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中共障眼法已被識破：肯定公民抗議：一場提高台灣民主的運動； 風骨公共知識份子/習近平難以抓到毛澤東的遺產/中國轉一個身非常困難

 

余英時：大陸障眼法已被識破

136,173

■余英時教授

「中共一直在千方百計地企圖摧毀台灣的民主！」旅居美國的台灣中研院院士、史學家余英時昨日發文力挺太陽花學運。他表示，民主是台灣安全的最大保證，大陸 「通過經濟以發揮政治影響的障眼法」已被識破，這次運動是保衞及提高台灣民主體制的運動，對台灣人民及政府有着同等重要性。
現年84歲的余英時， 昨透過台大教授劉靜怡在facebook上發表題為「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的文章。他指出，參加抗爭者是「不信任這個協定」，擔心會對台灣經濟造成 長遠的損害。他引述台灣的民調，不但44.5％民眾反對協定，更應重視的是73.3％被訪者認為，應該逐條審查協定的條文。

學生非反對黨操縱

他又稱曾致電「十分信任」的台灣友人，眾口一詞地說這是一次「自動自發的公民運動」，而且青年學生是運動主體，不是反對黨的政治操縱。
他認為這次運動是反映台灣公民，特別是年輕一代對大陸極權政府的極端不信任，大陸的「障眼法」已被識破，認清大陸的經濟影響力事實上即是經濟影響力的化身。這次運動不但讓台灣民眾能鞏固其公民權利，政府也可因聽到人民的聲音而提高其民主素質。
台灣還有不少學者都參與這場太陽花學運，有的更到立法院現場開講，為學生上真實的政治課，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徐世榮更呼籲學生「不要到教室上課」，去立法院支持正在靜坐的學生，因為那是一堂「非常寶貴的公民社會課程」。
徐世榮下課後會趕過去與大家會合，再找時間幫學生補課。他希望學生能夠支持他的決定，也要求學生參與活動時，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台灣《蘋果日報》

肯定公民抗議　余英時：一場提高台灣民主的運動

2014年03月23日12:59

針 對反服貿群眾佔據立法院，史學泰斗、中研院院士余英時，今天發表文章《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這次公民抗議是一場保衛並提高台灣民主體制的運動，對 於人民和政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他並提醒，中共一直在千方百計地企圖摧毀台灣的民主，台灣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須把警惕提到最高的程度。民主是台灣安全的最大 保證。

余英時是透過台大教授劉靜怡，在其臉書上發表《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全文如下：

《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
余英時

這 兩天我在CNN、英國BBC、日本NHK和美國幾個大電視台上，一再看到台灣大學生群體衝進立法院大廳，靜坐抗議的許多鏡頭。好幾年了，我沒看見過台灣曾 這樣受到全世界媒體的重視，今天（三月二十日）我又在《紐約時報》上讀到Austin Ramzy的顯著報導（”Trade Deal Spurs Protest in Taiwan”），並附有大幅照片。讀報之後，我才知道抗議起源於台灣政府將和中共簽訂「服務貿易協定」。抗議的人群不信任這個「協定」，認為必將對台灣 經濟造成造成長遠的損害。因此他們要求「協定」必須在國會中進行逐條逐項的實質審查。但由於國民黨在立法院佔有絕對多數的席位，政府方面似乎希望全案在國 會中可以很快獲得通過，不必強迫逐條審查、逐條表決的手續。據《紐約時報》，台灣的民意調查顯示：反對這項「協定」者百分之44.5，支持者百分之 32.8，沒有意見的百分之22.9。但最值得重視的是百分之73.7說：他們贊同對此「協定」進行逐條審查。

又據香港《蘋果日報》記者 陳沛敏的報導（〈站在香港  看看台灣〉，三月二０日），學生佔領立法院得到數以萬計的民眾在場外聲援，律師、醫生等專業人士紛紛挺身義助，各大學當局也表示尊重學生的行動，教授們 更公開發聲支持。尤其令人感動的是一位警員在「面書」上留言：「脫下制服，我們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反對草率過關…你們今天來到立法院爭取民主，而我們站 在立法院前捍衛法治。我們不是敵人，而是站在對面的戰友。」這是台灣的民主風範已發展到極高境界的證詞。

為了弄清楚這次抗議的真實性質，我曾先後和我十分信任的台北友人們通過電話。他們眾口一詞告訴我：這是一次自動自發的公民運動，而以青年學生為運動的主體，絕不可誤解為反對黨的政治操縱。有一位朋友更指出：抗議群眾甚至拒絕政黨參與運動的要求。

《紐 約時報》已在抗議群眾和反對黨之間劃了一條清楚的界限，對兩者的活動分別敘述，而不是混在一起。它引了一位年輕的醫院工作人員（女性）的話：「我們目前也 許有點遲了，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這種活動，我們便不能讓政府聽到人民的聲音了。」這裡流露出來的是真正的民主意識，絕非任何黨派所能假借的。

在 整個抗議活動後面，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台灣公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對於海峽對岸極權政府的極端不信任。中共近六、七年的對台政策是運用經濟把台灣牢牢地套 住，等到台灣離開大陸無以為生時，「統一」的機運便到來了。這是通過經濟以發揮政治影響的障眼法，但今天已被參加抗議的公民識破了。《紐約時報》說：抗議 的人群反對「服貿協定」是深恐給予北京太多的經濟影響力。他們顯然已認清：這種經濟影響力事實上即是政治影響力的化身。

這次公民抗議是一 場保衛並提高台灣民主體制的運動，對於人民和政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人民固然可以通過運動而鞏固其公民的權利，政府也可以因為「聽到人民的聲音」而提高其 民主的素質。台灣已歸宿於民主是一個不可更改的現實，在民主體制之下，人民和政府之間往往存在分歧和衝突，但不可能是敵對的。因為不民主、非民主或反民主 的政府已不復有存在的空間。

中共一直在千方百計地企圖摧毀台灣的民主，台灣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須把警惕提到最高的程度。民主是台灣安全的最大保證。

英時 上  二０一四、三、二十一

史學泰斗余英時發表《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一文。資料照片

史學泰斗余英時《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手稿一。翻攝劉靜怡教授臉書

史學泰斗余英時《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手稿二。翻攝劉靜怡教授臉書

史學泰斗余英時《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手稿三。翻攝劉靜怡教授臉書

史學泰斗余英時《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手稿四。翻攝劉靜怡教授臉書

 

余英時：中國轉一個身非常困難

歐陽斌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4年03月14日

在寓居海外的華裔漢學家中，余英時是獨一無二的。他幼年時 在故鄉安徽省潛山縣居住，在一個彼時幾乎與現代文明隔絕的環境中，零距離地體驗了中國傳統社會。1945年日本戰敗，余英時離開故鄉，卻又親歷了中國現代 史上最為激烈的滄海桑田，先東北，後北平，再香港，輾轉顛沛，最終定於美國。他的知識體系也同樣斑駁。幼時接受過傳統的私塾教育，年少時還曾在古文重鎮桐 城客居，在香港時則更有機會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姑且不說其治學專業，僅從詩文應和中，人們也能體會到他深厚的國學根底。青年時代負笈哈佛，他更系統地接受 了西方的學術訓練，並在西方學術體系下獲得煌煌成就。「中西兼備」實不為過。

雖然去國多載，余先生對當下大陸政局社會始終保持着濃厚興趣，頻繁發言，語出犀利，而他的著述在大陸屢屢出版、加印、重印，被奉為經典。我們聊及這一點時，他也是哈哈大笑，表示不解。

• 檢視大圖
  CFP
  余英時2002年在東吳大學「中國人文研究座談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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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居海外幾十年的余先生鄉音濃濃，自1978年短暫訪問大陸之後就再也沒有踏上故土。但他卻對我說他沒有鄉愁，「都安排好了，你能看到什麼？」但這顯然並不是全部，當我問他為何屢屢對大陸當下時局激烈批判時，他將之歸為「對故國不能忘情的表現」。

