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5日 星期四

Louisa Lim《失憶人民共和國:重訪天安門》“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傅正明:變形•異化•記憶•復歸——談馬建小說《北京植物人》/《肉之土》的哲學意蘊




時報看中國

前美國駐華記者著書談六四改變中國歷史

林慕蓮(Louisa Lim)的新書《失憶人民共和國:重訪天安門》(“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描寫了政府政策和快速的經濟增長如何合謀,讓大部分中國人忽略1989年6月4日北京發生的殺戮,以及全中國幾十個城市發生的鎮壓活 動。但在一次採訪中,現在美國任研究員的前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簡稱NPR)駐京記者林慕蓮稱,那場殺戮對了解今天的中國至關重要。以下是採訪的節選:
問:好幾年沒有關於那場殺戮的著作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麼?在讀已有的著作時,你有何發現?
  • 檢視大圖 林慕蓮
    Leila Navidi
    林慕蓮
  • 檢視大圖 林慕蓮新書《失憶人民共和國:重訪天安門》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林慕蓮新書《失憶人民共和國:重訪天安門》

答:事件發生後不久有許多書出版,但最近幾 年,相關著作少之又少,無論是關於那場殺戮,還是它的影響。原因之一是人們錯誤地認為已經沒有新的內容可說。在領導層和學生運動內部都存在着複雜的情況, 也導致很難權威地記述當時發生的事情,尤其是在共產黨最高層出現權力鬥爭的情況下,有許多情況依然不為人知。
有意思的是,近年有關天安門的作品,比較有意思的是一些用 虛構手法的,這些作品往往更多的是對事件影響的反思,比如馬建的《北京植物人》*。我還喜歡露西‧柯克伍德(Lucy Kirkwood)的《中美共同體》(Chimerica),那是一部講述一名美國記者試圖找到「坦克人」的戲劇。
問:你在這本書上花了多長時間?在進行其他項目時悄悄搜集信息一定很困難。
答:有一段時間我兩方面的工作都做,一邊做NPR駐京記者的正式工作,一邊在下班後研究和寫書。我只跟極少數人我說過在寫一本書。我從未告訴自己的助理和任何同事。
有一段時間,我甚至都沒告訴我的孩子,怕他們可能會走漏風聲。那時候他們一個5歲,一個7歲。為了努力避免危及我的消息來源以及這個項目本身,我非常謹慎,不在家或辦公室說起這本書。那時我的家和辦公室位於同一個外交區。人們普遍認為那裡裝了竊聽器。
問:在中國,我們現在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中有多少源自於那個時代?
我想說1989年發生的事件是中國當代史的軸心點。有意思 的是,鮑彤——被免職的改革派領導人趙紫陽的左膀右臂,後來入獄七年——告訴我,他認為鄧小平在六四殺戮後首次露面時祝賀戒嚴部隊的講話是他的「臨終遺 囑」。在講話中,他強調了中國推行經濟自由化而不進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與此同時,他為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奠定了基礎,並強調穩定的重要性。
這些政策帶來了快速的經濟增長,讓數百萬人擺脫了貧困,使現在的可支配收入比1989年的水平高出近20倍。但它們也造就了如今困擾中國的許多弊端,包括巨大的貧富差距、愈演愈烈的民族主義、道德危機以及安全機構的優勢地位。
問:人們一般認為,在全球信息和虛擬專用網的時代,信息的流動是無法阻止的。中國年輕人對那次抗議及殺戮的了解之少是否令你驚訝?
答:是的,的確令人驚訝。我拿着美聯社攝影 記者傑夫·懷德納(Jeff Widener)拍攝的那張攔坦克的人的照片,前往四所北京大學,看看有多少學生認識這張照片。在我採訪的100名學生中只有15人知道這張照片是 1989年在北京拍攝的。認錯的學生——19人——比答對的學生多,他們認為這是在閱兵。這些都是北京頂尖大學的孩子,如果願意,他們完全有能力繞開防火 長城。不過就算他們在繞開防火長城,他們明顯也不會去查找與1989年相關的信息。
雖然互聯網明顯對打破政府對信息的壟斷具有重大作用,但是如果人們不想了解與政治和過去相關的信息,那麼連審查的必要都沒有了。
問:你認為其他威權國家會以中國為範本嗎?
