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0日 星期二

陳宏正,丁学良,林向愷


 2.   部首 木 部首外筆畫 10 總筆畫 14
 注音一式 ㄘㄨㄟ
 漢語拼音 cu  注音二式 tsu i
屋椽。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棟折崩,僑將厭焉。」聊齋志異˙卷四˙續黃粱:「入家,則非舊所居第,繪棟雕,窮極壯麗。」
林向愷刊登廣告 左批連勝文、右打柯文哲
林向愷刊登廣告  左批連勝文、右打柯文哲
林向愷刊登廣告,左批連勝文、右打柯文哲。(圖翻攝聯合晚報)
綠營台北市長整合民調將在12日晚間(周四)舉行,曾在謝長廷擔任高雄市長時,任財政局長的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向愷,今(10)天具名在《聯合晚報》刊登廣告,左打國民黨台北市長提名人連勝文、右打台大醫師柯文哲,拉抬民進黨立委姚文智意味濃厚。林向愷不諱言地說,他最討厭政治素人,將首善之都的市政交給政治素人很危險,他呼籲台北市民不要對政治素人有太多期待。林直批柯文哲連考前猜題都不願意,連整治淡水河也沒有好的想法。
林向愷在廣告中以「棟折榱崩」開頭,文中提到「一塊上好的布料,您會讓人任意練習剪裁嗎?首都市長是國家的重要職位,可以拿來練習嗎?一個好醫師,辯論會上卻連母親之河淡水河都說不出想法,一位貴公子,敢侈言讓新生高架橋地下化,台北市長,我們竟如此揮霍地,讓他們練習嗎?」
林向愷表示,台北市政府預算一年有一千多億元,政治素人總要有認知問題的能力,大家才知道往那個方向處理,並提出解決之道,結果柯文哲說找專家來就好,連個方向都沒有。他進一步說,找專家也會出現一堆問題,到底找哪樣的專家,也是一個問題。他說,政治素人說好聽是一張白紙,但也要接受各界檢驗,一旦選上,市政一給就是4年,交給政治素人更遭糕,畢竟參選市長必須具備對市政議題有充分瞭解。對此「我已經忍很久了」。
他說,就拿電視辯論當中提到淡水河的整治,這一題可以說是要參選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重要議題,柯連事前猜題都不願意,也沒提出解決方法。
針對他和姚文智同被歸為謝系的人,林向愷表示,如果一定要把他和謝長廷掛在一起,那就沒有討論的空間了,問題也會失焦。他擔任高雄市的財政局長時,姚文智任高雄市的副秘書長,兩人有共事經驗。他認為姚文智很有leadership。他很早之前,就鼓勵姚文智要出來參選,並非人家叫他出來支持姚文智,他也告訴過姚,在綠營整合二階段都會贏。
對於大動作刊登頭版廣告所費不貲,林向愷說,錢不是問題,教授也是有一點錢,有關廣告內容是他與朋友討論過,當然也有一些朋友贊助刊登。連勝文陣營則對這份廣告內容不予評論。


此外,台大林向愷教授提醒我們:台灣的電子商務網站到福建去經營之後,業者必須簽署「年檢承諾書」,承諾不提供「破壞國家統一」或「破壞民族團結」或「破壞社會穩定」的服務,才能得到在全中國範圍內經營的ICP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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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打連右批柯 林向愷:台北市長能拿來練習?
曾是前總統李登輝群策會重要成員的林向愷,今在《聯合晚報》頭版刊登全版廣告,暗批連勝文和柯文哲,「台北市長,我們竟如此揮霍地,讓他們練習嗎?」
曾是前總統李登輝群策會重要成員,也在2008年總統大選時擔任謝蘇競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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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liang DING 丁學良
PhD Harvard, 1992
Professor

