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3日 星期六

敬悼先師余國藩教授(李奭學); 朱樹勳

李奭學:誤入桃花源 敬悼先師余國藩教授
閱讀:72015-10-24 02:19
2015-08-27 14:00:58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李奭學


余國藩(Anthony C. Yu,1938年10月6日——2015年5月12日)生前在芝加哥大學五個院系擔任​​教職。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2015年5月12日,業師余國藩教授仙逝,同門徐東風隔日中午急電,我驚愕怔忡不已。去年8月,才在芝加哥中國城和老師吃飯,見他食量不錯,還共飲了兩瓶紅酒,怎麼才幾個月就傳來噩耗。心憂如焚,我馬上給鄧冰白師母寫了封電郵求證;隔夜回信到,噩夢成真。當時心裡亂成一團,不是“難過”可以形容。師母邀我參與老師的追思會,我因家人即將住院治療,難以赴美,心情更加抑鬱。三個月來,每憶及師門,悲念無已,朋友命我屬筆追記,總不能終篇。如今心情稍微平復,是該追記門下,把近三十年所知略記於此。

七十年代後崛起的錢鍾書
我在1986年入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系攻讀博士學位,但我受業於老師,卻是前一年就已開始。當時輔仁大學英語研究所擬舉辦一場宗教與文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所長康士林(Nicholas Koss)教授請我翻譯一篇老師論《西遊記》與丹道關係的論文。我在輔大所習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戲劇,老師的論文豈是我力所能逮,於是一邊翻譯,一邊寫信問學。來年初秋,我干脆飛到芝加哥,入當時猶名“比較文學委員會”的比較文學系正式拜師。那一年,老師年近五十。我抵達芝大的第二天,芝城猶有夏日餘威,老師約我到神學院所在的史威夫特樓(Swift Hall)見面。他一頭短髮,穿了條短褲,口叼雪茄,騎著腳踏車而來,和我想像中的大學者派頭完全不同。老師把我讓進辦公室,問了些問題,我怎麼回答,早已忘記,只記得他談到高興處,腳都蹺到桌面上。老師還叫我到英文系看文藝復興時代史詩的研究專家繆倫(Michael Murrin)教授。

老師順口提到他認識繆倫教授,緣於時常要讀與文藝復興史詩相關的新著,到圖書館總撞到繆倫教授先他一步把書借走,兩人遂成知交。這些過往,讓我想到翻譯老師論《西遊記》的文章時,發現他的西洋文學精湛,雖然以前從夏志清教授文章中,我早已知道老師是神學院“宗教與文學”此一舉世無雙的專業出身。後來認識老師日深,才了解他從高中開始,便有志於和洋人中的西洋文史專家一較高下。老師走進漢學圈子,倒像誤入桃花源,而且無心插柳柳成蔭。

老師把早年的著作都送我一份。他研究的範圍甚廣,希臘悲劇、荷馬史詩、意大利中世紀與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史詩都寫過專文,也編過專書。他研究西洋文學,向來都以原文為之,也就是研究荷馬,他用希臘文讀;研究但丁,他用意大利文做;而研究加繆,他則從法文下手。總之,老師是1970年代後崛起的錢鍾書,所懂的西方古典與現代語言,將近十種之多,包括希伯來文。這種研究優勢,和老師特殊的教育背景有關。

老師所受的教育
老師未在中式學校就讀過。他生於香港,猶在襁褓時,曾隨父親住過重慶。抗戰勝利後,我僅知老師在港隨祖父及家庭教師唸書。祖父餘芸(1890-1966)畢業於牛津大學,父親余伯泉(1910-1982)將軍和幾位叔父都出身劍橋。余將軍長年帶兵在外,老師的中國詩詞及各式古典,幾乎都在督學香江的祖父膝下受業。英譯本《西遊記》的第一卷,老師題獻祖父,其來有自。國府辭廟不久,余伯泉將軍來台復員,在國府擔任軍職,最後以四星上將官拜三軍大學校長。老師和師​​母結褵,是廣東兩大將門聯姻。師母令祖鄧鏗(1886-1922)從同盟會時代開始,就是孫文麾下大將。粵軍北伐前夕,鄧鏗與陳炯明對峙,終於為人所刺,其後追贈陸軍上將,葬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旁。

