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的人與書(164) ：
| 本名 | 洪銘水 |
|---|---|
| 筆名 | |
| 性別 | 男 |
| 字號 | |
| 別號 | |
| 籍貫 | 臺灣臺中 |
| 出生地 | 雲林 |
| 出生日期 | 1938-4-30 |
| 來臺時間 | - |
| 生或卒 | 生 |
| 辭世時間 | -- |
| 學經歷 | 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學系碩士、博士。曾任教於紐約大學布洛克林學院22年， 並擔任亞、非、拉美區域研究協調人，1994年從紐約大學退休返臺後，先後任東海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元智大學中文系教授，並曾為臺灣文學研究會召集 人，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副祕書長、理事、監事，臺灣敘事學學會監事等。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 |
|---|---|
| 文學風格 | 洪銘水創作文類以論述為主。洪銘水專治明清思想、三○年代文學、臺灣日治時期文學，曾與許達然、杜國 清、陳若曦於美國洛杉磯成立「臺灣文學研究會」。1994年回臺任教於東海大學。論述寫作以臺灣文學為主，範圍包括日據初期的臺灣詩人、臺灣小說、六○年 代文學等，自言寫作動機雖本於文化根源，卻堅持於新舊交替的種種環境遞移之中，還原歷史的特殊樣貌，而非遷就政治適宜性。文學論述著重歷史週邊的還原，加 諸於文本的精確掌握，使觀點明晰而不游移偏斜。另編選有《臺灣短篇小說選》、《東海大學五十年校史》等。 |
| 文學成就 | 曾獲行政院新聞局重要學術專門著作出版獎助、國科會甲種研究獎等獎項。 |
悼周师策纵教授兼怀往事- 豆丁网
東海大學的人與書(163)
楊澤泉(1956- )
2014.6.4
楊澤泉Tim來訪。
談與東海董事長和董事談話的經驗；大力贊成弄校園規劃夏令營，應參考新東陽建設公司的辦法。
希望我提兩文:
東海校長的資格和 要求
東海最優先的五件事
送我《府城觀察：公共政策面面觀》*台北；前衛1992
《我所欲見設於台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形態備忘錄「濃縮版」》
《 東海大學生隨機殺死成大研究生》
*第一篇：台灣前途奮鬥；第二篇：台南鄉土關懷；第三篇：成大改革運動
後記：回頭與展望----卅五自述 (很可一讀)
東海最優先的五件事
送我《府城觀察：公共政策面面觀》*台北；前衛1992
《我所欲見設於台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形態備忘錄「濃縮版」》
《 東海大學生隨機殺死成大研究生》
*第一篇：台灣前途奮鬥；第二篇：台南鄉土關懷；第三篇：成大改革運動
後記：回頭與展望----卅五自述 (很可一讀)
2013.8.3跟楊澤泉老師相談2.5小時
楊澤泉 Tzer-Chyun Yang成功大學副授教 東海經濟 台大土木研究所 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博士 (1983-86)
他找我 最關心成立東海前20屆校友組成的東海董事會之監督組織----這些人多半退休有時間投入"積極行動"----我建議協助學生辦報......
