏爆料,原來日光月的廢水海放,民國99年早就有先例,當時還經過加工處以及環保局的同意,所以高雄市政府早就知道日月光有暗管,但9月底日月光再度申請排放廢水,卻被高雄環保局說是暗管偷排,中央要地方解釋,讓停工計劃生變。

立委趙天麟:「你是不是有改變你的立場?你如果認為支持地方政府停工,而地方政府也要停工,我們再繼續開會好不好?要不然我實在不知道這預算怎麼審下去。」
立委吳育仁:「擔不擔心日月光政商關係好,基層執法人員無法有效執法?」
環保署長沈世宏:「這一點,我說...應該...看起來沒有這件事。」






後勁溪整治 高市:花30年也做






高市農業局昨秤重收購管制採收區的花椰菜,一車一車載去銷毀。陳宏瑞攝

【周昭平、陳宏瑞╱高雄報導】高市環保局長陳金德昨宣布,近期將針對後勁溪流域展開全面污染調查、整治,儘管源頭認定困難,現行法令也不足以要求業者負擔整治經費,「但環保局會長期抗戰,花三十年也要做。」





德民橋下排水口昨又遭舉報異常,經檢測水質正常。張世瑜攝

銷毀20噸花椰菜

環保局本月十六日已在加工區陸放排放口、排放口上游惠豐橋、下游德惠橋,以及排放口中段的人行鋼橋、仕隆圳取水口等五處採集底泥,掌握該處截面底泥遭污染狀況,會另報請環保署經費支應,委託第三公正單位,做更全面詳細調查。
陳金德表示,流域底泥污染整治目前法源不足,污染事業主、範圍深度認定也有困難,但仍可比對分析流域內工廠廢水污染物,按排放量要求分擔整治經費,不過這樣的作法並無前例,環保局已經做好長期抗戰準備。
此外,農業局昨已展開援中港圳灌區管制作物收購,主祕鄭清福表示,昨共收購約二十公噸的花椰菜,收購價約一百二十萬元左右,將先由農發基金支出,未來不排除向日月光索賠。
雖然收購價格不錯,但農民看到心血被當成垃圾集中運到焚化爐銷毀,仍不免嘆息:「實在真嘸彩(台語可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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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有貪官 始有大奸商


古代諺語說:「一個和尚抬水吃,兩個和尚挑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意思是說,當一件事情管事的人太多了,就有了推托卸責的空間,最後達不成目的。

前 陣子,我讀了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湯普遜《Dennis F. Thampson》所著的論文集《恢復責任感》,他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談到政府的手太多了「Many Hands」的問題。他指出,現代的政府,一件事由太多機關在管,有人管政策,有太多人管執行,有人主辦,有人會協辦。一件事情經常會搞得冤無頭,債無 主。這只是現代官僚體系「集體平庸化」之關鍵。他的意思是,當政府平庸,有太多手在管事,只要有任何一隻手放水,整件事情的管理就會一塌糊塗,最後是奸商 圖利。有庸吏始有奸商。

最近這半年,台灣的偽劣混冒商品、食用油風暴,再到清境的水土破壞,日月無光的日月光濫排含重金屬鎳的工業廢水 事件。這些事件有好多起都是涉及資產幾十、幾百、幾千億的大公司,它們已可稱為「大奸商」。這些大奸商是怎麼形成的?如果我們去逐一追究,就會發現它們的 背後事實上有著庸吏的影子。

就以米商泉順為例,它從九月起雖陸續被罰多次,但每次只罰11萬元和四萬元,農委會上星期雖然祭出撤銷執照的重罰,雖看起來很重,但它的家族成員手上還有八張執照,撤了一張根本沒有任何意義。這顯示台灣的糧商管理,懲罰及發照,是多麼浮濫,再怎麼懲罰都無所謂。

再以清境的水土危機而論,政府雖號稱有管理,但對民宿卻廣開了後門,有民宿證照的一口一家,這已等於變相的承認了它的建築合法。於是內政部只得發明出一種「不合法不等於完全非法」的奇怪說辭。清境問題有太多瞻前顧後的因素,它將來如何解決,更不容樂觀。

至 於日月光事件那就庸吏更多了。以前的「水污法」只防小公司,不防大公司,罰款只有區區六十萬,對像日月光這種年營收二千二百億的公司只是九牛一毫毛。而且 事發後,各大工商團體立即向行政院長說情,楠梓加工區管理處這種親商機構更是亂開後門,使該公司可以接管海放,全部排向大海,至於經濟部則表示「輔導重於 懲罰」這種偏向資方的談話。可以想像到,高雄環保局這種小單位要辦大公司,必須承受多大的壓力了。日月光敢於長期違規,其實是有恃無恐。在政府那麼多管事 的手裡,最有力的那些官都在它的那一邊。上自行政院、經濟部、工業局,加工區管理處的一堆庸官都在幫忙護航。

有庸官斯有大奸商,因此我 強烈推薦一九九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瑞貝的觀點。他主張刑法中應增加經濟犯罪的專章,例如偽商品、惡意污染、詐欺案,都應根據它意圖獲得的利益,乘上違 規被發現的或然率來懲罰,而不能像以前一樣,只是根據它所造成的傷害來賠償。相信重訂罰則,大奸商才可能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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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董事長張虔生今天下午首度現身,對外說明該公司的廢水事件。圖:翁嫆琄/攝。
新頭殼newtalk2013.12.16 翁嫆琄/台北報導

知名半導體大廠日月光違法排放廢水,引發外界批評。在神隱多日後,日月光董事長張虔生今(16)日下午首度現身,除了強調絕無故意排放廢水,並對事件造成社會不安致歉外,他表示,日月光明年起將連續30年、每年捐獻至少1億元,投入台灣環保工作的推動。

日月光高雄廠及中壢廠接連傳出汙水違法排放,造成外界強烈質疑該公司故意違規,導致河流、農田等環境遭到汙染。日月光董事長張虔生與集團營運長吳田玉今天下午共同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此次的廢水處理事件。

張虔生指出,日月光30年前在高雄創業,「沒有高雄就沒有日月光,沒有台灣也沒有日月光」,後勁溪又是高雄的母親,「怎麼可能忍心破壞環境?」他強調,直 到12月9日當天,接到營運長來電,才得知日月光K7廠汙水外洩一事,加上後續多起事件,他感到「非常痛心」,也馬上要求同仁了解相關問題,絕無故意排放 廢水,或私自裝設暗管。