余先生對中國文化用功極專，而從其著作言談中能體會到他用 情更深，這在某種程度上與其業師錢穆先生是相通的，譬如他曾批評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的文化激進主義。再如雖然他對中國文化的當下處境擔憂不滿，但他表示長 遠來看自己是樂觀的：「文明寄託於人的身上，中國這麼大，怎麼可能消失？」

年過八十，余先生仍筆耕不輟。新書《論天人之際》今年一月由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先生謙言年紀大了，不再寫「嚴肅的書」，但本書回溯千年，力圖從本源上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立意宏遠，而梳理謹細。

余先生目前定居於美國普林斯頓。本訪談由2013年11月、12月兩次電話採訪構成，問答部分發表前經余英時審閱修訂。

有自由，文化就會自己找出一個方向

問：你在紀念賓四先生（錢穆）的文章中說他「一生為故國招魂」，但是我突然不知道該怎麼描述這個「故國魂」。中國傳統文化的構成非常複雜，演變也很多。你怎麼概括這個概念呢？

答：我同意你的說法。當時錢賓四先生和他那 一代人提到「國魂」這個問題，錢先生大概有一種想法，中國有一種魂要失掉了。其實我不是完全認可這個說法，我只是借用他自己的話、他的這個志向，要恢復中 國原有文化的一種精髓。但是正如你所說的，這個精髓很難概括，沒辦法用簡單的語言說清楚。粗略地說，錢先生大概認為就是以儒家為中國思想文化的核心。

我覺得可以說中國這個文化有一個特色，我在我的新書《論天 人之際》裡面講到這個。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認為，人類各大文明大約在公元前800年到400年之間有一個精神的覺醒，使得人類社會超脫於原始的宗教信仰，各自建立了哲學或者宗教的 傾向。他提到了最重要的四個文明，以色列文明、希臘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它們都各有特色，且在一段時間內都得以保存，這就是軸心時代。

在這個大覺醒的過程中，不同文明的宗教家、哲學家或思想家各為自己的文明建立起一個超越的精神世界，如以色列的宗教、希臘的哲學或中國的「道」。這個超越的精神世界對以後各文明的發展取向產生定型作用和長期影響，也形成各文明的主要特色。

中國軸心時代的突破就是孔子的出現，他把中國從原始宗教的 晚期提升到一個全新的精神領域。試以「天」或「天命」的概念為例：在商周時期，天命只能維繫在一個人身上，就是建立了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最高統治者進行統 治的理由在於他有天命在身。而他與天的溝通是通過「巫」進行，當然也有一些統治者自己變成「大巫」，也就是「眾巫之長」。孔子帶來的變化在於他把天命觀給 改變了，不再是最高統治者一個人和他的王朝所擁有的了。他也把中國文化從過去由「巫」所控制的禮樂給解放了出來。他提到「五十而知天命」，這裡面天命已經 不再只是指一個王朝了，而是個人，也就是說個人也可以擁有天命。他說「知我者其天乎」，他已經承認個人和天可以溝通。這個觀點後來變成了孔子的「仁」的觀 念，孟子解釋說孔子的「仁」就是人心，「仁，人心也」。當然後來也有各家各派的解讀，中國的思想史也就開始了。

我以中國的軸心突破和西方作對比，發現中國在突破後的超越 精神世界是內向的，可以簡稱之為「內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與西方突破後的「外在超越」是兩條不同的文化道路。西方的超越世界，無論是柏拉圖的「理性世界」或稍後基督教的「上帝之 都」，都是完全外在於人間世界，並高高在上。而中國的超越世界——「道」——則是「天人合一」的產品，即由人將作為價值源頭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 「內」而不在「外」。這一文明特色的形成非常複雜，詳見我的新書《論天人之際》，這裡不再詳論。

「外在超越」和「內在超越」是兩種不同的文化特色，各有優 點和缺點，不可一概而論。這一特色也分別表現在許多方面。以政治權力為例，西方上帝是外在超越的源頭，在人世代表上帝的是羅馬教會。所以西方王權必受教會 的約制。教會為王權提供合法性。查理曼大帝在公元800年就帝位，便必須請教皇來加冕。中古時，如教皇開除某一國王的教籍，這個國王便從此失去合法性。內 向超越的中國也承認「道」尊於「勢」（即皇帝的權力），但因沒有外在化，故無正式的教會組織。「道」收在人的「心」中，因此中國要求皇帝和統治臣僚都必須 遁行「內心修養」，即正心、誠意那一套。這才可以成為有「道」的君臣，否則便不合格。西方與中國在政治權力安排上不同，由此可見。這是兩個不同的傳統，一 直延續到現代，不過現代西方因世俗化而以三權分立代替了教會，對防止權力的濫用更為有效了。

問：這些幾千年前的文化基因好像仍然可以在我們現在的生活中找到影子。

答：是的。舉個例子，共產黨在論述自己合法 性的時候乞援於歷史唯物主義，強調它是遵循歷史規律的必然性而專政的。事實上這便是過去的王朝「奉天承運」而統治天下的一種現代變相。延安時期劉少奇講共 產黨員的修養。執政為什麼是共產黨呢？因為共產黨員有特殊修養。這就是儒家的東西被共產黨給借用過來了。前面已指出，儒家認為有「道」的君與臣才有資格治 天下，求「道」則必通過「心」的「修養」。如果是在西方，人們馬上就會問你，為什麼共產黨員就有特殊的修養呢？我們要問問上帝，上帝在人世有代表，就是教 皇和教會。而中國的內在超越是在內心的，修養也是內心的。但真正能做到有修養的沒有幾個人啊。

再比如說毛澤東，他最崇拜中國歷史上的兩個皇帝，一個是秦 始皇，一個是明太祖。明太祖是中國歷史上特別專制的一個皇帝，他在讀到孟子的書之後大怒，把孟子趕出孔廟了。孟子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就是 可以殺皇帝了。毛反對儒家也應該從這裡去理解。毛提出的宣傳口號如「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當時廣泛流行，其實是抄襲明太祖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 王。」明太祖有一套語錄，叫《大誥》，每家都要念。洪武30年，19萬學生被召到南京，每人發一本。你家裡如果有一本大誥，犯了罪是可以減刑的。這不就是 毛澤東語錄的歷史根源嗎？當年吳晗借罵明太祖罵蔣介石，後來在西柏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首先就批評說你不能罵明太祖。可見毛對明太祖的認同還在秦始皇之 上。

問：但是後來中國文化也經歷過大規模的外部文化衝擊，比如佛教的傳入。這些都給原有的文化帶來很大的改變。

答：佛教跟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相對容易，因 為它講「心」講得非常細，更強化了「內向超越」的趨勢，後來還成為了宋明理學的一個根源。這跟西方文化傳入中國不一樣。佛教僅限於宗教、哲學方面，西方文 化則是全面湧入中國的，涉及政治、經濟、學術等各方面，所以融合起來是非常難的。這是一個外向超越的文化與一個內向超越的文化的碰撞，這個過程還在進行 中。

現在不少中國人已看到外在超越的好處，比如現代西方的三權 分立，互相制衡，對於防範權力濫用，十分有效。這也是外在超越的一種表現。中國政治史上也不是沒有權力分立，互相制衡的一面，但表現在內在超越。比如中國 以前的官制裡面有御史制度，這是監督官僚的。還有一個是諫官制度，這是批評皇帝的。又如唐代著名的三省制度，彼此之間權限也很分明：中書省出詔令，門下省 審查詔令，有封駁之權，尚書省則負責執行之責。但這些都是在政權內部的，遇到皇帝橫起來就不靈了。到了清朝，諫官制度基本上就不用了。