Tel +852 2358 7818
Fax (852) 2335-0014
Email soxld
Office Room 3392

Full CV
Prof. X.L. Ding is interested in extra-ordinary phenomena in socio-political processes in China in particular with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urrently he teaches courses on Modern Dictatorship in West and East,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 He intends to develop courses on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and Dynamics of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 System in West and East.
Research Interests
  • Comparative Capitalisms
  • State-Society Relations
  •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 Social History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 Yiti de Huiyi [Recollections of Three Revolutions],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 "The Challenges of Managing A Huge Society under Rapid Transformation." Pp.189-214 in China's Post-Jiang Leadership Succession: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 Edited by John Wong and Zheng Yongnia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The Quasi-criminalization of A Business Sector in China." Crime, Law & Social Change, Vol.35, No.3, April 2001.
  • "Systemic Irregularity and Spontaneous Property Transformation in the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63, Issue 1, 2000.
  • "Informal Privatiz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iz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0, Part 1, 2000.
  • "The Informal Asset Stripping of Chinese State Firms." The China Journal, No. 43, 2000.
  • "Who Gets What, How? When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ecome Shareholding Companies." Problems of Post Communism. Vol.46, No.3, 1999.
  • "Institutional Amphibiousnes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4, Part 3, 1994.
  • The Dilemma of Legitimation in China. 1977-198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Ding Xue-liang Ji (Collected Essays of Ding Xue-liang). Heilongjiang, Harbin: The Education Press, 1989.
Courses Taught
SOSC 164: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SOSC 312: Comparative History of Modern Communism
SOSC 548: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SOSC 602T: Competition between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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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來中國社會的四大變化

...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材料來自丁學良《非常規資本主義的興起:中國、俄國及其它》研究項目)

人們在諷刺和挖苦一個人或現象的時候,總說是“非驢非馬”。25年來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其實就是世界現代史上罕見的非驢非馬。
今年是八九學運25周年。我不用“六四”這個提法,是因為這場學運實則是積累許久的中國總體危機的結果;而大部分人用這個標記性語詞談論的是6月3日到4日48小時里發生在北京多處街頭(不應該只說是“天安門廣場”)的暴力彈壓。
要對25年前的那個悲劇做出客觀評價,必須要說清楚,這場危機積累了很久,至少從1988年年中到1989年5月,中共決中共決策層內部已經面臨著 前所未有的障礙,而對於如何越過這個新型的障礙達成和解,分歧太大。當時的中共領導層里與趙紫陽不一致的人們,上到鄧小平,再到楊尚昆、李先念、王震,下 到李鵬等,他們自己都對這場危機各有不同的看法和功利的考慮。雖然當初存在多種解決方案的可能,但在總體危機面前,近代以來的中國大部分時候並不是符合最 大共同利益的理性方案得到落實,而倒是最壞的或次壞的方案變成了現實。
八九年的那場危機,是執政者的危機,也是社會的危機;是黨政系統中進步力量的悲劇,更是民間的悲劇。

