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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基會律師徐則鈺。（記者方賓照攝） |
假 油事件越演越烈，政府如火如荼要再修食品衛生管理法提高罰則，但目前正代表消費者對塑化劑事件違法業者進行團體訴訟的消基會律師徐則鈺指出，政府一再修法 提高罰則，其實多是「亡羊補牢」，且空有法令卻執法不足、開罰魄力不夠，馬總統等政府高層拍胸脯要嚴懲不法業者、保障消費者，恐淪為空談。徐則鈺更感慨， 衛福部無視因衛教手冊聲明無害而導致塑化劑民事求償一審受挫，此次假油事件，衛生單位更花公帑登廣告，一再強調銅葉綠素對人體無虞，不僅削弱執法正當性， 也增加求償官司難度，似乎又在「扯後腿」，未來消費者獲補償機會恐將微乎其微。
食安危害難證實 求償困難
Ｑ：從塑化劑事件的官司過程，如何預估此次假油事件官司？能將不法業者繩之以法、還消費者公道？
Ａ：只能說，官司很難打。尤其對於被業者矇騙的廣大消費者，求償一定是跟在刑事訴訟之後，要一審有罪，才會進行後續民事求償。
綜觀目前食管法，最重的罰則是「致危害人體健康者」或「致人於死」，前者可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一千萬以下罰金，後者則可處十年。
但是，從先前食安案件經驗來看，要證明危害人體很難，除非已有流行病學或科學研究證實，目前許多有害的食品添加物，多是長期累積型傷害，傷害未必馬上出現，就算傷害出現，吃的東西很多，到底是哪種食品肇禍？都很難證實。
過去幾起食安案件中，唯一被判坐牢的，是塑化劑案中昱伸香料公司負責人賴姓夫婦，判刑十五年。但他是以刑法詐欺罪判刑，且是對下游廠商的詐欺。至於引用食管法的罰則，主因塑化劑是環保法令限制的毒化物，所以認定違法。
但後續塑化劑事件民事求償，消費者團體訴訟求償近二十五億，一審法官因為衛生署（現為衛福部）衛教手冊說塑化劑雖有毒、但可排洩，竟只判賠一百二十萬，而且只對有發票的消費者的價金回復，沒發票的則駁回。
這顯示，未來消費者買東西發票要存放好幾年，否則吃到黑心食品，連求償資格都沒有。兩者只要無法證實對人體造成傷害，求償恐都無望。
所幸這次六月修法，有立委提案在食管法中增列第五十六條，明定「如消費者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五百元以上、兩萬元以下計算」，沒發票者將可求償，只是相對於國外消費糾紛動輒處罰龐大金額，未來頂多只能求償兩萬元。
令人擔心的是，胖達人麵包的人工香精、添加銅葉綠素的假油，更難證明有人體傷害之虞，就算攙偽假冒，還是可合法加在其他食品。加上衛福部到處聲明棉籽油、銅葉綠素無害，消費者要求償，恐難上加難。
修法慢半拍 司法戰很難打
Ｑ：三聚氰胺、塑化劑、毒澱粉到假油事件，政府都說要修法提高罰則，有效嗎？並沒有換得食品業者常掛在嘴上的「良心」？
Ａ：每次修法都是在事件爆發後，像是「亡羊補牢」，且動作通常慢半拍。這也使得食安事件的司法戰很難打。
例 如塑化劑事件發生後，修法修了兩年，今年六月才將食管法罰則提高，不僅塑化劑事件無法適用，毒澱粉、胖達人等，也來不及適用，甚至假油事件，大統供出混油 摻假已七年，假油可能多不是新法實施後的產品，能否適用新法嚴罰、求償？恐有疑問。還要看七年前舊法有無把這些添加物視為違法，若當時法令未要求標示，求 償就不易。
且目前修法，多只是提高行政罰鍰。以六月修訂的食管法第四十四條及四十九條為例，把「攙偽或假冒」、「添加未經許可之添加物」的 罰鍰上限，從九十萬提高到八百萬、一千五百萬，就算未來說要提高到五千萬，刑責還是五年以下，也不過與詐欺罪相同，又可能易科罰金，並無太大意義。