先剪貼中華日報 記者幾個月前訪問稿.可以了解他的某些面向
又可參考他的Blogs
種薑做研究 楊澤泉退而不休
成大教授楊澤泉退休後不僅到台南東山區鄉下種薑，還接受經建會委託進行花蓮台東的區域發展和投資開發研究，經常來往台南及花東，流連府城和山水之間，退而不休、幹勁十足。
牛仔褲、背包外加小筆電，成大退休教授楊澤泉退而不休，展開幹勁十足的樂活人生。（記者姚正玉攝）
楊澤泉選過台南縣立委，當過台南市政府機要祕書，現在還是台南市李登輝之友會的理事。去年八月退休至今，沒機會當「閒」人，經常以台南市政監督聯盟成員的 身分評論市政外，也接受經建會的專業委託進行「花東地區投資及融資作業模式及機制」計畫，從事花蓮、台東的區域發展及產業、投資發展的研究。
花蓮女婿的楊澤泉在花蓮有人脈且也有熱情，花蓮天然條件很好，海底深層水、地熱、原住民文化都有可觀的經濟價值。楊澤泉調查發現，地熱屬新能源，因應近來反核浪潮，地熱若能適當開發，前途不可限量。
學統計、財務的楊澤泉直言，政府財政困窘，光靠公家預算根本做不了事，活化土地及資產才是當務之急，尤其以金融資產的概念活化土地商機，開發亮點產業，既能協助地方發展，也可以解決中央與地方的財政紛爭，可是一舉數得。
犀利尖銳、鬥志旺盛的楊澤泉，退休不當教授，反而更有揮灑空間，也希望以自身經驗呼籲退休者不要急著「養老」，勇於接受挑戰、廣伸觸角，也可以在樂齡之際，開創意外的生活樂趣和人生價值。（記者姚正玉）
東海大學的人與書(162)
林碧堯: 東海化學
當傳出北捷案殺人兇手是東海大學的學生之後,這幾天,該校的師生努力地做了各種不同的反省和療傷的工作,也讓這個社會在充滿恐懼和憤怒中,能夠逐漸平靜下來,將仇恨和報復慢慢地昇華...
今天,一封來自東海大學的退休教授林碧堯的投書,則在讓我們從另一個在課堂上師生互動的面向,重新深刻反省檢視:到底,我們的教學和學習環境出了甚麼問題?
｢...學生上課如儀，老師教課也如儀，師生之間的主要語言不是成績，就是分數。...大部分的學生搶坐後排，老師滔滔不絕，學生『滑滑』不已...。｣這是新世紀教育的問題,當林教授這麼說的同時,也在反省:那該怎麼辦?
http://www.peoplenews.tw/news/ecd96e70-bd59-4fd7-b50f-f965e134f501
今天,一封來自東海大學的退休教授林碧堯的投書,則在讓我們從另一個在課堂上師生互動的面向,重新深刻反省檢視:到底,我們的教學和學習環境出了甚麼問題?
｢...學生上課如儀，老師教課也如儀，師生之間的主要語言不是成績，就是分數。...大部分的學生搶坐後排，老師滔滔不絕，學生『滑滑』不已...。｣這是新世紀教育的問題,當林教授這麼說的同時,也在反省:那該怎麼辦?
http://www.peoplenews.tw/news/ecd96e70-bd59-4fd7-b50f-f965e134f501
五月廿一日，北捷血案敲響了科技文明最血腥的警鐘：摧毀生命，讓大地母親哭泣！六零年代的教育家驚覺科技文明的快速發展，預見專業獨裁和專家公害將橫行社會，因而推出了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
peoplenews.tw
人文關懷和專業良心
林碧堯
(作者為東海大學教授)
自 12 月 1 日連續三天，報端出現了由清大原科院草擬的《澄清行政院停建核四決策文核能專業資訊錯誤》意見書及相關消息的報導。台灣的核技專家們試圖以「專業良心，無 關政治」做「教育性」的「澄清」，其敬業精神應獲得肯定；不過，專業之外的人文關懷更不可少。
敬業精神應獲得肯定；不過，專業之外的人文關懷更不可少。
缺乏人文關懷的「教育立場」才是值得國人憂心的大課題！
根據報端披露，「意見書」的「專業根據」是國際原子能總署 (IEAE) 1996 年在維也納舉行的車諾堡事件十週年研討會的報告，亦即「核技聯盟」的官方資料為「意見」主調。然而國際原子能總署的官方資料，其解讀與公信力一向受到國際 環保人士的質疑和挑戰，即使連車諾堡事件發生地當時的蘇聯政府均非「全盤接受」其數據。今年，車諾堡事件十四週年紀念會上，俄國副總理 Sergei Shoigu 在莫斯科表示：「災難後十四年，已殺死了一萬五千名參與災區清除的工作人員，另外三萬人變成殘廢」 (4 月 26 日 Lycos 環境新聞報導) 。當然，這份資訊並非列在「專業報告」上，但卻是無法否定的「事實」！許多核技災難的認定，並非簡易的立即「因果論」可列入「專業報告」中，這是核技「詭 異」的特質與冷酷！它需要的是人文關懷的溫暖、補救，而非專業驕傲的堅持、忽視。
