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談判者簽署了自己的投降書 ◎Timothy Snyder
美國已向伊朗投降。雙方簽署的「意向聲明」所包含的條件，意味著伊斯蘭共和國的勝利，以及對總統 Donald Trump 與美國的羞辱。一場戰爭，有些人顯然必須親身體會才能明白，並非因為觀看爆炸場面令人痛快才去打的。戰爭是以其他手段進行的政治。而正如伊朗剛剛所展示的，勝利意味著改變敵人的政策，迫使其投降。
從一開始，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這場無端戰爭，就讓 Trump 的無能昭然若揭。Trump、美國「戰爭部長」Pete Hegseth 及其他美國政府官員，非但沒有試圖理解伊朗領導層的思維方式與行事邏輯，反而將他們視為蠢貨——以為炸彈一落，對方就會立刻俯首稱臣。
由於缺乏自己的戰略，Trump 政府也從未想到伊朗可能早有計劃：以遠程武器反擊，並封鎖荷莫茲海峽。美國決策者沒有任何備案，除了將失敗包裝成勝利（荒謬的是，他們至今仍在這樣嘗試）。當選民將娛樂明星委以戰爭指揮、將逐利之人委以和平談判，就會出現這樣的結果。
Trump 是老練的談判者？那不過是他在電視上扮演的角色
美國許多人似乎仍沉溺於一種幻覺，以為 Trump 是個老練的談判者。但他從來都不是——那個角色不過是他在電視上扮演的。Trump 與其內閣成員在鏡頭前大放厥詞，卻對全球權力的運作方式一無所知。Trump 容易受到奉承，凡事急於求成，無法集中注意力，對超出個人利益之外的任何議題漠然置之。他憑一時衝動發動了對伊朗的戰爭，又出於政治盤算而投降：更低的油價將有助於他謀求永久留在白宮的野心。
直到此刻，我一直以為 Trump 的地緣政治遺產，不過是烏克蘭戰爭中的一個腳注——一個妄想成為寡頭的人，人為地延長了一場真正寡頭所發動的侵略戰爭。然而如今，Trump 還將以伊朗殘酷政權復興的締造者之名留存於史冊。
透過攻打伊朗，Trump 讓人們對折磨者與殺人犯產生了同情。透過在伊朗面前落敗，他強化了伊朗在中東的影響力。透過向伊朗投降，他為伊朗統治者提供了一條永久的財源。伊朗將對荷莫茲海峽的過境徵收費用，美國將解凍240億美元的伊朗資產，並支付3,000億美元的重建援助。美國曾擁有的任何阻止伊朗建造核武器的籌碼，如今已蕩然無存。
我們往往傾向於將邪惡與愚蠢視為相互排斥的對立面。若某事是邪惡的，背後必然有精明的目的；若某事是愚蠢的，便不可能特別惡毒。然而 Trump 的伊朗戰爭表明，邪惡與愚蠢完全可以攜手並行，共同走向國家的自我毀滅。
Trump 的伊朗戰爭既是戰略上的災難，也是道德上的災難。發動一場未經宣戰的非法侵略戰爭、無視國際法、殺害無數平民，並不能帶來勝利。樂此不疲，並非精明算計的表現，而只是錯的。一個人可以嗜好暴力，同時仍是個輸家。一個人可以既冷酷無情，又愚不可及，Trump 與 Hegseth 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換言之，沒有任何慰藉可言。Trump 政府以邪惡的手段、愚蠢的方式行事，而且並非為了任何善的目的。它將世界留在了比以前更糟糕的狀態。拜 Trump 所賜，美國造成了深遠的經濟苦難，並創造了一個更混亂、更不受法律與規則約束的國際秩序——這令中國、俄羅斯與伊朗大感欣慰。
真正的責任在於讓這樣的人得以掌權的政治條件
然而，正如邪惡與愚蠢可以攜手並行，美德與洞見亦然。美國走到今天這一步，是因為人們允許政治、經濟與媒體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儘管人們樂於將美國投降的責任歸咎於無能的領導層，但根本原因更在於讓這樣的人得以掌權的政治條件與制度。
憑一時衝動發動戰爭，是暴政的症狀，也是對所有偏好共和政體者的警示。這樣的戰爭必須被抵制。然而更根本的，是透過將金錢逐出政治、消除基本不平等、打破壟斷、促進社會流動，來從源頭上預防這樣的戰爭。