老師赴美之前,嘗在台北美國學校念高中,始習西班牙文及拉丁文。在美念大學時,他主修西洋史及英國文學,其後入加州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就讀,當時希臘文及希伯來文已十分上手。 1955年,史考特(Nathan A. Scott, Jr., 1925-2006)在芝大神學院創辦“宗教與文學”跨學科的博士班,老師在廿五歲之年從之入學。上述之外的歐洲現代語言,多半便在芝大習得。至於英文,那是老師打出生就和家人混雜著廣東話天天講的母語,而且出口成章,講得地道而精確。 《紅樓夢》後四十回的英譯者是閔福德(John Minford),他有次說老師筆下的英文有種年紀相若的英美人士寫不來的調調,我嘗在一篇拙作裡簡單替老師回答:那是一種拉丁體的英文(the Latinate),高雅異常。老師國語學得較晚,要待來台唸書才因擔任美國傳教士的口譯員而強迫自己學得。在台灣演講的時候,老師經常開玩笑地請聽眾“原諒”他一口廣東腔的國語。

英譯《西遊記》
老師買舟赴美那年還不到18歲,但人小他志不小。航行中,老師在《時代》周刊讀到費正清寫的一篇有關中國的文章,有些不服氣,發誓自己來日的西洋學問要比費正清的中國學問好。這點他做到了,沒料到的是,在芝大教授西洋文學與神學有年後,他覺得自己對中國學問也深感興趣。除了在東亞系授課外,因為《西遊記》是從小好讀的書,也是中國宗教文學上的偉構,老師試著英譯。才開筆譯註了不久,劍橋大學的杜德橋(Glen Dudbridge)教授過芝城,老師延他到家中小酌。杜氏直言老師譯不來《西遊記》。他寫過一本考證《西遊記》祖本的專書,對這本明末“奇書”的難懂深有體會,我猜想他所以如此下斷語,乃因老師出身西洋文學,哪能了解充斥小說的詩詞與丹道術語。杜德橋不意老師窮十三四年歲月,以一己之力硬把亞瑟·偉利(Arthur Waley, 1889-1966)也只能節譯的《西遊記》足本全譯了。行家都知道,翻譯是詮釋,不得其解而能譯,未之有也。

其實老師才譯就部分的《西遊記》,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便和他簽約。抱著合同譯書,芝大出版社的作者群中罕見,當然是殊榮,信賴有加。 1983年,老師譯畢《西遊記》,題為Journey to the West。當時盛況,可用“佳評如潮”形容,我看到的書評不下十篇,從東岸的《紐約時報》到西岸的《洛杉磯時報》都有。求學階段,老師在宗教研究上專心致志的是新教神學,我沒問他什麼時候對中國宗教也感興趣,但是要翻譯《西遊記》,不可能不了解​​傳統儒釋道三家,老師所下研究工夫之深,及之者鮮。儘管如此,《西遊記》有部分字句確難理解,尤其是有關丹道的名詞,老師在一篇翻譯經驗談的文章中毫不諱言,我更想代他說的是,正因如此,才加深了他深入《道藏》的決心。 《西遊記》英譯本的“導論”於道教和小說的淵源僅有些許著墨,但在近人中已有開山之功。柳存仁等人的相關論述出現後,老師更加認為《西遊記》的寓言不止三教一家,應該還要包含另一層次的“身體之旅”,亦即小說借情節的推動,一步步在演示全真教的丹功進程。老師舍自己深受影響的胡適,完全相信清人陳士斌等人的見解。

