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9日 星期二

日本人為什麼喜歡魏德聖作品?(野島剛);對談( 魏德聖 vs 李登輝):KANO精神是台灣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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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年輕一代最熟悉的臺灣電影巨匠・魏德聖導演,目前在日本公演的《52Hz, I love you》中我們做了專訪並向他提問為何在日本受歡迎的理由。歡迎您來閱讀。
日本人為什麼喜歡魏德聖作品? 魏導說「我不會刻意把日本人當成壞人」(野島剛)|https://www.nippon.com/hk/column/g00473/
日本人為什麼喜歡魏德聖作品? 魏導說「我不會刻意把日本人當成壞人」
野島剛
12月臺灣電影《52Hz, I love you》即將在日本上映,主題描寫都市裡,孤獨單身的30幾歲男女主角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愛情與另一半。導演.魏德聖在這部作品裡,直接挑戰這個充滿浪漫的問題,會出現什麼樣的解答呢?
之前拍攝的《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KANO》以日治時代為背景的三部作品,讓魏德聖在日本擁有大批影迷。睽違6年,這次推出的新電影竟然選擇以「都市裡30幾歲的孤獨男女」為題材,讓人感到出乎意料。
然而,對魏德聖而言,這個選擇是極其自然的。
「基本的部分並沒有改變。《海角七號》的成功來得太快,生活突然發生巨變。之後投入《賽德克・巴萊》,拍得很辛苦,但是獲得了金馬獎的肯定。後來拍《KANO》時,自己的心好大,想要做更多事,想說找別人來當導演,自己當監製,還可以兼做其他的事。結果,即使不是導演,還是有堆積如山的工作。在那之後,自己的心又變小了,於是拍了《52Hz》。但是,對我來講,不管是哪部作品,都是我自己的孩子,都很喜歡。」

想鼓勵30歲世代的《52Hz, I love you》

世界上,實際存在著一隻以52赫茲高頻率在唱歌的獨一無二的鯨魚,又被稱為「世上最寂寞的鯨魚」。以這隻孤獨的鯨魚作為隱喻的愛情音樂劇,裡面穿插了17首原創歌曲,節奏明快的風格和《海角七號》相近,在這層意義上,是否也包含了「回歸原點」的要素呢?
「海角七號是在都市失意的年輕人返回故鄉後,找到愛情和信念的故事。而這部電影是選擇留在都市裡的孤獨男女,要如何從一成不變的生活裡找到愛情?如何相信自己絕非孤單一人?希望大家能夠去思考這個問題而拍攝的。」
其實,拍攝一部發生在情人節整天的故事,這個點子很早以前就在魏德聖的腦海裡盤旋,這是來自於自己的親身經驗,而理解這部電影的關鍵在於「30歲世代的困境」。主角們的設定大概都是在30幾歲,戀愛不如意,工作高不成低不就。雖然有夢想,卻遇到阻礙。
「我覺得現在的社會,30幾歲是最悲慘的世代。這個族群是最需要被關心的,卻是最不被在意的,他們對人生感到無力,雖然有夢想有理想,對愛情渴望卻不順利,在現實面經歷過一些不愉快或者是傷心,處於孤單中,所以我希望透過這部電影鼓勵他們。」
魏德聖也回顧道:「30歲出頭到40歲之間,對我自身來說,是最辛苦的時候」。
「我覺得我已經有能力了,可是卻沒有機會,那段時間特別難熬。守著一個人的公司,沒有工作,太太每天在銀行上班,然後養我,家庭的衝突也常常發生,而我就像是電影裡的歌手『大河』(舒米恩飾演)。太過浪漫的男生與太過務實的女生,音樂圈或電影界幾乎都是這樣的例子。我的朋友也是電影導演的楊力州也是一樣,他和太太去看電影,他太太一直哭,他在一旁不知所措。30幾歲的困境苦澀,日本應該也是共通的吧。」

