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日 星期五

民報,南方朔:臺灣需要重建話語權!陳永興, 我的228 事件 (蘇仲卿)

臺灣需要重建話語權!
[完整介紹]
作家、詩人、評論家及新聞工作者、民報總主筆
臺灣需要重建話語權!
民報創刊典禮,來自各方友人到場祝賀。(記者黃謙賢攝)
在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的現代青年在持續的努力下,創辦了《臺灣青年》,後來發展為《臺灣民報》和《臺灣新民報》,最後到合併入《臺灣新報》上,整整三十五年的歷史裡,它是臺灣人民爭取話語權的開始。
而到了今天離開最早的《臺灣青年》已將近百年,又有了新時代的《臺灣民報》。
前後兩個《臺灣民報》當然不同,但替臺灣爭取話語權之目的則完全一樣。
這時候我們可能就要自省一下今天臺灣的處境。
長期以來,我一直試圖為今天的臺灣作一個比較準確的歷史的分期,在思考了許久之後,我得到的結論是戰後的臺灣應稱之為「國治時期」(國民黨統治的時期),我的論證如下:
蔣介石在民國38年1月21日宣布「下野」(即辭去中華民國總統的總統職位和身份,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因此,民國38年12月7日宣佈的政府移往臺北,當時的蔣介石已非合法的總統,只是國民黨總裁。因此,他進佔臺灣,遂行其統治的正當性是有問題的。
蔣 介石本人當然知道自己在臺灣缺少了統治的名分。因此,民國39年2月24日立法院通過決議使他復行視事,即恢復他的總統身份,但那是不合法的,後來通過國 大代表遞補條例,使他彷彿獲得代表了全中國的國民大會的支持,這也是不合法的。因此,直到資深國代和立監委全面改選前,國民黨在臺灣統治的正當性都是炮製 出來的。
從民國38年起,國民黨靠著國會不改選,剝奪了臺灣人民的參政權,又靠著白色恐怖及黨禁報 禁,剝奪了人民的自由權和話語權。這種統治,用近代政治的觀念來說,只能稱之為「內部殖民主義」。它指的是,一個國家,某些特定的少數族群和團體控制了權 力,剝奪了其他多數人的利益,名為同一個國家的國民,實質和兩個國家相仿。美國自獨立建國到1970年的民權改革,黑白種族雖然都是同樣的國民,但所受待 遇卻差別很大,這就是一種「內部殖民主義」。
過去長期以來,臺灣在國治之下,「內部殖民主義」已固定化、習慣化,它使得臺灣文化呈現了許多特質:
少數人壟斷了文化權,他們所代表的才是精緻文化,本土所代表的是俗民、粗野、下里巴人。這種西方的標準,近年來由於本土認同的增強已有了改變,但在早年這種文化權的歧視相當的嚴重。
使 得國民黨壟斷了話語權,臺灣本土的聲音無法走上檯面,因而,甚至是臺灣的核心利益,這種最基本的問題無法凸顯。國民黨的價值只是在國際強權結構間擺盪,而 沒有核心利益的考量。因此,國民黨對未來臺灣的考慮,只是放在中美關係的架構內來著眼,飄來飄去,當今天中國崛起,國民黨就只想到「兩岸合作去賺世界的 錢」,而無法從臺灣主權的核心利益去著眼。因此,這次服貿協議造成太陽花學運所代表的深層意義,乃是臺灣的年輕世代,已對這個無視於臺灣核心利益的政權反 感到了極點,他們已開始有了主權性的自覺。
因此,現在已到了臺灣重建話語權的時候。近代史已經證明,人類最悲哀的就是沒有歷史,沒有歷史也就不會有未來,而其關鍵就在於話語權的有無。沒有了話語權,整個民族就會失聲失語,他無法談過去,也無法談未來。臺灣人民重建話語權的時候到了!
因此,最近康寧祥前輩和陳永興先生蒞臨寒舍,告訴我《民報》創刊的消息,並請我擔任《民報》的總主筆,我二話不說,就很興奮的承諾。臺灣的失聲失語已久了。整個臺灣從經濟、政治、社會到文化,已長久都被扭曲,已需矯枉定位,這是個艱難的志業,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前美國核子管制委員會主席傑茲蔻認為,核災不是機率問題,也不是科學假設性與統計的推演;一旦一個國家要發展核電,將必須把核災嚴重後果一併承擔;換言之,機率只是科學假設,一旦發生核災則是實質的生死交關…。
美國《彭博通訊社》(Bloomgerg.com)今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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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紳新增了 3 張相片。
10小時 ·


