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 Chen
（德國之聲中文網）按照十九大會議日程安排，18日和19日兩天，各代表團舉行代表團討論會，7常委分別下團參加討論並發表講話。
週四（10月19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一把手王岐山在參加其所在的湖南省代表團時，在談及習近平十九大的工作報告時，用"完全"一詞表達其擁護"習思想"的堅定信念。這在其他6名常委的下團發言中是沒有的。
中國國家媒體引述王的表述稱，"習近平同志代表十八屆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報告，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政治判斷……是指引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綱領性文獻。"
隨後，王補充說，"作為代表，我對此報告完全贊成、完全擁護。"
王岐山強調，無論哪個領域和哪個方面，都要有強烈的使命擔當。"全面從嚴治黨是一場偉大的自我革命。"
王指出，要有恆心，"探索出一條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自我監督的有效途徑，實現自我淨化。"
法新社的報導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反腐運動開展5年來，已有超過150萬名中共官員被處分。然而，這可能只是一個開始。
習近平在週三19大開幕時所做的工作報告中承諾，在反腐問題上，將繼續"零容忍"態勢。
習在北京面對近2300多名代表時指出，"腐敗是我們黨面臨的最大威脅"。
而王岐山作為習近平的左右手和反腐干將，是否可能會在接下來的五年繼續連任引發關注和揣測。但按照中共"七上八下（67歲上，68歲下）"的不成為規定，現年69歲的王岐山已然到了退休年齡。
法新社引述 分析人士羅傑（Trey McArver）的話稱，"王非常明確地顯示出，他希望這場反腐運動能夠制度化。"羅傑補充說，"王很有可能安排一些事情幫助其繼任者輕鬆上任。"
2016.1
王岐山退二線 陸股抓鬼沒找他
【財經中心╱綜合外電報導】習近平的打虎悍將、中共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具備雄厚金融背景，卻也疑似因為他與金融證券業過從甚密，尤其與「被退休」的中信證券前董事長王東明關係匪淺，在近月陸股抓鬼行動中退居二線。指派孟慶豐帶隊
習近平沒有任命王岐山所領導的中紀委查辦證券業不法，反而指派舊識、去年6月才履新的公安部副部長孟慶豐帶隊，引起《華爾街日報》（WSJ）好奇，不敢具名的金融業觀察家透露，這樣的安排有習近平個人考量，也可能與王岐山的背景有關。
「兩王」與習近平3個人的年紀相仿，都是紅二代，一輩子都是在同一個圈子裡活動，習近平與王東明則是兒時玩伴，王岐山與王東明是後來在金融圈發展出緊密關係，與王東明的弟弟王波明特別親近，更是眾所周知的事。
「兩王」與習近平3個人的年紀相仿，都是紅二代，一輩子都是在同一個圈子裡活動，習近平與王東明則是兒時玩伴，王岐山與王東明是後來在金融圈發展出緊密關係，與王東明的弟弟王波明特別親近，更是眾所周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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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連科 ：在偉大的國家裡，我活的像喪家之犬
舊習難改。儘管離開農村老家已三十多年，我卻從未將元旦作為一年的開始。在我家鄉，一年真正的開始是大年初一。
農歷的2011年，對我來說，就像一條長長的隧道，沒有一絲光亮。
黑暗的2011年始自我兒子找工作。那時他已完成在英國的學業，帶著法學碩士學位回到中國。他堅信，若想在中國有所作為，需在法律系統中謀到一份公職。然而，因為不是黨員，他幾乎沒機會參加國家司法考試。
當他還在讀本科時，不止一次考慮過加入共產黨，每次都被我勸阻了：「難道人必須要成為黨員，才能獲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作為一個父親，兒子的經歷使我感覺我應跪在黨的領導面前，求他們給入黨和未入黨的年輕人同等的求職機會。
黑暗的2011並未中止。我最新的作品，《四書》——一本直面中國人民在上世紀50年代末的大躍進以及隨之而來的飢荒中所受創痛的小說，被近20家出版社退稿。拒絕的理由幾乎是一致的：誰敢在中國出版我的書，誰就將被關掉。
這部小說花了我20年構思，2年時間寫作。作為一個作家，這本書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也知道它將成為中國文壇一部重要作品。然而，中國出版業的現狀就是如此，對我來說，除了接受，別無它選。我只能長吁短嘆。
