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3日 星期二

黃春明(2):與尉天驄對談;糖漿店與電器行」的店員。用自己的腳走遍自己的家鄉;齊邦媛大力推薦〈魚〉、鍾楚紅 (Cherie Chung)、

支持黃春明
【春明的話】與尉天驄對談
問:當年尉天驄主編的《文學季刊》是黃春明第一個文學舞台,也是你們老友情誼的開始。還記得第一次見面的情況嗎?
尉天驄(以下簡稱尉):當然。那是文季創辦前一個多月,大家到姚一葦家中聚會。七等生說他有個朋友可以寫作、很有潛力。結果他帶了個土裡土氣的人來,那個人就是黃春明。
黃春明(以下簡稱黃):(笑)我會很土嗎?
尉:他見了面也不大說話,頭低低的,笨笨的樣子。劉大任就問,老七(七等生)說這個人很有寫作潛力,這像嗎?我說,我看不大像。後來大家聊開了,我們問黃春明,你在哪裡讀書?這一問不打緊,黃春明把他從小到大丟人的餿故事,哇啦哇啦地講出來了。從在宜蘭念到台北師範打架、被退學,到台南師範也退學,到了屏東師範。(指著黃春明)這傢伙可以當「台灣師範學院聯誼會會長」,念過那麼多家師範,哈哈。黃春明一講完,姚爺(姚一葦)說:「今天發現一個真正的作家,大家握握手。」我們就是這樣認識這個土蛋的。
黃:那時我很緊張,都是名作家。我是沒見過世面的鄉下人,只好頭低低的。其實我很活潑,只要一講到自己的東西,就可以講很多。
尉:我們認識沒多久就開始辦雜誌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文季出版。
問:當時你怎會辦《文學季刊》?
尉:我大三(一九五八年)曾經接辦《筆匯》(文化批評刊物),和陳映真、劉國松、許常惠這些人介紹新的文化思潮,後來《筆匯》停刊。隔了幾年,我姑母尉素秋說:「你們一群年輕人聚在一起聊天、寫作很好,再辦一個刊物吧。」她就標了個會,籌了五萬塊錢給我辦文季。姚一葦、陳映真、劉大任、七等生、剛進大學的小女生施叔青都加入了。那時我們很狂妄的,不想跟老作家合作,都自己找人,哈哈。
問:為什麼當時文季那批人都在明星咖啡屋出入?
黃:因為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我最感謝明星的老闆簡錦錐先生,他對文人、文學季刊非常包容;明星的廁所很乾淨,都是他自己掃的。我們常坐到關門,有時到外面走走,他也不會把你的東西收走。
尉:雜誌出版時,我還沒結婚,家裡地方很小,我和大頭(陳映真)就到明星來。那時明星三樓有一個大房間,還有一個長桌子,我們就霸占了,也沒掛什麼牌
子,就在那裡做事。
問:聽說黃春明的大兒子黃國珍出生時難產,生了十四小時,黃春明還大哭一場,覺得女性真偉大,寫出《看海的日子》?
黃:那時候我太太難產,我都說「小孩不要了」,沒想到就出生了,我就痛哭。我太太的媽媽和姊姊還以為是她死了,哈哈。
尉:我到醫院,春明的淚痕還沒乾呢。
黃:《看海的日子》,一出就廿版呢。那時台灣雖然窮,精神卻很富足,越是沒有物質的時代,越需要精神。我的作品裡台灣的影子最深刻,很具體化,海外留
學生一想到台灣,就能在我書中找到懷念。
那時是個理想主義的年代。知識分子都很苦悶,大學生也都很有企圖心。閱讀很認真,我們也都受到鼓勵。
尉:我們那時辦雜誌是嚴肅的,介紹現代思潮、文學、電影、藝術;現在社會愈來愈消費主義,文化、文學都變庸俗,對生命、對情愛都不再嚴肅了,作品也就沒有靈魂!
問:回想卅年前的鄉土文學論戰,兩人怎麼回看那段歷史?
尉:今年就是鄉土文學論戰卅周年,我回頭再看──映真不見得會同意我這個看法,那不是純粹的文學論戰,而是對當時戰後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學的一次 辯論,思考台灣的主體性,批評台灣對日本、美國的過度依賴;一幫從美國留學回來的人和美國大使館都對我們的鄉土文學作品很感冒。
