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與世界──李光耀時代（一九六五年－一九九○年）𝐒𝐢𝐧𝐠𝐚𝐩𝐨𝐫𝐞'𝐬 𝐆𝐫𝐚𝐧𝐝 𝐒𝐭𝐫𝐚𝐭𝐞𝐠𝐲 By 洪清源（𝐀𝐧𝐠 𝐂𝐡𝐞𝐧𝐠 𝐆𝐮𝐚𝐧）。余英時：李光耀的治國理念

八旗文化gūsa

#遊走兩岸的外交策略——#我們不是反台灣，#但我們也不想親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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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以新穎而實際的角度聚焦於新加坡的外交、經濟、國防和安全史，內容從1965年獨立到2020年代的戰略調整時期，詳細論述這個國家如何把國防安全與經濟成長視為不可分割的重要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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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與世界──李光耀時代（一九六五年－一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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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遊走兩岸的外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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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或簡稱共產中國。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演講中，新加坡外交部長拉惹勒南指出，雖然新加坡「一般而言」是「真誠希望與所有願意與我們成為朋友的國家友好，但在國際現實的世界中，國家之間的友誼程度必然會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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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親密的自然是那些「外交政策原則和行為與我們的國家利益和基本願望相一致」的國家。中國在這段時期顯然不屬於這一類國家。但拉惹勒南繼續表示，事情是可以改變的，「在國際政治中，基於永久的敵人來制定外交政策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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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從很早開始就意識到對中國的戰略重要性。李光耀曾說：「整個世界都不得不與你們所稱之為『中國大陸』的地方共存⋯⋯東南亞各國的規模都不足以單獨與中國達成協議。未來必須由主要大國來達成一些協議⋯⋯然後東南亞各國才能在聯合國框架內與中國達成協議，我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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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光耀的分析中，中國是永遠不會對東南亞失去興趣的大國，我們「承擔不起忘記這一點的後果」。環繞中國的邊境地區「對中國而言至關重要，這些邊境地區即使不積極友好也應該是中立的。一旦變得衰弱和不穩定，那麼就有可能會被操縱，不必透過任何軍事行動，僅靠經濟操縱以及⋯⋯意識形態的顛覆，（東南亞）便會形成一種相當巴爾幹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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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中國是「決心統一並建立一個現代、富有的民族國家」。當中國變得繁榮時，「我的好運就來了，因為那時我將會安全得多」。在一九六七年十月的一次美國電視訪談中，李光耀表示，丟掉中國之後，他們就「必須與之共存」。中國現在由一群想讓中國成為一個大國的人所統治。「他們為什麼不能偉大呢？」他問道，「你不能阻止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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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慶瑞在一九六七年對中國的評論值得引述，因為甚具先見之明：「中國對我們亞洲所提出的最大問題，且至今尚未有解決方案的就是，如果到了一九九○年代或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的共產制度能夠產生出一個擁有所有進步技術的現代工業國家，那些無法取得類似進展的其他亞洲國家將會發生什麼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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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於新加坡的重要性還有另一個未公開表述的原因：「有一種非常長期的可能性，中國最終可能為新加坡提供應對馬來民族主義的某種保護。」然而，在短期和中期內，由於中國提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以及內部顛覆的持續風險，因此仍被視為一種「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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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於一九六八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雖然李光耀及其部長知道「一個沙文主義和親北京的新加坡無法生存很長時間」，但「他們並不排除未來的一代可能在選擇東南亞的權力平衡中轉過來反對西方的情況下，與中國緊密結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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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進一步觀察到新加坡的做法是「對北京採取正確的（但不承認它）政策，避免公開批評中國的政策，且事實上盡可能避免對共產中國做出任何聲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外交部的檔案文獻顯示，在一九六五年之前的短時期內，李光耀「利用海外華人的忠誠贏得了北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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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表示，新加坡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因此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但考慮到新加坡鄰國的擔憂，新加坡將等到其他東南亞諸國先行動之後再與中國建交。正如威萊拉特所指出，「新加坡需要非常謹慎和敏感地處理與中國建立起正式聯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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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低估這一舉措可能帶來的內外潛在影響，尤其是對於一個過去被稱為第三個中國，並且其東南亞身分曾受到鄰國質疑的國家而言」。事實上，據報導，印尼「極度擔憂」北京「在新加坡獲得主導的地位」，這被比喻為是「指向印尼心臟的一把匕首」。