這25年間,中國經歷的大變化中,最重要的有四個。
第一個大變化現在已是熟視無睹了,可當時卻是全球輿論的頭號焦點,那就是中國統治高層如何走出了1989總體危機?從1989年6月到1990年初 的半年多時間里,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看法(即簡稱的“主流看法”)是:這場總體危機及流血大悲劇之後,中國政府(廣義而言包括黨、政、軍、經濟貿易都在內) 是無法走出這個深淵了。很多知名人士都扳著指頭計算過,至多還能拖延幾個星期、幾個月……翻看1989年6月後的多種刊物、多國學者、多種學科的預測,會 發現那時對中國形勢的分析評論基調普遍是悲觀到底的。
極其悲觀的基調也不是大家想象出來的,人們能夠列舉出一大串事實來論證:八九事件使得中共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積累多年的社會控制基本點全盤失 效,執政的合法性也隨著首都大規模的流血結局而喪失,釀成1949年之後中國統治階層深陷的頭號政治危機。中國政府和社會為這場危機付出一連串的道義代 價,包括趙紫陽被軟禁,改革派出局,很多知識分子流亡,還有很多人和這段歷史一同被“塵封”,被失蹤多年,有太多涉及個人命運的悲劇事件。從1976年毛 澤東去世後,中國自上而下積累的改革開放的正面資產好像全給沖走了。
然而,盡管中國為此付出了可怕的社會和個人的代價,兩、三年之後,中國黨政體系卻從那個似乎是無底的深淵里掙扎著爬了出來。隨之,還在此後的25年 間逐步做到了對政權架構一步步的修理和強化。假如有些專家學者在1989年夏天作出這樣的預測,他們也許會給拍磚頭拍得七竅冒血。得說一句老實話:當初全 世界社會科學界的主流預測被證偽了。
非常規的資本主義興起
第二個大變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曲曲折折地發展市場經濟、走向資本主義。由於1989年的總體危機和悲劇結局,世界社會科學的主流解釋和預 測是:中國的統治階層必然把中國推向更為封閉和保守的境地,經濟自由化的趨勢將隨同改革派領導者們的倒台而終結。然而以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講話為標志 的資本主義式經濟改革,卻從暴力彈壓造成的廢墟中冒出頭來。中共以不符合社會科學主流邏輯的非傳統方式,以先前絕大多數人沒有預料的膽量,用資本主義體制 改造中國的國民經濟體系。

全球執政的共產黨陣營里,小打小鬧搞點邊緣和補充性質的資 本主義改革,早就有過幾個先例。但像中國1990年代那樣以越來越多方位的步驟,將全國經濟塞進資本主義的洗衣機里沖刷改造一番,是其它當政的共產黨從未 做過的。中共能有這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勇氣,當然和鄧小平個人有關。
世界社會科學界的主流理論對一個國家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列出了一大串的先決條件,比如說,你要有清晰的產權結構,要有法治,要有一系列對個人財 富和自由的保護制度,等等。沒有與之相關的政治和社會體制,是無法培育資本主義的。特別是鑒於八九悲劇的發生,中國政府會更加懼怕個人自由和社會流動,缺 乏這些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的核心要素,你一步也邁不開。
可是,中國在現實中違背這一邏輯搞資本主義試驗,已經二十多年了,期間有過搖擺也有局部的倒退,但到現在為止,中國已經把自己原有的經濟體制改造了 一大半。如果說毛澤東去世時留下的經濟體制是100%的舊體制,從1992年至今,它已經被改造了50%以上。這種改造的結果當然與歐美老牌的自由資本主 義體制區別很多,但你不能夠說中國的國民經濟體系里舊的特徵多過新的特徵。目前還沒有一個被絕大多數人接受的概念,來定義如今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整體 (the political-economy amalgamation),在我收集的國際學術界十幾種說法里,比較靠譜的是Leninist capitalism(接近於此的還有Party-state capitalism),就是其政治架構是列寧主義一黨專權制的,而它的經濟制度則是資本主義的。
當然,為了搞出這種非驢非馬型的資本主義,付出的代價也是高昂的,浮現出很多糟糕和骯臟的成份,包括官商勾結、腐敗盛行、國富民窮、公平正義稀薄、 資源浪費、環境污染、低效重復投資等等。但有一點是難以否認的,就是1990年代的中國,在全球主流的觀點都認為它不可能走出這樣一條奇怪的道路條件下大 體走出來了。這是自從有了共產主義運動100多年的長時段里的第一例:一個當政的強權的共產黨,把自己治下的國民經濟體系作了多方面的資本主義改造,搞出 了一個與“原形態資本主義(歐美的)”頗不一樣的非常規資本主義。