黃:今天看起來,鄉土文學不能叫做失敗,而是整個社會生產的方式都改變了。許多人為了生活離開鄉村到了都市,沒有農業,換了生活,文學的內容也變了。
尉:他寫鄉土,卻不受鄉土所限。就像托爾斯泰的文學觀,主張「為人生而藝術」,我們關心的文學是要深入生活;文學在今天的台灣卻變成小眾。
黃:本土化絕對不能狹隘。宜蘭生產的「高接梨」,是用生命力很強、一點也不挑剔土壤的仙楂、鳥梨,和很高級的日本水梨接枝種起來。所有的文化都必須要融合。
問:當年黃春明曾被警總帶去訊問嗎?
黃:就是一輛黑色吉普車開到我家,兩個人把我帶走。問我跟陳映真(於一九六八年因左傾被警總收押)的關係,後來我寫了一分自白書交代清楚,他們就把我放出來了。
尉:他太太匆匆忙忙跑到我家,說:「春明被帶走了!」我到電信局,打長途電話到宜蘭給春明的爸爸。沒想到春明一下就放出來,還打電話跟我說,他要去看
電影了!
黃:我們家裡一有什麼事,連夫妻吵架都找他解決。我兒子國珍、國峻都是他的乾兒子。我失業時,常常小孩吃不飽,他要帶他們去他家吃飯,就說:「春明,我那小孩在你家住那麼多年,我要抱回去養囉。」還跟孩子說:「你是我兒子。」真可惡!
尉:哈哈,國珍小時候胖嘟嘟的,是個小胖子,還真跟我有點像。
王禎和走時,我是最後陪在他身邊的朋友;將來我走,春明也會是陪在我身邊的人。
問:幾年前黃國峻(黃春明次子)自殺之後沒幾天,尉天驄極親的姑母尉素秋也過世。你們哥兒倆如何安慰彼此?
黃:他的姑母九十六歲壽終正寢,是很福壽了。這和國峻是不一樣的,唉……
尉:很多話我們不碰。彼此拍拍肩膀,不多廢話,就了解了。我太太過世,他們也一直陪著我。
這兩年我不敢講黃春明,因為我知道,失去兒子,是世上最痛苦的事。但是我總期望春明,快點提筆,由自己痛苦中提煉出來的東西是接近宗教層次的。或許心裡的結解不開;可是我要說:面對它!
【春明的話】
民國41年,我獨自來台北討生活,在當時最熱鬧的「第一劇場」周邊,沿著延平北路二段、保安街找工作,我就一家、一家店面走進去問,有沒有需要人的?
走完整條商店街,都沒有老闆要用我。於是我又轉進兩側延伸的巷弄裡,向那些沒有招牌門面的商家詢問。最後找到一家店,這家店沒有招牌也沒有陳列商品,裡面分成兩半,一側靠牆擺著一條長桌,上面堆滿了要修理的電器,有電晶管的音響,也有電風扇。另一側則是陳列著許多玻璃瓶,裝滿了五顏六色的糖漿,是店家煮來要賣給冰店的。
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糖漿店與電器行」的店員。
那間店,店堂門上著4塊木板,要開店時,我就把它們卸下,用腳踏車的內胎綁在一起靠在騎樓邊。
在那間店,我要製作糖漿,用一個兩手環抱那麼大的鍋子把糖漿煮稠了,將香料、顏料倒進大鍋裡用一個大杓攪動,調勻後,再把糖漿灌進一支支玻璃瓶裡。
那些玻璃瓶都是老闆向「酒干倘賣無」的商人買來的,我也要去負責洗那些瓶子。我每次洗完那些瓶子,就覺得兩隻手好癢好癢,不知道那些瓶子本來是裝什麼的啊!
我洗完後,灌完糖漿,再一瓶瓶地貼上標籤。
不煮糖漿不洗瓶子的時候,我是電器行學徒,出門收人家壞掉的電風扇來修理。
那時候,台北市民樂街,到寧夏路一帶,有很多的妓女戶,妓女戶是「修電扇」業者的大客戶。他們都是一個長房間隔成一小間一小間的,沒有窗戶,只有頂上裝著一台電風扇,所以很悶熱,電風扇就整天開著,很容易壞。
妓女在妓女戶裡走動穿的都很清涼,我去收電風扇時,總是面紅耳赤,羞得抬不起頭來。所以我很快地這個區域小有名聲,妓女們都喚我:「紅面仔。」
有一天,我又在那幾條巷子裡穿梭著,從那一間間小小的木板隔間裡,扛著壞掉的電風扇走出來。眉毛滴著汗,水淋淋地看到一個妓女坐在巷子口的刨冰攤,正大口大口吃著一盤五顏六色的冰。
「唉啊!那不是我煮的糖漿嗎?」我急起來,看到自己親手製作的糖漿一瓶瓶站在攤上,兩隻手臂都發癢了,顧不得肩膀上還扛著電風扇,趕緊站到妓女的面前,拼命地對妓女擠眼睛,示意她別吃了。
後來啊,她加緊吃啊,在我面前快快地吃光一盤冰。
我到現在還是不吃刨冰啊!