張虔生說,10月1日高雄廠的違規是「單一意外事件」,日月光會配合環保署、經濟部、高雄環保局等單位的稽查行動,並且共同參與後勁溪保護工作,若確認人員有失職或是違法之處,絕不會護短。

另外,張虔生宣布,從明年起連續30年、每年將捐獻至少1億元,投入對於台灣環保相關工作的推動,以表達對台灣這塊土地的回饋。他強調,日月光對高雄的投資不會改變,未來3年,會更進一步加速對環保的投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偷排污防滅證 檢大搜索日月光8據點


釐清決策 查張虔生有無涉案
〔記者鮑建信、葛祐豪/高雄報導〕高雄地檢署為偵辦日月光廢水污染案,昨天派出八名檢察官率環保警察等五十多人,首度大搜索日月光五個工廠及高級主管辦公室共八個地點,主要為釐清偷排廢水決策過程和私接管線等疑點,並追查董事長張虔生、高雄廠總經理羅瑞榮等人有無涉案。
日月光則回應,高雄廠區的十五個廠,都會全力配合檢警調查,提供相關數據與資料。
日月光涉嫌污染案,廠務處長蘇炳碩和副總林顯堂兩名高層主管,分別遭羈押、五百萬元交保,檢方主要依據人證或重要物證,懷疑他們涉嫌下令偷排未經處理的廢水或私接管線等不法行為。
搜索近10小時 查扣大批檔案
不過,林、蘇在律師陪同出庭應訊時,堅稱公司有一定的排放廢水流程,過程均符合環保局規定,沒有下達偷排指令,公司也不會私接管線。
蘇 炳碩為K1至K15廠等十五個工廠主管,林顯堂則是蘇的上級長官,並負責人力資源處;檢方認為兩人供詞避重就輕,為釐清排放廢水整個流程、內部的通報機制 和決策過程,以及防範林回去串供、湮滅證據,昨天凌晨緊急聲請八張搜索票,從昨日上午起大舉搜索日月光公司,搜索時間長達近十個小時,包括K1、K7、 K11、K9、K10等五個廠,以及林、蘇兩人的辦公室等共八處據點,查扣大批證物。
辦案人員查扣資料中,包括排放有毒廢水、廢水處理設施、私設排放管等檔案卷宗,並拷貝電腦大批電子檔案及電腦主機等物;至於,蘇、林等人供詞是否實在?清查扣案公文等資料即可明瞭,同時案情是否會往上延燒至董事長張虔生、高雄廠總經理羅瑞榮等人,同樣受到矚目。
此外,檢察官吳明駿日前到日月光勘驗,發現各廠四處都裝有監視器,嚴密防範員工攜帶公物外出,認為監視器畫面有助釐清污染案曝光後,涉案員工和主管有無接觸、串證、湮滅等疑點,昨天一併查扣大批光碟。


2015年9月27日 星期日

鄒若齊個案,沈若蘭/ 闞凱力 談中國高教“養廉銀”





2015.9.27
據悉,經濟部長鄧振中強力慰留鄒若齊,但鄒以個人生涯規劃為由堅辭,並提前安排接班梯隊,擬由中鋼總經理宋志育接任董座,執行副總經理林弘男接任總經理,技術部門副總經理王錫欽接任執行副總經理。
中鋼工會理事長魏肇津表示,25日下午鄒若齊到工會討論事情,突表示已申請退休。據他了解,鄒若齊15日遞出退休申請,工會惋惜挽留,但鄒出示經濟部核准公文,讓工會想挽留也無力回天。
鄒若齊現年64歲,尚未到達65歲強制退休門檻,由於今年中鋼盈餘恐較去年掉一半,加上鄒若齊屢屢為了中國鋼品傾銷、台幣匯率政策不利出口槓上中央,使外界對鄒提前退休,充滿聯想。


鄒早就規劃要退休
不過中鋼高層指出,鄒若齊早就規劃提早退休,也曾向曾任中鋼董座的經濟部前部長張家祝提起。中鋼高層並指鄒個性不服輸,絕對不是被逼退,「他不是為自己爽而去做,也不是因為不爽,安排好人事就離開」。
前中鋼副總經理杜金陵表示,站在中鋼永續經營的角度,鄒不戀棧董座職位,「讓接班人早點上來,營運掌握更加順暢,是用心良苦」。
外界憂心鋼市進入寒冬,中鋼人事異動是否造成負面效果?中鋼高層則指,鄒若齊規劃由年輕一輩的林弘男、王錫欽接班,都是中鋼一路培養上來,早經歷大風大浪。魏肇津也表示,工會支持新的人事布局。




中鋼董事長鄒若齊請辭獲准,牽動新一波人事異動。資料照片
鄒若齊小檔案
現職:中鋼董事長
年齡:64歲
學歷: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材料工程博士
主要經歷:
.2002 / 06 自中鋼業務副總退休
.台灣應用材料副總
.華新麗華總經理
.2010 / 02 回任中鋼總經理
.2010 / 06 接任中鋼董事長
資料來源:《蘋果》採訪整理



中鋼董座:見過陳啟祥2次

稱林益世引薦 未交代見面細節




鄒若齊昨召開記者會後,手持「著磁料」向媒體解說。林聰勝攝

【綜 合報導】行政院前祕書長林益世為了地勇公司與中鋼爐渣採購合約,向地勇負責人陳啟祥索賄案爆發18天後,身處風暴中的中鋼董座鄒若齊昨天終於打破沉默,首 度坦承見過陳啟祥2次,其中1次就是由林益世引薦,但他強調處理中鋼廢料案時,沒有感到任何壓力,對此特偵組持保留態度。
在 7月1日已被特偵組以證人身分約談過的鄒若齊,昨帶著中鋼部門主管,大動作召開記者會,坦承見過陳2次,他說:「我見過陳啟祥本人,很早了,在我才回中鋼 公司工作的時候。一個技術員同仁說要介紹一個好朋友(指陳啟祥),所以下了班後,與這名同仁去外面跟陳啟祥見面。第二次是林前立法委員(指林益世),為他 的選民服務做地勇的推薦,大概就這兩次,之後就沒有見過陳啟祥先生。」
鄒並未說介紹他認識陳的同仁是誰,也未說明是在什麼場合碰面,僅說對方於去年因肝癌病逝。