政治高壓下的主動參與全球化
第三個大變化,是中國主動地擁抱全球化。從1990年代中後期到21世紀初期,中國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高度的自信加入經濟全球化,其首要標志是 1999年加入WTO,這其中當然有江澤民和朱鎔基的個人因素,他們小時候受過一些西方教育,內心裡對西方的經濟體系乃至政治文化是認同的、欣賞的。
而從社會科學的邏輯來分析,在一個缺乏政治自由和廣泛公民權的一黨制國家,投入全球化過程是非常冒險的舉動。全球化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大循環競爭, 與早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解放全人類的革命全球化是截然相反的。當今世界的全球化,不僅是生產要素的全球化,包括資本、產品、技術等等的全球流動(這些當 然是中國政府高層所企求的),然而生產要素的全球流動也會影響到其他方面,包括管理方法的全球化,人員流動的全球化,乃至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社會交往的 全球化,這些對高度專權的體制是具有潛在威脅性的。
可以說,中國自從唐朝以來,還沒有過參與這樣大面積的流動。在過去的20多年裡,中國是派出留學生最多的國家;是出境旅游數量增長最快的國 家,2013年也成為全球出境旅游人次數最多的,達到1億人;過去6-7年間,中國對外海投資也是增長最快的國家,雖然這其中有很多是通過貪官和發了不義 之財的商人帶出去的。從近代開始的東西方直接接觸以來,中國從來都是被動全球化的一方,只有1990年代的舉措是主動的全球化。中國政府越來越介入世界資 本主義體系,雖然也進行過計算,會有多少工廠關閉,工人失業,在法律制度與社會制度層面發生大變革的風險也都存在,但中國政府高層還是主動參與了全球化。
有人會問為什麽要冒這個險?中國高層的動機從哪裡來的?已經提到,當時中國領導人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趨向是有幫助的。還有一個要素的推動,就是中國的 工業化和現代化,如要盡快從低級階段向中級階段邁進,就必須參與全球化,否則會在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初級階段上停滯不前。目前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已 經進入中級階段,這大大獲益於全球化。根據世界銀行、IMF等機構的評估,中國是目前這一波全球化受益最大的主要經濟體。
從1989年的悲劇結局到後來中國的大踏步走向全球化,似乎是兩個極端——當初太多的人都認為中國會長時期地封閉國門的,因為以邏輯推理,只有與世隔絕才能令政權安全穩固。
與外部世界的信息差距變得越來越小
第四個大變化目前還在我們眼前生動地展開,這就是中國社會的信息化過程。假如你要問問一個“80後”、“90後”的中國公民,他們每日每時若是缺少了這類信息化的要素,他們還能不能正常工作和生活?回答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即時信息的傳輸(instant information process)在中國的迅速發展也是不符合社會科學主流對硬性威權政體之基本假設的。因為信息流通與其他技術領域的進步的最大不同在於,即時的信息化會 讓社會管控的成本大大增加,對威權統治產生每時每刻的挑戰。中國的互聯網、手機、信息市場持續擴大,IT新產品在不斷產生,表明中國社會的信息化是一個大 擴展的趨勢。雖然即時的信息化有可能帶動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相對開放,但中國政府努力希望只開放信息化的經濟效益擴大之門,而防止其政治自由化的蔓延 效應。
即時信息化的實質就是信息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通,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每日每時都像中國政府這樣擔憂信息自由流通對社會控制的潛在威脅,同時這個政 府又推動信息產業的更新換代。中國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超級國家,從大系統角度而言,政府這樣左手右手做完全相反的事的難度是空前的,成本也是超常的。絕大 多數國家的政府都沒有意圖或資源同時做這種互相矛盾的操作——從信息全球化流通中得到越來越多的經濟好處,又要嚴防它對政權穩定產生可能的威脅。
“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長青”——果真如此?
簡言之,在過去的25年裡,中國最重大的幾個變化,都是對社會科學主流理論的根本性挑戰,這些在中國發生的大變化都違背了社會科學的主流邏輯及其預測。無論你喜歡還是討厭這些大變化,都要正視它們,現有的社會科學(其實是社會科學從業者)必須謙虛地面對它們的挑戰,作系統的反思。
對於第一個、第二個問題的討論,很多學者將其放在“中國模式”的範疇里展開,在此不贅述了。對於第三個問題的討論,一些學者是將其放在“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m)的範疇里處理。對第四個問題的討論,尚處於開啟階段。而要將這些問題都納入一個體系中解釋清晰,是一個巨大艱難 的工程。如何在不完全否定西方社會科學的基礎上,將西方資本主義的發生學與中國過去25年裡的大變化做一個面對面的對照分析,那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有很大 的助益。
國際會議上有外國學者問:你們說的1989年以後中國的那些大變化,究竟與25年前的那場總體危機和悲劇有什麽關聯?這關聯是“因果關系”還是“連帶關系”?我的初步回答是:一開始的大變化是因果關系,越往後的變化越屬於連帶關系。沒有1989年發生的那場大事件,中國也一定會變化的,但一定不會是這麽個變法。25年前的那場大事件,是中國目前非常規特色的資本主義興起最給力的催化劑。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材料來自丁學良《非常規資本主義的興起:中國、俄國及其它》研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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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出版前言    王榮文 (1986)
『最後,我們對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得以印行,特別要感謝胡適紀念館主任王志維先生的信任與委託,也感謝宏正先生的穿針引線與熱心協助。』


