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4日 星期一

【追書時報34】《金瓶梅詞話》; 《秋水堂論金瓶梅 》; 孫 述宇 《小說內外上卷》和《小說內外下卷》雖然《金瓶梅》很多時候讓人詬為淫猥,但卻是天才之作。足本《金瓶梅》英譯問世,詳盡呈現明代世情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Translated by David Tod Roy (1933-2016). 芮效衛說,「這本書對一個道德敗壞的社會進行了異常詳細的描述。」.

 


《金瓶梅詞話》; 《秋水堂論金瓶梅 》 。足本《金瓶梅》英譯問世,詳盡呈現明代世情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Translated by David Tod Roy (1933-2016). 芮效衛說,「這本書對一個道德敗壞的社會進行了異常詳細的描述。」.


金瓶梅》,也稱《金瓶梅詞話》,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白話世情小說。作者署名為明代蘭陵笑笑生。蘭陵笑笑生是個筆名,真正作者遂不得而知,不過最盛行的說法是「後七子」領袖王世貞。 但也有許多人持不同的意見,一般認為可以推測出的:一,作者是嘉靖時代的文人,因為作品中出現文人的語氣。二,補作吳語,作者應該是北方人。三,袁宏道的 《觴政》成於萬曆三十四年以前,而沈德符《野獲編》說:「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外典,余恨未得見。」,可知《金瓶梅》的成書,是在 嘉靖末年到萬曆中期。[1]

小說從《水滸傳》中引出,根據《水滸傳》中西門慶勾引潘金蓮,殺武大郎,最後被武松所殺的情節展開,略加改動,描寫了西門慶從發跡到淫亂而死的故事。

《金瓶梅》的書名從小說中西門慶的三個妾和寵婢潘蓮、李兒、龐春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也有人認為,實際上有更深一層涵義,即「金」代表金錢,「瓶」代表,「梅」代表女色。

By EDWARD WONG BEIJING — Sex in China has a long and varied history, as evidenced by accounts of carnal excess in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a Ming-era ...

WWW

 書介:《小說內 外》上卷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0-03-01] 我要評論(0放大圖片

圖文:草 草

作者:孫述宇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定價:港幣80元

 牛津大學出版社一連出版了孫述宇教授的兩本新著──《小說內外上卷》和《小說內外下卷》。上、下兩 卷的自選集,包括了上卷對《金瓶梅》、《水滸傳》及《紅樓夢》內的精細分析,以及下卷對母語教學及英語學習等的討論。作者透過《小說內外上卷》,記下他閱 讀中國舊文學時的驚訝和欣喜,分章討論了三本經典舊小說。作者認為雖然《金瓶梅》很多時候讓人詬為淫猥,但卻是天才之作;亦分析了《水滸傳》的來歷、心態 和藝術,而短文〈紅樓夢的傳統藝術感性〉則探討了讀者會怎樣欣賞這本小說,還追尋《紅樓夢》的精神和藝術世系。


小說內外(下卷)


本書下卷所收些文字分為三部份,我檢討過去我國學生學習英語的歷史,指出教授的方法,不論教師是英美抑或華人,從來都沒有與學生的母語教育配合; 此外,我還認為以往我國學校裡教英語,在損害母語教育之餘,教得太膚淺,只是在應用和模仿洋人的層次上活動,不給學生更深入的認識。我們的大學和研究所, 以及訓練師資的機構,都撇開古英文和拉丁,也不重視英語形音和文法的演變。在這些方面,我們遠比不上歐美和日本的學校。我在美國留學時修習過相關科目,深 知這些知識對透徹瞭解英語的重要。我的立場是,鑑於英文是當今世上最有用處的語文,把它學好總是上算,專業英國語言文學的人尤當懂得深入;然而我們萬不可 為了學習英語就損害學生母語的培育,不可聽任英文在中國學校裡篡奪中文的至尊地位。

作者簡介

孫 述宇

  一九三四年出生廣州,原籍中山。在中國大陸時主修自然科學,來香港後轉入文科,畢業於新亞書院外文系,繼在美國耶魯大學得 英國文學博士學位。終生教學,長期授課於香港中文大學,亦曾到美國及台灣任教。學術興趣,中文方面以舊小說為主;英文方面,近年多用心在介紹古代英語,以 及英語的來源與演變。



WWW



秋水堂論金瓶梅
On the golden lotus
作者: 田曉菲 新功能介紹
出版社:三聯 新功能介紹
出版日期:2020/05/01


內容簡介

  *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文學教授田曉菲逐章詳解千古奇書《金瓶梅》,細緻體察作者的曲筆深心。

  *對此書流傳的兩大版本——詞話本,繡像本進行了頗具新意的對比,行文不求高談闊論,但求字字有情,對於普通讀者來說,亦是一本極好的入門導讀。

  *收入20幅清代《金瓶梅》精美插圖,來自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珍貴館藏清代《金瓶梅》插圖冊。

名人推薦

  “秋水的論《金瓶梅》,要我們讀者看到繡像本的慈悲。”——哈佛大學詹姆斯∙柯南∙布萊德榮休講座教授 宇文所安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田曉菲


  筆名宇文秋水,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文學教授。著有《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獲2006年度「Choice優秀學術著作獎」)、《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神遊: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行旅寫作》、《赤壁之戟:建安與三國》以及《赭城》、《留白》、《「薩福」:一個歐美文學傳統的生成》等。中英文譯著包括《後現代主義與大眾文化》、《微蟲世界:一部太平天國回憶錄》(獲2016年美國亞洲研究協會首屆「韓南翻譯獎」)等。參與撰寫《劍橋中國文學史》,合編《牛津中國古典文學手冊(公元前1000年—公元900年)》並執筆其中部分章節。主編《阮籍詩》、《九家讀杜》。獲哈佛大學2012年度卡波特獎,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CLS) 孟旦百年中國藝術人文研究課題獎。
 