若再依據設立於車諾堡事件發生地，烏克蘭的車諾堡網站 (http//www.chernobyl.com.ua/ChernobylFacts.htm) 所公布的「事實與數據」，共有七項：
- 車諾堡事件相當於 500 顆 1945 年投於廣島的原子彈威力。
- 受曝污染人數高達 1,700 萬人。
- 從烏克蘭災區撤離人數共 14 萬 3 千人。
- 參與災區清除工作的 60 萬人中，已有 10 萬人死亡成殘廢。
- 白血病和甲狀腺癌患者是平均數的 2 倍和 5 倍。
- 烏克蘭、蘇俄和白俄地區居民受污染人數共達 180 萬人。
- 烏克蘭在過去 14 年內，因輻射傷害致死共 30 萬人。
至於新政府對停建核四決策文中，並未引用國際原子能總署 (IEAL) 的資料確是事實，但並非因此造成「資訊錯誤」；否則，若以此責難，又何異於「專業獨裁」？更何況，陳總統和張院長針對停建核四的主題，一直都因本著「道德 與良心」為後代子孫福祉設想而做成決策，顯然不因科技短利而忽視人文關懷，這不也是當前科學教育內容最需要加強的內容嗎？缺乏人文關懷的「教育立場」才是 值得國人憂心的大課題！清大原科院這份「意見書」，的確呈現了台灣科學教育的盲點，希望公布全文，讓國人共同討論。
(本文原載於 2000/12/5 自由時報第 15 頁)
台中BRT確屬「菜籃貨」林碧堯 東海大學退休教授 2014-08-18 17:08
台中工業區路口所見「大欺小」的車況。（圖片：作者提供）
台中BRT營運三週以來，「常常出包」已成為習慣性新聞，因此引起網友諸多蠡測：台中BRT到底是什麼東東？
台中市民早已耳聞：是「菜籃貨」啦，不然怎的事故連連！所謂「菜籃貨」者，仍「Made in China」的台語讀音，也是庶民評斷品質的標準之一。
上台中市官網一探究竟，對BRT車輛的規格，盡羅列零組件的廠牌：非美即德，就是看不到這部車的出生地，更缺少該負責保固的車廠大名；易言之，這部裝拼車有來路不明之嫌。
為了追根究底，特地留意車頭的符記：三弧線的Logo是陌生的，絕非歐美廠牌；Yutong應是漢音而非韓語。Google一下，終於找到了中國的「宇通客車」官網，網中並無台中BRT的車型，但從蛛絲馬跡已足夠認定台中BRT確屬「菜籃貨」。循缐追蹤到「台灣宇通」網頁(8/18/2014)，台中BRT赫然在目：ZK6180HG BRT 雙結巴士，其產品規格仍是「未上市」，如今早已成為台中市的明星車輛趴趴走矣！從官網所示：「台灣宇通(車業股份有限公司) 之技師已可自行組裝並遵循鄭州宇通之售後品管要求」，言明這是一家屬於鄭州宇通在台灣的組裝廠。
至於台灣宇通和台中市政府的對口單位，則是「雲從龍公司」(註：頗賦政治意味的名稱)，根据自由時報的新聞報導：
台中BRT車體得標商「一廠空」 考察議員傻眼(2013-05-01)
「這是工廠？還是倉庫？台中市府、議會昨天組成考察團到ＢＲＴ得標車體廠商雲從龍公司，結果十五位議員踏進鐵皮屋蓋成的工廠、裡面幾乎完全沒有任何組裝設備乃至零件，不分藍綠議員「全都傻眼」。
議員的實地採訪，証實了台中BRT百分百「菜籃貨」，但不知何以要如此遮遮掩掩？
東海大學的人與書(161) ：齊錫生
臺灣東海大學畢業，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1967年開始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校區）教書，1990年到香港，參與香港科技大學建校工作並任教。教學研究興趣包括國際關係理論，美國外交，和中國近當代內政外交問題。年輕時業餘愛好包括做木工，修房子，修汽車，爬山，射擊等。老來還希望能夠學會彈鋼琴 和說西班牙話。目前仍在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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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修訂版) |
無需繼承老師的衣缽， 這才算是忠於學術
發佈時間:2014-05-04 作者:姜夢詩