北京顯然曾想承認新加坡，但「因顧及到印尼而被說服不要承認」。美國官員認為，中國的戰略是培養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的一些元素，以「鼓勵他們發展與雅加達某種形式的關係」。拉惹勒南認為，有關中國外交部長陳毅試圖說服印尼承認新加坡的報導是「捏造的以贏得這裡的好感」。在他的分析中，中國可能希望避免「在情勢有利的哪一天可以試圖增加中國在該島上的影響力時」，激怒了新加坡人。

我們現在可以從中國外交部的檔案文獻中知悉，在新加坡獨立後曾與中國有過「至少兩次重大外交來往」，以促使北京正式承認新加坡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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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摘全文 : ​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5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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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大戰略_小國的政治、經濟和戰略之道

❖𝐒𝐢𝐧𝐠𝐚𝐩𝐨𝐫𝐞'𝐬 𝐆𝐫𝐚𝐧𝐝 𝐒𝐭𝐫𝐚𝐭𝐞𝐠𝐲

♞作者∣洪清源（𝐀𝐧𝐠 𝐂𝐡𝐞𝐧𝐠 𝐆𝐮𝐚𝐧）

所有心情：

23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和其他22人

李光耀的治國理念

作者：余英時

（北明按：知名史學家余英時先生，曾經是李光耀建政時期的文化顧問。此文信息量大，富有啟發性，值得一讀。）

李光耀死掉全世界都非常重視這件事情，各國的重要領袖都去參加他的葬禮，新加坡也舉行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悼念，有四五十萬人都去瞻仰他的遺體。所以這樣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在當今是很少見的，當今恐怕沒有這樣的人。

李光耀作為一個天才型的政治家是世界公認的。我還記得多少年前看過尼克森的回憶錄，講世界領袖，其中有一章就是講的李光耀，他對李光耀極為佩服。他說李光耀就像一個老虎在一個小籠子裏面，跑來跑去一身的勁無處可使，非常可惜，這是因為新加坡當時只是200萬人口左右的一個小城市，華人”在”(sic) 70-80%，其他的是馬來人，印度人還有其他小的民族，他之所以有這樣的特殊性，主要是因為最早馬來西亞是跟新加坡連在一起的。馬來西亞是一個聯邦，但是在1965年他被馬來西亞趕出外了，當時李光耀還在電視上痛哭，他認為失去了一個機會施展他的才能，所以他的精力只能用在新加坡，而新加坡是任何自然資源都沒有的，包括水都要靠馬來西亞那邊運過來。他居然能夠在十幾二十年之內就把它變成一個第一流的國家，用他在自傳裏的說法就是把一個第三等國家變成第一流國家，教育程度都那麼高，行政效率又那麼好，又那麼乾淨，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完全避免貪污這個問題。

1980年初他就有個計畫，要在新加坡建立一個儒家倫理的計畫，這個儒家倫理計畫他認為華人需要有社會支援他的政治。如果支援他的政治就需要現代化的儒家文化不是照原來的舊的儒家倫理，而是怎麼樣建立現代化的儒家文明，他就找了一些顧問，多數是美國來的，6、7個人到他那裏訪問，我也是其中之一，後來我和另外一個朋友留下來做他的長期顧問。我為這件事情從1982 到1986年，年年都有兩三次去新加坡為他計畫做講演、計畫各種各樣的儒家倫理。我發現他的頭腦極其靈敏。

可是我跟他也有個很大的分歧，這個分歧是他把儒家倫理這些東西當作一個工程的樣子來處理，如果用之有效我馬上就用它，沒有效就可以隨時取消。所以換句話說，他講倫理是沒有文化的背景在後頭，沒有文化的意識在後面。這個原因就是等於他的宗教沒有信仰一樣，他對宗教不但沒有信仰，對宗教本身也不看重。他看重的主要是兩種力量，一種是政治力量，組織社會。社會怎麼樣控制得井井有條；第二個他要發展經濟，讓老百姓的生活提高，經濟發展是相當自由的，可是政治控制他是要嚴格的。所以在這個時候就發生了兩難。一方面要政治控制得井井有條，主要是不許反對派形成多黨制，跟他為難，他的人民行動黨建成唯一的大黨。但是他採取的方式我們必須注意，不是用武力，而是靠組織。