答:我最近去了正在滑向威權主義的土耳其, 當時土耳其政府屏蔽了YouTube。這個網站一直被用來傳播錄音,據稱這些錄音記錄了高層政府官員之間的腐敗交易。不久後,Twitter也被屏蔽,儘 管土耳其法院最近判定屏蔽這兩個網站的做法違反了言論自由的規定。雖然土耳其領導人不會承認他們在因循中國的路線,但事實很明確,他們對北京控制信息的做 法進行了仔細研究。
問:雖然存在失憶現象,但是對有些人而言,天安門仍然象徵著一個覺醒的時刻,他們從中看到了社會存在變革可能性。中國當今的年輕人可能不是這個情況了,但你會不會認為,這些人將來可能會被視作有影響力的少數人——就像1848年的革命對幾代歐洲人造成的影響。
答:毫無疑問,那個北京的春天,是充滿令人陶醉的希望與可能性的七個星期,似乎有那麼一個瞬間,政府看上去可能會接受中國公民的改革呼籲。當時,記者還能自由報道他們在街上的所見所聞,然後所有可能性突然消失。這讓隨之而來的殘暴鎮壓更具有毀滅性。
但是,我的確認為,1989年發生的事激活了一些仍在繼續的願望。很多如今已經聞名遐邇的維權和活動人士,當時都參加了遊行,其中包括因為試圖紀念六四而被捕入獄的浦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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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分享
傅正明:變形•異化•記憶•復歸——談馬建小說《北京植物人》/《肉之土》的哲學意蘊
1989 年的北京六四屠殺,二十五年過去了。歷史推移成故事。但是,專制恐怖在中國仍然是活生生的現實。當此之際,中國旅英作家馬建聚焦六四悲劇的長篇小說《北京植物人》(明鏡出版社,2009年),更凸顯了它的歷史意義、現實意義及其文學價值。我要强調的是,這是一部富于哲學意蘊的小說。
一部當代「變形記」
這部小說原本題爲《肉之土》,後來參照英譯本的書題改題爲《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編按:允晨文化以原題《肉之土》於2010年出版)。小說的主人公戴偉是北京一所大學的博士生,在1989年學潮中組織、參與了游行示威活 動。在六四屠殺中,戴偉被軍方子彈擊中,從此陷入深度昏 迷狀態,變成失去知覺的植物人。反諷的是,十年後,戴偉從深睡中逐漸蘇醒過來,發現周圍世界發生巨變,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幾乎被全民族忘却了,青年人 根本不知道這場悲劇,戴偉成了少有的保持著六四的鮮活記憶的人,同時在回憶中尋找愛。
西方評論家也曾試圖闡釋原題的象徵意義,例如杰斯•洛(Jess Row)在《環繞廣場》一文中,依照「肉」字的漢字構形,認爲這個字「很像一具被打得皮開肉綻的屍體」。但是,由於他們不熟悉東方文化,很難深入其中的哲學意蘊。
在我看來,這裏的 「肉」是與「靈」相對的,在佛教禪修傳統和西方哲學中,都有肉與靈的悖論。
首先,我把這部小說視爲一部當代「變形記」,因爲小說中提到,戴偉常看的幷給他深刻影響的西方書籍中,有一本《變形記》。作家沒有說明那是古羅馬作家奧維 德的《變形記》還是卡夫卡的《變形記》。但是,書中多次提到卡夫卡和他的《城堡》。戴偉覺得:卡夫卡給他上了一課, 他可以借小說看清自己和社會的真面目,而人性的扭曲,根源在於這個制度。因此,戴偉所讀的,應當是卡夫卡承傳了西方神話傳統的《變形記》,即一個推銷員變 爲甲蟲的故事。
主人公最喜歡的書是記述中國神話和地理的古籍《山海經》。作者從《山海經》中看到另一個中國,一個文明古國。《山海經》的影子不斷閃現在小說的許多章節 中。引證《山海經》,是貫穿全書的一條思想綫索,給小說增添了幻想的因素和撲朔迷離的色彩,同時也是主人公逃離醜陋現實的一條心理出路。他覺得,《山海 經》「有太多的鳥首人身、人頭鳥翼的描寫,我猜想這是不是一些雜交變异的種類,或者絕種變種了」,由此聯想到自己變成植物人的變形,做了許多變形的夢,夢 見自己變成魚,覺得自己悶在自己的肉牢裏,如同在一個瓶子裏無法逃走等待死亡的青蛙。