厄運連連。伴隨著書不能在大陸出版的夢魘，我在北京的房子也被強拆了，理由是附近有條公路要拓寬。強拆如颶風來臨。沒人向我和鄰居們出示任何官方文件；賠償沒有商量餘地，不管原有面積多大，蓋房子花費多少，一律只有50萬。大家還被告知，「誰願意跟政府合作，將會額外獎勵70萬。」兩項加起來共有約19萬美金，看起來數額很大，實際上在今天的北京，這些錢在好地段也就能買個廁所。
居民們與強拆隊之間劍拔弩張，大家發誓，要用生命維護財產和尊嚴。
鬥爭持續了數月之久。一天黎明，小區的牆被強拆了。一些疲於應戰的老居民不得不被送到醫院去。隨後，一系列的盜竊案出現在小區，大家心知肚明，這只是用來嚇唬居民們的策略而已。報警毫無價值，其幼稚程度與小學生報告說鉛筆被偷無異。
11月的最後一天，離強拆期限只剩一天了，我在新浪微博上貼了一份對H和W的公開信，呼籲政府不要再跟被拆遷者玩
「貓鼠遊戲」。我當然知道，這封信不會到達它該到的人手裡，但我希望它能吸引足夠的注意力，從而向當地政府施壓，在強拆期間避免流血衝突。
我的公開信被大量轉發，幾乎立刻傳遍全國。然而，它所產生的影響，如同在風中竊竊私語一般微弱。
12月2日，凌晨五點，一隊戴著頭盔的便衣男女，從窗戶闖入我鄰居家中。在向入侵者聲明他反對拆遷後，我鄰居被帶走關了起來。他家的一些大型傢具被搬出門外，隨後房子被推土機鏟平。後來他回憶說，那天早晨他看到200多個戴頭盔的便衣圍在自家房子邊上。
整個12月里，有30多戶被迫同意拆遷，我黑暗的2011年也就此結束了。這次經歷使我意識到，一個公民和作家的尊嚴，尚不如一隻餓犬向主人搖尾乞食重要；一個公民可享有的權力，還不如一個人手中握住的空氣多。
我很想哭。有時我甚至會想，若能在北京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哭一場，也是一個不小的特權吧。
在這個社會中，人們像狗一樣活著。我夢想能在我的書中大聲喊出這一切，並將我的吶喊變成優美的樂曲。這怪誕的人生和奇妙的夢境維持著我的生命，有時甚至給予我信心。然而，我也不斷的灰心、喪氣。
我身心俱疲，只想離開這黑暗的2011年的北京，回到自己的家鄉去。我渴望能在家鄉開始一個全新的2012年，跟我的母親和親人們待在一起，讓他們簡單的溫暖帶走一切冰冷、焦慮和恐懼，遠離那些在2011年黑暗的隧道中包圍我的東西。
我回到了位於河南西部的家鄉嵩縣，與我80歲的老母、兄長、嫂子、姪女們一起過了十天。我們一起回憶過去、說笑話、打麻將。無人提及我的作品或是經歷過的不幸，我們像過著完美的生活一般。
每日所見，皆是燦爛陽光。每日所感，都是親人關愛。那十天，我們坐在電視前，一起看肥皂劇，看春節聯歡晚會。電視節目很一般，但家裡的暖意驅走了黑暗的2011年。我感覺很安心。
除夕夜，我們按照傳統，一起吃了頓餃子。母親把她的一些餃子分給我，以示關愛。一小縷頭髮垂下來，她的臉上洋溢著幸福：「我們國家現在富強了，這多麼美妙！」她說，「我們現在能吃肉餡的餃子了，隔三差五吃，就跟以前窮的時候吃野草一樣多！」
我哥哥終其一生都是一個騎自行車到處送信的郵差，現在他退休了，開著我用版稅給他買的車子。「為什麼有人會恨政府呢？」一次他載我去看望一個住在山村裡的親戚時，在路上問我。「我們生活的很好，這還不夠嗎？”
我兩個姐姐都是農民。她們很愛看一個清宮肥皂劇，劇中的皇帝很聰明，做事游刃有餘。姐姐們希望我也能寫一個那樣的肥皂劇本，既有錢，又有名。她們說，只要寫出一個成功的肥皂劇就會讓整個家族臉上有光。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是真相信這些東西，還是只想安慰我而已。我不知道這幾年獲得的財富，是否真的讓中國人民堅信，吃得飽、穿得暖真的比權力和尊嚴更重要？或者，在他們看來，一盤餃子，口袋里的一點錢，比權力和尊嚴更有用？
我沒問，也不想深究，因為我知道，根本就沒有明確的答案。於我而言，我更願意保持尊嚴，即便那意味著飢餓至死。這信仰在我的血液中流淌，這也應是文化人的基本原則。然而，在今天的中國，對許多人來說，這只是一派胡言。可是，我為何要抱怨？就連文化人都將食物和錢置於尊嚴之上，我怎能以此來批評我的親人們呢？
大年初六是出門的吉日，我該走了，親人們都趕來與我道別。與以往一樣，每逢這種場合，母親都會掉眼淚。但直到最後一刻，她才開口。
「多和有權有勢的人交朋友」，她在我耳邊低訴。「別做讓那些人反感的事。」
我走之後，哥哥給我發了一條短信。「大過年的，我就沒說給你聽。要記住：別管是為了什麼事，都別惹政府。」
我外甥陪著我到了最近的高速入口斜坡處。「我媽讓我告訴你」，那孩子吞吞吐吐地說，「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別寫太多了。如果一定要寫，就寫點誇政府和國家的。別越老越糊塗。」
我點了點頭。
「告訴你姥姥、舅舅和媽媽：別擔心我，我很好。我寫的東西很好，我也應付的來。除了皺紋和白頭髮越來越多，沒別的煩心事兒。」說完後，我開車離開。
一邊開車，沒來由地，眼淚倏然而至。我只是很想哭。是為我母親、兄長、親人們以及那些同樣有了吃的就忘了尊嚴的陌生人們？還是為那些像我一樣熱愛權力與尊嚴卻活得像喪家犬之人？我不知道。我只想大聲哭泣。