【春明的話】
現代人已經習慣用錢思考,凡事都講求速度方便,越來越懶惰。以前台北到宜蘭有三條路:濱海、北宜跟火車。如果走濱海的話,可以慢慢晃過一個接一個的漁村;走北宜的話,每轉一個彎,都有不同的小村落,每個村落都跟社會、跟馬路有很綿密的關係。
現在,直接從台北隧道一穿,就到宜蘭;從宜蘭一穿,就到台北,久了之後,人節省了時間,卻少掉了很多該認識的東西。
我有一次跟一位生物系的教授去中央山脈調查山椒魚的生活史,出錢贊助這項計畫的人,要求要跟著上山,他們都是律師、醫師、議員等等有身份地位的人,約七、八個人。登山不是遊山玩水,是有危險性的,我們請了三位原住民朋友來幫忙挑東西、開路。後來我們迷路了,我們只好在山上多留一天,等原住民朋友分頭去找路。這時,這些本來在城市裡看起來很了不起的人,在山上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當時如果沒有原住民朋友回來帶路,一定會發生危及生命的事。
所以說,生活就是教育,原住民就算不識字,也能在山上險惡的環境裡生活得很好。
現在學童大概很少走路上學。我以前從家裡到學校,沿路就要經過棉被店、作紙錢的、作掃把的、賣豬肉的、打鐵的店。這些地方,光是聽聲音就很精彩,像打鐵店敲打鐵砧和風櫃的聲音,聽起來很美妙。
我小時候,每個小孩都有自己的陀螺,所以就認得好幾種樹,這是樟樹、那是烏、相思樹等等。我們知道要找哪一種木材,陀螺才會轉得又穩又久。我們跟你們最大的不一樣,就是我們是用腳在讀地理,用自己的腳走遍自己的家鄉,認識家鄉的很多事物和人。

【關於春明】齊邦媛談〈魚〉


我當初(一九七二年)萬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書組,被區萬里先生稱為「苦海」的挑戰,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國立編譯館最有意義的工作成果之一。為達到改編的理想,恢復國文課本應有的尊嚴,讓每一個正在成長學生的心靈得到陶冶與啟發,在那個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僅要步步穩妥,還需要各階層的支持。
在政治高階層,我們必須尋求一些保護。我曾以晚輩的身份,拿著新舊國文課本目錄拜望早年教育部長陳立夫、黃季陸;也以學生身份去看望武漢大學第一任校長王世杰,希望他們在輿論風暴之前,能對我們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為他們自己是文人從政,對文學教育和學術尊嚴也有理想。我尤其記得黃季陸先生,對我侃侃而談民國以來,國民教育的種種利弊得失,他很贊成政治退出語文教材,一談竟是兩小時,還說歡迎我以後再去談談我們編寫的進展。可惜不久他即病逝,我未能再聆聽教益。老國民黨有不少被歷史定位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穩定社會中以書生報國之心從政,卻生不逢辰,生在政爭的中國。
在編審委員會中,我最需要資深委員的支持,當時代表編譯館最資深的編審者是洪為溥先生。我初到館時,他對這個外文系的女子敢來作人文社會組主任頗感懷疑,甚至反感。經過幾次懇談後,對我漸漸轉為支持。討論第三冊篇目時,我大力推薦黃春明〈魚〉。沒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過,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開會,能不能讓這個案子復活,再討論一次?」
屈先生說:「還討論什麼呢?投票也通不過。」
我說:「我為它跑票。」
我第一個去跑的就是反對最激烈的洪為溥先生。他的辦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間,窗外都對著舟山路台大校牆外一棵高大豐茂的台灣欒樹,太陽照在它黃花落後初結的一簇簇粉紅色果子上,美麗中充滿自信。他說:「這篇文章講小孩子騎腳踏車,在山路上將買給爺爺的魚掉了,回到家反反覆覆不斷地喊,我真的買魚回來了!相當無聊,怎麼講呢?」
我想起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一本語文教學書,讀到一位中學老師寫他教初中課本選了莎士比亞《馬克白》(Shakespeare's Macbeth)一段: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Creeps on it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天又一天在這碎步中爬行,
直到註定時刻的最後一秒。
這位中學老師問學生:「為什麼連用三次『明天』?」學生的回答形形色色,但是多半抓住一點:活得很長,會有許多明天。老師聽完後說:「你們想著,那麼多明天可以去騎馬、打獵、釣魚,馬克白因為今天和昨天做了太多惡事,所以他的許多『明天』是漫長難捱。」用一個簡單的字,一再重複,它所創造的意境,老師大有可講之處。就像〈魚〉,小孩不斷重複「我真的買魚回來了」,也有令人玩味低迴之處。
下一次開會時,屈先生果然將上次未通過的幾課提出再討論,洪先生突然站起來說:「我們的學生百分之八十在鄉鎮,對〈魚〉中祖父和孫子之間的感情應是很熟悉,這樣樸實的情景會讓他們感到親切。」第二次投票通過,我記得自己感動得熱淚盈眶……。