不法業者其實不怕罰錢，這些罰鍰跟不當獲利根本無法相比。例如大統老闆高振利喊窮沒錢，但一千多萬保釋金幾個小時就繳齊；對頂新等其他大廠，罰鍰更是九牛一毛。
衛生機關又說要向大統、富味鄉追討歷年假油「不當獲利」二十三億元，樂見官方終於第一次有此魄力，但這其中又涉及二十三億都是獲利？業者目前即申訴應扣掉成本，追討恐也很難。
就因食管法罰則較輕，目前檢察官處理假油案件，大多主訴詐欺罪、走刑法路線，法官會在兩法中擇重論處，因此希望以詐欺罪、至少五年刑責重辦。
但刑法基於保障人權，司法審判標準較嚴格，須有充分證據證明是蓄意詐欺行為，目前檢方大多是依據高振利的自白說詞及一些進出貨單據，能否對所有涉案業者定罪？難度較高，官司還有得打。
政府高官拍胸脯說要「嚴懲不法業者」，只怕最後還是輕罰了事。還是得持續民意及社會壓力，政府及法院才會正視問題嚴重性。
官方怠惰 輕罰黑心商了事
Ｑ：目前檢調大力查緝假油，政府又要修法再提高罰鍰、馬總統甚至說摻假刑責要增為五年，對抗黑心廠商要玩真的？
Ａ：能大力稽查、嚴法重罰黑心業者當然很好， 但這都是過去早該做的，現在可能是面對連串食安事件引發民怨壓力，才較認真做。
如果真的努力做，四年前西班牙提出台灣油品標示不實，或去年科大研究報告警告市售油品混油嚴重，甚或接獲假油檢舉之初，衛生單位及檢調早就可以大舉介入調查了。
此外，儘管修法已可罰八百萬或一千五百萬，但衛生單位對胖達人，卻僅以「廣告不實」開罰十八萬。毒澱粉事件，對業者罰金也僅在六萬至二十一萬。
此次對許多假油涉案業者，也多是輕罰，更不用說勒令停工，甚至摻假商品改了標示還可再賣；這都是空有法令，但主管機關對法令的裁量太輕，執法魄力不夠。
每次食安事件爆出，官方多還是依賴要業者「自律」，例如要業者自行檢驗，或是每次都要求業者「切結」，這都是白費工，只是暫時安撫民心，業者要是能自律不賺暴利、能自我把關檢驗保證品質，這些食安案件都不會發生了。
官方號稱業者切結再被查獲，就要移送檢調、加重罰則，其實抓到摻假原就應送檢調重罰，切結沒有法律效力增加罰則。事實證明，很多切結的大廠還是被發現油品摻假。
食安罰款設基金 提高刑責
Ｑ：食安事件層出不窮，對法令補強有何建言？如何預防與杜絕？
Ａ：無論行政罰鍰或是刑事併科的罰金，就算官司打贏了，罰款其實都是要進國庫，受害消費者無法受惠。
因此，消基會主張這些罰款應用來成立「食品安全基金」，給受害者補償或救濟；更周全的是，應在消費者保護法中建立法源，成立「消費者保護基金」，因為不只食品，很多市售商品都充滿健康危機或攙偽假冒，應一併納入。
食安牽涉到民眾生命健康，不能總在損害後才補救，最重要的還是要「預防」，加強事前檢驗防範。如果官方人力不足，也可授權民間單位，或是從食安基金撥經費去委託民間或第三方抽檢。
此外，食管法攙偽假冒的刑責不能只提高到五年、跟刑法詐欺罪一樣，應該提更高，因為刑法需要被害事實發生後才能提告，時間點較晚，如果食管法提高刑責，衛生機關就可提告，甚至可在查獲問題原料，問題商品未販售前就開罰，預防犯罪功效會更好。 徐則鈺
消基會義務律師團律師暨監察人
中興大學法律系畢業
八十年律師高考及格
專長：智慧財產權、商標、著作權、消費者保護實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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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王朝由奧維爾SCHELLOctober的29 2013昏庸的慈禧也有開明進步的一面閱讀ORVILLE SCHELL2013年10月29日對於歷史學家，有沒有更強大的春藥比筏未被開發的鼓舞下一個令人興奮的話題，提高主要修正主義看看在整個圖，甚至一個時代的前景。