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聲望等下降，還有官司纏身（政府），譬如說今天哈佛大學提吿等等。
//不滿藍白峰會未有具體反制方案
趙少康"發令"：請朱立倫下令倒閣//
連勝文赴中見宋濤：國民黨無聲投共的必然結果
長久以來，國民黨從「反共」到「投共」的轉變，並不是突如其來的劇變，而是一個緩慢而無聲的沉淪過程。
講別人獨裁，其實國民黨就是獨裁，這個過程中，國民黨內部沒有大辯論，沒有深刻反省，只有一層又一層自我合理化與沉默包庇。
今天當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大剌剌地跑到中國，與國台辦主任宋濤親切合影時，我們看到的，不是突發事件，而是國民黨這二十年來路線變質的必然結果。
為什麼國民黨從反共滑向投共，卻沒有大辯論？
原因有幾個深層結構性的問題：
• 威權體制文化殘留
國民黨長期以來的威權組織習慣，讓黨內服從文化重於思想辯論。即使進入民主時代，多數黨員仍以「團結」之名壓抑異議。
• 漸進式路線滑動
從1987年開放探親，到2005年連戰訪中、2008年馬英九推動ECFA、2015年馬習會，每一次都包裝成「和平交流」，而不是政治轉向。這種溫水煮青蛙式的變化，讓黨內失去了警覺心。
• 利益結構重於價值堅持
地方派系、資源分配網絡，使得黨員寧可沉默，也不願為理念鬥爭。公開反對意味著丟失政治資源，於是多數人選擇隨波逐流。
• 錯誤的失敗反省
國民黨把2000年政權輪替的原因歸咎於「抗中情緒太強」，而非自身的威權陰影和民眾疏離感。這種錯誤診斷，讓國民黨進一步擁抱「親中」作為求勝藥方。
• 中共策略的精確滲透
中共透過經濟利益、交流管道、學術文化等軟性方式，不斷拉攏國民黨內部力量，讓「反共」逐漸被「促統」取代，而黨內幾乎無人提出實質抵抗。
連勝文見宋濤，只是這個過程的冰山一角，但在這個時間點上對國民黨來講還是相當的驚悚，國民黨稍微有理性思考的支持者，恐怕都會產生質疑，最後大概只剩下最偏激的那一塊。
當連勝文在這個敏感時機點前往中國，與國台辦主任宋濤會面並合照，這不是他個人的意外行為，而是國民黨整體路線淪陷的象徵。
國民黨今天仍口頭上高喊「中華民國」，但實際行為卻不斷朝著「接受中共統治框架」靠攏。
在台灣高舉「反獨裁」旗幟上街抗議，結果黨的副主席卻跑去北京微笑拍照，這種荒謬，已經不是偶發的錯亂，而是根深蒂固的路線選擇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 連勝文不是孤身前往，他是代表國民黨中央正式出訪。
• 與宋濤見面並公開，代表雙方都有意傳遞訊息。
• 面對外界批評，國民黨至今沒有任何高層敢公開譴責連勝文的行為，只有選擇沈默或轉移話題。
這一切，都證明國民黨早已無力也無意去重新定義自己，他們對於「投共」不僅失去了警覺，甚至已經當成一種自然的延續。
如果國民黨繼續這樣下去，不僅失去年輕世代，更會被中間選民徹底拋棄。
最終，他們只會成為一個：
• 依賴中國資源而苟延殘喘的小政黨；
• 在台灣內部，失去政權競爭力；
• 在國際上，被視為台灣主體性的內部破壞者。
而歷史會冷酷地記錄下來：
國民黨，從反共救國的先鋒，淪為默許中共統戰的幫兇。
今天的連勝文，只是國民黨這場長達數十年的路線崩壞過程中，一個再自然不過的鏡頭。
真正該被問責的，不只是連勝文本人，
而是整個國民黨，早已放棄反思、失去靈魂的集體墮落。
縱容國民黨的選民讓這個政黨走上這一條直接開往懸崖的道路，毫無迴旋的可能。
"黃國昌"這幾年精神似有問題 (不像法律學生)，不要忘記去醫院直播。
Pope 說神對所有人有愛 (神學)，雖然有些人或所有人都有 sin， 但非 criminal (法學)...。
馮睎乾十三維度
朱立倫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
先別扯政治，讓我們從中文說起。
昨天看到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臉書發文，標題是「當民進黨正變成共產黨的形狀」，當下就覺得哪裏怪怪的，但一時又說不上來。今天看到網友陳君的評論，才瞬間開竅——原來「變成XX的形狀」是帶有性暗示的俚語！
這句話來自台灣網上論壇的某些語境，原意是形容某女性因長期與特定男性發生性行為，導致性器官形狀「被改變」。這種說法後來引申為某人或某事長期受到另一方的影響或控制，最後變得跟對方一樣。但問題來了：如果真要比喻「被共產黨操」，不，操控，那怎麼看也輪不到民進黨吧？所以從語言修辭來看，朱立倫這用法根本錯了。
當然，我理解朱主席的意思，是想批評民進黨打壓在野黨、風格越來越像共產黨。但身為在共產黨治下的香港生活過二十多年的前居民，我可以很誠實也很負責地告訴大家：民進黨的「獨裁」，還真是差中共十萬八千里。
要是民進黨真是「綠共」，那早就把所有批評政府的媒體關了，還會拿《煽動罪》或《顛覆政權罪》來抓人。記者、媒體人、政客、一般民眾，沒一個能倖免。至於藍白兩黨，為免他們取得國會大多數議席，早被DQ（取消參選資格），甚至直接關進獄中。你要是活在「綠共」統治下，4/26還能走上街頭遊行反綠？發夢比較快。