伊朗輕易贏得了這場戰爭，因為它只需威脅一個妄想獨裁者的個人利益即可。要建立一個不會投降的美國，需要的恰恰是 Trump 冷酷與愚蠢的對立面。美國人應當學會珍視思維更為清晰的領導人——那些真正在現實中證明了自身能力、並在有生之年做過好事的人。他們也應當抵制那些魅力十足的騙子，那些在他們口袋裡掏錢、把他們的孩子送上戰場的人。同樣地，我們需要具備更多悲憫之心的領導人——那些與我們共同懷有關心同胞、建立一個讓所有人都能過上更好生活的國家之渴望的政治人物。 T S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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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連斯基退還波瀾授予的最高榮譽勳章，因對某些與NAZI 合作的"英雄"有認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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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波蘭政客而言，記憶之戰遠比真正的戰爭輕鬆得多。他們可以說：我們是對的，我們是無辜的，我了解歷史。但我們必須從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入手，而不是從記憶中尋找答案。如果忽略這一點，就等於一開始就說謊。如果脫離這場持續近四年半的戰爭背景來評判澤連斯基以烏克蘭起義軍（UPA）命名部隊的決定，那就大錯特錯了。這是本世紀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爭，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要長。它引發的情感是西方難以理解的。
烏克蘭人對烏克蘭起義軍的印象主要來自其第三階段，即1945年後與蘇聯紅軍的鬥爭。而波蘭人則銘記第一階段：1943年，烏克蘭起義軍在沃倫地區屠殺了數萬名波蘭人。忘記歷史的其他部分是錯誤的。
關於烏克蘭起義軍，有很多話要說，但最好還是聚焦於當前的戰爭，將其視為烏克蘭象徵、記憶和民族敘事的主要來源。
當然，烏克蘭人是參戰者，這是他們的主權選擇。但當前的這場戰爭在道德上更為簡單明了，可以透過政治手段取勝。而一場關於記憶的戰爭則不然，因為記憶極為複雜──並非所有烏克蘭人都意識到它的複雜性。
在戰場上，俄羅斯必敗無疑。但在華沙和基輔，俄羅斯將贏得這場關於記憶的戰爭。 ——T·史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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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反抗軍（烏克蘭語：Українська Повстанська Армія，羅馬化：Ukrainska Povstanska Armiia，簡寫：УПА）是烏克蘭歷史上的一個民族主義準軍事組織，以反納粹（1941年直到1944年德軍敗退）、反蘇聯、反波蘭、烏克蘭獨立為宗旨，在德蘇戰爭中的1942年10月成立[1]，主要在西烏克蘭進行反抗紅軍、德軍的活動，二戰後也繼續和蘇聯作戰。
歷史
被認為是第一支烏克蘭反抗軍力量的軍隊是塔拉斯·布利巴-博羅維茨於1940年6月20日建立的以白烏邊境為基地的「波利西亞衛隊」[2]，該軍事組織於1941年達到了10000人，由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流亡政府以及梅爾尼克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溫和派的支持，持彼得留拉式的左翼民族主義路線。1941年8月21日-11月15日，他們在奧廖夫斯克成立了「奧廖夫共和國」。1942 年 9 月，博羅維茨與蘇聯游擊隊進行談判，後者希望他將軍事重點放在德國。兩支隊伍無法達成協議，因為博羅維茨拒絕服從蘇聯的指揮，並擔心德國人對烏克蘭平民進行報復。直到 1943 年春天，博羅維茨支隊和蘇聯游擊隊之間仍然保持中立。[3]1942年11月，他與沃里尼亞和波多利亞總區安全局局長普茨博士為代表的德國舉行了會議，要求博羅維茨和他的手下加入對抗蘇聯游擊隊的戰鬥。