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普通筆記本，因著主人的不平凡，而具有不凡的意義。
這是畫家梁丹丰的筆記本。
梁丹丰是我的水墨畫師父，但我不太常提起。原因說來慚愧，主要是我完全沒有繪畫天分，說自己是梁師父的學生，實有辱師門，丟師父的臉。不過，也不能說伊不是我師父，畢竟每個禮拜天我都乖乖到畫室跟師父學畫，賴是賴不掉的。但仍請親戚五十，朋友一百，別誤以為我會畫水墨，真畫不好的。
2015年5月3日，梁師父拿出筆記本，對畫室同學解說她旅行時如何藉助筆記，完成其畫作和散文創作。梁師父說伊有四十幾本這種筆記本，用它們出版了六十幾本畫冊和散文集。
1948年，梁丹丰第一次拿起畫筆，央求父親教她畫畫。父親丟了兩片葉子給她，要她自己想辦法畫。1948年的杭州，已然一脈戰亂景象，她在家裡用零碎紙頭，摸索探問，獨自努力學習，用她敏銳的觀察力，畫下眼眸所見的世界。雖然其間曾短暫進入杭州藝專習畫，但大部分時候她只是一個人默默地畫著。
1974年，39歲的梁丹丰應美國聖若望大學之邀，前赴該校亞洲中心展出作品，開啟她的環球初旅。這次的旅行途經法、義、奧、西班牙、瑞士、希臘，歷時四月返臺，從此啟動她行腳天涯的藝術之旅。
自1974年第一次出國以來，梁丹丰的足跡走遍世界各地。從酷熱的沙漠，到冰天雪地的北極，孤蓬萬里，踏過冰封的北國，苦熱的撒哈拉沙漠，南美印加古文明、歐亞絲路；走過中國大地、行遊臺灣山顛水湄。旅行豐盈了她的視野，也開拓了她的藝術世界。「每一幅畫都是一個生命的故事。」對她而言，旅途中的風景不只是風景，而是生命的感動。
1990年代以後臺灣風行的自助旅行，梁師父可以說是早期的開路先鋒。從1974年孤蓬初征算起，到2005年的梵諦岡之行，三十年間，腳踏過的土地，豈止千里萬里；所完成的寫生、草稿、畫作，難以數計。如此豐富的旅途，如此巨量的畫作，實令人嘆為觀止。大部分時候，她都是一個人旅行，背著畫袋和簡單的行囊，走過一個個國家；山之顛，水之湄，旅行豐富了她的生命；天之涯，地之角，自然造化啟發了她的創作靈感。
認識梁師父三十六年了，1979年夏天，就讀東海大學歷史系二年級的我，是個文青小芭樂。將升三年級的暑假，替系刊做梁師父訪談，小文青當然寫不出啥名堂，梁師父卻認真回應我的訪談。而跟師父學畫才是近兩年的事兒，2012年春天，梁師父希望我能替她的水墨畫集寫一篇小導論。在討論畫作過程中，我順口問如果想學水墨畫，是跟她女兒還是跟她，師父說當然跟她，於是那年夏天我成為師父門下最笨的徒弟。
我常跟學生說，截斷網路，離開資料，到樹下去寫學期報告，但大部分學生是不聽我話的。所以，從大學部到研究所，學生的報告常常是一段史料，幾句連接詞，再接一段史料；而許多材料又是網路上抓的，恐怕連學生自己都沒興趣看，當老師的亦唯徒呼負負。我要學生每日手寫五百字，期末總平均加十分，學生亦是興趣缺缺。有些學生修課時勉強寫了，修完課直接拋到九霄雲外，亦是徒勞無功。我想起死在納粹獄中的法國年學派開山祖師爺布洛克(Marc Bloch)，其獄中遺稿《史家的技藝》，就是在沒有任何材料下徒手寫成的。曉暢的文字，深邃的思想，曾經影響了多少歷史工作者與歷史學徒。可是今日的史學論著，卻常常材料多於論述，口水多過茶，我們寫著連自己都沒有興趣閱讀的所謂學術論著。
我自己是習慣做筆記的，隨身帶本小冊子，二十五開，內頁是稿紙形式，每行20字，每頁7行。背著雙肩背包或帆布書包，包包裡放著筆記本和鋼筆，方便隨時可以做點筆記，而我做筆記的習慣主要受陳寅恪影響。
1988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召開「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研討會」。季羨林教授在報告中，說明他正在整理陳先生的學習筆記本。根據季羨林先生的報告，在這些筆記本中包含了十幾種語言、數學、金瓶梅、法華經、天台梵文、佛陀行贊等，內容異常豐富。季羨林教授在報告中提到陳寅恪先生「蓄之於內者多，而用之於外者少」，從學習筆記本來看，其學習範圍是非常廣泛的。
比起陳寅洛和梁師父的筆記本，我的筆記實乏善可陳。一位乞食講堂的魯蛇教授，筆記裡無非眼見耳聞，閱讀筆記，或者平日所思所想，當不得事的。想到梁師父走過山河大地，行腳天涯逾三十載，用畫筆譜寫生命的樂章。非僅有畫家之眼，且具文學之筆，在彩繪影像的同時，也用筆寫下旅途中的見聞和感懷，使其旅行常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引領讀者走進她的世界。
梁師父創作的奧秘，悉來自這四十幾本其貌不揚，內容豐富的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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