中鋼董事長鄒若齊昨坦承與陳啟祥見面兩次,其中一次是林益世親自帶陳啟祥來拜訪。

回鍋引外界質疑

至 於林所提的選民服務內容為何,鄒也未多說明,引發民進黨立委李昆澤質疑,鄒應把見面原因或細節一次講清楚,甚至應說明是否曾有其他民代或黨政高層來訪或請 託,李昆澤認為,「鄒若齊錯失一次對外說明清楚的時機。」林姓民眾也說:「鄒若齊沒有交代見面的細節和目的,反讓外界留下更多的問號和不解。」
2002 年6月從中鋼退休後,2010年2月又回任中鋼總經理的鄒若齊,同年6月升任董座,因回鍋問題致外界質疑聲浪不斷,昨他臨時決定召開記者會,據了解,並非 主管單位經濟部要求,而是他主動提出,希望一次把話說分明,充分展露直來直往的行事風格。不過,經濟部國營會執行長劉明忠昨說:「要等檢視完鄒若齊的正式 報告,才會發表評論,但經濟部一定會就事論事,秉公處理。」
經濟部官員私下表示,目前看來2次會面都僅屬禮貌性拜會,看不出違法之處。日前經濟部曾派員南下向中鋼、中聯取得地勇案相關資料,目前還在彙整中,結果未出爐。
林 益世6月27日遭踢爆向陳啟祥收賄索賄1億4000萬元後否認關說,強調與陳不熟,只見過1次面,負責處理下腳料的中鋼子公司中聯公司也稱當天林是禮貌性 拜會,隔天《聯合報》刊出陳與林走出中聯的照片後,林仍否認收賄,但改口見過陳4次,直到7月1日被搜索約談,林才坦承帶陳赴中聯談事情及收受陳6300 萬元。

疑拿不到錢斷料

鄒若齊昨大動作自清,也證實林曾向中鋼引薦陳,雖昨鄒說地勇會遭斷料,是因地勇把脫硫渣廢料堆放農地,造成周邊環境污染,且違反多項環保法規,因此在高市環保局未認定地勇有改善前,中鋼不會供料。
但因中鋼處理地勇遭斷料案時,高市環保局已發文告知中鋼可恢復供料,中鋼不理會,仍持續斷料,特偵組懷疑,極有可能是林不滿陳拒付8300萬元賄款,與中鋼聯手整肅陳,特偵組仍未排除有中鋼高層涉案。

鄒若齊小檔案

現職:中鋼董事長
年齡:61歲
學歷: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材料工程博士
經歷:
◎2002.06自中鋼業務副總退休
◎台灣應用材料副總
◎華新麗華總經理
◎2010.02.01回任中鋼總經理
資料來源:《蘋果》採訪整理



〔記者鮑建信/高雄報導〕林益世涉嫌索賄案延燒,其母沈若蘭擔任董事的光黎公司所涉超貸廿多億元一案,再度被媒體挖出,雖事隔多年,高雄地檢署正清查內部偵辦資料,不排除由特偵組或雄檢分案調查。
據 了解,八十一年至八十六年間,光黎工程以公司及家族名下的高雄縣仁武鄉烏材林段共十七筆土地,陸續向交銀、台銀、彰銀等公營行庫,總計貸款廿八億多元,依 八十二年公告現值計算,十七筆土地總值約僅二億多元;林益世的母親沈若蘭則是光黎公司董事,其夫林仙保當時擔任省議員。
楊秋興曾指控特權介入
九十四年高雄縣長選舉時,民進黨候選人楊秋興與國民黨提名的林益世對決,楊陣營揭露此事,認為如果不是「有力人士」特權介入,一個出現財務危機的地雷公司,有哪家銀行敢提供巨額貸款?
沈若蘭當時回應,她僅是擔任該公司董事,公司倒了,她也是被害人,希望對手不要為了選舉,刻意抹黑。
由於林益世涉貪案越演越烈,光黎超貸疑案也再度受到矚目,雄檢奉特偵組指示釐清案情,由於貸款時間距今已十幾、廿年,縣長選舉距今也有六年,雄檢連日來積極清查當時有無偵辦紀錄。
據悉,檢方欲偵辦該案,需先釐清追訴時效是否消滅,加上部分銀行改組民營化、人事變遷、當年地價等因素,因此釐清真相恐需一些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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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學的體制性腐敗
作者: 李令彬

問:我們知道您有在國內外最好大學的教育經歷,首先想請您來談一下您個人的教育經歷,以及這些經歷對您個人的影響。

闞凱力:確實可以說,我一直都在中國最好的學校讀書,不只是後來念了清華,又去了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從小學開始,我念的是北京實驗二小,中學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後來由於文革開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斷了。

我們那時候的學校,尤其是小學和中學,確實培養了學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覺得這一點是素質教育最核心的價值。現在的學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學是為什麼?為了考一個比較好的中學,上中學又是為什麼?為了考上一個好的大學,上大學為了什麼?為了將來考研,然後出去能找到一個掙錢多的工作,或者是鐵飯碗的工作。這種學習目標,本身就極端地害人,是把學習變成了一種追求功利的手段。課業負擔也把學生搞得疲憊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學習的樂趣從根本上被摧毀了,教育的核心就壞掉了。

小孩子天生有對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於引導,學習本身就不會是一個負擔,而是一種樂趣。每天學到了新東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時候,上課學的東西不解渴,自然而然還會到圖書館去,或者到網上去尋求進一步的答案。我們那時候,經常要在家裏做一些小實驗,比如上生物課,在自己家裏養幾隻蠶,或者觀察院子裏的螞蟻;上物理課,學凸透鏡的原理,就拿一個放大鏡,在太陽底下聚焦,把紙點著了;學習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也要自己去獨立思考,為什麼唯心主義是不對的?要通過讀書、辯論和獨立思考,自己最後想透了才能得出結論。我覺得這些才是最有價值的教育經歷。

後來我上了清華,當時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還沒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復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郵電大學。因為成績比較好,又加試了英語,結果我成了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公派留學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後,我就去斯坦福讀了通信技術。

30多年過去了,斯坦福教給我的課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電信技術的基礎。後來我做電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術上誰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還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近年來,我在學校裏給學生講,斯坦福大學給我留下了什麼?課堂裏的東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東西,卻融化到了血液裏面。我在斯坦福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之一,就是“經濟效益是檢驗技術的唯一標準”。

眾所周知,斯坦福大學被稱為是矽谷的母校。有資料顯示,矽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創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畢業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這些公司,創始人在斯坦福都沒畢業就出去創業了,把技術變成了現實生產力和社會經濟效益。

我當時由於是公派留學生,所以從出國的第一天起,就想著回到中國要幹什麼。那時候,因為我們是第一批公派留學生,所以教育部對外面的世界也是一點都不瞭解,也就沒有限制我們出去學什麼,想學什麼都可以。我想,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當時全國才幾百萬部電話,有的地方一個單位都不見得有一部電話,更不要說個人家裏有電話了。而在國外電話的那種普及程度,讓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所以我就選擇了學習電信。所以,我覺得學習是為社會需求服務的。後來,我在電信領域轉向了管理,又轉向了電信政策和電信體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務於這種社會需求。說的大一點,這樣的學習是一種社會責任感,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現在我在學校裏教書,所以比較瞭解現在的學生怎麼想。現在的學生主要考慮的不是社會需求,而是哪個行業掙錢多或者是有鐵飯碗。這是從個人功利的角度出發去學習,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滿足社會的需求,這也導致他們學東西特別死,知識面特別窄,根本沒辦法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

問:今天中國學生的共性問題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統的問題,您覺得中國的教育有什麼系統性問題?

