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ople 人物 To Mention Only A FEW.: Michael Burawoy (1947 – 2025) 《製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公共社會學》等等，唐山講座08與淦話咖啡因和梁國淦韓日反中情緒：炒地皮、搭健保便車......Past Forward bY Clay Routledge懷舊的力量：從存在心理學的視角，探索被塵封已久的生命潛能

2025年2月26日星期三

Michael Burawoy (1947 – 2025) 《製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公共社會學》等等，唐山講座08與淦話咖啡因和梁國淦韓日反中情緒：炒地皮、搭健保便車......Past Forward bY Clay Routledge懷舊的力量：從存在心理學的視角，探索被塵封已久的生命潛能

《製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李榮榮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2月
《公共社會學》，沈原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印卡

社會學家與批評家：懷念 Michael Burawoy ◎Zachary Levenson

常言道，沒有人比 Michael Burawoy 更熱愛社會學。至少在他於週一遭遇不幸身亡後，我們在許多認識他的人所寫的悼文中都看到了類似的說法。而這句話確實如此：沒有人比 Michael Burawoy 更熱愛社會學。Michael 的學生、同事和對話者就像他選擇的家人。每個月好幾天，有時甚至是每週好幾天，他都會邀請學生到他在奧克蘭的公寓，進門時都有一套固定儀式。我們必須等所有人到齊才能按門鈴，然後他會帶著滑稽的笑容下樓，領著我們進電梯，他必須用鑰匙才能讓電梯運作。這意味著在他決定結束前沒人能離開，所以我們經常待到接近午夜，聚集在他那昏暗——不，應該說是幾乎全暗的客廳裡。房間裡只有一盞立燈，他偶爾會打開，但很少。每當他開燈時，灰塵就會立即冒了出來。

當討論真正開始活躍起來時，大約一個半小時後，他會突然起身，直奔陽台，那裡有個小儲藏室，裡面放著他的白板。他會笨拙地把白板搬回客廳，靠在椅子上，把房間裡唯一的燈移到白板上方，開始描繪我們當晚正在討論論文的論點，將其分解成各個組成部分，並以多種方式重新排列，直到它呈現出一定程度的連貫性。

沒有人比 Michael Burawoy 更熱愛社會學。

然而，社會學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是他終身的對手。Marx 不是政治經濟學家而是政治經濟學的批評家；Gramsci 不是政治學家而是政治學的批評家。Michael 與社會學的關係也是如此。他以拒絕將兩學期的大學社會理論課程分為古典和當代而聞名，這與其他人都不同。對他來說，這兩個學期分別是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理論——他是認真的。他常說，社會學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回應而產生的。所以，雖然 Michael 看似熱愛社會學，但我認為他真正熱愛的是對社會學的批評，儘管他總是拒絕如此鮮明的對立。

就在上週，我與他討論著馬克思主義與非裔激進思想之間關係的持續辯論。一篇針對他最近關於 Du Bois 研究的新批評剛剛發表，他確信這是社會學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應，而不是實質性地吸收其見解。正如他在郵件中所說：

「社會學離不開對馬克思主義的抨擊。就像我過去常對大學生說，為什麼要花整個第一學期學習馬克思主義：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就不會有社會學，所以作為社會學專業的學生，如果你們不讓馬克思主義保持活力，你們就不會有這個專業！」

他接著感嘆社會學家無法區分他所說的「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對 Michael 來說，任務從來不是擁抱馬克思主義同時拋棄社會學；而是要從社會學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和社會學思想的局限性中學習。我從他那裡很好地學到了這一課。「你的這個論點沒有一絲證據！」他經常這樣大喊，從他那發霉的沙發上跳起來，或者在辦公室裡轉動吱吱作響的辦公椅。Michael 無法忍受純理論主義，他常常責備我想先當理論家再當社會學家。這就是他方法的精妙之處：理論只有在幫助我們理解社會世界時才有意義。更重要的是，理論從來不是用來「證實」的。他的方法的全部要點是重構理論，從理論出發，將其應用於經驗世界，用它從那個世界的混亂中抽象出來，並構建論點。但同時，目的也是要找出理論的局限性，實際上是假設的局限性，並思考如何從經驗觀察中吸取經驗教訓，幫助社會學家重構理論。