《山海經》,可以視爲一部奧維德式的東方《變形記》,充滿文學中的變形母題。但是,在這個母題中,可以說有兩種不 同性質的變形:積極的變形和消極的變形。前者是人的肉體的毀滅和精神的圓成。例如《北京植物人》中提到的炎帝的女兒變形後的“精衛填海”的故事,表面上看 來人變成了鳥,但實際上體現了一種永恒的精神。這個故事,可以用來象徵六四死難者的精神不死,象徵幸存者對反人類罪的不斷追究。至於小說提到的《山海經》 中貳負神由黃帝把他變成石頭的變形,可以視爲一種負面的變形。
在我看來,小說的《肉之土》的原題,應當從中國哲學或佛教的角度來闡釋。構成人體小宇宙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或假合色身的四大(地水火風),以水和火最 富於靈氣,例如,心屬火,心之官則思,主思考。土或地是最缺乏靈氣的,色身因此有「臭皮囊」的貶稱。「肉之土」和 「北京植物人」有同樣的寓意,即馬建在一次訪談中所說的「中國人的靈魂被麻木了」。但英文標題更好,因爲題中有紅色中國的心臟,昏睡麻木的心臟,可以引發 讀者的聯想。因此,這部小說首先可以視爲一部現代《變形記》。
一部當代「異化記」
負面的變形,實際上接近哲學中的「異化」概念。就我所知,儘管馬建在小說中和訪談中沒有談到异化,却以書題和情節逼近了這個哲學概念。文本的意義比作者的創作意圖更豐富。因此,我把這部小說視爲一部當代中國的「異化記」。
依照青年馬克思的異化論,資本主義經濟導致異化:工人的勞動果實異化到資本家那裏去了,他們作爲人的本質也被異化了,變成了從事機械生産的機器。用一句大白話來說,人的異化,就是人活得不像人。
上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美學家高爾泰和哲學家王若水在多篇文章中討論過「社會主義還有沒有異化」的問題。儘管當時不可能觸及政權的本質,却開風氣之先,啓發了一代人的覺悟。
今天,更應當注意是,在極權制度下,社會異化日益嚴重。美國作家和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在《布魯姆的文學主題:異化》(Bloom’s Literary Themes:Alienation)的導論中,把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視爲關於異化的「最重要的文學畫像」。卡夫卡的《變形記》可以視爲極權主義社會 結構帶來的异化現象的文學預言。
馬建的《北京植物人》,以其富於反諷的戲劇情節,豐富的文學形象和情感體驗,及其對中國現實的理解,彰顯了當代中國人的異化和日益嚴重的社會異化。在某些 方面,作者的描寫可以與王若水、高爾泰等人關於異化的解說相互闡發,而且有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界不可能達到的思想深度。
貪污腐敗是導致1989年學潮的主要原因。六四之後,在槍杆子保護下的貪腐導致的異化,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像今天 這樣駭人聽聞。財神代替了社會主義的烏托邦,駕凌法律之上的絕對政治權力成爲搶錢的最有力最便捷的手段。勞動者的勞動果實的異化,達到了人們難以容忍的臨 界點。在《北京植物人》中,當年一些參與學潮的人,也成了商品大潮中的房地産開發商之類的掠奪者。主人公戴偉的母親,一個曾經跟隨共産黨的婦女,爲了支付 兒子的昂貴醫藥費,被迫賣掉他的一個腎。小說最後寫到的不合理不公平的强制拆遷,是官商勾結對民衆財産的殘酷掠奪,是導致民衆的祖傳産業和勞動果實被异化 的極端形式,比原始資本積累時期的「羊吃人」要殘酷得多。由此可見,中國人創造的巨大社會財富,大都異化到從高層到基層的官僚和官商那裏去了。
在極權主義這種徹底非人化的體制中,人的本質或人性的異化,同樣比資本主義殘酷得多,畸形得多。