我停下車，任涕淚肆意橫流——落到我的臉上，流進我的心中。很久之後，眼淚乾涸了，我又發動了車。我在開回北京的路上，喘著粗氣、焦慮萬分，就像一隻迷失在黑暗隧道中的喪家之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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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中年作家閻連科一、兩年前對我說過，像他這樣的"專業作家"，作協是每個月給一定生活費的。這筆生活費並不高，在北京是2000多元，在有的省高一些，有3000多元。但有要求：必須每年出多少萬字。二、三千元，著名作家！這些聯繫得上嗎？那麼，他們從稿酬或版稅中能掙多少錢呢？閻先生說，一般情況下，10萬冊左右就算非常暢銷了。象張悅然這樣的二、三十萬冊、韓寒這樣六、七十萬冊、於丹幾百萬冊，那是全中國也沒有幾個人的。象閻連科、莫言、餘華這樣的大作家，出一本書，頂多也就是十幾萬冊發行量。固然有莫言45天寫出50萬字的例外，大多數作家都是幾年才能磨出一部大部頭來，甚至是十幾年，幾十年。而像閻、莫、餘這樣的作家，中國又有多少呢？如果按10萬冊，20萬元，5年一本書算，每個月也就三、四千元。加上作協給的二、三千元，算它六、七千元，也就一個一般白領的收入。
獨家| 閻連科受領2014年卡夫卡獎演說
2014-10-22 閻連科 騰訊文化
北京時間10月22日晚11點卡夫卡文學獎組委會將舉行頒獎典禮，正式授予中國作家閻連科2014年卡夫卡獎，這是卡夫卡獎成立14年來首次將該獎授予中國作家。以下為閻連科受領卡夫卡獎時的演講詞，騰訊文化獨家放出，以饗讀者。“ 上天和生活選定那個感受黑暗的人 ”
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和我尊敬的評委：
從某個角度說，作家是為人和人類的記憶與感受而活著。因此，記憶與感受，使我們成了熱愛寫作的人。
也因此，當我站在這兒的時候，我想起了50多年前的1960到1962年間，出現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就在那次舉世震驚的“人禍”後的一個黃昏，夕陽、秋風和我家那個在中國中部、偏窮而又寂寥的村莊，還有，因為戰爭而圍著村莊夯打起來的如城牆樣的寨牆。
那時候，我只有幾歲，隨著母親去寨牆下面倒垃圾，母親拉著我的手，指著寨牆上呈著瓣狀的觀音土和散粒狀的黃土說：“孩子，你要記住，這種觀音土和榆樹皮，在人飢餓煎熬到快要死的時候，是可以吃的，而那種黃土和別的樹皮，人一吃就會更快的死掉。”
說完，母親回家燒飯去了。她走去的身影，如同隨風而去的一片枯葉。而我，站在那可以吃的粘土前，望著落日、村舍、田野和暮色，眼前慢慢走來巨大一片——幕布般的黑暗。
從此，我成了一個最能感受黑暗的人。
從此，我過早的記住了一個詞彙：熬煎——它的意思是，在黑暗中承受苦難的折磨。
那時候，每每因為飢餓，我拉著母親的手討要吃的時候，只要母親說出這兩個字來：熬煎。我就會看到眼前一片模糊的黑暗。
那時候，中國的春節，是所有兒童的盛日，而我的父親和許多父親一樣，每每看到我們兄弟姐妹，因為春節將至，而愈發歡笑的臉龐時，也會低語出這兩個字來：熬煎。而這時，我就會悄悄地離開父親，躲到無人的荒冷和內心模糊的黑暗裡，不再為春節將至而高興。
那時候，生存與活著，不是中國人的第一要事；而革命，才是惟一國家之大事。可在革命中，革命需要我的父親、母親都舉著紅旗，到街上高呼“毛主席萬歲！”時，我的父母和村人，大都會從革命中扭回頭來，無奈自語地念出這兩個字：熬煎。而我，當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眼前必就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如同白日里黑夜的到來。
於是，我也過早地懂得了黑暗，不僅是一種顏色，而且就是生活的本身。是中國人無可逃避的命運和承受命運的方法。之後，我當兵走了，離開了那一隅偏窮的村落，離開了生我養我的那塊土地，無論生活中發生怎樣的事情，我的眼前都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而我，就在那一道幕布的後邊，用承受黑暗，來對抗黑暗，如同用承受苦難的力量，來對抗人的苦難。
當然，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昨天的中國，它變得富裕，並咄咄有力，因為解決了13億人口的溫飽與零用，便像一道突來的強光，閃耀在了世界的東方。可在這道強光之下，如同光線愈強，陰影愈濃；陰影愈濃，黑暗也隨之產生並深厚一樣，有人在這光芒裡感受溫暖、明亮和美好，有人因為天然的憂鬱、焦慮和不安，而感受到了光芒下的陰影、寒涼和霧纏絲繞的灰暗。
而我，是那個命定感受黑暗的人。於是，我看到了當代的中國，它蓬勃而又扭曲，發展而又變異，腐敗、荒謬，混亂、無序，每天、每天所發生的事情，都超出人類的常情與常理。人類用數千年建立起來的情感秩序、道德秩序和人的尊嚴的尺度，正在那闊大、古老的土地上，解體、崩潰和消散，一如法律的準繩，正淪為孩童遊戲中的跳繩和皮筋。
