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曲《棲居》、《匠人》、《合作》。可以讀讀。
三十年前華人戴明學院鼓吹合作學習。
蔡士魁同學等有報告
Listen to the podcast series Nobel Prize Conversations
John Hopfield on working together
書林拜先進的科技所賜，我們擁有了方便的通訊軟體、有更多的溝通管道，卻不太知道怎麼好好溝通，擁有更多的工具卻往往無法好好使用。理查．桑內特 (Richard Sennett) 觀察到現代社會正在降低大家的日常生活技巧，他認為人作為自身的創造者，應該 #透過具體的實作來創造人生。他想透過「創造者三部曲」 (homo faber project) 將焦點放在人究竟如何塑造個人努力、社交關係與實體環境，三部曲包含：《棲居》、《匠人》、《合作》。
𝙏𝙤𝙜𝙚𝙩𝙝𝙚𝙧: 𝙏𝙝𝙚 𝙍𝙞𝙩𝙪𝙖𝙡𝙨, 𝙋𝙡𝙚𝙖𝙨𝙪𝙧𝙚𝙨 𝙖𝙣𝙙 𝙋𝙤𝙡𝙞𝙩𝙞𝙘𝙨 𝙤𝙛 𝘾𝙤𝙤𝙥𝙚𝙧𝙖𝙩𝙞𝙤𝙣
《合作：互相交流的儀式、愉悅與政治》
在書中桑內特將合作視為一門技藝來探索，他認為合作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合作需要相互了解及回應彼此的技巧，雖然過程棘手、困難重重，卻仍是我們每天的日常。現今社會最緊迫的挑戰莫過於與異己共存，我們與種族、民族、宗教或經濟上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但是現代政治鼓勵同夥同族的政治，而非同城同鎮的政治。桑內特在本書中也討論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並提出可能的解方。
在今天的台灣，我們正好在舉行一場頗具規模的合作行動，推薦這本書給各位讀者，期許我們持續付諸行動讓社會共好。
邁向共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永續建言，如何實現人類最大多數的幸福！
Économie du bien commun
- 作者： 讓．梯若爾 新功能介紹
- 原文作者： Jean Tirole
© Nobel Media AB. Photo: A. Mahmoud
Jean Tirole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14
Born: 9 August 1953, Troyes, France
Affiliation at the time of the award: 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 (TSE), Toulouse, France
Prize motivation: “for his analysis of market power and regulation”
Prize share: 1/1
Life
Jean Tirole was born in Troyes in France. After having studied engineering at the Ecole Polytechnique and Ecole Nationa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 in Paris, he turned his interests to economics and mathematics. In 1981 he received his doctorate in economics from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 the US. He maintained his connections to MIT, in part as 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from 1984 to 1991. Since 1992 he has worked at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Toulouse in France.
Work
If markets dominated by a small number of companies are left unregulated, society often suffers negative consequences. Prices can become unjustifiably high and new companies can be prevented from entering the market. Since the mid-1980s, Jean Tirole has worked to develop a coherent theory, for example showing that regulation should be adapted to suit specific conditions in each industry. Based on game theory and other theories, Tirole has also suggested a framework for designing regulations and has applied it to a number of industries, from banking to telecommunications.
內容簡介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讓．梯若爾巨作，中文版隆重問世★
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邱敬淵／審訂
台大經濟系特聘教授林明仁／導讀
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邱敬淵／審訂
台大經濟系特聘教授林明仁／導讀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讓．梯若爾
在市場與政府雙重失靈，
個體利益與群眾集體福祉難以調和的時代，
深思謹言：我們為什麼應該讀經濟學？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經濟學家受到信賴的程度似乎逐步降低。經濟學家察覺到大眾對經濟學的理解與信任都每況愈下，而這更是直接連結到國家政策上。所得分配不均、資源不平等種種問題，如今在每個國家都愈演愈烈。
人們在憤怒和沮喪的時候，更容易放棄當前的政府，也不再採信專家的言論。他們轉而尋求天翻地覆的改變，而這正是杜撰童話故事與錯誤政策民粹主義者所能提供的。於是，人們試圖緊抓住可以帶來希望的東西。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讓．梯若爾認為，政府端不出真正有長久正面影響的經濟政策，正是因為人們不理解經濟學。他認為：「有這樣的經濟政策，都是我們自找的，因為一般大眾欠缺對經濟學的理解，使得政治人物要做出好的政策抉擇，變成一件需要莫大政治勇氣的事。」
他又說：「與專家和政府溝通很有用，但如果大眾因為先前沒有相關教育背景，而不懂得我們在說什麼，那麼政治人物便難以推動正確的政策。因為政治人物跟一般人一樣，會根據得到的刺激做出反應，而選舉就是他們的刺激。」
當市場邏輯滲透一切，政府監管卻步步受限，個人與群體、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愈發尖銳。面對氣候變遷、財富集中、數位平台壟斷等當代難題，我們需要怎樣的制度來重新分配風險與責任？
梯若爾在本書中，以制度設計、行為經濟學與賽局理論為基礎，深入探討自由市場的極限與公共干預的必要，並提出在自由與監管之間求取平衡的新思路。
這不僅是一本關於經濟學的書，更是一堂如何重建公共利益、設計永續社會的公開課。
各界讚譽
「我預言，這本書將與托瑪‧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齊名，成為本世紀最重要、最廣為閱讀的經濟學書籍。這本充滿智慧的精彩著作，將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格倫．洛里（Glenn Loury），美國經濟學家
「讓‧梯若爾是一位願意清楚說明非經濟學家所關心議題的諾貝爾獎得主，這樣的存在十分罕見。這本非凡的書展現出嚴謹經濟思維在各種重要議題上的價值，包括從失業到全球暖化等。對所有想理解今日經濟運作的人來說，都是必讀之作。」——奧利維耶．布朗夏（Olivier Blanchard），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
「讓‧梯若爾將經濟學與經濟學家的重要貢獻擺在舞台中央，指出它們對我們社會共同希望與願景的核心地位。這是一本為我們帶來希望的重要著作，值得所有關心當今重大經濟挑戰的人閱讀。」——黛安．柯爾（Diane Coyle），《GDP的多情簡史》作者
「《邁向共善》是一本優美又充滿洞見的書，呈現出關於經濟行為的許多令人驚訝且發人深省的悖論。」——哈洛德．詹姆斯（Harold James），英國經濟史學家
「本書不會提供取巧快捷、18分鐘TED talk 式的解答，也不會聲嘶力竭地指引正義的唯一道路，而是詳細地把事情可能發生的前因後果、推論背後的假設和可能的政策結果，清楚地向讀者說明。……閱讀本書的經驗，應可以做為讀者後續判斷其他公共知識分子評論的最佳參考點。」──林明仁，台大經濟系特聘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讓‧梯若爾 (Jean Tirole)
瑞典皇家科學院將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讓‧梯若爾一人，獎勵的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讓‧梯若爾 (Jean Tirole) 是 2007 年法國國立科學研究院金牌得主，現任圖盧茲經濟學院 (TSE) 院長、圖盧茲高等研究院 (IAST) 創始成員以及工業經濟研究所 (IDEI) 科學主任。他是橋樑、水利和森林總工程師，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的研究主任，也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客座教授、經濟分析委員會（CAE）成員和道德與政治科學院院士。
審訂者簡介
邱敬淵
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法國土魯斯大學經濟學博士，指導教授為本書作者讓．梯若爾。教學與研究興趣為產業經濟學與法律經濟學。
譯者簡介
郁保林
曾獲教育部翻譯學門獎學金留學法國，巴黎第三大學碩士、巴黎第四大學博士畢業，已出版多種著作與譯作。
讓‧梯若爾 (Jean Tirole)
瑞典皇家科學院將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讓‧梯若爾一人，獎勵的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讓‧梯若爾 (Jean Tirole) 是 2007 年法國國立科學研究院金牌得主，現任圖盧茲經濟學院 (TSE) 院長、圖盧茲高等研究院 (IAST) 創始成員以及工業經濟研究所 (IDEI) 科學主任。他是橋樑、水利和森林總工程師，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的研究主任，也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客座教授、經濟分析委員會（CAE）成員和道德與政治科學院院士。
審訂者簡介
邱敬淵
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法國土魯斯大學經濟學博士，指導教授為本書作者讓．梯若爾。教學與研究興趣為產業經濟學與法律經濟學。
譯者簡介
郁保林
曾獲教育部翻譯學門獎學金留學法國，巴黎第三大學碩士、巴黎第四大學博士畢業，已出版多種著作與譯作。
目錄
導讀 一個優雅又謙遜的經濟學家告白／林明仁
致謝
前言 共同利益哪裡去了？
第一部分 經濟學與社會
第一章 你喜歡經濟學嗎？
第一節 是什麼因素妨礙我們理解經濟學？
第二節 市場與稀缺物管理的其他模式
第三節 以
致謝
前言 共同利益哪裡去了？
第一部分 經濟學與社會
第一章 你喜歡經濟學嗎？
第一節 是什麼因素妨礙我們理解經濟學？
第二節 市場與稀缺物管理的其他模式
第三節 以
第一部分 經濟學與社會
第一章 你喜歡經濟學嗎？
第一節 是什麼因素妨礙我們理解經濟學？
第二節 市場與稀缺物管理的其他模式
第三節 以更好的方式分享經濟學
第二章 市場的道德界線
第一節 市場的道德限制還是市場失靈？
第二節 非商品與崇高價值
第三節 市場是否對社會凝聚力造成威脅？
第四節 不平等
第二部分 經濟學研究者的專業
第三章 公民社會中的經濟學家
第一節 身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經濟學家
第二節 參與公共事務的危險
第三節 必要的互動與幾項防範措施
第四節 從理論到經濟政策
第四章 日常研究
第一節 理論與實證證據之間的來回
第二節 經濟學學術圈的微觀世界
第三節 經濟學家：狐狸還是刺蝟？
第四節 數學的功用
第五節 賽局理論與資訊理論
第六節 方法論的貢獻
第五章 變動中的經濟學
第一節 並非始終理性的行為者：心理人
第二節 社會人
第三節 誘因人：獎勵的反作用
第四節 法律人：法律與社會規範
第五節 更多嶄新的發展方向
第三部分 經濟的制度框架
第六章 邁向現代政府
第一節 市場存在諸多缺陷，必須加以糾正
第二節 市場與政府的互補性及自由主義的基礎
第三節 政治優先還是獨立機構優先？
第四節 政府改革
第七章 企業及其治理與社會責任
第一節 可行的組織形式有許多種……但只有少數獲採用
第二節 企業在這一切當中的社會責任為何？
第四部分 總體經濟的大難題
第八章 氣候挑戰
第一節 氣候的問題
第二節 停滯的原因
第三節 談判未能符合氣候問題的需求
第四節 對抗全球暖化：須令各方承擔責任
第五節 碳定價與不平等
第六節 國際協議是否可信？
第七節 結論：讓談判重返正軌