讓我再度想起拍電影是件快樂之事

這部電影的另一個焦點是2位女同志伴侶的愛情,由人氣女演員張榕容與李千娜飾演。比起一開始設定生活過得不是很順遂的4位男女主角,這2位同性伴侶過得很幸福,相信彼此堅定的愛情,而且鼓勵著周圍的人。
「在電影裡面,她們是一對很快樂的同志,這對同志回過頭來鼓勵主角們要相信愛情的價值,立場倒轉過來。我其實是有點刻意,把整個社會對於同志的看法反轉過來,透過同性愛伴侶的健全戀愛關係,突顯出都市裡的孤單男女。」
現在,魏德聖在籌畫下一部歷史大作以及製作分鏡腳本,並且為了募集資金奔走,需要較長的準備期間,無法立即開始著手拍攝電影。因此,他利用這段空檔動筆寫了《52Hz》的劇本,只花了兩三個禮拜就寫完了,之後請人製作音樂,尋找合適的演員。
「這部電影沒有文化對立的包袱或是歷史負擔,也不需要事實檢證,只花了三十幾天拍攝就完成了,相對地反而是角色挑選了很久。這部電影拍攝的時候真的很快樂,讓我再度想起原來拍戲是這麼快樂的事(笑)。因為拍《海角七號》的時候,臺灣電影的景氣很低迷,而自己一心想要拍出好電影提振臺灣電影,過於賣力。這一部電影是鼓勵大家談個戀愛,不要一直守在房間打電腦或是拿著手機聊天,積極走出戶外,和對方約會,談場真正的戀愛。這個世上還是有很多機會。」

「魏德聖家族」大集合的電影

《海角七號》是魏德聖在臺灣電影市場刷下票房紀錄的成名作,而剛好在屆滿十周年時推出了《52Hz》,電影裡讓大家懷念的《海角七號》主角們以配角身分參與演出。
魏德聖在訪談中表示,最初原本希望由他們主演,描寫十年後的他們。但之後還是放棄了。
「原本打算找《海角七號》的演員來演主角。可是,他們年紀真的都變很大,有些人都已經四十好幾,還是換新人好了,給年輕人一個機會。於是安排在最後一場大家都進場的橋段,讓大家出場。」
包括范逸臣、馬念先、應蔚民、民雄、田中千繪等《海角七號》的原班人馬之外,另一位主角是為《KANO》演唱主題曲的原住民歌手──舒米恩。還有在《賽德克・巴萊》裡氣勢十足的林慶臺也參一腳,扮演重要角色的巧克力師傅,《52Hz》匯集了合作過的演員,簡直就是魏德聖家族的電影。過去作品不管是哪一部,不只是在臺灣,在日本上映都有不錯的票房成績,日本人為何會喜愛自己的作品呢?
魏德聖如此回答。
「我知道大部分的日本觀眾會喜歡的原因,是題材上跟日本有關係。另外一個應該是我詮釋歷史的角度,我很刻意的不用好人或壞人的立場去分角色,也沒有美化或醜化,對他們來講,這或許是一個比較公平的描述手法。不會像好萊塢電影或者是中國、香港電影那樣,刻意的把日本人當成壞人。我只是追問,為什麼他或她會這麼行動?當然也有一些問題是我也無法回答的,尤其是《賽德克・巴萊》的拍攝過程真是生不如死,面對的難關跟問題很大,苦思後仍有許多問題沒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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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談的時間應該是2013年11~12月
應當珍惜當前台、日的關係得來不易。我對李前總統此段很有感:"我常說,戰後我們對日本的情感一直是「單相思」。不過,安倍首相執政以來,我感到台日關係總算逐漸變成了對等關係。我對安倍首相寄予厚望。" 1980年代中,我妻子在日本留學,讓我有機會領會日本的學界、政界的完全偏中,沒人敢正式表達對台灣的同情。




【專文】KANO精神是台灣的驕傲

魏德聖:這次有機會與李前總統對談,感到非常榮幸。聽說您即將過九十二歲大壽,在此向您祝賀。

李登輝:謝謝。我看了魏導演監製的電影《KANO》,感動到流淚,這件事台灣媒體也有報導。片中的教練近藤兵太郎認真投入地訓練球員,結果讓嘉義農林學校(嘉農)的小球隊打進日本甲子園總冠軍賽,我認為近藤是真正的領導者。他成立了一支由日本人、本島人(台灣人)、原住民組成的棒球隊,並且成功地讓他們團結在一起,實在非常優秀。嘉農打進甲子園決賽是一九三一年的事,當時我才九歲。記得當年聽到報導,台灣選出來的球隊在甲子園陸續擊敗強敵時,我跟著大人一起歡欣鼓舞。