老師常說自己為文,絕大多數在形成“議題”(argument)。他用自己的析論辯護,但也歡迎他人駁斥。在我中譯《宗教與中國文學:論〈西遊記〉的玄道》之前,老師已發表了多篇相關論文,大都收入王德威教授主持的五冊“漢學大師系列”中的《比較遊記:東西宗教與文學研究論集》(Comparative Journeys: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East and West,2009),而我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也一一將之迻為中文,收入聯經版的《余國藩西遊記論集》之中。對德威兄而言,美國漢學界稱得上“大師”者只得五人,老師居其一。

柳存仁等人的討論,激起了老師“重審”《西遊記》的決心,應該是老師決定在2005年退休的主因。在芝大作育英才四十年,老師需要時間重理舊譯。他大幅改寫“導論”,《西遊記》內文也重新修訂,詩詞譯得益為傳神,註釋增刪之外,也大幅改寫。修訂版《西遊記》英譯本“倍”加完善。待老師擱筆,星移物換,七個寒暑匆匆已過。去年8月,我們回到暌違七載的芝大,老師另邀東風請我們吃飯。酒酣之際,老師若有所思,不經意間冒出一句話:“修訂本出版,我這一生也算有了交代。”我生性遲鈍,聽不出老師話中之意,內人嘉彤——老師喜歡稱呼她的舊名靜華——卻有不祥之感。

我剛進芝大,拜見老師那一天,他意氣風發,用英語對我說道:“我不是個單書作家。”他哪裡是! 《西遊記》的譯註本推出之前,老師已有《重訪帕納撒斯山》(Parnassus Revisited)之編,而且寫了長達25頁的“導論”,充分顯現他對古今名家於史詩所論了解甚深,而譯註本《西遊記》還是皇皇四大卷之作。他之所以有感而發,當因譯註本名氣大,讓人幾乎忘了他在學界賴以成名的西方文學研究。

余國藩花了十三四年的時間,將全本《西遊記》譯為英文,晚年又對譯本作了重新修訂。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重讀《石頭記》
另一方面,老師也在預告自己繼譯註本《西遊記》之後,在漢學研究上仍有攻堅的山頭。老師話中果然有話,早在我拜見前兩年,他已和李歐梵教授合開了《紅樓夢》的專題課程,而且在1980年即從林黛玉先行析論,撰有專文。授課期間,老師洞見益增,乃窮十年之力,就《紅樓夢》的各層面撰文,完成了《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裡的情慾與虛構》(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一書,​​1997年委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老師向來公務繁忙,分別擔任過東亞系和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在現代語言學會(MLA)和美國宗教學術院(AAR)也要職在身。但一旦矢志寫書,哪怕如何忙碌,也會找出時間續篇。那幾年每逢週四,老師閉門謝客/課,獨自在家中撰稿,而我則在周一下午他的“會客時間”(office hours)到史威夫特樓聆聽他的《紅樓》新見。 《重讀石頭記》中有幾章,英文稿還沒發表,我的譯稿已見諸台灣刊物。

我當時還是學生,芝大的課業之重舉世聞名,所以《重讀石頭記》的中文本譯畢,老師足足等我畢業,等我到中央研究院棲身為止。老師一本書寫了十年,他也容忍我十年,讓我斷續中譯之。 《西遊記》的譯註是老師一絕,而他閱讀《紅樓夢》之精,紅學界罕見其匹。全書各章,老師認為傑作是第二章《釋情》,我倒覺得開卷首章才令人驚艷。老師從青埂峰上那顆棄石出發,暢論《紅樓夢》書中書的後設本質,開顯其中暗藏與明陳的閱讀之道,寫來狀似平常,其實力透紙背,字裡行間迸發著唯曹雪芹、高鶚才能與之比肩的不世才情。老師常對我說,翻譯是最深刻的細讀,他幾乎用“細讀”《西遊記》的方式“重讀”《紅樓夢》。老師精通中西文學理論,但從不迷信之,發展出來的觀看《紅樓夢》之道,我有幸也“細讀”了。