民進黨可以罵，事實上，他們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評。但你要罵得準、罵得狠，不是亂扣帽子。更何況，朱立倫可不是一般鍵盤鄉民，是國民黨主席，用這種帶有強烈性暗示的語句，既不優雅，也不恰當，更無助於提升國民黨的文化格局。中華文化講究文雅內斂，不是應該要做個榜樣嗎？
試想一下，如果賴清德看到連勝文這幾天去中国，和国台辦主任宋濤親切「交流」，也不顧身分，在臉書寫道「連勝文與宋濤進行人與人的連結」，或來一句「連勝文嬌喘一聲倒在宋濤懷裏」，你作何感想？
孔子說得好：「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顧炎武也說過：「文須有益於天下。」朱主席就算做不到「文以載道」，至少也該講話得體。這樣粗俗失禮、引喻失當的寫法，實在讓人搖頭。我誠摯建議請區桂芝老師出馬，好好幫朱立倫上堂中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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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一個林鄭踎喺乞兒面前，但你冇珍惜⋯⋯
20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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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固難進亦難
這日，翻閱了一本家庭通信集。書名《一曲微茫——充和宗和談藝錄》。充和是張充和，宗和是她大弟張宗和。相信很多人都聽說過那一民國世家——合肥張家。張家那十姐弟，尤其是四位姐姐大名鼎鼎，一家子皆為才子才女。
才子才女談藝，一定妙趣橫生吧？我就是抱着這種閱讀期待翻開這本書的，這期待倒沒有完全落空，不過滿足的卻是我八卦心態的那一部分，藝術方面并無多少得着。因為他們雖是藝術家，整本書談藝術的文字實在有限，百分之一二而已，其他多是談柴米油鹽，談得最多的是各自的病。
然而細想想，這也是書信集最有價值處。一般來說，人們在寫家書時是不會想到發表的，尤其是在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那種時空。張充和在美國，張宗和在中國貴州。當時中美比現在更敵對，更劍拔弩張，張家姐弟能夠通信已算奇蹟，為了保持聯絡和個人安全，除了柴米油鹽和身體狀況能談甚麼呢？
我讀了這些書信最感慨處有二：
一，當時美國的物質條件肯定好過中國。中國那些年間物資供應極端匱乏，甚麼都要憑票供應。三年饑荒中更是拿錢憑票也買不到吃食。然而雙方中訴苦的反而是那位在美國的姐姐，而不是在中國的弟弟。當姐姐訴說着物價的高漲、蔬菜的昂貴、雞肉的難吃時，弟弟則對她表示着同情，說那：「真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發生的經濟恐慌。我們這兒煤、米、油鹽等食品不會漲價，菜蔬肉也不漲，沒有稅，房錢也便宜，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可是那受苦的姐姐卻有錢開車出門旅遊，甚至周遊歐洲，而那享受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弟弟，盡管信中一再為中國驕傲，說是「你們若回來得晚一點我們也許已經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入社會主義了，遠遠超過了美國。」卻還是被打成五類分子階級敵人，身心交瘁，精神崩潰，不明不白死於一次醫療事故。
還有，姐姐雖吃不起蔬菜，卻經常寄包裹接濟自誇老在吃雞吃肉的弟弟，那包裹還往往大得驚人，要弟弟夫妻二人合力去郵局抬回。其實裏面只是裝着些舊衣物，或也有些糖油之類的吃食，跟當時香港人寄往大陸的包裹相似。
這讓我想起我一位當時也在貴州的朋友，他是外科醫生，每次作大手術便獲發一個大饅頭，他總捨不得吃，留着帶給兒女，有一次竟餓昏在手術枱邊。
二，張充和六十年代初就開始申請回國探親，有一次還專程去香港申請，以為這樣獲批容易些，卻一直被拒絕。直到一九七八年才突然被通知批準了。可這時她大弟二弟都已去世。她回來只能跟張宗和的遺孀和遺像合影。這讓我想到俄裔美國作家布羅茨基的遭遇。布羅茨基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他父母一直申請出國探望自己的獨生子，「我活着只想再見你一面，哪怕只有七天也好呀！」他的老母親這樣哀嘆，但二老至死也未獲批。
難怪丘吉爾當年一聽說東歐諸國被納入蘇聯老大哥的社會主義陣營，便道：「一道橫貫歐州大陸的鐵幕已經降下。」「鐵幕」一說就此問世，真形象之至。牆是鐵的，守牆人的心更鐵。親人一旦被分隔在鐵幕兩邊，那就出來固難進亦難。
1924 年，他憑藉為年度芭蕾舞團 (Bal Banal) 設計的海報贏得了創新設計大賽，擊敗了獲得第二名的畢卡索。儘管取得了勝利，布羅多維奇還是與畢卡索、讓·科克托、費爾南·萊熱、馬蒂斯、斯特拉文斯基以及偉大的俄羅斯芭蕾舞團舞者瓦斯拉夫·尼金斯基成為了朋友。