很少有領導人在中國近代史上更有層次感與偏見乞討被剝奪比慈溪，慈禧太后幾乎有你統治中國半個世紀她去世於1908年。幾十年來，她不忘提到在西方， “老佛”， “她龍， ”篡位“的寶座，其解體她主持。 ”龍） ，她是一名篡國者，而這個“帝國在她的治下分崩離析” 。著名的回憶錄“野天鵝”有爭議的傳記“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和共同作者，作者張戎”，已經為扭轉這種負面判決。她吸收新的書，她感嘆這HAS慈溪長，被“視為暴虐和惡性，或絕望的無能 - 或兩者”遠東描繪她的主題，作為一個險惡的保守改革有你阻撓張描繪慈溪聰明，愛國與豁達。在她看來，慈禧是一個原始的女權主義者，儘管的狹隘，厭惡女人的男性精英這做了達帝國的官僚， “帶給中國中古到現代”暢得出結論，慈溪這是一個“驚人的政治家， ” “高聳的”數字人“已經過去一百年最不公平的。 ”
雖然張的敬仰可以接近聖徒傳中國新來源，她的廣泛使用使一個強大的情況下，重新評估。雖然已經有許多故事，日記和跟單託收慈溪的歷史時代，在中國出版，少得多的研究已經出現英文。由於沒有使用兩種語言的來源進行全方位，有慈溪規則一直沒有真正權威的帳戶。她的故事是兩個大的和令人回味的。
在1852年到紫禁城帶來作為貴妃在16歲時，她被迫在1860年與西方勢力的咸豐皇帝逃離北京，走近掠奪和燒的宏偉頤和園。埃爾金勳爵這褻瀆落在第二次鴉片戰爭，設計，作為英國的命令，把它，粉碎了“皇帝的驕傲，以及他的感情。 ”然而，在張的複述，儘管慈溪市在中國的國外治療的憤慨，她快速辨別到該國“撞向”皇帝的“耗時仇恨”外國人“閉關鎖國”的上個世紀的“死胡同” 。皇帝於1861年去世的時候，說張，慈溪來理解改革的迫切必要性，向外界開放。此後不久推出，她被槍殺對保守的儒家攝政，意圖自己上台。中國強大，她寫道，“是，國外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將無法啟動衝突反對我們。 。 。或看不起我們。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她試圖引導中國新的努力，在凸輪被稱為”自強“。
慈禧太后在頤和園。慈禧太后在頤和園。弗利爾藝術和賽克勒美術館王朝的治理制度的反抗從沒有入侵的困擾，嚴重強調飄落在下半年的19世紀。此外，傳統的儒家政治文化，舉行了它接受一個女人統治，所以慈溪不僅被迫坐在後面的屏幕落在帝國聽證會的目標是政府間接年輕男性繼承人的名字。她是作為一個代理嘲弄地把它，像“一個母雞打鳴在早上，所有這是必然預示著一個災難性的日子。 ”只表小心翼翼地拿起她的方式向前，彷彿“通過一個雷區， ”她是，仍然，表來把她理解的憤怒在西方的傲慢一邊和認識，按她的說法，西方國家的“能力使他們國家的豐富和強大的。 ”張認為，儘管所有她的缺點和障礙，慈溪成為一個戰略性精明和成功改革。
後她兒子年齡凸輪，關於她交出王位對他，當他的繼任者，她收養的兒子，光緒皇帝，凸輪的年齡，她退休了她華麗的新頤和園。張寫道，只有當他成為迷戀一群激進的改革者，開始發行方等一系列法令，深深拮抗其他官員慈溪工程再出手恢復權力，排除了她的死亡。但是，張認為，慈溪市管轄今年令人印象深刻的沉著和權威性，掩蓋這麼多的外國人繼續對她懷有偏見。
大部分出自崩潰這種不信任持續接踵而至時，反基督教的反感，對外國的壓力所左右，慈溪市決定結盟光緒年間，被稱為義和團的排外邪教。外交官和傳教士廣泛的攻擊進行了審查，北京另一家外國佔領。雖然不完全是她的錯，是八國聯軍，她所有的失敗，大多數災難性的。但是，赫德的英國領事官員形式你止可達幾十年來中國海事海關檢查員一般服務，報導了， “這是不是那中國是下跌得粉碎：是權力，都拉著她的件”憤慨在無盡的外國入侵，慈溪發出情感的法令，要求所有官員“那些可惡的敵人戰鬥”，從不發言的綏靖“別想。 ”