我在2000年從電信研究院調到北京郵電大學,成為經濟管理學院的第一任院長。上任之後,我們就發生了非常大的爭論,在學校到底誰為誰服務?是老師為學生服務,還是學生為老師服務?以現在中國大學裏的普遍情況來看,不僅是學生為老師服務,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學生也還是在為老師打工!

教授搞到了項目,掙到錢就進自己腰包了,然後把任務分配出去,讓學生給自己做項目。有的教授自己開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還要打卡。有的教授自己沒拿到項目,也沒辦公司,那怎麼辦?讓學生去公司兼職,把學生給“出租”了。公司一個月給教授四五千,而學生只拿到四五百,變成包身工了。

很明顯,這些老師就是在賺學生的錢,難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後把自己的教授稱為“老闆”。這些現象在中國1949年以前的大學,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學都是聞所未聞的。這個社會的腐敗、學術的腐敗和大學的腐敗,簡直是一塌糊塗、豈有此理!

不是說學生不能在學習之餘工作賺錢,而是說學生賺了錢歸教授,這在西方絕對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國已經成了普遍現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規定,每個教授帶研究生,要給學校交錢。理由是什麼呢?因為學生幫教授賺錢了,所以教授從學生身上賺到的錢,要分一部分交給學校——這就是教育部的規定,帶一個研究生一年要交幾千塊。

這種教育部的規定,不就是和珅規定的“養廉銀”嗎?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給朝廷一部分。這就是說,你如果不去當貪官污吏,連這個給朝廷的養廉銀都交不起,實在是渾蛋邏輯。

1949年以前,我們的老清華、老北大,或者西南聯大,教授和學生的關係真是情同父子。老師就是盼著學生成才,遇到特別貧困的學生,教授會拿出自己的薪水來貼補學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現在卻是赤裸裸的金錢利益關係。或者說,學生在教授這裏打工幾年,給教授賺夠了錢,才給你畢業,這就是一種官方合法的賣學歷。

當然,還有很多非法的賣學歷。全中國有多少“在職博士”?很多是國企老總、高管。私企老闆要不要學歷無所謂,但是體制內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學歷。有幾個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們又有幾個人來上過課?

他們的博士怎麼來的?無非是拿錢買的,而且是拿國家的錢買的。他們以國企或政府部門的名義,給教授一個幾十萬、上百萬的項目,做不做得出來無所謂,這是辛苦費嘛!錢歸教授,找點兒發票湊一湊就報銷出來了。這樣,教授就讓其他的學生替這些人上課、考試、寫論文,或者乾脆“外包”出去。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專門的產業鏈,就是論文代寫。價格也不貴,幾千塊錢一份,還有信譽保證,不通過不收錢。美國一年才出三萬多博士,中國現在一年就出五六萬博士,世界第一。這不是活見鬼嘛?十個有九個是假的!

合法的腐敗和灰色的腐敗,做的全都是賣文憑的生意,這就是中國。整個大學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碩士、博士教育就是這個樣子。

問:那麼您個人在學校裏這麼多年,有沒有對中國的教育改革,有過一些什麼樣的期待?

闞凱力:難呀!大學是什麼?“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大學者,非大樓也,大師也。”

2000年到北郵經管院作院長,當時也是滿腔雄心壯志。在我們院的成立大會上,我講話的題目就是“為建立中國的斯坦福大學而奮鬥”。我說,清華號稱是中國的麻省理工,北大號稱是中國的哈佛,我們北郵要為成為中國的斯坦福而奮鬥。結果沒過兩個月,我就不敢再提這事兒了。

我當時做院長,開始還在院裏討論“到底是學生為老師服務,還是老師為學生服務”,後來也討論不下去了。這就像我們從80年代就開始討論官員是不是要公佈個人財產。道理是明擺著的,但是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也沒有什麼結果。現行體制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團是很難觸動的,它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堅固的體制結構了。

南方科大的校長朱清時說過,中國大學要改革,第一就是要去行政化,第二就是要實現大學自治,教授治校。現在的體制不行,校長都是上面指派下來的。轉業來個什麼政工幹部,沒地方安置了,就在學校裏面添個副校長,然後他就等著混到退休了。

按照我國的《高教法》,大學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是什麼意思?我的評論就是:領導的不負責,負責的不領導。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個校長是負得了這個責,還是負不了這個責?

我同意朱清時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鄧小平搞農村體制改革,包產到戶,說穿了就是一句話:“相信農民會種地。”一樣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會教書,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員、中央的官員來指揮。因此,我們的大學教育改革必須沿著去行政化、大學自治和教授治校這條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現在我們的大學既然主要是公立大學,那麼政府就有出錢的義務。為什麼?因為辦大學是為社會培養人才,這是政府的責任。但是,政府無權干預學校內部從行政到學術的各種事務,連北洋軍閥時代都如此。

改革開放以來,有人喊出了教育產業化的口號。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賺錢的嗎?教育本身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是以促進社會的發展為目標。西方的名牌大學,即使很多私立學校,也絕對沒有給股東分紅的事。私立大學的董事會,都是聘請的社會名流,能夠代表公共利益,由他們來決定我們的辦學方針是什麼,怎麼樣才能夠最好地服務社會。

現在中國大學變成了一個賺錢的系統,學校領導都是官,分什麼副部級的、局級的。這樣下來,中國的大學就是兩個字的目標:一個是權、一個是錢。錢學森的“世紀之問”是:“為什麼中國的大學裏培養不出大師?”靠這樣的大學培養什麼大師,簡直是扯淡。我們的大學已經變成了養豬場,養豬賣錢,完全失去了大學的精神。