對大多數內地讀者來說，知道齊錫生其人，是因為《中國的軍閥
政治》和《劍拔弩張的盟友》這兩本書，而最近由深圳海天出版社
出版的《香港科大還有什麼好說的？》一書則講述了齊錫生對許多
教育問題的看法。日前，晶報記者獨家專訪了這位年逾七旬尚且精
神矍鑠的老先生，關於教育、關於外交、關於自身，齊錫生先生講
述了許多自己的想法。
談教育：辦好一所大學，方法早就擺在那
晶報：如今在內地，人人都知道高校制度需要有所改變，但是
要怎麼變卻眾說紛紜。關於內地高校，您最想說的是什麼？
齊錫生：去看看別人怎麼做，就知道自己該怎麼改。我對內地
的教育有一個感嘆，大家都在說我們要辦什麼樣規模和等級的大
學，但是很少人關注我們要教出什麼樣的學生。這就像辦工廠一
樣，先要問想生產什麼產品，然後才能決定如何設置廠房和機械。
要辦好一所大學，並沒有什麼訣竅。世界頂尖大學的辦學理念
和治校辦法都是公開的，想要瞭解它們的方法並不困難。港科大能
夠在短短十幾年內，排上世界上頂尖50所新大學第一位，並不是
因為創校者有什麼奇思妙想發明了一套秘方來創建這所學校，他們
最基本的功夫是借鑑、消化和改進別人的做法。科大教授們的工作
做得比較到位，他們做得最好的就是認真學習他人的長處，盡心盡
力地和世界優秀大學接軌。所以怎麼辦好大學，答案其實早就在那
裡，只不過一些人是用人情、私心和牟利動機治校，誤人子弟。港
科大自從創辦之初，一直堅持的做法，就是六親不認，按照學校法
規和公平尺度處理教育事務。
再進一步，從一個國際比較的角度著眼，美國3億多人口，有三
千多所高校，按照這個人口比例，中國至少需要五六千所高校才能
容納下國內有強烈求知慾的學生。根據港科大的實際經驗，我有個
大膽的想法，那就是不要再花錢去改造現有的大學，因為他們有多
大的能耐，在過去這幾十年中早已經表露無遺。也不要迷信和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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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大學以批地批款的方式去辦分校，因為它們絕對捨不得把本校
的好教授送到分校去教書。分校最終逃不了二流學府的命運。
我認為國家或許可以考慮把教育資源拿來多建立新的學校，少
改革舊的學校。因為往舊的學校投資，回報率很低。特別是舊學校
的人事盤根錯節，陋習重重。它們增加的經費大半會被瓜分掉，很
難用來提升教學和研究的品質。
以同樣的錢，建一所新的學校，比改革舊學校要好得多。學校
辦不好被迫關門一事，在內地可能不敢想，甚至可能會想盡行政干
預辦法予以挽救，但這不是什麼可怕現象。台灣現在就有很多學校
招不到學生，面臨關門，不得不思考各種“退場機制”。一個很簡單
的市場機制的想法：舊的學校辦不好了，就關掉建新的，然後在新
的學校堅持高水平管理和教學，這就有機會把舊的惡瘤一股腦消滅
掉，在新的基礎上造出好學校。當然，這些新學校必須參考華人地
區的寶貴經驗。以嚴謹認真的標準把教育事業辦好。
當年港科大建校時，因為是新學校，所以也給香港其他院校
帶來很大的壓力。事後我們看到的結果是各校各自努力，力爭上
游。同時又互相激勵，互相競爭，結果是共同提升了全香港的大
學教育水平。放到內地來說，我覺得有些省份可以考慮大膽地去辦
一個或幾個新大學，規模多元化，慎重考慮本省需求，學生人數可
多可少，教學型、研究型、綜合型、社區學院或大學型，都可以嘗
試，但是一定要保證教育含金量，而不是追求虛名。原來舊的大學
一看，有壓力了，就會自發自動地把自己的大學辦好，以求繼續生
存。
談國際關係：中國對日應該多用文化做橋樑
晶報：從近代中國開始，中國就和日本發生了可以說是“夾纏不
清”的關係，後來美國加入其中，讓“三角關係”更為複
雜。而您常常來往於中美之間，如何看待這種“三角關係”？
齊錫生：這一百年來確實是這樣，日本、美國、中國對這種三
角關係都有著不同盤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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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顧歷史，中日之間有1500年以上的雙邊關係，而美日