文學理論與宗教研究
談到文學理論,老師所宗大致是芝加哥學派一貫強調的亞里士多德主義,這點表面上看來有違太老師史考特的歷史主義,其實不然:老師乃在歷史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閱讀理論。老師十分尊敬史考特,當他是師亦友,卻也指出史考特有其局限,對文本的慢嚼細品功夫差了一點。談到上個世紀80年代風行一時的“影響的焦慮”,老師對布魯姆(Harold Bloom)也不客氣:“他太淺了!”在芝加哥曾經共事的同僚間,老師最佩服的大概是保羅·利科(Paul Ricœur, 1913-2005)。我每迴向他報告閱讀利科的淺見,發現我讀過的書,老師早已閱畢。後來我才曉得他和利科深交數十載,利科每有新作,必然會寄一本給他。有一年在台北,我又對利科某一新著發了點感想,老師眉開眼笑,用英文答道:“利科永遠新鮮,他不會重複自己說過的話。”

華裔學者中,老師極其佩服夏志清與余英時;洋人中,我想不出利科之外,有誰能得老師如上讚許。有一次我在武漢大學做客,文學院長涂險峰請吃飯。他曾留學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專攻文學理論,在某會議上嘗聽老師發表主題演講。初則感覺不過爾爾,一進入會場問答,老師見招拆招,古今中外的文學理論隨手拈來,再加上自己深刻的創見,塗院長越聽越感捉摸不易,席中對我說了句當時感想:“余先生的學問深不可測!”

老師當選美國文理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前一年,他也當選“中央研究院”有史以來第一位文學院士。但如此形容老師,我想他未必高興。自1998年當選以迄2007年發現有心髒病而不輕易旅行這七八年間,老師回中研院文哲所的次數頻繁。來院多了,他常對我說從民族所、史語所到文哲所,研究員中潛心儒釋道的專家不少,何以院士群中乏人出身宗教或神學院,為此他頗感詫異與不平。所以老師和黃進興院士及李豐楙博士結為好友,原因不在文學,而在宗教研究。老師一生所寫多半與文學有關,唯一的一本宗教研究專書題為《中國的政教問題》(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 Historical and Textual Perspectives, 2005)。他推翻中國政治或宗教從不干預彼此的學界成見,反而從歷史與文本分析的角度,強調兩者常結為一體。他尤其反對西方從耶穌會入華以來對儒家的解釋。祭祖不會僅在“慎終追遠”,祭天祭地根本是宗教行為。政治在中國傳統中因此非屬世俗,帝王官宦介入宗教活動乃常態,而反之亦然。對我而言,老師的分析力量甚強,因《中國的政教問題》而改變看法的學者也大有人在。

關心政治
老師坦率面對歷史,也不保留對政治的看法。奧巴馬首次當選美國總統那一夜,老師寫了一封長信給我,談到年輕之際,他追隨馬丁·路德·金博士為黑人人權奔走,幾乎忘了學業。去年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老師也來信為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居然可以贏得選戰叫好,而馬英九願意辭掉國民黨主席為敗選負責,他譽為前此僅見。老師的看法清楚之至:他同情弱勢,強調人權與民主政治,更不向霸權低頭。在這種心態下,可想在華人世界,老師批評最力的對象。

大約在2006年初,北京三聯書店希望為老師出版一本書。我將拙譯部分文章彙為一編,題為《紅樓夢、西遊記與其他:余國藩論學文選》,交書店付梓。最近一二年來,廣東人民出版社的李懷宇先生向老師約稿,擬再推出新的選集。老師同意,而且想藉此機會覓人譯出《西遊記》修訂版的“導論”付排。早在李先生約稿前,現任北大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的康士林即已請同事譯了一小部分,寄老師過目。惟老師未置可否。身為一代英譯名家,老師對自己文章的中譯水平要求很高。我身體狀況甚差,難以再為老師效勞,他乃請我代為物色譯者。我的學生中有不少中譯高手,無奈中譯《西遊記》的新“導論”除得講究譯體(style)外,還有專門的知識得克服,非相當程度的造詣不易為。我的學生多已獲頒比較文學或翻譯學博士,但面對老師浩瀚淵博,卻仍乏人敢於承擔中譯重責。新導論的譯事延宕甚久,所幸我另有碩士生從《西遊記》中的丹道名詞出發,著手比較英、日文譯本,撰為學位論文。就在老師仙去之前,她已下筆開譯。老師要我為中譯把關,我自是責無旁貸。