創 刊日定於4月15日(配合蔣渭水在1923年之該日將「台灣青年」改為「台灣民報」)…卻選在今天是社慶,而且在2013年12月26日便已「試運轉中」 的「民報」,總算正式登場!雖有不少政要學者出席;但董事長陳永興在閉幕前的一席話,讓人感到前途還需大大得打拼!文人辦報,其實真不如畫家灑脫,極羨慕 老友陳朝寶之「夏娃畫展」一開幕便賣出13張(最高價為160萬)!惹得攝影家轉頁的素人畫家潘小俠吃了一驚…畫價行情高






2013.2

好消息 樂觀其成: 讓讀者多閱讀和思考上的選擇
李遠哲吳念真籌辦民報 【15:15】
〔中央社〕醫師陳永興今天說,他與前中央研究院長李遠哲、導演吳念真等友人將籌辦以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為主軸的晚報「民報」。

陳永興、吳念真、前民眾日報社長李哲朗及媒體工作者金恆煒等人在台北市華泰大飯店召開民報籌備會;李遠哲在國外未出席。

陳永興表示,大家不滿意現今媒體環境,希望有份可反映社會大眾心聲的報紙;但大家也知道在台灣辦報「吃力不討好」,需慎重討論可行性與存活率。

他說,邀醫界、學術界、文化界、法政界與財經界共50多名好友,討論辦報可行性;目前在政治舞台上活躍的人都沒被邀請;希望報紙中立、多元,反映社會大眾心聲,不希望是某黨派、個別政黨人物或財團的報紙。

陳永興表示,大家都覺得有需要辦報,尤其很多大學生都在反媒體壟斷,這份報紙沒有任何政黨、財團支持,要集全民力量辦報。

他說,民報同時會有電子報,以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為主軸,特別是國際與財經方面報導,並納入公眾、社會運動團體議題,讓社運有發聲平台。

陳永興表示,接下來將對外募股,每股新台幣10萬元,初期構想,籌資目標3億元;至於何時出刊,要看實際籌資狀況與實際工作團隊組成,可能需要半年時間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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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28 事
文‧圖/蘇仲卿


1947 年,我19歲,大一學生,在民報社兼差當校對員。1976 年,我在美國加州大學Davis 校區,讀到George H. Kerr 所著的 ”Formosa Betrayed” ,深受衝擊。2007年,我在臺北高等學校的同班同學寄來日文譯本,讓我再次憶起那一年。雖然記憶斷片,並且時空可能倒置,還是有必要記錄下來作為我自己 對將暮一生的交代。

進入民報社打工
二戰末期,受到統制經濟的影響,靠自由市場機制才能運作的家業沒落,加之家父生病住院,戰後,為要繼續學業必要自食其力。此時,給我很大鼓勵與協助的是擔 任臺北高等學校學寮(學生宿舍)寮監的德文教授瀧澤壽一(Takizawa Jyuiti)老師。1945 年3 月,進入理科乙類唸書,不久即被徵入日本陸軍當起「學徒兵」,因為我個兒大,被併入與臺北商專合編的重機槍隊指揮班,成為同班隊員瀧澤老師的「戰友」。在 約半年的軍旅生活中,瀧澤老師在品德惡劣指揮官之下的許多愛護學生行為,給旁觀的我很大的感動。