之間只有100多年的雙邊關係，至於三角關係則更是新現象，所以
這兩種關係性質上有點不同。在當前，中國對日本，一方面是經貿
上的敦親睦鄰、互補互助。20世紀初期的知識分子常常用“同文同
種”來形容中日關係，所以文化是主軸，在文化之下從事經濟貿易，
這是中國希望理順跟日本這個鄰居的關係。日本的想法跟中國不一
樣。一百多年前日本也是以輸入中華文化為主軸，但是自從明治維
新以後就不一樣了，日本想擺脫中國文化的影響，向西方靠攏，“脫
亞入歐”。美國對日本，我覺得存在非文化性的考量。美國對中國
有親切感，這並不是仰慕中華文化，相對之下，美國對日本的親切
感、熟悉感要低多了。雖然美國用的一些跟亞洲相關的字詞是從日
文翻譯過去的，但是我在民間體會到的，美國人提到中國會比較熱
情。美國人處理三角關係，主要考量的是權力均勢的消長和如何維
持在太平洋的霸權。
在這樣的情況下，三個國家各懷心思，都有自己的處理方式。
中國怎樣把問題處理好？如果中國能在大問題上站穩立場，而在很
多小事件上，防止美、日的親密度增加，而讓中日、中美的親密度
更好一點，這樣的三角關係可能就對中國有利。中國在處理對日關
係時如果能夠多用文化做橋樑，就可能淡化權力均勢的色彩。問題
是，中國有多大的智慧和氣度來做到這件事。美國當然不喜歡中國
強大，如果能拉著日本打擊中國，對美國是如意算盤。美國想要在
亞洲維持強權，一定需要找一個合適的夥伴，如果中國處理不謹
慎，或是日本自己估計錯誤而把日本推向美國，那是中國的悲劇，
也是日本的悲劇。
談研究：學者只對課題本身負責
晶報：您的研究是結合中文和英文資料共同進行的，並且你曾
說這兩種資料的差別很大，這是否代表了中國和外國在歷史研究上
的認知差別很大？
齊錫生：我當前研究的課題是中美外交問題，我對外交有一種
很簡單的看法，就是為了瞭解甲方和乙方之間的交往，必須看兩方
的資料。這就是我為什麼同時看中文資料和英文資料，因為我研究
的是中美關係。同理推之，如果研究中蘇關係的話，那就應該看中
國資料和蘇聯資料。再比如說，如果有人研究“二戰”的話，那個人
可能需要看的資料更廣泛。所以如何看資料，完全是由課題性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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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
我看資料有一個體會，就是對於同一件事情，中文資料的敘述
和英文資料的敘述有非常大的差異。這個差異是所有做研究的人都
應該瞭解的，如果只看一方面的資料，就會得到片面的結論，等於
是戴上了有色眼鏡，這對任何一門學問的進展都會是很大的阻礙。
所以資料看得越多，越能讓研究者體會到問題的複雜性、觀點的多
元性，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資料的差別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學者只能寫中國的那一套，
美國的學者就只能寫美國的那一套，實際上，這是很多學者身上都
存在的誤區。很多學者寫出來的作品常常是代表那個國家的觀點，
國家本位主義色彩比較濃厚，我覺得這對做學問來說是不幸的。在
資料面前，一個優秀的學者應當有世界性的眼光。
從敘述的角度來講，一個學者能看完雙方的資料，把歷史故事
說清楚，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再往上進入分析的層次，他能夠把複
雜的史料整理得條理分明，最後得出個推論，並言之成理。從敘述
到分析再到推論，這幾個層次都不應該存在“國家本位”。
晶報：那您如何分辨資料中的“國家本位”？
齊錫生：首先是對比資料。比如說某個特定的事件，中國人怎
麼記錄，美國人怎麼記錄？有經驗的學者應該要去想“為什麼資料會
這麼寫？”資料上的“不對頭”，會讓學者更謹慎並引發深思，然後去
尋找其他的資料。這樣某一方如果造假或者看法太片面，就可以辨
別出來。這就是好的學者和不好的學者質的區別。這種能力怎麼得
來？要依靠研究者自身看過大量的資料，學習其他成熟的學者處理
這種問題的經驗。好的學者不是被史料牽著走，而是多看史料，然
後判斷“這個史料對我有什麼用？”知識分子的良知是他看史料前的
