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榮神的演講自己花了一點時間整理成逐字稿，逐字稿如下：
今天我滿高興的，能夠到這裏來，看到各位年輕朋友，過去幾天我曾經在立法院外面，待過幾次，看到很多不同的人在發表自己的感受，或靜靜坐在那邊聽或在當志工，在中間我看到台灣，非常重要的希望。
因為台灣原來的代議民主制度是有很大的缺陷的。
因為你看美國、英國、德國、他的民主制度，他基本上都是兩院制，然後他的制度設計，讓多數黨沒辦法為所欲為。
可是台灣，只有立法院，然後台灣的總統和立法院的多數黨是同一黨的時候，其實這個總統如果濫用權力的話，在台灣制衡的力量是很有限的。
在立法院裏面，當國民黨是多數的時候，除了議事抗議霸占主席台種種方式以外，各種作為有限。所以，在張慶忠躲在角落三十秒喃喃自語，所謂通過審查的時候，其實那天我非常沮喪。我覺得台灣的民主受到嚴重的破壞，程序正義受到嚴重的踐踏。
可是，我當時的感受是這樣：大概完了。
因為以國民黨的多數暴力，縱使張慶忠錯的那離譜，仍然會過。
然後你看到馬總統昨天在中常會在講說，服貿協議是最嚴格的審查。可是，所謂的民主跟法治不是馬總統所了解的那樣。
民主的真正的精神，他的核心部分是國民主權，就是人民要是國家的主人，人民要對國家權利的行使，要有真正的決定權。
所以國家權利的行使要讓人民能夠有效的產生影響。整個民主制度的建構就是要達到這個目標。
但是我們的憲政制度在這種地方是有缺陷的。
所以我們的立法院的多數黨如果跟總統是同一黨的話，基本上就像現在國民黨的情形，
總統不大受到制衡，然後立法院裏面的多數黨，當他用黨紀動員的時候，在一些關鍵議題，他可以堅持到底。
所以馬總統說這個開過多少公聽會審服貿協議，然後之前開過多少會議，但是你可以看到馬總統跟國民黨黨團的態度就是一個字都不可以改。
當一個字都不可以改的時候縱使再開一千場的公聽會，都是騙人的都是自欺欺人，因為一個字都不能改。這個不叫審查，這不叫民主。
所以我也一直很懷疑，因為我有仔細研究過馬總統說的民主法治。
因為我在大學教憲法，教行政法。
馬總統了解的民主法治跟我在德文的、英文的書籍上念到的很不一樣：
我後來也很懷疑他到底去哈佛怎麼念的，他比較像是去北韓拿的博士學位啦！（歡呼）
馬總統講的民主法治，非常像共產國家、像極權國家講的民主法治。
真正法治的核心精神，是要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權，要讓國家不能濫用權力去侵害人民的基本人權，歐美整個法治的焦點都不是人民要守法，而是國家要守法，國家不能濫用權力，但是你會看到馬總統講的法治都是人民要守法，那個是北韓式的民主、北韓式的法治啊！然後真正的民主...（鼓掌）
真正的民主是要落實國民主權，讓人民可以真正參與國家的重要決策，可是因為我們的代議制度的限制，這個議場裡面過去六十幾年來的立法委員，有一些是不錯的立委，有一些人都努力過，為台灣的民主努力過。
但是因為制度上的限制，所以有一些個人的努力受到侷限。
還好這一次，有太陽花學運。
他彌補了台灣的民主制度的重要缺陷。
所以，大家對所有參與太陽花學運的人民、學生、還有所有在家裡、在媒體前或是透過這種方式捐物資捐錢，當志工這些人，都對台灣民主的深化，有非常大的貢獻。
不只是守護民主而已，而是對台灣民主的深化有重大貢獻。
因為、如果，只照台灣目前的代議民主制度，服貿協議 － 最後就是會照原案通過。
而且這個通過不只是經濟利益的問題，他還涉及到政治、國家安全很多方面的利益。
他有非常重大的影響，然後 － 馬總統跟國民黨說這是行政命令。
我自己在教行政法。這個按照法律保留什麼事情要用法律規定，
最重要的理論叫重要性理論。像這種影響這麼大這麼重要這麼大重要的爭議的事情，
照歐美的做法照德國的作法一定是要法律保留一定是要法律制定的。
也就是說要用條約訂定。
所以，馬總統，坦白講他是在自欺欺人。
我很想寄一本我寫的行政法到總統府去請馬總統看一看，而且我會幫他貼上重點，
因為他可能太久沒念書了（鼓掌）
其實馬總統可能也滿須要念一念我大一憲法的講義，讀一讀民主跟法治那兩章就好了，
因為對他的－水準的改善應該會有點幫助。（鼓掌）
但是向來啊，這有權有勢的人，不大聽別人的意見。
你可以看到馬總統江院長的圈子越來越小，江院長以前寫的有一些觀念，
他的書上寫的有一些觀念是、方向是對的。但是他真正做的和那有很大的出入。
所以這一次，還好大家站出來。而且表現出非常有水準的運動。
堅持理性、和平、非暴力到現在，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
不只是逼得馬總統無法為所欲為，而且對台灣整個民主法治的發展，
跟台灣的公民教育，產生了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影響。
因為當我在大學裡面，認識了很多年輕人，很多人是非常關心公共事務的，
但在這一次裡面，雖然大家、談到是不是要撐到跨年，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可以撐到跨年，
他對台灣產生的教育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
但是，我想撐到跨年的時候，馬總統應該已經逃亡到國外了。他已經撐不下了，
江宜樺到跨年我想他已經垮台了。所以你們應該不用撐那麼久。
但是，每撐一天，縱使沒有達到主要的訴求，他對台灣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他讓很多人覺醒，讓很多人對公共事務關心，然後讓台灣很多人體會到，關懷、
共同努力帶來的那種生命的意義和滿足。
雖然來參加的人，不一定，你不一定都有很高的標準，
有的人來參加的同時抱著逛夜市的心情，其實這也無彷。
因為縱然是這樣的人，有的從來不參與公共事務的。
但是這一次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啟蒙，我喝口水（喝水）
這一次運動啊，要他持續下去的結果是很不容易的，因為我看到現在的，
議場裡面的攝影機，最少有幾十部，人喔，要在幾十部攝影機下生活是很艱難的。
然後所有的人正常人都是有血有肉，會有毛病的。
而且大家會受到嚴格的檢視，包括會有假新聞，或各種抹黑的方式因為，
這是因為，各位努力的結果，帶給馬政權非常大的壓力，
因為你們觸到他的罩門弄到他真正的痛處，所以他會用盡各種方式來抹黑你們。
所以你會看到那種常在喝花酒的罵你們喝啤酒（鼓掌）
當然，國民黨很多權貴是不喝啤酒的，因為他們喝比較有水準的，
他們只喝幾千塊幾萬塊的紅酒，或二十萬的酒，厚，啤酒水準太低。（鼓掌）
而且台灣有些掌握權利的人，他，沒辦法單純喝酒，他一定要喝花酒，
他要找女人才有辦法喝酒的。（鼓掌）
所以大家，你會面對這種抹黑，所以大家在議場內的時候，
當時間越久，人會累了。然後人會有情緒的，所以要想辦法讓自己有內在的力量，
維持寧靜，然後不要被外界的抹黑各種聲音所干擾，只要大家堅持下去，其實，
你們對台灣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
其實所有參與、跟支持這次太陽花學運的人，他都在寫歷史，他在寫 －
捍衛台灣的程序正義，深化台灣的民主，正在寫這樣的歷史。
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寫，馬英九跟江宜樺的歷史定位跟墓誌銘。
因為這個運動的結果，你會看到馬英九跟江宜樺的墓誌銘，最關鍵的字就是：
無能濫權，血腥鎮壓，這就會是馬英九跟江宜樺最重要的墓誌銘，喔所以（鼓掌）
所以大家的努力是非常有意義的，雖然有時候，不一定那麼快有成果，
因為大家碰到的是，馬江政權最核心的痛處。
但是我們並不是因為害怕面對中國，台灣必須要跟中國有經濟、貿易、文化、教育，
各方面的來往，我們並不害怕，但是我們害怕的是，無能、濫權、愚蠢的總統！
為了自己內在一些複雜的利益跟動機，犧牲了全台灣人民的利益。
所以我們要的是，像太陽花學運訴求的，要讓這個服貿協議，
能夠公開透明的，按照合理的機制審查。不是送到委員會退回去，
或送到院會表決的結果最後一個字都不能改，這種協議本來就是應該要退回去重新談判。
不能夠像馬總統之前胡搞的，黑箱作業，然後最後，所謂的辦多少會議，都不改一個字。
這完全不叫做實質審查，這是自欺欺人啊，所以大家的堅持對台灣非常重要。
不只是服貿協議而已，包括他會嚴重的影響到台灣的未來。
台灣要面對中國，我們也不害怕面對，但是，我們要獨立自主，理性成熟的面對。
不是被少數人為了他個人的利益，犧牲掉全台灣人民的利益。（鼓掌）
今天，今天大家在這裡的努力，雖然攻佔立法院議場，有人會說你們破壞公物，
侵入建築物，但是 － 對照起他對台灣的貢獻，這些都是小事。
而且在這些過程中大家一直堅持理性、和平、非暴力這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今天媒體有人在鼓吹，宣揚說非暴力路線的限制有時候要採暴力但是，
我非常誠懇的呼籲大家不要受到影響，在台灣現在的情境下一定要堅持和平，
非暴力，這樣才會取得長遠的正義。（鼓掌）
而且我覺得在這過程中，雖然大家有非常大的貢獻，但是要謙卑。
要承認台灣過去有很多人有別的貢獻，包括立法委員。
不是每個立法委員都是惡劣的立委，有些是不錯的。他們在體制的限制下做了一些努力，
但是那個台灣的代議民主制度讓他們有一些極限，還好有因為太陽花學運，
去彌補了這樣的限制。
但是我們要承認，台灣的法官，台灣的立委，也有一些人做了他該做的努力。
但是我們要譴責，一些嚴重的踐踏人權的行為。
比如說，我自己在教行政法，警察強制驅離會用到強制力。
但是，對手勾著手，這樣的民眾或學生，拿盾牌打他的頭、打他的身體，或警棍打他，
這是犯罪！這是犯傷害罪！（鼓掌）
江院長，我本來以為他視力最近出了問題，
但我看他昨天在跟台中胡志強為了服貿笑得很開心的時候，眼睛好像沒問題啊。
請馬總統跟江院長打開電視看一看上網看一看報紙看一看，你會看到有沒有暴力，
有沒有暴力血腥鎮壓，有沒有傷害的犯罪。
大部分的警察都是很好的警察，我自己也有很好的朋友是警察，
台灣大部分的警察是好的警察，但是，不要因為少數的、惡劣的警察，
濫用權力，傷害人民，而整個損害到警察的聲譽。
國防部這一次很明智，國防部不調動憲兵，因為軍隊是要保衛國家的，
軍隊不要跟人民衝突，所以我們非常肯定國防部這一次的表現。（鼓掌）
其實，人能夠承認錯誤，能夠改錯，這才是真正的勇氣。
如果真的犯了錯，不敢承認不敢面對不敢改變，這叫懦弱。
所以，其實這一次少數警察犯下惡劣的犯罪，傷害到一些手無寸鐵，
根本沒有攻擊警察的學生，這是傷害罪。政府應該要處理這些人，
不要讓他破壞掉整個警察的聲譽。
在最後，所有在場的，前後參與的，跟其他在外面參與的跟支持這次學運的，