問:那麼最後一個問題,您覺得中國學生的出路在什麼地方?在現行體制下,你會給中國的學生和家長什麼建議呢?
闞凱力:這個建議還真不太好說,恐怕還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前我主張,在國內讀完小學、中學和大學,應該先在中國工作幾年,對社會狀況有所瞭解,然後再出國去讀研究生。這樣可以帶著中國的問題到國外去學習,學完回來能夠有用武之地。當時,對我們這一代可以說是這樣。但是,今天中國社會環境之惡劣,學校裏的腐敗的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80年代。所以,我現在主張在國內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這時候,他對中國的文化和基礎知識已經接觸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費青春。

更大的問題是,在我國,現在已經很難培養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畢業生,她的孩子三四歲了,送去全托的幼稚園。這還是一家比較好的幼稚園,花了他們不少錢,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個星期一早上,這個孩子都是哭著鬧著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稚園的門口抱著媽媽的腿,哭鬧著不肯進去。這時,幼稚園阿姨出來了。孩子一看老師出來了,一下子從地上爬起來,把眼淚擦幹,對阿姨說:“老師,我來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長在旁邊看著所受到的心靈震撼:我們的孩子,這麼小的年紀,都已經學會說假話、拍馬屁了!他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這就是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在環境裏生存。

我還有一個早年的“海歸”朋友,在國內辦了十幾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終於還是帶著全家離開了中國。我問他為什麼,他的答復是:為了孩子。他說,我們不是為了讓孩子將來成名成家,即使做一個清潔工都可以。但是,要讓他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快樂的人。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們發現,這在國內的環境裏已經很難了,甚至教給孩子講真話都不行。小孩子在這樣的環境裏成長,很容易成為兩面派。不要說快樂了,有一個正常的心理狀態都難。怎麼辦呢?沒有辦法,只有離開。


***鄒若齊個案


〔自由時報記者李宇欣、黃維助、彭顯鈞、黃旭磊/綜合報導〕民進黨立委昨質疑,林益世涉貪案還有兩個重要的單位「中鋼和中聯公司」,並未被凸顯討論。綠委並鎖定副總統吳敦義,質問中鋼董座鄒若齊二○一○年的人事案是哪位行政院的「黨政高層」批的?並指問題答案和媒體近日披露的「黨政高層」有關。

民進黨立委李俊俋、鄭麗君和陳亭妃昨召開記者會指出,根據「經濟部及所屬機關事業機構遴派公民營事業與財團法人董監事及其他重要職務管理要點」,在中鋼已辦理退休的人員,除非基於業務的「特殊需要」,經專案簽報且行政院核准者,可再次回到中鋼任職。

李俊俋指出,二○○二年從中鋼退休的鄒若齊,二○一○年初回任中鋼總經理,同年六月就接任中鋼董座,升官異常快速,根據林益世和陳啟祥的錄音對話,林曾說「人事是我批的……」也就是中鋼和中聯的人事任命,確實要經過行政院這一層批核。請問鄒若齊二○一○年的人事案,是哪一位行政院的「黨政高層」在一手策劃?

鄭麗君指出,從中鋼退休後、領有優退基金的員工,不得再度回鍋擔任要職,這是中鋼的「內規」,鄒若齊憑什麼打破慣例?且鄒本身在中鋼內極具爭議,在今年的總統大選中,鄒強力輔選,甚至成立「中鋼協力廠商馬吳後援會」。

此外,鄒砸十億元的重本,買下自己曾任職的中國華新麗華公司,造成中鋼嚴重虧損;中鋼國會聯絡人上官世和也是鄒若齊所指派。

吳辦、中鋼都說依法任用

針對綠委的質疑,副總統吳敦義辦公室指 出,中鋼總經理是中鋼董事長決定,董事長人事是經濟部審核後,再送行政院長批示,吳是依法尊重經濟部的提名,單純批示,而且鄒若齊是九十一年退休,並未違 反九十七年所訂定的九十七年十一月以後退休者禁止回任的中鋼內規。據了解,吳敦義昨還特別調出當年批示鄒若齊人事的公文,上面只批示「如擬」兩字。

中鋼則表示,立委質疑與事實不符,董事長鄒若齊先前在九十九年二月一日出任總經理時,是經董事會董事過半數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聘任,並無違反公司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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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工會點名鄒若齊下台



工會點名下台 鄒若齊強調清白


中鋼在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興建的集團總部大樓,樓高卅二層,夜間帷幕牆燈管開啟時,讓夜騎臨港線自行車道民眾都忍不住驚呼︰哇!燈光彷如夜珍珠。 這棟大樓採古代「四足鼎立」理念設計,連同有「發發」之意的吉祥門牌「八十八號」,就連AIT處長司徒文都讚嘆「風水好」,AIT未來也將進駐五樓。 中鋼近日因林益世案焦頭爛額,內部人員只能期望好風水的新總部年底完工後,能趕快走出這波風暴。 (圖︰資料照,記者張忠義/文︰記者黃旭磊)
林益世案損及中鋼形象 工會要鄒負責
〔記者黃旭磊/高雄報導〕中鋼工會昨天要求董事長鄒若齊為「林益世案」下台負責;鄒若齊則再次發出公開信給員工,強調清白。
中鋼工會理事長魏肇津表示,鄒若齊於民國九十九年任職華新麗華總經理,曾主導常州新眾合金鋼廠投資案,到中鋼後,投資華新麗華近十億元,完全不避「利益輸送」之嫌,一年多即虧損六千多萬元,難道不該為虧損負責?
魏肇津說,除了常州新眾,鄒若齊去年還欲投資馬來西亞金獅集團旗下鋼鐵廠,出價約十億美元,最終未得標,強勢主導各項投資、人事案,包括中聯公司在內的集團經營階層人事異動頻繁。
魏肇津說,鄒若齊為政黨派任,執政黨為選民服務,難免有人事請託,但甩不掉政黨黑手,就無法專業經營,此次「林益世案」是否涉及不法情事,尚待檢調單位調查釐清,但捲入疑雲讓中鋼形象受損,鄒應負起政治責任下台,日後不排除動員抗爭,要求鄒若齊下台。
鄒再發公開信 澄清回任及轉投資爭議
鄒若齊昨天繼本月五日後,發給員工第二封公開信,以「『地勇案』董事長給全體同仁第二封信」為題,表示回任中鋼總經理,是由張前董事長(家祝)推薦,並經董事會討論通過,在九十一年辦理優惠離退所領取的優惠離職金,扣除已繳交所得稅,當時即繳回公司。
鄒若齊表示,針對投資中鋼精材(常州新眾合金鋼廠)一案,…已開始接單生產鈦、鎳之類高端產品,鈦每噸售價可達到新台幣六十至一百萬元,鎳合金為每噸三十萬元左右,…非常有信心會成為中鋼新事業利基。
至於評估投資馬來西亞金獅集團Megasteel一事,完全是考量中鋼在東南亞地區(包括馬來西亞)市場佈局,…目前停止談判…但對於在東南亞地區佈局方向不會改變。