隨後，談判以書面形式繼續進行。博羅維茨要求釋放被捕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並提出政治要求，但遭到拒絕。1941年12月，布爾巴將其的部隊改名為「烏克蘭反抗軍」[4]，然而後來，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班德拉派要求取得烏克蘭叛軍的統一領導權，要求波利西亞衛隊放棄從屬於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流亡政府而從屬於他們，博羅維茨在與OUN-B的鬥爭中失利，絕大部分博羅維茨的軍隊被解散或吞併，餘下部分被稱為「烏克蘭人民革命軍」，1943年10月5日，烏克蘭人民革命軍宣布解散轉入地下，實際停止活動。儘管他本人反對，他的部隊仍然參與了對猶太人和波蘭人的迫害。
雖然建立初期烏克蘭反抗軍視蘇聯為較德國更大的威脅，但烏克蘭反抗軍還是由於不滿德國政策公開向德國宣戰[5]。而烏克蘭反抗軍的一些兵員和武器裝備也來自於偽軍中開小差的人員。1943年，德軍眼看東線戰場大勢已去，而且德軍發現烏克蘭特別是烏克蘭西部60%的地區已被民族主義分子控制。為了維持戰爭潛力，希特勒重新向抵抗首領班德拉、羅曼·舒赫維奇示好，允許他們在2月成立公開的武裝力量「烏克蘭起義軍」（UPA），班德拉是政治領袖，舒赫維奇負責軍事。隨著蘇聯紅軍逼近，烏克蘭起義軍在開始強制「動員」居民參戰，如果反對的話，就會施以鞭刑，最多的被打過115下，並直接對逃兵處於絞刑以節省子彈[來源請求]。曾製造過瓦萊尼亞與東加利西亞波蘭人大屠殺等戰爭罪行。
1944年，蘇軍逐步收復烏克蘭並由此進軍中歐，起義軍除以「禮送出境」為名逼迫德軍退出烏克蘭據點，還重點對蘇聯游擊隊、商人、小股蘇軍官兵（收集糧草的後勤人員）下手，目的是搶奪武器與物資。為了破壞對方聲譽，雙方有時穿上對方制服，迫害烏克蘭和波蘭平民，然後嫁禍給對方。為了瓦解起義軍的核心力量，蘇聯政府發布命令，特赦一批起義軍成員，同時成立特別機動部隊集群，接納內務部隊、原游擊隊員和起義軍投誠者，他們熟悉地形以及起義軍的語言、戰術和生活習慣等，可以有針對性作戰[來源請求]。2月29日，烏克蘭反抗軍在里夫內州米利亞京伏擊蘇軍大將尼古拉·瓦圖京，瓦圖京受重傷，其後於4月15日死亡。11月，起義軍發布命令中止同蘇軍直接鬥爭，轉入秘密破壞階段。
1944-1945年冬，蘇聯邊防軍、游擊隊和紅軍合力剿殺起義軍。1945年1月26日，內務部隊第169步兵團的支援下，逮捕北部起義軍首領斯捷利馬舒克。1945年2月5日至6日，起義軍總司令舒赫維奇在特諾皮爾州森林中召開會議，決定取消分隊與百人隊作戰模式，全部化整為零，以小股兵力游擊作戰，防止主力部隊被蘇軍集中圍殲。僅1945年上半年，就有25868人投降。5月納粹德國投降後，蘇聯政府鎮壓起義軍的力度也逐漸加大，這一年共發動9238次清剿行動，34210人陣亡，46059人被俘，其中包括1008名大小頭目，如起義軍第一副司令克利亞奇科夫斯基和參謀長「喀爾波維奇」（化名）。1946年起，蘇聯政府以利維夫軍區、喀爾巴阡軍區的全部兵力投入清剿行動，還派出特工滲透到起義軍內部，大大削弱其戰鬥力。
1949年，烏克蘭反抗軍被正式解散，但部份勢力直到1956年仍持續活動，曾在1947年在波蘭東部刺殺波蘭國防部副部長蘇軍大將卡羅爾·希維爾切夫斯基，促使波蘭政府在蘇聯的支持下展開了維斯瓦河行動，進行清算以清除波蘭東南部當地烏克蘭人對反抗軍的物質支持。1950年3月，蘇軍最終在利維夫郊外咬住烏克蘭起義軍主力，總司令舒赫維奇陣亡，繼任者庫克（Kuk）不久也被捕（2007年病故）。1959年，躲藏在西柏林的政治領袖班德拉也被蘇聯特工斯塔申斯基用毒霧槍刺殺。在不斷遭受重大損失之後，烏克蘭起義軍的有組織抵抗才逐漸消失。
在蘇聯統治時期，烏克蘭起義軍一直被視為禁忌話題，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後才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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