是因為大家的努力，讓台灣的立法院，他變得神聖了，變得有價值了。
過去在這裡常發生多數暴力，過去國民黨長期在這裡一黨統治，
但是因為大家的努力，讓立法院這個空間，真的變得比較接近民意，
變得讓人民比較能夠去影響國家比較重大的決策。
未來十年、二十年後，你們會驕傲的，可以告訴你們子孫，
因為我們大家的努力，讓台灣的民主政治，有重大的改善。
讓台灣的未來可以變得比較不一樣。讓台灣長遠可以獨立自主。
自由民主，然後未來我們世世代代，可以過得幸福快樂。
我想，就這一點我非常感謝所有參與人員，尤其特別感謝在這裡面辛苦的夥伴。
謝謝大家，謝謝。（鼓掌）
2011.4.10 想選總統的人很多
可惜時不我 (施明德)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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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未死」運動聲明
惡棍橫行 都因好人袖手旁觀 二十世紀末，台灣人民創造了全世界驚歎的歷史，舉世最漫長的戒嚴令解除了，台灣進入自由化、民主化的新境界，政權亦終於和平輪替了。這不但是華人史無前例的創舉，更是台灣之光閃亮在全球的舞台上。 曾幾何時，台灣人民迷惘了，痛苦了。特別是選舉時刻，台灣人民總是只能在兩顆爛蘋果中做抉擇，而且必須含淚投票。 2000年，台灣人民厭惡國民黨的黑金，讓民進黨的阿扁們執政了。黑金沒有被清算，轉型正義也寸步不進，荒誕和貪腐的言行充斥台灣。台灣人民又生氣了。2008年國民黨的馬先生班師回朝，一個「八八水災」又把台灣人民驚醒了。
驚醒應該是惡夢的結束，但是，台灣人民醒來之後，依然要面對藍綠的惡鬥，族群的撕裂，是非公義的混淆，非友即敵的社會！ 「民主化」不應該是這種後果！ 惡棍的橫行，就是因為好人們的袖手旁觀；台灣藍綠兩群大小政客都已橫行二、三十年了，不必反省，不必改過，仗著「藍綠之外，你們沒有別的選擇！」他們就能輪流掌握政權、分享利益。遭殃的永遠是人民！ 我們必須改變現狀 自由化的台灣，已失去了方向，沒有了願景。藍綠政黨只要求讓他當選，讓它勝選。有人競選時，大喊「馬上好」，結果呢？有人拿了調查局的巨額獎金，卻罵對手是職業學生；有人一邊拿18趴，一邊罵18趴；有人喊了20多年的「衝！衝！衝！」但要衝向何方？不知道！ 二十世紀反共復國的老國民黨人，如今十分親共。二十世紀追求自由、民主、主權的綠色政客，只靠一句「愛台灣啦」就能南北通吃。 肥了政客，瘦了人民！ 我們拒絕袖手旁觀，我們要透過一番努力，決心追求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夢：
我們要一套兩千三百萬人民都能接受的國家認同論述！
我們主張修憲，改變現行權力過度集中，權責不明的憲政體制。
我們要清楚的兩岸政策，特別是ECFA以後的兩岸政經關係應如何維持和推動，而能堅守台灣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價值。
我們不要動輒以幾千億元計算的軍購支出，我們要新的國防安全戰略。
我們要人民走上法庭就能獲得正義的司法改革。
我們要清廉政治。擁有立法院超過四分之三席次的國民黨政府，為什麼連真正有效的財產來源不明罪都不敢通過？因為藍綠兩黨政客都怕陽光！
面對二十一世紀全球化、自由化的世界新形勢，台灣需要新的大政方針。藍綠政客只顧著選舉、騙選票。但是，台灣不是他們所獨佔。我們必須改變現狀！我們必須有所行動，打破藍綠媒體壟斷，把人民的聲音快速傳播出去。 等待就是最大的罪惡 再等下去，就是背叛正義，踐踏台灣尊嚴。當我們熱情的心還在跳躍，等待就是最大的罪惡。
「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本來是藍綠兩大政黨應該告訴我們的。當他們只知爭權奪位，我們這些納稅的被統治者，必須團結起來，告訴他們，今日台灣最需要的是慈悲與寬容，而不是藍綠沒眠沒日的粗暴與刻薄。我們要發出怒吼，實踐理想。 我們呼群保義，邀請有志之士一起來貢獻心志。 因為我們相信美國作家馮內果（Kurt Vonnegut, 1922-2007）所說的那句話： 「善，沒有理由戰勝不了惡，只要天使們能像黑手黨那樣組織起來。」
連署人數達到10萬人我們馬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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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台灣原來的代議民主制度是有很大的缺陷的。
因為你看美國、英國、德國、他的民主制度，他基本上都是兩院制，然後他的制度設計，讓多數黨沒辦法為所欲為。
可是台灣，只有立法院，然後台灣的總統和立法院的多數黨是同一黨的時候，其實這個總統如果濫用權力的話，在台灣制衡的力量是很有限的。
在立法院裏面，當國民黨是多數的時候，除了議事抗議霸占主席台種種方式以外，各種作為有限。所以，在張慶忠躲在角落三十秒喃喃自語，所謂通過審查的時候，其實那天我非常沮喪。我覺得台灣的民主受到嚴重的破壞，程序正義受到嚴重的踐踏。
可是，我當時的感受是這樣：大概完了。
因為以國民黨的多數暴力，縱使張慶忠錯的那離譜，仍然會過。
然後你看到馬總統昨天在中常會在講說，服貿協議是最嚴格的審查。可是，所謂的民主跟法治不是馬總統所了解的那樣。
民主的真正的精神，他的核心部分是國民主權，就是人民要是國家的主人，人民要對國家權利的行使，要有真正的決定權。
所以國家權利的行使要讓人民能夠有效的產生影響。整個民主制度的建構就是要達到這個目標。
但是我們的憲政制度在這種地方是有缺陷的。
所以我們的立法院的多數黨如果跟總統是同一黨的話，基本上就像現在國民黨的情形，
總統不大受到制衡，然後立法院裏面的多數黨，當他用黨紀動員的時候，在一些關鍵議題，他可以堅持到底。
所以馬總統說這個開過多少公聽會審服貿協議，然後之前開過多少會議，但是你可以看到馬總統跟國民黨黨團的態度就是一個字都不可以改。
當一個字都不可以改的時候縱使再開一千場的公聽會，都是騙人的都是自欺欺人，因為一個字都不能改。這個不叫審查，這不叫民主。
所以我也一直很懷疑，因為我有仔細研究過馬總統說的民主法治。
因為我在大學教憲法，教行政法。
馬總統了解的民主法治跟我在德文的、英文的書籍上念到的很不一樣：
我後來也很懷疑他到底去哈佛怎麼念的，他比較像是去北韓拿的博士學位啦！（歡呼）
馬總統講的民主法治，非常像共產國家、像極權國家講的民主法治。
真正法治的核心精神，是要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權，要讓國家不能濫用權力去侵害人民的基本人權，歐美整個法治的焦點都不是人民要守法，而是國家要守法，國家不能濫用權力，但是你會看到馬總統講的法治都是人民要守法，那個是北韓式的民主、北韓式的法治啊！然後真正的民主...（鼓掌）
真正的民主是要落實國民主權，讓人民可以真正參與國家的重要決策，可是因為我們的代議制度的限制，這個議場裡面過去六十幾年來的立法委員，有一些是不錯的立委，有一些人都努力過，為台灣的民主努力過。
但是因為制度上的限制，所以有一些個人的努力受到侷限。
還好這一次，有太陽花學運。
他彌補了台灣的民主制度的重要缺陷。
所以，大家對所有參與太陽花學運的人民、學生、還有所有在家裡、在媒體前或是透過這種方式捐物資捐錢，當志工這些人，都對台灣民主的深化，有非常大的貢獻。
不只是守護民主而已，而是對台灣民主的深化有重大貢獻。
因為、如果，只照台灣目前的代議民主制度，服貿協議 － 最後就是會照原案通過。
而且這個通過不只是經濟利益的問題，他還涉及到政治、國家安全很多方面的利益。
他有非常重大的影響，然後 － 馬總統跟國民黨說這是行政命令。
我自己在教行政法。這個按照法律保留什麼事情要用法律規定，
最重要的理論叫重要性理論。像這種影響這麼大這麼重要這麼大重要的爭議的事情，
照歐美的做法照德國的作法一定是要法律保留一定是要法律制定的。
也就是說要用條約訂定。
所以，馬總統，坦白講他是在自欺欺人。
我很想寄一本我寫的行政法到總統府去請馬總統看一看，而且我會幫他貼上重點，
因為他可能太久沒念書了（鼓掌）
其實馬總統可能也滿須要念一念我大一憲法的講義，讀一讀民主跟法治那兩章就好了，
因為對他的－水準的改善應該會有點幫助。（鼓掌）
但是向來啊，這有權有勢的人，不大聽別人的意見。
你可以看到馬總統江院長的圈子越來越小，江院長以前寫的有一些觀念，
他的書上寫的有一些觀念是、方向是對的。但是他真正做的和那有很大的出入。
所以這一次，還好大家站出來。而且表現出非常有水準的運動。
堅持理性、和平、非暴力到現在，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
不只是逼得馬總統無法為所欲為，而且對台灣整個民主法治的發展，
跟台灣的公民教育，產生了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影響。
因為當我在大學裡面，認識了很多年輕人，很多人是非常關心公共事務的，
但在這一次裡面，雖然大家、談到是不是要撐到跨年，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可以撐到跨年，
他對台灣產生的教育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
但是，我想撐到跨年的時候，馬總統應該已經逃亡到國外了。他已經撐不下了，
江宜樺到跨年我想他已經垮台了。所以你們應該不用撐那麼久。
但是，每撐一天，縱使沒有達到主要的訴求，他對台灣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他讓很多人覺醒，讓很多人對公共事務關心，然後讓台灣很多人體會到，關懷、
共同努力帶來的那種生命的意義和滿足。
雖然來參加的人，不一定，你不一定都有很高的標準，
有的人來參加的同時抱著逛夜市的心情，其實這也無彷。
因為縱然是這樣的人，有的從來不參與公共事務的。
但是這一次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啟蒙，我喝口水（喝水）
這一次運動啊，要他持續下去的結果是很不容易的，因為我看到現在的，
議場裡面的攝影機，最少有幾十部，人喔，要在幾十部攝影機下生活是很艱難的。
然後所有的人正常人都是有血有肉，會有毛病的。
而且大家會受到嚴格的檢視，包括會有假新聞，或各種抹黑的方式因為，
這是因為，各位努力的結果，帶給馬政權非常大的壓力，