早年與研究室學生及大學部專攻生於校園合影。年輕時的宋賢一教授也在內。頭部的位置最高的一位是郝龍斌市長的夫人高閬仙。



戰後,他瞭解我的困境之後,替我尋求生活與求學兩立之道。開始時,給我安排不影響上課的零工,受益的不止我一個,後來靠他對臺高校友的影響力,在開業不久的民報社,得到校對員的工作。

校對是新聞稿經排版後才開始的熬夜工作,主筆寫的社論、或是主要收入來源的廣告,不是不成熟的學生打工可以碰的項目。剛開始我的主要工作是外勤記者在趕截 稿前送進來的新聞稿,所以與「校了」(清稿)的時段都較晚,到社時間在下午7到8點之間,等到全版的校了交給印刷部門是清晨1、2點了。因校件來回有些空 檔,並且是有校件送來才做的包工制,假如知覺的轉換迅速,也可以在工作時間內唸書而不會被說偷懶,對白天當學生的我,可以說是很適宜的兼差。
民報社與我的大一生活


我 進入民報社是在1946 年的舊曆新年過後不久。頭一次上班時,編輯部設在萬華火車站附近一棟普通住家2樓,到秋天我上臺大時,全社已經搬到中山北路上、馬偕醫院的北邊一棟木造大 平房。由於報社的作業幾乎是24 小時不中斷,所以設有值夜室及淋浴間,讓我收工後可以過夜。起早後,和已經上班配報的營業員打聲招呼,然後騎著腳踏車到臺大上課。當時的大學生都是公費 生,將受配的米及公費的一部分交給學校,就可以在學校福利社(現在的第一會議室)吃三餐,對我來說,早上騎單車上學是很好的餐前運動,只是遇到下雨天就很 辛苦。不過,為了三餐,不論有沒有課都要到校。還好農化系有高校前輩當教授,提供研究室做為我們的落腳點,不但可以休息,也有一大櫃的日、英、德文化學書 籍,讓我豐富了知識。實際上,我在大一時上的課非常少,理由是日治時代的大學部3年制,戰後改成4年制的大一課程,都是高校所修範圍。

當時國語剛由日語改為北京官話,英語教育在戰時被輕視,語言課當然是必要緊急補強的。但是,聽不懂大一國文課老師的國語,英文課的老師程度低,且考試都是 紙上作答,可輕易過關。因此對我來說,報社的校對工作是絕對不可馬虎的報章式「時文」(日人漢文課本中稱白話文為時文)用法的訓練;插在校對工作之間的英 文刊物閱讀,以及在前輩研究室的書籍「亂讀」,都有相當的學養提升效益。也因為如此,我對民報社有深厚感情。
民報的版頭報名題字,我記得由國父孫文具名。我不知道其源由,卻給剛唸完國父「三民主義講義」的我一種歷史使命感。社長是臺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編輯 長、也是我的頂頭上司是高校理甲同屆許乃超同學的長兄許乃昌先生,總務(兼發行人)及經營分別由吳春霖及林佛樹2位先生主管,採訪主任駱水源先生是我入社 的直接介紹人。以上,60 年後還可以不用查資料寫出大名的人物,都是日治時代的本地漢文報老報人,難怪Kerr 的書中說,《民報》是當時臺灣最有力民間報紙。
在民報社看228 事件