從文革走出來的習近平(江春男) Cultural Revolution Shaped China’s Leader, From Schoolboy to Survivor


Cultural Revolution Shaped China’s Leader, From Schoolboy to Survivor

從文革浩劫中走出來的習近平

BEIJING — When the pandemonium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rupted, he was a slight, softly spoken 13-year-old who loved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wo years later, adrift in a city torn apart by warring Red Guards, Xi Jinping had hardened into a combative street survivor.
北京——文化大革命那場浩劫爆發時,他還是個身材瘦小的13歲少年,說起話來語氣溫和,熱愛古典詩詞。兩年後,在武鬥成風的紅衛兵肆虐的北京城裡漂泊沉浮的過程中,習近平變得堅強起來,成了一個在逆境中生存的鬥士。
His father, a senior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 who had been purged a few years earlier, was seized and repeatedly beaten. Student militantsransacked his family’s home, forcing them to flee, and one of hissisters died in the mayhem. Paraded before a crowd as an enemy of the revolution and denounced by his own mother, the future president of China was on the edge of being thrown into a prison for delinquentchildren of the party elite.
他的父親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名高官,早幾年遭到清洗,被抓了起來,而且遭到反覆毆打。學生造反派洗劫了他的家,強迫他們離開。他的一個姐姐在動亂中死去。這位未來的中國國家主席作為反革命分子在眾人面前遊街並被自己的母親譴責,還差一點被投進一個關押黨內高層失足子女的少管所。
Visiting the United States this week, Mr. Xi, 62, has presented himself as a polished statesman, at ease hobnobbing with American capitalistsin Seattle and attending a state dinner at the White House in his honor, set for Friday. Yet his first immersion in politics came on the streets of the Chinese capital during the most tumultuous era of Communist rule, when Mao Zedong exhorted students “to bombard the headquarters” of order.
現年62歲的習近平本周正在美國訪問。他展現出一名成熟政治家的風範,泰然自若地在西雅圖和美國資本家親切交談,周五還會在白宮出席專門為他舉辦的國宴。但他首次接受政治洗禮卻是在中國首都的街頭,在共產黨統治之下最為動蕩的年代,在毛澤東號召學生們「炮打司令部」的時候。
1983年,時任河北正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與群眾交談。
Xinhua Press, via Corbis
1983年,時任河北正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與群眾交談。
“I always had a stubborn streak and wouldn’t put up with being bullied,” Mr. Xi recalled in an interview in 2000, one of the few times he has spoken about his experience as a teenager in Beijing. “I riled the radicals, and they blamed me for everything that went wrong.”
「我有一股倔勁,不甘受欺負,」習近平在2000年接受採訪時回憶道。他很少講到自己年少時在北京的經歷,這是為數不多的一次。我「得罪了造反派,有什麼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
Mr. Xi has often discussed the seven years he spent exiled to a rural village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cluding in a speech in Seattle on Tuesday, casting that chapter of his life as anuplifting story of a city boy who discovers the suffering of ordinary Chinese in the countryside and resolves to make a difference.
習近平經常談起他在文革後期下鄉生活了七年。周二在西雅圖發表講話時,他也再度提及。那段經歷被描述成一段鼓舞人心的故事:城裡的男孩發現中國農村普通人生活艱難,決心努力改變這一狀況。
But Mr. Xi has rarely spoken in public about his experiences from 1966 to 1968 at the tumultuous star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his close contemporaries refuse to talk to foreign journalists aboutthose years.
然而,習近平一直很少公開談及他在1966年到1968年間文革伊始那段動蕩時期的經歷,與他關係密切的同輩人也拒絕向外國記者吐露。
An examination of memoirs written by them and by members of Mr. Xi’s family, though, offers an unusually vivid look at how a shy, bookish youth, raised in the bosom of party privilege, was tested and changed by the chaos that unfolded after Mao’s decision to turn the masses against the party establishment.
不過,通過這些人和習近平的家人撰寫的回憶文章,可以非常生動地勾勒出,一個在中共特權的襁褓中長大的、充滿書生氣的羞澀少年,在那場毛澤東決意使大眾將矛頭指向當權派而發起的動亂中,是如何經受考驗並發生改變的。
Mr. Xi started his transformation in the equivalent of the seventh grade in the August 1 School, a cloistered boarding school largely reserved for children with parents in the senior ranks of the party and the military. When Cultural Revolution militants shut it down, heended up at the No. 25 School, which was a hotbed of discontent with the party elite, said Qian Peizhen, chairwoman of the school’s alumni association.
習近平的轉變始於在八一學校上初一的時候。那是一所主要接收黨內和部隊高幹子弟的寄宿學校,與外界隔絕。文革造反派讓八一學校停課後,習近平轉到了第二十五中。根據二十五中校友會執行會長錢佩珍的說法,當時那裡充滿了對黨內高層的不滿情緒。
But as order broke down, Mr. Xi, like many youths, spent little time in class. Mr. Xi and a friend “would hang out all day,” Ms. Qian said.After fleeing their home, he, his mother and his siblings took refuge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an academy for officials. “We grew up in a highly abnormal environment,” Li Xiaobing, a classmate at the August 1 School, recalled on a school alumni website.
不過,因為文革中社會體系崩塌,習近平像很多青少年一樣,很少上課。從家裡逃出來以後,他和母親以及兄弟姐妹搬到了中央黨校。「我們的成長過程是在一個很不正常的環境下,」習近平在八一學校的同學李小兵在校友會網頁上發佈的一則採訪視頻中回憶道
The purges, zealotry and mass strife that Mao unleash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eft a lasting mark on every Chinese leader whohas succeeded him. But Mr. Xi stands out because he is the first party chief from the generation of the Red Guards — the youth who served as Mao’s shock troops — and because he fell so far before beginning his trek to power, from a family in the party elite to an unmoored life as a teenage political pariah.