因為你們觸到他的罩門弄到他真正的痛處，所以他會用盡各種方式來抹黑你們。
所以你會看到那種常在喝花酒的罵你們喝啤酒（鼓掌）
當然，國民黨很多權貴是不喝啤酒的，因為他們喝比較有水準的，
他們只喝幾千塊幾萬塊的紅酒，或二十萬的酒，厚，啤酒水準太低。（鼓掌）
而且台灣有些掌握權利的人，他，沒辦法單純喝酒，他一定要喝花酒，
他要找女人才有辦法喝酒的。（鼓掌）
所以大家，你會面對這種抹黑，所以大家在議場內的時候，
當時間越久，人會累了。然後人會有情緒的，所以要想辦法讓自己有內在的力量，
維持寧靜，然後不要被外界的抹黑各種聲音所干擾，只要大家堅持下去，其實，
你們對台灣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
其實所有參與、跟支持這次太陽花學運的人，他都在寫歷史，他在寫 －
捍衛台灣的程序正義，深化台灣的民主，正在寫這樣的歷史。
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寫，馬英九跟江宜樺的歷史定位跟墓誌銘。
因為這個運動的結果，你會看到馬英九跟江宜樺的墓誌銘，最關鍵的字就是：
無能濫權，血腥鎮壓，這就會是馬英九跟江宜樺最重要的墓誌銘，喔所以（鼓掌）
所以大家的努力是非常有意義的，雖然有時候，不一定那麼快有成果，
因為大家碰到的是，馬江政權最核心的痛處。
但是我們並不是因為害怕面對中國，台灣必須要跟中國有經濟、貿易、文化、教育，
各方面的來往，我們並不害怕，但是我們害怕的是，無能、濫權、愚蠢的總統！
為了自己內在一些複雜的利益跟動機，犧牲了全台灣人民的利益。
所以我們要的是，像太陽花學運訴求的，要讓這個服貿協議，
能夠公開透明的，按照合理的機制審查。不是送到委員會退回去，
或送到院會表決的結果最後一個字都不能改，這種協議本來就是應該要退回去重新談判。
不能夠像馬總統之前胡搞的，黑箱作業，然後最後，所謂的辦多少會議，都不改一個字。
這完全不叫做實質審查，這是自欺欺人啊，所以大家的堅持對台灣非常重要。
不只是服貿協議而已，包括他會嚴重的影響到台灣的未來。
台灣要面對中國，我們也不害怕面對，但是，我們要獨立自主，理性成熟的面對。
不是被少數人為了他個人的利益，犧牲掉全台灣人民的利益。（鼓掌）
今天，今天大家在這裡的努力，雖然攻佔立法院議場，有人會說你們破壞公物，
侵入建築物，但是 － 對照起他對台灣的貢獻，這些都是小事。
而且在這些過程中大家一直堅持理性、和平、非暴力這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今天媒體有人在鼓吹，宣揚說非暴力路線的限制有時候要採暴力但是，
我非常誠懇的呼籲大家不要受到影響，在台灣現在的情境下一定要堅持和平，
非暴力，這樣才會取得長遠的正義。（鼓掌）
而且我覺得在這過程中，雖然大家有非常大的貢獻，但是要謙卑。
要承認台灣過去有很多人有別的貢獻，包括立法委員。
不是每個立法委員都是惡劣的立委，有些是不錯的。他們在體制的限制下做了一些努力，
但是那個台灣的代議民主制度讓他們有一些極限，還好有因為太陽花學運，
去彌補了這樣的限制。
但是我們要承認，台灣的法官，台灣的立委，也有一些人做了他該做的努力。
但是我們要譴責，一些嚴重的踐踏人權的行為。
比如說，我自己在教行政法，警察強制驅離會用到強制力。
但是，對手勾著手，這樣的民眾或學生，拿盾牌打他的頭、打他的身體，或警棍打他，
這是犯罪！這是犯傷害罪！（鼓掌）
江院長，我本來以為他視力最近出了問題，
但我看他昨天在跟台中胡志強為了服貿笑得很開心的時候，眼睛好像沒問題啊。
請馬總統跟江院長打開電視看一看上網看一看報紙看一看，你會看到有沒有暴力，
有沒有暴力血腥鎮壓，有沒有傷害的犯罪。
大部分的警察都是很好的警察，我自己也有很好的朋友是警察，
台灣大部分的警察是好的警察，但是，不要因為少數的、惡劣的警察，
濫用權力，傷害人民，而整個損害到警察的聲譽。
國防部這一次很明智，國防部不調動憲兵，因為軍隊是要保衛國家的，
軍隊不要跟人民衝突，所以我們非常肯定國防部這一次的表現。（鼓掌）
其實，人能夠承認錯誤，能夠改錯，這才是真正的勇氣。
如果真的犯了錯，不敢承認不敢面對不敢改變，這叫懦弱。
所以，其實這一次少數警察犯下惡劣的犯罪，傷害到一些手無寸鐵，
根本沒有攻擊警察的學生，這是傷害罪。政府應該要處理這些人，
不要讓他破壞掉整個警察的聲譽。
在最後，所有在場的，前後參與的，跟其他在外面參與的跟支持這次學運的，
是因為大家的努力，讓台灣的立法院，他變得神聖了，變得有價值了。
過去在這裡常發生多數暴力，過去國民黨長期在這裡一黨統治，
但是因為大家的努力，讓立法院這個空間，真的變得比較接近民意，
變得讓人民比較能夠去影響國家比較重大的決策。
未來十年、二十年後，你們會驕傲的，可以告訴你們子孫，
因為我們大家的努力，讓台灣的民主政治，有重大的改善。
讓台灣的未來可以變得比較不一樣。讓台灣長遠可以獨立自主。
自由民主，然後未來我們世世代代，可以過得幸福快樂。
我想，就這一點我非常感謝所有參與人員，尤其特別感謝在這裡面辛苦的夥伴。
謝謝大家，謝謝。（鼓掌）
佔領國會》莊國榮諷馬：像是在北韓拿博士學位 【16:59】
莊國榮諷刺，馬總統比較像是在北韓拿博士學位，因為馬總統的民主法治有如在集權國家。（記者方賓照攝）
〔記者王文萱／台北報導〕被網友譽為先知的教育部前主任秘書莊國榮今下午現身立法院議場。針對馬總統指服貿協議是最嚴謹的審查，他說，台灣民主已受嚴重迫害、程序正義受嚴重踐踏，「這不叫審查，不叫民主」。莊國榮更諷刺，馬總統比較像是在北韓拿博士學位，因為馬總統的民主法治有如在集權國家，「那是北韓式民主！」，引發現場學生鼓掌叫好。
對於馬政府以服貿協議列行政命令，莊國榮直批自欺欺人，「我很想自己寫本行政法，幫馬英九貼上重點」，因為馬英九太久沒念書了，「可能希望唸唸大一的憲法、民法講義，改善水準」。
莊國榮並稱讚學生，一同站出來展現水準運動，堅持理性、和平及非暴力至今，帶給馬政權壓力，他更譏諷國民黨權貴，「喝花酒的在罵學生喝啤酒」；莊國榮並為馬、江歷史定位的墓誌銘訂為「無能濫權、血腥鎮壓」。
關於學生佔領行政院發生濺血衝突，莊國榮說，警方強制驅離會用到強制力，但以盾牌、警棍攻擊民眾及學生的身體或頭部，「這是犯罪、傷害罪！」，絕大部分警察都很善良，但別讓少數惡劣警察濫用權利傷害人民，而損壞警察聲譽；他呼籲馬、江，趕緊看電視、網路及報紙新聞，看看警方鎮壓是多麼血腥暴力。
莊國榮諷刺，馬總統比較像是在北韓拿博士學位，因為馬總統的民主法治有如在集權國家。（記者方賓照攝）
對於馬政府以服貿協議列行政命令，莊國榮直批自欺欺人，「我很想自己寫本行政法，幫馬英九貼上重點」，因為馬英九太久沒念書了，「可能希望唸唸大一的憲法、民法講義，改善水準」。
莊國榮並稱讚學生，一同站出來展現水準運動，堅持理性、和平及非暴力至今，帶給馬政權壓力，他更譏諷國民黨權貴，「喝花酒的在罵學生喝啤酒」；莊國榮並為馬、江歷史定位的墓誌銘訂為「無能濫權、血腥鎮壓」。
關於學生佔領行政院發生濺血衝突，莊國榮說，警方強制驅離會用到強制力，但以盾牌、警棍攻擊民眾及學生的身體或頭部，「這是犯罪、傷害罪！」，絕大部分警察都很善良，但別讓少數惡劣警察濫用權利傷害人民，而損壞警察聲譽；他呼籲馬、江，趕緊看電視、網路及報紙新聞，看看警方鎮壓是多麼血腥暴力。
莊國榮-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莊國榮（1960年－），生於台灣台南，法律學學者，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學士、碩士，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憲法和行政法，特別是經濟行政法以及大眾傳播媒體法。研究媒體多年，曾任新聞局法規委員會委員、公共電視基金會董事、華視董事及中華民國教育部主任秘書，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助理教授。莊國榮曾經因為辱罵馬英九而被輿論重批，但在八八水災後，因馬表現失當，莊被網友譽為先知。在廣大興28號事件、九月政爭以及太陽花學運，網友們多次將先知之名提出。[1][2]
2008年3月16日，莊國榮出席民進黨「長（謝長廷）昌（蘇貞昌）」台中市競選總部「316擊掌逆轉勝」活動，在台上的發言 「馬英九其實本人只會演戲。他除了會演戲以外，其實是個無能的人。（我）反對像馬英九這種軟弱的小孬孬，他就是會演戲而已。他的演技跟胡志強都很厲害，當個演員不錯；但是當總統，會害我們變成像西藏一樣。」「馬英九給我的感覺就像個小孬孬，一輩子可能不知道何謂guts，不知道什麼是男子氣概和魄力。他在面對中共的時候，很容易膝蓋就軟掉，就要下跪；所以台灣選上馬英九，大家就等著像這兩天，看到西藏的情況一樣，等著被屠殺、被迫害。」
施明德：一定要非暴力嗎
我曾是暴力份子。十六歲時，獨裁者蔣介石修憲要終身做總統。我下決心要去念陸軍官校，「有朝一日，有了兵權就要武裝兵變，推翻蔣家獨裁政權」。我和全球反抗份子一樣，不相信非暴力能改變國家命運。二十二歲被判無期徒刑，一位同志被「依法」槍決。多少反抗者和無辜者都從現在學生佔據的立法院右前方的「青島東路三號」被「依法」拉到刑場。掌權者打人、殺人都慣用法治之名！反抗者只能謹守非暴力？
1970年，我囚禁在台東泰源，參加「泰源革命」，意圖佔領電台，第一線行動者全被依法槍決。蔣介石想終身當總統，他「依法」修改憲法。掌權者的任何惡行都可以「依法」合法化。
1979年美麗島政團時代，因為美國和台灣斷交，美軍撤出台灣，我們擔心暴力行動會使中國得利，這時開始有人散佈甘地路線，提倡聖人哲學，「愛、和平、非暴力」。其實，骨子裡是怕動亂會使中國趁機佔領台灣。紅衫軍不攻佔總統府的諸多理由之一，也是擔心會引來中國犯台。
掌權者已一再使用暴力，反抗者還要非暴力，自我綑綁嗎？
馬江兩位看似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的首腦終於血濺行政院，大批從來未見過配備完善，頭戴盔，手和腳都穿戴特殊鋁合金的護套，腳底穿特製鞋，左手盾牌，右手執棍棒，和電影上像鋼鐵人般的「武士」，悠然挺進行政院，對手無寸鐵，坐在地上，毫無暴動意圖的青年學子和平民抗議者，棍打、腳踩、盾剁！看著紛紛上傳網路的影片，誰不熱血沸騰？
無能或奸詐的馬江，數日來對佔據立法院的學生束手無策，是故意還是無知？竟幾近放空行政院，引誘立法院的學生可以輕易佔據行政院，然後，不做疏導努力，在三個小時後就下達攻擊令！粗暴啊！無情啊！無血無淚啊！江某對這些血流滿臉、遍地哭嚎的學生無動於衷，還說什麼對學生佔領行政院，深感痛心！我們對你的命令才深感痛心啊！王卓鈞說，警察執行法律，怎可以叫暴力？你以為掌握權力就可以美化暴力嗎？你們一點點都不把這些台灣學子當人啊！
這一頁歷史，台灣反抗者必須嚴肅思考一件事：反抗一定要非暴力嗎？