基礎，然後是他的成熟度和分辨力。這些品質沒辦法量化，但是很
重要。讀者看到作品就能有感覺。
晶報：您能不能說說美國學界對中國的態度？
齊錫生：我是1960年代初期到美國做研究生，之後就在美國
當老師了，這段時間裡，有關中國的學問，不管是歷史學還是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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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不管是經濟領域還是社會領域，美國人的求知慾都是很高的，
因此我覺得中國學在美國的研究型大學裡是一個備受重視的領域，
當時幾乎和蘇聯學並列。但是蘇聯學和中國學又不一樣，因為蘇聯
學大多是因為冷戰需要去研究，而中國學只有一部分原因是冷戰，
其他的相當一部分是關於中國的歷史、文化，經濟、社會的研究，
所以那個年代產生了相當一批對中國問題有見解的學者，甚至在對
原始史料的運用上也出現了讓人驚嘆的相當重量級的人物。所以在
美國做研究的中國人常常感嘆，應該由中國人來寫的，中國人有發
言權的東西，怎麼被美國人佔去了？諷刺得很。總的來說，我認為
那幾十年，在美國創造出來的關於中國的學術成果有很多是可圈可
點的。即使在今天，國外的學者也很喜歡研究中國，所以有份量的
作品常常是外國的，我覺得這是個令人遺憾的現象。
談著作：逆流而上寫《中國的軍閥政治》
晶報：您當時是怎麼選擇了中美關係這個研究方向的？
齊錫生：中美關係不是我唯一的研究方向。我從做研究生開
始，嘗試過很多東西，摸索出幾個方向，回過頭來說，我今天寫的
東西，恐怕與我從1960年代做學生的時候開始看的書很有關係。
我大學畢業後繼續讀研究生，讀了很多老師指定的書，其中一些書
或是課題引起了我的興趣，然後自動自發地在這些方面去找更多的
書來看。有的書看完就算了，有的書能給我一些正面或者反面的啟
發。正面的就是“哇，別人怎麼能寫得這麼好！”反面的就是“哇，他
怎麼會把這麼有趣的問題寫得這麼糟糕。”所以很多東西，在我個人
的成長歷程中，都是三、四十年前就埋下了種子。 最近這幾年做的
關於中美關係的研究，是我1980年代就有的想法，也開始做了一些
初步的研究工作。但是從1990年代到2000年，我因為參與港科大建
校的工作，把大部分的研究停下來了。等我2002年退休，終於有了
自己的時間，所以我可以回過頭把我幾十年前想做的課題重新撿起
來。
還有一個關於中國軍閥的課題，那是我的博士論文，後來由斯
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本叫做《中國的軍閥政治》。這個
題目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我當時是看了一大堆這方面的書，覺得還
有一些別人沒有說的話，我可以去說的。因此我帶著這個題目的初
步構想，去找了三、四位教授，他們一律給我潑冷水，說這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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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麼好寫的。
說到這兒就要說一個有趣的事，按美國的研究院制度，學生可
以不聽老師的話來選題，如果學生寫了老師不贊同的課題，老師依
然會非常有雅量地做客觀評判去幫助學生。所以當時儘管每位老師
都反對我做這個題目，我還是想試一試。在試的過程中有老師看了
我初步的研究成果，覺得不錯，很鼓勵我，最後這個課題成了我的
博士論文，又出了書。
這就讓我產生一個感慨，在美國好的大學的博士生養成中，老
師不會給學生指定題目，學生也不會來問老師要做什麼。老師鼓勵
學生自己找題目，覺得好的題目可以去試試看。這其中當然有風
險，試不成可能走回頭路，甚至連學位都拿不到。這就是美國教育
環境優勝劣汰的戰場，它的優勢是學術生氣磅礴，敢於創新，學生
無需繼承老師的衣缽，這才算是忠於學術。
晶報：當時您的老師為什麼不贊同您做這個課題？
齊錫生：他們認為這個題目沒出息，當時坊間有很多關於軍閥
的大眾讀本，大家把這個當做茶餘飯後的趣聞，所以就有懂中國的