目錄

繁體版自序
宇文所安原版序
【原版前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第二回】 俏潘娘簾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說技
【第三回】 定挨光王婆受賄 設圈套浪子私挑
【第四回】 赴巫山潘氏幽歡 鬧茶坊鄆哥義憤
【第五回】 捉姦情鄆哥定計 飲酖藥武大遭殃
【第六回】 何九受賄瞞天 王婆幫閒遇雨
【第七回】 薛媒婆說娶孟三兒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第八回】 盼情郎佳人占鬼卦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第九回】 西門慶偷娶潘金蓮 武都頭誤打李皂隸
【第十回】 義士充配孟州道 妻妾玩賞芙蓉亭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魘勝求財
【第十三回】 李瓶姐牆頭密約 迎春兒隙底私窺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迎姦赴會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玩燈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
【第十六回】 西門慶擇吉佳期 應伯爵追歡喜慶
【第十七回】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許嫁蔣竹山
【第十八回】 賂相府西門脫禍 見嬌娘敬濟銷魂
【第十九回】 草裏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第二十回】 傻幫閒趨奉鬧華筵 癡子弟爭鋒毀花院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邀酒
【第二十二回】 蕙蓮兒偷期蒙愛 春梅姐正色閒邪
【第二十三回】 賭棋枰瓶兒輸鈔 覷藏春潘氏潛蹤
【第二十四回】 敬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旺婦
【第二十五回】 吳月娘春晝鞦韆 來旺兒醉中謗訕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蕙蓮含羞自縊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第二十八回】 陳敬濟僥幸得金蓮 西門慶糊塗打鐵棍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冰鑒定終身 潘金蓮蘭湯邀午戰
【第三十回】 蔡太師擅恩賜爵 西門慶生子加官
【第三十一回】 琴童兒藏壺構釁 西門慶開宴為歡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趨炎認女 潘金蓮懷嫉驚兒
【第三十三回】 陳敬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鋒
【第三十四回】 獻芳樽內室乞恩 受私賄後庭說事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為男寵報仇 書童兒作女妝媚客
【第三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尋女子 蔡狀元留飲借盤纏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愛姐 西門慶包佔王六兒
【第三十八回】 王六兒棒槌打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第三十九回】 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濟拜冤家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裝丫鬟金蓮市愛
【第四十一回】 兩孩兒聯姻共笑嬉 二佳人憤深同氣苦
【第四十二回】 逞豪華門前放煙火 賞元宵樓上醉花燈
【第四十三回】 爭寵愛金蓮惹氣 賣富貴吳月攀親
【第四十四回】 避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第四十五回】 應伯爵勸當銅鑼 李瓶兒解衣銀姐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戲笑卜龜兒
【第四十七回】 苗青貪財害主 西門枉法受贓
【第四十八回】 弄私情戲贈一枝桃 走捷徑探歸七件事
【第四十九回】 請巡按屈體求榮 遇胡僧現身施藥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
【第五十一回】 打貓兒金蓮品玉 鬭葉子敬濟輸金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調愛婿
【第五十三回】 潘金蓮驚散幽歡 吳月娘拜求子息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隔花戲金釧 任醫官垂帳診瓶兒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兩番慶壽旦 苗員外一諾送歌童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捐金助朋友 常峙節得鈔傲妻兒
【第五十七回】 開緣簿千金喜捨 戲雕欄一笑回嗔
【第五十八回】 潘金蓮打狗傷人 孟玉樓周貧磨鏡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露陽驚愛月 李瓶兒睹物哭官哥
【第六十回】 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第六十一回】 西門慶乘醉燒陰戶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法遣黃巾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第六十三回】 韓畫士傳真作遺愛 西門慶觀戲動深悲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受三章約 書童私掛一帆風
【第六十五回】 願同穴一時喪禮盛 守孤靈半夜口脂香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賻 黃真人發牒薦亡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第六十八回】 應伯爵戲啣玉臂 玳安兒密訪蜂媒
【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調林太太 麗春院驚走王三官
【第七十回】 老太監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參太尉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第七十二回】 潘金蓮摳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西門慶新試白綾帶
【第七十四回】 潘金蓮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談經
【第七十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為護短金蓮潑醋
【第七十六回】 春梅姐嬌撒西門慶 畫童兒哭躲溫葵軒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帶水戰情郎
【第七十八回】 林太太鴛幃再戰 如意兒莖露獨嘗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欲喪命 吳月娘喪偶生兒
【第八十回】 潘金蓮售色赴東床 李嬌兒盜財歸麗院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 湯來保欺主背恩
【第八十二回】 陳敬濟弄一得雙 潘金蓮熱心冷面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普靜師化緣雪澗洞
【第八十五回】 吳月娘識破姦情 春梅姐不垂別淚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敬濟 金蓮解渴王潮兒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忘禍 武都頭殺嫂祭兄
【第八十八回】 陳敬濟感舊祭金蓮 龐大姐埋屍托張勝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受辱守備府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
【第九十二回】 陳敬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第九十三回】 王杏庵義恤貧兒 金道士孌淫少弟
【第九十四回】 大酒樓劉二撒潑 洒家店雪娥為娼
【第九十五回】 玳安兒竊玉成婚 吳典恩負心被辱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遊舊家池館 楊光彥作當面豺狼
【第九十七回】 假弟妹暗續鸞膠 真夫婦明諧花燭
【第九十八回】 陳敬濟臨清逢舊識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竊聽陳敬濟
【第一百回】 韓愛姐路遇二搗鬼 普靜師幻度孝哥兒
【參考文獻】
【原版後記】
【再版後記】
【插圖說明】
 
 

宇文所安原版序

  在十六世紀的世界文學裏,沒有哪一部小說像《金瓶梅》。它的質量可以與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或者紫式部的《源氏物語》相比,但那些小說沒有一部像《金瓶梅》這樣具有現代意義上的人情味。在不同版本所帶來的巨大差異方面,《金瓶梅》也極為獨特:雖然繡像本和詞話本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已經進入現代的明清中國出版市場所造成的,但這種差異對於我們思考文本本身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也許,我們只有在一個後現代的文化語境裏,才能充分了解這種差異。作者已經死了,我們不能夠、也沒有必要追尋「原本」。正因為這部小說如此強有力,如此令人不安,它才會被引入不同的方向。

  我們現有的材料,不足以使我們斷定到底哪個才是「原本」:到底是詞話本,是繡像本,還是已經佚失的手抄本。學者們可以為此進行爭論, 但是沒有一種論點可以說服所有的人。這種不確定性其實是可以給人帶來自由的:它使得我們可以停止追問哪一個版本才是真正的《金瓶梅》,而開始詢問到底是什麼因素形成了我們現有的兩個版本。顯而易見,這是一部令人不安的小說,它經歷了種種變化,是為了追尋一個可以包容它的真理。詞話本訴諸「共同價值」,在不斷重複的對於道德判斷的肯定裏面找到了它的真理。繡像本一方面基本上接受了一般社會道德價值判斷的框架,另一方面卻還在追求更多的東西:它的敘事結構指向一種佛教的精神,而這種佛教精神成為書中所有欲望、所有小小的勾心鬥角,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痛苦掙扎的大背景。西方文化傳統中所常說的「七宗罪」,在《金瓶梅》中樣樣俱全,但是歸根結底它們是可哀的罪孽,從來沒有達到絕對邪惡的輝煌高度,只不過是富有激情的,充滿癡迷的。

  秋水的論《金瓶梅》,要我們讀者看到繡像本的慈悲。與其說這是一種屬道德教誨的慈悲,毋寧說這是一種屬文學的慈悲。即使是那些最墮落的角色,也被賦予了一種詩意的人情;沒有一個角色具備非人的完美,給我們提供絕對判斷的標準。我們還是會對書中的人物做出道德判斷—— 這部小說要求我們做出判斷—— 但是我們的無情判斷常常會被人性的單純閃現而軟化,這些人性閃現的瞬間迫使我們超越了判斷,走向一種處於慈悲之邊緣的同情。

