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7日 星期二

黃春明(2):糖漿店與電器行」的店員。用自己的腳走遍自己的家鄉;齊邦媛大力推薦〈魚〉、鍾楚紅 (Cherie Chung)、

【春明的話】
民國41年,我獨自來台北討生活,在當時最熱鬧的「第一劇場」周邊,沿著延平北路二段、保安街找工作,我就一家、一家店面走進去問,有沒有需要人的?
走完整條商店街,都沒有老闆要用我。於是我又轉進兩側延伸的巷弄裡,向那些沒有招牌門面的商家詢問。最後找到一家店,這家店沒有招牌也沒有陳列商品,裡面分成兩半,一側靠牆擺著一條長桌,上面堆滿了要修理的電器,有電晶管的音響,也有電風扇。另一側則是陳列著許多玻璃瓶,裝滿了五顏六色的糖漿,是店家煮來要賣給冰店的。
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糖漿店與電器行」的店員。
那間店,店堂門上著4塊木板,要開店時,我就把它們卸下,用腳踏車的內胎綁在一起靠在騎樓邊。
在那間店,我要製作糖漿,用一個兩手環抱那麼大的鍋子把糖漿煮稠了,將香料、顏料倒進大鍋裡用一個大杓攪動,調勻後,再把糖漿灌進一支支玻璃瓶裡。
那些玻璃瓶都是老闆向「酒干倘賣無」的商人買來的,我也要去負責洗那些瓶子。我每次洗完那些瓶子,就覺得兩隻手好癢好癢,不知道那些瓶子本來是裝什麼的啊!
我洗完後,灌完糖漿,再一瓶瓶地貼上標籤。
不煮糖漿不洗瓶子的時候,我是電器行學徒,出門收人家壞掉的電風扇來修理。
那時候,台北市民樂街,到寧夏路一帶,有很多的妓女戶,妓女戶是「修電扇」業者的大客戶。他們都是一個長房間隔成一小間一小間的,沒有窗戶,只有頂上裝著一台電風扇,所以很悶熱,電風扇就整天開著,很容易壞。
妓女在妓女戶裡走動穿的都很清涼,我去收電風扇時,總是面紅耳赤,羞得抬不起頭來。所以我很快地這個區域小有名聲,妓女們都喚我:「紅面仔。」
有一天,我又在那幾條巷子裡穿梭著,從那一間間小小的木板隔間裡,扛著壞掉的電風扇走出來。眉毛滴著汗,水淋淋地看到一個妓女坐在巷子口的刨冰攤,正大口大口吃著一盤五顏六色的冰。
「唉啊!那不是我煮的糖漿嗎?」我急起來,看到自己親手製作的糖漿一瓶瓶站在攤上,兩隻手臂都發癢了,顧不得肩膀上還扛著電風扇,趕緊站到妓女的面前,拼命地對妓女擠眼睛,示意她別吃了。
後來啊,她加緊吃啊,在我面前快快地吃光一盤冰。
我到現在還是不吃刨冰啊!

【春明的話】
現代人已經習慣用錢思考,凡事都講求速度方便,越來越懶惰。以前台北到宜蘭有三條路:濱海、北宜跟火車。如果走濱海的話,可以慢慢晃過一個接一個的漁村;走北宜的話,每轉一個彎,都有不同的小村落,每個村落都跟社會、跟馬路有很綿密的關係。
現在,直接從台北隧道一穿,就到宜蘭;從宜蘭一穿,就到台北,久了之後,人節省了時間,卻少掉了很多該認識的東西。
我有一次跟一位生物系的教授去中央山脈調查山椒魚的生活史,出錢贊助這項計畫的人,要求要跟著上山,他們都是律師、醫師、議員等等有身份地位的人,約七、八個人。登山不是遊山玩水,是有危險性的,我們請了三位原住民朋友來幫忙挑東西、開路。後來我們迷路了,我們只好在山上多留一天,等原住民朋友分頭去找路。這時,這些本來在城市裡看起來很了不起的人,在山上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當時如果沒有原住民朋友回來帶路,一定會發生危及生命的事。
所以說,生活就是教育,原住民就算不識字,也能在山上險惡的環境裡生活得很好。
現在學童大概很少走路上學。我以前從家裡到學校,沿路就要經過棉被店、作紙錢的、作掃把的、賣豬肉的、打鐵的店。這些地方,光是聽聲音就很精彩,像打鐵店敲打鐵砧和風櫃的聲音,聽起來很美妙。
我小時候,每個小孩都有自己的陀螺,所以就認得好幾種樹,這是樟樹、那是烏、相思樹等等。我們知道要找哪一種木材,陀螺才會轉得又穩又久。我們跟你們最大的不一樣,就是我們是用腳在讀地理,用自己的腳走遍自己的家鄉,認識家鄉的很多事物和人。