《北京植物人》的主要情節的時間跨度,從1989年以來長達十年。但實際上,作者的筆觸和主人公的回憶不斷閃回到此 前的建國初期和文革時期。小說啓迪我們,嚴重的異化現象,在中國實際上是從1949年開始的。主人公戴偉由于家庭背景和社會閱歷,最後發現「解放」的意 義,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到底解放了誰?因爲父親被解放成右派,媽媽也被抄了家成了窮人。爺爺老爺都被共産黨弄死了。要說解放了農村人,那我見過的農民都 窮的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評論家在談到戴偉的父親被打成右派時,采用的被動語態的動詞是branded (被打上……烙印)。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個詞最初指打上奴隸的烙印。在中國,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右派,還有數億農民。高爾泰先生於2013年5月在 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一次演講中,談到莫言時,深刻地指出:「作爲農民作家,說了那麽多古代近代現代的農民故事,却一個字也不曾提到,五十年代以來,中國農民 的農奴身份。」
至於六十年代和文革時期的人性的異化更是駭人聽聞的噩夢。我們在小說中看到:在饑荒遍地的血腥的鄉村,有人被殺害被吃掉,有人被活埋了,暴民或食人者爲的 是救自己的命或出於官方煽動的階級仇恨。魯迅抨擊的中國文明的「吃人」,雖然也有真實的歷史記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 一種隱喻。在《北京植物人》中寫到的「吃人」,已經是一種活生生的實踐,人異化成爲被吃的肉食。
《北京植物人》不是專寫農民的小說,却告訴我們,包括農民在內的所謂「解放」,根本不是中國人自由的現實生活狀况,這個詞失去了原有的詞義。馬建采用反語 的修辭手法,暗示或折射了多種異化形式:除了勞動者的勞動果實的異化之外,還有「被解放」的人的本質的異化和語言的異化,其根本原因,在於所謂無産階級政 權的異化。
種種異化現象,鮮明地體現在戴偉的父親這個藝術形象的塑造中。戴偉的父親,一個建國初期從國外歸來加入共産黨的小提琴家,不但異化爲非藝術家,而且異化爲 非人。作者寫到,父親自己的感覺是:他雖然在中國歌劇院拉琴,拉了五年後,「我就突然發現,自己拉的像個沒有情感的 機器了,我的藝術生命回國後就死了」。「父親回到共産中國六年後就再也不是小提琴家,成了沒有身份的人,……如同實驗室裏的兔子。…… 父親生前活得如畜生。……」這個父親形象表明,任何一個黨員,實際上都是「黨的馴服工具」,換言之,人異化成了物。這種異化,即是黨的要求,也是黨員自願 接受的,是兩厢情願的。
儘管如此,他們中的許多人還是被打成黨的敵人。
連同這個小提琴家一起異化的,是語言異化爲非語言。在毛澤東時代,戴偉的父親之所以不敢寫筆記,分析起來,就是因爲 這個原因:原本帶有詩意的溫柔敦厚的中文日益異化爲謊言或暴力語言。戴偉承認他的少年時代都是在撒謊中長大,幷且思考撒謊的潜意識是不是爲了自我保護的問 題。對於戴偉的父親來說,用這樣的語言來寫筆記,寫些違心的話,是他和那一代許多人不情願的。用真話來寫筆記,那就要冒大危險。因此,他的父親是在 1979年,即毛澤東逝世之後的相對寬鬆時期,那些右派敢於通信的時候,他才開始寫筆記。
但是,相對寬鬆只是曇花一現,戴偉像他父親一樣碰到了語言异化問題,他承認:「自從在公安局寫了檢討之後,便對文字缺少了親和感,很少寫筆記,」高爾泰當 年在《異化現象近觀》中指出,絕對化的階級鬥爭,「不但擴大到每一個家庭,而且擴大到每一個人的內心,迫使每一個人都成爲自己的敵人,反對自己, 侮辱自己。」89年的學生,幷沒有要推翻共産黨的階級鬥爭意識,共産黨却要把學生打成敵人,而且繼續把中文異化成爲强迫人們「侮辱自己」的工具。
因此,高爾泰的《尋找家園》和《北京植物人》等文學或詩歌作品,在語言領域是對中文異化現象的一種撥亂反正,是向詩意的中文的一種復歸。