201311月初,透過許達然老師和忠信兄的介紹,得以認識宏正先生。



溫紳 老友陳宏正長期默默地進行文化學術的贊助事業,支持民主運動,是讓人衷心敬佩的長者。他說王丹寫了一些政治評論的文章,要結集出書


2009年的秋天,在懶散的晨光中,突然接到企業家陳宏正董事長的電話,馬上正襟危坐起來。陳董事長長期默默地進行文化學術的贊助事業,支持民主運動,是讓人衷心敬佩的長者。他說,王丹寫了一些政治評論的文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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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數十年來,如果沒有陳宏正先生不懈的資助與精神支持,「基金會」、「故居」、《殷 海光全集》以及歷次在台灣與大陸舉行的有關殷先生的研討會,均不能從構想變為事實。陳先生堅定而持續地支持一切與殷先生有關的學術與紀念活動。陳先生說: 「台灣社會虧欠殷先生太多,別人不做,我做!」對於陳宏正先生的俠義精神以及他的精神的背後所蘊含的對于殷海光的人格與理想的認同,我在此很難用言語表達 我的感激之情,不過,我還是要鄭重地向陳宏正先生說聲:「非常感謝!」這些年來,許多關於殷海光的紀念與學術活動,也多次得到洪三雄先生的慷慨支持與資 助,再此一併致謝。最後謝謝大家來參加紀念會,願 上帝祝福你們每一位!《殷夏君璐女士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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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化大護法”陳宏正日期:[2013年12月22日] 版次:[AA28] 版名:[南方評論·隨筆] 稿源:[南方都市報]


    
屐痕處處

    
□智效民 山西學者

    
幾年前,我和傅國湧去台灣參加“紀念五四運動90週年學術研討會”,陳宏正請我們吃飯。我這人孤陋寡聞,除了在《胡適研究通訊》上見過“本《通訊》承蒙陳宏正先生予以資助”的謝辭之外,居然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個人。

    
那天晚上,我們來到台北市鬧市區的一個飯店,上了二樓,陳先生已經在那裡等候。互致問候以後,我看到這是一個衣著樸素、面容清癯的老者,年齡在70歲上下,說話時聲音很低,好像與他的名字不大相稱。落座以後,他說還有一個人要來,隨即拿起手機打了個電話。過一會兒來了個女人,陳先生向我們介紹:“這就是崔蓉芝女士。”