  關於「長篇小說」(novel)是什麼,有很多可能的答案,我不希望下面的答案排除了所有其他的詮釋。不過,我要說,在《金瓶梅》裏,我們會看到對於俄國批評家巴赫汀聲稱長篇小說乃「眾聲喧嘩」這一理論的宗教變奏(同時,《金瓶梅》的敘事也具有巴赫汀本來意義上的「眾聲喧嘩」性質)。小說內部存在著說教式的道德評判,這樣的價值觀念從來沒有被拋棄過,但是巴赫汀的「眾聲喧嘩」理論意味著不同的話語、不同的價值可以同時並存,最終也不相互調和。這部小說以太多不同的話語誘惑我們,使得我們很難只採取一種道德判斷的觀點。只有迂腐的道學先生,在讀到書中一些最精彩的性愛描寫時,才會感到純粹合乎道德的厭惡。在一個更深刻的層次,小說對人物的刻畫是如此細緻入微,使讀者往往情不自禁地產生單純的道德判斷所無法容納的同情。

  秋水常常強調說,《金瓶梅》裏面的人物是「成年人」,和《紅樓夢》的世界十分不同:在紅樓世界裏,「好」的角色都還不是成人,而成年不是意味著腐敗墮落,就是意味著像元春那樣近乎非人和超人的權力。《紅樓夢》儘管有很多半好半壞、明暗相間的人物,但是它自有一個清楚的道德秩序,把毫不含糊的善良與毫不含糊的邪惡一分為二。也許因為《金瓶梅》裏沒有一個人是百分之百的善良或天真的,作者要求我們理解和欣賞一個處在某個特定時刻的人,即使在我們批評的時候,也能夠感到同情。

  《金瓶梅》所給予我們的,是《紅樓夢》所拒絕給予我們的寬容人性。如果讀者偏愛《紅樓夢》,那麼也許是出於對純潔的無情的追求,而這種對純潔乾淨的欲望最終是缺乏慈悲的。服飾華美的賈寶玉儘可以披著一領大紅猩猩氈斗篷,瀟灑地告別人世間;但是我們也儘可以在一百二十回之外多想像幾回—— 也許會有一位高僧囑咐寶玉回首往事,讓他看清楚:他的永遠和女孩子們相關的敏感對於任何度過了少年期的人都缺乏真正的同情。

  把《金瓶梅》稱為一部宗教文本聽起來大概有些奇怪。不過,繡像本《金瓶梅》的確是一部具有宗教精神的著作。與《紅樓夢》無情的自信相比,《金瓶梅》永遠地誘惑著我們,卻又永遠地失敗著。我們既置身於這個世界,又感到十分疏遠,直到最後我們能夠在不贊成的同時原諒和寬容。我們可以痛快地原諒,正因為我們變成了同謀,被充滿樂趣的前景和小小的、聰明的勝利所引誘著。

  我們可以把《金瓶梅》視為這樣的一部書:它是對於所有使得一個文化感到不安的因素所作的解讀。我們可以把《紅樓夢》視為這樣的一部書:它是對於《金瓶梅》的重寫,用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念,解決那些令人不安的問題。西門慶和賈寶玉,到底相距有多遠?

  「不肖子」的寓言總是在這兒的:我們往往傾向於原諒一個大罪人,而不肯原諒一個小罪人。這裏有一個緣故。我們和西門慶、潘金蓮,比起和賈寶玉、林黛玉,其實離得更近—— 如果不是在行為上,那麼就是在心理上。繡像本《金瓶梅》給我們這些有缺陷的凡夫俗子提供了深通世情的寬容。但這樣的慈悲是不夠的:它必須被那些幾乎毫無瑕疵的、只在少年時代才可信的角色所代替,於是,在《金瓶梅》之後,我們有了《紅樓夢》。

  是為序。



































2016 十幾年前,陳巨擘先生主持巨流出版公司,曾引進許多原版書,當然包括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這本“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Translated by David Tod Roy 。當時可能只出版前2本。我是代理商,當時也忙著出版自己的書,所以沒好好讀它. 幾年之後,我知道臺灣大學圖書館有此書.....

BBC 多根據其自敘生平:


My life: David Tod Roy
The emeritus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tells Rong Xiaoqing there is much more to Chin P'ing Mei, the ancient book he devoted decades to translating, than pornographyhttp://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article/1457852/my-life-david-tod-roy
美漢學家芮效衛辭世 用30年翻譯《金瓶梅》
2016.5.30 BBC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5/160530_david_tod_roy_jin_ping_mei_sinologist

美國漢學家芮效衛(David Tod Roy)於5月30日在芝加哥去世,享年83歲。芮效衛是芝加哥大學榮譽退休教授,他曾經用30年時間將《金瓶梅》譯成英文出版。

芮效衛1933年在南京出生,其父芮陶庵(Andrew Tod Roy) 是美國長老會在中國的傳教士。他的弟弟芮效儉(J.Stapleton Roy) 也在南京出生。芮效儉九十年代曾任美國駐華大使。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芮效衛同父母在四川。他目睹了日軍飛機轟炸造成大批平民死亡的場景。當朝鮮戰爭爆發後,他同他的弟弟被父母送回美國。數年後他的父母也從大陸去了香港。Image caption芮效衛花了兩年時間閱讀過所有3000多頁的早期版《金瓶梅》

芮效衛生前提到1993年在他弟弟在北京任大使期間他同妻子去中國的經歷。他說中國的變化很大,到處是建築工地。雖然他對中國政府的專制的一面持批評態度,但是他認為中國政府在改變中國人的環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另外中國人的識字率也得到大幅度提高。

他曾經說他第一次接觸16世紀的中國小說《金瓶梅》是在1949-50年和父母在南京生活的時候。他回憶說,他和他弟弟在中國長大,他們花了兩年時間閱讀過所有3000多頁的早期版《金瓶梅》。

