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5日 星期四

解放軍第二十七團軍六四屠殺10454人 ;從「一個美好中國」的夢中醒來; 余英時:鎮壓或在港重演 「共產黨一步也不會讓」;蘇曉康:中國比25年前更糟

   這是篇改寫德國之生的文章

 

南德意志報看六四:從「一個美好中國」的夢中醒來
南德意志報看六四:從「一個美好中國」的夢中醒來
1989年六四另一面貌,坦克與殘敗的灰燼記憶(網路圖片翻攝)
《南 德意志報》日前(Süddeutsche Zeitung)發表一篇名為「被遺忘的六四」評論文章指稱,在中國成功的媒體審查下,如今很多中國人不再暸解:到底,1989年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什麼 事?然而,這正是中共政權所要達成目的,即透過國家機器控管,對人民思想與自由意志進行芟剪(所謂的去所蕪雜,存其菁華),因為中共政權一直視自己為領導 人民向前行的偉大舵手,所以「呼應民意,進行改革」的主張,對中共而言,聽起來特別刺耳,也就不足為奇。
依據民主政治理念,政府係由人民授權產生,所以,人民才是國家主人;一旦人民對政府不滿,可發動罷免解散政府;相對的,社會主義則提出「政府解散人民」的對反理念,即政府可以選擇它的人民,從菁英主義觀點對人民作篩選,目的是為了培育一批建設社會主義理想國度的精兵。
《南 德意志報》的文章,引述20世紀德國左翼戲劇大師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看法指出,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樂土,政府「直接解散人民,重新選擇人民」,就更容易實現社會主義理想國度夢想。然而假社會主義之名,行一黨專 政之實的中共政權,並沒有選擇出人民菁英,來為社會主義的理想奮鬥,而是「創造(繁衍)了另一個人民」(即對中共政權想要的「順民」),中國共產黨簡單按 下「刪除鍵」(Delete),再次「格式化」(Format)中國人民。既然,加以刪除又進行格式化動作,六四事件那個1989年,就變得毫無意義了, 所以中國抗議詩人楊煉在詩中寫道那是個「毫無疑問,普通的一年」。
評論文還指出,1989年6月3 日至4日的那個晚上,子彈和刺刀飛向他們。坦克開過,讓那個夜晚開始顫抖。究竟有多少學生、工人、旁觀者被壓倒、射死、刺傷,這個數字至今不得而知。從中 共的角度回頭看過去,死傷人數只是「無關緊要數據」;重點是鎮壓反革命行動成功了。如此驚訝的成功,以至於達到無人能夠想像境地。
《南 德意志報》的評論也指出,社會主義政權是國家的舵手,人民只是國家的旗手、建設者,所以人民應該接受國家政權指揮。中共一黨專制政權向來將「集體主義」無 限上綱,加以神聖化;對比之下,每個成員、個人,變得瑣碎,無關緊要。評論中寫道,那個(1989年六四)晚上,一個新中國誕生了。那一晚,所有的血,之 後所有的恐懼,在那個其它國家社會主義政權,分崩離析的年代裡,這場血腥鎮壓拯救了中國共產黨;那場鎮壓「六四反革命暴亂」,給了中共幾十年珍貴時間,也 再一次給了這個政權得以高高站起來,凌駕、超越真相和記憶的能力;最終也締造出,讓西方政界、商界一致欽佩形象​​。
《德 國之聲》(Deutsche Welle)引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6月3日的例行記者會的「官方說法」表示,有關上世紀80年代的政治風波,中國政府早有結論。中國政府迄今將 25年前的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洪磊還說,過去30年多的改革開放期間,中國在社會和經濟發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舉世矚目。民主建設和法律規定 也在不斷完善;可以說,今天已經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符合中國國情,以及廣大中國人民的利益。
《德 國之聲》的報導,曾語氣傷感指出,天安門廣場的血腥鎮壓不僅是一次民主運動的終點,一場公民盛宴的謝幕,也是百萬公民所陶醉於「自我」、「自由新發現」以 及「更好的中國」這一夢想的結束。《南德意志報》上週六(5月31日)的評論文,也同樣將六四定位為「一場夢想」。文章引用,當年廣場上一名參與學生的心 聲表示,「我不知道,我們想要的是什麼;我只知道,我們想要更多」。何以,一場要得更多的夢想之旅,25年後,在中國政權眼中依舊是場「反革命暴亂」,難 道專制政權,都是同個模子刻出,不許人民的夢想存在?

