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錫祺（1872-1946），字復澄，號鶴亭。臺中潭子人，自
小接受傳統私塾教育，1893年考中秀才，1894年原擬赴福州
應舉，因中日甲午戰役，官船不行，途至臺北而返。1895年日本
領臺，傅氏時年24歲，以擔任家庭教師為業，1899年起改在家
授徒並兼任臺灣日日新報通信記者。1901年應聘為臺中每日新聞
（後改名臺灣新聞）記者，1906年曾一度辭去該職，1907年
重新續任至1918年2月止。在詩社活動方面，他於1906年加
入櫟社，是九名創社發起人之一。1917年櫟社原任社長賴紹堯病
故，傅氏被推選接任，從此即擔任社長職至1946年去世為止，近
30年。傅氏一生對櫟社參與完整，感情投入甚深，並先後撰成《櫟
社沿革志略》、《增補櫟沿革志略》等，對保存櫟社史料居功厥偉。
傅錫祺曾有多首詩作，描述二次大戰期間台灣人的痛苦與無奈，以下引述剛出版《台中文學史》第四章第三節（頁104~105）相關內容，以見一斑。
戰爭期間，傅氏對臺灣捲入戰爭後的種種苦況，深有所感，如寫於1942年的〈一枕〉詩題下自註：「七月四日正式燈火管制第二夜」，詩云：
四鄰雞犬靜，一枕蚓蛙喧。夜久難成夢，愁凝不得言。拮據時有手，供給日多門。倦眼微開處，帷燈照地昏。[1]
第一、二句，寫深夜住家週遭一片寂靜，只有蚯蚓青蛙的喧鬧叫聲，但這可不是描述寧靜的氣氛，而是戰火猛烈下難以入眠。三、四句即逼寫出滿腔愁苦，欲訴無門，其實這是處在戰爭期間臺灣人的共同心情，現實生活處處受管制，經濟日趨拮据，而臺灣的未來卻遙不可知。另一方面，殖民者卻全面動員臺灣社會納入戰時體制，傅氏曾有詩以「但願前鋒殲彼虜，屢言後援屬吾曹」（〈次韻洪元煌君六十感懷〉）隱微表達不滿，語氣充滿無奈。
寫於1944年10月的一首七言古體〈美機來襲大雅即事〉，則為戰爭末期臺灣人躲空襲而「疏開」的經驗，留下生動的記錄：
汽笛連聲報敵至，警鐘繼打催待避。晨餐粗粥未及半，投箸急趨豫闕地。飛機頭上久迴翔，其中自挾殺人器。文人膽故如鼷鼠，巨彈況恐從空墜。砲聲斷續到耳邊，西山聞似舉烽燧。濫爆或殃及池魚，有人將以無噍類。生死前定雖屢聞，違孽亦當盡人事。壕中蟄伏一小時，出壕此心猶動悸。此生重吃一大驚，甲申十月之十四。[2]
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美日宣戰。1943至1945年間，美國軍機代表盟軍密集轟炸全臺各地。這首詩描寫美國軍機來襲前後的情景，氣氛緊張，將一般民眾的驚惶、狼狽，以及砲彈從空而降的震撼威力刻劃得栩栩如生。
綜合言之，傅氏對日本發動戰爭，迫使臺灣陷入一片黑暗，內心深以為苦，雖然表面不得不順應時代環境虛與委蛇，甚至言不由衷地歌功頌德一番，但仍常在字裡行間隱微地表達譏刺不滿，或作消極的抵制，仍然不失臺灣人的立場，並未完全附和日本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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