第九章 戰勝失業
第一節 法國的現況
第二節 勞動契約的經濟分析
第三節 制度的不一致
第四節 改革能夠帶來什麼？如何成功改革？
第五節 與就業相關的其他重大議題
第六節 緊迫性
第十章 歐洲何去何從？
第一節 歐洲的建構：從期待變持疑
第二節 歐元危機的根源
第三節 希臘案例：雙方都苦
第四節 歐洲今後的抉擇
第十一章 金融的功用何在？
第一節 金融的功用何在？
第二節 如何將有用的產品變成有害的產品？
第三節 市場有效率嗎？
第四節 那麼，為何實施監理？
第十二章 2008年金融危機
第一節 金融危機
第二節 金融危機後的新環境
第三節 該歸咎誰？經濟學家與危機預防
第五部分 產業面臨的挑戰
第十三章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
第一節 為什麼要有競爭？
第二節 產業政策在這其中的角色
第十四章 當數位化改變了價值鏈
第一節 平臺做為數位經濟的守護者
第二節 雙邊市場
第三節 一種不同的經濟模式：平臺開始監管
第四節 雙邊市場面對競爭政策的挑戰
第十五章 數位經濟：社會所面對的難題
第一節 信任
第二節 數據的所有權
第三節 醫療保險以及互助精神
第四節 二十一世紀新形態的就業
第五節 數位經濟與就業
第六節 稅務問題
第十六章 創新與智慧財產權
第一節 創新刻不容緩
第二節 智慧財產權制度背景
第三節 管理疊加之專利權利金
第四節 創新機構
第五節 合作發展與自由軟體
第六節 其他諸多議題
第十七章 產業管制
第一節 四重改革及其合理性
第二節 誘因性的管制
第三節 受管制企業的收費標準
第四節 管制網路接取
第五節 競爭與公共服務
序
導讀
一個優雅又謙遜的經濟學家告白／林明仁（節錄）
經濟學曾是一門很入世的學科：從早期亞當斯密對自由貿易的提倡與李嘉圖強烈反對禁止低價穀物進口英國的穀物法（Corn Law），再到近代凱因斯對大蕭條的擴張性貨幣與財政政策的主張，都是在直觀的推理之後，給出一個相對明確的解方。而這些建議，似乎有不少也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達成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自 1950年代起，在保羅．薩繆森（Paul Samuelson）、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傑拉德．德布魯（Gerard Debreu）等人的推動之下，嚴謹複雜的經濟學模型成為主流。本書作者梯若爾（Jean Tirole），就是箇中翹楚。
梯若爾出身自有數學與機率紮實訓練傳統的法國經濟學界。原本就讀於巴黎的國立橋樑與道路高等工程學校（École nationa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這是全世界第一所工程學校，後來轉行至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目前任教於土魯斯經濟學院（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每年也會有固定時間回MIT 開課。他寫的《產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賽局理論》（Game Theory，與朱．弗登博格〔Drew Fudenberg〕合著）、《公司財務》（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等經典教科書，數十年來都是全球經濟學教授與博士班學生書架上的必備讀（毒？）物。諾貝爾獎委員會在2014年則是因其「對市場力量與管制的研究（for his analysis of market power and regulation）」，而頒發給他經濟學獎。一直到得獎之前，他的寫作對象主要都是專業的經濟學者，Google scholar 上也列出了梯若爾的數百篇論文與超過20萬次的引用。有評論者開玩笑說：「他一年寫的論文，就已經超過我一輩子能理解的量！（he writes more in one year than I can understand in a lifetime）」
然而，經濟學家也是會對誘因結構做出反應的。「同儕的批評、研究的品質，教學品質都是最主要的事。而讓經濟學更平易近人，反倒會讓他們從本業分心」，梯若爾在一次訪談中說到。那麼問題來了，他花時間寫這本書的動機為何？
「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後，一位學者某種程度上就變成大眾知識分子了。我經常在路上被陌生人攔下，詢問我對某些議題的意見，不論我的專業與這個議題的距離有多遠。」將艱澀難懂的數理模型轉譯或簡化成可與公眾溝通的語言，本來就非常困難。但梯若爾也認知到，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社會大眾對經濟學的理解與信任都開始下降，陷入所謂「雙重赤字」的窘境。而這都是我們（經濟學家）自找的。我們如果不更努力，讓更多人理解經濟學，那我們認為的好政策，就難以被政治人物推動。「因為政治人物跟一般人一樣，也是會對誘因結構做出反應的，而選舉就是他們的誘因。」這段話，對照此序言寫作的當下，川普無視於經濟學家的反對，對全世界課徵高額關稅，的確是有滿滿的既視感。
因此，除了一般讀者，本書也是寫給經濟學家看的：要能為經濟學辯護，重拾大眾對經濟學的信任，構建一個褪去菁英色彩，更能與大眾溝通，並與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政治學及社會學等社會科學重新建立連結的經濟學，至關重要。
本書的第一部分討論經濟學與社會的關係，特別著重在經濟學如何與社會大眾互動，以及市場的道德邊界。第二部分討論經濟學家這個職業，包括我們的日常工作，以及做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參與政策討論時應注以及企業的社會責任。第四及第五部分針對目前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從氣候變遷到失業，數位經濟到創新和智慧產權，提供他的看法。
本書企圖宏大，討論的政策主題也很多，更包含經濟學者對研究與政策介入的自省。我認為，閱讀全書、反覆咀嚼並形成自己（不管是同意或不同意他）的看法，才是重點。導讀不應該也無法剝奪這種樂趣。不過，我還是在此提出兩點，與讀者分享我的心得。
首先，是經濟學數學化與政策建議之間的關係。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經濟學是最依賴數學工具的，因此我們也常收到過於抽象與形式化的批評，但這卻是一個必經的過程。許多創新的觀點一開始都是模糊的，如果沒有數學，我們很難將政策推動中各類的因果關係及未預料到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表達清楚。這需要透過將重要的變數內生化到模型中來完成。
許多人也對利用模型來表達問題的做法有所疑慮。的確，模型一定得簡化現實，所有理論都建立在不完全真實的假設上。但這個過程逼迫經濟學家明確地說出其假設到底有哪些，在推理過程中創造一定的透明度，讓其他人理解並且判斷這些假設是否合理。模型一開始可以非常簡單，但隨著對行為人的描述變得複雜（內生化更多變數），我們可以更細緻地了解改變的各個面向是如何發生。更重要的是，數學是目前已知檢查論證邏輯的最佳工具，有助我們避免被自己的直覺與文字誤導。哈佛大學的經濟學者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說得好：「經濟學家運用數學，不是因為他們聰明，而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
另外，模型也可以引導實證研究，提供一個直覺與資料對話的指南。我們可以從現實資料中估計出模型的各個參數，再推導出當新的情況發生時，結果會是什麼（即所謂的反事實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重點應該是模型與現實世界的對話有多真實，而不是模型的數學美感有多優意的事項。第三部分則從管制與市場力量的制度框架來討論市場的優劣，雅。許多經濟學家也同意，我們有時太注重數學，而忘記本來要分析的問題本質。就如同作者在書中強調的：「論文除非構成一種方法論上的進步，從而對研究的應用有所貢獻，否則巧妙但內容膚淺的論文很快就會遭人遺忘。」
（中略）
整體來說，這是一本梯若爾對於經濟學（家）在政府、企業以及個人決策中該扮演什麼角色、能做到什麼，以及更重要的，不能做到什麼的說明。本書不會提供取巧快捷、18分鐘TED talk 式的解答，也不會聲嘶力竭地指引正義的唯一道路，而是詳細地把事情可能發生的前因後果、推論背後的假設和可能的政策結果，清楚地向讀者說明。書中最難能可貴，也是我希望讀者可以親身感受到的，是他優雅、博學但又謙遜、有耐心的筆調。讀者甚至可能會訝異於他多次直接說：「我不知道。」這世界宣稱自己知道些什麼的經濟學家（或其他專家）真的還不少，但真正好的經濟學家卻不多。閱讀本書的經驗，應可以做為讀者後續判斷其他公共知識分子評論的最佳參考點。
前言
共同利益哪裡去了？（節錄）
自從計畫經濟在經濟、文化、社會和環境方面徹底失敗以來，自從柏林圍牆倒塌和中國經濟轉型以來，市場經濟已經成為我們社會主導、甚至唯一的組織模式。即使在「自由世界」（monde libre），政治權力也已經失去了影響力，轉而讓位給市場和新的參與者。私有化、開放競爭、全球化，以及在公共採購中更為系統性地使用拍賣（mises aux enchères）機制，在在限制了公共決策的空間。也因此，司法體系和獨立管制機構等不受政治力主導的機構，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
然而，市場經濟的成功仍是毀譽參半，因為它未教世人心悅誠服。我們的同胞中只有少數人相信市場優於一切，而大多數人則以逆來順受的心情勉強接納，其中更有一些人心懷憤慨。普遍的反對聲浪多譴責以下現象：經濟戰勝了人文主義的價值觀；世界不見憐憫或同情心、唯個人利益是圖；事關人類尊嚴的社會關係及價值觀瓦解；政治與公共服務衰落；以及我們的環境缺乏永續性。有句不分國界的流行口號提醒我們：「世界不是商品。」在當前金融危機、失業和不平等加劇的背景下，在執政者面對氣候變遷時無計可施、歐洲建構搖搖欲墜、地緣政治不穩定與其所導致的移民危機及世界各地民粹主義勃興等背景下，上述問題尤其顯得尖銳。
追求共同利益的目標到哪裡去了？經濟學能如何為實現這一目標做出貢獻？
要定義共同利益（bien commun）此一大家期盼社會所擁有的東西，多少需要價值判斷。這一判斷可以反映我們的偏好、掌握資訊的程度，以及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就算我們都同意這些目標值得追求，但是我們對公平、購買力、環境、工作或私人生活的重視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更不用說，在道德價值、宗教或精神生活等其他面向的看法，可能會有深刻的分歧。
不過，還是可以在界定共同利益的過程中減少一些主觀隨意性。以下的思想經驗為這一主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設想你尚未出生，因此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將被賦予什麼位置，也不知道自己的基因以及家庭、社會、種族、宗教、國家等環境將會如何，這時你問自己：「如果我可能生而為男或女，身體健康或有疾病，家庭富裕或貧困，接受良好教育或文化水準不高，信神或不信神，成長在巴黎市中心或洛澤爾省（Lozère），想在工作上實現自我或選擇其他生活方式等等，那麼我打算活在什麼樣的社會裡呢？」
這種站在「無知之幕」（voile d’ignorance）後面，忽略自己在社會中地位和屬性的提問方式，其實源於悠久的知識傳統。該傳統始於十七世紀的英國，由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約翰．洛克（John Locke）創立；十八世紀由歐陸的伊曼紐爾．康德（Emmanuel Kant）和讓－賈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及其「社會契約說」（contrat social）繼續發揚光大；而最近在美國，則由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71）提出的「正義論」（théorie de la justice）和經濟學家約翰．夏仙義（John Harsanyi, 1955）提出的「個體間的福利比較理論」（comparaison interpersonnelle des bien-être）踵事增華。
為了限制選項數量，並防止你以不著邊際的回答加以敷衍，且讓我來稍微重新表述問題：「你想活在什麼樣的社會組織中？」事實上，問題的關鍵不是我們想活在什麼樣的理想社會中，比如活在一個公民、工人、經濟界決策者、政治負責人和政府會自動自發優先考慮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的社會中。正如我們將在下文所見，人類並不總是只追求物質利益，然而卻會傾向於將自身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前。於是，忽視一些顯而易見的誘因與可預見的行為模式（例如對「新人類」的理想化），曾在歷史上導致某些社會組織走上極端，壓抑了人性，甚至使整個社會陷入貧困。
因此，本書乃從以下原則出發：無論我們是政治家、企業家、員工、失業者、自營業者、高級公務員、農民、研究人員，無論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如何，我們都會對自己所面對的誘因措施做出反應。這些誘因措施（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社會的）和我們的偏好結合起來，型塑了我們的行為模式；然而，這類行為卻可能違背集體利益。因此，要實現共同利益，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能夠盡量調和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機構制度。