按:
本文摘自《巨流河》,齊邦媛著,標題為板主自擬。





百果樹紅磚屋的最美麗風景:「黃爺爺說故事」


還有 8 張
水月草新增了 12 張相片。
遇見歡喜~
我在轉角遇見幸福,因為聽見黃爺爺說故事,黃爺爺只要碰到小朋友,自己也瞬間變成小頑童,瞧他沉浸在故事氛圍裡,一邊享受故事帶來的快樂,一邊又把這歡樂散播給大小聽眾,難怪人人都愛聽黃爺爺說故事。
昨天下午的這場故事聚會,插曲之一是香港傳媒來訪,黃春明老師為行銷百果樹紅磚屋,可真是盡心盡力,多麼讓人佩服啊!

支持黃春明

【春明的話】

教育的寬容,讓像我這樣有一點點才氣的人,才不至於被犧牲掉了。

像我這樣一個當初被退學的學生,到八十歲還能受到母校肯定、獲頒發榮譽博士ˋ,好像在作夢。我曾先後被羅東中學、頭城中學退學,當時家鄉的人告誡小孩:不要像黃春明那麼壞。後來我考上省立台北師範學校,鄰人教訓孩子卻說:你再怎麼壞,都沒黃春明那麼壞,他都能考上師範。

我到了台北師範,曠課、打架樣樣來,最後遭退學,結果不敢回老家。想到時任台灣省教育廳長的陳雪屏演講說教育要有愛和耐心,便鼓起勇氣寫信把自己「吹牛」一番,懇求給他一次機會。陳雪屏受到感動,協助我轉到省立台南師範學校。
但二年後,我又被退學,我又寫了24頁的自傳向校長懇求。校長雖表示未必相信他寫的內容,但仍幫他寫信推薦到省立屏東師範學校,這次終於讀到畢業。
我在屏東師範還是犯了很多錯,幸虧學校包容,讓他「連滾帶爬」終於畢業。當初屏東師範校長打趣說:「屏東再下去,就是巴士海峽了,沒有其他學校了」,叮囑我不要再犯錯。
儘管我是問題學生,校長仍邀請我到自家吃飯、待我如家人,讓我相當感動。






鍾楚紅-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s://zh.wikipedia.org/zh-tw/鍾楚紅

鍾楚紅(英語:Cherie Chung,1960年2月16日-)香港知名女演員。於1984年及1987年兩度榮獲亞太影展最佳女主角殊榮。在台灣首支佳麗寶等廣告大受歡迎,自然不 ...

【春明的話】鍾楚紅

《人間雜誌》創刊前,我和大頭(陳映真)說:雜誌不能太灰,稍微綜合一下會比較好。所以建議雜誌訪問鍾楚紅。那時大頭還問我:「這個人是誰?」
一直以來鍾楚紅形象都很好,那時候她本來要拍〈莎喲娜啦.再見〉改編的電影,後來不是她。
後來大頭與我一起去飯店和她見面,做了一段訪問。

按:
該訪問刊登於《人間雜誌》第一期,內文鍾楚紅被問到喜歡的小說家:
「是他的(睜眼,指著黃春明)。他寫的,是一般人沒有寫的。如此,他寫下層的,小的人物,說出他們的悲哀,他們生命裡獨特的力量與命運,為他們的不幸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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