這種來回運動往往與他最終稱之為「延伸個案法」，後來稱為「理論驅動的民族誌」的方法有關。在發表的形式中，這始終是與經驗主義民族誌學者，特別是紮根理論學者的論戰。但我總是將這種方法與一個非常不同的來源聯繫起來：Marx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57年導言中的著名論述，他在其中堅持：

「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藉以占有具體、在思維中再現具體的方式。但這決不是具體本身產生的過程。」

Michael 無法忍受經驗主義，但他同樣厭惡理論主義。他認為，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的任務就是要小心地在這兩個陷阱之間導航。為什麼我們要從抽象開始，然後才下降到具體？對 Michael 來說，這從來不是要將抽象投射到經驗世界上，他也對在野外發現完全得到證實的假設、證實我們已經認為的事情毫無興趣。相反，他確信，這是任何對經驗主義的嚴肅批評的核心。沒有一個客觀存在的經驗世界可以作為「數據」；對社會學家來說看似是「數據」的東西已經被理論框架所中介，也就是說，被一個人的世界觀所中介。這就是為什麼反思性是這個事業的核心。如果不意識到理論構建經驗觀察的方式，而且是主動地構建，社會學家就會對自己知識產生的條件保持故意的無知。因此，我們從抽象開始，下降到具體，然後再回到抽象，經驗修正我們的理論，但理論反過來決定什麼作為數據進入我們的視野。

不算上 Michael 的學生，自稱為馬克思主義民族誌學者的人並不多，我們大概能用一隻手數得過來。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民族誌學者，我一直很感激能找到一個理解我在做什麼的人。民族誌讓我們有一種方式來捕捉當下的社會邏輯，但這個當下同時也是各種歷史沉澱的力量和關係的產物。對這個困境的一種回應是將檔案工作和對二手文獻的深入研究與參與式觀察相結合，這在他的學生中很常見。但他遠遠超越了這種簡單化的解決方案，這種方案有將歷史力量與當下分離的風險。相反，Michael 對在當下恢復歷史痕跡感興趣，雖然據我所知他從未正式確立這個術語。重點是這從來不是要想像國家、資本或任何其他結構性力量如何過度決定當下。相反，是要在當下恢復這些力量的痕跡，然後追溯它們的起源和演變。這就是民族誌和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如何能夠在富有成效的共生關係中共存，事實上，他確信這個方法就是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

他可能喜歡閱讀抽象的表述，但他無法忍受他指導的作品中出現如此高度的抽象。而這就是 Michael 的特點，他在柏克萊社會學系任教近50年，主持了超過80個博士論文委員會：他指導的作品成為了他真正的遺產。我可以重述他對勞動過程理論的貢獻，事實上，他的前兩本重要專著《製造甘願》和《生產政治》是他最常被稱頌的對工作社會學的開創性貢獻。或者更早，在他進入芝加哥大學之前，他在 William Julius Wilson 的指導下完成博士學位，他關於南非和贊比亞的種族、階級和殖民主義的研究，將來自 Fanon、早期 Arrighi 等人的見解轉化為一個完整的研究計劃——這個計劃在他在芝加哥工廠進行研究生田野調查期間被暫時擱置，直到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才重新回到這個主題。這些早期工作，無論他是否意識到，都為他最近關於種族資本主義和 Du Bois 的黑人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