「愛、和平、非暴力」，在全球反抗運動中有幾個國家如此奉行？非暴力讓台灣掌權者有恃無恐，貪腐、無能、獨裁都有任期保障，死不要臉就是不下台。
24日九點多到立法院接一夜未眠，也被拖行、腳踩，手腳淤青的兩個女兒回家。我問蜜娜：「昨夜，妳們有沒有嚇到了？」「我們為什麼要怕！爸！你生而為奴隸，要反抗主子才要怕。我生而為自由人，我們在享受你們奉獻的果實，我們在捍衛民主，守護國家，有什麼好怕的。」
我真想告訴她們：「孩子，我來日無多了，下次如果還有這種挨打、挨揍的機會，請快告訴我，讓我站在最前頭，我要胸懷汽油彈，我不要再喊愛、和平、非暴力了。對掌權者們信守這些口號，是助紂為虐！」
1970年，我囚禁在台東泰源，參加「泰源革命」，意圖佔領電台，第一線行動者全被依法槍決。蔣介石想終身當總統，他「依法」修改憲法。掌權者的任何惡行都可以「依法」合法化。
1979年美麗島政團時代，因為美國和台灣斷交，美軍撤出台灣，我們擔心暴力行動會使中國得利，這時開始有人散佈甘地路線，提倡聖人哲學，「愛、和平、非暴力」。其實，骨子裡是怕動亂會使中國趁機佔領台灣。紅衫軍不攻佔總統府的諸多理由之一，也是擔心會引來中國犯台。
掌權者已一再使用暴力，反抗者還要非暴力，自我綑綁嗎？
馬江兩位看似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的首腦終於血濺行政院，大批從來未見過配備完善，頭戴盔，手和腳都穿戴特殊鋁合金的護套，腳底穿特製鞋，左手盾牌，右手執棍棒，和電影上像鋼鐵人般的「武士」，悠然挺進行政院，對手無寸鐵，坐在地上，毫無暴動意圖的青年學子和平民抗議者，棍打、腳踩、盾剁！看著紛紛上傳網路的影片，誰不熱血沸騰？
無能或奸詐的馬江，數日來對佔據立法院的學生束手無策，是故意還是無知？竟幾近放空行政院，引誘立法院的學生可以輕易佔據行政院，然後，不做疏導努力，在三個小時後就下達攻擊令！粗暴啊！無情啊！無血無淚啊！江某對這些血流滿臉、遍地哭嚎的學生無動於衷，還說什麼對學生佔領行政院，深感痛心！我們對你的命令才深感痛心啊！王卓鈞說，警察執行法律，怎可以叫暴力？你以為掌握權力就可以美化暴力嗎？你們一點點都不把這些台灣學子當人啊！
這一頁歷史，台灣反抗者必須嚴肅思考一件事：反抗一定要非暴力嗎？
「愛、和平、非暴力」，在全球反抗運動中有幾個國家如此奉行？非暴力讓台灣掌權者有恃無恐，貪腐、無能、獨裁都有任期保障，死不要臉就是不下台。
24日九點多到立法院接一夜未眠，也被拖行、腳踩，手腳淤青的兩個女兒回家。我問蜜娜：「昨夜，妳們有沒有嚇到了？」「我們為什麼要怕！爸！你生而為奴隸，要反抗主子才要怕。我生而為自由人，我們在享受你們奉獻的果實，我們在捍衛民主，守護國家，有什麼好怕的。」
我真想告訴她們：「孩子，我來日無多了，下次如果還有這種挨打、挨揍的機會，請快告訴我，讓我站在最前頭，我要胸懷汽油彈，我不要再喊愛、和平、非暴力了。對掌權者們信守這些口號，是助紂為虐！」
2011.4.10 想選總統的人很多
可惜時不我 (施明德)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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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明德-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施明德（1941年1月15日－）----
「我心未死」運動聲明
惡棍橫行 都因好人袖手旁觀 二十世紀末，台灣人民創造了全世界驚歎的歷史，舉世最漫長的戒嚴令解除了，台灣進入自由化、民主化的新境界，政權亦終於和平輪替了。這不但是華人史無前例的創舉，更是台灣之光閃亮在全球的舞台上。 曾幾何時，台灣人民迷惘了，痛苦了。特別是選舉時刻，台灣人民總是只能在兩顆爛蘋果中做抉擇，而且必須含淚投票。 2000年，台灣人民厭惡國民黨的黑金，讓民進黨的阿扁們執政了。黑金沒有被清算，轉型正義也寸步不進，荒誕和貪腐的言行充斥台灣。台灣人民又生氣了。2008年國民黨的馬先生班師回朝，一個「八八水災」又把台灣人民驚醒了。
驚醒應該是惡夢的結束，但是，台灣人民醒來之後，依然要面對藍綠的惡鬥，族群的撕裂，是非公義的混淆，非友即敵的社會！ 「民主化」不應該是這種後果！ 惡棍的橫行，就是因為好人們的袖手旁觀；台灣藍綠兩群大小政客都已橫行二、三十年了，不必反省，不必改過，仗著「藍綠之外，你們沒有別的選擇！」他們就能輪流掌握政權、分享利益。遭殃的永遠是人民！ 我們必須改變現狀 自由化的台灣，已失去了方向，沒有了願景。藍綠政黨只要求讓他當選，讓它勝選。有人競選時，大喊「馬上好」，結果呢？有人拿了調查局的巨額獎金，卻罵對手是職業學生；有人一邊拿18趴，一邊罵18趴；有人喊了20多年的「衝！衝！衝！」但要衝向何方？不知道！ 二十世紀反共復國的老國民黨人，如今十分親共。二十世紀追求自由、民主、主權的綠色政客，只靠一句「愛台灣啦」就能南北通吃。 肥了政客，瘦了人民！ 我們拒絕袖手旁觀，我們要透過一番努力，決心追求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夢：
我們要一套兩千三百萬人民都能接受的國家認同論述！
我們主張修憲，改變現行權力過度集中，權責不明的憲政體制。
我們要清楚的兩岸政策，特別是ECFA以後的兩岸政經關係應如何維持和推動，而能堅守台灣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價值。
我們不要動輒以幾千億元計算的軍購支出，我們要新的國防安全戰略。
我們要人民走上法庭就能獲得正義的司法改革。
我們要清廉政治。擁有立法院超過四分之三席次的國民黨政府，為什麼連真正有效的財產來源不明罪都不敢通過？因為藍綠兩黨政客都怕陽光！
面對二十一世紀全球化、自由化的世界新形勢，台灣需要新的大政方針。藍綠政客只顧著選舉、騙選票。但是，台灣不是他們所獨佔。我們必須改變現狀！我們必須有所行動，打破藍綠媒體壟斷，把人民的聲音快速傳播出去。 等待就是最大的罪惡 再等下去，就是背叛正義，踐踏台灣尊嚴。當我們熱情的心還在跳躍，等待就是最大的罪惡。
「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本來是藍綠兩大政黨應該告訴我們的。當他們只知爭權奪位，我們這些納稅的被統治者，必須團結起來，告訴他們，今日台灣最需要的是慈悲與寬容，而不是藍綠沒眠沒日的粗暴與刻薄。我們要發出怒吼，實踐理想。 我們呼群保義，邀請有志之士一起來貢獻心志。 因為我們相信美國作家馮內果（Kurt Vonnegut, 1922-2007）所說的那句話： 「善，沒有理由戰勝不了惡，只要天使們能像黑手黨那樣組織起來。」
連署人數達到10萬人我們馬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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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哲學家
一
“許先生，你多大了？”
“36歲了。”
“好年輕呀！”
我正準備說“也不年輕了”，卻意識到面對我的是一位年長35歲的人。況且，對他來說，36歲有著無窮意味。還是1989年躺在台北三軍總醫院的病床上時，他對來訪的朋友說，他的人生在36歲到39歲才算真正活過。
36歲那年，當他從綠島歸來時，已在監獄里呆了15年。從21歲到36歲，生命力最旺盛的時刻，他如困獸一般被監牢中，這對一個人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囚禁只是一種失去空間換來時間的生活狀態”，他在第一次出獄不久後寫道，“'自由人'的空間是廣闊的……卻不得不為名、為利、為世俗雜務奔忙……囚犯的空間雖然是有限的、局促的……卻能擁有更多的時間來研究或思想自己真正喜愛的東西。”
在這篇名為《我的囚犯哲學》文章中，他歸納出三種觀點，空間與時間的對比是第一點，第二點是“不要求環境適應自己，應該要求自己適應環境”——因為囚犯的環境總是被決定的，在這樣的環境中，仍放縱自我，就會憑藉煩悶，削弱生機。最後，要拒絕接受絕望意識，“一個囚犯如果任由絕望控制心理，它就會腐蝕其意志，割傷其身軀，最後還會墮落地廉售其操節”，而克服絕望的方式，不是依賴於唐·吉訶德式的迷狂，而是某種理性的判斷——絕望“只是在某些特定的人為情勢或條件保持原狀下的結論。但是人為的情勢或條件不會永存不變。一旦它們有了改變，結論變會隨著改變。”
情勢的確發生了改變，蔣介石1975年的去世，令原本無期徒刑的他提前出獄。不過，這篇文章是為另一所監獄的內部刊物所寫，行文中鼓舞的色彩濃重，它要給予“獄友們”希望。漫長的監獄時光，要遠比這三個觀點要豐富與痛苦的多，付出的代價，是非親歷者難以想像的……
他一定難以忘記，在第一次被捕時的脆弱，他發現，從被逮捕到判決前，是最脆弱的時候——在連續問訊後，突然把你單獨關起來——“一開始，囚犯會很高興，終於不用再受訊問”，但幾天后，感覺不同了，“你完全與外界隔絕，沒人訊問，也無法通信、看報紙、完全猜不透他們在打什麼主意；再過幾天……你甚至會產生虛無感，這種感覺比接受訊問更恐怖百倍。”
不過，這只是第一步，即使熬過了這“脆弱的時刻”，審判下來了，接下來的日子則變得更為具體，所有你的平日熟悉的東西都以另外一種面貌出現，最平凡的東西都變成了奢侈。
在囚室裡，每天能曬到陽光的時間只有30分鐘。水，更是可怕的問題。在台北的景美，在綠島，我參觀過那些綠色門的囚室，它的狹窄不必說，令我最難忘的是它的便池，那種下凹、蹲式的。對於囚犯來說，這不僅是便池，而且是所有生活用水的來源——刷牙、洗臉、洗碗筷、衣服都是在這裡。日後，這實在是可怕的回憶。
食物則永遠是匱乏的。在綠島的時光裡，沒有蔬菜，他和獄友們孵豆芽，在這過程中，他發現“凡是那些彎彎曲曲或又瘦又長的豆芽，都是生長在最上層或外緣部位的。那些被困在最內層、負荷最大壓力而又無可逃避的豆芽，卻都長得粗壯結實，活像白武士”。而在台北的東本願寺羈押時，他和獄友都太想吃肉了,竟會想法烤老鼠吃。他們要先用饅頭養肥窗外的小老鼠，再想法把它釣進牢房。而燒烤也需要特別的學問，他們用衛生紙與塑料袋一層層捲起來，這樣的燃燒的時間足夠長，能把老鼠肉烤熟。
至於被單獨囚禁帶來的無望，同室囚徒為了最卑微的物質而彼此鬥爭的場景，更是不斷上演。監獄中的每一個環節，都在試圖摧毀個人尊嚴與意志。很少有人在這樣的環境中保存原有的自己。
比起這生活的不適，真正的災難來自於被遺棄感，在他15年的監獄生涯快結束前，他的家庭破裂，妻子與女兒離他而去，而且取代他位置是他的獄友… …