1.目擊227 現場

2 月27日傍晚,因是月底發薪在即,在回臺大校區前,就打算到圓環打牙祭,不取直達路線的中山北路而繞道延平北路,由天水路往圓環跑。一進入天水路就發現路 上有異;因為附近有三三五五的民眾在議論,並且依照現場民眾言論的指引,看到一台中型卡車,四輪朝天,顯然被燒過。在圓環的攤子,一邊吃一邊問,知道了所 發生事情的大概,急遽趕到報社向採訪記者報告,於是當天晚上的校對工作上,讀了記者所寫事件內容。由公賣警察取締私菸而發生的這一起傷殺事件,現在有許多 口述報導,亦見於官方調查報告書,不必由事件後只看到被燒卡車的我抄寫別人的報告。
在圓環吃飯時,由周圍群眾的許多發言,大約可以歸納以下幾點民情:沒有菸酒公賣制度的大陸,有許多在上海製造的捲菸運到臺灣賣,並不受「私菸」取締;用臺 灣產菸葉製造的「豐原菸」,卻因政府繼承日人留下的「專賣」制度而不得上市,非常不公。戰後雖然肥料缺乏,但是,以臺灣戰前一年收成可養全民兩年以上的米 糧生產力,以及規劃長期戰爭的日人,備儲甚多軍糧(挖山洞做倉庫,動用民夫運米運糖堆積,都不是秘密)的事實來說,光復只有一年半,臺灣的最大農產品米與 糖都發生缺乏而價格飛揚,其理由一定是貪污的後果。當時接收大員貪污行為比比皆是,並且不怕民眾的視線,將民生必需品的缺乏及生活的困苦歸結為貪污是很自 然的社會意識。大戰期間,雖然在糧食配給的統治經濟環境下,民眾並不是沒有過不滿心緒,但是治安良好,又沒有過餓肚子經驗,卻在以歡喜的心情迎接的光復之 後,立刻發生惡性通貨膨脹而賺的錢遠不夠買米的情況,難免有懷念日人法治的聲音不斷於耳。總而言之,在此一發端於取締私菸的傷殺事件之後,我強烈地感受群 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並且有了模糊的不安感覺,但是,因為環境的變遷太過於迅速,連山雨欲來的預感都沒有。

2.228 當日
2 月28日清早,騎腳踏車沿中山北路往臺大的路上,到達行政長官公署(沿用日治時代的臺北市政府廳舍)時,已有民眾往公署前的廣場開始蝟集。仰頭看到陽台上 的衛兵腰間帶槍、槍口朝下。到南門公賣局,看到有一大堆椅桌之類,被堆積在南門與公賣局大門之間的路上燃燒;由南昌街進入兩邊還是水稻田地的古亭一帶時, 開始自後頭的市中心區傳來斷斷續續的槍聲,知道昨天晚上的事件,已經惡化到軍警大規模向民眾開槍的緊急事態。
學校內人影稀少,顯然教務的運作也停下了。當作食堂的福利社有幾十個學生用餐之後在開會。我到達時傳自城裡的槍聲讓氣氛更加緊張,有關事態情報也少,所以 學生常有的長辯議論不見了,很快得到回鄉瞭解情形,見機行動的結論,而我則決定回報社。考慮長官公署前的人潮及其後發生的槍聲,改取道延平北路經雙連回報 社。經過1945 年5 月30 日的臺北市大轟炸被炸成瓦礫的鐵路飯店廢墟左轉,面對北門走出不久就發現不能再前進,因為郵政本局與北門之間的馬路上有2個人臥倒在地,還有斷斷續續的槍 聲發自郵政本局對面的鐵路局大樓。於是迴轉走到中山北路,由日人叫做「梅屋敷」的日式旅館(後來被指定為國父來臺時住過的紀念館)旁邊走進建成街市政府前 (因臺灣總督府被美軍轟炸損壞,臺北市政府讓出日治時代市政府廳舍給長官公署,建成國校校舍被市政府使用),經過圓環、雙連而回到報社。路上看到有幾位衣 著像外省男子,被毆打躺在路邊,奄奄一息;附近還有不少年輕力壯的傢伙,殺氣騰騰。後來聽說是以日語及臺語詰問為辨別辦法,被認為有問題就挨打,是故,本 省人因心慌不能即時回答而被誤打者亦有。
至於臺北以外的地方情況如何?因為島內民間通信網路已幾全癱瘓,要即時獲得正確消息是至難之事。有一些地方廣播電台被民眾占據,可以聽到混合臺日語的激昂聲音,其內容不足於構成有系統通信。報社雖然可用電話聯絡各地,但是新聞配送體系的麻痺已經呈現。