當我收到 Michael 遭遇無謂死亡的消息時，我剛剛打開筆記型電腦，準備繼續寫一篇與他的另一位前學生 Marcel Paret 合寫的文章，正好是關於這段從1972年到1981年的研究工作，這是為紀念他退休而編輯的文集。Michael 重新關注這些早期工作恰好發生在我開始研究南部非洲的種族資本主義的時候，所以我們又經常聯繫。幾年前，我給他發郵件，談到我重讀南非馬克思主義者 Bernard Magubane 的作品時的一個發現。「那傢伙從來就不太喜歡我，」Michael 開玩笑地說。當他在贊比亞大學寫他的第一本書（但很少有人真正讀過）時，Magubane 是系裡的常客。（這最終導致他們在《美國社會學雜誌》上的一場爭論，Michael 在 Magubane 對他的第一本書寫了一篇尖刻的評論後，指責他「教條主義」、「扭曲和捏造」。）Michael 與人類學家 Jaap van Velsen 合作，後者是南非人類學家 Max Gluckman 的學生，曼徹斯特人類學派的創始人。Gluckman 和 van Velsen 都遷移到了當時的北羅得西亞（今天的贊比亞）的羅德斯-利文斯頓研究所，Michael 在贊比亞大學遇到了 van Velsen，該校是在他開始他的碩士學位前幾年，也就是贊比亞在1964年獨立後不久才建立的。Gluckman 和 van Velsen 共同倡導了一種他們稱之為「延伸個案法」的民族誌方法。是 Michael 使這種方法在社會學家中流行起來，雖然他也對其做了一些修改，強調反思性在理解我們自己對中介可觀察世界的結構的感知中的核心作用，並將整個事業框架為一個關於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問題。

當人們通常問起他是如何接觸馬克思主義的，Michael 的回答總是關於他在芝加哥大學讀博士期間參加 Adam Przeworski 的研討課，在那裡他第一次接觸到 Poulantzas、Althusser 和 Gramsci 等人。但這個敘述並不完全正確。首先，Michael 在這個研討課之前發表的著作就顯示出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深入的了解。其次，他後來告訴我，他選修那門課是因為 Poulantzas 在他在南非遇到的辯論中非常重要，激發了他對國家理論的興趣。第三，正如他在大約十年前的一個晚上在他公寓吃飯時提到的，他在贊比亞的另一位導師是 Jack Simons，南非共產黨（SACP）的流亡領袖，他合著的關於南非種族和階級的書對 Michael 產生了重要影響。（四十多年後，就在我第一次去南非之前，我問他我需要讀什麼。他推薦了一本書：Jack 和 Ray Simons 的《南非的階級與膚色，1850-1950》。）正是通過 Simons，Michael 深入了解了當時在 SACP 中激烈的辯論——這些辯論他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在與他的老朋友和對話者、另一位流亡的 SACP 知識分子 Harold Wolpe 辯論時會重新回到這些主題。

於是，Michael 從這個最早期的階段——當時他對後殖民背景下種族與階級的關係感興趣——轉向在多個大陸進行勞工民族誌研究，從贊比亞礦工到芝加哥、匈牙利和蘇聯的工廠工人。我在這裡不會重述他對勞工研究的貢獻，不過對那些想要更全面了解他軌跡的人來說，我強烈推薦他不太恰當地命名的最後一本書《公共社會學》，這本書其實是一本偽裝成其他東西的回憶錄。在這個後期階段，他開始執著於蘇聯解體，與該背景下的一些重要知識分子建立了密切關係，包括俄羅斯社會學家 Boris Kagarlitsky，後者在被普京政權指定為「外國代理人」後被關進俄羅斯勞改營。Michael 為他的朋友和同志的釋放不懈努力直到最後。