魏德聖:李前總統還記得小時候嘉農的優越表現,讓我非常驚訝。當時台灣人對棒球的了解還不是那麼全面。正因為嘉農的優異表現,才使得棒球在台灣推廣開來。

當時球隊的王牌選手吳明捷從嘉農畢業後,到早稻田大學留學,在六大學棒球賽中表現非常優異(累計擊出七支全壘打,直到一九七五年立教大學選手長嶋茂雄締造八支全壘打紀錄,這項維持了二十年的紀錄才被打破)。吳明捷在大學畢業後未回到台灣,留在日本工作經商,娶了日本太太,直到一九八三年病逝日本。我找到吳明捷的兒子,但是在日本很少人知道他的事。這讓我感到很意外,也很遺憾。

李登輝:我很了解你想說的事情。因為二次大戰後很多日本人並不知道台灣和日本的歷史。在《KANO》片中出場的陳耕元選手(日本名:上松耕一)確有其人,是台灣卑南族原住民。一九九三年作家司馬遼太郎訪問台灣時,我剛好擔任總統,介紹了司馬先生與陳耕元的次男陳建年會面。後來,陳建年在我的推薦之下,擔任台東縣長。司馬先生與陳建年的家人共餐時,陳耕元的夫人,也就是陳建年的母親蔡昭昭曾兩度問他:「日本為何拋棄台灣?」司馬先生一時之間答不出話來。在他的《台灣紀行》書中記載了當時的情景。現在,究竟有多少日本人,能夠理解「日本為何要拋棄台灣」這問題的涵義呢?

魏德聖:我發現《KANO》背後的歷史,其實是在寫《賽德克.巴萊》(二○一一年)劇本的時候。

李登輝:《賽德克.巴萊》是描述霧社事件(發生於一九三○年,由台灣原住民發動、最大規模的抗日事件)的那部電影吧。加上你的第一部作品《海角七號》(二○○八年),你製作的三部電影我全都看過了(笑)。

魏德聖:非常感謝(笑)。逐漸懂事之後,我開始煩惱該如何與原住民來往。因為我覺得「原住民應該也不希望被廉價的同情眼光看待」。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描寫原住民不為人知、令人尊敬的歷史,於是決定將這段歷史拍成電影。霧社事件的起因是日本警察毆打原住民青年。這是文化上的差異和摩擦的問題,也是日本人與台灣人兩個不同民族性(ethnicity)的對立。

李登輝:我的父親曾擔任警察,霧社事件發生時,他差點被動員。霧社事件背後的原因,的確是因為日本人對台灣原住民抱持著民族優越感,才會導致原住民的反彈。

魏德聖:約三百名賽德克族勇士面對擁有近代化武器的日本軍,抱著必死的決心,反抗到底。他們到底為何而戰?是為了保衛自身尊嚴。也有原住民認為投降太丟臉,而選擇自殺。有些日本人看到原住民的英勇行為及保衛尊嚴的方式,才發現:「這與我們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不是一樣的嗎?」

霧社事件發生在嘉農打進甲子園決賽前一年。嘉農的近藤教練是個沒有民族偏見的人。他讓各個族群發揮所長,帶領球隊,朝著進軍甲子園奪冠的目標和夢想前進。他的心態,與霧社事件發生時管理原住民的日本警察,正好形成對比。

李登輝:你的作品《海角七號》不是也描述了日本人與台灣人的交流嗎?我覺得這部電影探討的主題是「不管你是日本人、台灣人或原住民,彼此之間的心意都是一樣的,無關族群」、「就算是使用的語言不一樣,就算是彼此的價值觀和習慣不一樣,心意還是可以互通」。

我在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過程中提出「新台灣人」的概念。呼籲外省人與本省人停止對立。呼籲要拋棄省籍情結。我的想法是,只要住在民主台灣,努力生活,想為社會盡力的人,都是台灣人。我覺得你的電影就是在描述這個想法。這對破除台灣的老舊思想、創造台灣人的新文化非常有貢獻,我高度肯定你的作法。

為何喜歡日本?

魏德聖:(一邊看資料)編輯部的人問,為什麼那麼多台灣人喜歡日本?我想是因為文化上的觀念類似的緣故。說起來,應該還要歸因於,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影響。我自己也是,如果想到哪裡旅行,首先會想到日本。日本給人的印象是安全、清潔,而且自然環境很美。

前陣子我和一位中國電影導演聊天,他說要去日本的北海道拍雪景。我問他,中國不是也下雪嗎?為何需要千里迢迢到日本取景?他回答:「在中國,人和雪的關係很粗糙。」聽起來一點都不浪漫。中國人習慣對雪封閉心靈。但在日本,人與雪的關係既柔和又美麗。這是他對我說的。日本人擅長與自然環境融合在一起。即使身處雪地,也能融入環境,表現人類的愛。