    
能夠在這裡邂逅崔蓉芝,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記得在1985年前後,我在民革山西省委祖國統一辦公室有過一段短暫的工作經歷。由於沒有什麼實質性工作,因此每天上班,我只能靠《中央日報》和《蔣經國傳》來打發時間。這兩種讀物都是經過特批用外匯買來的,在當時能有這樣的機會實在是彌足珍貴。

    
我記得當年的《中央日報》還在連篇累牘地刊登關於“江南命案”的後續報導,因此我對江南的夫人崔蓉芝印像極深。江南的真名叫劉宜良,他原來是《台灣日報》派往美國的一位資深記者,因為發表大量揭露台灣當局的文章,在海外華人圈頗有影響。他撰寫的《蔣經國傳》在美國媒體連載後,因為涉及到蔣介石一家的許多隱私,令台灣當局震怒。 1984年10月,江南在美國被人暗殺,所以人們推測這件事肯定是蔣經國指使的。第二年真相大白後,才知道這是台灣情報局長汪希苓私自僱傭黑社會幹的。於是,蔣經國下令逮捕了汪希苓,並撤銷了他領導的國防部情報局,另外成立了軍事情報局。與此同時,圍繞江南命案的審判也開始了。所以我每天上班以後,一邊讀《蔣經國傳》,一邊瀏覽《中央日報》有關這一案件的報導,真是別有一番情趣。

    
有意思的是,就在“江南事件”發生之後,著名報人陸鏗因為報導此事,居然與崔蓉芝由相識到相愛,最終結為夫婦。遺憾的是,因為我很快就離開了那個單位,所以對這個浪漫的故事一無所知。

    
話說回來。那天晚上我們見到崔蓉芝之後,發現在她“溫婉嫻淑”(陸鏗語)的外表下,似乎很難掩飾內心的悲愁。後來我才知道,當時陸鏗去世還不到一年,她好像還沒有從第二次失去丈夫的痛苦中掙扎出來。無巧不成書的是,就在前一天中午,我在台灣大學附近的茉莉書店淘到一本《陸鏗回憶與懺悔錄》,還沒來得及翻閱,就見到了作者的夫人。

    
飯局結束以後,我回到賓館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這本書。打開一看,最後一章就是“和崔蓉芝的黃昏之戀”,其中詳細介紹了陸崔二人的浪漫故事。與此同時,我也注意到作者在後記中說:早在1978年離開大陸時,香港的朋友就鼓勵他寫回憶錄,他也有此想法,但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如願。這事一直拖到1996年,“在台灣紡織工業家、柏楊稱為'文化大護法'的陳宏正兄的安排、督促下,才定下心來,回到回憶和悔改上。”他還說:“宏正的美意和不斷地查問進度,給我以七八歲時讀私塾,老師逼著背書的感覺,有點壓力,卻有上進的喜樂。”可見若不是陳宏正先生,就不會有這本書問世。

    
據我所知,陳先生雖然是一位著名的企業家,但是他卻熱衷於文化事業,尤其是傳記文學寫作和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據說早在上世紀60年代他還在台灣大學讀書時,就曾經邀請李敖前來演講,還鼓勵李從事胡適研究。陳宏正與海外許多文化人都有來往,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自序中說:“本篇之能付梓,實有賴於劉紹唐、陳宏正兩先生不斷的指導,以及無數老友和讀者熱情的鼓勵……”。柏楊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說,在他視力衰退的時候,除了妻子之外,陳宏正是對他幫助最多的朋友之一,“沒有他們,這本回憶錄根本不可能開始。”

    
近年來,陳宏正對大陸的胡適研究也特別關注,其中除了資助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主辦的《胡適研究通訊》外,還為修繕安徽績溪的胡適故居籌集款項。另外,唐德剛先生去世前曾經立下遺囑,要把全部藏書捐給家鄉的安徽大學。為此,他的好友陳宏正也以其名義在安徽大學設立了獎學金。所有這些,可能只是其“文化大護法”中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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