儘管他的研究在地理範圍和主題範圍上都非常廣泛，但我實際上認為他的主要遺產植根於他的教學和指導方法。就在蘇聯解體後，他與他的學生合編了一本名為《無界限的民族誌》的著作，大約十年後，又與另一批學生合編了續集《全球民族誌》。在這兩部作品中，以及他在那個時期關於公共社會學和延伸個案法的著作和演講中，幾點立即變得明顯。首先，Michael 首先是一位培養羊群的牧羊人，就像 Foucault 可能會形容的那樣，關注每個學生的個別需求。我無法告訴你有多少他的前學生向我形容他是地球上最可愛的人，而我經常發現他非常嚴肅和直接。他對我們每個人的關係都做了不同的調整，沒有一個單一的 Michael。他的每個學生都認識一個不同的導師。

最終，讓我最震撼的是，他完全抗拒複製自己的翻版，或者按典型意義上培養門徒的想法。我知道在我的第一本書中，除了方法論後記外，我刻意避免引用延伸個案法（ECM），可能是因為我想與他有所區別。所以，當另一位他的前學生 C.K. Lee 告訴我，我的書是 ECM 實踐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時，你可以想像我有多驚訝。我當然不是有意為之。我在那本書中幾乎沒有引用 Michael 的作品，但他的印記無處不在——這正是他想要的。他從不教我們該想什麼，只教我們如何思考，儘管這聽起來很陳腔濫調。

其次，Michael 的方法是刻意集體性的。他努力通過教學方法創造社群。他的整個指導方式都圍繞著在奧克蘭公寓定期舉行的論文小組會議。當然，他會發表意見，但他的主要貢獻是培育一個相互批評的空間，在這裡我們都對彼此的論文提出實質性的批評，以至於在他開口之前，他的工作往往已經完成了。但他當然從不克制自己的發言。

他願意定期提供回饋的慷慨程度是無與倫比的。即使在我完成博士學位多年後，他仍願意閱讀進行中的論文，給我發送寫作片段請求回饋，更重要的是，他為數不勝數的人這樣做。當他去世的消息傳開時，我收到了多位南非學者的訊息，他們與我表示哀悼。他正在為他們的書稿提供意見。我又收到一位歷史學家的筆記，告訴我 Michael 幾個月前說服他寫一本政治回憶錄，並提出要閱讀草稿。有幾十個，如果不是幾百個人，他都保持著聯繫，對 Michael 來說，聯繫意味著實質性的關係，從不僅僅是禮貌性的寒暄。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有這麼多時間，但他總能讓它發揮作用。他怎麼能不僅指導他十幾個研究生，還要指導幾十個甚至更多的其他人？他建立了一個完整的網絡。

第三，也是最後，是關於 Michael 的政治立場。他不是那種會認同活動家身份的人，他也對我著迷的左派派系之爭一無所知。偶爾我會試圖告訴他，但他沒有興趣。Michael 是以最實際的方式進行嚴肅的政治行動。在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整整十年裡，每一次罷工遊行他都在場，如果我們認為會有幫助，他總是同意發言。在2008年危機後嚴重緊縮時期，他領導柏克萊教師協會，公開譴責那些他過去稱之為「機會主義者」的行政買辦，這些人會利用他們在摧毀公共教育中的角色跳槽到其他地方謀取豐厚的就業機會，留下大學的廢墟。

他在佔領運動期間積極動員，有一次，當我們的一些本科生佔領一棟大樓抗議學費上漲時，他帶領整個班級——超過200人的班級——走到大樓的台階上，拿著擴音器，在那裡完成他的講課。（如果你想知道的話，講的是《規訓與懲罰》。）他也是少數幾個在他的地位上的社會學教師中，對巴勒斯坦正在發生的種族滅絕大聲且清晰地發聲的人之一，他在我們與「社會學家挺巴勒斯坦」的組織努力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我可以整天談論他的政治立場，但我會把這留給其他人去記載。現在，我只想說，與我在多個校園遇到的任何其他教師相比，沒有人像 Michael 那樣願意付出一切。這不僅僅是關於他目前的地位。他的同事們現在開玩笑談論他在1970年代末作為一個未獲終身教職的助理教授時挑起的一些戰鬥。對 Michael 來說，政治就是一切，但它們與社會學緊密相連。對他來說，社會學確實可以改變世界，儘管是以一種非常特殊的方式。