莎劇中的哈姆萊特把世界稱爲一座監獄,丹麥是其中最壞的一間。在極權社會,幾乎整個國家被异化爲古拉格群島或勞改營。由此可見,官話總是想掩蓋社會的本 質,只有詩語才能比常規語言更能把握社會的本質。被打成右派的戴偉的父親,度過了二十多年的勞改生涯。病中不能說話 不能行動的戴偉,也成爲被官方監視的醫院裏的囚徒。戴偉的母親因爲練法輪功,被作爲「邪教組織」的成員關進拘留所,幷且被警察用電棒打斷了手臂。她最後終 於發現: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監獄。不管我們在獄中還是在家裏,每個人都是囚徒。
馬建本人談到中國的經濟騰飛時,也曾尖銳指出,「這個和諧社會是用政治恐懼的磚堆砌的,是以喪失思想道德爲代價的,這個伊甸園其實是座五星級監獄……。」這裏,一句話包含多個隱喻,由此可見,馬建長於用詩語來捕捉現實:中國社會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已經完全潰敗了。
要理解中國建國初期就開始發酵的异化及其膨脹的後果,我們必須懂得:歷史證明,馬克思設想的「無産階級專政」,在實踐上是不可操作的。熟悉異化理論幷在這 方面有所建樹的馬克思,他的一大失誤在於,他不能預測到這樣一種異化:無産階級領袖領導的革命,從革命勝利後掌權的第一天起,就會由于人性惡和人的權勢 欲,把新生政權异化爲極權主義政權。共産黨早就异化爲極權主義的政黨。
因此,我們再次回到人的本質的異化問題,就會發現一個一般人難於覺察的反諷:那些高層統治者,即使有「無法無天」的權力,即使有彌達斯國王的點金術,即使 富可敵國,他們及其集體世襲的後人,也會異化成爲「非人」――「衣冠禽獸」。在《北京植物人》中,偶爾有這樣的丑類閃現。但是,作者幷沒有把所有被异化的 人都寫成惡人。戴偉認識到:他們幷不是天生邪惡的人,他們只是一種邪惡制度的産品,是絕對權力釀生腐敗的結果。
因此,在這片腐敗的土地上,從深睡中醒過來的戴偉感到進退失據。作者這樣描寫戴偉的心理活動:「我真想從這深沉的死 睡醒來,再走進外面昏迷的群衆之中嗎?在這個植物化了的社會,肉體活過來也要頭腦麻木了,總要損失一半……」萬念俱灰時,他的最後欲望是想把《山海經》研 究透,「再沿著那些山河走一遍,寫出本當代的地理、植物、動物……」。
我認爲這是有助于理解這部小說的一個重要片段。主人公的最後的願望,折射了作者的創作意圖:寫一部帶有中國色彩的當 代《變形記》的熱望。他的熱望部分地實現了。如上所述,《北京植物人》可以視爲一部新的《變形記》,在悲劇的反諷中雜有卡夫卡式的幽默。但是,從哲學底蘊 來看,它實際上是一部試圖描繪當代中國社會全面潰敗的《異化記》。書中對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描寫,就是一出黑色喜劇。作者寫到街上有人燒毀「基本 法」的事件,實際上是在警告香港人:假如不抗爭,這片自由土地也面臨异化的危險。
記憶和人性的復歸
香港的相對自由和大陸的威脅,使得許多香港人保持六四的記憶,幷且年年以燭光晚會紀念六四。記憶是《北京植物人》的一個極爲重要的話題,深刻影響了小說的主題、情節、性格塑造和藝術形象。
作者有時以「詩的破格」(poetic license)寫下一些有關記憶的詩句或警句插入書中,例如,「記憶就是些交叉的胡同」,「記憶像手電筒般閃了閃」,「你讓記憶順著光綫飛逝,去追殺早已撤退的槍聲……」。
主人公想找到《山海經》提到的迷谷的黑樹,因爲「它開的花光艶四照,你佩戴上它就迷不了路了」。這樣的描寫,在我看來,象徵著對六四死難者的永恒的悼念,對歷史的永恒記憶。與此同時,戴偉第一次驚異地聽到某些國家沒有死刑的事,作者藉以與六四屠殺進行反諷的對比。
當今中國,類似的良知的聲音極其微弱,簡直是一馬嘶鳴,萬馬齊喑!馬建指出,不是戴偉,而是許多中國人才是真正的植物人。這一點,作者在小說中也以戴偉賣 尿的故事巧妙地暗示出來了。人們發現,常年禁食的植物人狀態使得戴偉的尿液對某些病症有特殊的療效。關於尿液治病,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早就有不少記 載。入藥的童便,必須是健康兒童的尿液。戴偉的尿,被譽爲「還元湯」,一家晚報商業廣告的標題是:「植物人尿液治絕症,癌症患者絕路逢生」。人們更是紛紛 傳說,「看他透明皮膚,這是辟穀升天了」。「像氣功大師空海。他的尿那真是道家最靈驗的符水」。