問：最終中西這兩種異質的文明能合二為一嗎？

答：中西文化是可以融合的，因為有一些東西 是普世的。比如中國沒有人權概念，但是有人權意識。孟子強調國家對老百姓的義務，這個與西方人權觀念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的，意思是相通的。也有人把黃宗羲 的《明夷待訪錄》和盧梭的《民約》相提並論，就是因為兩者都是從老百姓的角度出發的。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的一些文化觀念也有超過西方的，比如希臘認為奴 隸制是自然的，坦然接受，直到基督教出來之後才開始被批判。可是我們漢代皇帝便有詔令，強調人不可以賣自己的孩子為奴，也不可以買別人的孩子為奴。「天地 之性，人為貴」。不能說中國文化整個都是落後的。過去最大的問題就是認為如果不把中國傳統文化都消滅乾淨的話，就無法現代化。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批評激進主 義。

問：1988年你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個演講中對這種激進主義進行了批評。但問題是，近代中國與西方進行了碰撞之後，從器物到制度，中國一下子潰不成軍。激進主義最後將板子打到文化身上，你認為他們是找錯了病根？還是開錯了藥方？

答：我覺得他們沒有找對病根。西方有一些好 的東西，但是怎麼搬過來，這是很難的，而且這個不是思想家、知識人可以解決的，還有政權和社會條件等因素。權力總是有人會去搶的，但肯定不在啟蒙和搞新文 化這幫人手上。掌權的人不肯放棄權力，又沒有制度可以制衡他。你有什麼辦法？另一方面，社會的力量比政治小而弱，產生不了壓力作用，則政權也不會自動讓 步。所以這個板子不能都打到文化的身上。

中國的天命是跟人心分不開的，這是西周以後的新發展。天聽 老百姓的話（「天聽自我民聽」），從此成為中國政治傳統中的普遍信仰。比如尚書裡面就說，雖然老百姓沒有辦法直接與天溝通，但是天會來聽老百姓的民意，聽 他們的苦衷，然後決定把天命交給誰。這就是中國早期的民主觀念。漢代董仲舒用「天」來壓皇帝，使他不敢胡來，宋以下則用「天理」來制約朝廷的權勢。但中國 對皇權的約束主要靠士大夫階層的爭取，他們沒有法律上的保障。何況士大夫中肯為「道」而堅持的又是少數。總之，中國文化中難有與民主相合的因素，所以清末 以來在中國提倡民主、自由、人權的人多數是儒家的理想主義者。

但是在近幾十年以來，在中共的統治下，中國文化中壞的部分 都被加強了，好的部分都被丟掉了。這也不是我的偏見。比如過去中國人非常講人情，做事情要合理也要合情，但中共搞階級鬥爭之後，整個局面改變了，人情沒有 了。人與人互相猜防，三個人在一起就不敢說真話。再比如說官本位，這是中國傳統中發展出來的一大弊端，但卻在中共統治下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今天大陸上 一切都是官作主，學術界也是如此。學術領導權完全在「官」手上，真正學者反而不受人尊敬。過去我們提到蔡元培、王國維，在學術上都是令人肅然起敬的，但是 現在有這樣的人物嗎？

問：你認為這些年來，中國文化有沒有出現一個自我清理、自我恢復的現象呢？

答：有，但是壓制仍然太厲害了。比如說中國網絡封鎖那麼厲害，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批評完全不許在媒體上出現，文化怎麼能夠發展呢？

問：但是除去政治敏感的東西外，新儒家重新變成顯學，民間重讀國學也搞得非常熱鬧。

答：這是一個現象，而不會成為一個思潮，因 為共產黨仍然會嚴格控制這些東西。他們認同制度性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的那一面，就是王權要用的，比如三綱五常，告訴你不能犯上作亂。所以中共看中的是這一套，只不過沒有明說。要是說起儒家當中批 評皇帝的那一套，他們肯定不會要，比如他們肯定不會要孟子。新儒家在海外的話，第一要講民主啊，牟宗三先生就是最反共的。新儒家到了中共手上又被曲解了。

問：你認為中國文化會向一個什麼方向走呢？

答：你可以拿台灣做例子。首先政權不再那麼專制，其次地方有自己的活力而不是被中央管得死死的，再次，新的中產階級不斷壯大。這樣文化就會跟着變。因為只要你給它自由，它自己就會找出方向來了。文化沒有什麼高深的，文化說到了最後就是生活。

知識人傳統中好的一面、壞的一面都在傳承

問：我看到你曾經有一個論斷，認為在中國「士」或者是說知識人的獨立地位其實在五四運動前後就已經削弱了。出現這種削弱的原因是什麼呢？

答：我先解釋一下「士」的形成，這樣才能比 較清楚地解釋後面的變化。士的出現在中國是非常特殊的，在其他國家都沒有。希臘有哲學家，基督教有傳教士，但都與中國的士不同。中國的士是從周代的封建制 度來的，王、候、卿、大夫然後是士，士是最後一級，再後面就是老百姓了。士有知識，在春秋戰國的時候各國統治者要加強統治，都需要聘用有知識的人。所以戰 國時代出現大批的「游士」，即到各國去擔任官職。他們的活動不易控制，以致現代考古發現的秦律中有一條「游士律」，便是對付這些到各國遊走的「游士」的。

以上說的是士在政治和社會上的起源。但士又有思想上或哲學 上的起源，即前面已提到的「軸心突破」。在軸心時代，中國的文明突破表現為士的出現，以孔子為代表，是最早的士。這個士的核心是「天道」，與「人道」一以 貫之。中國最早的士也有一種宗教的抱負和承擔，就是「替天行道」。而這個「道」就是一個合理的秩序，「天道」是合理的，所以「人道」也應該是合理的。到了 秦漢時代，上述兩個源頭合流了，於是出現了後世所謂「士大夫」，代替了戰國的「游士」。士大夫統治中國在精神上來講就是用「道」來制衡「勢」，也就是皇帝 的權力。中國一向的信仰是「道高於勢」的。這個信仰直到清朝滅了明朝，以滿人取代漢人治理天下，才不許士大夫用「道」來壓皇權。

古代士大夫的特點是通過考試就可以直接跟權力發生關係，在 沒有考過之前，仍然是老百姓，也就是士農工商的「四民之首」而已。這是傳統社會。十五、六世紀以下，商業在中國取得空前的發展，商人人數大增，地位也大為 提高，很多士出身於商賈之家。那個時候「士商」就已經連在一起了。在這個情況下，士就不再是唯一的行「道」的人了。這個行「道」的責任慢慢擴展到其他的人 身上，比如王陽明為一位商人寫墓表，竟公然地說：「四民異業而同道」，這是劃時代的宣言。這是士的觀念的擴大，士本身慢慢與其他「三民」更加接近。

上面指出了士在中國歷史上不是一成不變的。士的社會基礎一 直在擴大，但士失去在政治、社會上的中心地位則是二十世紀初年的事。近代化的一個根本轉變就是士變成了知識人。這可用下面兩個例子作對比予以說明。第 一，1895年康有為領導一千多位舉人進行的「公車上書」，代表「士」在傳統時代最後一次向朝廷抗爭的集體行動，所以從皇帝到大臣，無不為之震動。因為這 是統治集團從內部提出的要求。第二，1919年「五四」運動是由北京學生髮動起來的。他們已在權力系統之外，因此他們首先引起市民的同情和支持，罷市、罷 工相繼興起，最後才逼得政府不敢在巴黎和約上簽字。這些大學生與康有為領導的舉人不同，他們已成為現代知識人了，也就是西方的 「intellectuals」。「士」和「知識人」的分化主要發生在1905年科舉制的廢止。在科舉制下，士只要考中舉人或進士，便已是權力系統中的一 員，可以入仕了。但現代大學畢業生卻在權力系統之外。所以1905年可以說是「士」與「知識人」之間的分水嶺。