圖片並排的芭蕾舞照片；舞者們穿著類似西班牙服裝的服裝。
萊昂尼德·馬西內的《三角帽》，配上畢卡索的佈景。圖片來源：Little Stei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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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排的芭蕾舞照片；身著長裙的芭蕾舞者在戲劇性的燈光下表演。左邊，他們向後傾斜；在右邊，他們旋轉著，雙手舉過頭頂。
福金的《仙女們》。圖片來源：Little Stei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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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者旋轉的並排照片；黑白燈光十分引人注目。
馬西內的《幻想交響曲》（照片最右）。圖片來源：Little Steidl
布羅多維奇於 1929 年抵達美國，克里·威廉·珀塞爾 (Kerry William Purcell) 在其 2002 年出版的有關布羅多維奇生平和作品的書中寫道，他是“20 世紀 20 年代巴黎藝術實驗交響曲的忠實見證者和熱情參與者”。布羅多維奇汲取了這些現代藝術運動的思想，將《時尚芭莎》變成了原始平面設計的孵化器，體現了達達主義冷峻的哲學智慧、風格派的精明幾何圖形，以及賦予結構和形狀社會目的的建構主義。
其中一些想法來自佳吉列夫的俄羅斯芭蕾舞團，該芭蕾舞團是 20 世紀早期的藝術領頭羊，強調跨藝術學科的合作。 《春之祭》由佳吉列夫委託創作，斯特拉文斯基作曲，尼金斯基編舞，這部作品極具煽動性，以至於在 1913 年巴黎首演時引發了一場騷亂：充滿敵意的觀眾發出噓聲，一些人還走出劇院。 《紐約客》舞蹈評論家阿琳·克羅斯 (Arlene Croce) 在 1980 年評論佳吉列夫的傳記時寫道：“似乎在那一刻，藝術是巨大的——具有全球重要性，富有遠見——自那以後從未有過如此巨大的影響力。”
In 1924, he won a competition for innovative design with his poster for the annual Bal Banal, beating out Picasso, who came in second. Despite that victory, Brodovitch would become friends with Picasso, as well as Jean Cocteau, Fernand Léger, Matisse, Stravinsky and the great Ballets Russes dancer Vaslav Niji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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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ide Massine’s “Le Tricorne” with sets by Picasso.Credit...Little SteidlImage
Fokine’s “Les Sylphides.”Credit...Little SteidlImage
“Symphonie Fantastique” by Massine, who’s pictured at far right.Credit...Little SteidlBrodovitch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29, having been “a captive witness and an enthusiastic participant in the symphony of artistic experimentation that was Paris in the 20s,” Kerry William Purcell wrote in his 2002 book about Brodovitch’s life and work. Bringing ideas from those modern art movements with him, Brodovitch turned Harper’s Bazaar into an incubator for original graphic design that reflected the dry philosophical wit of Dada, the canny geometries of the de Stijl m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vism that imbued structure and shape with social purpose.