【關於春明】齊邦媛談〈魚〉
我當初(一九七二年)萬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書組,被區萬里先生稱為「苦海」的挑戰,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國立編譯館最有意義的工作成果之一。為達到改編的理想,恢復國文課本應有的尊嚴,讓每一個正在成長學生的心靈得到陶冶與啟發,在那個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僅要步步穩妥,還需要各階層的支持。
在政治高階層,我們必須尋求一些保護。我曾以晚輩的身份,拿著新舊國文課本目錄拜望早年教育部長陳立夫、黃季陸;也以學生身份去看望武漢大學第一任校長王世杰,希望他們在輿論風暴之前,能對我們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為他們自己是文人從政,對文學教育和學術尊嚴也有理想。我尤其記得黃季陸先生,對我侃侃而談民國以來,國民教育的種種利弊得失,他很贊成政治退出語文教材,一談竟是兩小時,還說歡迎我以後再去談談我們編寫的進展。可惜不久他即病逝,我未能再聆聽教益。老國民黨有不少被歷史定位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穩定社會中以書生報國之心從政,卻生不逢辰,生在政爭的中國。
在編審委員會中,我最需要資深委員的支持,當時代表編譯館最資深的編審者是洪為溥先生。我初到館時,他對這個外文系的女子敢來作人文社會組主任頗感懷疑,甚至反感。經過幾次懇談後,對我漸漸轉為支持。討論第三冊篇目時,我大力推薦黃春明〈魚〉。沒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過,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開會,能不能讓這個案子復活,再討論一次?」
屈先生說:「還討論什麼呢?投票也通不過。」
我說:「我為它跑票。」
我第一個去跑的就是反對最激烈的洪為溥先生。他的辦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間,窗外都對著舟山路台大校牆外一棵高大豐茂的台灣欒樹,太陽照在它黃花落後初結的一簇簇粉紅色果子上,美麗中充滿自信。他說:「這篇文章講小孩子騎腳踏車,在山路上將買給爺爺的魚掉了,回到家反反覆覆不斷地喊,我真的買魚回來了!相當無聊,怎麼講呢?」
我想起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一本語文教學書,讀到一位中學老師寫他教初中課本選了莎士比亞《馬克白》(Shakespeare's Macbeth)一段: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Creeps on it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天又一天在這碎步中爬行,
直到註定時刻的最後一秒。
這位中學老師問學生:「為什麼連用三次『明天』?」學生的回答形形色色,但是多半抓住一點:活得很長,會有許多明天。老師聽完後說:「你們想著,那麼多明天可以去騎馬、打獵、釣魚,馬克白因為今天和昨天做了太多惡事,所以他的許多『明天』是漫長難捱。」用一個簡單的字,一再重複,它所創造的意境,老師大有可講之處。就像〈魚〉,小孩不斷重複「我真的買魚回來了」,也有令人玩味低迴之處。
下一次開會時,屈先生果然將上次未通過的幾課提出再討論,洪先生突然站起來說:「我們的學生百分之八十在鄉鎮,對〈魚〉中祖父和孫子之間的感情應是很熟悉,這樣樸實的情景會讓他們感到親切。」第二次投票通過,我記得自己感動得熱淚盈眶……。

按:
本文摘自《巨流河》,齊邦媛著,標題為板主自擬。





百果樹紅磚屋的最美麗風景:「黃爺爺說故事」






還有 8 張
水月草新增了 12 張相片。
遇見歡喜~
我在轉角遇見幸福,因為聽見黃爺爺說故事,黃爺爺只要碰到小朋友,自己也瞬間變成小頑童,瞧他沉浸在故事氛圍裡,一邊享受故事帶來的快樂,一邊又把這歡樂散播給大小聽眾,難怪人人都愛聽黃爺爺說故事。
昨天下午的這場故事聚會,插曲之一是香港傳媒來訪,黃春明老師為行銷百果樹紅磚屋,可真是盡心盡力,多麼讓人佩服啊!

支持黃春明

【春明的話】

教育的寬容,讓像我這樣有一點點才氣的人,才不至於被犧牲掉了。

像我這樣一個當初被退學的學生,到八十歲還能受到母校肯定、獲頒發榮譽博士ˋ,好像在作夢。我曾先後被羅東中學、頭城中學退學,當時家鄉的人告誡小孩:不要像黃春明那麼壞。後來我考上省立台北師範學校,鄰人教訓孩子卻說:你再怎麼壞,都沒黃春明那麼壞,他都能考上師範。
我到了台北師範,曠課、打架樣樣來,最後遭退學,結果不敢回老家。想到時任台灣省教育廳長的陳雪屏演講說教育要有愛和耐心,便鼓起勇氣寫信把自己「吹牛」一番,懇求給他一次機會。陳雪屏受到感動,協助我轉到省立台南師範學校。
但二年後,我又被退學,我又寫了24頁的自傳向校長懇求。校長雖表示未必相信他寫的內容,但仍幫他寫信推薦到省立屏東師範學校,這次終於讀到畢業。
我在屏東師範還是犯了很多錯,幸虧學校包容,讓他「連滾帶爬」終於畢業。當初屏東師範校長打趣說:「屏東再下去,就是巴士海峽了,沒有其他學校了」,叮囑我不要再犯錯。
儘管我是問題學生,校長仍邀請我到自家吃飯、待我如家人,讓我相當感動。






鍾楚紅-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s://zh.wikipedia.org/zh-tw/鍾楚紅

鍾楚紅(英語:Cherie Chung,1960年2月16日-)香港知名女演員。於1984年及1987年兩度榮獲亞太影展最佳女主角殊榮。在台灣首支佳麗寶等廣告大受歡迎,自然不 ...

【春明的話】鍾楚紅

《人間雜誌》創刊前,我和大頭(陳映真)說:雜誌不能太灰,稍微綜合一下會比較好。所以建議雜誌訪問鍾楚紅。那時大頭還問我:「這個人是誰?」
一直以來鍾楚紅形象都很好,那時候她本來要拍〈莎喲娜啦.再見〉改編的電影,後來不是她。
後來大頭與我一起去飯店和她見面,做了一段訪問。

按:
該訪問刊登於《人間雜誌》第一期,內文鍾楚紅被問到喜歡的小說家:
「是他的(睜眼,指著黃春明)。他寫的,是一般人沒有寫的。如此,他寫下層的,小的人物,說出他們的悲哀,他們生命裡獨特的力量與命運,為他們的不幸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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