今天，以一個作家的目光，去討論一個國家的現實，都顯得力不從心、捉襟見肘；然對於那個作家而言，因為這些本無好轉，卻又不斷惡化、加劇的無數無數——人們最具體的飲、食、住、行和醫、育、生、老的新的生存困境，使得那裡芸芸眾生者的人心、情感、靈魂，在那個作家眼裡，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焦慮和不安，恐懼而興奮。
他們等待著什麼，又懼怕著什麼，如同一個垂危的病人，對一劑虛幻良藥的期待，既渴望良藥的盡快到來，又擔心在它到來之後，虛幻期待的最後破滅，而隨之是死亡的降臨。這樣期待的不安和恐懼，構成了一個民族前所未有的焦慮心。這顆民族的焦慮心，在那個作家那兒，成了最為光明處的陰影；成了光明之下的一道巨大幕布的另一面——
沒有人告訴那個作家，國家那列高速發展的經濟列車，會把人們帶到哪兒去。
也沒人告訴那個作家，直至今天，百年來從未停止過的各種各樣的革命和運動，在每個人的頭頂，醞釀的是烏雲、驚雷、還是一片可能撕開烏雲的閃電。
更是沒人能夠告訴那個作家，當金錢與權力取代了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民主的理想之後，人心、人性、人的尊嚴，應該用怎樣的價格去兌換。
我記起了十餘年前，我反复去過的那個艾滋病村。那個村莊一共有八百多口人，卻有二百餘口都是艾滋病患者；而且在當年，他們大都是三十至四十五歲之間的勞動力。他們之所以大批的感染艾滋病，是因為想要在改革中致富，過上美好的生活而有組織的去集體賣血所致。
在那個村莊，死亡像日落一樣，必然和必定，黑暗就像太陽從天空永遠消失了一樣，長久而永恆。而我在那兒的經歷，每當回憶起來，每當我在現實中看到刺眼的光芒和亮色，都會成為巨大的讓我無法逃離的陰影和黑暗，把我籠罩其中，無處逃遁。
我知道，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餘的人。
我明白，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餘的作家。
但我也堅信，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和我的寫作，或多或少，將會有它無可替代的意義。因為，在那兒——生活、命運和上天，選定了我是那個生來只會、也只能感受黑暗的人——我像那個看見了皇帝沒有穿衣的孩子，在陽光之下，我總是會發現大樹的影子；在歡樂頌的戲劇中，我總是站在幕布的另一邊。
人們都說溫暖的時候，我感到了寒冷；人們都說光明的時候，我看到了黑暗；人們在為幸福載歌載舞的時候，我發現有人在他們腳下繫繩，正要把人們集體絆倒並捆束。我看到了人的靈魂中有不可思議的醜惡；看到了知識分子為了挺直脊樑和獨立思考的屈辱與努力；看到了更多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正在金錢和歌聲中被權利掏空和瓦解。
我想到了我們村莊那個活了70歲的盲人，每天太陽出來的時候，他都會面對東山，望著朝日，默默自語地說出這樣一句話來：“日光原來是黑色的——倒也好！”
更為奇異的事情是，這位我同村的盲人，他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有幾個不同的手電筒，每走夜路，都要在手裡拿著打開的手電筒，天色愈黑，他手裡的手電筒愈長，燈光也愈發明亮。於是，他在夜晚漆黑的村街上走著，人們很遠就看見了他，就不會撞在他的身上。而且，在我們與他擦肩而過時，他還會用手電筒照著你前邊的道路，讓你順利地走出很遠、很遠。為了感念這位盲人和他手裡的燈光，在他死去之後，他的家人和我們村人，去為他致哀送禮時，都給他送了裝滿電池的各種手電筒。在他入殮下葬的棺材裡，幾乎全部都是人們送的可以發光的手電筒。
從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種寫作——它愈是黑暗，也愈為光明；愈是寒涼，也愈為溫暖。它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為了讓人們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寫作，就是那個在黑暗中打開手電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著黑暗，盡量讓人們看見黑暗而有目標和目的閃開和躲避。
今天，在世界文學中，作為亞洲文學主要一片生態的中國文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相遇過如此充滿希望又充滿絕望的現實和世界；從來沒有相遇過，在如此豐富、荒謬、怪異的現實中，有如此之多的傳奇和故事——超現實的最日常；最真實的最灰暗。沒有一個歷史階段，東方的中國，能像當下這樣，在無限的光明中，同時又有著無處不在的遮蔽、陰影和模糊。今天的中國，似乎是整個世界的太陽和光明，可也有著讓世界巨大的憂慮和暗影。而生活在那裡的人們，每天，每時，都莫名的激情，莫名的不安，無由來的膽怯和無來由的莽撞。