沒有人比 Michael Burawoy 更熱愛社會學？也許吧。但是，就像 Du Bois 一樣，Michael 確立了這樣的觀點：社會學只是一個起點。科學本身從來不足以帶來政治變革，更不用說社會轉型了。但它是必須為我們的實踐政治提供信息的世界觀的根源。如果你仔細閱讀他關於公共社會學的著作，你會注意到它與這個概念在1980年代末出現時的方式很不同，當時是關於使社會學變得容易理解，寫評論文章等等。相反，對 Michael 來說，公共社會學是關於——現在仍然是關於——創造一個「社會的鏡子和良知」。他認為，教學是這個項目的核心組成部分。最終，他所指的這個概念是他的葛蘭西計劃的核心，即將常識培養成良識。公共社會學是一種面向世界的方向。這不是關於丟下科學發現就離開，希望研究本身就能改變世界。不，對 Michael 來說，研究當然是方法的一部分，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在這篇文章中描述的所有事情。這是關於磨練我們的集體思維，理解我們所處機構中工作的力量，但始終要超越它們。

他驚人的慷慨是我最珍視的 Michael 對社會學的方法，特別是他的指導方式。當我思考如何保存他的記憶、他的遺產時，這也是我最想效仿的。他不會希望他的學生複製他的研究；他會希望我們承襲他對學科的態度，他的教學傾向，把它們帶到世界上。從今以後，每次我與研究生會面或發表演講時，我都會不停地想起他。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記住 Michael——我的導師，我最嚴厲的批評者，我的朋友——最重要的是作為一位良師。

Zachary Levenson，佛羅裡達國際大學全球與社會文化研究系的社會學助理教授，也是約翰尼斯堡大學社會學高級研究員。

文章發表於Verso

辦人：唐山講座08與淦話咖啡因和梁國淦 0211 1430起

Micjael BURAWOY

Michael Burawoy (15 June 1947 – 3 February 2025) was a British sociologist who worked within Marxist social theory, best known as the leading proponent of public sociology and the author of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a study on the sociology of industry[12] tha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a number of languages.

Michael Burawoy

Born	15 June 1947 England
Died	3 February 2025 (aged 77) Oakland, California, U.S.

Academic background
Alma mater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Zamb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sis	Making Out on the Shop Floor^[1] (1976)
Doctoral advisor	William Julius Wilson^[1]
Influences	Alvin Gouldner^[2]^[3] Antonio Gramsci^[4] Imre Lakatos^[5] Adam Przeworski^[5] Jaap van Velsen^[6]
Academic work
Discipline	Sociology
Sub-discipline	Industrial sociology public sociology social theory
School or tradition	Marxism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Doctoral students	Pierrette Hondagneu-Sotelo^[7] Ruth Milkman^[7]^[8] Robyn Rodriguez^[7] Rachel Sherman^[7]^[9] Ronald Weitzer^[7]
Notable works	Manufacturing Consent (1979) "For Public Sociology" (2004)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2009)
Notable ideas	Extended case method^[10] public sociology policy sociology
Influenced	Luke Bretherton^[11]
Website	burawoy.berkeley.edu

Aside from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industrial workplace in Zambia, Burawoy studied industrial workplaces in Chicago, Hungary, and post-Soviet Russia.^[10] His method of choice was usuall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more specifically ethnography.^[18] He further expanded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10] For his book The Radiant Past: Ideology and Reality in Hungary's Road to Capitalism (1992) he worked as a furnace operator in a Hungarian steel plant.^[13] Based on his studies of the workplace he looked into the nature of postcolonialism, the organization of state socialism, and the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10]

Author (or co-author)

[edit]

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 Mines: From African Advancement to Zambianiz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2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85
The Radiant Past: Ideology and Reality in Hungary's Road to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With János Lukács)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Four Countries, Four Decades, Four Great Transformations, and One Theoretical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Symbolic Violence: Conversations with Bourdieu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

韓國掀「嫌中」情緒！

「滅共節」高喊「習近平下台」，旅韓中國人炒地皮、搭健保便車，都助長反中情緒

Clay Routledge is an existential psychologist, a writer, and a consultant.