閱讀過程中他意識到《金瓶梅》包括了很多摘自更早期作品的材料。他花了許多時間核實小說中的詩詞,俗語等,並且製作了一萬張卡片。

他在1982年開始翻譯《金瓶梅》,在2012年完成了翻譯工作。最後一卷在2013年9月出版。


******

足本《金瓶梅》英譯問世,詳盡呈現明代世情

2013年11月21日
1950年,16歲的美國傳教士之子芮效衛(David Tod Roy)踏進了中國南京的一個舊書店,找一本色情書。
他要找的是未刪減版的《金瓶梅》。16世紀晚期,一個不知名的作者寫了這本傷風敗俗的色情小說,講的是一個腐敗商人發跡和衰敗的故事。
芮效衛之前只見過一個不完整的英文譯本,書中出現過於淫穢的描寫時,該版本便適時地轉用拉丁語。但在毛澤東於此前一年掌控中國後,緊張的老闆們丟棄了道德上及政治上可疑的物品,該書——一本古代的中文完整版——就是其中之一。
「作為一個十幾歲的少年,有機會讀一些色情的東西讓我感到非常激動,」日前,芮效衛在電話中回憶說,「但我發現,這本書的其他一些方面也很有趣。」現年80歲的芮效衛是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中國文學榮休教授。
追隨芮效衛的讀者們也有同樣感受。芮效衛花費了將近40年的時間將 完這部足本《金瓶梅》翻成了英文,這項工作最近剛剛完結,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第五冊,也就是最後一冊——《死亡》(The Dissolution)。

明代小時《金瓶梅》的插畫。芮效衛剛剛翻譯了此書,譯本共有五冊,尾注達4400餘條。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Photograph by John Lamberton

小說家斯蒂芬·馬爾什(Stephen Marche)上個月在《洛杉磯書評》(The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發表文章,稱讚芮效衛巧妙地呈現了一部內容豐富的明代風俗百科全書式小說,他總結道,譯本具有好萊塢式的風格,就像「簡·奧斯汀(Jane Austen)與赤裸裸色情描寫的結合」。芮效衛的博學多識也讓做學術的同事們肅然起敬,他似乎對所有文學典故和文化細節都作了注釋。
「他是這樣一個人,覺得自己有責任知道一切與這本書有關的事情,甚至包括那些順便提到的事情,」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中國文學教授商偉說,「完成這樣的工程需要一定的執着精神。」
同樣,普通讀者也需要一定的執着才能讀完五冊圖書,因為該書的篇幅 (將近3000頁)堪比普魯斯特(Proustian)的作品,人物陣容(有800多個人物)堪比德米爾(DeMille)的電影,還有類似《尤利西斯》 (Ulysses)的平凡細節描寫,更別說芮效衛添加的4400個尾注,這些尾注的範圍與準確度可與納博科夫(Nabokov)筆下那些痴迷考據的學者一 比高下。
尾注的內容包含小說中一些往往晦澀難懂的文學典故,並有關於「使用鳳仙花及蒜汁染指甲的方法」的深入閱讀建議,以及一些鮮為人知的明代俚語,芮效衛驕傲地指出,連母語是中文的學者都不知道這些俚語的意思。

「這不僅僅是一個譯本,還是一本參考書,」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訪問學者張義宏說。「這為中國文學及文化打開了一扇窗。」張義宏正在將芮效衛的一些注釋翻成中文,以此作為博士論文的一部分,他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攻讀博士。
然後就是讓該書充滿魅力的性描寫,雖然很少有人真的讀過這本書。在毛澤東統治時期,只有政府高官(他們奉命研究有關王朝時代腐敗的描述)和經過挑選的學者才能看到未刪節的版本。如今,儘管很容易在中國網站上下載這本書,但仍然很難找到完整版。
這本書的直露程度甚至讓一些西方文學學者感到吃驚——特別是臭名昭著的第27章。在這一章中,名叫西門慶的商人對他最卑劣的情婦進行了匪夷所思的長時間性虐。
「教到這裡的時候,我的學生都目瞪口呆,雖然他們早就知道這部小說 內容不雅,」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的中國文學教授夏頌(Patricia Sieber)說。「性虐待、把各種不同尋常的東西當做性玩具、濫用春藥、各種令人髮指的性交,這本書里應有盡有。」
小說中的性描寫也對一些現代作品產生了啟發作用。譚恩美(Amy Tan)的新小說《驚奇谷》(The Valley of Amazement)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在20世紀初的上海,一名上了年紀的高級妓女被人要求再現《金瓶梅》當中一個格外下流的性愛場面。
「要我說,這裡面沒有哪個角色是可愛的,」譚恩美在提到《金瓶梅》時說,「但它的確是一部文學巨著。」
不過,學者們急切地補充道,《金瓶梅》的內容遠不止是性愛。這是中國第一部與神話或武裝起義無關的長篇小說,它關注普通人和日常生活,記錄了衣食、家庭風俗、醫藥、遊戲和葬禮的微小細節,還提供了幾乎所有東西的精確價格,包括各級官員行賄受賄的數額。
芮效衛說,「這本書對一個道德敗壞的社會進行了異常詳細的描述。」
芮效衛表示,他的翻譯工作始於20世紀70年代。當時,克萊門特· 埃傑頓(Clement Egerton)1939年的英文譯本出了一個修訂本,把譯成拉丁語的淫穢內容轉譯成了英語。但是,芮效衛說,這個版本仍然省略了許多出自中國古詩和散文 的引文,比原文少了很多韻味。
所以,他開始把每一個引自較早中國文學作品的句子都抄在卡片上,最終累積了幾千句;為了找到引語的出處,他還閱讀了已知的曾在16世紀末流通的所有文學作品。
譯本第一冊於1993年出版,受到了廣泛好評;第二冊在漫長的八年之後才出版。一些同事敦促他加快進度,減少注釋的量。有一次,一個中國網站甚至報道稱,他已在工作時死亡。
即將完成最後一冊的時候,芮效衛被確診患了盧·格里克病(Lou Gehrig\'s disease),所以也排除了任何出精簡版的可能性。他的芝加哥同事余國藩(Anthony Yu)在翻譯另一部明代長篇經典小說《西遊記》時曾採用這種做法。余國藩的譯本備受讚揚。
「我想念專註於某件事情的感覺,」芮效衛說,「不幸的是,我經常會覺得疲勞。」
學者們認為,芮效衛(他的弟弟芮效儉[J. Stapleton Roy]是美國1991年至1995年的駐華大使)拯救了《金瓶梅》在西方的名譽。西方原來認為這本書不過是一本富於異國情調的色情小說,有了他的譯本,人們可以更多地從政治角度來閱讀這部作品了。
對於中國的評論者而言,這部作品不難獲得。中國人認為,這部小說也是當今充斥報端的各種政治和社會醜陋現象的寫照。
「你現在很容易就能找到西門慶這樣的人,」匹茲堡大學的張義宏說。「不僅是在中國,世界各地都有。」
翻譯:許欣、陳柳



*****
【金瓶梅】(淨本) 台灣市面頗多版本
【金瓶梅詞話】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  上下 (有注解)  約同時---美國某大學出版社有詳細的英譯本


An Old Chinese Novel Is Racy Reading Still

November 21, 2013
When David Tod Roy entered a used-book shop in the Chinese city of Nanjing in 1950, he was a 16-year-old American missionary kid looking for a dirty book.
His quarry was an unexpurgated copy of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an infamously pornographic tale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orrupt merchant, written by an anonymous author in the late 16th century.
Mr. Roy had previously encountered only an incomplete English translation, which switched decorously into Latin when things got too raunchy. But there it was — an ol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whole thing — amid other morally and politically suspect items discarded by nervous owners after Mao Zedong’s takeover the previous year.