對歷史回眸的恐懼和遺忘，對未來的憧憬和擔憂，對現實——每天每時都驚心動魄、違背常理、不合邏輯而又存在著一般人們看不到的內真實、內邏輯、神實主義的荒誕、複雜、無序的真實和發生，構成了今日中國最為陽光下的陰影，最為明亮處的黑暗。而作家、文學，在今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看到偉大的光明，那是一種真實；聽到悠揚的歌聲，也是一種真實；虛無、唯美，也都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中國的真實，是一片巨大的森林，陽光、茂綠、花草、鳥雀、溪水，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存在，幾十上百的優秀作家，都在這森林中感受著豐富而又扭曲、矛盾而又復雜、蓬勃而又撕裂的中國，演義著自己真實的寫作。而我，則因為是那個上天和生活選定的黑暗感受者，也注定我看到的真實，和別人的不同。我看到了森林深處的霧障，感受到了霧障內部的混亂、毒素和驚懼。或者說，很多人看到了白日的森林之美，而我，看到的是深夜中森林的黑暗和恐懼。
我知道，黑暗不僅是時間、地點和事件，而且還是水、空氣、人、人心和人們最日常的存在和呼吸。如果僅僅把黑暗當做前者，那是巨大的狹隘，而真正幽深、無邊的黑暗，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黑暗，卻都說明亮而溫暖。最大的黑暗，是人們對黑暗的適應；最可怕的黑暗，是人們在黑暗中對光明的冷漠和淡忘。因此，文學在這兒就有了它的偉大。因為只有文學，在黑暗中才能發現最微弱的光、美、溫暖和誠實的愛。所以，我竭盡全力，都試圖從這黑暗中感受人的生命和呼吸，感受光、美和那種偉大的溫暖與悲憫；感受心靈飢餓的冷熱與飽暖。
因為這樣，穿過“時間、地點和事件”，我看見了今天現實中最為日常的黑暗——在有數千年文明的中國，今天的人們，大都可以做到一個又一個老人倒在街上時，大家擔心訛詐而都不去攙扶，可那老人流出的血，原來也是紅的和熱點。
因為這樣，一個產婦在醫院死在手術台上，而所有的醫務人員怕承擔責任都逃之夭夭後，留下的只有人性和靈魂在現實中最微弱的喘息與尖叫。
因為這樣，在我自己家裡遭遇強拆之後，我感受到了更為日常、普遍，也更為激烈的黑暗。而我，當面對這些時，那些關於人、活著、現實和世界驅趕不散的黑暗，就會大霧一般瀰漫在我的內心、生活和我寫作的筆端——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感知那個世界——我也只能用我自己最個人的方式，感知和書寫那個世界。我沒有能力推開窗子看到世界的光明，沒有能力從混亂、荒謬的現實和歷史中，感受到秩序和人的存在的力量。我總是被混亂的黑暗所包圍，也只能從黑暗中感受世界的明亮與人的微弱的存在和未來。
甚至說，我就是一個黑暗的人。一個獨立而黑暗的寫作者和被光明討厭並四處驅趕的寫作的幽靈。
到這兒，我想到了《舊約》中的約伯，他在經受了無數的苦難之後，對詛咒他的妻子說：“難道我們從神的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嗎？”這最簡單的一句答問，說明了約伯深知他的苦難，是神對他試煉的一種選定；說明了光明與黑暗同在的一種必然。而我，不是如約伯一樣，是神選定的惟一試煉苦難的人。但我知道，我是上天和生活選定的那個特定感受黑暗的人。我躲在光明邊緣的灰暗之中。我在灰暗和黑暗裡，感受世界，握筆寫作，並從這灰暗、黑暗裡尋找亮光、月色和溫暖，尋找愛、善和永遠跳動的心靈；並試圖透過寫作，走出黑暗，獲求光明。
我——那個把文學作為最高理想和信仰的作家，無論是作為一個人的活著，還是作為一個寫作者的存在，都為自己天生注定在光明中感受黑暗而不安。也因此，我感謝我的血脈祖國，感謝它允許一個注定只能感受黑暗的人的存在和寫作；允許一個人，總是站在大幕的背面來感知現實、歷史和人與靈魂的存在。也因此，更加感謝卡夫卡文學獎的評委們，今年把這個素潔、純粹的文學獎授予了我。
你們授予我的這個獎項，不是約伯在歷盡黑暗和苦難之後獲得的光明和財富，而是送給了那個感受了苦難而惟一逃出來報信的僕人——那個行走夜路的盲人——的一束燈光。因為這束燈光的存在，那個生來就是為了感受黑暗的人就相信，他的前面是明亮的；因為這片兒明亮，人們就能看見黑暗的存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躲開黑暗與苦難。而那位僕人或盲人，也可以在他報信的夜路上，人們與他擦肩而過時，去照亮前行者的一段——哪怕是短暫的路程。
《丁莊夢》（Dream of Ding Village）﹐作者：閻連科
《丁莊夢》雖然是一部文學作品﹐但它卻架構在真實的“賣血潮”之上。“賣血潮”風行於過去的二十年間﹐由於很多人在賣血過程中接觸了受感染的血液﹐致使艾滋病在中國農村蔓延開來。閻連科在小說中將個體的故事放大：丁村前任村長在血頭丁輝的哄騙下踏上了賣血之路﹐即便那時他連在田間勞作的力氣都已消失殆盡﹐也依舊在賣血。