由此可見,戴偉賣尿的故事,蘊含這樣一個令人警醒的反諷:這個植物人是一個保持童真的健康的人,精神修煉證量很高的人,而許多中國人都是病人,尤其是那些 官僚和官商,用佛家語來說,是貪、嗔、痴三毒攻心的病人。因此,他們需要同時也在尋求一種特效藥來治療。換言之,在作者自己也許意識不到的隱喻意義上,他 們是被异化的人,需要幷且在尋求人性的復歸。
但是,正像魯迅筆下的革命者夏瑜的血變成的人血饅頭一樣,算得上自由戰士的戴偉的「還元湯」,治不了制度的癌症,治不了中國人靈魂的麻木。人性的復歸,藥 石無能爲力,要靠制度性的變革和精神食糧。戴偉是推動變革的人,有精神追求的人的藝術形象,中國需要千千萬萬這樣的人。
當今中國流行的財神崇拜,既不能真正給大多數人帶來財富,也不能滿足靈肉一體的人們的精神需要。實際上,正是由於上文提到的馬克思所說的兩種異化,在1989年之後的中國,法輪功等民間宗教和基督教均得到迅速發展。
《北京植物人》中的戴偉的母親出於不花錢却能治病强身的需要,出於精神啓蒙的需要,不再做黨的「馴服工具」,從共産主義改宗法輪功。作者寫到某些學員的一 種修煉願景:「有人靈魂離開了肉牢,也有的帶著已經被完全被高能量物質轉化了的佛體,騎上仙鶴就白日飛升了。」這是一種積極的變形,是難以實現的夢,是 「肉之土」復歸爲金木水火土陰陽和諧的完人狀態,象徵著凡胎肉體的精神發展的最高境界。
德國詩人哲學家席勒被視爲「異化」概念之父。在《美育書簡》中,席勒談到人性的肉與靈的二分法時指出,前者是感官物質,後者是理性的、道德的和理想的狀態。他認爲只有藝術或審美教育能够把人性的二元對立融合爲一,換言之,幫助我們擺脫異化,尋求人的本質的複歸。
唯有能自由思考有歷史記憶的人,才有可能成爲完整的社會人。人的精神生活,首先需要信仰自由的寬鬆環境。審美教育的第一步,首先也是記憶,因爲繆斯是記憶女神的女兒。其次,是反對控制思想的審查制度,贏得藝術創造和審美欣賞的自由。
小說結尾,作者以交叉蒙太奇向讀者展現出一幅幅慘烈的畫面:當强制拆遷的推土機像六四坦克一樣向戴偉所住的那棟樓房迎面撲來,挺身阻擋的,不僅僅是一瘋一啞的母子倆的「肉之土」,而且是他們的靈與肉。小說以其悲劇美召喚中國人尋求人性複歸的道路。
馬建的作品,早就在中國被查禁。正如馬建在一次訪談中所比况的那樣,實際上,書是人類抵抗金錢和抵抗所有問題的唯一的諾亞方舟。這是與席勒的自由精神相一致的。
《北京植物人》使讀者看到:人性復歸之路在中國都被堵塞了,但不可能完全堵死,因此,被異化的中國人,人性或人的本質的復歸仍然有一綫渺茫的希望。

Sinosphere

Q. and A.: Louisa Lim on the Pivot Point for China’s Contemporary History



Louisa Lim’s new book,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describes how government policy and fast economic growth have conspired to make most Chinese ignorant about the June 4, 1989, massacre in Beijing and crackdowns in scores of cities across China. But in an interview, Ms. Lim, a former Beijing correspondent for National Public Radio currently on a fellow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argued that the massacre was crucial to understanding today’s China. Excerpts follow:
Q. There hadn’t been a treatment of the massacre in several years. If so, why? What did you find when reading what had already been done?