“As a teenage boy, I was excited by the prospect of reading something pornographic,” Mr. Roy, now 80 and an emeritus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called recently by telephone. “But I found it fascinating in other ways as well.”

So have readers who have followed Mr. Roy’s nearly 40-year effort to bring the complete text into English, which has just reached its conclusion with the publication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fifth and final volume, “The Dissolution.”

A 17th-century illustration for the Ming dynasty novel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newly translated, in five volumes with more than 4,400 endnotes, by David Tod Roy.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Photograph by John Lamberton
The novelist Stephen Marche, writing last month in The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praised Mr. Roy’s masterly rendering of a richly encyclopedic novel of Ming dynasty manners, which Mr. Marche summed up, Hollywood-pitch style, as “Jane Austen meets hard-core pornography.” And Mr. Roy’s scholarly colleagues are no less awe-struck at his erudition, which seemingly leaves no literary allusion or cultural detail unannotated.

“He is someone who believes it’s his obligation to know absolutely everything about this book, even things that are only mentioned passingly,” said Wei Shang, a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t takes a certain kind of stubbornness to complete this kind of project.”

It also may take a certain stubbornness on the part of ordinary readers to make it all the way through this five-volume work, given its Proustian length (nearly 3,000 pages), DeMille-worthy cast (more than 800 named characters) and “Ulysses”-like level of quotidian detail — to say nothing of Mr. Roy’s 4,400-plus endnotes, whose range and precision would give one of Nabokov’s obsessive fictional scholars a run for his money.
They touch on subjects ranging from the novel’s often obscure literary references and suggested further reading on “the use of impatiens blossoms and garlic juice to dye women’s fingernails” to obscure Ming-era slang whose meaning, Mr. Roy notes with pride, had long eluded even native Chinese-speaking scholars.
“It’s not just a translation, it’s also a reference book,” said Yihong Zhang,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who is translating some of Mr. Roy’s notes into Chinese as part of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It opens a window ont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then there is the sex, which has fed fascination with the book, even though few people could actually read it. In Mao’s China, access to the unexpurgated edition was restricted to government high officials (who were urged to study its depiction of imperial corruption) and select academics. Today, complete versions remain hard to find in China, though it is easily downloadable on Chinese Internet sites.
The level of raunch remains startling even to some Western literary scholars — particularly the infamous Chapter 27, in which the merchant, named Ximen Qing, puts his most depraved concubine to particularly prolonged and imaginative use.
“When I taught it, my students were flabbergasted, even though they knew about the novel’s reputation,” said Patricia Sieber, a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Ohio State University. “S-and-M, the use of unusual objects as sex toys, excessive use of aphrodisiacs, sex under all kinds of nefarious circumstances — you name it, it’s all there.”
The novel’s sex has also inspired some modern reconsiderations. Amy Tan’s new novel, “The Valley of Amazement,” features a scene in which an aging courtesan in early-20th-century Shanghai is asked to re-enact a particularly degrading sex scene from this classic.
“I can’t say any of the characters are likable,” Ms. Tan said of the older novel. “But it’s a literary masterpiece.”
But the “Chin P’ing Mei,” as the novel is known in Chinese, is about far more than just sex, scholars hasten to add. It was the first long Chinese narrative to focus not on mythical heroes or military adventures, but on ordinary people and everyday life, chronicled down to the minutest details of food, clothing, household customs, medicine, games and funeral rites, with exact prices given for just about everything, including the favor of bribe-hungry officials up and down the hierarchy.
“It’s an extraordinarily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a morally derelict and corrupt society,” Mr. Roy said.
Mr. Roy dates the beginning of his work on the translation to the 1970s. By then, a revision of Clement Egerton’s 1939 English translation had put the Latinized dirty bits into English. But that edition still omitted the many quotations from earlier Chinese poetry and prose, along with, Mr. Roy said, much of the authentic flavor.
So he began copying every line borrowed from earlier Chinese literature onto notecards, which eventually numbered in the thousands, and reading every literary work known to have circulated in the late 16th century, to identify the allusions.
The first volume appeared in 1993 to rave reviews; the next came a long eight years later. Some colleagues urged him to go faster and scale back the notes. At one point, a Chinese website even reported that he had died amid his labors.
Just as Mr. Roy was completing the final volume, he received a diagnosis of Lou Gehrig’s disease, which ruled out any prospect of preparing a condensed edition, as his Chicago colleague Anthony Yu did with his acclaimed translation of “Journey to the West,” another marathon-length Ming classic.
“I miss having something to concentrate on,” Mr. Roy said. “But unfortunately, I’m suffering from virtually constant fatigue.”
Scholars credit Mr. Roy (whose brother, J. Stapleton Roy, was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China from 1991 to 1995) with rescuing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from its reputation in the West as merely exotic pornography and opening the door to a more political reading of the book.
It’s one that already comes easily to commentators in China, where the novel is seen as holding up a mirror to the tale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rruption that fill newspapers now.
“You can find people like Ximen Qing easily today,” said Mr. Zhang in Pittsburgh. “Not just in China, but everywhere.”

林漢章說〈續1〉

http://www.wretch.cc/blog/fryuan1954/12374294
其十
【金瓶梅詞話】一書,明代萬曆年間蘭陵笑笑生所著,另有一說是王世貞所著,迄無明確定論。這是一本描述明末社會人情世態的小說,對於人物生活、對話及家庭 瑣事的描述可謂淋漓盡致,在文學及社會學的研究上有其可觀的價值,李漁將其與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合稱「四大奇書」。書中也有許多對於性的描寫,因此 屢遭禁燬,後世許多印本都將其中與性有關的內容予以刪除,俗稱「潔本」。台灣也一度禁止金瓶梅的出版,在開放書禁後,才允許出版金瓶梅的原本。

民國六十七年四月,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景印萬曆丁巳年版【金瓶梅詞話】。萬曆丁巳年刊印的【金瓶梅詞話】,是現存最早的版本,共十卷,每卷十回,原書目前收 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這部書是民國二十一年在山西省發現,為北平圖書館購藏。民國二十二年,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據以縮印一百部行世,這部縮印本還納入另一 部崇禎版的木刻插圖二百幅,彙裝成一冊,不過這部縮印本流傳並不廣,傅斯年先生珍藏其中一部。

聯經公司景印的版本,就是借自傅斯年先生家裡收藏的縮印本,並持與故宮收藏的原版本比對整理,將版式放大與萬曆原版一致,該套色印製的部份予以確定,並將 插圖分裝至每一回之前,予以影印行世,限定三百部,剛出版時定價新台幣三千八百元,六十八年十二月時調整為新台幣五千元。