從這個角度看，市場經濟本身絕不是目的，它充其量只是一個工具。而且，如果我們考慮到個人、社會群體和政府在私人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可能存在的分歧，市場經濟仍是一個頗不完美的工具。儘管我們在社會中的特定位置已然影響我們，因此很難重新置身於「無知之幕」後面，不過這一思想實驗能夠更可靠地引導我們走向共識。
我可能會消耗過多的水或造成汙染，並不是因為我從中享受什麼樂趣，而是因為這滿足了我的物質利益：我能藉此生產更多蔬菜或節省隔熱成本，或者免去了購買環保車輛的需求。而你們這些受我行為影響的人，將會反對這種行為。但是，如果我們從社會組織的角度來思考，便可假設沒有人知道自己究竟是受益者還是受害者，並針對我的行為是否可取這個問題，達成一致看法。也就是說，受害者的痛苦是否超過了受益者的獲益。當我的自由意志與你的利益衝突時，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就會產生分歧；但在「無知之幕」後，兩者多少能趨於一致。
「無知之幕」這一抽象的推理工具所帶來的另一個好處是，權利獲得了理性的基礎，不再只是簡單的口號。例如：健康權（le droit à la santé）是一種針對不良基因遺傳的保障；教育機會平等權應該確保我們免受出生和成長環境的差異所擺布；而人權和自由旨在保護個人對抗政府的專斷作為等等。權利不再是一些抽象、由社會決定是否給予的概念。相反，它們變得更加具體和可操作，因為在實踐過程中，這些權利可以在不同層次上被授予，且可能彼此衝突（例如，一個人的自由可能會在另一個人的自由範圍內受到限制）。
共同利益所依憑的標準即是我們在「無知之幕」後面的福祉。它不預設任何解決方案，也沒有集體福祉以外的標準。它允許私人使用財貨以促進個人福祉，但前提是此舉不得損及他人利益。以共有財為例，基於公平，這些資源（地球、水、空氣、生物多樣性、遺產、美麗風景⋯⋯）在「無知之幕」下，應該歸屬於社群，但最終仍將由個人消費、使用。無論是誰都可以消費，只要我的消費不會排斥你的消費（例如知識、公共道路照明、國防或空氣）。然而，如果物資數量有限，或者集體想要限制其使用（如碳排放），那麼這種使用就必然會以某種方式加以私有化。也因此，水、碳或無線電頻道的訂價將其消費私有化，然後授予經濟個體獨占使用權，前提是他們必須支付集體所要求的費用。而私有化的目的正是為了追求共同利益：公權力希望避免水資源的浪費，希望經濟個體為自己的碳排放負責，並希望將稀缺資源（如無線電頻道）分配給能有效利用的經營者。
這些評論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即經濟學對於追求共同利益的貢獻。經濟學和其他人文與社會科學一樣，並非想要代替社會來定義何謂共同利益。不過，它可以用兩種方式做出貢獻。一方面，它可以將辯論引導到共同利益概念的具體目標上，並將目標與實現這些目標的工具區分開來。因為，我們將會看到，這些工具──不論為某一機構制度（例如市場）、某一「權利」或是某一經濟政策，經常發展到與其一開始設立的初衷獨立出來，從而違背其最初服務共同利益的目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共同利益視為必要的前提，經濟學可以發展出相應的工具來為其做出貢獻。
經濟學既不服務於私有財產和個人利益，也不服務於那些想利用政府來強加自身價值觀或優先考慮自身利益的人。它拒絕全面採取市場或全面採取政府的觀點。經濟學是為共同利益服務的，其目的在使世界更臻完善。為此，它的任務是識別能促進共同利益的制度與政策。在研究社會福祉的過程中，經濟學涵蓋了個人和群體兩個面向。它分析個人利益與群體福祉相容的情況，但也研究個人利益妨礙集體福祉的情況。
一個優雅又謙遜的經濟學家告白／林明仁（節錄）
經濟學曾是一門很入世的學科：從早期亞當斯密對自由貿易的提倡與李嘉圖強烈反對禁止低價穀物進口英國的穀物法（Corn Law），再到近代凱因斯對大蕭條的擴張性貨幣與財政政策的主張，都是在直觀的推理之後，給出一個相對明確的解方。而這些建議，似乎有不少也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達成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自 1950年代起，在保羅．薩繆森（Paul Samuelson）、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傑拉德．德布魯（Gerard Debreu）等人的推動之下，嚴謹複雜的經濟學模型成為主流。本書作者梯若爾（Jean Tirole），就是箇中翹楚。
梯若爾出身自有數學與機率紮實訓練傳統的法國經濟學界。原本就讀於巴黎的國立橋樑與道路高等工程學校（École nationa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這是全世界第一所工程學校，後來轉行至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目前任教於土魯斯經濟學院（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每年也會有固定時間回MIT 開課。他寫的《產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賽局理論》（Game Theory，與朱．弗登博格〔Drew Fudenberg〕合著）、《公司財務》（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等經典教科書，數十年來都是全球經濟學教授與博士班學生書架上的必備讀（毒？）物。諾貝爾獎委員會在2014年則是因其「對市場力量與管制的研究（for his analysis of market power and regulation）」，而頒發給他經濟學獎。一直到得獎之前，他的寫作對象主要都是專業的經濟學者，Google scholar 上也列出了梯若爾的數百篇論文與超過20萬次的引用。有評論者開玩笑說：「他一年寫的論文，就已經超過我一輩子能理解的量！（he writes more in one year than I can understand in a lifetime）」
然而，經濟學家也是會對誘因結構做出反應的。「同儕的批評、研究的品質，教學品質都是最主要的事。而讓經濟學更平易近人，反倒會讓他們從本業分心」，梯若爾在一次訪談中說到。那麼問題來了，他花時間寫這本書的動機為何？
「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後，一位學者某種程度上就變成大眾知識分子了。我經常在路上被陌生人攔下，詢問我對某些議題的意見，不論我的專業與這個議題的距離有多遠。」將艱澀難懂的數理模型轉譯或簡化成可與公眾溝通的語言，本來就非常困難。但梯若爾也認知到，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社會大眾對經濟學的理解與信任都開始下降，陷入所謂「雙重赤字」的窘境。而這都是我們（經濟學家）自找的。我們如果不更努力，讓更多人理解經濟學，那我們認為的好政策，就難以被政治人物推動。「因為政治人物跟一般人一樣，也是會對誘因結構做出反應的，而選舉就是他們的誘因。」這段話，對照此序言寫作的當下，川普無視於經濟學家的反對，對全世界課徵高額關稅，的確是有滿滿的既視感。
因此，除了一般讀者，本書也是寫給經濟學家看的：要能為經濟學辯護，重拾大眾對經濟學的信任，構建一個褪去菁英色彩，更能與大眾溝通，並與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政治學及社會學等社會科學重新建立連結的經濟學，至關重要。
本書的第一部分討論經濟學與社會的關係，特別著重在經濟學如何與社會大眾互動，以及市場的道德邊界。第二部分討論經濟學家這個職業，包括我們的日常工作，以及做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參與政策討論時應注以及企業的社會責任。第四及第五部分針對目前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從氣候變遷到失業，數位經濟到創新和智慧產權，提供他的看法。
本書企圖宏大，討論的政策主題也很多，更包含經濟學者對研究與政策介入的自省。我認為，閱讀全書、反覆咀嚼並形成自己（不管是同意或不同意他）的看法，才是重點。導讀不應該也無法剝奪這種樂趣。不過，我還是在此提出兩點，與讀者分享我的心得。
首先，是經濟學數學化與政策建議之間的關係。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經濟學是最依賴數學工具的，因此我們也常收到過於抽象與形式化的批評，但這卻是一個必經的過程。許多創新的觀點一開始都是模糊的，如果沒有數學，我們很難將政策推動中各類的因果關係及未預料到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表達清楚。這需要透過將重要的變數內生化到模型中來完成。
許多人也對利用模型來表達問題的做法有所疑慮。的確，模型一定得簡化現實，所有理論都建立在不完全真實的假設上。但這個過程逼迫經濟學家明確地說出其假設到底有哪些，在推理過程中創造一定的透明度，讓其他人理解並且判斷這些假設是否合理。模型一開始可以非常簡單，但隨著對行為人的描述變得複雜（內生化更多變數），我們可以更細緻地了解改變的各個面向是如何發生。更重要的是，數學是目前已知檢查論證邏輯的最佳工具，有助我們避免被自己的直覺與文字誤導。哈佛大學的經濟學者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說得好：「經濟學家運用數學，不是因為他們聰明，而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
另外，模型也可以引導實證研究，提供一個直覺與資料對話的指南。我們可以從現實資料中估計出模型的各個參數，再推導出當新的情況發生時，結果會是什麼（即所謂的反事實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重點應該是模型與現實世界的對話有多真實，而不是模型的數學美感有多優意的事項。第三部分則從管制與市場力量的制度框架來討論市場的優劣，雅。許多經濟學家也同意，我們有時太注重數學，而忘記本來要分析的問題本質。就如同作者在書中強調的：「論文除非構成一種方法論上的進步，從而對研究的應用有所貢獻，否則巧妙但內容膚淺的論文很快就會遭人遺忘。」
（中略）
整體來說，這是一本梯若爾對於經濟學（家）在政府、企業以及個人決策中該扮演什麼角色、能做到什麼，以及更重要的，不能做到什麼的說明。本書不會提供取巧快捷、18分鐘TED talk 式的解答，也不會聲嘶力竭地指引正義的唯一道路，而是詳細地把事情可能發生的前因後果、推論背後的假設和可能的政策結果，清楚地向讀者說明。書中最難能可貴，也是我希望讀者可以親身感受到的，是他優雅、博學但又謙遜、有耐心的筆調。讀者甚至可能會訝異於他多次直接說：「我不知道。」這世界宣稱自己知道些什麼的經濟學家（或其他專家）真的還不少，但真正好的經濟學家卻不多。閱讀本書的經驗，應可以做為讀者後續判斷其他公共知識分子評論的最佳參考點。
前言
共同利益哪裡去了？（節錄）
自從計畫經濟在經濟、文化、社會和環境方面徹底失敗以來，自從柏林圍牆倒塌和中國經濟轉型以來，市場經濟已經成為我們社會主導、甚至唯一的組織模式。即使在「自由世界」（monde libre），政治權力也已經失去了影響力，轉而讓位給市場和新的參與者。私有化、開放競爭、全球化，以及在公共採購中更為系統性地使用拍賣（mises aux enchères）機制，在在限制了公共決策的空間。也因此，司法體系和獨立管制機構等不受政治力主導的機構，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
然而，市場經濟的成功仍是毀譽參半，因為它未教世人心悅誠服。我們的同胞中只有少數人相信市場優於一切，而大多數人則以逆來順受的心情勉強接納，其中更有一些人心懷憤慨。普遍的反對聲浪多譴責以下現象：經濟戰勝了人文主義的價值觀；世界不見憐憫或同情心、唯個人利益是圖；事關人類尊嚴的社會關係及價值觀瓦解；政治與公共服務衰落；以及我們的環境缺乏永續性。有句不分國界的流行口號提醒我們：「世界不是商品。」在當前金融危機、失業和不平等加劇的背景下，在執政者面對氣候變遷時無計可施、歐洲建構搖搖欲墜、地緣政治不穩定與其所導致的移民危機及世界各地民粹主義勃興等背景下，上述問題尤其顯得尖銳。
追求共同利益的目標到哪裡去了？經濟學能如何為實現這一目標做出貢獻？
要定義共同利益（bien commun）此一大家期盼社會所擁有的東西，多少需要價值判斷。這一判斷可以反映我們的偏好、掌握資訊的程度，以及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就算我們都同意這些目標值得追求，但是我們對公平、購買力、環境、工作或私人生活的重視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更不用說，在道德價值、宗教或精神生活等其他面向的看法，可能會有深刻的分歧。
不過，還是可以在界定共同利益的過程中減少一些主觀隨意性。以下的思想經驗為這一主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設想你尚未出生，因此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將被賦予什麼位置，也不知道自己的基因以及家庭、社會、種族、宗教、國家等環境將會如何，這時你問自己：「如果我可能生而為男或女，身體健康或有疾病，家庭富裕或貧困，接受良好教育或文化水準不高，信神或不信神，成長在巴黎市中心或洛澤爾省（Lozère），想在工作上實現自我或選擇其他生活方式等等，那麼我打算活在什麼樣的社會裡呢？」
這種站在「無知之幕」（voile d’ignorance）後面，忽略自己在社會中地位和屬性的提問方式，其實源於悠久的知識傳統。該傳統始於十七世紀的英國，由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約翰．洛克（John Locke）創立；十八世紀由歐陸的伊曼紐爾．康德（Emmanuel Kant）和讓－賈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及其「社會契約說」（contrat social）繼續發揚光大；而最近在美國，則由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71）提出的「正義論」（théorie de la justice）和經濟學家約翰．夏仙義（John Harsanyi, 1955）提出的「個體間的福利比較理論」（comparaison interpersonnelle des bien-être）踵事增華。