科舉廢除之後，特別是清朝亡了之後，基本上士就不存在了。 但由於長期歷史的原因，「士」的精神卻無形中由知識人繼承了下來。不但社會上一般人認為「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應該由知識人承擔起來，而且知識人也自以為義 不容辭。「五四」一代知識人首先表現出這一精神。這一點與西方截然不同。比如在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所，有一位著名的美國政治思想家Michael Walzer。他提出在其他國家，追求自由民主是人人都有的責任。但是在中國就成了知識人的責任。1989年六四的時候，很多中國學生和學者都認為追求民 主要從他們那裡開始。Walzer認為這種態度是從中國儒家傳統來的。我覺得他這個分析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知識人地位在中國的變化之一就是他們從權 力體系內部被擠到了外部來了。大學畢業並不必然代表你就會有權力。在西方，人們說知識人有影響力("influence")，而沒有權力 ("power")。如果一個知識人有了power之後，他就已經變成官僚了，是另一個範疇了。

總之，我認為「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可以看成是中國知識人 的一大特色。比如胡適受西方影響很大，畢生追求自由民主，但仍然認為中國需要一群有知識的領袖，然後中國才能走出一條現代化的路來。這個影響一直到今天仍 然存在，比如現在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仍然有士的精神在背後。

問：但是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會看到，中國 的統治者一直在試圖壓制知識人的重要性和地位，比如毛的反右，比如現在對「公知」概念的「污名化」。你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在民國的時候就已經出現政治官僚 對知識人極其不尊敬的現象。這對於仍然有着強烈行道意識的知識人來說，豈不是一個很扭曲的局面？

答：一點兒也不錯。但是毛和中共的興起都是 利用了知識人的力量。共產黨起家的時候，裡面一大半都是來源於知識人，陳獨秀、李大釗等這都是知識界的領袖人物啊。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毛就說學生運動是 「第二條戰線」。他認為如果沒有知識人的協助，革命無法成功。但是革命最終的成功也要消滅知識人，把他們貶成一錢不值的「臭老九」，這樣黨才能真正掌權。 整體地看，共產黨只把知識人當作工具來用。奪取政權以後，有強烈道德意識的知識人在共產黨中已成了可怕的敵人。現在中共重視的只是些有工具價值的技術人， 比如經濟、貿易、和科技方面。具有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人文社會學科方面的知識人，它不但不尊重，反而儘力壓抑，這一點只要看看中共的社科院便清楚了。

問：不過我覺得現在的情況更加複雜一些。比如說現在很多知識人仍然有那種「遞摺子」的心態，渴望着自己的聲音被中南海聽到。而另一方面，有一些我們說到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能夠更加獨立地去批判社會。

答：前一種「遞摺子」型的知識人是從過去那 種「邀君寵」的士中演變而來的，即《水滸傳》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這樣的「士」很多。現在「黨」取代了「君」，每一次新的黨領袖上台，必有許 多知識人「遞摺子」。最近新左派、新權威主義、新儒家都紛紛上言，想得到習近平的賞識，便是一例。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知識人也有「以道抗勢」的，宋朝 的太學生、明朝的東林黨等，這些都是從道的力量，即一個合理的秩序這樣的角度出發的，他們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被承認的。後一型的「公共知識人」便從這個好 的傳統中變化出來。

問：提到知識人的獨立性問題，你曾舉過一個例子，在蘇聯時期，雖然很多作家的創作也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但是他們的獨立思考和人格沒有斷，所以仍然不斷有深刻的作品出來，而中國好像就斷掉了。這是為什麼？

答：這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答的，這跟蘇聯的 歷史文化傳統有關。俄國有一個很強的文學和文藝傳統，即便在十月革命以後也仍然有生命力。斯大林不喜歡許多詩人和作家，如女詩人阿赫瑪托娃、作家帕斯捷爾 納克。雖加迫害，但並不禁絕他們寫作。所以八十年代中葉，蘇聯「開放」("glasnost")之後，立刻出現了異議作家的作品，都是在「開放」前寫好了 的。在中共治下，情形完全不同。毛澤東是從「誅心之論」的傳統中出來的，不但要控制知識人的「身」，也要抓牢他們的「心」，因此有所謂「交心」運動，這是 蘇聯所沒有的。比如蘇聯的芭蕾舞還是傳統的，沒有動。但中國的傳統戲劇在文革的時候就只剩下樣板戲了。這個不是偶然的。中共把中國文化傳統掃除得十分乾 淨，文化創新已絕無可能。

中國過去的王朝統治雖然也很厲害，但是老百姓的財產是不能 沒收的。陶淵明說自己家裡還有幾畝田，不贊成當時的政治，他還可以回家，你拿他也無可奈何。但是自從1949年之後，中國所有的精神資源和物資資源都收歸 黨所有了。所以1953年毛澤東和梁漱溟發生爭論的時候，梁說他可以不作「政協委員」，毛立刻反應：「你試試看。」意思是說：你沒有工作單位便只有餓死一 條路了。在國民黨時代，他們也想控制知識人，但是實現不了這一步。中共的控制力度在古今中外都沒有。

歷史變局的最終是要找到一個秩序

問：當年李鴻章說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你覺得到了今天，我們擺脫了當初那種「救亡圖存」的緊迫感了嗎？

答：是啊，中國是一個太大的國家，又統一了 很久。不像蘇聯是十多個小國組成，解體後各自還能發展。中國幾乎沒有亡國之後各地方還能各自發展的餘地。這就導致中國轉一個身是非常困難的。中國共產黨也 是在中國轉身的長期過程中出現的。但不幸這是一個天大的錯誤，走上反文明的歧路。這歧路走了幾十年，要想轉入正途，則非常不易。

清末民初的時候確實有一種危機感，但是更重要的是對內部的 改變沒有信心，所以要搞出一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東西。把海外的東西拿過來當工具，對自己的體制又不去改變。但是後來外部的壓力越來越大了，特別是 日本人的侵略，打亂了中國自我發展的節奏，也給了中共作大乃至最後掌政的機會。在這個大變局的過程中，中共提出了一個最激烈的、最有號召力的口號：要把中 國建成最大最強的國家。但事實並非如此，普通人的生活秩序並沒有建立起來。而中共的「體」比起中國以前傳統的「體」還要更糟糕，因為傳統的「體」至少是開 放的，還可以有限度地進行洋務運動，開國會、新學堂等等這些都開始了。中國轉到共產黨之後就轉不動了，也沒有落實到一個可靠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體系。要 走出這個僵局是非常難的，我覺得只有走民主自由的路，沒有其他的路。

問：但是歷史很難假設，就算是當年國民黨的統治能夠繼續延續，我們就會有更好的結果嗎？

答：是不能假設，但是至少有機會。國民黨沒 有力量對社會進行嚴格控制，也不可能把一切生存資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社會上尚有活動空間，可以反過來給政權以壓力，逼它調整。台灣的民主化便是顯 例。儲安平說：「自由在國民黨治下是多少的問題，在共產黨治下便是有無問題了。」也是這個意思。如果一個社會的政治力量無所不在的話，那它必然會是一個極 端專制集權的社會，不會有人有好日子過的。

問：說到中共的控制力，西方學界有一個比較共同的認識，認為在毛的時代，中共通過農村的生產隊、公社和城市裡面的單位，再加上戶口、糧食配給等制度安排將所有人都牢牢控制住了。而鄧的改革，則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了解禁。

答：集權控制搞到最後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 那麼這個政權也就麻煩了。這是共產黨得到的最大的一個教訓。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我一直有一個八字評論，而且幾十年來我都沒有改變過我的這個看法：「經濟放 鬆，政治加緊」。無論是胡耀邦還是趙紫陽，下台都是因為政治加緊這一塊無法做好。十八屆三中全會好像要發展市場經濟，但是這個市場經濟不是正常的市場經 濟，是黨控制的。現在中國最重要的企業都是國有企業。所以現在還是在維繫着鄧小平的這條路。