不過，求生的意志也可能被激發起來。他把喪失了自由的世界，當成了一個學習的場所。他放棄了別的囚犯渴望的“外役”的機會，把時間都用來閱讀、思考——歷史、政治、外交、文學，他無一不讀。為了對抗禁錮空間所帶來的非現實化，他爭取一切閱讀報紙的機會，了解外部的世界，以防止脫節。
內在的反抗不足，他也參與外在的反抗。他是1970年那場著名的台東泰源監獄暴動的倖存者。那真是充滿光輝的一刻，一群起義者明知必有一死，他們全部的希望是能喚醒被壓迫的台灣人的意識……
二
當少年施明德與他的同學們開始這個鬆散的讀書會時，即使預感到某種危險，也必定難以想像會遭遇這樣的對待。
他出生在1941年的高雄，父親是一位南台灣的名醫，推拿術遠近聞名，是這個優越家庭的第四個男孩。父親在“皇民化”的台灣取得了經濟成功，卻是個抗日者。
他的出生時間注定了要親歷紛至沓來的歷史事件，台灣的命運的矛盾性則一開始就印在他心裡。在太平洋戰爭的末期，他們一家從城市搬到鄉村，但空襲仍如影隨行。美國人的飛機要轟炸日本人統治的台灣，交戰的是美日，受害者卻是台灣人。而當勝利到來後，台灣重回中國的懷抱，他看到的父親被抓捕，而在他六歲時，曾在高雄火車站前的交叉路口看到成排的中學生被軍隊的機槍掃射— —“二二八事件”發生了。
“許先生，你聽過這句台灣話嗎：小孩子有耳無嘴，有尻不放屁“，我們見面不久，他就問我。他的第一遍是用台語說的，我自然聽不懂，而第二遍的國語所說，我大致明白了。在“二二八事件”後，一個沉默的時代開始了，台灣人深深地生活在恐懼中。他們原以為迎來祖國的解放者，遭遇的卻是比日本恐怖的新統治者。
他是在普遍性的社會恐懼、還有新政權沒完沒了的“反攻大陸“宣傳中進入少年時代的。多虧他的大哥介紹給他的禁書——中國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俄國小說，還有青春特有的英雄主義——他瘋狂地崇拜拿破崙、亞歷山大、林肯還有剛剛興起的古巴的卡斯特羅，他克服了這種恐怖。
不僅如此，他還準備把這英雄主義付諸實踐。中學畢業後，他放棄考大學，而進入了軍校。高雄火車站前的那些中學生中彈的畫面始終縈繞心頭，他要學習軍事知識，在軍隊裡發動兵變，推翻蔣家王朝。
這是個十足的孩子氣的想法，它能嚇壞媽媽，讓一個少年逞一時之快，但沒人會把它當真。即使是那些意氣相投的同齡人。施明德與他的大哥、還有親密的朋友組建這個讀書會，在施家的二樓裡交換對禁書與女孩的看法，煞有介事地談論台灣時局時，他們必定感到一種戰友式與兄弟式的親密，並在相互鼓舞中克服恐懼、獲得勇氣。
在軍校時代的施明德，高而瘦，與他的大哥施明正的英俊不同，他的狹小眼睛、尖尖下巴，都似乎缺乏男性魅力，與他仰慕的那些英雄們的氣概不同。在軍校畢業後，他被派往與廈門相對的小金門擔任砲兵觀測官。
在假期時，他仍回到高雄與朋友熱情相聚。他們準備為這定期的聚會起個名字，以讓一切顯得更正式，或許可以為未來的兵變進行組織上的準備。
但名字還沒起，這個鬆散的小組織就被當作重大台獨案件的“亞細亞聯盟案”而被抓獲。這樣的案件在那個恐懼而荒誕的時代層出不窮，這個流亡政權既對所有共產主義組織與思想充滿敵視，又擔心台灣人的獨立情緒會破壞國民黨所代表的大中國的政治合法性，不安全感讓這個政權通過不停的清洗，來獲取某種確定感，倘若他們找不到明確的敵人，就創造出一些敵人。
而這個讀書會上的青年人，就成為了被創造出的敵人，更諷刺的是，它還是由這個組織內的為一個女孩吃醋的兩個成員的相互揭發而導致的。而施家成了這災難的最大的受害者，兄弟三個牽扯其中，作為四弟的施明德還被認作這個台獨聯盟的頭目，他被判處了無期徒刑……（待續）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暴徒”的微笑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一走進房門，迎面就是那幅著名的黑白照片。那是在1980年3月18日的台北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第一法庭上。在頭戴白色頭盔的憲兵的押解下，“高雄事件”部分受審人一字排開、表情各異地站著。施明德正好在圖片中間，與身旁普遍的嚴肅與茫然的表情不同，他竟雙手插兜，咧開嘴在笑，那得意的神情，彷彿不是在一場很可能被判處死刑的審判上，而是出席一場朋友間的聚會。照片被放大、噴在一整面的玻璃牆上，似乎引你跨入另一個時代。這不僅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時刻，也是台灣歷史上最令人動容的“決定性瞬間”之一，這令人意外、漫不經心的笑容，像是在暗示在嚴酷的冬日正在過去，破冰聲正傳來。在里間的辦公室內的綠牆上，則掛著滿牆的小幅黑白照片。照片上都是台灣民主史上的著名人物與事件，黃信介、許信良、余登發、橋頭事件、《美麗島》編輯部，他都是這些事件的參與者與見證人，黑白的光影對比，令它們既真實又神秘，似乎牢牢地確認了對過往的解釋權。我在台北郊區的一處幽靜的半山上的別墅裡，見到施明德。他身材高大，穿藍色牛仔褲、寬鬆的白襯衫，長發蓬鬆，鬍鬚修建得乾淨，整個人望去得體又瀟灑，既不像一位71歲的老人，更看不出25年牢獄生涯的痕跡。他溫暖、客氣、瀟灑，卻又高度形式感。不管是我們見面的形式、還是談話內容，都給我這樣一種強烈的印象——在我遇的人中，再沒有一位比他對自身更富有歷史自覺意識。我們沒有面對面相坐，而是並排坐在兩張側過來的椅子上，一架小型攝影機則擺放在不遠處。我同朋友與他的兩個漂亮女兒，則列席在兩旁，這使得我們的談話像是一場會談，是為了鏡頭與聽眾而發表意見。他也正有此意，他多少擔心年齡尚幼的女兒，難以了解這個父親的多姿多彩的過往，他們間過分懸殊的年紀，多少令他覺得這種講述與記錄的緊迫感。當他開口時，有一種奇特的“個人化的非個人語氣”，他在動情地講述自己觀點，卻又似乎代表著某種抽象的歷史敘述，有一種不容質疑的絕對性。面對著我這個北京客人，他自然要從台灣“二二八事件”之後的政治結構說起，似乎要給我補上一小節濃縮的歷史課。他的獨特性也因歷史背景，而倍顯突出。在他的自述裡，在他的公開談話裡，當然也在對我這樣的陌生拜訪者的講述中，他也一定會說起，他做過中華民國四任總統的牢，歷經蔣介石、嚴家淦、蔣經國與李登輝……“台灣沒有一位政治人物比我資歷更深的，包括李登輝在內，儘管他年紀更長”。為他這個看法作註釋的是他在1962年的首次入獄。很顯然，他已把50年前的一個躁動青年的遭遇，當作了一種成熟意識的反抗。這是他的一貫風格，他似乎很確信，自己早已形成了一種堅強、穩定的內在意志，正因此挺過重重難關。我對此多少有些懷疑，他有些太過浪漫化自己的過往，但我又不知如何反駁，倘若他沒有這樣的自我暗示，他怎能熬過那些漫漫長夜，“自大”與“先知”總是如影隨行。當施明德站在1980年的法庭上時，不僅他的微笑，還有他的自我辯護，都顯得如此不可理喻，像是來自另一個時空，根本不知現實為何物。在法庭上，他大談對於自由、民主、人權的看法，對於台灣未來思考，解釋自己所創的“暴力邊緣論”，他不僅沒有為所謂“罪行”申辯的意思，甚至一開始就放棄了對個人命運的憂慮，他始終談論的是台灣的命運。而在審判的間歇時間裡，他則趴在監獄的地板上寫出了洋洋灑灑數万言的“遺囑”。在這篇副標題為“一個奉獻者的最後自白”的政治遺囑中，他回憶自己的一生（他不過39歲，卻感到死期將至），他的政治意識覺醒的過程，他對於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判斷。時隔三十年，這份文本仍散發出一種詭異的魅力。那種高度自我與高度忘我的精神，竟這樣奇特的結合在一起。他毫不諱言自己正是“一九八O年台灣最轟動的男人”，而且以第三人稱的口氣自問“這個'最轟動的男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他還許諾說“如果我還能活得夠久，我會把自己極端傳奇的一生，包括極精彩的一連串異國戀情，做更詳實的描述。”但同時，在分析台灣民主的四大階段與四條路線時，他又表現出罕見的清晰，在身陷絕境、手邊毫無資料參考的情況下，竟寫得像是法律條文般富有邏輯性。而他大膽提出的“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不僅擊中了那個時代的國民黨統治的核心，而且仍適應於此刻的台灣……二1977年6月從獄中出來的施明德，想必難以想像人生還會贏來這輝煌的一刻。他在監獄中耗盡青春，如今妻離子散，母親去世了，大哥則在恐懼中難以自拔，一切卻要重頭開始。進入監獄時，一切平常事物都變得珍貴，而重獲自由時，又意味著新的困惑與挑戰，和入監時一樣，它也先從一連串細節開始。出獄第一晚上，接他的大哥安排他住旅館，他在抽水馬桶前不斷嘗試，把馬桶坐墊掀起再放下，不知該是蹲在上面，還是坐在上面。他不會用投幣電話，仍到電信局打電話，新型百貨大樓的自動門讓他很緊張，不知怎麼推門進去，第一次坐計程車則忐忑不安，不知該怎麼打開車門……在他被禁錮時，台灣的經濟起飛已經開始，一個忙碌的現代社會正在形成，這也是個混雜的、令人費解的新社會。新事物或許容易掌握，舊的恐懼卻很難立刻消失，與人談話時，他眼光四處張望，到家裡，會習慣地搜竊聽器，到處亂塞東西，他不管到哪兒，背包裡都帶著衛生紙、肥皂、牙刷、牙膏，他被深切的不安全感包圍，不知什麼時候被抓進去。最能表明這生命的斷裂感的，是他對女人的態度。剛出獄時，他走在路上註意的總是高中女生，他的趣味仍停留在入獄前，他是軍官學校的學生。在夜晚去酒店時，他緊張的坐在小姐們中間，陷入莫名的緊張。他的人生，像是在一枕黃粱夢後醒來。或許最令人難以適應的是社會態度，這個仍未擺脫政治恐懼，又一頭扎進發財夢的功利味道十足的新社會，該怎樣接納這個幾乎毫無生存技能的政治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貨車捆工，多虧另一位出獄政治犯人的幫助，他穿行在高雄與台北之間，是這個島嶼日漸繁榮的螺絲釘。那必定是個難安的時間，在一些時候，他把內心憤懣發洩到離開他的妻子與獄友身上——舉著橫幅到他們家開設的工廠前抗議。不過，他恢復得比人們想像的要快得多，挽救他的仍是政治。出獄5個月後，一同做過牢的蘇東啟要請他為太太蘇洪月嬌在1977年底參加的省議員競選來助選。蘇洪月嬌的順利當選，也令施明德重回政治生活，此刻的台灣政治與他入獄時已大不相同。白色恐怖猶在，但已經鬆動。蔣經國大力擢升本省人進入權力結構，以安撫人心，而反對力量也開始集結，形成一個鬆散的“黨外”聯盟。這一年在中壢發生的反抗事件，更是三十年來台灣社會首次表現出的民眾抗爭。只有在這新的抗爭中，施明德才獲得重生。他仍需要保持低調，根據他的情況，只要他再度“犯罪”，不管多麼輕，也要面臨再度的“無期徒刑”，他給自己取了化名“許一文”，在台語裡，“許”發音為“苦”，加上“一名不文”的“一文”，真是他生活的寫照。在接下來的兩年多中，他一名不文，卻興致盎然，拼命地戀愛與革命，像是要把失去的青春補回來。