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發動的清洗運動、狂熱和群眾衝突,在他之後繼任的每一位中國領導人身上都留下了永久的印記。但習近平有些與眾不同,他是第一位從紅衛兵——毛澤東的奇襲隊——那一代成長起來的黨的領導人,而且在踏上通往權力的長路之前,他曾經跌得那麼重,從一名中共高幹子弟,淪為失勢政治人物無依無靠的子女。
Some of Mr. Xi’s critics argue that his experienc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form his authoritarian ways. But the imprint of that time was more complex than that, said Patricia M. Thornton, a professor at Oxford who is research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legacy.
習近平的一些批評者認為,他在文革期間的經歷為他如今的專製作風提供了註解。但那個時期對習近平產生的影響實際上更為複雜,研究文革及其遺產的牛津大學教授藍夢林(Patricia M. Thornton)表示。
Mr. Xi’s generation venerated Mao, she said, but his family suffered in the violence that Mao unleashed, and Mr. Xi’s outlook is rooted in an elitist rejection of that turmoil.
她說,習近平那一代人崇敬毛澤東,但他的家庭因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暴力而遭受磨難,而且習近平的觀念源於精英主義者對文革動亂的排斥。
“Xi got to see both sides of that time, which is one reason I think he’s such an interesting character,” she said, “but that’s also why he’s so difficult to read.”
「習近平看到了那個時代的兩面,他之所以成為這樣一個有意思的人物,我想這也是原因之一,」她說,「但也讓他難以被外界讀懂。」
Unlike some youths from elite backgrounds, Mr. Xi did not turn against the party or Mao, but learned to revere strict order and abhor challenges to hierarchy, said Yongyi Song, a historian andlibrarian in Los Angeles who has long studi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與一些精英背景出身的年輕人不同,習近平沒有轉而敵視中共或毛澤東,而是學會了推崇嚴格的秩序、厭惡對等級體系的挑戰,長期研究文革的歷史學者宋永毅表示。宋永毅在洛杉磯一所高校擔任圖書館員
“He suffered much under Mao,” Mr. Song said, “but I think that actually increased his belief that those who are ‘born red,’ those children of the party elite, earned the right to inherit Mao’s place at the center.”
「在毛澤東統治下,他受了很多苦,」宋永毅說,「但我認為這一點實際上強化了他的一種信念,即『紅色子弟』,也就是中共精英的後代,贏得了繼承毛澤東在黨內的核心地位的權利。」
At the August 1 School, Mr. Xi and other students were expected to be exemplary servants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We took the children to clean out latrines, and they did a really fine job,” a former teacher, Tang Yuhua, said in an interview for the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The children of officials did what they were told.”
在八一學校,習近平和其他學生背負着成為社會主義革命模範公僕的期望。「我們帶着學生去掏茅房,大家幹得都挺好的,」之前在八一學校任教的唐毓華在接受該校校友會採訪時說。「幹部子弟聽話。」
One of Mr. Xi’s teachers, Chen Qiuying, recalled him as a studious, elaborately polite boy who was fond of Du Fu, an ancient Chinese poet. He had a “very steady, kind personality,” she said in an interviewpublished in Hong Kong.
據習近平在八一學校時的老師陳秋影回憶,當時他是一個勤奮多思、周到禮貌的少年,喜歡中國古詩人杜甫。他性格「穩重、仁厚」,陳秋影在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講道。
But Mr. Xi and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were vulnerable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an because Mao had turned on theirfather, Xi Zhongxun, a revolutionary veteran and vice premier, four years earlier. He lost his post and was sent to work in a factory in central China, while his wife, Qi Xin, kept her job as a party cadre in Beijing.
但文革開始後,習近平和他的兄弟姐妹變成了容易遭受打擊的目標,因為他們的父親,當時的副總理、革命元老習仲勛在四年前已經被打倒。他失去了自己的職位,被下放到位於中國中部的一家工廠工作,而他的妻子齊心則保住了自己的黨內職位,依然留在北京。
Many of the first Red Guards who embraced Mao’s call in August 1966 to purge society of ideological enemies and traitors were the children of party officials. But Mr. Xi could not join them because he was too young and had been tainted by his father’s fall.
毛澤東在1966年8月發出清洗中國社會中意識形態敵人和叛徒的號召,率先響應這一號召的紅衛兵有很多都是幹部子弟。但習近平不能加入,因為他太小,而且也因為父親被打倒而有了政治污點。
Instead, he became a target of abuse, Ms. Chen said.
相反,他成為被虐待的對象,陳秋影說。
“He told me of one incident, in which a primary school sports teacher with a very poor attitude bullied him when the wave of physicalassault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spreading,” she said. The sports teacher, she recalled, mocked him as “child of a black gang,” aterm for toppled officials.
「他曾跟我講起過一件事,有個作風很差的小學體育老師,在文革武鬥之風興起時欺負他,」她說。她還記得,那名體育老師嘲笑他是「黑幫子女」,黑幫是當時對被打倒官員的稱呼。
Radicals accused students at the school of betraying Mao by defending their parents and privileges. A journal published by Red Guards described the school as “a cradle for pampering the sons of senior cadres” that had “bred a successor class of the bourgeoisie.”
激進分子指責八一學校的學生背叛毛澤東,因為他們為其父母和自己享受的特權辯解。一份由紅衛兵出版的期刊將這個學校描述為「高幹子弟養尊處優的搖籃」,說它是「培養資產階級接班人的溫床」。
Violence was encouraged and widespread. In August and September of 1966, nearly 1,800 people died in attacks across Beijing, according to party estimates issued in 1980.
在那個年代,暴力行為受到鼓勵,波及甚廣。中國共產黨1980年發佈的估算數字顯示,在1966年8月和9月,整個北京有將近1800人死於迫害。
Mr. Xi lost an elder sister, Xi Heping, his father’s first daughter through an earlier marriage. Official accounts say she was “persecuted to death,” leaving out details, but a historian familiar with the party elite who spoke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said she probably took her own life under duress, as many targeted by the Red Guards did in those years.
習近平失去了姐姐習和平。她是習仲勛在頭一次婚姻中的長女。官方說法是她被「迫害致死」,沒有給出細節。不過與黨內高層熟識的一名歷史學者表示,她可能是在脅迫之下自殺的,與當年被紅衛兵揪出來的許多人一樣。這名學者要求不具名。