教授跟我說：“你怎麼寫那個玩意？”我跟他們說，我寫的不是那個
玩意，我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去討論軍閥的問題。當時這是沒
人去碰的題目，大家覺得已經有一兩百本書講過這個問題，沒有什
麼新鮮的話可以說了，而且那種話不說也罷，而我堅持認為還有好
多很有趣的事情是大家都沒寫到的。經過了好幾次交流、作報告，
他們才慢慢理解到，我寫的軍閥和其他人寫的軍閥是不一樣的。我
當時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自信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做一些創新的貢
獻，幸虧我那些好老師都接受了我的做法。在那幾年我研究這個課
題的過程中，我的老師們幾乎在史料上沒有給我一點幫助，因為他
們根本不知道如何著手，但是他們在我行文中有漏洞，或是分析不
周全的時候提出指點，這是最珍貴的地方，也是一個大學的博導應
該給學生的最好的幫助，而不是由老師牽著學生的手一步一步地往
前走。
我的這個課題研究1976年在斯坦福成書出版。現在大家買到的
中文版，翻譯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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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報：您的著作通俗易懂，而且很耐讀，但是又有著學者做研
究的嚴謹。
齊錫生：我在寫任何東西的時候都很小心，真是如履薄冰。我
心裡第一個想的是我跟讀者通過這本書產生的交流和溝通關係。讀
者花錢買書，如果我拉拉雜雜地寫一本書，我不僅是在作踐我自
己，也是侮辱我的讀者。
我希望交到讀者手裡的是一本言之有物 、把話說得清清楚楚的
書，讀者看完了之後，覺得能從裡面學到什麼東西，這樣能給我很
大的滿足。所以我不會自我陶醉地用高深晦澀的語言去寫，讓人家
似懂非懂。我覺得在很多領域，即使是高深的學問都可以用平實的
話說清楚。
“藏之名山，傳之百世”是很多學者所醉心的，我可不這麼認
為。我覺得學問是不斷更新、不斷累積、不斷成長的事，我們寫的
書，都是在大學問中間放進去一塊小小的磚，如果哪天學問的殿堂
需要修改的時候，我們這塊磚可能會被丟掉。如果以後有新的成
果把我的研究推翻了，我覺得也很好，這是學術研究往前邁了一大
步，而不是我個人被抹殺了。
晶報：近幾年您主要在做什麼呢？
齊錫生：一個就是剛剛出版的這本《香港科大還有什麼好說
的》，這本書的意圖不是講港科大本身，而是借這個題目講講我對
教育的看法，算是研究之外的研究。
在傳統的研究中，我正在寫一本書，內容是1937年到1941年中
美外交關係，就是中美達成同盟之前的那四年的情況，包括是哪些
人主導中美外交關係，他們主導的動機是什麼，做出來的成績是什
麼。我正在整理一些材料，希望明年這本書能夠出來，暫時定的名
字是《從舞台邊緣走向中央》。這是我現在集中精力在做的一個研
究，同上一本書一樣，我也找了很多很多的史料，希望能說出一些
新穎的觀點。
談成長經歷：“一個doctor有什麼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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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報：我們對您的瞭解大多限於您的研究成果，能不能說說您
的成長經歷？
齊錫生： 我是抗日戰爭之前在大陸出生的，小學畢業12歲到
台灣，在台灣的中學唸書。小學時代跟其他孩子一樣都是懵懵懂懂
的。在台灣的中學時代確實遇到了幾位非常好的老師。1950年代在
台灣讀中學，台灣中學的素質真的很高。因為去台灣的知識分子都
是從大陸逃去台灣的，很多原本在大陸的大學教授去晚了擠不進大
學，沒位子了，只好委屈去中學當老師。後來台灣逐步安定下來，
擴大大學教育，大學教授才又回到了大學。所以我們很幸運，從十
幾歲開始，就有大學教授水平的老師在教我們，真是很少有的事
情。
我讀的大學是台灣的東海大學。原來美國教會在大陸辦過十三
