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7日 星期四

史景遷和美國漢學 (鄭培凱)


史景遷的絕大多數作品,台灣都有譯本。幾年前訪問過台灣。我以後在發表意見:譬如說"康熙"一書,他在書中明說受法語作家名著 (待查)的啟發。

鄭培凱丨史景遷和美國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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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書評:讀過史景遷的書,都想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您是史景遷的第一個博士生,能跟我們談談您的這位導師嗎?
為美國著名的中國史專家,史景遷以“說故事”的傳統歷史方法在中國讀書界擁有極大的影響和聲望。香港城市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早年在耶魯大學師從史景遷攻讀博士學位,近期又主編了“史景遷作品”系列。近日適逢鄭教授訪滬,對我們談起了他的導師和多少與史景遷有點格格不入的美國漢學界。

鄭培凱:史景遷人很好,他最好的一點是,他會問我到底喜歡做什麼。我說我自己還摸索不清楚,興趣也蠻多。他說那這樣吧,你自己去讀書吧,我可以教你怎麼組織你掌握的資料。他有時候會說,那段歷史我也不熟。這個態度我以前在中國沒有見到過。中國的老師不會跟你說,這個東西我不是很清楚,你自己去讀,回來我幫你整理整理你的思路。

他說我絕對可以幫你把你的英文寫好。這個對我幫助很大。我寫學期報告還有其他文章,他都幫我改,就跟我中學的時候,老師給我改作文一樣。他改的呢,很有趣。我覺得我講得已經蠻順啦,可他用字就不同。我印像很深的有一個,我講到當時社會上有一些流動的人,在不同時期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他幫我改了一下,說有一些人“sporadically employed”。我對這個印像很深,這兩個單詞是說有些人“斷斷續續地不同地工作著”。師姐韓書瑞也幫我看,看到這句,說:“哎,這個是不是史景遷幫你改的?”她知道我那時寫不出這樣的詞語來。這個很有趣。

我在耶魯讀了四年之後,因為興趣廣,還沒做完博士論文,史景遷就幫我申請到兩年的耶魯最高的榮譽獎學金,所以我總共有六年的獎學金。而且還說,你可以回中國大陸做考察,經費全部提供。這個機會其實也改變了我一生的發展。我是1976年夏天,“文革”還沒結束,以及1978年夏天,由耶魯獎學金資助,兩次來大陸做學術考察,這個經歷對我影響很大。

我覺得史景遷教人的方式,應該是因人而異,因為我知道有些師弟最後沒拿到學位。他對學生其實很關注。而且他很聰明,史景遷的聰明是沒有話講的。我覺得他教學上是非常好。他認為學生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主意,弄清楚自己想要研究的方向。他主要是在教學上相當照顧學生,為他們提供一個很好的學習環境。

他也把學生當作朋友。最後兩年我其實不住在耶魯,住在郊外;那時他讓我叫他Jonathan就行了。我覺得這對我們中國人來講也有很重要的啟發意義,那就是老師拿學生當朋友,他覺得你有獨立性,他也不希望你繼承衣缽,也不希望你說是他的家派,這跟我們中國老師很不一樣。其實講起來,美國漢學界,其實也不止是漢學界,就是整個學界,人文學界,它是這麼一個氣氛,也不只是他一個老師是這樣,大多數都是這樣。 

上海書評:有人批評史景遷的著作裡有一些對文言文的誤解。史景遷的中文水平怎麼樣?

鄭培凱:他是懂很多門外語的。比如說他在做利瑪竇的時候,就比較得心應手,因為他歐洲的語言基本都會。我記得當時他看意大利文的材料,還有很多法文的,他各種語言都掌握得非常的好。這在他後來寫《王氏之死》時我也發現了。寫《王氏之死》,他看蒲松齡的著作,讀中文材料,同時他也看法文的翻譯和意大利文的翻譯。所以你現在發現,他其實在用原始資料的時候,不止是靠自己讀中文,也參照各種歐洲語文譯本。你當然可以說,我中文好就行。我覺得很難說,因為每一個翻譯家他都好好地讀過原文,在轉譯的過程中把它重新詮釋了,希望能夠進入到一個現代的語境。他參考了不同語言的翻譯,還有原文在手。

他中文很不錯的,文言文也能看。其實真的給他打下根底的老師,是房兆楹和杜聯喆這對夫婦學者。他們是非常有學問的,可是在美國始終都沒有進入學院教書,因為美國學校位子很少,尤其早期。胡適介紹他們給國會圖書館,做《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史景遷的中文底子,是這兩位學者,特別是房兆楹幫著打下的。史景遷這個名字就是房兆楹給他取的嘛。有許多漢學家謠傳史景遷不會中文。我知道他會中文的,他會看的,有時候會問一下。他也會講,講得不是太好。有個笑話,是真事。1980年,錢鍾書隨中國社會科學代表團到美國訪問,到了耶魯,要見史景遷。他們兩個相會,都是才子型的嘛,這怎麼辦呢?兩人見面,用什麼語言對話呢?中文還是英文?最後講的是法文。 

上海書評:聽說錢鍾書曾說過史景遷是“失敗的小說家”?