當遠征軍到達營救被圍困的外國使館北京，中國再次被狼狽擊敗。然而，慈禧卻是愚蠢的阻力ble到認識，進一步頂部發出了“自責”的法令，指責她自己的判斷力差為災區。她評論的另一項法令，責成她的臣民承認這“只有通過採用什麼是對海外優越可我們糾正什麼是希望在中國。 ”其餘多年來，她制定了一系列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激進的改革，儘管目標針對外交使團的魅力攻勢，八國聯軍對她仍然是一個難以磨滅的黑色標記。
是什麼讓閱讀本新傳記挑釁異同中間人清廷所面臨一個世紀前，中國共產黨今天面臨的挑戰。雖然外國入侵已經不再是一個威脅，中國的經濟地位是更為先進的，現政府的生存取決於再次實施改革，內部員工對信息通信技術的能力。西太后一樣，習近平發現自己面對一個艱鉅的選擇：改變過於緩慢和風險沉沒。迅速改變，也可能會失去控制。
最後擁抱的時間，中國的君主立憲制慈溪前飲食太弱保存。從那時起，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一系列努力自我改造。下一幕會出現什麼樣子前景仍很不明朗。現在，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次革命性的舊政權，信息通信技術的領導者發現他們面臨的挑戰衛冕，而不是推翻現狀。他們是否可以啟動各種需要重新定位中國不遺餘力後者天從類似的命運清王朝的改革，是任何人的猜測。它是，但是，這個問題，再次動畫中國的史詩歷史劇，這裡有很多學習和借鑒的經驗慈禧太后。
在亞洲協會和共同作者對美中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奧維爾·謝爾，與約翰Delury ， “財富和權力：中國的長征到了二十一世紀”
版權所有© 2013年的紐約時報公司。保留所有權利。夏偉（奧維爾·斯科勒）是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曾與魯樂漢（約翰Delury ）合作撰寫的“富強：中國通往21世紀的長征” （財富和權力：中國的長征二十第一世紀） 。翻譯：鄧力
Her Dynasty
October 29, 2013
昏庸的慈禧也有开明进步的一面
阅读2013年10月29日
For historians,
there is no more powerful aphrodisiac than an exciting topic buoyed by a
raft of unexploited sources, raising the prospect of a revisionist look
at an important figure or even an entire era. There are few leader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more layered with prejudice begging to be
stripped away than Cixi, the dowager empress who ruled China for almost
half a century until her death in 1908. For decades, she was
condescendingly referred to in the West as “the Old Buddha,” the “She
Dragon,” the usurper of a throne “over whose disintegration she
presided.”