為了限制選項數量，並防止你以不著邊際的回答加以敷衍，且讓我來稍微重新表述問題：「你想活在什麼樣的社會組織中？」事實上，問題的關鍵不是我們想活在什麼樣的理想社會中，比如活在一個公民、工人、經濟界決策者、政治負責人和政府會自動自發優先考慮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的社會中。正如我們將在下文所見，人類並不總是只追求物質利益，然而卻會傾向於將自身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前。於是，忽視一些顯而易見的誘因與可預見的行為模式（例如對「新人類」的理想化），曾在歷史上導致某些社會組織走上極端，壓抑了人性，甚至使整個社會陷入貧困。
因此，本書乃從以下原則出發：無論我們是政治家、企業家、員工、失業者、自營業者、高級公務員、農民、研究人員，無論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如何，我們都會對自己所面對的誘因措施做出反應。這些誘因措施（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社會的）和我們的偏好結合起來，型塑了我們的行為模式；然而，這類行為卻可能違背集體利益。因此，要實現共同利益，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能夠盡量調和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機構制度。
從這個角度看，市場經濟本身絕不是目的，它充其量只是一個工具。而且，如果我們考慮到個人、社會群體和政府在私人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可能存在的分歧，市場經濟仍是一個頗不完美的工具。儘管我們在社會中的特定位置已然影響我們，因此很難重新置身於「無知之幕」後面，不過這一思想實驗能夠更可靠地引導我們走向共識。
我可能會消耗過多的水或造成汙染，並不是因為我從中享受什麼樂趣，而是因為這滿足了我的物質利益：我能藉此生產更多蔬菜或節省隔熱成本，或者免去了購買環保車輛的需求。而你們這些受我行為影響的人，將會反對這種行為。但是，如果我們從社會組織的角度來思考，便可假設沒有人知道自己究竟是受益者還是受害者，並針對我的行為是否可取這個問題，達成一致看法。也就是說，受害者的痛苦是否超過了受益者的獲益。當我的自由意志與你的利益衝突時，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就會產生分歧；但在「無知之幕」後，兩者多少能趨於一致。
「無知之幕」這一抽象的推理工具所帶來的另一個好處是，權利獲得了理性的基礎，不再只是簡單的口號。例如：健康權（le droit à la santé）是一種針對不良基因遺傳的保障；教育機會平等權應該確保我們免受出生和成長環境的差異所擺布；而人權和自由旨在保護個人對抗政府的專斷作為等等。權利不再是一些抽象、由社會決定是否給予的概念。相反，它們變得更加具體和可操作，因為在實踐過程中，這些權利可以在不同層次上被授予，且可能彼此衝突（例如，一個人的自由可能會在另一個人的自由範圍內受到限制）。
共同利益所依憑的標準即是我們在「無知之幕」後面的福祉。它不預設任何解決方案，也沒有集體福祉以外的標準。它允許私人使用財貨以促進個人福祉，但前提是此舉不得損及他人利益。以共有財為例，基於公平，這些資源（地球、水、空氣、生物多樣性、遺產、美麗風景⋯⋯）在「無知之幕」下，應該歸屬於社群，但最終仍將由個人消費、使用。無論是誰都可以消費，只要我的消費不會排斥你的消費（例如知識、公共道路照明、國防或空氣）。然而，如果物資數量有限，或者集體想要限制其使用（如碳排放），那麼這種使用就必然會以某種方式加以私有化。也因此，水、碳或無線電頻道的訂價將其消費私有化，然後授予經濟個體獨占使用權，前提是他們必須支付集體所要求的費用。而私有化的目的正是為了追求共同利益：公權力希望避免水資源的浪費，希望經濟個體為自己的碳排放負責，並希望將稀缺資源（如無線電頻道）分配給能有效利用的經營者。
這些評論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即經濟學對於追求共同利益的貢獻。經濟學和其他人文與社會科學一樣，並非想要代替社會來定義何謂共同利益。不過，它可以用兩種方式做出貢獻。一方面，它可以將辯論引導到共同利益概念的具體目標上，並將目標與實現這些目標的工具區分開來。因為，我們將會看到，這些工具──不論為某一機構制度（例如市場）、某一「權利」或是某一經濟政策，經常發展到與其一開始設立的初衷獨立出來，從而違背其最初服務共同利益的目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共同利益視為必要的前提，經濟學可以發展出相應的工具來為其做出貢獻。
經濟學既不服務於私有財產和個人利益，也不服務於那些想利用政府來強加自身價值觀或優先考慮自身利益的人。它拒絕全面採取市場或全面採取政府的觀點。經濟學是為共同利益服務的，其目的在使世界更臻完善。為此，它的任務是識別能促進共同利益的制度與政策。在研究社會福祉的過程中，經濟學涵蓋了個人和群體兩個面向。它分析個人利益與群體福祉相容的情況，但也研究個人利益妨礙集體福祉的情況。
更好的方式分享經濟學
第二章 市場的道德界線
第一節 市場的道德限制還是市場失靈？
第二節 非商品與崇高價值
第三節 市場是否對社會凝聚力造成威脅？
第四節 不平等
導讀
一個優雅又謙遜的經濟學家告白／林明仁（節錄）
經濟學曾是一門很入世的學科：從早期亞當斯密對自由貿易的提倡與李嘉圖強烈反對禁止低價穀物進口英國的穀物法（Corn Law），再到近代凱因斯對大蕭條的擴張性貨幣與財政政策的主張，都是在直觀的推理之後，給出一個相對明確的解方。而這些建議，似乎有不少也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達成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自 1950年代起，在保羅．薩繆森（Paul Samuelson）、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傑拉德．德布魯（Gerard Debreu）等人的推動之下，嚴謹複雜的經濟學模型成為主流。本書作者梯若爾（Jean Tirole），就是箇中翹楚。
梯若爾出身自有數學與機率紮實訓練傳統的法國經濟學界。原本就讀於巴黎的國立橋樑與道路高等工程學校（École nationa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這是全世界第一所工程學校，後來轉行至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目前任教於土魯斯經濟學院（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每年也會有固定時間回MIT 開課。他寫的《產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賽局理論》（Game Theory，與朱．弗登博格〔Drew Fudenberg〕合著）、《公司財務》（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等經典教科書，數十年來都是全球經濟學教授與博士班學生書架上的必備讀（毒？）物。諾貝爾獎委員會在2014年則是因其「對市場力量與管制的研究（for his analysis of market power and regulation）」，而頒發給他經濟學獎。一直到得獎之前，他的寫作對象主要都是專業的經濟學者，Google scholar 上也列出了梯若爾的數百篇論文與超過20萬次的引用。有評論者開玩笑說：「他一年寫的論文，就已經超過我一輩子能理解的量！（he writes more in one year than I can understand in a lifetime）」
然而，經濟學家也是會對誘因結構做出反應的。「同儕的批評、研究的品質，教學品質都是最主要的事。而讓經濟學更平易近人，反倒會讓他們從本業分心」，梯若爾在一次訪談中說到。那麼問題來了，他花時間寫這本書的動機為何？
「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後，一位學者某種程度上就變成大眾知識分子了。我經常在路上被陌生人攔下，詢問我對某些議題的意見，不論我的專業與這個議題的距離有多遠。」將艱澀難懂的數理模型轉譯或簡化成可與公眾溝通的語言，本來就非常困難。但梯若爾也認知到，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社會大眾對經濟學的理解與信任都開始下降，陷入所謂「雙重赤字」的窘境。而這都是我們（經濟學家）自找的。我們如果不更努力，讓更多人理解經濟學，那我們認為的好政策，就難以被政治人物推動。「因為政治人物跟一般人一樣，也是會對誘因結構做出反應的，而選舉就是他們的誘因。」這段話，對照此序言寫作的當下，川普無視於經濟學家的反對，對全世界課徵高額關稅，的確是有滿滿的既視感。
因此，除了一般讀者，本書也是寫給經濟學家看的：要能為經濟學辯護，重拾大眾對經濟學的信任，構建一個褪去菁英色彩，更能與大眾溝通，並與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政治學及社會學等社會科學重新建立連結的經濟學，至關重要。
本書的第一部分討論經濟學與社會的關係，特別著重在經濟學如何與社會大眾互動，以及市場的道德邊界。第二部分討論經濟學家這個職業，包括我們的日常工作，以及做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參與政策討論時應注以及企業的社會責任。第四及第五部分針對目前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從氣候變遷到失業，數位經濟到創新和智慧產權，提供他的看法。
本書企圖宏大，討論的政策主題也很多，更包含經濟學者對研究與政策介入的自省。我認為，閱讀全書、反覆咀嚼並形成自己（不管是同意或不同意他）的看法，才是重點。導讀不應該也無法剝奪這種樂趣。不過，我還是在此提出兩點，與讀者分享我的心得。
首先，是經濟學數學化與政策建議之間的關係。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經濟學是最依賴數學工具的，因此我們也常收到過於抽象與形式化的批評，但這卻是一個必經的過程。許多創新的觀點一開始都是模糊的，如果沒有數學，我們很難將政策推動中各類的因果關係及未預料到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表達清楚。這需要透過將重要的變數內生化到模型中來完成。
許多人也對利用模型來表達問題的做法有所疑慮。的確，模型一定得簡化現實，所有理論都建立在不完全真實的假設上。但這個過程逼迫經濟學家明確地說出其假設到底有哪些，在推理過程中創造一定的透明度，讓其他人理解並且判斷這些假設是否合理。模型一開始可以非常簡單，但隨著對行為人的描述變得複雜（內生化更多變數），我們可以更細緻地了解改變的各個面向是如何發生。更重要的是，數學是目前已知檢查論證邏輯的最佳工具，有助我們避免被自己的直覺與文字誤導。哈佛大學的經濟學者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說得好：「經濟學家運用數學，不是因為他們聰明，而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
另外，模型也可以引導實證研究，提供一個直覺與資料對話的指南。我們可以從現實資料中估計出模型的各個參數，再推導出當新的情況發生時，結果會是什麼（即所謂的反事實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重點應該是模型與現實世界的對話有多真實，而不是模型的數學美感有多優意的事項。第三部分則從管制與市場力量的制度框架來討論市場的優劣，雅。許多經濟學家也同意，我們有時太注重數學，而忘記本來要分析的問題本質。就如同作者在書中強調的：「論文除非構成一種方法論上的進步，從而對研究的應用有所貢獻，否則巧妙但內容膚淺的論文很快就會遭人遺忘。」
（中略）
整體來說，這是一本梯若爾對於經濟學（家）在政府、企業以及個人決策中該扮演什麼角色、能做到什麼，以及更重要的，不能做到什麼的說明。本書不會提供取巧快捷、18分鐘TED talk 式的解答，也不會聲嘶力竭地指引正義的唯一道路，而是詳細地把事情可能發生的前因後果、推論背後的假設和可能的政策結果，清楚地向讀者說明。書中最難能可貴，也是我希望讀者可以親身感受到的，是他優雅、博學但又謙遜、有耐心的筆調。讀者甚至可能會訝異於他多次直接說：「我不知道。」這世界宣稱自己知道些什麼的經濟學家（或其他專家）真的還不少，但真正好的經濟學家卻不多。閱讀本書的經驗，應可以做為讀者後續判斷其他公共知識分子評論的最佳參考點。
前言
共同利益哪裡去了？（節錄）
自從計畫經濟在經濟、文化、社會和環境方面徹底失敗以來，自從柏林圍牆倒塌和中國經濟轉型以來，市場經濟已經成為我們社會主導、甚至唯一的組織模式。即使在「自由世界」（monde libre），政治權力也已經失去了影響力，轉而讓位給市場和新的參與者。私有化、開放競爭、全球化，以及在公共採購中更為系統性地使用拍賣（mises aux enchères）機制，在在限制了公共決策的空間。也因此，司法體系和獨立管制機構等不受政治力主導的機構，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
然而，市場經濟的成功仍是毀譽參半，因為它未教世人心悅誠服。我們的同胞中只有少數人相信市場優於一切，而大多數人則以逆來順受的心情勉強接納，其中更有一些人心懷憤慨。普遍的反對聲浪多譴責以下現象：經濟戰勝了人文主義的價值觀；世界不見憐憫或同情心、唯個人利益是圖；事關人類尊嚴的社會關係及價值觀瓦解；政治與公共服務衰落；以及我們的環境缺乏永續性。有句不分國界的流行口號提醒我們：「世界不是商品。」在當前金融危機、失業和不平等加劇的背景下，在執政者面對氣候變遷時無計可施、歐洲建構搖搖欲墜、地緣政治不穩定與其所導致的移民危機及世界各地民粹主義勃興等背景下，上述問題尤其顯得尖銳。