鄭培凱:這個說法,我們聽說過,傳聞的,是有可能的,說他是“failed novelist”。可是問錢鍾書,他說沒有。錢鍾書那個嘴是……後來楊絳不是一直幫他掃清這些東西嗎?

上海書評:史景遷的文筆好是大家公認的,他的作品之所以好看和暢銷,也在於有很多想像出來的細節。

鄭培凱:我覺得他寫的方法非常有趣,因為他的確是有許多歷史的想像。這個歷史的想像並不是中國傳統固有的,它來自一種對人類文化的深刻了解。史景遷對歐洲的整個文化傳統有很深刻的認識,他的西洋文學、西洋文化底子非常深厚,所以他有一種敏感度,他看中國的東西,他對中國人的一種歷史的同情,比別人多,比別的所謂的漢學家要多。

我覺得他最深厚的東西,其實是他對西方的了解,所以他在了解中國的時候,充滿了一種歷史的同情。史景遷在做歷史研究的時候,他就會進入那段歷史的情景。你要了解歷史,歷史到底是什麼東西?歷史的確是過去的客觀,然而,你現在沒有辦法回到過去的客觀。那是千千萬萬的人生活在裡頭的客觀真實,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每一個人的生活經歷。你知道當時每一個人在想什麼,每一個人在做什麼,那一場戰爭每一刀砍在哪裡,你可能知道嗎?這不可能的嘛。所以呢,你掌握所有的資料,這些資料還是斷斷裂裂的,那你怎麼樣把它整合起來?這還是要有一定的想像的,可是你所有的想像都是要建築在你所知道的可靠的史料上。史景遷的作品大概是這樣寫出來的。

他有一本著作叫做《天安門》,很多人誤會這本書說的是那個事件,其實不是的。他認為天安門很重要,從清朝就重要,是一個中國近代史的象徵。書中主要講三個人:康有為,魯迅,丁玲。史景遷借助由這三個人延伸出來的所有歷史事件,呈現出當時的社會思潮、人物性格,還有他們的歷史處境,歷史環境的大變動,這是很有意思的。他的基本看法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遭遇,遭遇是他們個人的生活,而出現這些遭遇的環境就是歷史。所以從這裡頭又發現了近代中國歷史文化的變動,又回到對每一個人的關注與重視,由此展現活生生的歷史。我們中國的歷史研究,到了二十世紀,開始學西方的歷史的時候,有個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學了一套客觀的歷史,然後經常講到歷史的潮流,經常把具體的、活生生的個人抹殺掉,對個人遭遇和心境的認識比較欠缺。

他第一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就是《康熙與曹寅》,其實寫得蠻好,用比較傳統的史學的寫法,用檔案哪,用文獻哪。那本書耶魯大學出版社覺得不錯,後來就出版了,賣了二十年,第一版都沒賣光。後來史景遷成名 ​​了,都賣掉了,而且不但如此,後來還加印。我覺得這個現像也很有意思。有些人讀書也怪,明明這本是好書嘛,他不讀,一定要作者後來享了大名了以後才讀。我知道最典型的例子是高行健。高行健的《靈山》在台灣出,十年賣了五十九本。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一個禮拜賣了五萬本。

其實史景遷在學習他的本文化,也就是歐洲文化的過程當中,老早就碰到很多跟中國有關的一些討論,這可以從他的第二部作品中看出來。那本書叫《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是比較好看、比較通俗的。雖然用的資料大體上都是第二手的,可是他研究了從明末一直到新中國這個歷史階段在華的外國專家、外國顧問、傳教士等等。他後來寫了幾本書是跟這個主題有關的,​​他也會再回到西方找材料,比如說《胡若望的疑問》,相關的資料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梵蒂岡都有。這本書的寫法就有點像寫《王氏之死》。《大汗之國》等於說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西方怎麼看中國,他也寫得蠻有意思。

他一部一部地這樣寫,後期比較重要的作品是本教科書《追尋現代中國》,這本書到今天仍是在美國學中國近代史最主要的一本教科書。這本書出版後很快就成為暢銷書,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一本教科書,居然可以變成暢銷書,在美國普通書店都有得賣。

上海書評:美國漢學界和學術界對史景遷的評價如何?