但是這兩個東西很難連在一起，經濟放鬆之後，有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出現了，雖然人數不多，但是他們有自己的權利意識，有自己的需要，所以出現了王功權。兩條腿一條向左，一條向右，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但是走大了，這個身體會被撕裂。

問：如果我們說今天的中國也處在一個大歷史變局之中的話，你認為哪些力量將會對這個變局有特別重要的影響？

答：我覺得還是普通人的生活，特別是農村。 現在的城鎮化政策在走一條很險的路子。農民沒有特殊技能在城市生活或者找到很好的工作，到了城市裡面不敢用電、不敢用水、不敢用電話，這是無法長期維持下 去的。除非解放老百姓的活動能力，但是這個界限你很難劃清楚，哪些是跟政治有關的，哪些是跟政治無關的呢？政治、法律、經濟都是連在一起的。

我覺得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內部也有要求改革的，但是這個力量也是被壓制的，政治保守的力量是大於要求改革的力量的。這個情況不改變的話，就只有崩潰，出現流血、地方混亂，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控制等，現在也有一些已經發生了。

問：所以你覺得中國的轉型會是剛性的。

答：我們都希望會有一個和平的軟着陸，但事實上恐怕不容易做到。長期來說我是樂觀的，因為它非得找出一個合理的秩序，否則無法停止。但是這個代價會比較大。

問：八九之前提到民主，這個概念至少在知識人之中是有共識的，但是現在很多人會認真地問，難道民主就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嗎？

答：確實是有這個現象。但是我要反問一句，除了民主還有其他選擇嗎？中國傳統觀念也強調「民心」所向是朝代興亡的最大關鍵。我們可以採取漸進步驟走向民主，但不可能長期違反民心而執政。

問：也許有人會說變革社會裡秩序更重要。

答：我不否認社會改革也可以為起點，但社會改變到某一程度最後必然要觸動政治體制。如果一個政黨不受任何監督，它怎麼可能保證永遠公正？他們又不是聖人。

民主並不是一個最好的制度，在亞里士多德那裡，民主是中等 偏下的制度。但是你不能沒有。否則政權的合法性永遠在被懷疑之中，那麼你永遠無法建立一個合理的秩序出來。而且民主是唯一的可以保證不流血而改變政權的制 度。這一點台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以前大家覺得台灣小，看不上，其實它的意義大極了。

問：你提到過自己的學術興趣在於通古今之變。比如春秋戰國、漢晉、唐宋和明清這些歷史變局都是你的關注點。從這些研究當中，你有沒有發現什麼規律性的東西可以借鑒？

答：規律性很難說，但是有一點可以看到，這 些「變」都是社會起了變化，要求一個新的秩序出現或者對原有的秩序進行很大的改變。春秋戰國是因為原來三代的封建制度要改變，出現了一個郡縣制。這個制度 可以使一般的老百姓也變得重要起來。漢代就在地方辦了一些學校，老百姓讀書讀得好的可以到中央做官，整個體制不是貴族壟斷的了。這個變化久了之後到了晉朝 和六朝，世族門第力量作大，要求把王權虛化。這就變成一群人壟斷社會政治經濟利益，這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到了隋唐就有了科舉制度出現，把門第代替了。到 了宋朝，這個改變才完全完成。宋用朱熹的東西作為教本，這樣我們就看到了一個科舉社會，無論是農民還是商人，都可以參與科舉考試了。但是這裡面商人的勢力 變得越來越大，這又導致了清朝中葉的紳商合作的出現。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變化都是社會出現變化，社會結構和秩 序不得不跟着做出調整，但是那些調整不是基本性的。我們現在面臨的是從古代到現代化的調整，這個調整太大了，所以一兩百年了，還沒有找出一個確定的秩序出 來。這一關過了，中國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平常的生活了，而不是總是在一個緊張的狀態中。

歐陽斌畢業於哈佛大學東亞系碩士項目，現為專欄作者。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314/cc14yuyingshi/zh-hant/


余英時: 習近平難以抓到毛澤東的遺產

尚清

BBC中文網記者

更新時間 2013年12月17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6:58

余英時認為毛在三個時期主要是地位不同，因此表現也不同，但他內心追求的東西是一致的。

編者按：12月26日是中共前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誕生120週年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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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現任總書記習近平就任一年多來，整治黨風、推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強調「馬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等等，習執政中的毛元素屢見不鮮，其意圖和實質則各有評說。
BBC中文網特推出系列報道，分析評論毛澤東對今日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

近年來，中國官方對於毛澤東的態度一直陷於褒貶兩難的困境：一方面，毛澤東是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如果不加以褒揚，則等於否定了這個王朝的合法基礎。但另一方面，如果褒揚過於熱烈則又有可能助長黨內「保守派」的氣焰，而否定了現行政策的合法性。
現年83歲的旅美歷史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余英時先生曾經撰寫過一篇名為《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與中國史》的評毛文章。
文中，他認為毛澤東可以說是集多種「邊緣」之大成的一個人：「他出身於農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邊緣； 他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識界的邊緣；他最熟悉的東西是中國的舊文史、舊小說，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邊緣；他在政治上最獨到的是傳統的權 謀，但又沾到了『共產國際』的邊緣……。歷史的狡詐把他送回了邊緣人的世界，特別是他最熟悉的中國農村的邊緣世界，他的生命本質終於能發揚得淋漓盡致，這 恐怕是連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在毛澤東120誕生週年到來之際，余英時接受了BBC中文網專訪。他首先談到毛澤東在江西、延安和文革這三個不同歷史時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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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毛在三個時期主要是地位不同，因此表現也不同，但他內心追求的東西是一致的。在早期的時候他在黨 內沒有多大地位。我看到陳獨秀晚年時在監牢裏的回憶，就說毛實際上是一個沒有什麼思想的人。還有像跟他在井岡山時期在一起的紅七軍軍長龔楚把毛描寫為實際 上是「佔山為王的」傳統的造反式的人物。所以，他一心想推翻現有政治，自己作領袖，這一點始終沒有變。大家把中共在江西的失敗都歸咎於第三國際的領導不 利，所以推翻了共產國際的領導，遵義會議是個重大的轉折點。這樣就把軍權交給毛了。最初一段時間，周恩來還做過一段中共的領導，但很快毛在井岡山與當地土 霸發生很深的關係，利用傳統的梁山泊造反的力量來發展自己的實力，最終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裏。到了延安時期，所有大權就集中在毛一人手裏。
所以延安時候，毛就已經開始做一些文革時代的事情了。現在已經有人在研究這個事情了。比如剛剛死去的高 華，他講《紅太陽是如何升起的？》就是用檔案研究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得出的結論就是延安恰恰是文革的前身，殺的人之多，不過都是些當時無名的人。因 此也就沒有受到外面的注意。所以毛要想作領袖，領袖欲很強，佔山為王，然後發展自己的王朝，這在很早很早就發生了，在他身上一以貫之，只是頭一個階段他沒 那麼大勢力罷了。

現在毛澤東誕生已經120年了，我們回顧一下他的一生，您認為究竟是什麼造就了毛澤東這個人呢？

余英時認為，毛澤東是一個比斯大林還厲害的強人。

我認為是時代造成的。而時代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日本人的侵略，如果沒有日本人的侵略，毛澤東是不可能成功 的。關鍵就是在西安事變，張學良把老蔣抓起來，逼他一塊兒抗日，不剿共，共產黨才得到發展的機會。所以，在文革晚期，他們在批評林彪時就提出過林彪當時曾 懷疑紅旗究竟能打多久的問題了。所以，沒有抗日戰爭這個關鍵，毛澤東是起不來的。而且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看其他人的採訪，比如說六個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延 安訪問團」）在1945年初去訪問延安，其中留下記錄的有（中國）青年黨領袖左舜生，也有山東學者傅斯年，他們的觀察都差不多，說毛是一個佔山為王的人 物，基本上是靠傳統的打天下的那種勢力。但共產黨組織和蘇聯的支持顯然對他有很大的幫助，使他合法化了、現代化了。