 

 

 

 六四屠殺了10454人!

 

美國機密檔案:六四屠殺10454人

八九六四屠城的死傷數字,廿五年來有不同說法。本刊翻查當年美國白宮的機密檔案,發現華府曾透過中方戒嚴部隊線人,獲悉中南海內部文件,評估六四死傷民眾 多達40,000人,當中10,454人被殺。近日有冷血者歪曲史實,臉不紅眼不眨大大聲話「六四冇死人」,這個數字就是鐵證。

華府的機 密檔案,同時點名揭露解放軍第二十七團軍,要為流血負責,皆因六四凌晨這支軍隊持最具殺傷力武器,在天安門廣場見人就殺,包括其他部隊因而觸發解放軍內 鬥。此外,美國原來早就知道,當年五月二十日北京實施戒嚴,江澤民已被鄧小平欽點接班,屠城時江澤民亦身處北京。

 

 蘇曉康:中國比25年前更糟
蘇曉康六四事件25週年前接受美國之音專訪。

    
聯合國人權專員呼籲中國釋放因言獲罪者並調查六四真相
    
記者無國界組織呼籲解除六四討論禁忌
03.06.2014 14:28華盛頓— 25年前,蘇曉康是中國名人。他是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的影響巨大的電視片《河殤》的總撰稿人。
 
《河殤》播出之後,在中國引起巨大的反響,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當中影響尤其深遠。那部電視片引起許多中國人的思考,也使許多人追問中國過去一百年來始終不能像世界發達國家那樣走上現代化的正軌,這是否是跟中國的傳統文化有關。
 
《河殤》的播出不僅在中國社會引起廣泛的文化和政治討論、辯論,也引起中國執政黨共產黨黨內保守派、強硬派的不滿甚至憤怒。中共強硬派認為,《河殤》所表現出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是對中共意識形態的一種危險的顛覆。
 
1989年以學生為先導的中國民眾要民主、反腐敗的抗議運動興起之後,蘇曉康同其他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試圖在中共當局​​和學生之間進行調停。
 
在那年的5月下旬,中共當局決定出動軍隊對民主抗議活動進行鎮壓。蘇曉康也被當局認定為鼓動和操縱學生抗議活動的“黑手”之一,被列入秘密通緝抓捕的黑名單。
 
在中共當局​​調遣野戰軍部隊1989年6月4日殺入北京、鎮壓和平抗議者之後,蘇曉康逃出中國大陸,逃到香港。後來輾轉來到美國。
 
在六四天安門事件25週年紀念日到來之際,蘇曉康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表示雖然現在看當時《河殤》對中國文化的審視評價未免膚淺,但理解當今中國、理解中國的歷史依然不能不把中國的文化納入考慮範圍之中。
 
蘇曉康認為,今天的中國比25年前的中國情況更糟。
 
*莫名其妙上黑名單*
 
記者問:“你被中國執政黨共產黨說成是煽動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的黑手之一。中共對你發出通緝。25年過後,今天你對中共的說法有什麼感覺,什麼看法?”
 
蘇曉康答:“這其實是共產黨的一貫的做法啦,也沒有什麼奇怪的。
 
但在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期間,(中共前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提出所謂改革時期的新政策,宣布沒有階級鬥爭了,宣布階級鬥爭結束了,中國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就是他所謂的政策。
 
但是,後來發生了天安門事件。現在大家一般說天安門事件是學生主導的民主運動。但我認為就是一種抗議,一種街頭抗議。也可以說是執政黨的一種政治危機。只有有問題了,老百姓才會上街。但在中國,總是學生會領先上街。
 
但(中共黨內強硬派)他們不能接受。他們一定要認定學生是被藏在他們背後的'長鬍子'的人操縱的。於是,他們就要拼命地找所謂的'黑手'。
 
我當時的情況是,我因為電視片《河殤》在當時中國大陸的名氣非常大,而(已故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曾經表示對《河殤》欣賞。於是,在趙紫陽和鄧小平在如何處理天安門事件的問題上出現意見分歧之後,尤其是在天安門鎮壓之後,中共當局討論制定通緝名單以便抓人,據說是(中共元老、本來就對《河殤》感到非常惱火的)王震把我放到通緝名單上。
 
當時通緝名單有21個學生,3個工人,7個知識分子。最前面的是(主張實行民主的中國科學家)方勵之和(他的妻子)李淑嫻夫妻倆。後面的7個知識分子是不同的人放上去的。我據說就是王震要求放上去的。
 
後來這個問題就成了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直到今天,對我們的通緝還是有效。你人死了算拉倒,要是活著,就要還在名單上,不能拿下來。總而言之,我上了通緝名單,就是因為《河殤》的原因。
 
*中國文化再認識*
 
問:“關於《河殤》,自天安門事件發生25年來,你覺得你對中國文化的看法有改變嗎?更具體說,你還覺得中國跟當今世界文明世界格格不入,主要是因為中國屬於所謂的大河文明,而不是海洋文明嗎?”
 