Clay is Vice President of Research and Director of the Human Flourishing Lab at Archbridge Institute and coeditor of Profectus, a magazine on human progress and flourishing.

As a leading expert in existential psychology, Clay’s work focuses on helping people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and build meaningful lives. Clay spent two decades in academia as a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an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business. During that time, he taught undergraduate, MBA, and PhD courses in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ultural psychology, research methods, and team leadership. He also published more than 100 academic papers, co-edited three books, authored three books, and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for his scholarly research and student mentorship. In 2022, Clay joined Archbridge Institute as Vice President of Research and Director of the Human Flourishing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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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的力量：從存在心理學的視角，探索被塵封已久的生命潛能

　　★全球暢銷書《重啟人生》作者、哈佛大學教授亞瑟．布魯克斯盛情推薦

　　「懷舊無疑是一股正向力量，有助於化解孤立、提升自信並推動整個社會前進。」

　　一談到「懷舊」，許多人總先想到其負面效應，包括沉溺於過去、故步自封等。在十七世紀時，醫學專家認為它會導致身心疾病，二十世紀現代心理學興起後，研究人員才確認它是人類特有的認知能力，並會產生苦樂參半的心情。近年來，隨著黑膠、底片相機、老電影等這些復古時尚的興起，懷舊更成為潛力無窮的商機與靈感來源。

　　本書作者身為存在心理學的專家，在與其團隊經過多年的實證研究與訪談後，發現懷舊不光是一種「回頭看」的心情，更是能引領人前進的心理動力與意義來源，而益處如下：

　　．肯定自己的存在價值與能力，有助於恢復自信、培養韌性。

　　．渴望延續往日美好的人際關係，走出自我孤立。

　　．定位自己的人生目的以及價值觀。

　　．喚起對群體的認同感，更願意為人付出與奉獻。

　　作者強調，每個人最珍貴的回憶大多跟人與群體有關：母親的拿手菜、熱戀時去看的電影或是與陌生人一起為球隊加油……因此，懷舊有助於我們與人重新連結、對世界感到樂觀。不管是哪個年齡層的人，都不需要完全與往日斷捨離，也不用恥於談當年勇；善用懷舊的力量，就能突破瓶頸、走出泥淖並重啟人生。

各界推薦

　　「回想往事有助於應對壓力、建立自尊、與他人建立連結以及管控壓力。這是一項引人入勝的研究，探討人類如何思考時間。」——珍．特溫格（Jean M. Twenge），《跨世代報告》作者

　　「懷舊是一項深刻但卻經常遭到低估的能力。基於十多年的研究，作者大力提倡，多多懷念往日的美好時光，就能改善生活，並創造光明的未來。」——康士坦丁・賽德凱茲（Constantine Sedikides），英國社會心理學教授

　　「懷舊能產生正向的推力，有助於對抗孤獨、提升自信心，並推動社會向前進。」——亞瑟・布魯克斯（Arthur C. Brooks），《重啟人生》作者

　　「與一般人的看法相反，懷舊不會讓人止步不前。我們能依此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並找到前進的動力，以樂觀的態度去展望未來。」——馬里安・圖皮（Marian L. Tupy），Humanprogress.org創始人和編輯

　　「對於我們這些喜愛剪貼簿的老派人士，早就知道懷舊的魔力，他敦促我們擁抱過去，將其作為邁向光明未來的指引。」——艾莉森・道頓（Alison Dutton），Creative Memories執行長

作者：克雷．勞特雷奇

原文作者： Clay Routledge

譯者：劉宗為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5/02/04

定價：380 元 (書店取書77折)