話說回來,日本也不是樣樣都好。拍《KANO》的時候,在技術方面獲得日本相當大的協助。對這我非常感謝。但是,日本人太鉅細靡遺了。這也擔心、那也擔心。感覺顧慮太多瑣事。

李登輝:日本人,說好聽一點是很慎重,講難聽一點是太注重細節。我的妻子就是這樣(笑)。妻子和我都接受日式教育,可能是受到那樣的影響。如果是家裡的事情,當做笑話說說便罷,但如果換成政治領導人的話,就會是問題。

二○一四年九月,我訪問日本的目的之一,是想向日本傳達「日本的前途,須靠自己決定的時代來臨了」的想法。在安全保障方面,日本至今仍完全交由美國負責。不少人仍然堅信「因為有憲法第九條,日本才能維持和平」。但我認為,憲法超過六十年一字一句都沒更動,這才是不正常。我認為,無視於美國弱化、中國崛起的事實,不處理安全保障,不處理憲法的問題,繼續漠不關心下去的話,將會嚴重威脅到日本的國家安全。

過去日本一直仰賴美國,現在則是美國以同樣程度、甚至更大程度地仰賴日本。我認為日本應該正視這個現象。

「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

魏德聖:我在調查霧社事件的時候,才知道八田與一這位日本技師的事蹟。研究霧社事件的原因,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一九三○年左右的警察制度和山上部族之間的關係,或者當時在國際上,台灣與日本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之類的問題。我還調查了在那之前二十年、之後二十年的歷史。在這過程中,當得知八田技師的功績,我感到很震撼。我讀中學的時候,台灣的教科書完全沒提到八田與一的事。其實我很想拍攝有關八田與一的電影,但規模太大,不是我能處理的,只好選擇放棄。

李登輝:台灣的教科書教導「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是在一九九六年我當選首屆(直選)總統之後的事。以前的教科書都只教導中國歷史,但我們認為有必要教台灣歷史,於是編撰了《認識台灣》這本教科書。書中很客觀地處理日本統治台灣時期的歷史,並首度介紹八田技師。很遺憾的是,在陳水扁總統執政時,二○○三年實施教改,《認識台灣》這本教科書也跟著被廢除了。總之,這也難怪,你在中學時代沒學到有關八田與一的事,當然會不清楚他的功績。

魏德聖:正是如此。現在在台灣出版了幾本關於八田與一的書,在圖書館也能找得到。

李登輝:在電影《KANO》中,八田與一也出現了。八田在台灣建設水壩及灌溉用水路,讓原本一片荒蕪的嘉南平原變成台灣最大的穀倉,他是台灣的恩人。他規劃興建的烏山頭水庫(一九三○年完工)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水庫。此外,八田也在嘉南平原建設如蜘蛛網狀、約一萬六千公里的水路工程。假設我們繞地球一周,全長不過四萬公里,就能明白這項工程的規模有多浩大。據說當嘉南平原六十萬農民看到八田建設的新水路流出水時,都感動到流下眼淚高呼:「神水來了。」

台灣人愛講的詞句之一就是「日本精神」。這是日治時期台灣人學習到的精神,是二次大戰日本投降後,從大陸遷至台灣的中國人身上看不到的精神,台灣人以擁有日本精神(代表著勇敢、勤勉、犧牲小我、責任感、守法、清潔等精神)為傲。我認為,八田就是這種「日本精神」的代表人物。

魏德聖:坦白說,我沒辦法理解李前總統所說的「日本精神」與八田與一之間的關係。在我看來,八田是典型的專業技師。他會思考人需要什麼,然後落實行動。

李登輝:八田與一最後擔任南方開發要員,搭船前往菲律賓的途中遭到美軍潛水艇魚雷的攻擊而罹難身亡。日本戰敗三年後,他的妻子外代樹也在他所建造的烏山頭水庫放水口投水自盡。台灣人對於八田夫妻是多麼地感謝和惋惜!從下面這段軼事便可看出端倪。

參與工程的人員在烏山頭水庫旁設立了八田的紀念銅像。二次大戰後期,為了躲過「金屬上繳令」(日本軍需日漸不足,下令須上繳金屬品以供溶製),有人將八田的銅像藏到倉庫裡。日本戰敗後,從大陸遷至台灣的國民黨到處破壞日治時期的銅像和碑文,八田的銅像也幸運逃過此劫。現在每逢八田的逝世紀念日五月八日,都會在銅像前舉行追思紀念活動,象徵台日之間的深厚情誼。