所大專院校，後來不能辦了，剩下的錢就去台灣辦了東海大學。但
是這所大學並不是基督教的大學，只是用基督徒的錢興辦教育。我
1955年進入大學，1959年畢業，畢業55週年了，今年八月在美國加
州我們有一場校友聚會。我們那個年代，很多人考上了一流國立大
學都不去念，而是選擇了私立大學，要追求的，就是自由的、蓬勃
的學術環境，那四年我們完全得到了。我們這些校友都非常慶幸選
擇了東海大學。當時國立大學是具有光輝歷史的“學術殿堂”，而東
海大學在招生時則連房子都沒蓋好。
畢業之後我去讀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和東海大學完全是兩
種不同的模式，東海大學是小規模的書院型的大學，師生之間關係
非常溫馨，我們會經常去老師家裡天南地北地談學問。芝加哥大學
是非常嚴肅的大學府，到現在為止，芝加哥大學好像有近90位老
師得過諾貝爾獎，所以我們這些學生當時開玩笑說，任何時候只要
抬起頭都能看到諾獎得主，大家也不當回事。芝加哥大學對我最大
的幫助就是智力的磨練。我們那時候的規定是一個研究生大概要選
30多門課，我個人選了35門課，五花八門什麼都有。進去的學生都
是一流的好手，如果在班上講了不成熟的話，大家都會嘲笑，所以
不得不戰戰兢兢。我在芝加哥大學五年讀下來，真是覺得能夠跟這
些頂尖的同學一起學習很幸運。即便如此，當時第一年博士生的淘
汰率大概是30%左右。所以到了第二年，許多舊面孔都不見了。這
和當前有些地區只要進入博士班就一定拿到（磨到）學位的情形大
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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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30歲正式做教授了，一直到1990年去香港，參與創建港科
大。
晶報：30歲的教授？好年輕！
齊錫生：（笑）算是還不錯吧，讀書比較順利。在美國的學校
裡有很多機會遇到真正一流的教授，他們從來不准學生們稱他們
為“大師”。而且有的教授也不喜歡我們尊稱他為博士。他們的說法
是“一個doctor有什麼了不起，學問好不好，不是doctor可以捧上去
的。”
所以我們的習慣是一律稱呼他們為“Mr.” 或“Miss”。我們還有
一些其他的清規戒律，比如說，老師告訴我們，你們將來出去做
教授，儘量不要上電視，不要上電台，那不是好學者該做的事。
（笑）
齊錫生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創辦者。在內地讀小學，在台灣念中
學，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政治系，主修國
際關係理論、美國政治制度和比較政治學，獲得博士學位。曾任香
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社會科學部教授，美國北卡羅
來納大學教授，密西根大學客座教授，杜克大學訪問教授。研究重
點是近代中國的內政和軍事、近代中國外交。
主要著作有：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olitics of Disillusionment（M.E. Sharpe Press）
《中國的軍閥政治》（人民大學出版社）
《劍拔弩張的盟友》（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來源: 晶報 | 責任編輯：余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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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錫生：無需繼承老師的衣缽， 這才算是忠於學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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