林漢章說,聯經公司是向傅斯年的遺孀俞大綵夫人借得這部縮印本加以整理影印,這限定三百部,不是人人都可以買,當時限制必須是從事相關研究教學的教授及機構才可以訂購,他當時就買不到。

大概就是這個原因,所以後來在市面上又出現另外一種版本,沒有出版社的名稱,其版式與聯經景印版幾乎一樣,在「出版說明」中也說是依據傅斯年先生藏本並比 對故宮珍藏萬曆本整理後景印。二者差別在於聯經版線裝二十冊,每一冊都有包角,在每一頁右下角處印有「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景印版」字樣,第一冊首頁右下方有 傅斯年先生「孟真」朱印一方;而後來出現的版本,雖然一樣是線裝,只裝訂成十冊,而且沒有包角,每一頁右下角處僅有「景印版」三個字,而且「孟真」朱印變 墨印,因為沒有出現出版社的名字,一般人不知道是哪個出版社所印製。

林漢章說,這個後來出現的版本是當時一家名叫「康橋」的出版社所印的,這家出版社後來也不知如何了。

這個訊息讓一件矇矓不清的事情有了答案,我想,如果沒有當年康橋出版社的印製,現在要看到萬曆版【金瓶梅詞話】,恐怕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The Wonderfully Elusive Chinese Novel



link_1-042315.jpg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issouri/John Lamberton
‘Pan Jinlian (Golden Lotus) Humiliated for Being Intimate with a Servant’; fromIllustrations for the Novel Jin Ping Mei, or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eaching Chinese-language courses to American students, which I have done about thirty times, perhaps the most anguishing question I get is “Professor Link, what is the Chinese word for ______?” I am always tempted to say the question makes no sense. Anyone who knows two languages moderately well knows that it is rare for words to match up perfectly, and for languages as far apart as Chinese and English, in which even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re conceived differently, strict equivalence is not possible. Book is not shu, because shu, like all Chinese nouns, is conceived as an abstraction, more like “bookness,” and to say “a book” you have to say, “one volume of bookness.” Moreover shu, but not book, can mean “writing,” “letter,” or “calligraphy.” On the other hand you can “book a room” in English; you can’t shu one in Chinese.
I tell my students that there are only two kinds of words they can safely regard as equivalents: words for numbers (excepting integers under five, the words for which have too many other uses) and words that are invented expressly for the purpose of serving as equivalents, like xindiantu (heart-electric-chart) for “electrocardiogram.” I tell them their goal in Chinese class should be to set aside English and get started with thinking in Chinese.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at translation is. I’m afraid it is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person on the street takes it to be. It is not code-switching. Let’s take a tiny example, chosen at random, from David Roy’s translation of the immens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Chin P’ing Mei, or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writte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final volume of which has recently appeared. Here the doughty female protagonist, Golden Lotus, is waiting in a garden for her latest lover, who is also her son-in-law. To tease her, the son-in-law hides under a raspberry trellis, then jumps out as she passes by and throws his arms around her:
“Phooey!” the woman exclaimed. “You little short-life! You gave me quite a start by jumping out that way.”
Two other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 P’ing Mei, both published in London in 1939, put this line differently. Clement Egerton (assisted by the distinguished modern Chinese novelist Lao She) writes:
“Oh,” she cried, “you young villain, what do you mean by rushing out and frightening me like that?”1
Bernard Miall, retranslating an earlier abridged German rendition by Franz Kuhn, has this:
“You rascal, to startle me so!” she cried, scolding him and laughingly releasing herself.2
A translation into French in 1985 by André Lévy reads:
 Lotus-d’Or s’exclama: “Oh, le mauvais garnement! Qu’est-ce que c’est que ces façons de jaillir et vous causer pareille frayeur!”3
None of these translations can be called wrong, or even “more right” than any other. In each case the translator has grasped the original well, but then, in turning to the needs of second-language readers, handles dilemmas differently.
Is the mischievous lover a short-life, villain, rascal, or garnement? “Short-life” is a literal reflection of the Chinese duanming; “rascal” and “garnement” are attempts to find less literal cultural equivalents. How literal should one be? Egerton’s “villain” trusts the reader to supply irony—fair enough, in this case, but how far should such trusting go? Miall’s “laughingly releasing herself” is not stated in the original, but is certainly implied. Should the translator help out like this, if there is a danger that a reader from another culture might miss something? Lévy’s “Qu’est-ce que c’est que…” captures the lady’s surprise with precision, but it contributes to a sentence that is twice as long as the corresponding Chinese sentence and lacks its balanced rhythm of five-plus-five syllables. Where should the balance lie between matching form and matching sense?
In the end, none of the renditions feels exactly like the original. In that sense they all fail. But failure by that standard is inevitable, because my language students are incorrect to think that exact equivalence is possible. A translator chooses what to sacrifice in favor of what, and the choices are not “correct” or “incorrect,” but value judgments.
The most fundamental dilemma is between how much to pull the reader into the original language, preserving its literal meanings and supplying footnotes to spell out complicated things, and how much to step back, be more “free,” and try, as Kuhn and Miall are most successful at doing, to offer the reader what might be called “comparable experience.” Puns are an extreme and therefore clear example of the problem. Translators from Chinese usually ignore puns. Sometimes they dissect them in footnotes, and scholars appreciate the dissection because scholars are interested in innards. But a scalpel kills a pun, of course; a dead pun is no longer funny, and right there one aspect of “comparable experience” is lost. What is the alternative, though? To try to invent a parallel pun in the second language? Such efforts demand great ingenuity as well as a willingness to take considerable liberty with denotative meaning.