A. A great many books were published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but in recent years very little has been written, either about the killings or their legacy. One factor was this mistaken belief that there was nothing new to say, which I believe is completely wrong. The complicated dynamics both within the leadership and the student movement also make it very difficult to write authoritatively about what happened, especially when — in the case of the power struggle at the very to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 there’s much that is still unknown.
Interestingly, some of the more interesting recent writing about Tiananmen has been fictional treatments, which tend to be more reflective about its impact, for example Ma Jian’s “Beijing Coma.” I also enjoyed Lucy Kirkwood’s “Chimerica,” a play about an American journalist’s attempts to track down Tank Man.
Q. How long did you work on it? It must have been har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quietly while working on other projects.
A. I did double duty for a while, doing my day job as NPR’s Beijing correspondent while researching and writing the book after hours. I told very few people that I was writing a book. I never told my own assistant or any of my colleagues.
For a while, I didn’t even tell my own children, then aged 5 and 7, for fear that they might blurt something out. I was very careful not to speak about the book at home or in the office — both of which were in the same diplomatic compound, which is widely believed to be bugged — in order to try to avoid jeopardizing my sources or the project itself.
Q. How much of what we take for granted in China now stems from that era?
A. I would say the events of 1989 are the pivot point for China’s contemporary history. Interestingly, Bao Tong — who was a key aide to the deposed reformist leader Zhao Ziyang and who subsequently spent seven years in jail — told me that he views the speech that Deng Xiaoping made on his first appearance after the massacre, congratulating martial law troops, as hi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In it, he reinforced the necessity for China to pursue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without political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he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as well a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stability.
These policies led to the fast-paced economic growth that has lifted millions out of poverty and allowed disposable incomes to be almost 20 times higher now than they were in 1989. But they also account for many of the ills that bedevil China today, including the massive wealth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the growing nationalism, the morality crisis and the ascendancy of the security apparatus.
Q. Conventional wisdom is that in an era of global information and Virtual Private Networks,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can’t be stopped. Were you surprised at how little young people in China know about the protests and the massacre?
A. Yes, it was a surprise. I took the picture by the A.P. photographer Jeff Widener of Tank Man to four Beijing universities to see how many students could actually identify it. Only 15 students out of the 100 I interviewed knew that the picture had been taken in Beijing in 1989. More students — 19 — got it wrong, thinking it was a military parade, than the number who got it right. These were kids at Beijing’s top universities who possessed the skills to bypass the Great Firewall if they wished to. Yet if they were doing so, they clearly weren’t looking up information about 1989.
While the Internet clearly has a huge impact breaking down the government’s monopoly over information, if there is no appetite for information about politics and the past, then there isn’t even much of a need for censorship.
Q. Do you think other authoritarian states are trying to model themselves on China?
A. I was recently in Turkey, which is sliding into authoritarianism, at the moment when the Turkish government banned YouTube, which had been used to spread audio recordings that were purportedly of corrupt dealings among top government officials. Shortly afterwards, Twitter was also banned, although both these bans have recently been overturned by Turkish courts as violating freedom of speech. Though Turkey’s leaders would deny they are following the Chinese route, it’s clear that there has been some careful study of Beijing’s controls over information.
Q. Despite the amnesia, for some people Tiananmen still resonates as a time that opened their eyes to the possibilities for social change. This might not be true for young people in China today, but do you think that in the future it might an influential minority — much like the revolutions in 1848 were for generations of Europeans?
A. Without a doubt, that Beijing spring represented seven weeks of intoxicating hope and possibility, when it seemed for a moment that the government might be receptive to its citizens’ calls for change, when journalists were free to report what they were seeing on the streets and when suddenly anything seemed possible. That made the vicious suppression that came afterwards all the more crushing.
But I do think that what happened in 1989 did activate some aspirations that still continu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today’s prominent rights defenders and activists took part in the marches, including Pu Zhiqiang, who still remains in detention for his attempt to commemorate Ju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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