廣東人民出版社所約之書,在《西遊記》研究部分,老師認為新的導論是他最新,也是最後的見解,僅收此一長文足矣,其他相關文章,棄之可也。老師把他給李懷宇的信轉寄來台,我回信說新文集不妨考慮《靜觀其變:儒家與人權的展望》一文。此文可稱力作,老師的見解精闢深邃,而且早在我專職台灣師範大學之時,即已譯妥,一併刊之甚便。

關懷學生
老師是性情中人,學術上卻擇善固執,堅守原則,絕不苟且。據傳台灣和大陸學界熟知的某錢姓和唐姓教授,即因老師不願為其學術成就和新作背書而離開芝大。此中詳情我所知有限,然而衡以老師嚴格的學術要求,恐離事實不遠。
老師不是不懂人情世故。他關懷學生,早為芝大洋人與華裔學生共知。對我而言,他亦父亦師亦友。對我們一家的照顧,更是衷心銘感,永世難忘。今年2月,我因膽囊結石發炎,引發敗血症,高燒不退,緊急入院開刀,治療一周。返家後查看電郵,老師寫了好幾封信來,封封主題是:“奭學,你在哪裡?”周軼群轉到斯坦福大學任教,是老師來信告知,我馬上寄發賀函。多年前王崗的父親去世,老師也來信通知,我去信慰問。徐東風在加拿大一面教書,一面撰寫論文。完成那一天,老師高興得老淚縱橫,一早就來信示知,讓我分享喜悅。沈安德(James St. Andrè)由曼徹斯特大學轉到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任教,我在芝加哥向老師提到。老師沉吟一會,隨即面露微笑道:“他接的是閔福德的位子,我以他為榮!”香港情形,他不生疏。我離開芝大多年,同年或前後屆同學異動或有悲有喜,絕大多數都是老師轉知。學生動態,他十分清楚,因為關心。老師總是愛屋及烏;我們一家四口,都和老師結成各種意義下的師生緣。我每寄新作給老師,他接到當下,幾乎立刻回信,指正錯謬。

對朋友仁至義盡
芝加哥大學對老師而言不止是為謀稻粱之地,更是安身立命的所在。學生之外,他的教授朋友分散各系。文前我提到老師和利科乃莫逆之交,而他尊敬曾經師事的古典學者格林(David Grene,1913-2002)之心,我在學時就深刻感受。我初進芝大時,英國文學名家貝文敦(David Bevington)教授是比較文學委員會的主任,我上過他教的英國中世紀及莎士比亞戲劇多種。 1990年代,太夫人病逝台北,老師返台料理後事,我剛好在上老師的西洋悲劇課程,貝文敦教授雜務纏身,仍然放下一切,前來代課。哈佛及斯坦福大學都曾請老師轉校任教,老師告訴我加州的天氣對他確是一大誘惑,但芝大跨學科授課的教育方式、濃得化不開的學術氛圍,無時不縈繞心頭,他最後仍決定終老北國的芝城。 1960年代中晚期,老師連學位都還沒拿到,神學院的北川院長就聘他留校任教,學校的傳統學風又是他校難比,加上友生眾多,他對芝大的感情怎能不強? “文革”時代,陳夢家夫人趙蘿蕤(1912-1998)教授被批鬥到精神分裂。老師和她雖然在不同時期抵美求學,但老師念在系出同校,1987年在北大客座時仍前往探訪。目睹趙教授門庭寥落,不勝唏噓。世紀之交,到趙教授去世,老師特地撰文追憶故人。他關心學生,也關心同儕與前輩。