鄭培凱:他的《康熙》出版後,一般的評論認為很好,史學界評論也認為很好。但那些漢學家就覺得,哪裡有這樣寫歷史的?也不是所有漢學家都批評,但的確有些人覺得他另闢蹊徑,假冒康熙,端起架子說英文。漢學界總覺得,這個史景遷走的路子,不是我們搞漢學傳統的方式。等到他寫《王氏之死》的時候,就有一些人嘰嘰喳喳的了:“做夢嘛,亂想的,這個東西跟客觀歷史不相干的啦。”這種批評是有的。史景遷後來按照他的路子再繼續寫下去,每本書都開始暢銷了,這時候就有人不滿了。你寫的是學術著作嘛,居然暢銷了;我們皓首窮經的漢學研究著作卻沒人看。特別是寫到《天安門》,大家也不是批評這本書寫得不好,就是說它太暢銷。

我覺得漢學界在過去的美國,是非常邊緣的,就好像在我們中國,你研究非洲史,或者是阿拉伯史的,應該是非常邊緣的。因為美國最主要是,自己有個美國史,美國史之外,是以歐洲史為主,歐洲的上古史啊、希臘、羅馬啊這些,有研究中古史的,也有研究歐洲思想史或是社會發展史的,然後有國別史,英國、德國、法國……中國是一個國別史,大概是這樣一個狀況。

當漢學本身是邊緣的時候,它自己有一個系統,這個系統比較傳統。史景遷的整個路數呢,他從來沒有限於傳統的漢學圈子,他就是研究歷史,只不過具體的研究領域是近代中國的歷史。所以他寫書的對象呢,不是寫給漢學研究領域的漢學家看的,他是寫給對歷史有興趣的,還有各種領域的歷史家看的,因為他們希望了解中國的歷史。

講到漢學界是蠻麻煩的。漢學界最主要的有一批人是研究與講授中國語文的,這些人總是覺得,可能史景遷中文底子不夠好。當然,我相信史景遷沒有他們的中文底子好,這個我相信。可是在歐美歷史界,他一直都受到大家的認可與尊重,他做過美國歷史學會的主席,也就是整個歷史學界的領袖。這可能也反映了一些有趣的現象,因為他真正活躍的學術圈是歷史界,而不是所謂的漢學界。現在在美國很少聽到對他的批評,傳統的漢學界也接受他,因為他的著 ​​作變成教科書了。教中國近代史,總會選用他的書,甚至有些人教中國近現代文學的,也用他的書,因為他寫過魯迅、丁玲,以及近現代作家的生活環境。可是,他基本上還是個歷史家,當然因為是研究中國,所以也被人稱作漢學家,然而絕對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漢學家。

在美國,整體的知識圈與文化圈都對他很尊敬,像《紐約書評》經常請他做撰稿人,那在美國差不多算是知識分子最重要的一份刊物了。《紐約時報·書評周刊》也請他。他這個人,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很隨和,寫歷史也像講故事。他的東西寫得很暢銷啊,一般人都可以看,可他基本還是很嚴謹很紮實的,因為他是個歷史家,受過嚴格的歷史訓練。他的訓練是這樣,他會運用想像,彌補歷史的縫隙,可是他每一個想像的出發點,都會告訴你,這個想像怎麼來的,都有依據的,不會隨便亂想,因為歷史不是虛構的故事,他不是做文學創作。特別可以注意,看他如何批評有些胡亂想像的書,他的批評很嚴厲。比如有兩本書,一本是《黃金之城》,一本是《1421》。像這種時候,他謹慎當中還蠻決斷的,“根本是胡說”,他就敢這樣講。他經常在學術界跟文化界擔任一個知識人、文化人的本分功能,讓他的知識以及對中國歷史的理解,與人家共享。

他的學術地位嘛,我想可以這樣定:他作為一個歷史家,把一些涉及中國歷史學的研究探索重新提出來,以明暢的文字敘述清楚,探討近代中國的歷程該如何認識。其實是把歷史哲學也探討的一些重要的議題,都重新提出來,然後通過歷史敘述來實踐。他實踐的本身,就是一部部歷史作品,都呈現出具體人物所經歷的歷史氛圍。你可以看到,他的著作是歷史寫作很好的典範。有人批評他偶爾會誤讀了中文材料,我看也難免,人非聖賢,不是說什麼都百分之百對的。他處理的歷史題材,一般都通過具體的個人或事件,涉及如何理解中國傳統的歷史環境,而比較不太進行特定的專題探索。他也會爬梳史料,找出過去史家不太注意的材料,但總是為了說清楚具體歷史事件發展的關鍵,而不是專為了從事歷史考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史景遷影響了西方對近代中國的認識,這方面他有很大的貢獻。他的貢獻,跟早期,比如林語堂、賽珍珠他們,有一點不同。他基本上還是個學者,他講的東西,是從研究的角度,或者把學界的東西呈現出來,讓大家理解中國以及中國所經歷的變動。他的文化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這個很重要。不講別的,現在我們在英美教中國近代史,最基本的教科書就是用他的。以前我們用費正清的。費正清那本寫得很枯燥,文字不如史景遷的流暢活潑。至少,他們的書作為教科書,基本史實都可靠,你假如找出毛病來,也是你的一個成就。當這樣的書大家都讀,而且都覺得可靠,這就是重要的知識來源,會影響整個西方對中國的認識與態度。1980年以後,美國人、西方人想要了解中國,一個很主要的來源,就是看史景遷寫的書。

來源:《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1年4月10日
作者: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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