經蘇洪月嬌的推薦，他成為代表本省人立場的《台灣時報》的記者，在這短暫記者生涯裡，他四處採訪，了解政治與社會，廣交朋友，並寫出《增設中央第四國會芻議》的著名文章，在其中，他首創了後來廣為流傳的“萬年國會”的概念，幾乎沒有任何詞彙比它更準確地描述了國民黨政治的停滯性。他的努力很快贏得了“黨外”領袖人物黃信介的信任，在1978年出任“全國黨外中央民意助選團”的總幹事，為這一年年底的新的增額選舉做準備。他的行動能力很快令人側目。他是個不知疲倦的聯結者，在台灣四處串聯，要把分散在台灣各處的“黨外”力量聯成一股全國性的力量，也試圖與海外民主力量聯結，讓台灣的聲音傳遞出去。這種聯結能幫助弱小的“黨外”力量消除孤立感與受困感。同時，助選團還要試圖把組織意識帶進來，它給“黨外”競選者提供共同的政見、競選標語與歌曲，交換候選人宣傳資料，提供整體的信息給中外記者，以傳達共同的“黨外”聲音。他也試圖將新的政治哲學帶入這新的行動中。批判國民黨的腐敗，要求民主是“黨外”慣用的競選言辭，他則期望把“人權”引入其中——“人權”觀念因吉米·卡特的上台，正在國際政治領域熱烈起來。這也符合施明德的一貫主張——他反對國民黨政權，是因為它對於個人的壓抑。他請人為助選團設計的標誌，是一個握緊的拳頭，下面是“人權”兩字，周圍則是橄欖枝，意為以和平方式爭權人權。華盛頓與台北的斷交終止了1978年底的選舉。但是已經鼓動起的“黨外”熱情，卻難以壓制。“黨外”運動也尋找到一種新節奏。從77年末的中壢事件到79年初的橋頭事件，反對者們體驗到街頭集會、群眾運動的誘惑力，一種越來越激烈的情緒也隨之而來，他們與當權者似乎都在探測彼此容忍的邊界。反對者的言論與行動越刺激、越挑戰政治禁忌，卻可能贏得民眾認同，但也更可能招致鎮壓。而在國民黨內部，強硬派與溫和派之間的爭奪也從未停止。“黨外”它最終體現在一本立場鮮明的雜誌——《美麗島》的創刊上。與之前“黨外”雜誌不同，它一開始就宣稱雜誌本身並非目的，它只是為了動員群眾而編輯發行的。在這個“黨禁”時代，這本雜誌要充當一個“沒有黨名的黨”。施明德是這本雜誌的總經理，負責在雜誌的發行，在全台各處組建讀者服務處……《美麗島》獲得空前的成功，這成功也把它推到了禁忌的邊界。 1979年12月10日的一場和平遊行，導致了“高雄事件“，一場等待已久的大逮捕，似乎要把“黨外”清理殆盡。而這場大逮捕則意外的把施明德推到了舞台中心，獲得了傳奇般的聲名。三逃亡像是現場直播的“真人秀”，施明德的名字與形像出現在報紙、電視屏幕、廣播裡，電線桿的小廣告上、還有國小的課堂上……通緝令稱他“叛亂罪嫌”，在特意選擇的一張不夠端正的照片下，搭配的是侮辱性的描述“招風耳、眉毛下垂、嘴寬、嘴角上揚、上下均為假牙”。當局鼓勵人們檢舉他，懸賞從50萬起不斷攀升，最終達到了250萬，而對於他可能的包庇者出發則是嚴酷的，可能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徒刑。在整整26天裡，全台灣關注著他的命運。巨額懸賞催生出層出不窮的秘報，他出現在高雄港的碼頭，在深坑翠谷山莊，在由彰化向南形勢，在12月21日的報告最引人遐想“台東大武山發現鵝黃色轎車，內載酷似施之人，警方追丟後，在距大武三公里的尚武林海邊，發現此轎車，車上無人，只留有武士刀、木劍、軍毯、手套。尚武林附近並有可疑漁船徘徊。”這位《美麗島》雜誌的總經理，變成了“江洋大盜”式的人物。他激起普遍的憂慮，似乎會給日益穩定繁榮的台灣帶來動盪。在國小的課外活動上，“抓施明德”是個抓壞人的遊戲。但他也激起了普遍的好奇：什麼人竟有辦法在如此強大的國家機器前一再逃亡？對於一部分人來說，它也意味著巨大的快感，這是對一個專制政權、壓抑時代的最戲劇性與英雄主義的反抗。但對於逃亡者，這一切沒那麼浪漫。施明德的妻子記得這個以勇敢著稱的新婚丈夫，在大逮捕開始時，陷入了可怕的沉默與不安，似乎準備將整個人凍結起來，為再度進入監獄做準備。而協助他逃亡的一位朋友回憶道，他在第一次聽到全台灣的通緝令時的驚恐：“新聞播報後的那半個小時左右，是我在長達二十六天協助施明德逃亡中，看到他的心理變化最大的一次。當時施明德十分驚惶，像被逼到絕境的動物才會有的那種恐懼，完全表現在臉上。那片刻中，他一定會以為誰都不能信任……”不過，施明德不會向我回憶這些恐懼，他要強調的是一貫的勇敢。我聽著他的談話，一扭頭正看到牆壁上的另一張照片，他的下巴裹上了繃帶。那是他逃亡最後的嘗試，他要整容以逃避追捕。造化弄人，在一場艱苦的、差點喪命的整容手術的第二天，施明德就被捕了，他的下巴墊物要直到幾年後在絕食時所住的醫院裡才取出。四審判的公開性拯救了他們。在一群海外著名知識分子與島內進步力量的努力，還有美國壓力，令蔣經國接受了公開審理的請求。當《中國時報》全文刊登的被審判者的答辯時，台灣人大吃一驚。在國民黨連篇累牘的宣傳中，很多人真的以為他們不過是“暴徒”。但倘若你讀到這些辯護詞，會發現他們是一群為台灣命運而思考與犧牲的人，他們把潛藏在人們心裡的模糊感受，以如此清晰與直接的方式表達出來。而施明德展現出的微笑，則比辯護詞更為令人震撼。事後也證明，他的策略是對的，他一直提醒同志們，要作“政治辯護”，不作“法律辯護”——“法律辯護”仍是在國民黨法庭的規範內，而前者則是直接去攻擊國民黨的“戒嚴、黨禁、萬年國會與報禁”，而面對當權者，你越卑恭屈膝，越可能導致重叛，而表現出尊嚴與氣魄，反而可能有所忌諱，擔心把你變成新的烈士……“美麗島審判“變成了台灣歷史的分水嶺。在短期內，它把反對力量幾乎一網打盡，恐怖再度震懾了整個社會，但長期來看，它卻標誌著一個不可逆轉的變革的到來。一旦把壓抑的真相，被公開的表達，真相就再難抑制。對於施明德個人來說，他逃過了一死，卻再度被判處無期徒刑，在短暫的三年自由後，他重回綠島……（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牢酒”的滋味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2013.3.6
“1962年，誰在舞台上搞革命”，沒等我開口，他就自問自答，“是卡斯楚（卡斯特羅）、納塞爾，格達費（卡扎菲）還沒上台呢，我就關了監獄，而現在他們都到哪裡去了？“他還說起兩具屍體，一具是切·格瓦拉，他革命成功了，離開了古巴，去非洲、南美繼續打游擊，他死了，但年輕人把他印在T恤上、紋在身上；另一具是格達費（卡扎菲），他也以革命者的姿態上台，卻慘死街頭、人人唾棄。“他們都是我的同代人，那是個全球大革命的時代，年輕人為了自由、公正奮鬥”，他說，“但死抓權力的下場就是這個，權力是革命者的海洛因。”他喜歡這種描述方式，似乎僅僅把他放在台灣歷史中還不夠，他理應以世界舞台做背景。在他的坐標系中，還有著甘地、曼德拉、瓦文薩……他們都是20世紀最著名的反抗者。他說在絕食後，對甘地減少了尊敬，發現這沒有太難，只要你有一個強大的心理機制；他接待過瓦文薩，卻發現這位團結工會的領導人沒什麼思想，他開車送過東帝汶的反對派領袖Jose Ramos Horta，後者感慨說，你做出的犧牲比我多，卻沒有成為總統，又沒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敬佩的不僅是反抗者，也是當權者的妥協，他提起南非的例證，他說，台灣有曼德拉，卻沒有德克勒克……不過，最讓他心儀的仍是格瓦拉，他對浪漫者的定義：“以有限的資源與條件，追求無限的目標與理想”。你該說他自大呢？還是要承認你的確低估了他的意義？的確在很多時刻，歷史人物的影響與舞台大小、也與時代風尚相關，在很多時刻，你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做出了更大的犧牲，卻沒取得相應的承認。我們見面時，正是他入獄50週年紀念日前夕，台灣社會似乎對這個紀念日沒有太多熱情。更糟糕的是，這個繁榮、閒適的社會，似乎也無心為它的過去提供真正系統的描述。倘若你在網絡上搜索，發現十多年來，台灣媒體對他個人誹聞的興趣超越了對他政治理念的興趣。即使是他作為“紅衫軍”總指揮、再創輝煌的2006年，也不免被攻擊。他的兩位前妻跳出來，攻擊他人格的卑劣，還公佈了多年前的情書，他的女兒在報紙上發表公開信質問他，曾為了收容他被判刑的高俊明牧師也誹謗他……這真是令人哀嘆的一刻，他們曾一同走過這麼遠，彼此做出這麼多的承諾與犧牲，如今卻勢同水火……他在2006年民進黨執政時面臨的人生攻擊，比1979年的蔣經國時代還要嚴重，革命者的風流變成了政治污點。在這肥皂劇式的台灣政治中，似乎沒人能全身而退。昔日的英雄、今日的小丑，像是硬幣的正反兩面，隨時顛倒過來。專制年代的悲情與民主後的瑣碎就這樣連接到一起，一個神話時代之後，常是一個解構時代。倘若一個社會不能公正、真摯地讚美它的英雄，它就只能生活在無盡的庸常中。“台灣的民主運動幾乎是一個背叛的革命”，他感慨說。美麗島時代付出了犧牲，但獲取果實的卻是律師時代，後者掌權後，卻以匪夷所思的速度丟失掉幾代人的犧牲換取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原本一致的自由化、民主化訴求，墮落成褊狹的族群政治——人們不依據理性與常識來判斷，而變成了立場的囚徒。正是這種錯亂，催促他寫出了這本《常識》。這本200頁的小冊子，有著托馬斯·潘恩式的抱負。倘若潘恩要為尚未獨立的美國灌輸獨立思想，他要寫的是“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了，國人卻常常還在荒謬地爭執著'我們的國家'是否獨立？以及我們是哪一國人？我只好像說故事那樣，告訴大家一些常識，讓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能夠團結起來，認清自己，迎戰二十一世紀的挑戰，不要再逗留在二十世紀的對抗、仇恨中。”與他之前出版的各種書籍一樣，這小冊子也帶著明顯的自我重複，他的個人經歷、觀點被不斷被引述，但我要承認，在我有限的閱讀經驗中，他的分析與敘述的確清晰準確，他對於圍繞“統獨“的陳詞濫調的駁斥乾淨有力、富有歷史感，台灣社會已在這無謂的爭論中，耗費了太多精力。他歸納出的“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的台灣共識，恰好是對現狀與未來的準確定位。而且你吃驚的發現，從美麗島審判時的陳述到此刻，他的觀點幾乎沒什麼改變。從針對“黨禁、報禁、戒嚴與萬年國會”的攻擊，到“台灣已經獨立”的言論，具有先知式的預言，而台灣歷史也真按照這些觀點發展。倘若你再向上溯，你要承認50年來他一直在做一件事，他總是一個時代的逆反者。而且，與他個人生活的浪漫不羈相比，他的政治理念卻具有一種意外的現實感。二他的興致隨著談話時間高昂起來，他又動情地回憶起少年時高雄的盛開鳳凰花，叫女兒拿來自釀的“牢酒”。在他入獄50週年之際，他開始了人生又一項嘗試，成為一名釀酒師，從樟化採摘有機葡萄，用OEM的方式釀造。酒的色澤與味道都是淡淡的，配上咸花生米倒是頗有滋味。我忽然想起，他當年在監牢做了短暫的釀酒經理，把葡萄、橙子等各種能找到的水果，扔進塑料垃圾桶裡，再配上四兩白糖與水，結果塑料桶爆裂，酒味瀰漫在整個牢房。面對此刻的施明德，你的確很難想像當初的那些絕望場景。或許也正是他過分活躍的人生，讓你覺得失去了一些本應有的讚譽與更超然的地位。他主動談起與林義雄的區別，在台灣政治中，後者擁有一種至高無上的道德力量。 “林義雄受難的他的家人，而我是個人受難，所以他嚴肅，而我要表現的自在，我們都不要給社會壓力。”身為台灣社會的局外人，我對這區分不置可否。我們對這個島嶼上的一切，是那麼陌生，除去膚淺的流行文化符號，我們對於它內部的掙扎幾乎一無所知。施明德耿耿於被低估的歷史地位，它首先在被整個華人世界被低估了，他的經歷在13億中國人中幾乎很少有人知道。當人們談論台灣政治轉型時，總不自覺地把功勞都歸給蔣經國，卻不知道施明德與他的同志們堅持的信條：“自由都是反抗者的戰利品，絕不是掌權者的恩賜物。”倒扁運動讓施明德成為北京的統戰對象，北京卻不知他的一直立場——只要飛彈仍對準台灣，他就不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在綠島的監獄中參觀時，我碰到了大陸游客，這些台灣政治犯的遭遇會給他們帶來怎樣的觸動？我記得施明德與魏京生進行過一場對話，他們似乎彼此羨慕對方的境遇，都相信自己的命運更悲慘。終有一天，我們會像漫步綠島一樣，在秦城監獄中參觀嗎？