老師離開華人世界五十年,思想洋派,常為人質疑中國人的身份。但他對傳統了解極深,神學院畢業後變成無神論者,在中西宗教中卻欣賞道教至極,因為道教講究養生。難怪老師認為要了解《西遊記》,不能不深入其中的丹道寓言。老師有古風,熱情好客,對人情之重視更勝今天的國人。

拙文開頭提到繆倫教授,芝大在校的師友中,老師和繆倫教授的情誼恐怕最深最長。繆倫​​教授由耶魯大學來,在西洋史詩的研究界為人推崇不已,所著《托喻的面紗》(The Veil of Allegory)一向飲譽學界,我上過他開的文藝復興時代史詩等不少課程。他和老師一樣,每一本書的研究與寫作都長達十年以上,在《仙后》(The Faerie Queene)的專題課上,曾自嘲因學問而忘了結婚。老師命我多向繆倫教授請益,形同我第二位的指導教授。我每次回芝加哥,多半會和繆倫教授喝杯咖啡敘舊。去年8月,我在裡根斯坦圖書館和他重逢,聊了好一陣子,承告剛剛出版廿年的研究心血《歐亞互市與傳奇故事》(Trade and Romance)。我馬上覓來,回台後細讀,果然後出轉精,秀出班行,正想去函表示敬佩,馬上收到老師一信,告以此書年初已經現代語文學會推舉,獲頒美國比較文學界最高榮譽的“韋列克比較文學獎”。昔年和他在圖書館“搶書”的同​​僚,如今以所著獲頒殊榮,老師高興得隨即周告學生。還因繆倫教授一生未婚,信上不無感慨地請我們後生常去信問安,切莫讓他有老來寂寞之感。對於朋友,他仁至義盡,關懷之情溢於言表。

老師不喜歡儒家,我卻中儒家的“毒”不淺:“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畢業以後,老師循美國大學習慣,認為師生關係已成過往,要我像朋友一樣直呼其名。不論是“Tony”或“國藩”,我怎麼開得了口?見面我當然稱“老師”,書信往還,我仍然以“Dear Prof. Yu”開筆,猶如依舊在學一般。內人嘉彤一向隨我稱“老師”,小女、小兒則必稱“太老師”。老師“三申五令”,我們還是不敢造次,他也只好任由我們叫了。儒家的印記,縱然留學美國,我想沒有台灣學生可以去之。

去年和老師團聚,餐後臨去之際,嘉彤突然問老師說:“我可以抱您一下嗎?”我們雖在美國生活許久,嘉彤從來也沒有相擁而別的美式習慣,我頗詫異。回到芝大居停,我問道是怎麼一回事,嘉彤說:“我怕再也看不到老師了!”我連聲嗔怪:老師人好好的,飯量酒量不輸當年,這是什麼話?哎,孰料世事果然無常,東風來電,師母信到,居然讓嘉彤一語成讖,我怎麼也沒料到老師就此永別,徒留我們一家悲念無已。

作者:台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李奭學(Sher-shiueh Li)
(文章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政大人文中心李奭學老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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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新聞報導談到心藏手術每回須十多小時,體力負擔眾,要靠意志力。這點柯是長常說。又,朱樹勳教授靠業餘繪畫來新調節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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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亞東醫院朱樹勳院長的養生之道有感
現年79歲的國內心臟科手術頂級大師朱樹勳教授,退休後的養生之道,就是根據現代醫學保健原理,每天設定運動量與運動項目,三餐食物大都以蒸煮為主,借繪畫紓壓,服飾輕便保暖.
這就是他的養生之道,別無神秘之處,卻完全正確而有效.
在大陸心臟外科學會主編與2005年出版的『心臟外科學』,是由國際心臟外科專家聯合撰寫的,台灣參與的唯一位,他就是頭銜為『亞東醫院院長』的朱樹勳教授.可見,他的代表性.
他是柯文哲市長在臺大醫學院時的老師,真正指導過的.所以,當柯文哲選舉期間被質疑是否會開刀時,也是由他出面擔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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