David Roy is aware of these dilemmas. He sometimes tries to give the modern American reader comparable experience—for example, in the above, “phooey!” for the Chinese pei!, which has a derisive flavor and might even have been “jerk!” or “get lost!”—in any case something a bit more colorful than the “oh” that Egerton and Lévy settle for. But on balance Roy comes down much more on the side of reflecting and explaining the word level in the original. He is the scholars’ scholar. He writes more than 4,400 endnotes and advises in his introduction that they are necessary if the novel is to be “properly understood.” Jonathan Spence, in a review in these pages of volume one of Roy’s translation, wrote that the meticulous notes make “even a veteran reader of monographs smile with a kind of quiet disbelief.”4
Spence’s fine essay, which I recommend be read together with this one, appeared two decades ago, at a time when Roy reported that he had already been working on his project for a quarter-century. Today the eighty-year-old Roy can point to a life’s work of enviable concreteness: 3,493 pages, five volumes, and 13.5 pounds, the world’s only translation of “everything,” as he puts it, in a huge and heterogeneous novel that has crucial importance in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Roy was diagnosed with Lou Gehrig’s disease just as he was finishing volume five.
Chin P’ing Mei is about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orrupt merchant named Hsi-men Ch’ing and others in his wealthy household, including his six wives, of whom Golden Lotus is one. Most of the characters accept that deception, bribery, blackmail, profligacy, flamboyant sex, and even murder are normal in life, although it is clear from the narrator’s pervasive irony that the author disapproves of each. A Buddhist frame for the story warns of consequences for karma—the effect on a person’s destiny of bad and good deeds. Readers are invited also to see a political allegory on corruption at the imperial court. The story is se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Huizong of Song (1101–1126 CE), but the allegory points clearly to contemporary Ming rulers as well.
The story sprawls. There are more than eight hundred named characters, from high officials and military commanders to peddlers and prostitutes, with actors, tailors, monks and nuns, fortunetellers, acrobats, and many others, even cats and dogs, in between. Roy helps us keep track of everyone in a fifty-six-page “cast of characters.” The narration is varied, too. In Spence’s words, it includes “pretty much every imaginable mood and genre—from sadism to tenderness, from light humor to philosophical musings, from acute social commentary to outrageous satire.” It is also full of puns and word games.5
The author is unknown, and the question of who it might have been has generated extraordinary controversy, which remains unresolved. We do know it was a superbly erudite person because of the many insertions into the text of songs and set phrases drawn from the histories, drama, storytelling, and fiction available at that time. In the original woodblock printing of the text, characters follow one another, without punctuation, no matter their source. Modern printings provide punctuation, but Roy goes further by devising a system of indentation and differing type sizes to set off allusions, poems, and songs. With this editorial help, the translation is actually easier to read than the original.
During the four hundred years since it appeared, Chin P’ing Mei has been known in China as an “obscene book.” Governments have banned it and parents have hidden it from children. One widespread anecdote—a false story, but a true indication of the book’s reputation—is that it originated as a murder weapon: the author applied poison to the corners of the pages and presented it to an enemy, knowing that his foe would need to wet his fingertips with saliva in order to keep turning the pages fast enough. The plan would not have worked, though, because the pornography is by no means so densely packed. Zhang Zhupo, the first significant critic of the novel, wrote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that “anyone who says that Chin P’ing Mei is an obscene book has probably only taken the trouble to read the obscene passages.”
Westerners, too, have sometimes become fixated on the pornography, and translators have handled it in different ways. In one passage Golden Lotus, after exhausting Hsi-men Ch’ing’s male member during a ferocious sexual encounter, reapplies her silky fingers but cannot get it to stand up. Hsi-men, in character, says, in Roy’s translation, “It’s all your fault.” Lévy puts this as “C’est par ton initiative.” Egerton says, “Tua culpa est.” (Egerton puts all of the more pornographic passages into Latin, whether from prudery or to encourage British schoolboys in their studies, he does not say.) Kuhn and Miall omit the passage.
Serious scholars agree that it makes no sense to reject the wide-ranging novel as pornography but do not agree about how well crafted it is. It contains odd turns of direction, abrupt shifts of mood, digressions that seem to lead nowhere, and discrepancies that result at least in part from the borrowing of much material from other sources. The controversial question is whether these are flaws or a different kind of careful writing. Is the novel a haphazard pile, casually assembled and often tedious to read?6 Or, as Roy holds, as does Andrew Plaks in a remarkably learned commentary,7 is it a “finely wrought structure” in which “every thread is carefully plotted in advance,” and which bears not only reading but careful rereading?
Plaks shows that apparently whimsical insertions actually can have significant parts in foreshadowing events or offering ironic comment. A knowledgeable Ming reader will know, he writes, that a song’s reference to a faithless brother prefigures the way in which Hsi-men Ch’ing’s close friends will rob his widow blind right after his funeral. The huge novel also has an architecture that he and Roy explain. It consists of a hundred chapters, organized in ten groups of ten, called “decades.” Each decade introduces a theme, then has a “twist,” as Roy calls it, around the seventh chapter of the decade, and a culmination in the ninth. The first five decades of the novel show the rise of Hsi-men Ch’ing and the last five his decline. The first two put the main characters on stage, the middle six say what they do there, and the last two take them off. Plaks notes many finer-grained mirrorings as well. It is in chapter 18, for example, that Golden Lotus and her son-in-law lover (mentioned above) first meet, and in chapter 82, eighteen from the end, that they make love.