Some of those ideas came from Diaghilev’s Ballets Russes, an artistic bellwether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at emphasized collaboration across artistic disciplines. “The Rite of Spring,” commissioned by Diaghilev, with a score by Stravinsky and choreography by Nijinsky, was so provocative that the production caused a riot at its premiere in Paris, in 1913: hostile audience members booed and some walked out. The New Yorker dance critic Arlene Croce, reviewing a biography of Diaghilev in 1980, wrote, “It seemed that in that moment art was enormous — globally important, visionary — in a way that it has never been since.”
阿列克謝·布羅多維奇 (Alexey Brodovitch) 的《芭蕾舞》於 1945 年出版，僅印刷了 500 冊，但這本不起眼的藝術家書籍卻對攝影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該類型中最罕見的作品——羅伯特·弗蘭克的《美國人》（1958 年）或邁克·曼德爾和拉里·蘇丹的《證據》（1977 年）一樣，《芭蕾》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藝術家，成為攝影史上的試金石。
見的作品——羅伯特·弗蘭克的《美國人》（1958 年）或邁克·曼德爾和拉里·蘇丹的《證據》（1977 年）一樣，《芭蕾》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藝術家，成為攝影史上的試金石。
布羅多維奇曾於 1934 年至 1958 年擔任《時尚芭莎》的藝術總監，他是視覺設計領域的一股不朽的力量，影響了數十年的雜誌外觀。他有著獨特的視覺血統。他於 19 世紀末出生於俄羅斯聖彼得堡附近，20 世紀 20 年代移居巴黎。在那裡，他接受了 Patou、Poiret 和 Schiaparelli 等時裝公司的平面設計委託，並為謝爾蓋·佳吉列夫的俄羅斯芭蕾舞團設計佈景。在與佳吉列夫合作的過程中，他觀察到這位經理人試圖將巴黎精緻的美學情趣與在法國安家落戶的俄羅斯編舞家、舞者和教師的熱情融合在一起。
Only 500 copies of Alexey Brodovitch’s “Ballet” were printed when it was published in 1945, yet this modest artist’s book would come to have a seismic influence on the course of photography. Like the rarest works in the genre — “The Americans” by Robert Frank (1958) or “Evidence” by Mike Mandel and Larry Sultan (1977) — “Ballet” inspired generations of artists and became a touchstone in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Brodovitch, the art director of Harper’s Bazaar from 1934 to 1958, was a monumental force in visual design, influencing the look of magazines for decades. He had a distinct visual pedigree. Born near St. Petersburg, Russia,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he moved to Paris in the 1920s. There, he took graphic design commissions from the fashion houses of Patou, Poiret and Schiaparelli and designed sets for Sergei Diaghilev’s Ballets Russes. Working with Diaghilev, he observed the impresario’s attempt to mix the aesthetically refined Parisian sensibility with the passion of the Russian-born choreographers, dancers and teachers who had found a home i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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