這一日臺北全城雖然混亂,因為槍聲時有所聞,在街上流動的人不多,連新聞記者的採訪亦受限制,由以上幾種因素,要維持正常報紙版面有困難。報紙版面縮小是非常不得已的措施,而版面的縮小讓編輯及印刷的工作量減少,這一情況繼續到3月8日最後一刊的出版。
3.301 到308
228 的激情很快被理性取代。3月1日以住居於臺北市的市政及省政參議員參與為主的民間「處理與協調委員會」成立,在公會堂(臺北市中山堂)集會,向政府提出取 消228發布的戒嚴令、政治改革及補償受難者的陳情。初期市內還有一些軍警與民眾的摩擦事件所聞,政府派出代表與委員會周旋,大致上表示同意解消戒嚴令、 對犧牲者的補償及接受改革建議,陳儀也發布安撫文告,於是市內大致回復平靜。因為學校等於停課,白天無事,我幾乎每天都到公會堂看貼在外的告示,晚上則由 記者的文稿獲得進一步消息,以為有政經環境改進的希望在前。
4.309
這 一企盼卻被3月8日深夜的激烈槍聲打碎無餘。當天晚上因為是縮小版的編輯與印刷,最後清稿的工作落在我與另一位打工的化工系同學陳朝明君(他也是高校的同 屆同學)的頭上,另有2名印刷工及一名排版工,共5個人在報社內。記得是午夜過後不久,剛要開動平版印刷機時,忽然在中山北路上有一排一排的輕機槍發射聲 大作,又有步槍聲間歇加入。我請大家趕快關燈並停止印刷機器。從面臨中山北路的玻璃窗往外看,看到有一挺輕機槍向對面的巷道發射吐出的火舌。於是,我建議 大家都到離馬路較遠的印刷廠區域,又因為房子是只有約1公尺高磚牆的木造房屋,就躺在地板上以免被流彈打到。

那一晚,槍聲忽近忽遠起落不斷,印象很深的是來自圓山方向的步槍聲相當密,可能與後來聽到的有許多以鐵絲反綁雙手被槍殺的屍體,漂流到淡水的事有關。破曉 時槍聲已停,等到曙光微露,擔心報社成為攻擊目標,於是離開報社,到距離建成圓環不遠的高校理乙同班同學黃際鍊的家(大農經系畢業,任教於母系,現為名譽 教授)。在往圓環的路上,遇到突襲,我們立刻閃進亭子腳柱後方,這是此生唯一被實彈槍支瞄準射擊的經驗。
5.309 之後
我 們在黃同學家避難約有5天。在槍聲不斷之下,不會有市,米箱很快見底是當然。在此困境之下,黃同學一家接受兩難民,分享難得的米糧,是我畢生難忘的溫情。 第五天,槍聲停了,看見也有人開始在街上走動,於是告別黃家,走路回新莊。回到家時,因已有兩星期音訊斷絕,看到家人露出的笑容,真是有隔世重逢之喜悅。


後記


1.民報的廢刊
事 件平靜下來之後,我到了報社,被告之報社關門,並發了一份遣散費給我。我們開始印刷但未能發出的1947 年3 月9 日號,這是民報的最後一版,我們幾個低級社員成為它臨終的見證人。社內的印刷房,有許多鉛字散亂在地板上,三夾板上印有不少槍把的痕跡,顯示軍兵進來破壞 過。民報社長林茂生博士遇難於這一大變故,惟政府從未證實,而有接管的醫學院病理科葉曙教授在回憶錄中寫下「糊里糊塗失蹤」之語。除了林茂生先生外,還有 農化系學弟林朝彥同學的父親,獸醫系好友潘英章同學的父親等人。