追求共同利益的目標到哪裡去了？經濟學能如何為實現這一目標做出貢獻？
要定義共同利益（bien commun）此一大家期盼社會所擁有的東西，多少需要價值判斷。這一判斷可以反映我們的偏好、掌握資訊的程度，以及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就算我們都同意這些目標值得追求，但是我們對公平、購買力、環境、工作或私人生活的重視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更不用說，在道德價值、宗教或精神生活等其他面向的看法，可能會有深刻的分歧。
不過，還是可以在界定共同利益的過程中減少一些主觀隨意性。以下的思想經驗為這一主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設想你尚未出生，因此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將被賦予什麼位置，也不知道自己的基因以及家庭、社會、種族、宗教、國家等環境將會如何，這時你問自己：「如果我可能生而為男或女，身體健康或有疾病，家庭富裕或貧困，接受良好教育或文化水準不高，信神或不信神，成長在巴黎市中心或洛澤爾省（Lozère），想在工作上實現自我或選擇其他生活方式等等，那麼我打算活在什麼樣的社會裡呢？」
這種站在「無知之幕」（voile d’ignorance）後面，忽略自己在社會中地位和屬性的提問方式，其實源於悠久的知識傳統。該傳統始於十七世紀的英國，由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約翰．洛克（John Locke）創立；十八世紀由歐陸的伊曼紐爾．康德（Emmanuel Kant）和讓－賈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及其「社會契約說」（contrat social）繼續發揚光大；而最近在美國，則由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71）提出的「正義論」（théorie de la justice）和經濟學家約翰．夏仙義（John Harsanyi, 1955）提出的「個體間的福利比較理論」（comparaison interpersonnelle des bien-être）踵事增華。
為了限制選項數量，並防止你以不著邊際的回答加以敷衍，且讓我來稍微重新表述問題：「你想活在什麼樣的社會組織中？」事實上，問題的關鍵不是我們想活在什麼樣的理想社會中，比如活在一個公民、工人、經濟界決策者、政治負責人和政府會自動自發優先考慮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的社會中。正如我們將在下文所見，人類並不總是只追求物質利益，然而卻會傾向於將自身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前。於是，忽視一些顯而易見的誘因與可預見的行為模式（例如對「新人類」的理想化），曾在歷史上導致某些社會組織走上極端，壓抑了人性，甚至使整個社會陷入貧困。
因此，本書乃從以下原則出發：無論我們是政治家、企業家、員工、失業者、自營業者、高級公務員、農民、研究人員，無論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如何，我們都會對自己所面對的誘因措施做出反應。這些誘因措施（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社會的）和我們的偏好結合起來，型塑了我們的行為模式；然而，這類行為卻可能違背集體利益。因此，要實現共同利益，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能夠盡量調和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機構制度。
從這個角度看，市場經濟本身絕不是目的，它充其量只是一個工具。而且，如果我們考慮到個人、社會群體和政府在私人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可能存在的分歧，市場經濟仍是一個頗不完美的工具。儘管我們在社會中的特定位置已然影響我們，因此很難重新置身於「無知之幕」後面，不過這一思想實驗能夠更可靠地引導我們走向共識。
我可能會消耗過多的水或造成汙染，並不是因為我從中享受什麼樂趣，而是因為這滿足了我的物質利益：我能藉此生產更多蔬菜或節省隔熱成本，或者免去了購買環保車輛的需求。而你們這些受我行為影響的人，將會反對這種行為。但是，如果我們從社會組織的角度來思考，便可假設沒有人知道自己究竟是受益者還是受害者，並針對我的行為是否可取這個問題，達成一致看法。也就是說，受害者的痛苦是否超過了受益者的獲益。當我的自由意志與你的利益衝突時，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就會產生分歧；但在「無知之幕」後，兩者多少能趨於一致。
「無知之幕」這一抽象的推理工具所帶來的另一個好處是，權利獲得了理性的基礎，不再只是簡單的口號。例如：健康權（le droit à la santé）是一種針對不良基因遺傳的保障；教育機會平等權應該確保我們免受出生和成長環境的差異所擺布；而人權和自由旨在保護個人對抗政府的專斷作為等等。權利不再是一些抽象、由社會決定是否給予的概念。相反，它們變得更加具體和可操作，因為在實踐過程中，這些權利可以在不同層次上被授予，且可能彼此衝突（例如，一個人的自由可能會在另一個人的自由範圍內受到限制）。
共同利益所依憑的標準即是我們在「無知之幕」後面的福祉。它不預設任何解決方案，也沒有集體福祉以外的標準。它允許私人使用財貨以促進個人福祉，但前提是此舉不得損及他人利益。以共有財為例，基於公平，這些資源（地球、水、空氣、生物多樣性、遺產、美麗風景⋯⋯）在「無知之幕」下，應該歸屬於社群，但最終仍將由個人消費、使用。無論是誰都可以消費，只要我的消費不會排斥你的消費（例如知識、公共道路照明、國防或空氣）。然而，如果物資數量有限，或者集體想要限制其使用（如碳排放），那麼這種使用就必然會以某種方式加以私有化。也因此，水、碳或無線電頻道的訂價將其消費私有化，然後授予經濟個體獨占使用權，前提是他們必須支付集體所要求的費用。而私有化的目的正是為了追求共同利益：公權力希望避免水資源的浪費，希望經濟個體為自己的碳排放負責，並希望將稀缺資源（如無線電頻道）分配給能有效利用的經營者。
這些評論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即經濟學對於追求共同利益的貢獻。經濟學和其他人文與社會科學一樣，並非想要代替社會來定義何謂共同利益。不過，它可以用兩種方式做出貢獻。一方面，它可以將辯論引導到共同利益概念的具體目標上，並將目標與實現這些目標的工具區分開來。因為，我們將會看到，這些工具──不論為某一機構制度（例如市場）、某一「權利」或是某一經濟政策，經常發展到與其一開始設立的初衷獨立出來，從而違背其最初服務共同利益的目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共同利益視為必要的前提，經濟學可以發展出相應的工具來為其做出貢獻。
經濟學既不服務於私有財產和個人利益，也不服務於那些想利用政府來強加自身價值觀或優先考慮自身利益的人。它拒絕全面採取市場或全面採取政府的觀點。經濟學是為共同利益服務的，其目的在使世界更臻完善。為此，它的任務是識別能促進共同利益的制度與政策。在研究社會福祉的過程中，經濟學涵蓋了個人和群體兩個面向。它分析個人利益與群體福祉相容的情況，但也研究個人利益妨礙集體福祉的情況。
第二部分 經濟學研究者的專業
第三章 公民社會中的經濟學家
第一節 身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經濟學家
第二節 參與公共事務的危險
第三節 必要的互動與幾項防範措施
第四節 從理論到經濟政策
第四章 日常研究
第一節 理論與實證證據之間的來回
第二節 經濟學學術圈的微觀世界
第三節 經濟學家：狐狸還是刺蝟？
第四節 數學的功用
第五節 賽局理論與資訊理論
第六節 方法論的貢獻
第五章 變動中的經濟學
第一節 並非始終理性的行為者：心理人
第二節 社會人
第三節 誘因人：獎勵的反作用
第四節 法律人：法律與社會規範
第五節 更多嶄新的發展方向
第三部分 經濟的制度框架
第六章 邁向現代政府
第一節 市場存在諸多缺陷，必須加以糾正
第二節 市場與政府的互補性及自由主義的基礎
第三節 政治優先還是獨立機構優先？
第四節 政府改革
第七章 企業及其治理與社會責任
第一節 可行的組織形式有許多種……但只有少數獲採用
第二節 企業在這一切當中的社會責任為何？
第四部分 總體經濟的大難題
第八章 氣候挑戰
第一節 氣候的問題
第二節 停滯的原因
第三節 談判未能符合氣候問題的需求
第四節 對抗全球暖化：須令各方承擔責任
第五節 碳定價與不平等
第六節 國際協議是否可信？
第七節 結論：讓談判重返正軌
第九章 戰勝失業
第一節 法國的現況
第二節 勞動契約的經濟分析
第三節 制度的不一致
第四節 改革能夠帶來什麼？如何成功改革？
第五節 與就業相關的其他重大議題
第六節 緊迫性
第十章 歐洲何去何從？
第一節 歐洲的建構：從期待變持疑
第二節 歐元危機的根源
第三節 希臘案例：雙方都苦
第四節 歐洲今後的抉擇
第十一章 金融的功用何在？
第一節 金融的功用何在？
第二節 如何將有用的產品變成有害的產品？
第三節 市場有效率嗎？
第四節 那麼，為何實施監理？
第十二章 2008年金融危機
第一節 金融危機
第二節 金融危機後的新環境
第三節 該歸咎誰？經濟學家與危機預防
第五部分 產業面臨的挑戰
第十三章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
第一節 為什麼要有競爭？
第二節 產業政策在這其中的角色
第十四章 當數位化改變了價值鏈
第一節 平臺做為數位經濟的守護者
第二節 雙邊市場
第三節 一種不同的經濟模式：平臺開始監管
第四節 雙邊市場面對競爭政策的挑戰
第十五章 數位經濟：社會所面對的難題
第一節 信任
第二節 數據的所有權
第三節 醫療保險以及互助精神
第四節 二十一世紀新形態的就業
第五節 數位經濟與就業
第六節 稅務問題
第十六章 創新與智慧財產權
第一節 創新刻不容緩
第二節 智慧財產權制度背景
第三節 管理疊加之專利權利金
第四節 創新機構
第五節 合作發展與自由軟體
第六節 其他諸多議題
第十七章 產業管制
第一節 四重改革及其合理性
第二節 誘因性的管制
第三節 受管制企業的收費標準
第四節 管制網路接取
第五節 競爭與公共服務
第二章 市場的道德界線
第一節 市場的道德限制還是市場失靈？
第二節 非商品與崇高價值
第三節 市場是否對社會凝聚力造成威脅？
第四節 不平等
導讀
一個優雅又謙遜的經濟學家告白／林明仁（節錄）
經濟學曾是一門很入世的學科：從早期亞當斯密對自由貿易的提倡與李嘉圖強烈反對禁止低價穀物進口英國的穀物法（Corn Law），再到近代凱因斯對大蕭條的擴張性貨幣與財政政策的主張，都是在直觀的推理之後，給出一個相對明確的解方。而這些建議，似乎有不少也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達成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自 1950年代起，在保羅．薩繆森（Paul Samuelson）、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傑拉德．德布魯（Gerard Debreu）等人的推動之下，嚴謹複雜的經濟學模型成為主流。本書作者梯若爾（Jean Tirole），就是箇中翹楚。
梯若爾出身自有數學與機率紮實訓練傳統的法國經濟學界。原本就讀於巴黎的國立橋樑與道路高等工程學校（École nationa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這是全世界第一所工程學校，後來轉行至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目前任教於土魯斯經濟學院（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每年也會有固定時間回MIT 開課。他寫的《產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賽局理論》（Game Theory，與朱．弗登博格〔Drew Fudenberg〕合著）、《公司財務》（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等經典教科書，數十年來都是全球經濟學教授與博士班學生書架上的必備讀（毒？）物。諾貝爾獎委員會在2014年則是因其「對市場力量與管制的研究（for his analysis of market power and regulation）」，而頒發給他經濟學獎。一直到得獎之前，他的寫作對象主要都是專業的經濟學者，Google scholar 上也列出了梯若爾的數百篇論文與超過20萬次的引用。有評論者開玩笑說：「他一年寫的論文，就已經超過我一輩子能理解的量！（he writes more in one year than I can understand in a lifetime）」
然而，經濟學家也是會對誘因結構做出反應的。「同儕的批評、研究的品質，教學品質都是最主要的事。而讓經濟學更平易近人，反倒會讓他們從本業分心」，梯若爾在一次訪談中說到。那麼問題來了，他花時間寫這本書的動機為何？
「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後，一位學者某種程度上就變成大眾知識分子了。我經常在路上被陌生人攔下，詢問我對某些議題的意見，不論我的專業與這個議題的距離有多遠。」將艱澀難懂的數理模型轉譯或簡化成可與公眾溝通的語言，本來就非常困難。但梯若爾也認知到，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社會大眾對經濟學的理解與信任都開始下降，陷入所謂「雙重赤字」的窘境。而這都是我們（經濟學家）自找的。我們如果不更努力，讓更多人理解經濟學，那我們認為的好政策，就難以被政治人物推動。「因為政治人物跟一般人一樣，也是會對誘因結構做出反應的，而選舉就是他們的誘因。」這段話，對照此序言寫作的當下，川普無視於經濟學家的反對，對全世界課徵高額關稅，的確是有滿滿的既視感。