購書連結：https://tonsanbookstore.cyberbiz.co/products/9786264190664

所有心情：

新書現已上市！

探索利用懷舊情緒來過著更有意義、更有聯繫、更有意義的生活的研究和實踐。

當一首老歌讓你想像高中時那樣跳舞，或者你渴望品嚐媽媽做的飯菜的舒適味道，這不僅僅是記憶，更是懷舊。根據最新研究，這種特殊的感覺比我們大多數人意識到的更重要、更有價值——不僅與我們的過去有關，也讓我們滿懷希望和信心地走向不確定的未來。

在《Past Forward》一書中，心理學家克雷·勞特利奇對一種我們都經歷過但常常誤解的情感進行了一項令人著迷的調查。十五年多的研究表明，懷舊不僅僅是一種玫瑰色的情緒或「活在過去」——它也可以成為我們幸福的強大資源。勞特利奇博士利用最新研究成果闡明了懷舊情緒對我們生活產生的多種影響，尤其是當我們以意識和辨別力對待它時。他提供了許多利用懷舊情緒來激發你動力的實踐方法；抵消孤獨感；加深健康的社會連結；激發創造力；克服壓力、焦慮和創傷；揭示您最持久的價值觀；等等。

魯特利奇博士說：“懷舊最健康的形式是我們將過去編織成有意義的生活故事的方式。” “它幫助我們了解什麼讓生活更有價值——並激勵我們去做偉大的事情。”

對過去未來的早期讚揚

「克萊·魯特利奇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論點：懷舊之情實際上對我們有好處。《Past Forward》得出了一個令人驚訝但堅定的結論：思考過去可以幫助我們應對、建立自尊、與他人建立聯繫並管理壓力。這是關於人類如何思考時間的一次非常有趣的研究。 ―Jean M. Twenge 博士，《Generations》一書作者

「在《過去的前進》一書中，著名心理學家克雷·勞特利奇深入探討了懷舊之情的深刻且常常被低估的力量。這本發人深省、文筆流暢的書基於數十年的研究，揭開了我們對過去的懷念的奧秘，並揭示了我們如何有意識地利用懷舊情緒來改善我們現在的生活並建設更美好的未來。 ―Constantine Sedikides，博士，英國南安普敦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

“如果你懷念‘過去的美好時光’，那麼你很幸運。在《過去的前進》中，克萊·勞特利奇向我們展示了懷舊是生活中明顯的積極力量——它可以對抗孤獨、增強自尊、推動社會前進。一本令人著迷的書。 ―Arthur C. Brooks 博士，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和哈佛商學院教授，《從力量到力量》一書的作者，該書曾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

「在《過去的前進》一書中，克萊·勞特利奇令人信服地指出懷舊可以成為進步的重要盟友。與我們的直覺相反，對過去的懷念並沒有阻礙我們前進。它幫助我們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並找到以樂觀的態度前進的動力。重要的是，勞特利奇向讀者展示瞭如何利用懷舊的力量來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周圍的世界。 ——Marian L. Tupy，humanprogress.org 創辦人兼編輯，《每個聰明人都應該知道的十大全球趨勢》和《過剩》的合著者

「克萊·勞特利奇深思熟慮地探索了記憶和懷舊的價值，強調它們對我們的個人成長和集體進步的深遠影響，敦促我們擁抱過去，將其作為走向更美好明天的指導力量。對於我們的剪貼簿社區來說，我們很早就知道懷舊之情中蘊含著魔力，但克萊·魯特利奇幫助我們準確地理解了過去的魔力如何影響我們的未來。 ―Creative Memories 執行長 Alison D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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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n old song makes you want to dance like you did in high school, or you long for the comforting taste of your mom’s cooking, that’s more than just memory—it’s nostalgia. And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search, that special feeling is more important and valuable than most of us realize—not just for relating to our past, but for allowing us to move into an uncertain future with hope and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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