雖然閻連科在寫作表達情感時用的好像是同一種腔調、且常常用恢弘的筆觸描繪死亡與苦難﹐但《丁莊夢》這部小說卻因以著名的“閻式”嘲諷口吻洞察人情而可讀性極強。他對現代中國農村地區愚謬生活的刻畫絕對不吝筆墨且飽蘸深情。這部小說也因此類細節而出彩﹐比如﹐那些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走出過丁村的農民﹐卻在離世時躺在了刻有繁華勝景圖的棺材里：“是大城市的勝景圖。如北京的天安門﹐上海的電視塔﹐廣州的大賓館﹐還有哪些大城市的商業街﹐繁華道﹐跨江橋、百貨樓、噴泉池﹐這些等等的﹐七七八八的。”
當艾滋病潮席捲閻連科的出生地河南省、並廣泛地影響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父老鄉親時﹐他的這部致敬之作就更令人動容。這個冷峻殘酷的故事由辛迪•卡特（Cindy Carter）翻譯﹐她的筆觸流暢、文風老練﹐切中主旨要害且常常直指人心﹐字裡行間有時還透著詩意。（辛迪•卡特是Paper Republic聯合創始人之一。）
──劉欣﹐《路燈》雜志英文執行編輯
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和我尊敬的評委：
從某個角度說，作家是為人和人類的記憶與感受而活著。因此，記憶與感受，使我們成了熱愛寫作的人。
也因此，當我站在這兒的時候，我想起了50多年前的1960到1962年間，出現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就在那次舉世震驚的“人禍”後的一個黃昏，夕陽、秋風和我家那個在中國中部、偏窮而又寂寥的村莊，還有，因為戰爭而圍著村莊夯打起來的如城牆樣的寨牆。
那時候，我只有幾歲，隨著母親去寨牆下面倒垃圾，母親拉著我的手，指著寨牆上呈著瓣狀的觀音土和散粒狀的黃土說：“孩子，你要記住，這種觀音土和榆樹皮，在人飢餓煎熬到快要死的時候，是可以吃的，而那種黃土和別的樹皮，人一吃就會更快的死掉。”
說完，母親回家燒飯去了。她走去的身影，如同隨風而去的一片枯葉。而我，站在那可以吃的粘土前，望著落日、村舍、田野和暮色，眼前慢慢走來巨大一片——幕布般的黑暗。
從此，我成了一個最能感受黑暗的人。
從此，我過早的記住了一個詞彙：熬煎——它的意思是，在黑暗中承受苦難的折磨。
那時候，每每因為飢餓，我拉著母親的手討要吃的時候，只要母親說出這兩個字來：熬煎。我就會看到眼前一片模糊的黑暗。
那時候，中國的春節，是所有兒童的盛日，而我的父親和許多父親一樣，每每看到我們兄弟姐妹，因為春節將至，而愈發歡笑的臉龐時，也會低語出這兩個字來：熬煎。而這時，我就會悄悄地離開父親，躲到無人的荒冷和內心模糊的黑暗裡，不再為春節將至而高興。
那時候，生存與活著，不是中國人的第一要事；而革命，才是惟一國家之大事。可在革命中，革命需要我的父親、母親都舉著紅旗，到街上高呼“毛主席萬歲！”時，我的父母和村人，大都會從革命中扭回頭來，無奈自語地念出這兩個字：熬煎。而我，當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眼前必就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如同白日里黑夜的到來。
於是，我也過早地懂得了黑暗，不僅是一種顏色，而且就是生活的本身。是中國人無可逃避的命運和承受命運的方法。之後，我當兵走了，離開了那一隅偏窮的村落，離開了生我養我的那塊土地，無論生活中發生怎樣的事情，我的眼前都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而我，就在那一道幕布的後邊，用承受黑暗，來對抗黑暗，如同用承受苦難的力量，來對抗人的苦難。
當然，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昨天的中國，它變得富裕，並咄咄有力，因為解決了13億人口的溫飽與零用，便像一道突來的強光，閃耀在了世界的東方。可在這道強光之下，如同光線愈強，陰影愈濃；陰影愈濃，黑暗也隨之產生並深厚一樣，有人在這光芒裡感受溫暖、明亮和美好，有人因為天然的憂鬱、焦慮和不安，而感受到了光芒下的陰影、寒涼和霧纏絲繞的灰暗。
而我，是那個命定感受黑暗的人。於是，我看到了當代的中國，它蓬勃而又扭曲，發展而又變異，腐敗、荒謬，混亂、無序，每天、每天所發生的事情，都超出人類的常情與常理。人類用數千年建立起來的情感秩序、道德秩序和人的尊嚴的尺度，正在那闊大、古老的土地上，解體、崩潰和消散，一如法律的準繩，正淪為孩童遊戲中的跳繩和皮筋。
今天，以一個作家的目光，去討論一個國家的現實，都顯得力不從心、捉襟見肘；然對於那個作家而言，因為這些本無好轉，卻又不斷惡化、加劇的無數無數——人們最具體的飲、食、住、行和醫、育、生、老的新的生存困境，使得那裡芸芸眾生者的人心、情感、靈魂，在那個作家眼裡，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焦慮和不安，恐懼而興奮。
他們等待著什麼，又懼怕著什麼，如同一個垂危的病人，對一劑虛幻良藥的期待，既渴望良藥的盡快到來，又擔心在它到來之後，虛幻期待的最後破滅，而隨之是死亡的降臨。這樣期待的不安和恐懼，構成了一個民族前所未有的焦慮心。這顆民族的焦慮心，在那個作家那兒，成了最為光明處的陰影；成了光明之下的一道巨大幕布的另一面——
沒有人告訴那個作家，國家那列高速發展的經濟列車，會把人們帶到哪兒去。