link_2-042315.png
‘Ch’en Ching-chi [Golden Lotus’s son-in-law] Enjoys One Beauty and Makes Out with Two’; from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It is hard to be sure that the author intended all of the finer patterns that these and other critics have identified. When an ocean of material is provided, there is plenty of room for readers to assemble their own patterns. Still, the evidence for Roy’s claim that Chin P’ing Mei is “the work of a single creative imagination” is very strong, not only because of structural features but because of the consistent moral point of view of the implied author.
Irony pervades the narration. It comes in part from the device of the “simulated storyteller,” a voice that supplies the chapters with wry labels (“P’ing-an Absconds with Jewelry from the Pawnshop; Auntie Hsüeh Cleverly Proposes a Personal Appeal”) and opens each with the phrase “The story goes that…” The cumulative effect is something like “let’s watch, dear reader, as these clowns perform their next act.” There is entertainment in the watching, to be sure, but Roy and Plaks are clearly right to point to an underlying moral seriousness as well.
The author is bemoaning a wholesale departure from the principles of Confucianism. The pleasures that the human beings in Chin P’ing Mei enjoy are primarily sensual—food, drink, and sex; social pleasures are superficial, driven by ostentation and hypocrisy. Power inherent in social position gets people what they want, and they don’t worry about any line between its proper and improper use; cleverness is important for its utility in manipulating one’s way to a goal. Whether it is reached by wit or by might, a victory speaks for itself. Wealth and status—up to and including the imperial court—are no cure for the moral rot the author evokes; they only make it worse.
It is useful to reconsider the sex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author of Chin P’ing Meicondemns promiscuity not because it is an affront to the divine, as it would be in much of the Abrahamic tradition, but because it is a form of abandon or excess, more like gluttony. When the rich and powerful are greedy, picking up concubines the way wealthy Americans pick up vacation homes, they need criticism. Hsi-men Ch’ing says that his “Heaven-splashing wealth and distinction” qualify him even to rape goddesses if he likes. A good person, especially an official who has responsibilities in governance, should be spending his energies in better ways.
Yet the assumption that wealth and power do entitle men to multiple sex partners has lasted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The earliest records show kings having several consorts; in late imperial times the keeping of concubines in wealthy households was common; and even today the pattern of successful businessmen keeping “second women”—or third, or fourth—is widespread. Modern taboos now prevent the ladies from living under the same roof, but the assumption that keeping several women is a perk of wealth and power is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earlier times.
If this seems discouraging, it should also be said for China that criticism of the practice, or at least of its excesses, has an equally long tradition. The earliest examples we have of pornography in China are descriptions of behavior in imperial harems. And on today’s Internet, where satire of the powerful is vigorous, sexual misbehavior is second only to illicit wealth as the favorite indictment. So Chin P’ing Mei is in good company. I’m not sure David Roy should feel happy or sad that the novel had something of a resurgence on the Internet in 2013, the year his volume five was published. In February Lian Qingchuan, a prominent journalist, wrote an article called “We Live Today in the World of Chin P’ing Mei.” A flurry of enthusiastic reader comments said things like “I’m glad somebody told me this book was written five hundred years ago! I never would have known!” Others commented that Hsi-men Ch’ing was a mere beginner in sexual aggression compared to his avatars today.
In using the novel as a mirror for society, these Internet commentators recall another way that scholars have studied Chin P’ing Mei. Because the novel was the first in China to describe daily life, as opposed to legends or ideals, social historians have mined it for data. If you study commerce, for example, the sizes of bribes, alms, and gifts are there, as well as prices for rolls of silk, peeled chestnuts, goose gizzards, new beds, old buildings, and much more, as well as the costs of the services of storytellers, go-betweens, carpenters, singing girls, and others. In the 1970s, F.W. Mote, the eminent Ming historian at Princeton, although he judged Chin P’ing Mei “not a success” as a novel, taught a graduate seminar using it as a source for history. One problem with the approach was the distorting effect of the author’s satire. For example, Hsi-men Ch’ing bribes Grand Preceptor Cai Jing, arbiter of the dynasty, often and lavishly—once with a birthday present of two hundred taels of gold, eight gold goblets, twenty pairs of cups made of jade and rhinoceros horn, and more. But when Hsi-men dies and a protégé of the Grand Preceptor comes to offer respects, he brings only paltry gifts, including woolen socks and four dried fish. This is not realism, as C.T. Hsia points out, but satire to make a point.8 Mote, to avoid this kind of problem in his seminar, devised a “principle of inadvertency.” Whenever a detail mattered to the story line, or to the author’s evaluation of something, the students were to set it aside. But the thousands of details offered inadvertently were fair game.
Whether Chin P’ing Mei is taken as broad social canvas, literary innovation, serious ethical criticism, or only spicy entertainment, a question that has haunted its study over the last hundred years is whether it is—indeed whether China has—a “great novel.” I think China would be better off if the question were not asked so much.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when memories of humiliating defeats by foreign powers had stimulated Chinese thinkers to go in search of the secrets of wealth and power, Liang Qichao, a leading reformer, wrote a powerful essay in which he argued that one reason Western countries are strong is that the thinking of their people is unified and vigorous, and a main reason their thinking has been vigorous is that they read vigorous fiction. So, he concluded, China needs good novels. Beginning in the late 1910s, Hu Shi, Lu Xun, and other May Fourth thinkers began looking back at China’s past to see if some good novels might already have been written. A canon was born, listed often as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The Water MarginJourney to the WestChin P’ing MeiThe Scholars,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9 and these writings were compared to major works of European fiction. In the latter twentieth century sympathetic Western Sinologists have supported China’s quest to rediscover its great novels.
There has been progress in that direction. For Chin P’ing Mei, Roy and Plaks, and before them Patrick Hanan, have established the novel’s importance as an innovation. Its unity of conception and elaborate design epitomize “the Ming novel” and set an example for later long fiction in China, most importantly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is kind of argument for Chin P’ing Mei resembles the way James Wood argues for Flaubert when he writes that “there really is a time before Flaubert and a time after him,” and “novelists should thank Flaubert the way poets thank spring.”10 The particular strengths that Wood finds in Flaubert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that Roy and Plaks find inChin P’ing Mei, but the argument about a historical watershed is similar—until, anyway, Roy and Plaks start acknowledging flaws in Chin P’ing Mei. Wood credits Flaubert with immaculate planning and selection of detail, done as if by an invisible hand; Roy and Plaks see something like that in Chin P’ing Mei, but also find “loose ends,” “glaring internal discrepancies,” and other infelicities.11 When Roy defends Chin P’ing Mei by calling it a “work in progress,” he recalls for me G.K. Chesterton’s insight that “if a thing is worth doing, it is worth doing badly.” The first airplane didn’t soar, either, but it’s very good that someone got a prototype off the ground.
But why do I feel that China—and Sinologists—would be better off to relax about the idea that “we have great novels, too”? I feel this because I think that setting up literary civilizations as rivals (although I can understand the insecurities that led Liang Qichao and others to do it) only gets in the way of readers enjoying imaginative works. What does it matter if the author of Chin P’ing Mei might be less than Flaubert? Why should anyone have to feel defensive?
Let me put it the other way around. Novels were not the primary language art in imperial China. Measured by volume, xi, translatable as “drama” or “opera,” would be in first place, and measured by beauty, calligraphy or poetry would be. Should we compare poetry across civilizations? If we do,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wins easily. The contest is almost unfair, because, as my students of Chinese language eventually come to see, the fundaments of language are different.
Indo-European languages, with their requirements that tense, number, gender, and part of speech be specified, and with the mandatory word inflections that the specifications entail, and with the extra syllables that the inflections add, just can’t achieve the same purity—a sense of terseness and expanse at the same time—that tenseless, numberless, voiceless, uninflected, and uninflectible Chinese characters can achieve. In a contest, one person has a butterfly net and the other a window screen. Emily Dickinson might have come to be known as the greatest poet in world history if she had written in classical Chinese. Should Westerners feel defensive that this was not the case? Far better just to inherit what we all have done, and leave it there.
  1. 1
    The Golden Lotus: A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Original, of the Novel Chin P’ing Mei (London: Routledge, 1939), Vol. 4, p. 129. 
  2. 2
    Chin P’ing Mei: The Adventurous History of Hsi Men and His Six Wives (London: John Lane/The Bodley Head, 1939), p. 638. 
  3. 3
    Fleur en Fiole d’Or, translated,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André Lévy (Paris: Gallimard, 1985), Vol. 2, p. 891. 
  4. 4
    “ Remembrance of Ming’s Past,” The New York Review, June 23, 1994. 
  5. 5
    See a full exposition in Katherine Carlitz, The Rhetoric of Chin P’ing Mei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6. 6
    The eminent critic C.T. Hsia, who died on December 29, 2013, wrote about Chin P’ing Mei ’s “obvious structural anarchy” in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80. 
  7. 7
    Andrew H. Plaks,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32. 
  8. 8
    Hsia,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pp. 175–176. 
  9. 9
    I use C.T. Hsia’s choice of translation for the titles here, but there are several others. 
  10. 10
    James Wood, How Fiction Work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 p. 39. 
  11. 11
    Roy,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Vol. 1, p. xx; cf. Plaks, The Four Masterworks, p. 70. 


沒有留言:

網誌存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