那麼，怎樣理解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個對立的歷史人物呢？毛澤東最終戰勝蔣介石有無必然性呢？

到了抗戰末期的時候，共產黨的勝利幾乎是避不開的了。也不是說必然性，就是向那個方向發展了。因為它的 力量太大了，佔的天下有一億、兩億人了。不像江西時代，已經沒辦法剿滅了。在不能剿滅的情況之下，國民黨剛剛收復中國，經濟情況極壞。我那時從鄉下出來到 瀋陽，到北京，後來到上海，我們所親身經歷親眼看到的就是共產黨把所有鐵路所有交通一起破壞了，跟農村的交通都是斷斷續續的，秩序已經沒辦法維持了。另外 一個原因就是知識界的人被他拉攏去了，這是左傾思想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起的作用。但不是以共產主義為號召，而是以民主自由這套東西為號召。他們認為是新民 主主義的問題。

那麼，中國過去總講「得民心者得天下」，蔣介石之所以敗給毛澤東是不是因為他失去了民心呢？

余英時認為，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使毛的造反合法化。

這（樣說）太簡單化了。因為共產黨到上海來的時候我就在上海，一般的民心並沒有向它，只是無可奈何，只有看它發展了。也沒有特別對它有什麼畏懼，但（國民黨）已經守不住秩序了。所以就是無可奈何之下非接受不可的命運，並沒有什麼像共產黨所描寫的那樣很多人歡天喜地。

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顯現出來的「帝王性」是不是一個歷史文化必然呢？還是他的個性造成的呢？

個性也有關係，但最大的一個是我們不要忘了，就是在國民黨時代，也就是共產黨所謂的「舊社會」，蔣介石 統治的時代有一個特色，就是社會的資源、財產、土地、房屋種種，都是在老百姓手上的。政府不能把它都沒收過來，國民黨也沒有力量把它變成黨產。只有在共產 黨（統治時代），把所有人民的生產資源全部收歸黨所有，也就是共產黨所有。要想吃飯你非得靠共產黨不可。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毛澤東才能發揮他那種（帝 王）威力，否則是不可能的。如果有私有財產，比如像梁漱溟在國民黨時代，社會上有勢的人、有錢的人同情他支持他的，他辦學校，講反對國民黨的話，都可以說 的。在共產黨、毛澤東時代，說得很清楚，你說你要不干政協委員，看你吃什麼東西，你試試看。所以，這就是分別所在。這點是很關鍵性的，就是所有財產、所有 資源都控制在一黨之手以後，而最後如何利用這些資源在黨內又被毛澤東抓在他手裏，成了他個人的決定了。

毛澤東在文革時提出要破四舊，但他本人在牀邊放滿了線裝書，對中國古代的帝王權術，《三國志》、《水滸》等古書很感興趣，很有研究。您怎麼理解他的這種做法呢？

余英時認為，習近平大概希望能夠有毛澤東那樣的權力。

這就是像我剛才說的，傅斯年在與我做的特別回憶時曾說過，毛澤東托人買一些各國的演義，不管是《三國演 義》、《東周演義》，各種民間小說，他要了解老百姓的心理，希望在抓住老百姓心理中間奪取政權。所以，他奪取政權的那一套嚴格地講都是從中國來的。他的一 人專政也是從讀封建古書來的，馬列主義不過是給他一個門面。他心裏想的是「造反」兩個字，後來用的是「階級鬥爭」。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使他的 造反合法化了。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問，今天對薄熙來也好，習近平也好，毛澤東的遺產究竟是什麼呢？如果有遺產的話，應該如何運用呢？

毛澤東嚴格上講沒有遺產。唯一的遺產就是一黨專政，他一個人抓。他是一個政治強人，這一點他比斯大林還 厲害，所以他是最強的強人。但他這個強人是靠打天下得來的，沒有打天下的，這個強人就打折扣了。所以到鄧小平時已經大打折扣了，到現在這些人都不是強人。 毛澤東唯一的一個政治遺產就是一個強人把整個中國抓在手中，想怎麼做就怎麼做。這個遺產他們今天沒有一個人能夠繼承，所以他們只是想往而已。因為現在共產 黨內部顯然有問題，有不同的勢力，不同的做法。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也有限了。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之下，習近平大概就希望能夠有毛澤東那樣的權力，這就是他所謂 的遺產，但這個遺產他們沒辦法抓到。

編者注：

余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祖籍安徽潛山，曾師從錢穆、楊聯升，當代華人世界著名歷史學者、漢學家。2006年11月，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安徽省懷寧縣十里鋪（今屬安慶市）人。思想家、政治人物、語言學家，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高華：（1954年－2011年12月26日），江蘇南京人，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寫過《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
龔楚：（1901年11月－1995年7月24日），中國廣東韶關樂昌人，與毛澤東朱德齊名的中國工農紅軍創建人和高級將領，後投降國民政府。其回憶錄曾披露紅軍殘暴的肅反內情。
左舜生：（1893年－1969年10月16日），政治活動家，歷史學家。生於長沙，畢業於上海震旦大學。與毛澤東同齡、同鄉，長期任中華書局編輯，為中國青年黨主要領袖之一。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東聊城人，祖籍江西永豐。歷史學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
梁漱溟（1893—1988）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國學大師，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
（責編：李莉）