也沒人告訴那個作家，直至今天，百年來從未停止過的各種各樣的革命和運動，在每個人的頭頂，醞釀的是烏雲、驚雷、還是一片可能撕開烏雲的閃電。
更是沒人能夠告訴那個作家，當金錢與權力取代了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民主的理想之後，人心、人性、人的尊嚴，應該用怎樣的價格去兌換。
我記起了十餘年前，我反复去過的那個艾滋病村。那個村莊一共有八百多口人，卻有二百餘口都是艾滋病患者；而且在當年，他們大都是三十至四十五歲之間的勞動力。他們之所以大批的感染艾滋病，是因為想要在改革中致富，過上美好的生活而有組織的去集體賣血所致。
在那個村莊，死亡像日落一樣，必然和必定，黑暗就像太陽從天空永遠消失了一樣，長久而永恆。而我在那兒的經歷，每當回憶起來，每當我在現實中看到刺眼的光芒和亮色，都會成為巨大的讓我無法逃離的陰影和黑暗，把我籠罩其中，無處逃遁。
我知道，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餘的人。
我明白，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餘的作家。
但我也堅信，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和我的寫作，或多或少，將會有它無可替代的意義。因為，在那兒——生活、命運和上天，選定了我是那個生來只會、也只能感受黑暗的人——我像那個看見了皇帝沒有穿衣的孩子，在陽光之下，我總是會發現大樹的影子；在歡樂頌的戲劇中，我總是站在幕布的另一邊。
人們都說溫暖的時候，我感到了寒冷；人們都說光明的時候，我看到了黑暗；人們在為幸福載歌載舞的時候，我發現有人在他們腳下繫繩，正要把人們集體絆倒並捆束。我看到了人的靈魂中有不可思議的醜惡；看到了知識分子為了挺直脊樑和獨立思考的屈辱與努力；看到了更多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正在金錢和歌聲中被權利掏空和瓦解。
我想到了我們村莊那個活了70歲的盲人，每天太陽出來的時候，他都會面對東山，望著朝日，默默自語地說出這樣一句話來：“日光原來是黑色的——倒也好！”
更為奇異的事情是，這位我同村的盲人，他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有幾個不同的手電筒，每走夜路，都要在手裡拿著打開的手電筒，天色愈黑，他手裡的手電筒愈長，燈光也愈發明亮。於是，他在夜晚漆黑的村街上走著，人們很遠就看見了他，就不會撞在他的身上。而且，在我們與他擦肩而過時，他還會用手電筒照著你前邊的道路，讓你順利地走出很遠、很遠。為了感念這位盲人和他手裡的燈光，在他死去之後，他的家人和我們村人，去為他致哀送禮時，都給他送了裝滿電池的各種手電筒。在他入殮下葬的棺材裡，幾乎全部都是人們送的可以發光的手電筒。
從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種寫作——它愈是黑暗，也愈為光明；愈是寒涼，也愈為溫暖。它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為了讓人們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寫作，就是那個在黑暗中打開手電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著黑暗，盡量讓人們看見黑暗而有目標和目的閃開和躲避。
今天，在世界文學中，作為亞洲文學主要一片生態的中國文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相遇過如此充滿希望又充滿絕望的現實和世界；從來沒有相遇過，在如此豐富、荒謬、怪異的現實中，有如此之多的傳奇和故事——超現實的最日常；最真實的最灰暗。沒有一個歷史階段，東方的中國，能像當下這樣，在無限的光明中，同時又有著無處不在的遮蔽、陰影和模糊。今天的中國，似乎是整個世界的太陽和光明，可也有著讓世界巨大的憂慮和暗影。而生活在那裡的人們，每天，每時，都莫名的激情，莫名的不安，無由來的膽怯和無來由的莽撞。
對歷史回眸的恐懼和遺忘，對未來的憧憬和擔憂，對現實——每天每時都驚心動魄、違背常理、不合邏輯而又存在著一般人們看不到的內真實、內邏輯、神實主義的荒誕、複雜、無序的真實和發生，構成了今日中國最為陽光下的陰影，最為明亮處的黑暗。而作家、文學，在今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看到偉大的光明，那是一種真實；聽到悠揚的歌聲，也是一種真實；虛無、唯美，也都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中國的真實，是一片巨大的森林，陽光、茂綠、花草、鳥雀、溪水，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存在，幾十上百的優秀作家，都在這森林中感受著豐富而又扭曲、矛盾而又復雜、蓬勃而又撕裂的中國，演義著自己真實的寫作。而我，則因為是那個上天和生活選定的黑暗感受者，也注定我看到的真實，和別人的不同。我看到了森林深處的霧障，感受到了霧障內部的混亂、毒素和驚懼。或者說，很多人看到了白日的森林之美，而我，看到的是深夜中森林的黑暗和恐懼。