一个让人兴奋的题材，配上大量之前未被利
用的史料，有可能使得人们对于一个重要人物甚至整个时代的观点彻底转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就是一剂最强力的春药。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领导者像慈禧
那样，身负重重毋待洗脱的偏见。慈禧皇太后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直至1908年去世。多年来她在西方世界被尊称为“老佛爷”、“母龙”(She
Dragon)，她是一名篡国者，而这个“帝国在她的治下分崩离析”。
Jung Chang, author
of the acclaimed memoir “Wild Swans” and a co-author of the contentious
biography “Mao: The Unknown Story,” has set out to reverse such negative
verdicts. In her absorbing new book, she laments that Cixi has for so
long been “deemed either tyrannical and vicious, or hopelessly
incompetent — or both.” Far from depicting her subject as a sinister
conservative who obstructed reforms, Chang portrays Cixi as smart,
patriotic and open-minded. In her view, the empress was a proto-feminist
who, despite the narrow-minded, misogynistic male elite that made up
the imperial bureaucracy, “brought medieval China into the modern age.”
Chang concludes that Cixi was an “amazing stateswoman,” a “towering”
figure to whom “the last hundred years have been most unfair.”
张戎是颇受好评的回忆录《鸿》的作者，还
曾与人合作撰写了具有争议性的传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这一次，她准备要扭转外界对于慈禧的负面定论。她的新书相当引人入胜，在书里，她感伤
地写道，慈禧长期以来给人的印象“要么是专制邪恶，要么是无可救药地无能——或者两者兼有。”但是张戎完全没有把传主慈禧写成是一个阻碍改革的邪恶保守
派。在她的笔下，慈禧聪明、爱国、思想开明。在她看来，慈禧具备一个女权主义者的雏形，虽然帝国的官僚系统充斥着狭隘的、厌恶女人的男性精英，但是她顶着
压力，“带领原始的中国步入了现代”。张戎得出结论，慈禧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是一位“卓越”的人物，“过去百年受到了最不公平的对待”。
While Chang’s
admiration can approach hagiography, her extensive use of new Chinese
sources makes a strong case for a reappraisal.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many histories, diaries and documentary collections of Cixi’s historical
era published in Chinese, far fewer studies have appeared in English.
Since none have made use of a full range of sources in both languages,
there has been no truly authoritative account of Cixi’s rule. Her story
is both important and evocative.
虽然张戎对慈禧的赞美如同为圣徒作传，但
是她使用了大量新的中文史料，为重新评估慈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虽然对于慈禧的那个历史时代，坊间已经有大量的历史记载、日记和文献形式的中文出版物，
但是英文的研究则少得多。由于此前没有人将两种语言的详实资料都用起来，因此对慈禧统治时期是缺乏真正权威阐述的。慈禧的故事非常重要，也非常具有启发
性。
Brought to the
Forbidden City in 1852 at age 16 as an imperial concubine, she was
forced to flee Beijing in 1860 with the Xianfeng emperor as Western
forces approached to loot and burn the magnificent Summer Palace. This
desecration during the Second Opium War was designed, as the British
commander, Lord Elgin, put it, to crush the “emperor’s pride as well as
his feelings.” However, in Chang’s retelling, despite Cixi’s indignation
at foreign treatment of China, she quickly discerned “the dead end”
into which the country “had been rammed” by the emperor’s “all-consuming
hatred” of foreigners and “the closed-door policy” of the previous
century. By the time the emperor died in 1861, says Chang, Cixi had come
to understand the urgent necessity of reform,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Soon thereafter she launched a coup against the
conservative Confucian regency, intent on taking power herself. Making
China strong, she wrote, “is the only way to ensure that foreign
countries will not start a conflict against us . . . or look down on
us.” Over the following decades, she sought to guide China’s new efforts
at what came to be known as “self-strengthening.”