2006



余英時 最後一位風骨公共知識份子


珍惜台灣自由民主//中研院院士余英時︰不願意台灣落到共產黨手上
駐美特派員曹郁芬／專訪
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廿七日接受本報電話專訪時表示，他之所以兩度對台灣的媒體壟斷問題公開發表意見，是因為他還關心台灣，不願意台灣落到共產黨手上。
八十二歲的余英時是聞名國際和華人世界的史學家，一九七四年當選中研院院士，退休前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美國國會圖書館在二○○六年頒發素有人文學科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給余英時，肯定他在史學研究上的貢獻。
台商收購媒體後 立場難中立
余英時今年五月初曾發表聲明支持「拒絕中時運動」，本月二十六日再度以親筆函，聲援在行政院前反對媒體壟斷的學生，並關切財團購併壹傳媒。余英時表示，他年事已高，很少對外發言了，但在珍惜台灣自由民主的情況下，他還是願意盡知識份子的一分心力。以下為訪問摘要：
問：您認為媒體被台商收購後在言論上有明顯轉變嗎？
答： 當然，你看中國時報不就很明顯嗎？下一個就是反共的蘋果日報了。香港也是如此，台商買下了不少媒體。我擔憂是因為這是共產黨有計畫地在後面搞的，不是這些台商在搞的。這件事之所以嚴重，是因為台灣媒體幾乎都給台商買掉了，而這些人都在中國賺錢。
台灣求生 學生站出來很重要
問：台灣可以怎麼做呢？
答：就看台灣老百姓啊！老百姓如果願意讓中國共產黨統治，那我沒話說了。如果不願意接受，就要自求生路啊！
問：所以您覺得學生出來表達意見很重要？
答：學生出來很重要，像香港八○及九○後的學生非常勇敢地、尖銳地跟共產黨對抗，台灣應該在青年人手上造成一個運動，因為中年以上的人都有利益考慮， 所以我對青年人特別寄予希望。
問：這幾年很多人認為中國有了極大轉變，不少台商覺得應該寄希望於中國，您怎麼看呢？ 習近平上台會有改變嗎？
答： 中國沒有轉變，只是有錢而已，政治控制比任何時候都厲害。習上台也不可能改變，這不是一、兩個人的問題，中國的中央政府也沒有很大的力量，不能像毛澤東時 代，說怎麼樣就怎麼樣，那不可能了嘛！中國不能改變當然與本質有關，因為是一黨專政，它最關心的就是黨不要失去政權。
問：所以您對台灣現在的發展感到擔憂？
答：是，很多人只看眼前的利益，當然也有很多人虧本，不過沒有人報導就是了，虧光了回來的人多得很。台灣的自由民主還很脆弱，媒體的角色還是很重要，媒體不是表達一黨一派的意見，而是整個台灣人民的意見。
問：您覺得台灣政府應該出面管嗎？
答：我不主張政府隨便干涉社會上的事情，要有規則嘛！比如反對托辣斯到什麼程度，過了界線，政府就應該干涉。在一個法案之下進行控制，就不會有某個團體獨霸新聞界的問題。我只是一個旁觀者表示關心，對問題是無能為力了。我已經是個八十多歲的人，只能盡我的責任說說話而已。
堅持中共垮台前 絕不去中國
問：您以前說過中國共產黨垮台前，絕對不會去中國，您現在還是這麼想嗎？
答：完全一樣，我絕對不會去的。中國共產黨沒有改革，它只是變了一種方式，大家看不懂，我有什麼辦法？你看看它的人權狀況，抓了多少人在監牢裡？六四到現在都不能提。
什麼時候政治改革？什麼時候有人權了呢？西藏人一個一個地自焚，它也無動於衷。這個政權改變了就下台了，外面的人就可以分好處了。就是我的學生中間，恐怕也有人是願意去的，那我也沒有辦法了。自由社會，每個人只能對自己負責，不能對別人負責。
相信台灣價值 人心不會死光
問：您過去與中時有很深的淵源，為什麼兩次出面批評中時的作為？
答：我跟中國時報早就已經斷絕關係，在余紀忠先生過世後就不來往了。我現在已經不看這個報紙了，所以也不能亂講。
我 平時多半看看美國紐約時報之類的報紙，台灣的情況是黃國昌先生對我說明的，因為是信任的人，所以願意支持他們。當然最主要還是靠台灣年輕人和老百姓自己奮 鬥。如果大家都願意打折扣，只要吃飽飯，有錢，願意讓共產黨管，那就算了。不過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人是有理想、有價值觀念的，人心不會死光的。

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發表親筆函支持青年學子「拒黑手、反壟斷，要新聞自由！」運動。 （中央社資料照）

自美傳真 聲援拒黑手運動
〔記 者劉力仁、王貝林／台北報導〕壹傳媒今天凌晨簽約易主，「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的學生冒雨在行政院前一夜靜坐抗議後，昨天要求行政院長陳冲出面，但未獲同 意；人在美國普林斯頓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發表親筆函，強調台灣的民主及自由得來不易，他百分之百支持青年學子的「拒黑手、反壟斷，要新聞自由！」運 動。
這封信由余英時於十一月廿六日下午六時寫就，經傳真給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黃國昌，再由台大國發所教授劉靜怡貼上網路，引起網友熱烈轉貼。
余英時在信中指出，壹傳媒收購案是攸關台灣前途的大事，因為「中共通過台商收購媒體，在台灣進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動，已經達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奮起抵抗，此其時矣！」
壹傳媒買家 增龍巖、台產
台 灣壹傳媒交易案確定買方包含五大股東，除了原先浮出檯面的台塑王家、中信辜家和旺旺蔡家外，又增加了兩家，第四方買家為龍巖董事長李世聰、第五方買家為台 灣產險董事長李泰宏。其中，台塑、中信和旺旺個個在中國早有龐大投資或積極搶進中國，有的主要獲利更是來自中國，壹傳媒交易案幕後的中國潛勢力昭然若揭。 至於龍巖及台產，目前並未發現有轉投資中國情形。

余英時這封「覆黃國昌先生函」全文如下：

「國昌先生：收到傳真信，欣聞台北青年學生仍正在進行一場運動，主題是：『拒黑手，反壟斷，要新聞自由！』
他們決心在『壹傳媒』簽約的前夕，要求政府對這件關繫著台灣前途的大事，公開而明確地表明立場。這是一個義正詞嚴的要求，我完全同情，百分之百地支持！
青年學生們在寒冷和風雨交迫下，在行政院大門外靜坐，要徹夜等到天明，這種奮不顧身的精神更使我萬分感動。

為台灣 奮起抵抗此其時矣
台灣今天所擁有的民主和自由，得來真是不易，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一段最動人的歷史。現在我很高興地看到：青年學生們已自動地站出來，為維護民主和自由而奮鬥。中共通過台商收購媒體，在台灣進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動，已經達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奮起抵抗，此其時矣！
我 特別希望台灣的朋友們密切注意香港『八○後』、『九○後』青年的種種反共努力。十五年來，中共運用一切陰謀和陽謀，要變『一國兩制』為『一黨專政』。在危 機迫在眉睫的情況下，香港青年一代以大無畏的精神，並通過各式各樣的民間組織，今天還在和中共及其香港的代理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英勇抗爭。香港同時也是一 個鮮明的例子，警告所有在台灣的中國人：中華民國的獨立主權是必須盡一切力量予以維護的！」