我知道，黑暗不僅是時間、地點和事件，而且還是水、空氣、人、人心和人們最日常的存在和呼吸。如果僅僅把黑暗當做前者，那是巨大的狹隘，而真正幽深、無邊的黑暗，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黑暗，卻都說明亮而溫暖。最大的黑暗，是人們對黑暗的適應；最可怕的黑暗，是人們在黑暗中對光明的冷漠和淡忘。因此，文學在這兒就有了它的偉大。因為只有文學，在黑暗中才能發現最微弱的光、美、溫暖和誠實的愛。所以，我竭盡全力，都試圖從這黑暗中感受人的生命和呼吸，感受光、美和那種偉大的溫暖與悲憫；感受心靈飢餓的冷熱與飽暖。
因為這樣，穿過“時間、地點和事件”，我看見了今天現實中最為日常的黑暗——在有數千年文明的中國，今天的人們，大都可以做到一個又一個老人倒在街上時，大家擔心訛詐而都不去攙扶，可那老人流出的血，原來也是紅的和熱點。
因為這樣，一個產婦在醫院死在手術台上，而所有的醫務人員怕承擔責任都逃之夭夭後，留下的只有人性和靈魂在現實中最微弱的喘息與尖叫。
因為這樣，在我自己家裡遭遇強拆之後，我感受到了更為日常、普遍，也更為激烈的黑暗。而我，當面對這些時，那些關於人、活著、現實和世界驅趕不散的黑暗，就會大霧一般瀰漫在我的內心、生活和我寫作的筆端——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感知那個世界——我也只能用我自己最個人的方式，感知和書寫那個世界。我沒有能力推開窗子看到世界的光明，沒有能力從混亂、荒謬的現實和歷史中，感受到秩序和人的存在的力量。我總是被混亂的黑暗所包圍，也只能從黑暗中感受世界的明亮與人的微弱的存在和未來。
甚至說，我就是一個黑暗的人。一個獨立而黑暗的寫作者和被光明討厭並四處驅趕的寫作的幽靈。
到這兒，我想到了《舊約》中的約伯，他在經受了無數的苦難之後，對詛咒他的妻子說：“難道我們從神的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嗎？”這最簡單的一句答問，說明了約伯深知他的苦難，是神對他試煉的一種選定；說明了光明與黑暗同在的一種必然。而我，不是如約伯一樣，是神選定的惟一試煉苦難的人。但我知道，我是上天和生活選定的那個特定感受黑暗的人。我躲在光明邊緣的灰暗之中。我在灰暗和黑暗裡，感受世界，握筆寫作，並從這灰暗、黑暗裡尋找亮光、月色和溫暖，尋找愛、善和永遠跳動的心靈；並試圖透過寫作，走出黑暗，獲求光明。
我——那個把文學作為最高理想和信仰的作家，無論是作為一個人的活著，還是作為一個寫作者的存在，都為自己天生注定在光明中感受黑暗而不安。也因此，我感謝我的血脈祖國，感謝它允許一個注定只能感受黑暗的人的存在和寫作；允許一個人，總是站在大幕的背面來感知現實、歷史和人與靈魂的存在。也因此，更加感謝卡夫卡文學獎的評委們，今年把這個素潔、純粹的文學獎授予了我。
你們授予我的這個獎項，不是約伯在歷盡黑暗和苦難之後獲得的光明和財富，而是送給了那個感受了苦難而惟一逃出來報信的僕人——那個行走夜路的盲人——的一束燈光。因為這束燈光的存在，那個生來就是為了感受黑暗的人就相信，他的前面是明亮的；因為這片兒明亮，人們就能看見黑暗的存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躲開黑暗與苦難。而那位僕人或盲人，也可以在他報信的夜路上，人們與他擦肩而過時，去照亮前行者的一段——哪怕是短暫的路程。
《丁莊夢》（Dream of Ding Village）﹐作者：閻連科
Grove Press
雖然閻連科在寫作表達情感時用的好像是同一種腔調、且常常用恢弘的筆觸描繪死亡與苦難﹐但《丁莊夢》這部小說卻因以著名的“閻式”嘲諷口吻洞察人情而可讀性極強。他對現代中國農村地區愚謬生活的刻畫絕對不吝筆墨且飽蘸深情。這部小說也因此類細節而出彩﹐比如﹐那些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走出過丁村的農民﹐卻在離世時躺在了刻有繁華勝景圖的棺材里：“是大城市的勝景圖。如北京的天安門﹐上海的電視塔﹐廣州的大賓館﹐還有哪些大城市的商業街﹐繁華道﹐跨江橋、百貨樓、噴泉池﹐這些等等的﹐七七八八的。”
當艾滋病潮席捲閻連科的出生地河南省、並廣泛地影響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父老鄉親時﹐他的這部致敬之作就更令人動容。這個冷峻殘酷的故事由辛迪•卡特（Cindy Carter）翻譯﹐她的筆觸流暢、文風老練﹐切中主旨要害且常常直指人心﹐字裡行間有時還透著詩意。（辛迪•卡特是Paper Republic聯合創始人之一。）
──劉欣﹐《路燈》雜志英文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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