1852年，16岁的慈禧以秀女的身份进
入紫禁城，1860年西方军队步步逼近、放火焚毁壮美的圆明园时，她又跟咸丰皇帝一道，被迫逃离北京。按照英国指挥官埃尔金勋爵(Lord
Elgin)的话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这场破坏行动是要摧毁“皇帝的尊严，以及他的感情。”然而，在张戎的重新叙述中，慈禧虽然对外国人对待中国的
方式感到愤慨，但还是很快发现，皇帝对外国人的“刻骨仇恨”和过去一个世纪的“闭关锁国政策”正在把中国“推向死胡同”。张戎说，等到1861年皇帝去世
时，慈禧意识到改革和开放国门的必要性。此后不多久，她就发动了针对保守儒家摄政势力的政变，目的就是把权力捏在自己手里。慈禧写道，让中国变强大“是唯
一的办法，只有这样，外国才不会对我们挑起事端……或者轻看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慈禧开始引领中国作出新的努力，这就是后世所称的“自强运动”。
慈禧太后在颐和园。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Beset by revolt
from within and incursion from without, the dynasty’s system of
governance was gravely stressed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Moreover, traditional Confucian political culture held it
unacceptable for a woman to rule, so Cixi was forced not only to sit
behind a screen during imperial audiences but to govern indirectly in
the name of young male heirs. She was, as one courtier derisively put
it, like “a hen crowing in the morning, which is bound to herald a
disastrous day.” Only able to pick her way forward gingerly, as if
“through a minefield,” she was, nonetheless, able to put her
understandable anger at Western arrogance aside and recognize, as she
put it, the West’s “ability to make their countries rich and strong.” In
Chang’s view, despite all her shortcomings and obstacles, Cixi became a
strategically astute and successful reformer.
十九世纪下半叶，清帝国的统治在内忧外患
中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此外，按照传统的儒家政治文化，女人是绝对不能当权的，所以慈禧只能在朝廷上垂帘听政，以年幼的男性继承人的名义发号施令。一位朝臣
曾讽刺地说，“牝鸡司晨，国之不幸”。她只能小心谨慎地一步步摸索，就好像在“过地雷阵”。对于西方人的傲慢，虽然说她的愤怒之情可以理解，但是，她还是
想办法控制住了这种愤怒，用她的话来说，她意识到西方“有能力把他们自己的国家变得富强”。张戎笔下的慈禧虽然有许多缺点，也遇到了许多阻碍，但却是一位
处事精明的、成功的改革者。
After her son came
of age, she did turn the throne over to him, and when his successor, her
adopted son, the Guangxu emperor, came of age she retired to her
sumptuous new Summer Palace. It was only when he became infatuated with a
group of radical reformers, Chang writes, and began issuing a series of
decrees that deeply antagonized other officials that Cixi engineered
another coup and returned to power, to rule until her death. But, Chang
argues, Cixi governed with an impressive aplomb and authority that
belied the prejudice so many foreigners continued to harbor against her.
待自己的儿子成年时，慈禧确实将皇位交还
于他了，而他的继任者、也就是慈禧的继子光绪继承皇位时，她退居新建的豪华林园颐和园。张戎写道，直到光绪被一群激进的改革者弄昏了头，开始下发一系列诏
书，并引起了其他官员的激烈反弹时，慈禧才发动了另一场政变，重新拿回权力，并掌权直至去世。张戎认为，慈禧的施政风格沉着而威严，这证明了许多外国人一
直以来对她的偏见是错误的。
Much of this
ongoing distrust emanated from the debacle that ensued when, swayed by
resentment against foreign pressure, Cixi decided to ally the dynasty
with an anti-Christian, anti-foreign cult known as the Boxers.
Widespread attacks on missionaries and diplomats led to another foreign
occupation of Beijing. Although not entirely her fault, the Boxer
Rebellion was, of all her failures, the most disastrous. But, as Robert
Hart, the former British consular official who ended up serving for
decades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reported, “It
is not China that is falling to pieces: it is the powers that are
pulling her to pieces!” Indignant at the endless foreign intrusions,
Cixi issued an emotional decree calling on all officials “to fight those
hateful enemies” and never speak of appeasement or “even think about
it.”