這個組織結果使他的人民行動黨確實得到了當初200多萬人的支持，所以在社會各個角度都發生作用。有這樣的黨做基礎，他幾年一次的選舉是照常舉行的。所以我們必須要承認，雖然他反對民主，甚至是批評民主，事實上他是借了英國民主的形式建立他的國家。他不是靠武力打天下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建國的時候有一個特殊的情況，當時他要建立一個組織，讓社會上的人跟隨他。在1960年代初他進行這種活動的時候新加坡是非常左傾的地方，是共產黨遍佈各地的，中國的共產黨也拼命在新加坡發生作用。所以，他用的人最初是跟共產黨合作的，在共產黨的合作之下他才成立了人民行動黨，建立他的政權。

可是在政權建立之際，他忽然發現，他必須對共產黨加以處理。他的處理方式就是仿效1927年國民黨蔣介石的辦法，就是清黨，要把共產黨清除出去，因為共產黨是不準備選舉的，是要靠武力奪權，武力奪權之後就搞一黨專政，這跟人民行動黨是完全相反的。

人民行動黨雖然也想一黨控制整個社會，可是它只能走法治的路，靠法律，跟共產黨始終沒有關係，也不准他的老百姓去中國大陸訪問，如果你去了以後就回不來了。這件事情使他跟共產黨的關係一直很僵，一直到1990年才跟共產黨建交。在共產黨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曾經訪問過新加坡，而且對新加坡表示很高的興趣，所以李光耀也接待他，但是還是不肯跟中共建立政治關係，只是有人民的貿易的來往。所以，一直到90年他才承認中共，但是中共也是以他的一黨專政經濟又能發展而作為楷模，鄧小平甚至說中國應該仿效他。但李光耀建國過程中就把共產黨全部清除出去了。他並沒有殺共產黨，只是關起來。關了很多。

新加坡模式之說一方面是政治工具，一方面是削減人民的個人自由。確實是存在這種現象，可是在當時的情況之下是大家可以接受的。當時華人多數認為先要把國家建立起來，把經濟搞好，所以在這種條件之下他們就跟隨李光耀。

李光耀一步一步地做，到了80年代他注意到社會組織的問題、社會文化上的問題，可是他對文化本身沒有真正懂得尊重。他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就是有效率，效率之高可以說是我所看到的政府沒有超過他的，所謂效率就是開始在社會上有沒有用(hc：此句有漏字？) ？沒有用，或者有別的問題他馬上就放棄。

李光耀在精神層面、文化層面是有他的缺點的，可是在建立一個乾乾淨淨的有法律基礎的，但是以選舉為基本模式的這樣一個社會他還是保持的。人民行動黨確實能控制老百姓，而其他的反對黨沒有這樣的能力，同時他也全力以赴地壓制反對黨。他用這種方式消滅反對黨，取消言論自由是世界聞名的，而且也是受到世界責備的。

他認為亞洲的價值跟西方民主不同，跟西方的自由也不同，但是可以用政治統一的方式，政治控制的方式來建立國家。允許有經濟自由，不許有反對黨自由，因為他的聲望很高，而且人民行動黨的效率又高，他給所有官員最高薪水，讓他們不可能貪污，所以一黨專政而不貪污這是新加坡的一個特色，這個特色別的人是做不到的。

中共想仿效他但是它的一黨專政事實上就培養出最高階層的黨員都成特權了，在這個特權的情況之下就不可能不貪污，所以貪污會變成它的一部分。所以，這就是說新加坡的模式實際上只是一個空話，因為這個模式只能存在於新加坡一個地方，而且也只能存在于李光耀一個人的時期。

2011年已經發現支持選舉人民行動黨的只有60%，40%是走到反對黨那邊去了。雖然反對黨只有6個當選的人，可是對他是極大的震動。這個時候他已經不能像從前一樣為所欲為了，所以李光耀也就從2011年完全退休下來了。他死以後雖然是全國舉哀，可是反對的意識是非常普遍的。李光耀建立的所謂新加坡早期的模式是在改變中，而且這個改變可能會很迅速。所以亞洲價值論雖然轟動一時，但是非常經不起分析。

—— 原載: RFA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April 08,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