只是不知，到時候，我們腦子裡會響起什麼樣的旋律？（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暴徒”的微笑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一走進房門，迎面就是那幅著名的黑白照片。那是在1980年3月18日的台北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第一法庭上。在頭戴白色頭盔的憲兵的押解下，“高雄事件”部分受審人一字排開、表情各異地站著。施明德正好在圖片中間，與身旁普遍的嚴肅與茫然的表情不同，他竟雙手插兜，咧開嘴在笑，那得意的神情，彷彿不是在一場很可能被判處死刑的審判上，而是出席一場朋友間的聚會。照片被放大、噴在一整面的玻璃牆上，似乎引你跨入另一個時代。這不僅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時刻，也是台灣歷史上最令人動容的“決定性瞬間”之一，這令人意外、漫不經心的笑容，像是在暗示在嚴酷的冬日正在過去，破冰聲正傳來。在里間的辦公室內的綠牆上，則掛著滿牆的小幅黑白照片。照片上都是台灣民主史上的著名人物與事件，黃信介、許信良、余登發、橋頭事件、《美麗島》編輯部，他都是這些事件的參與者與見證人，黑白的光影對比，令它們既真實又神秘，似乎牢牢地確認了對過往的解釋權。我在台北郊區的一處幽靜的半山上的別墅裡，見到施明德。他身材高大，穿藍色牛仔褲、寬鬆的白襯衫，長發蓬鬆，鬍鬚修建得乾淨，整個人望去得體又瀟灑，既不像一位71歲的老人，更看不出25年牢獄生涯的痕跡。他溫暖、客氣、瀟灑，卻又高度形式感。不管是我們見面的形式、還是談話內容，都給我這樣一種強烈的印象——在我遇的人中，再沒有一位比他對自身更富有歷史自覺意識。我們沒有面對面相坐，而是並排坐在兩張側過來的椅子上，一架小型攝影機則擺放在不遠處。我同朋友與他的兩個漂亮女兒，則列席在兩旁，這使得我們的談話像是一場會談，是為了鏡頭與聽眾而發表意見。他也正有此意，他多少擔心年齡尚幼的女兒，難以了解這個父親的多姿多彩的過往，他們間過分懸殊的年紀，多少令他覺得這種講述與記錄的緊迫感。當他開口時，有一種奇特的“個人化的非個人語氣”，他在動情地講述自己觀點，卻又似乎代表著某種抽象的歷史敘述，有一種不容質疑的絕對性。面對著我這個北京客人，他自然要從台灣“二二八事件”之後的政治結構說起，似乎要給我補上一小節濃縮的歷史課。他的獨特性也因歷史背景，而倍顯突出。在他的自述裡，在他的公開談話裡，當然也在對我這樣的陌生拜訪者的講述中，他也一定會說起，他做過中華民國四任總統的牢，歷經蔣介石、嚴家淦、蔣經國與李登輝……“台灣沒有一位政治人物比我資歷更深的，包括李登輝在內，儘管他年紀更長”。為他這個看法作註釋的是他在1962年的首次入獄。很顯然，他已把50年前的一個躁動青年的遭遇，當作了一種成熟意識的反抗。這是他的一貫風格，他似乎很確信，自己早已形成了一種堅強、穩定的內在意志，正因此挺過重重難關。我對此多少有些懷疑，他有些太過浪漫化自己的過往，但我又不知如何反駁，倘若他沒有這樣的自我暗示，他怎能熬過那些漫漫長夜，“自大”與“先知”總是如影隨行。當施明德站在1980年的法庭上時，不僅他的微笑，還有他的自我辯護，都顯得如此不可理喻，像是來自另一個時空，根本不知現實為何物。在法庭上，他大談對於自由、民主、人權的看法，對於台灣未來思考，解釋自己所創的“暴力邊緣論”，他不僅沒有為所謂“罪行”申辯的意思，甚至一開始就放棄了對個人命運的憂慮，他始終談論的是台灣的命運。而在審判的間歇時間裡，他則趴在監獄的地板上寫出了洋洋灑灑數万言的“遺囑”。在這篇副標題為“一個奉獻者的最後自白”的政治遺囑中，他回憶自己的一生（他不過39歲，卻感到死期將至），他的政治意識覺醒的過程，他對於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判斷。時隔三十年，這份文本仍散發出一種詭異的魅力。那種高度自我與高度忘我的精神，竟這樣奇特的結合在一起。他毫不諱言自己正是“一九八O年台灣最轟動的男人”，而且以第三人稱的口氣自問“這個'最轟動的男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他還許諾說“如果我還能活得夠久，我會把自己極端傳奇的一生，包括極精彩的一連串異國戀情，做更詳實的描述。”但同時，在分析台灣民主的四大階段與四條路線時，他又表現出罕見的清晰，在身陷絕境、手邊毫無資料參考的情況下，竟寫得像是法律條文般富有邏輯性。而他大膽提出的“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不僅擊中了那個時代的國民黨統治的核心，而且仍適應於此刻的台灣……二1977年6月從獄中出來的施明德，想必難以想像人生還會贏來這輝煌的一刻。他在監獄中耗盡青春，如今妻離子散，母親去世了，大哥則在恐懼中難以自拔，一切卻要重頭開始。進入監獄時，一切平常事物都變得珍貴，而重獲自由時，又意味著新的困惑與挑戰，和入監時一樣，它也先從一連串細節開始。出獄第一晚上，接他的大哥安排他住旅館，他在抽水馬桶前不斷嘗試，把馬桶坐墊掀起再放下，不知該是蹲在上面，還是坐在上面。他不會用投幣電話，仍到電信局打電話，新型百貨大樓的自動門讓他很緊張，不知怎麼推門進去，第一次坐計程車則忐忑不安，不知該怎麼打開車門……在他被禁錮時，台灣的經濟起飛已經開始，一個忙碌的現代社會正在形成，這也是個混雜的、令人費解的新社會。新事物或許容易掌握，舊的恐懼卻很難立刻消失，與人談話時，他眼光四處張望，到家裡，會習慣地搜竊聽器，到處亂塞東西，他不管到哪兒，背包裡都帶著衛生紙、肥皂、牙刷、牙膏，他被深切的不安全感包圍，不知什麼時候被抓進去。最能表明這生命的斷裂感的，是他對女人的態度。剛出獄時，他走在路上註意的總是高中女生，他的趣味仍停留在入獄前，他是軍官學校的學生。在夜晚去酒店時，他緊張的坐在小姐們中間，陷入莫名的緊張。他的人生，像是在一枕黃粱夢後醒來。或許最令人難以適應的是社會態度，這個仍未擺脫政治恐懼，又一頭扎進發財夢的功利味道十足的新社會，該怎樣接納這個幾乎毫無生存技能的政治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貨車捆工，多虧另一位出獄政治犯人的幫助，他穿行在高雄與台北之間，是這個島嶼日漸繁榮的螺絲釘。那必定是個難安的時間，在一些時候，他把內心憤懣發洩到離開他的妻子與獄友身上——舉著橫幅到他們家開設的工廠前抗議。不過，他恢復得比人們想像的要快得多，挽救他的仍是政治。出獄5個月後，一同做過牢的蘇東啟要請他為太太蘇洪月嬌在1977年底參加的省議員競選來助選。蘇洪月嬌的順利當選，也令施明德重回政治生活，此刻的台灣政治與他入獄時已大不相同。白色恐怖猶在，但已經鬆動。蔣經國大力擢升本省人進入權力結構，以安撫人心，而反對力量也開始集結，形成一個鬆散的“黨外”聯盟。這一年在中壢發生的反抗事件，更是三十年來台灣社會首次表現出的民眾抗爭。只有在這新的抗爭中，施明德才獲得重生。他仍需要保持低調，根據他的情況，只要他再度“犯罪”，不管多麼輕，也要面臨再度的“無期徒刑”，他給自己取了化名“許一文”，在台語裡，“許”發音為“苦”，加上“一名不文”的“一文”，真是他生活的寫照。在接下來的兩年多中，他一名不文，卻興致盎然，拼命地戀愛與革命，像是要把失去的青春補回來。經蘇洪月嬌的推薦，他成為代表本省人立場的《台灣時報》的記者，在這短暫記者生涯裡，他四處採訪，了解政治與社會，廣交朋友，並寫出《增設中央第四國會芻議》的著名文章，在其中，他首創了後來廣為流傳的“萬年國會”的概念，幾乎沒有任何詞彙比它更準確地描述了國民黨政治的停滯性。他的努力很快贏得了“黨外”領袖人物黃信介的信任，在1978年出任“全國黨外中央民意助選團”的總幹事，為這一年年底的新的增額選舉做準備。他的行動能力很快令人側目。他是個不知疲倦的聯結者，在台灣四處串聯，要把分散在台灣各處的“黨外”力量聯成一股全國性的力量，也試圖與海外民主力量聯結，讓台灣的聲音傳遞出去。這種聯結能幫助弱小的“黨外”力量消除孤立感與受困感。同時，助選團還要試圖把組織意識帶進來，它給“黨外”競選者提供共同的政見、競選標語與歌曲，交換候選人宣傳資料，提供整體的信息給中外記者，以傳達共同的“黨外”聲音。他也試圖將新的政治哲學帶入這新的行動中。批判國民黨的腐敗，要求民主是“黨外”慣用的競選言辭，他則期望把“人權”引入其中——“人權”觀念因吉米·卡特的上台，正在國際政治領域熱烈起來。這也符合施明德的一貫主張——他反對國民黨政權，是因為它對於個人的壓抑。他請人為助選團設計的標誌，是一個握緊的拳頭，下面是“人權”兩字，周圍則是橄欖枝，意為以和平方式爭權人權。華盛頓與台北的斷交終止了1978年底的選舉。但是已經鼓動起的“黨外”熱情，卻難以壓制。“黨外”運動也尋找到一種新節奏。從77年末的中壢事件到79年初的橋頭事件，反對者們體驗到街頭集會、群眾運動的誘惑力，一種越來越激烈的情緒也隨之而來，他們與當權者似乎都在探測彼此容忍的邊界。反對者的言論與行動越刺激、越挑戰政治禁忌，卻可能贏得民眾認同，但也更可能招致鎮壓。而在國民黨內部，強硬派與溫和派之間的爭奪也從未停止。“黨外”它最終體現在一本立場鮮明的雜誌——《美麗島》的創刊上。