「我到底是誰」的問題

魏德聖:李總統執政時期(一九八八年-二○○○年),我大約十幾到二十幾歲,是感受力最強的時期。在您面前說起來很失禮,其實當時我還無法體會您的偉大。可能是因為我比較不關心政治。直到陳水扁總統執政(二○○○年-二○○八年)及馬英九總統執政(二○○八年-),我才了解李前總統追求的理想。人不是頭腦好就有用,有些事情比支持藍(國民黨)或支持綠(民進黨)這個問題更重要。那就是我們的心。我認為現在台灣人最欠缺的就是同理心。

李登輝: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是「我到底是誰」這樣的問題。相當程度歸功於戰前的日本教育,才造就了現在的我。甚至在觀賞《KANO》之後,我和妻子談到「當年的日本教育真是棒」。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對統治台灣的日本人沒有不滿。當時的日本人也是有些瞧不起台灣人的地方,我自己就經歷過幾次這樣的經驗。

我的母親是鄉下人,有一天我帶她逛菊本百貨店(台灣第一家百貨公司)。當時我是舊制台北高等學校的學生,身上穿著學校制服。當時就是抱著「身為台灣人,這點小事難不倒我」的想法。

在日治時期,台灣人被強迫講日語,因此只能偷偷躲在廁所學台語。當時我才九歲、十歲,和祖父一起背《論語》。記得有一次學到《論語》〈先進篇〉中「未知生,焉知死」這句話,當時年紀雖小,卻不太喜歡這句話。若過度肯定生,很容易導向自我中心,變成追求享樂的人生。另一方面,正如日本武士道的一句名言「武士道要時時刻刻意識到死亡」(《葉隱》)所說的,另一種哲學思考是:先以死為前提,才能思考有意義的生。

接受日本武士道所講的無私精神之後,再加上後來我信仰的基督教,終於讓我找到答案,能夠回答長期以來困擾我的問題──「我到底是誰」。就是「我是『不是我的我』」。我自己的生命何時結束都無所謂。為了台灣,我要拚命工作。我不追求任何名位。我是以這樣的心情努力到現在。當然,今後也決心如此。

魏德聖:我也拜讀過李前總統撰寫的《台灣的主張》(一九九六年)。我大致認同書中所寫的。但是,台灣媒體只注意到部分內容,就徑自批評起來。我認為那一定是懷抱著特定的政治目的,才會那麼做。

李登輝:去年,所謂「親中」報紙的不實報導,引起了一點騷動。謠傳日本戰敗後,我轉到台灣大學就讀時曾經兩度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又兩度脫黨。在台灣大學時,我是學生運動的領袖。從事學生運動是事實,但我並非從事台灣獨立運動,更何況我根本不曾加入共產黨。根據馬克思的《資本論》,共產革命應該發生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然而,當時的中國距離那狀況還太遠,也沒培育出足以擔任革命大任的勞工階級。當時我發現,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推崇馬克思主義,不過是把它當作「施行古代專制政治」的工具而已。那麼可怕的黨怎麼可能讓你入黨兩次,還大方讓你全身而退呢(笑)?

魏德聖:說的也是(笑)。

立法院特別放映《KANO》

李登輝:二○一四年三月,台灣發生了震撼東亞的大事,就是「太陽花學運」。聽說在學生佔領的立法院裡特別放映了《KANO》。我很感興趣,這究竟帶給學生們什麼樣的訊息呢?

魏德聖:也沒特別帶給他們什麼意見。太陽花學運發生時,我感覺廣大社會還沒辦法理解,學生佔領立法院要持續到什麼時候、為什麼產生這次的學運?我個人沒想到什麽給學生的意見。我是電影人,所以我想要讓學生們看我的電影。希望學生藉由觀賞《KANO》,學習嘉農棒球小將不屈不撓的精神,貫徹自己的信念。

李登輝:我聽說在立法院播放《KANO》之後,忽然出現了「台灣加油」的聲浪。甚至有女學生哭了起來。學生從立法院撤退後,過了幾個禮拜,我應學生們要求,在立法院餐廳與他們談論今後台灣必要的工作。其中一項是「新台灣人」這個概念。我再度強調,不要受限於來到台灣的時間和不同族群的差別,繼續建設民主台灣才是最重要的任務。