因此，除了一般讀者，本書也是寫給經濟學家看的：要能為經濟學辯護，重拾大眾對經濟學的信任，構建一個褪去菁英色彩，更能與大眾溝通，並與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政治學及社會學等社會科學重新建立連結的經濟學，至關重要。
本書的第一部分討論經濟學與社會的關係，特別著重在經濟學如何與社會大眾互動，以及市場的道德邊界。第二部分討論經濟學家這個職業，包括我們的日常工作，以及做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參與政策討論時應注以及企業的社會責任。第四及第五部分針對目前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從氣候變遷到失業，數位經濟到創新和智慧產權，提供他的看法。
本書企圖宏大，討論的政策主題也很多，更包含經濟學者對研究與政策介入的自省。我認為，閱讀全書、反覆咀嚼並形成自己（不管是同意或不同意他）的看法，才是重點。導讀不應該也無法剝奪這種樂趣。不過，我還是在此提出兩點，與讀者分享我的心得。
首先，是經濟學數學化與政策建議之間的關係。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經濟學是最依賴數學工具的，因此我們也常收到過於抽象與形式化的批評，但這卻是一個必經的過程。許多創新的觀點一開始都是模糊的，如果沒有數學，我們很難將政策推動中各類的因果關係及未預料到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表達清楚。這需要透過將重要的變數內生化到模型中來完成。
許多人也對利用模型來表達問題的做法有所疑慮。的確，模型一定得簡化現實，所有理論都建立在不完全真實的假設上。但這個過程逼迫經濟學家明確地說出其假設到底有哪些，在推理過程中創造一定的透明度，讓其他人理解並且判斷這些假設是否合理。模型一開始可以非常簡單，但隨著對行為人的描述變得複雜（內生化更多變數），我們可以更細緻地了解改變的各個面向是如何發生。更重要的是，數學是目前已知檢查論證邏輯的最佳工具，有助我們避免被自己的直覺與文字誤導。哈佛大學的經濟學者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說得好：「經濟學家運用數學，不是因為他們聰明，而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
另外，模型也可以引導實證研究，提供一個直覺與資料對話的指南。我們可以從現實資料中估計出模型的各個參數，再推導出當新的情況發生時，結果會是什麼（即所謂的反事實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重點應該是模型與現實世界的對話有多真實，而不是模型的數學美感有多優意的事項。第三部分則從管制與市場力量的制度框架來討論市場的優劣，雅。許多經濟學家也同意，我們有時太注重數學，而忘記本來要分析的問題本質。就如同作者在書中強調的：「論文除非構成一種方法論上的進步，從而對研究的應用有所貢獻，否則巧妙但內容膚淺的論文很快就會遭人遺忘。」
（中略）
整體來說，這是一本梯若爾對於經濟學（家）在政府、企業以及個人決策中該扮演什麼角色、能做到什麼，以及更重要的，不能做到什麼的說明。本書不會提供取巧快捷、18分鐘TED talk 式的解答，也不會聲嘶力竭地指引正義的唯一道路，而是詳細地把事情可能發生的前因後果、推論背後的假設和可能的政策結果，清楚地向讀者說明。書中最難能可貴，也是我希望讀者可以親身感受到的，是他優雅、博學但又謙遜、有耐心的筆調。讀者甚至可能會訝異於他多次直接說：「我不知道。」這世界宣稱自己知道些什麼的經濟學家（或其他專家）真的還不少，但真正好的經濟學家卻不多。閱讀本書的經驗，應可以做為讀者後續判斷其他公共知識分子評論的最佳參考點。
前言
共同利益哪裡去了？（節錄）
自從計畫經濟在經濟、文化、社會和環境方面徹底失敗以來，自從柏林圍牆倒塌和中國經濟轉型以來，市場經濟已經成為我們社會主導、甚至唯一的組織模式。即使在「自由世界」（monde libre），政治權力也已經失去了影響力，轉而讓位給市場和新的參與者。私有化、開放競爭、全球化，以及在公共採購中更為系統性地使用拍賣（mises aux enchères）機制，在在限制了公共決策的空間。也因此，司法體系和獨立管制機構等不受政治力主導的機構，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
然而，市場經濟的成功仍是毀譽參半，因為它未教世人心悅誠服。我們的同胞中只有少數人相信市場優於一切，而大多數人則以逆來順受的心情勉強接納，其中更有一些人心懷憤慨。普遍的反對聲浪多譴責以下現象：經濟戰勝了人文主義的價值觀；世界不見憐憫或同情心、唯個人利益是圖；事關人類尊嚴的社會關係及價值觀瓦解；政治與公共服務衰落；以及我們的環境缺乏永續性。有句不分國界的流行口號提醒我們：「世界不是商品。」在當前金融危機、失業和不平等加劇的背景下，在執政者面對氣候變遷時無計可施、歐洲建構搖搖欲墜、地緣政治不穩定與其所導致的移民危機及世界各地民粹主義勃興等背景下，上述問題尤其顯得尖銳。
追求共同利益的目標到哪裡去了？經濟學能如何為實現這一目標做出貢獻？
要定義共同利益（bien commun）此一大家期盼社會所擁有的東西，多少需要價值判斷。這一判斷可以反映我們的偏好、掌握資訊的程度，以及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就算我們都同意這些目標值得追求，但是我們對公平、購買力、環境、工作或私人生活的重視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更不用說，在道德價值、宗教或精神生活等其他面向的看法，可能會有深刻的分歧。
不過，還是可以在界定共同利益的過程中減少一些主觀隨意性。以下的思想經驗為這一主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設想你尚未出生，因此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將被賦予什麼位置，也不知道自己的基因以及家庭、社會、種族、宗教、國家等環境將會如何，這時你問自己：「如果我可能生而為男或女，身體健康或有疾病，家庭富裕或貧困，接受良好教育或文化水準不高，信神或不信神，成長在巴黎市中心或洛澤爾省（Lozère），想在工作上實現自我或選擇其他生活方式等等，那麼我打算活在什麼樣的社會裡呢？」
這種站在「無知之幕」（voile d’ignorance）後面，忽略自己在社會中地位和屬性的提問方式，其實源於悠久的知識傳統。該傳統始於十七世紀的英國，由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約翰．洛克（John Locke）創立；十八世紀由歐陸的伊曼紐爾．康德（Emmanuel Kant）和讓－賈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及其「社會契約說」（contrat social）繼續發揚光大；而最近在美國，則由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71）提出的「正義論」（théorie de la justice）和經濟學家約翰．夏仙義（John Harsanyi, 1955）提出的「個體間的福利比較理論」（comparaison interpersonnelle des bien-être）踵事增華。
為了限制選項數量，並防止你以不著邊際的回答加以敷衍，且讓我來稍微重新表述問題：「你想活在什麼樣的社會組織中？」事實上，問題的關鍵不是我們想活在什麼樣的理想社會中，比如活在一個公民、工人、經濟界決策者、政治負責人和政府會自動自發優先考慮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的社會中。正如我們將在下文所見，人類並不總是只追求物質利益，然而卻會傾向於將自身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前。於是，忽視一些顯而易見的誘因與可預見的行為模式（例如對「新人類」的理想化），曾在歷史上導致某些社會組織走上極端，壓抑了人性，甚至使整個社會陷入貧困。
因此，本書乃從以下原則出發：無論我們是政治家、企業家、員工、失業者、自營業者、高級公務員、農民、研究人員，無論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如何，我們都會對自己所面對的誘因措施做出反應。這些誘因措施（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社會的）和我們的偏好結合起來，型塑了我們的行為模式；然而，這類行為卻可能違背集體利益。因此，要實現共同利益，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能夠盡量調和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機構制度。
從這個角度看，市場經濟本身絕不是目的，它充其量只是一個工具。而且，如果我們考慮到個人、社會群體和政府在私人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可能存在的分歧，市場經濟仍是一個頗不完美的工具。儘管我們在社會中的特定位置已然影響我們，因此很難重新置身於「無知之幕」後面，不過這一思想實驗能夠更可靠地引導我們走向共識。
我可能會消耗過多的水或造成汙染，並不是因為我從中享受什麼樂趣，而是因為這滿足了我的物質利益：我能藉此生產更多蔬菜或節省隔熱成本，或者免去了購買環保車輛的需求。而你們這些受我行為影響的人，將會反對這種行為。但是，如果我們從社會組織的角度來思考，便可假設沒有人知道自己究竟是受益者還是受害者，並針對我的行為是否可取這個問題，達成一致看法。也就是說，受害者的痛苦是否超過了受益者的獲益。當我的自由意志與你的利益衝突時，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就會產生分歧；但在「無知之幕」後，兩者多少能趨於一致。
「無知之幕」這一抽象的推理工具所帶來的另一個好處是，權利獲得了理性的基礎，不再只是簡單的口號。例如：健康權（le droit à la santé）是一種針對不良基因遺傳的保障；教育機會平等權應該確保我們免受出生和成長環境的差異所擺布；而人權和自由旨在保護個人對抗政府的專斷作為等等。權利不再是一些抽象、由社會決定是否給予的概念。相反，它們變得更加具體和可操作，因為在實踐過程中，這些權利可以在不同層次上被授予，且可能彼此衝突（例如，一個人的自由可能會在另一個人的自由範圍內受到限制）。
共同利益所依憑的標準即是我們在「無知之幕」後面的福祉。它不預設任何解決方案，也沒有集體福祉以外的標準。它允許私人使用財貨以促進個人福祉，但前提是此舉不得損及他人利益。以共有財為例，基於公平，這些資源（地球、水、空氣、生物多樣性、遺產、美麗風景⋯⋯）在「無知之幕」下，應該歸屬於社群，但最終仍將由個人消費、使用。無論是誰都可以消費，只要我的消費不會排斥你的消費（例如知識、公共道路照明、國防或空氣）。然而，如果物資數量有限，或者集體想要限制其使用（如碳排放），那麼這種使用就必然會以某種方式加以私有化。也因此，水、碳或無線電頻道的訂價將其消費私有化，然後授予經濟個體獨占使用權，前提是他們必須支付集體所要求的費用。而私有化的目的正是為了追求共同利益：公權力希望避免水資源的浪費，希望經濟個體為自己的碳排放負責，並希望將稀缺資源（如無線電頻道）分配給能有效利用的經營者。
這些評論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即經濟學對於追求共同利益的貢獻。經濟學和其他人文與社會科學一樣，並非想要代替社會來定義何謂共同利益。不過，它可以用兩種方式做出貢獻。一方面，它可以將辯論引導到共同利益概念的具體目標上，並將目標與實現這些目標的工具區分開來。因為，我們將會看到，這些工具──不論為某一機構制度（例如市場）、某一「權利」或是某一經濟政策，經常發展到與其一開始設立的初衷獨立出來，從而違背其最初服務共同利益的目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共同利益視為必要的前提，經濟學可以發展出相應的工具來為其做出貢獻。
經濟學既不服務於私有財產和個人利益，也不服務於那些想利用政府來強加自身價值觀或優先考慮自身利益的人。它拒絕全面採取市場或全面採取政府的觀點。經濟學是為共同利益服務的，其目的在使世界更臻完善。為此，它的任務是識別能促進共同利益的制度與政策。在研究社會福祉的過程中，經濟學涵蓋了個人和群體兩個面向。它分析個人利益與群體福祉相容的情況，但也研究個人利益妨礙集體福祉的情況。
第二部分 經濟學研究者的專業
第三章 公民社會中的經濟學家
第一節 身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經濟學家
第二節 參與公共事務的危險
第三節 必要的互動與幾項防範措施
第四節 從理論到經濟政策
第四章 日常研究
第一節 理論與實證證據之間的來回
第二節 經濟學學術圈的微觀世界
第三節 經濟學家：狐狸還是刺蝟？
第四節 數學的功用
第五節 賽局理論與資訊理論
第六節 方法論的貢獻
第五章 變動中的經濟學
第一節 並非始終理性的行為者：心理人
第二節 社會人
第三節 誘因人：獎勵的反作用
第四節 法律人：法律與社會規範
第五節 更多嶄新的發展方向
第三部分 經濟的制度框架
第六章 邁向現代政府
第一節 市場存在諸多缺陷，必須加以糾正
第二節 市場與政府的互補性及自由主義的基礎
第三節 政治優先還是獨立機構優先？
第四節 政府改革
第七章 企業及其治理與社會責任
第一節 可行的組織形式有許多種……但只有少數獲採用
第二節 企業在這一切當中的社會責任為何？
第四部分 總體經濟的大難題
第八章 氣候挑戰
第一節 氣候的問題
第二節 停滯的原因
第三節 談判未能符合氣候問題的需求
第四節 對抗全球暖化：須令各方承擔責任
第五節 碳定價與不平等
第六節 國際協議是否可信？
第七節 結論：讓談判重返正軌
第九章 戰勝失業
第一節 法國的現況
第二節 勞動契約的經濟分析
第三節 制度的不一致
第四節 改革能夠帶來什麼？如何成功改革？