與之前“黨外”雜誌不同，它一開始就宣稱雜誌本身並非目的，它只是為了動員群眾而編輯發行的。在這個“黨禁”時代，這本雜誌要充當一個“沒有黨名的黨”。施明德是這本雜誌的總經理，負責在雜誌的發行，在全台各處組建讀者服務處……《美麗島》獲得空前的成功，這成功也把它推到了禁忌的邊界。 1979年12月10日的一場和平遊行，導致了“高雄事件“，一場等待已久的大逮捕，似乎要把“黨外”清理殆盡。而這場大逮捕則意外的把施明德推到了舞台中心，獲得了傳奇般的聲名。三逃亡像是現場直播的“真人秀”，施明德的名字與形像出現在報紙、電視屏幕、廣播裡，電線桿的小廣告上、還有國小的課堂上……通緝令稱他“叛亂罪嫌”，在特意選擇的一張不夠端正的照片下，搭配的是侮辱性的描述“招風耳、眉毛下垂、嘴寬、嘴角上揚、上下均為假牙”。當局鼓勵人們檢舉他，懸賞從50萬起不斷攀升，最終達到了250萬，而對於他可能的包庇者出發則是嚴酷的，可能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徒刑。在整整26天裡，全台灣關注著他的命運。巨額懸賞催生出層出不窮的秘報，他出現在高雄港的碼頭，在深坑翠谷山莊，在由彰化向南形勢，在12月21日的報告最引人遐想“台東大武山發現鵝黃色轎車，內載酷似施之人，警方追丟後，在距大武三公里的尚武林海邊，發現此轎車，車上無人，只留有武士刀、木劍、軍毯、手套。尚武林附近並有可疑漁船徘徊。”這位《美麗島》雜誌的總經理，變成了“江洋大盜”式的人物。他激起普遍的憂慮，似乎會給日益穩定繁榮的台灣帶來動盪。在國小的課外活動上，“抓施明德”是個抓壞人的遊戲。但他也激起了普遍的好奇：什麼人竟有辦法在如此強大的國家機器前一再逃亡？對於一部分人來說，它也意味著巨大的快感，這是對一個專制政權、壓抑時代的最戲劇性與英雄主義的反抗。但對於逃亡者，這一切沒那麼浪漫。施明德的妻子記得這個以勇敢著稱的新婚丈夫，在大逮捕開始時，陷入了可怕的沉默與不安，似乎準備將整個人凍結起來，為再度進入監獄做準備。而協助他逃亡的一位朋友回憶道，他在第一次聽到全台灣的通緝令時的驚恐：“新聞播報後的那半個小時左右，是我在長達二十六天協助施明德逃亡中，看到他的心理變化最大的一次。當時施明德十分驚惶，像被逼到絕境的動物才會有的那種恐懼，完全表現在臉上。那片刻中，他一定會以為誰都不能信任……”不過，施明德不會向我回憶這些恐懼，他要強調的是一貫的勇敢。我聽著他的談話，一扭頭正看到牆壁上的另一張照片，他的下巴裹上了繃帶。那是他逃亡最後的嘗試，他要整容以逃避追捕。造化弄人，在一場艱苦的、差點喪命的整容手術的第二天，施明德就被捕了，他的下巴墊物要直到幾年後在絕食時所住的醫院裡才取出。四審判的公開性拯救了他們。在一群海外著名知識分子與島內進步力量的努力，還有美國壓力，令蔣經國接受了公開審理的請求。當《中國時報》全文刊登的被審判者的答辯時，台灣人大吃一驚。在國民黨連篇累牘的宣傳中，很多人真的以為他們不過是“暴徒”。但倘若你讀到這些辯護詞，會發現他們是一群為台灣命運而思考與犧牲的人，他們把潛藏在人們心裡的模糊感受，以如此清晰與直接的方式表達出來。而施明德展現出的微笑，則比辯護詞更為令人震撼。事後也證明，他的策略是對的，他一直提醒同志們，要作“政治辯護”，不作“法律辯護”——“法律辯護”仍是在國民黨法庭的規範內，而前者則是直接去攻擊國民黨的“戒嚴、黨禁、萬年國會與報禁”，而面對當權者，你越卑恭屈膝，越可能導致重叛，而表現出尊嚴與氣魄，反而可能有所忌諱，擔心把你變成新的烈士……“美麗島審判“變成了台灣歷史的分水嶺。在短期內，它把反對力量幾乎一網打盡，恐怖再度震懾了整個社會，但長期來看，它卻標誌著一個不可逆轉的變革的到來。一旦把壓抑的真相，被公開的表達，真相就再難抑制。對於施明德個人來說，他逃過了一死，卻再度被判處無期徒刑，在短暫的三年自由後，他重回綠島……（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牢酒”的滋味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2013.3.6
“1962年，誰在舞台上搞革命”，沒等我開口，他就自問自答，“是卡斯楚（卡斯特羅）、納塞爾，格達費（卡扎菲）還沒上台呢，我就關了監獄，而現在他們都到哪裡去了？“他還說起兩具屍體，一具是切·格瓦拉，他革命成功了，離開了古巴，去非洲、南美繼續打游擊，他死了，但年輕人把他印在T恤上、紋在身上；另一具是格達費（卡扎菲），他也以革命者的姿態上台，卻慘死街頭、人人唾棄。“他們都是我的同代人，那是個全球大革命的時代，年輕人為了自由、公正奮鬥”，他說，“但死抓權力的下場就是這個，權力是革命者的海洛因。”他喜歡這種描述方式，似乎僅僅把他放在台灣歷史中還不夠，他理應以世界舞台做背景。在他的坐標系中，還有著甘地、曼德拉、瓦文薩……他們都是20世紀最著名的反抗者。他說在絕食後，對甘地減少了尊敬，發現這沒有太難，只要你有一個強大的心理機制；他接待過瓦文薩，卻發現這位團結工會的領導人沒什麼思想，他開車送過東帝汶的反對派領袖Jose Ramos Horta，後者感慨說，你做出的犧牲比我多，卻沒有成為總統，又沒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敬佩的不僅是反抗者，也是當權者的妥協，他提起南非的例證，他說，台灣有曼德拉，卻沒有德克勒克……不過，最讓他心儀的仍是格瓦拉，他對浪漫者的定義：“以有限的資源與條件，追求無限的目標與理想”。你該說他自大呢？還是要承認你的確低估了他的意義？的確在很多時刻，歷史人物的影響與舞台大小、也與時代風尚相關，在很多時刻，你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做出了更大的犧牲，卻沒取得相應的承認。我們見面時，正是他入獄50週年紀念日前夕，台灣社會似乎對這個紀念日沒有太多熱情。更糟糕的是，這個繁榮、閒適的社會，似乎也無心為它的過去提供真正系統的描述。倘若你在網絡上搜索，發現十多年來，台灣媒體對他個人誹聞的興趣超越了對他政治理念的興趣。即使是他作為“紅衫軍”總指揮、再創輝煌的2006年，也不免被攻擊。他的兩位前妻跳出來，攻擊他人格的卑劣，還公佈了多年前的情書，他的女兒在報紙上發表公開信質問他，曾為了收容他被判刑的高俊明牧師也誹謗他……這真是令人哀嘆的一刻，他們曾一同走過這麼遠，彼此做出這麼多的承諾與犧牲，如今卻勢同水火……他在2006年民進黨執政時面臨的人生攻擊，比1979年的蔣經國時代還要嚴重，革命者的風流變成了政治污點。在這肥皂劇式的台灣政治中，似乎沒人能全身而退。昔日的英雄、今日的小丑，像是硬幣的正反兩面，隨時顛倒過來。專制年代的悲情與民主後的瑣碎就這樣連接到一起，一個神話時代之後，常是一個解構時代。倘若一個社會不能公正、真摯地讚美它的英雄，它就只能生活在無盡的庸常中。“台灣的民主運動幾乎是一個背叛的革命”，他感慨說。美麗島時代付出了犧牲，但獲取果實的卻是律師時代，後者掌權後，卻以匪夷所思的速度丟失掉幾代人的犧牲換取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原本一致的自由化、民主化訴求，墮落成褊狹的族群政治——人們不依據理性與常識來判斷，而變成了立場的囚徒。正是這種錯亂，催促他寫出了這本《常識》。這本200頁的小冊子，有著托馬斯·潘恩式的抱負。倘若潘恩要為尚未獨立的美國灌輸獨立思想，他要寫的是“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了，國人卻常常還在荒謬地爭執著'我們的國家'是否獨立？以及我們是哪一國人？我只好像說故事那樣，告訴大家一些常識，讓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能夠團結起來，認清自己，迎戰二十一世紀的挑戰，不要再逗留在二十世紀的對抗、仇恨中。”與他之前出版的各種書籍一樣，這小冊子也帶著明顯的自我重複，他的個人經歷、觀點被不斷被引述，但我要承認，在我有限的閱讀經驗中，他的分析與敘述的確清晰準確，他對於圍繞“統獨“的陳詞濫調的駁斥乾淨有力、富有歷史感，台灣社會已在這無謂的爭論中，耗費了太多精力。他歸納出的“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的台灣共識，恰好是對現狀與未來的準確定位。而且你吃驚的發現，從美麗島審判時的陳述到此刻，他的觀點幾乎沒什麼改變。從針對“黨禁、報禁、戒嚴與萬年國會”的攻擊，到“台灣已經獨立”的言論，具有先知式的預言，而台灣歷史也真按照這些觀點發展。倘若你再向上溯，你要承認50年來他一直在做一件事，他總是一個時代的逆反者。而且，與他個人生活的浪漫不羈相比，他的政治理念卻具有一種意外的現實感。二他的興致隨著談話時間高昂起來，他又動情地回憶起少年時高雄的盛開鳳凰花，叫女兒拿來自釀的“牢酒”。在他入獄50週年之際，他開始了人生又一項嘗試，成為一名釀酒師，從樟化採摘有機葡萄，用OEM的方式釀造。酒的色澤與味道都是淡淡的，配上咸花生米倒是頗有滋味。我忽然想起，他當年在監牢做了短暫的釀酒經理，把葡萄、橙子等各種能找到的水果，扔進塑料垃圾桶裡，再配上四兩白糖與水，結果塑料桶爆裂，酒味瀰漫在整個牢房。面對此刻的施明德，你的確很難想像當初的那些絕望場景。或許也正是他過分活躍的人生，讓你覺得失去了一些本應有的讚譽與更超然的地位。他主動談起與林義雄的區別，在台灣政治中，後者擁有一種至高無上的道德力量。 “林義雄受難的他的家人，而我是個人受難，所以他嚴肅，而我要表現的自在，我們都不要給社會壓力。”身為台灣社會的局外人，我對這區分不置可否。我們對這個島嶼上的一切，是那麼陌生，除去膚淺的流行文化符號，我們對於它內部的掙扎幾乎一無所知。施明德耿耿於被低估的歷史地位，它首先在被整個華人世界被低估了，他的經歷在13億中國人中幾乎很少有人知道。當人們談論台灣政治轉型時，總不自覺地把功勞都歸給蔣經國，卻不知道施明德與他的同志們堅持的信條：“自由都是反抗者的戰利品，絕不是掌權者的恩賜物。”倒扁運動讓施明德成為北京的統戰對象，北京卻不知他的一直立場——只要飛彈仍對準台灣，他就不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在綠島的監獄中參觀時，我碰到了大陸游客，這些台灣政治犯的遭遇會給他們帶來怎樣的觸動？我記得施明德與魏京生進行過一場對話，他們似乎彼此羨慕對方的境遇，都相信自己的命運更悲慘。終有一天，我們會像漫步綠島一樣，在秦城監獄中參觀嗎？
只是不知，到時候，我們腦子裡會響起什麼樣的旋律？（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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