2.吳克泰先生
講到民報社,不能不提吳克泰先生。他是臺高文科甲類,高我兩屆的前輩。在臺北二中時與家兄同屆,所以我知道他的原名是詹世平。記得是報社搬到中山北路之後,他以詹致遠名字來民報社當校對打工,說是剛由大陸的震旦大學轉入臺大。
228 之後,隨著報紙版面縮小而工作量減少,在報社看到詹前輩的機會也減少。很意外,離開避難5天的黃同學家,在迪化街的巷內碰到他,雙方都大吃一驚。他問我近 況後,還仔細告訴我,安全通過臺北橋的方法。依照他的指示我得以安全回到家。沒有想到,那次一別要等到1995 年才在北京再會。
1988 年我以中央研究院代表團團長身分,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國際科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 ICSU)會員大會,主辦單位是中國科技協會(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ST)。一到北京就請CAST 的接待人員找詹世平或詹致遠先生,到會期將屆還沒有消息,以為絕望,想不到在最後時刻捎來消息。他們說他改名為吳克泰,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常務委 員,還抄了他家的電話給我;我打了電話去,不巧,他公出。直到7年後太平洋科學會(Pacific Science Association, PSA)在北京召開會議時,才見到面。
1997 年他與夫人一起回臺觀光,2003 年春天他隻身來臺作228 事件的見證人,兩次回臺時都有相聚。2003年是他最後一次回來,在談話中他提到,身體不很硬朗,希望在臺期間作一次健檢。我們都說請臺高同學會長、前臺 大醫學院長黃伯超來安排最適當。沒想到,體檢住院變成急性肺炎住院,他的女公子由美國來臺護送他回北京養病。聽說在北京的醫院有一次病情惡化到無望,後來 奇蹟式恢復出院,以將近2年時間從事口述歷史的撰寫,2005 年過世於北京。
10多年前攝於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



結語
228 事件將臺灣住民以1945 年為移住時間的界線切成兩個大族群。在228 與白色恐怖的年代,當一個本地出生的大學生而中國語言的使用都不自在的年代,若說沒有受到歧視是假的。我有不少很照顧我而畢生難忘的日本恩師,但是也遇過 不少歧視臺灣人的日本人。我厭惡而絕對反對分割族群觀念,然令人遺憾的是,現在的臺灣為政治權力的爭奪,經常將分割兩大族群的過去事件從墳墓叫醒,還將族 群的分割更仔細化使其與文化的多元性混淆。
日本統治臺灣時,民族歧視的仇痕以及威權政治年代的族群權力不平衡的傷痛,應該是歷史的教訓而不要作為政爭工具。我講的、寫的、讀的最應手的語言是日文, 因為它是我從小學時代開始以國語的立場學習14年的語言。我有不少日本同學朋友,還有超過90歲的日本老師與我來往。我家有架設天線專收日本的衛星廣播。 那,我對日本民眾的族群認同強於臺灣民眾嗎?我的回答是絕不。我認同的臺灣民眾是一個全民而不是被分割的幾個族群中的一個。我欣賞日本的文化,但是我認同 的是讓我生活的臺灣。活在臺灣的每一個人民都是臺灣人,我認同的共同生命體由所有的臺灣人組成。(原稿完成於2007年)


蘇仲卿小檔案
臺 大農化系學士(1950)、碩士(1954),美國Berkeley加州大學生化博士(1960)。曾任臺大農化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 (1950~1999);中研院(合聘)副研究員、研究員、生化組長(植物所),籌備處主任、所長(動物所),籌備處主任、代所長(生化所);國科會(借 調)國際合作處長;退休後曾任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總主持人(5年)及顧問、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資深顧問、臺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 技研究中心資深顧問。現任臺大名譽教授、中研院通信研究員。專長植物生化與分子生物學,酵素工程技術。E-mail:jcs@ 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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