答:“當時我們的思考是那樣的一個水平。現在看來當然是很膚淺啦。
 
不過,《河殤》是一個電視片,它基本上不是學術性的東西。電視片的一個重要的手法是要突出一個符號,要有強烈的情感訴求。也就是要把思想性的東西轉化為影像的東西。所以,這裡就要藉用大符號,也就是文化符號。
 
《河殤》就提出了好幾個文化符號,比如,龍,黃河本身,以及長城,等等。這個電視片在這個手法的運用上是很成功的。直到今天,共產黨要搞一個宣傳性的電視片,還是在學《河殤》。
 
至於談到你剛才提到的中國和世界普實價值不和諧的問題,中國今天依然如此。我們當時就這麼批評中國。這裡的問題跟中國文化有多少關係當然是非常複雜的,尤其是從學術上講。但它們必定是有關係的。你說完全沒有關係,不可能嘛。
 
包括我們看到今天的世界上伊斯蘭跟西方文明的衝突,這跟兩個文明的毛病都有關係。中國的問題跟晚清以來,跟中國近代以來文化的衰落有關,這是毫無問題的。我們當時結論一點也沒有錯。
 
那麼今天中國共產黨始終拒絕普適價值。普適價值實際上是在1980年代之後才提出的。在此之前,西方國家、國際社會主要提的就是人權,並沒有把涵蓋範圍更大的普適價值提出來。
 
我想說的是,中共拒絕普適價值,跟中國文化,跟中國歷史上閉關鎖國是一種什麼關係,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課題,大家可以去研究。但是今天中共拒絕普適價值,就是跟六四有關,就是六四的一個邏輯後果。我們將來談六四問題,我還可以談這一點。
 
問:“你剛才提到了文化跟政治的關係。我想順著這個問題再問一下。有批評者說,你當年主筆的中國中央電視台電視片《河殤》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可能是文不對題。因為南朝鮮北朝鮮是一種傳統文化,西德和東德是一種傳統文化,台灣和中國大陸都是一種文化。但兩邊文明發展截然不同,可見傳統文化不能左右一個國家的發展。對這種批評,你如何看?”
 
答:“這個問題其實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來問。你剛才提到,東西德也好,南北韓也好,包括以前的南北越,這裡面有一個共產主義制度的問題,共產黨的問題。
 
你剛才提到的這些例子,正好都涉及共產黨。東西德也好,南北韓也好,南北越也好,都是共產黨阻礙發展。那些國家有一半被共產黨掌握了,另一半是資本主義的,實行民主制度,市場經濟。其實這個問題可以這麼問。
 
但我們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共產黨到了中國,或者說共產黨到了蘇聯,這是否跟文化有關係?我覺得還是我剛才說的,一定是有關係。蘇共和中共是完全不同的。他們在教條上,在意識形態上有相同之處,但是在深部,在許多方面,他們跟各自的傳統文化脈絡是有關係的。
 
*中國比過去更糟*
 
問:“在你看來,今天的中國比25年前的中國好在什麼地方?壞在什麼地方?總起來說,今天的中國比25年前的中國是更好還是更壞?”
 
答:“當然是更壞了。這是毫無問題的。
 
因為中國現在經濟起飛了,錢多了,這就好了嗎?你好看錢都在誰手裡。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是比過去有一定的改善。但中國老百姓被欺負得不行,農民隨時房子就會被拆掉,地就被徵走。這是20多年前沒有的。
 
所以說,中國現在的情況跟25年前相比,我的總結是兩個喪失。一個是中華民族子孫萬代的家園可能會永遠喪失,就是因為這25年掠奪性的經濟高度發展。
 
現在的權貴集團是拿走利潤,留下垃圾。你看現在中國大的生態環境現在已經完全被毀壞了。我們原來還沒有看到江河污染,洞庭湖,鄱陽湖乾了。後來在有北京的霧霾,而且越來越有嚴重。
 