*****



歷史學家余英時雖然堅持反共立場，但他的著作卻在大陸廣泛流傳，筆端飽含人文情懷，思想影響華人世界。有人形容繼2004年「錢穆熱」之後，中國知識界興 起「余英時熱」。余英時17日在普林斯頓寓所，欣然接受世界日報兩小時專訪，話題廣泛，從中共一黨專政到習李體制，從習近平的中國夢到他本人的「人類夢」 等。余英時表示，他對中國前途並不悲觀，並堅信中國傳統文化不會消失，總有一天會回歸文明的主流。以下是訪談摘要。
◆貪官妻、子送海外 對政權沒信心
問：近年來「中國崛起」似乎是海內外共同的看法，就您的觀察，中國是不是真正的崛起了？中國現狀究竟應該如何看待？
答： 我不認為中國真正崛起了，中共政權也不可能長期維持，政治制度一定要有變革。中國大陸現在貧富懸殊情況嚴重。沿海一帶上億人發財，但大都是跟共產黨官員有 密切關係的人，不是其家人就是親友。所謂「肥水不落外人田」。不知道有多少共產黨貪官，都把太太子女送到海外，也不知有多少錢存到海外，如果他們對自己的 政權有信心，就不會這樣做。
中共維穩費預算近年已超越軍費，兩會期間，北京動員80萬人安保維穩，更有異見人士被多人帶離京城去外地「公費 旅行」。我表妹是「天安門母親」，每次有人看望她或有什麼風吹草動，一家人就被送去福州、杭州等地旅行，一去就一、二十天，陪伴他們的官員也很高興，一起 免費旅遊。這也是維穩費為何支出如此巨大的原因。這樣的社會就維持長久嗎？任何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可能長久的。
我相信中共政權將來是有變化的，總有一天維持不下去。但變得如何，尚不敢斷言。
◆集體世襲制度 貪污腐敗根源
問：您說不看好習近平的「中國夢」，您看好習近平的領導能力嗎？習李體制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答： 不少人對習李體制有期待，其實能有什麼期待，只是喊喊口號而已。他們有個調查，訪問了幾千人，結果大約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不承認共產黨執政，本來他們以為 大家會熱烈響應，結果恰恰相反，只好不了了之，不敢公開。但仍然有部分資料漏出來，被香港雜誌發表。這反映一個很大問題，大家對共產黨沒有信心。
我 沒有把共產黨看得這麼偉大。因為中國的貪污腐敗現象太普遍了，很多有錢人都跑到外國，都在國外留了後路。有的人雖然留在中國工作，但有護照在手，準備隨時 可以走。這就表示，他們並不認同共產黨，並沒有認為中國有一個夢可以把他們留下來繼續工作。中共目前是集體世襲制度，108個太子黨擁有萬億財富，操控 168家國企。
另一方面，貪官每年逃出來的人數上萬，很多錢都流出來，抓到的雖然不少，但畢竟是小部分，像這樣的人是否認同中國夢？如果喊的口號連自己都不相信，什麼偉大社會？某些海外華人，可能因為民族主義情緒表示認同，但真正瞭解中共現實情況的人不會認同。
問：那麼，您的「中國夢」是什麼？
答： 我沒有「中國夢」，有的只是人類的夢，我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什麼就做什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樣的社會才是我的夢。我沒有要中國非常強大， 凌駕於世界，這是中國人的虛榮心作祟。這種民族主義不是好東西，中共現在唯一能利用、有號召力的就是這點。民族主義應該只有被侵略時才應該有，那是為了讓 大家團結起來抵抗外侮。
我們看全世界最提倡民族主義的德國與日本，最後都沒有好下場。可是，現在一些人很受民族主義影響，認為一百多年來被人欺負，希望「站起來」，讓別人看到你就要膜拜，非要到這地步才能滿足，那恐怕會走上自我「毀滅之路」。
◆2.5億農民城鎮化 毛澤東式大躍進
問：您最近提到城鎮化時，認為這是對中國的一大傷害。但這項政策已開始推動，未來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中國」？
答： 中共提倡的城鎮化，是毛澤東式的大躍進。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把2億5000萬的農民從農村大批地搬遷到城市來，所有土地被中共拿掉，作為賺錢的手 段。現在大陸各地老百姓抗議最多的是拆遷。現在有些地區已開始實行城鎮化，如陝西已開始把農村人搬到城市，但困難非常多，首先是找工作極為困難，他們缺乏 這個基礎，有些人想回去，但原來住的地方沒有了。
中共有兩樣東西最可怕，一是勞教，一是城管。城管到處造成危害，動不動就把人抓起來，送去勞改或勞教，完全靠暴力征服。這樣搞下去，還是會回到秦始皇時代。
問：看到突尼西亞、埃及這樣阿拉伯之春的發展，難道北京當局不擔心？
答：中共對這種運動非常驚心注意，對他的政權是一大威脅。但民主也不是是那麼容易到手的，要取決老百姓的教育與品質，要相對的教育、相當的傳統、相當的尊重反對派，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
我 不認為一下子就可以跳到民主。台灣因為教育好、幾十年的發展，加上日本殖民的關係，還有中國五四以來的科學民主東西，都是可以公開談論的。但是現在共產黨 不准談民主科學，像是最近所謂的「七不講」，還是毛澤東那一套，什麼能講，什麼不能講，或是鄧小平的「四個堅持」，這些都是中共不能動、不能談、不能討論 的。
◆回中國須否定自己 並不心安理得
問：您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隨著中國崛起與您的年齡增長，中國想盡辦法勸您回去，雖然您常公開批評中共政策，但大部分作品已在中國出版。許多海外的中國知識人，年老時都有懷鄉與文化歸屬的情懷，您堅持不回中國嗎？
答：第一我不喜歡熱鬧，如果我回去，到處開座談會、演講，我受不了，我現在也不談政治。第二基本上是價值問題，這與六四無關。但要我否定自己所有一切才能回去，並不心安理得，我首先就看不起自己了。
我去不去大陸不重要 ，我不去還好，至少有一個人、而且我相信不止一人，讓人知道有人這麼做，而且這人還活著，不是非回大陸才能吃飯，這還是有意義的。
美國給我最大的自由，生活在一個自由的世界，我不要求別人跟我的看法一樣，別人跟我的看法一樣，我並不特別高興，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看法和觀點。
問：若中共放棄一黨專制，您會否考慮回大陸？
答：如果中共放棄一黨專制，我馬上去。
問：六四與文革是中共至今不願面對的難堪，也是不能動搖的統治基礎。但北京當局對這個歷史傷痕始終不願認真面對，您看六四能平反嗎？
答：我認為六四不存在「平反」的問題，只要中共政權存在的一天，他們永遠不會面對六四問題，否則他們就垮台了，而且六四也不應叫「平反」。
「六四」後很多人認為中共很快會垮台，但他的組織太厲害，這裡面也有個氣數問題。
問：您為什麼堅持反共？您對中國前途還樂觀嗎？
答： 我的看法從19歲就形成了，但我不是為了反共而反共。我對中國前途並不悲觀，中國傳統文化不會消失，中國有些東西是生了根的，如祭祖、同鄉會等「老東 西」，還有溫柔敦厚、人情味等，我相信慢慢還會回來。將來我們還要過正常生活，現在鬥爭太多，尤其共產黨一天到晚講階級門爭，但相信共產黨不會永遠存在， 將來總有一天會回歸文明的主流。
◆堅守民主價值 台灣保持軟實力
問：您也提到台灣經驗，是否可輸出到中國大陸，可是近年來台灣因經濟起不來，似乎也沒有自信再常提台灣經驗？
答： 這就是台灣的最大問題，台灣有很大的心理問題，包括國民黨在內，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一是怕他打過來，好像完全不能抵抗，另外一種就是怕台獨，於是 就想用對岸來控制台獨。這種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說老實話，如果繼續這樣子顧忌下去，那最後只有向共黨產投降。如果這樣子，那當初何必跑到台灣來，在南京 簽字投降不就完了嗎。
台灣政府跟共產黨打交道要有原則，民主自由這套價值觀要保持。像是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去台灣，不但總統馬英九不敢見， 連文化部長龍應台都不出來，沒有出息到極點了，在我看來是很丟臉，不是什麼光彩的事，好像擔心共產黨會找你麻煩。老實坦白的說，對台灣目前的態度，我很失 望，甚至不客氣的說，我看不起了。我以前對台灣有一種期待，我也知道台灣有不盡如意之處，但對抗共產黨的決心不能沒有。
一個以反共為始的政 府，怎麼能搞到這個地步呢？跟共產黨不是不可以打交道，三通都可以，但在政治上是不能讓步的。我對馬英九不瞭解，在我認識中是個蠻好的一個人。但我想他在 黨內的壓力很大，就像大陸內部一樣，有想法也施展不出來。配合有錢的台商做生意，少數人生活很舒服，就不管下面的人了，現在拚命拿大陸的好處，這樣百姓會 離政府越來越遠。
問：您認為兩岸之間來往，台灣自信何在，有沒有外界普遍認知的「軟實力」？
答：照理說，台灣在文化上有實 力，是絕對高於大陸的，特別是那種有人情味的中華文化。而且台灣現有的社會是大家都接受的，沒有人說要把他推翻來重新再搞一個。這是一個很大的穩定力量， 台灣自己不覺得，你看中共花多大的力氣去維穩，如果每個人都覺得不推翻這個制度否則自己不能活，就是很危險的狀態。
問：各國與中共打交道時，似乎都擔心萬一中共垮台，中國不穩會帶來災難……
答： 對，但大家把維穩不成的後果看的很嚴重，我覺得中共所謂的維穩，目的是在共產黨不要失去政權。可是我覺得中國不會大亂，只是慢慢的不聽中央指揮的情況。現 在，不會讓中共得心應手地使用暴力統治。所以中共所謂的維穩是誇張的，認為沒有中共，中國就會亡了，就會亂了，但沒有這麼可怕。
◆余英時小檔案
余英時，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祖籍安徽潛山，1930年1月22日生於天津。
●學歷：
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先後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
●經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助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康乃爾大學首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1991-1992)。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教職退休。
●學術榮譽：
台灣中央研究院第10屆院士(1974)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1977)
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1984)
香港大學榮譽博士(1992)
美國哲學會院士(2004)
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06)
●主要著作：
出 版書籍30多部，重要著作包括：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史學與傳統」、「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方以智晚節考」、 「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朱熹的歷史世 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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