对外国压力的厌恶之情让慈禧产生了动摇。
她决定让朝廷与反基督教、反外国势力的团体“义和团”结盟，但随后这一联盟溃败，令外界对慈禧的不信任愈发加剧。义和团对外国传教士和外交官发动的大规模
袭击导致外国势力又一次占领北京。义和团事件不完全是慈禧造成的，但在她的所有失败中，这一次失败的后果最具灾难性。而根据后来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
数十年的前英国领馆官员赫德(Robert
Hart)的叙述，“不是说中国正在解体，而是背后的力量正在推动中国的解体。”出于对无休止的外部势力入侵的愤懑，慈禧下发了一份饱含深情的诏书，要求
各级官员“抵抗恶敌”，绝口不提言和，甚至“想都没有想过”。
When an
expeditionary force arrived to rescue the besieged foreign legations of
Beijing, China was again humiliatingly bested. Yet the empress was
nonetheless able to recognize the folly of further resistance and even
issued a “Decree of Self-Reproach” blaming her own poor judgment for the
catastrophe. In another decree, she enjoined her subjects to recognize
that “only by adopting what is superior about the foreign countries can
we rectify what is wanting in China.” Over the remaining years, she
instituted a series of ever more radical reforms, but despite a charm
offensive aimed at the diplomatic corps, the Boxer Rebellion remained an
indelible black mark against her.
当西方远征军来到北京、准备拯救被困的外
交人员时，中国再次被耻辱地击败了。但是，慈禧还是认识到了进一步抵抗是愚蠢的，她甚至下发了“罪己诏”，责怪自己的错误判断引发了灾难。在另一份诏书
里，她吩咐子民认识到，“只有引进外国优越的地方，才能够弥补中国的不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发起了一系列更为激进的改革，但是就算对外交使节发动亲
善攻势，义和团事件也已经成为慈禧不能抹去的污点。
What makes reading
this new biography so provocative are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Qing court a century ago and those confront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day. While foreign incursion is no longer a
threat and China’s economic situation is far more advanced, the present
government’s survival depends once again on its ability to implement
major internal reforms. Like the Empress Dowager, President Xi Jinping
finds himself confronting a daunting choice: Change too slowly and risk
foundering. Change too rapidly and risk losing control.
阅读这部传记，最耸动的地方在于一百年前
清廷所面对的挑战，和当前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挑战非常相似。列强入侵已经不成为威胁，中国的经济也更加发达，但是当前政府的存亡又一次取决于在内部发起重大
改革的能力。和慈禧太后一样，习近平主席发现自己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变革太过缓慢，会有崩溃的风险。变革太快，又有可能会失去控制。
By the time Cixi finally embraced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China’s ancien regime
was too weak to save. Since then, the Chinese have undergone a dramatic
series of efforts at self-reinvention. What the next act will look like
is still far from clear. Now that the once revolutionar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become the ancien regime, its leaders find
themselves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 of defending rather than
overthrowing the status quo. Whether they can initiate the kinds of
reforms needed to reposition China and spare their latter-day dynasty
from a fat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Qing is anyone’s guess. It is,
however, the question that again animates China’s epic historical drama,
and there is much to learn here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最后，慈禧还是接受了君主立宪政体，但是
这个时候，中国的旧制度已经太过虚弱，无可救药。从那之后，为了自我革新，中国人民开始付出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努力。但是下一步会怎么走，现在仍然不太清
楚。现在，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他们的领袖发现，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维护现状，而不是推翻现状。人们都在猜想，他们究竟能否启动必须的
改革，帮助中国调整自己的位置，避免重蹈清末的覆辙。然而，正是这个问题为中国的又一部史诗般的历史大戏拉开了大幕，从慈禧太后那里，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
训可以吸取。（本文中的史料引语多为根据英文翻译。——译注）
Copyright © 2013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翻译：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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