現在已經弄得大家對北京的污染幾乎是沒有人再敢說中國的環境沒有問題了。
 
我現在要強調的是,現在的環境問題是超越目前人類的智慧的,也就是說人類的現在的知識無法解決環境破壞的問題。中國現在所面臨的環境破壞災難不知道有多麼嚴重。
 
有人說,工業革命,十八世紀以來,西方的環境也有很大的破壞,現在他們的環境都修復了,等等等等。老實說,現在我們還不知道,這個問題在科學研究方面還沒有解決。因為環境問題是超出人類的知識和能力的問題。這個問題非常大。
 
中國今天的環境破壞,不知道比西方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的破壞嚴重多少倍。中國的主要問題是掠奪性。這是第一個喪失。
 
第二個喪失是這25年來,中國人的心靈被掏空了。他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這就是說中國人的心靈家園也沒有了。這兩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六四的結果。
 
問:“假如你現在可以自由返回中國居住,工作,你願意回去嗎?”
 
答:“我頂多回去看看,但不能回去長住了。因為那裡的大環境已經​​不是我們可以做事的了。即便是中國社會在政治上變成了一個代議制民主制度,至少還需要十年二十年才會形成正規的可以運作的政治制度。
 
另外,整個社會還需要恢復,整個文化需要回复。我想,這樣的過程就更長了。我今年已經65歲了。我不可能把自己最後這一點時間賠上。我就願意在外面呆著。我該做什麼就做什麼,我可以在外面寫我的書。

 

 

「共產黨一步也不會讓」
余英時:鎮壓或在港重演


    ■屠城發生後,余英時誓言不再踏足中國。資料圖片
    「六四想共產黨平反是不可能的!」84歲的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日前在美國家中接受《蘋果》電話訪問時,不但對中共平反零期望,更警惕六四鎮壓可能在香港重 演:「共產黨決不能讓你奪權,一步也不會讓的。香港弄得不好就會走到六四這條路!」
    中國組
    「看到這麽多人死掉,像我的姪兒就是這樣死掉的,天安門母親就是我的表妹,這個印象當然是很深刻的」。余英時的表妹張先玲兒子王楠在六四鎮壓中遇難,年僅 19歲。余在六四之後誓言不再踏足中國:「六四之後我是決定不回去的了。這個不會改的了。」

     
    八九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講座教授的余英時一直關注中國的民主運動,北京宣佈戒嚴後,他與幾名同事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警告中國政府勿對和平請願 者動武。六四鎮壓後,余推動創立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庇護了劉賓雁、蘇曉康等26名被迫流亡知名中國知識分子,學運領袖柴玲更曾寄宿余的家中。
    儘 管很多內地年輕一代已不知道有六四,余英時認為八九爭取民主自由精神至今延續:「現在中國發了財了,許多跟它一起發財的人會擁護他;另一方面,生活越來越困難的人還是會反抗的。大陸今天所謂新公民運動就是這樣來的,其實也是八九的延續。」

    「只有拚命發聲 保護自己」

    他認為即使天安門運動放在今天發生,中共仍會鎮壓:「因為共產黨以維持它政權為最高目的,你有100個運動,它會100次鎮壓,直到它不能鎮壓為止。」
    談 到香港爭取普選民主的「公民抗命」、「佔領中環」運動將往何處去,這位曾經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說:「到了某種程度,我對共產黨是不是用武沒有信心,有 這個可能性。沒有辦法,只有大家拚命發聲、自己保護自己。」

    他認為香港的民主運動想成功逼政府退讓很難:「沒有一個民主政權的話是不可能的,香港還沒選出一個民主的政府,這跟台灣不一樣。香港的困境就是因為有一個 極權政府在中央管着你,你在它手下。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余眼中,台灣太陽花學運是一場民主優越性的示範:「就表示你可以用和平抗議,政府不能不注意,否則下次選舉它就沒票了。這對大陸當然是一種壠示,大陸如果也是個民主社會,許多事情可用和平方式解決,不會有暴力出現。民主社會裏的運動,跟反抗極權政府是兩回事,不能比。」

    那 麽在一黨專政的現狀下,甚麽方法爭取民主更有效?這位歷史學家也沒有甚麽好主意,但他認為民主不是等來的,說中國人未準備好迎接民主更是廢話:「不會有準 備好的一天,因為民主不是一個人做主的,沒有準不準備好,要想民主隨時可以發動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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