魏德聖:我周遭的朋友很少有人像以前那樣會區分外省人和本省人。大家都說:「我是台灣人。」

李登輝:其實日治時期受日本教育的老一輩人,幾乎都抱持「我是台灣人」的想法。民主化之後成長的人也是一樣。但是,戰後從中國大陸來到台灣的人當中,確實有人至今還抱持著自己是中國人的想法。對日本人來說,自己是日本人這件事情是理所當然、一清二楚的事情,台灣卻仍無法解決這個認同問題。

對日本的情感是「單相思」

李登輝:《KANO》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日本人思考「日本與台灣之間的深厚情誼」。對於日本,有件事一直讓我感到很遺憾。三一一大地震發生時,我們很快地透過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表達希望派遣搜救隊到日本。就是民間NGO組織中華民國搜救總隊。一九九九年台灣九二一大地震發生時,他們曾奮不顧身進入倒塌建築物中,展開搜尋存活者的救援行動,是代表台灣精神的勇士。

但是,日本方面沒有立刻答應讓他們去。因為得不到日本政府的協助,他們只好與日本的NPO組織合作,自行前往災區。為什麼當時日本政府不能立刻答應,接受來自台灣的民間搜救隊呢?根據日本媒體的報導,是因為考慮到中國共產黨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主張。人道救援,不應該用政治或意識形態來評斷。身為台灣人,沒有比這更屈辱、更悲哀的事了。

魏德聖:我很能理解李前總統的心痛感覺。我也有類似經驗。有一次我受邀出席在香港舉辦的影展,會場上有中國人、香港人、台灣人、日本人等非常多的亞洲人。當日本代表上台致詞時,對各國對三一一大地震的支援表示感謝,卻沒有提到台灣。我聽了很生氣。三一一大地震發生時,台灣捐助了日本巨額善款,據說是世界第一。當時我只能拚命忍住自己想跑去向日本代表抗議的衝動。

李登輝:二○○一年,我曾經為了治療心臟病舊疾,想要訪日。當時日本外交部長、外交部因為擔心中國的反對,遲遲不發簽證。其他還有很多日本政府的應對方式,讓我必須強迫自己忍耐。偏偏我在台灣常被批評過於親日,這實在太不划算了(笑)。《海角七號》描述戰後日本男子的情書歷經六十年後,才寄到台灣女子手中的故事。然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台灣人寫給日本的情書卻根本無從寄達。我常說,戰後我們對日本的情感一直是「單相思」。不過,安倍首相執政以來,我感到台日關係總算逐漸變成了對等關係。我對安倍首相寄予厚望。

日本人啊,請向歷史學習

魏德聖:透過《KANO》,我想讓日本人知道,台灣這個地方是由各個不同族群聚集的社會。而且曾經有許多日本人住在台灣,在同一個時代與台灣人一起生活。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有很多優點,也有很多缺點。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也曾發生衝突。但回顧歷史,我們的合作不是很順利地成功了嗎?即使現在回想起來,也會覺得那是非常美好的經驗。前進甲子園的嘉農棒球小將,正是那美好經驗的象徵。

各國對台灣的歧視,讓我感到很心痛。我並非要求日本要和台灣站在一起。因為台灣真是個小國家。而在台灣看來,現在的日本是個大國。為何日本不能將台灣視為一個國家,公平地對待我們呢?難道日本是哪個國家的附庸國嗎?難道日本受到哪個國家的控管嗎?我要反覆強調,我們台灣人和日本人曾經擁有「在同一塊土地、同一個時代」一起生活的經驗。為什麼日本人不能嘗試了解這點呢?也許我這麼說,是有點偏激了……。

李登輝:現在的台灣是道道地地的民主國家。為了實現台灣的民主化,我一路走來始終盡心盡力,毫無保留。當然以後也是如此,繼續為台灣貢獻心力。但是魏先生,今後是像你這樣的年輕人的時代。你的每一部電影都成功描繪出「台灣人的主體性」。你要相信自己的選擇,勇往直前。

最後,我想對日本人說,台灣的民主改革有很多地方是向日本的「明治精神」和「戰後改革」學習而來的。看完《KANO》之後,我在電影院外面對等著採訪我的記者這麼說:「台灣人應該要看這部電影!」同樣地,我也想對日本人說:「日本人應該要看這部電影。然後,請向歷史學習!」

資料來源:
http://www.peoplenews.tw/news/d0d84fd6-7e38-4404-8767-ade1b8abaa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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