第五節 與就業相關的其他重大議題
第六節 緊迫性
第十章 歐洲何去何從？
第一節 歐洲的建構：從期待變持疑
第二節 歐元危機的根源
第三節 希臘案例：雙方都苦
第四節 歐洲今後的抉擇
第十一章 金融的功用何在？
第一節 金融的功用何在？
第二節 如何將有用的產品變成有害的產品？
第三節 市場有效率嗎？
第四節 那麼，為何實施監理？
第十二章 2008年金融危機
第一節 金融危機
第二節 金融危機後的新環境
第三節 該歸咎誰？經濟學家與危機預防
第五部分 產業面臨的挑戰
第十三章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
第一節 為什麼要有競爭？
第二節 產業政策在這其中的角色
第十四章 當數位化改變了價值鏈
第一節 平臺做為數位經濟的守護者
第二節 雙邊市場
第三節 一種不同的經濟模式：平臺開始監管
第四節 雙邊市場面對競爭政策的挑戰
第十五章 數位經濟：社會所面對的難題
第一節 信任
第二節 數據的所有權
第三節 醫療保險以及互助精神
第四節 二十一世紀新形態的就業
第五節 數位經濟與就業
第六節 稅務問題
第十六章 創新與智慧財產權
第一節 創新刻不容緩
第二節 智慧財產權制度背景
第三節 管理疊加之專利權利金
第四節 創新機構
第五節 合作發展與自由軟體
第六節 其他諸多議題
第十七章 產業管制
第一節 四重改革及其合理性
第二節 誘因性的管制
第三節 受管制企業的收費標準
第四節 管制網路接取
第五節 競爭與公共服務
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
When Jean Tirole won the 2014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he suddenly found himself being stopped in the street by complete strangers and asked to comment on issues of the day, no matter how distant from his own areas of research. His transformation from academic economist to public intellectual prompted him to reflect further on the role economists and their discipline play in society. The result is 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 a passionate manifesto for a world in which economics, far from being a “dismal science,” is a positive force for the common good.
Economists are rewarded for writing technical papers in scholarly journals, not joining in public debates. But Tirole says we urgently need economists to engage with the many challenges facing society, helping to identify our key objectives and the tools needed to meet them.
To show how economics can help us realize the common good, Tirole shares his insights on a broad array of questions affecting our everyday lives and the future of our society, including global warming, unemployment, the post-2008 global financial order, the euro crisis,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nnovation, and the proper balance between the free market and regulation.
Providing a rich account of how economics can benefit everyone, 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 sets a new agenda for the role of economics in society.
Awards and RecognitionJean Tirole, Winner of the 2014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Winner of the 2018 George S. Eccles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Economic Writing,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Longlisted for the 2017 Financial Times and McKinsey Business Book of the Year Award
One of the Microsoft Best Business Books of 2017
One of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Books of the Year 2017, chosen by Sir Anton Muscatelli
One of Project Syndicate’s Best Reads in 2017 (chosen by J. Bradford DeLong)
One of Financial Times (FT.com) Best Books of 2017: Economics
One of Bloomberg’s Best Books of 2017
Selected for Bloomberg View’s “Must-Reads of 2017: Monopolies, Sexism and Economics”
One of Choice Reviews' 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s of 2018
One of the LSE Marshall Institute's Books of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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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of Democratic Individualism
May 12, 2014
By Peter Augustine Lawler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modern liberalism, and especially liberal democracy, America is not without its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The possibility even exists that America’s apparently extreme partisanship on behalf of the individual could have the perverse effect of promoting the destruction of individuality or human distinctiveness. Alexis de Tocqueville named this American or democratic extremism individualism, and he claimed that it is the theoretical error that threatens the future of humanity.
The origin of individualism, or the idea of the solitary, self-sufficient human self, is still not well understood. It is accounted for with considerable persuasiveness in Tocqueville’s Democracy in America, especially in its second volume, the one which has the democratic individual as its theme. But this book is almost never read well, especially by Americans. Tocqueville’s fear that its meaning would forever elude his readers remains well founded. It is difficult for us democrats to believe that Tocqueville really says that individualism is a democratic excess, and that its emergence, which is coincident with the progress of democracy, could be the cause of the abolition of humanity. We cannot help but believe that the cure for what ails democracy is more democracy. Even those American social scientists who attempt to follow in Tocqueville’s footsteps are too dogmatically democratic, too American, one might say, to agree with or even really want to understand Tocqueville.
There is somewhat of a Tocqueville revival in America today. Its heart is perhaps the most widely acclaimed work i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 recent years, Robert Bellah et al.’s Habits of the Heart. This book, an exploration of the limits of American individualism today, is a genuine and sometimes penetrating attempt to appropriate creatively Tocqueville’s “new political science” for our time. It claims to be “explicitly and implicitly a detailed reading of, and commentary on, Tocqueville.” Bellah could not, however, bring himself to agree with Tocqueville that the problem with America is too much democracy. Consequently, he explicitly dissents from Tocqueville’s connection of the emergence of individualism with the progress of democracy or equality. For Bellah, individualism is the enemy of democracy, emerges in opposition to it, and can be eradicated by more of it. His immediate adversaries are Ronald Reagan and other allegedly anti-egalitarian, individualistic proponents of “neocapitalism.”
Actually, Bellah accepts much of Tocqueville’s analysis. His precise position is this: to the extent the idea of the individual is democratic or egalitarian, it is salutary. To the extent it is undemocratic, it is pernicious, or individualism in Tocqueville’s sense. The goodness of democracy or egalitarianism is his first principle. His dogmatism on this point is what, above all else, separates him from Tocqueville. My purpose is to examine both Tocqueville and Bellah to illuminate the problem of democratic individualism.