Mr. Xi’s father, who had been exiled to a factory in central China, was seized by Red Guards, who took him to Xi’an, a city in northwest China, where they paraded him around on a truck, beat and interrogated him, and made outlandish accusations that he had used a secret radio set in his home for clandestine foreign contacts.
當時,習近平的父親已被發配去了中部的一家工廠,後來又被紅衛兵抓到了西北的西安市。在那裡,他被拉上一輛卡車遊街,遭到毆打和批鬥,荒謬地受到在家中使用秘密電台暗中通敵的指控。
A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piraled into mayhem, Mr. Xi learned to fend for himself.
隨着文化大革命陷入混亂,習近平學會了保護自己。
“We were the ‘blackest’ in the class, and the others all despised us,”recalled Nie Weiping, a classmate at the No. 25 School whose father had also been purged. “They wouldn’t come near us, and we also despised them.”
「我們在班上是最『黑』的了,當時班上的人都看不起我們,」習近平在二十五中的同學聶衛平回憶道。「不敢沾我們,我們也看不起他們。」聶衛平的父親當時也被打倒了。
One day, he, Mr. Xi and another teenage friend with a purged father, Liu Weiping, were among a large group ambushed by radical Red Guards outside a school hall. “Hundreds of them came rushing out, waving clubs and yelling, and they beat whomever they saw,” Mr. Nie said in a memoir.
一天,聶衛平、習近平和父親同樣被打倒的十幾歲的劉衛平三人與一大群人一起在學校禮堂外遭到激進紅衛兵的突然襲擊。「好幾百人拿着棍子從裡面喊着衝出來,見人就打,」聶衛平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表示。
“Xi Jinping and I moved fast and escaped,” he said, “but Liu Weiping ran a step slower, and almost suffered a concussion from a beating.”
「我和習近平動作快,逃了出來,」他說,「而劉衛平跑得慢了一步,被打成腦震蕩。」
In the interview published in 2000, when he was still a provincial official, Mr. Xi recalled being singled out and detained by the radicals because of his refusal to yield. “They all believed I was a leader,” he said.
在2000年發表的那篇訪談中,還是省級官員的習近平回憶自己當年因為不甘受欺負而被造反派揪出來,「都以為我是頭,」他說。
“They asked me how bad I thought my crimes were,” he said. “I said that they should make a guess, was it enough to deserve being shot? They said it would be enough to be shot 100 times over. I thought,what w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shot once and 100 times?”
「他們說,你覺得自己的罪行有多重。我說,你給我估計估計,夠不夠槍斃?他們說,槍斃夠100次了。我想100次跟一次沒什麼區別,都100次了還怕什麼?」習近平稱。
“Afterwards,” he added, “I recited the thoughts of Chairman Mao every day late into the night.”
「之後,念毛主席語錄,天天晚上熬夜,」他還說。
At one point, militants paraded Mr. Xi and five adults on a stage before a rally, according to an associate of Mr. Xi’s father, Yang Ping, citing conversations with the father and family. Mr. Xi had to use both hands to hold up the cone-shaped metal hat he was made to wear.
與習近平父親熟識的楊屏曾援引與他們一家的談話。有一次,習近平和五個成人一起被造反派拉去批鬥會。他被迫戴着一頂鐵制高帽子,只好用兩隻手吃力地托着。
“The mother had no choice but to go to the struggle session and sat below the stage,” Mr. Yang wrote. “When they yelled, ‘Down with Xi Jinping!’ on the stage, his mother was forced to raise her arm and shout the slogan along with everyone.”
「不得不參加批鬥會的媽媽就坐在台下,」楊屏寫道。「台上喊『打倒習近平』時,媽媽被迫舉手,跟着大家喊口號。」
By late 1968, Mr. Xi’s record of defiance was enough that he was ordered to a juvenile detention center for the children of purged officials. But he was spared imprisonment after Mao issued a call for urban youths to go to the countryside.
到了1968年底,習近平的反抗之舉已足以讓上面下令把他送去被打倒的官員子女待的少管所。不過,毛主席不久之後發出指示,讓城市青年上山下鄉,使他免去了遭到關押的命運。
He did not see his father again until 1972, when Premier Zhou Enlai arranged a family reunion.
直到1972年,在周恩來總理的安排下,一家人團聚,他才再次見到父親。
The father, battered and disoriented after years of isolation and interrogation, “looked at his two grown boys, and totally failed to recognize them,” according to his father’s biography, citing an interview with Mr. Xi. The older man wept and Mr. Xi offered him a cigarette.
在多年的隔絕和拷打之下,習仲勛受到重創,有些糊塗。「看着兩個長大了的兒子,竟然完全不認識了,」其父傳記出版時,發表的一篇採訪了習近平的文章如是說。父親流下了淚,習近平遞了一支煙。
“He asked me, ‘How come you also smoke?’” Mr. Xi said. “I said, ‘I’m depressed. We’ve also made it through tough times over these years.’
「他就問我,你怎麼也抽煙了?」習近平談到。「我說,『思想上苦悶,這些年,我們也是從艱難困苦中走過來的。』」
“He went quiet for a moment and said, ‘I grant you approval to smoke.’”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你抽煙我批准了。』」
儲百亮(Chris Buckley)是《紐約時報》記者。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司馬觀點:從文革走出來的習近平(江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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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美國備受禮遇,一切都是最高規格,行禮如儀,講的話很得體,增加了解、減少誤判、建立戰略互信,不過,北京平常最喜歡強調的「新型大國關係」,倒是很少出現,因為這個新創的名詞意思曖昧,念起來挺彆扭,老美寧願敬謝不表。
習大人訪美期間,示威人群如影隨形,中國專家對他的政策和作風品頭論足,以負面評論居多,這方面的報導在中國全面被封殺,老百姓根本看不到。不過,習近平訪美的目標,主要是出囗轉內銷,強化個人威望,就這方面而言,此行是成功的。
其實,美國專家對他本人,比對中美關係更有興趣,他們對中國內政,比對中國外交更關心。中國的經濟社會正在轉型中,轉型的速度和幅度,超乎尋常,必將衝擊對外關係,不了解中國政治,無法理解或預測其外交作為。
《紐約時報》記者在他訪美期間,發表「從文革浩劫走出來的習近平」一文,引起不少迴響。中共是靠鬥爭清算打天下的,從毛到鄧,領導人都殺過太多人,手上沾滿鮮血,心中充滿怨氣。習近平和他們有些不同,他是第一個從紅衛兵那一代成長的黨領導人。
習近平的父親曾任副總理,後來失勢被批鬥,兒女變成黑幫子女,姊姊被迫害自殺,他十多歲被下放在陜北山區挑糞作工,一去七載,人生最重要的青春期都在那裡,最後回家時,父親幾乎認不出他。這樣的背景產生什麼人格,心理學家有許多解釋。 

文革折磨反更堅忍

有趣的是,他的家庭因文革而遭受磨難,他沒批判中共,依舊崇敬發動文革的毛澤東,他受很多苦,反而學會堅忍,強調信仰、紀律和秩序,他是正統紅色王子,以護衛紅色政權為己任,但改稱之為民族復興,兩者對他是同一件事。
這樣的領導人,全世界還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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