Tocqueville argues, and Bellah agrees, that democratization dissolves the ties or duties which link human beings to one another—those that constitute the family, religion,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Each of them is to some extent inegalitarian or undemocratic. They, for the democrat, require the illegitimate subordination of the individual to other human beings. Democratization means freeing the individual from the rule of others for self-rule. Bellah sees this movement as destroying inequalities through “the absolute commitment to individual dignity.” On the basis of his affirmation of its success, he asserts that today it is “intolerable” to compel the individual to defer uncritically to the authority of others. He or she should be free to live however he or she thinks best. All assertions of the existence of a common moral authority in matters of personal morality, for example, in matters concerning sex and family, are manifestations of “authoritarianism.”
民主個人主義的問題
2014年5月12日
作者：彼得‧奧古斯丁‧勞勒
從現代自由主義，尤其是自由民主的角度來看，美國並非沒有問題和限制。美國表面上代表個人的極端黨派主義，甚至可能產生有害的影響，助長個性或人類獨特性的毀滅。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將這種美國式或民主式的極端主義稱為個人主義，並聲稱這是威脅人類未來的理論錯誤。
個人主義，或孤獨、自給自足的人類自我理念的起源，至今仍未被充分理解。托克維爾在其《論美國的民主》，尤其是在其以民主個人為主題的第二卷中，對此進行了頗具說服力的闡釋。但這本書幾乎從未被認真閱讀過，尤其是美國人。托克維爾擔心讀者永遠無法理解其意義，這並非杞人憂天。我們民主人士很難相信託克維爾真的說過個人主義是民主的過度產物，它與民主進程同步出現，卻可能成為人性毀滅的根源。我們不得不相信，治癒民主弊病的良方是更多的民主。即使是那些試圖追隨托克維爾腳步的美國社會科學家，也過於教條地奉行民主，過於美國化，以至於無法認同托克維爾的觀點，甚至不願真正理解他。
如今，美國正出現一股托克維爾復興的浪潮。其核心或許是近年來美國社會科學界最受讚譽的著作——羅伯特‧貝拉等人的《心靈的習慣》。這本書探討了當今美國個人主義的局限性，是一次真誠且有時頗具洞察力的嘗試，旨在創造性地將托克維爾的「新政治科學」應用於我們這個時代。它自稱是「對托克維爾的一次或明或暗的詳細解讀和評論」。然而，貝拉無法認同托克維爾關於美國的問題在於過度民主的觀點。因此，他明確反對托克維爾將個人主義的興起與民主或平等的進步聯繫起來的觀點。對貝拉而言，個人主義是民主的敵人，它與民主背道而馳，並且可以透過更多的民主來根除。他的直接對手是雷根和其他所謂的反平等主義、個人主義的「新資本主義」支持者。
實際上，貝拉接受了托克維爾的大部分分析。他的確切立場是：如果個人的理念是民主或平等的，那麼它就是有益的。如果個人的理念是不民主的，那麼它就是有害的，或者說，是托克維爾意義上的個人主義。民主或平等主義的善是他的首要原則。他在這一點上的教條主義，正是他與托克維爾最重要的區別。我的目的是透過考察托克維爾和貝拉來闡明民主個人主義的問題。
托克維爾認為，貝拉也認同民主化會瓦解將人與人聯繫起來的紐帶或責任——構成家庭、宗教和政治共同體的紐帶或責任。這些紐帶或責任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不平等的或不民主的。對民主主義者來說，這些紐帶或責任要求個人不合法地服從他人。民主化意味著將個人從他人的統治中解放出來，實現自治。貝拉認為這場運動是透過「對個人尊嚴的絕對承諾」來消除不平等的。基於他對民主化成功性的肯定，他斷言，如今強迫個人不加批判地屈從於他人的權威是「不可容忍的」。他或她應該自由地以自己認為最好的方式生活。所有聲稱在個人道德問題上（例如在涉及性和家庭的問題上）存在共同道德權威的說法都是「權威主義」的表現。
梁宗岱 黃建華《蒙田隨筆》1987 =《我不想樹立雕像》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1996
本書作者蒙田以懷疑論抨擊教會與封建制度、批判經院哲學,是“崇尚自然、崇尚自我”這一口號主要力行者之一.
目錄 · · · · · ·
第一部分
論不同的方法可以收同樣的效果
論悲哀
論靈魂缺乏真正物件時把情感寄託在假定物件上
論閒逸
論說誑
論辯才的急慢
論預兆
論善惡之辨大抵系於我們的意識
論恐怖
論死後才能斷定我們的幸福
論哲學即是學死
論想像的力量
我們的感情延續到死後
論隱逸
論教育
論憑我們的見識來評定真假之狂妄
我們怎樣為同一事物哭笑
論友誼
論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
論兒童教育
――致馬丹迪安納 特・華特 格爾遜夫人的信
第二部分
自畫像
自畫像之二
我不想樹立雕像
易變無常
熱愛生命
要生活得寫意
多少回我成非我
病重
死之經驗
友誼的奧秘
我的書房
我當市長
介人抑或棄權
描繪人
人體之重要
人之常規
醜惡的靈魂
守舊表現其外，自由思想其中
自命不凡的虛妄
眾師之師 ――人類的無知
盡情享受生活之樂趣
我譴責教育上的一切體罰
人 ――可憐的“怪物”
法律
新舊世界
有血有肉的語言
詩之自由隨意
致讀者
論不同的方法可以收同樣的效果
論悲哀
論靈魂缺乏真正物件時把情感寄託在假定物件上
論閒逸
論說誑
論辯才的急慢
論預兆
論善惡之辨大抵系於我們的意識
論恐怖
論死後才能斷定我們的幸福
論哲學即是學死
論想像的力量
我們的感情延續到死後
論隱逸
論教育
論憑我們的見識來評定真假之狂妄
我們怎樣為同一事物哭笑
論友誼
論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
論兒童教育
――致馬丹迪安納 特・華特 格爾遜夫人的信
第二部分
自畫像
自畫像之二
我不想樹立雕像
易變無常
熱愛生命
要生活得寫意
多少回我成非我
病重
死之經驗
友誼的奧秘
我的書房
我當市長
介人抑或棄權
描繪人
人體之重要
人之常規
醜惡的靈魂
守舊表現其外，自由思想其中
自命不凡的虛妄
眾師之師 ――人類的無知
盡情享受生活之樂趣
我譴責教育上的一切體罰
人 ――可憐的“怪物”
法律
新舊世界
有血有肉的語言
詩之自由隨意
致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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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隨筆全集》（全三冊）
作者: [法國] 蒙田
譯者: 潘麗珍 等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1996 台灣商務2006
《蒙田隨筆全集》共１０７章，百萬字左右。其中最著名的一篇為《為雷蒙·塞蓬德辯護》，充分表達了他的懷疑論的哲學思想。
蒙田以博學著稱，在全集中，日常生活、傳統習俗、人生哲理等等無所不談，特別是旁證博引了許多古希臘羅馬作家的論述。書中，作者還對自己作了大量的描寫 與剖析，使人讀來有娓娓而談的親切之感，增加了作品的文學趣味。它是十六世紀各種思潮和各種知識經過分析的總匯，有“生活的哲學”之美稱。書中語言平易通 暢，不假雕飾，在法國散文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開創了隨筆式作品之先河。
這部作品卷帙浩繁，用古法文寫成，又引用了希臘、義大利等國的語言，以 及大量拉丁語，因此翻譯難度相當大。本社積累了組譯出版《追憶似水年華》的成功經驗，採用了蒙田死後於１５９５年經過增訂的定本，於１９９３年開始組譯， 歷經四年之久，分成三卷一次推出。這是蒙田隨筆的第一個全譯本，參與該書的譯者都是研究和翻譯法國文學富有經驗的學者，為譯出蒙田隨筆特有的思想火花和語 言魅力，各位譯者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翻譯態度是極為嚴謹的，讀者可以從中真實地窺見到蒙田的思想、風格及他所生活的時代的風俗民情蒙田在文中論述的有些 觀點也許未必正確，但讀者可以從隨筆的總體上吸收他的思想和藝術精華，並收到啟智怡情的功效。
蒙田以博學著稱，在全集中，日常生活、傳統習俗、人生哲理等等無所不談，特別是旁證博引了許多古希臘羅馬作家的論述。書中，作者還對自己作了大量的描寫 與剖析，使人讀來有娓娓而談的親切之感，增加了作品的文學趣味。它是十六世紀各種思潮和各種知識經過分析的總匯，有“生活的哲學”之美稱。書中語言平易通 暢，不假雕飾，在法國散文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開創了隨筆式作品之先河。
這部作品卷帙浩繁，用古法文寫成，又引用了希臘、義大利等國的語言，以 及大量拉丁語，因此翻譯難度相當大。本社積累了組譯出版《追憶似水年華》的成功經驗，採用了蒙田死後於１５９５年經過增訂的定本，於１９９３年開始組譯， 歷經四年之久，分成三卷一次推出。這是蒙田隨筆的第一個全譯本，參與該書的譯者都是研究和翻譯法國文學富有經驗的學者，為譯出蒙田隨筆特有的思想火花和語 言魅力，各位譯者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翻譯態度是極為嚴謹的，讀者可以從中真實地窺見到蒙田的思想、風格及他所生活的時代的風俗民情蒙田在文中論述的有些 觀點也許未必正確，但讀者可以從隨筆的總體上吸收他的思想和藝術精華，並收到啟智怡情的功效。
蒙田的作品都是長期困頓、思索的結晶，因此也反應寫作當時所關心的問題。
蒙田是一個活在古代的現代人。他不朽的隨筆，充滿著冷峻的觀察、辛辣而幽默的批判、豐富的知識、出入今古的精採摘錄。
他無所不談，自有見地，留下的精神財富使後人至今不感匱乏。
然而他說：我知道什麼？
他無所不談，自有見地，留下的精神財富使後人至今不感匱乏。
然而他說：我知道什麼？
在他《隨筆集》中卷裡，他仍以自由的筆調、旁徵博引和懷疑論的風格，暢敘矛盾、野心、勇氣、良心、痛苦和死亡。
他從懷疑論導向對自我的挖掘、探索，並從自身擴而及於所有的人，以之作為人性的學校，以為人可以因此獲致精神上的獨立，確認本來面目，得到真正的智慧與幸福。
中卷也包含了他《隨筆集》裡篇幅最長的一章〈雷蒙．塞邦贊〉，為無名的西班牙作家雷蒙．塞邦辯護，抨擊了禁慾主義和教條主義。
他從懷疑論導向對自我的挖掘、探索，並從自身擴而及於所有的人，以之作為人性的學校，以為人可以因此獲致精神上的獨立，確認本來面目，得到真正的智慧與幸福。
中卷也包含了他《隨筆集》裡篇幅最長的一章〈雷蒙．塞邦贊〉，為無名的西班牙作家雷蒙．塞邦辯護，抨擊了禁慾主義和教條主義。
關於蒙田，人們以為可說的都已說盡：他是懷疑論者，他向自己發問而又不作回答，甚至拒絕承認自己一無所知，而只是堅持那句「我知道什麼」的名言。於是，對一個真理的否定，揭示出一個新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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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蒙田隨筆全集》
作 者: [法] 蜜雪兒·德·蒙田
譯 者: 馬振騁
出 版: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
“我知道什麼？”——蒙田和《蒙田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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