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稿| 勞思光先生存稿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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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殷海光去職,慨然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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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 | poem_015 | |
標題 : | 聞殷海光去職,慨然有作 | |
年份 : | 丙午 (1966) | |
內文 : | 依稀劫火照咸陽,黨禍驚傳到楚狂。 十載書空呼咄咄,當時折檻意昂昂。 名緣曲學非阿世,筆挾真情自吐光。 屈指妙才零落盡,西風南海夜蒼茫。 附識: 最近大陸鬧「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真正巳到了「焚書」的地步;而台灣也開始「整肅知議份子」,與大陸相比,彷彿似之,所以首句有「依稀」字樣。殷海光原是湖北人,自台灣自由中國半月刊被查封後,便鬱鬱不得意。約二十年前,殷為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主筆,在徐畔會戰時,曾寫一社論,痛陳時弊,使國民黨當局為之震驚,殷也幾乎遇禍。這是殷成名之始,故有「折檻」之語。殷近年在台灣聲名日高,但就學問而論,則殷之學不足以稱其名﹔而且時常意氣用事,下筆不免罵人,缺乏學人客觀冷靜的風度。我向來不以此人為真能治學者。但殷雖不免「曲學」之譏,卻決不「阿世」。多年其作品皆以「反極權」為主,自有其可愛處;故詩中明說此意。又殷之真正特色,在於文章有感染力,有真實感情在。這對於一個學人說,也許是一個反面條件,但就文論文則此種才情也是不可多得的。而竟不容於台灣,真使人覺得台灣太「黑暗」了。 我寫這首詩,是在聽說殷被解聘的那天晚上;原是自己抒感之作。雖給二三友好看過,我本來無意發表。茲以司馬璐先生來函,勸我以殷事為題寫點東西,而我文思久滯,實在不想寫,不得已以此塞責。一首詩當然很難把我想說的意思全包含進去,但也有一點好處,就是寫詩時本不一定發表,便可以無虛飾之語;不像寫文章時,總要顧慮到許多東西,不能夠講自己的真實感想。這一點如果不錯,則友人們看了我這首詩,或許比看我一篇專論,更能了解我對這一類事的態度,也就不必再勸我寫文章了。 丙午中秋後二日光識。 | |
刊行本 : | 《思光詩選〉頁57; 《述解新編》頁156,編號93〈聞殷海光解職,慨然有作〉 | |
相關詩稿 : | poem_131〈聞殷海光解職,慨然有作〉; poem_206〈聞殷海光解職,慨然有作〉 | |
備註 : | 編按:右上「11期3」是113期之誤植,《展望》113期於1966年10月16日出版。《展望》雜誌由司馬璐創辦,第一期於1958年4月1日出版,初為月刊,於1965年4月(總第76期)開始改為半月刊。 勞先生於香港「新民報」〈苦語〉專欄中有一篇「憶殷海光—懷友篇之一」(~1963–64),可與之比讀(見「勞思光研究中心」facebook 專頁 (11 Mar 2024):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pfbid02AKqkFfPa7kPMW93ZVKrMBH96Db6ZzQUph8GZ82PZGuykLi2Go47k4F3P8eVbxSERl&id=100057430060825。 |
韋齋隨筆_疲憊的危機
近來為一件事忙碌了一個星期,竟然大感疲憊。默坐養神,忽然領悟到疲憊也含有一種危機。
疲憊的人自然需要養息,但能否養息却要受客觀環境的限制;疲態憊而不得養、不能息,則活力無法恢復,危機隨之而至。個人求養息,或許尙容易辦到;一個國家能否養息,却常常是一個複雜問題。
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一向鬥來鬥去;到了文革時期,全國人民更是在瘋子的領導下一面亂殺亂打,一面到處破壞。中國整個國家,眞可說是「甚矣憊」!現在瘋子不再領導了,可是,疲憊的大陸能够 真正獲得安養休息的機會嗎?
要國家能安養休息,需要許多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秩序與政治自由。文革後的大陸像一所殘破的大屋,必須先作一番修補,然後纔可能讓人在那裏休息。最近,鄧小平一派推行他們的改革,先有了農村的責任制,又建立了經濟特區;再加上改革價格制度,似乎喚起了社會活力;但是,經濟生活的局部改善,却未必眞表示疲憊的中國已經蘇復。
如果我們冷靜地視察近兩年大陸社會的實際變化,很容易看出來經濟管制的放寬,並未觸及社會病根所在。文革後的大陸,不僅物質生活方面疲憊不堪,而且理想性消失,精神活力呈現極大的疲憊。這種疲憊,有些人也許認為是「好事」——因為這表示馬列主義的教條已經逐漸喪失力量,但是,實際上這種疲憊正隱藏著社會性的精神崩潰的危機。這裏的病根不除,則表面上經濟的改善,適為貪污舞弊者所利用。實例已經很多,不待多說。
精神活力的疲憊,只有在法治秩序和自由思想的環境下,方能逐漸消去。中共當局在這方面能作多少努力,却是未知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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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
「自古至今,多少人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而犧牲生命。這些人在當時不是曾被咬定為叛徒?然而,時過境遷,那些咬這些志士為叛徒的人們,卻替歷史留下了人類自私、愚蠢和黑暗的紀錄。」
–殷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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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殷海光——懷友篇之一
幾年前有一位在香港某出版社負責的朋友,偶然和我閒談,提起台灣青年的思想方向;他說:「現在海光影響力之大,遠非從前可比了。」那時候自由中國半月刋尚未遭查封,我有時也看看殷海光在那裡發表的言論;我對他的印象沒有多大改變,但我聽說他能夠影響台灣青年的思想,仍是爲他欣慰。
殷海光的氣質,應算是有政治熱情的文人;但他却偏偏學邏輯,邏輯家所需要的平靜與超越感,他一點都不具備。他提筆寫文或開口講話,永遠是情緒激動非常的;他之能得青年擁護,固是由於這種「熱情」。他在哲學與邏輯研究方面未能大成,也是受了這種氣質的限制。
殷海光在思想上贊成民主政治, 似乎是後來的事。許多老朋友都知道他在西南聯大很有崇拜英雄的想法。對德國的希特勒,他并不怎樣反對;甚至對於中國當時的獨裁領袖蔣介石,也還寄予希望。等到他參加了國民黨,與二陳及陶希聖十分接近以後 ,他反而漸漸了解國民黨前途大成問題。同時,他思想也有轉變。在台灣,我見著他的時候,他已是一個很急進的反國民黨的知識份子,同時他與國民黨的關係也愈來愈疏遠了。
殷海光的中文不算好,對中國文化了解甚少;他學了邏輯解析,走上維也納學派路線,更是西方形上學與價值哲學都全盤否定,對中國的心性之學,更是非常反對。但因為他看中國書實在太少,批評起來每有用語不當或根本誤解原意之處,所以,他和人談起中國文化思想來,總是鬧得非常不愉快。別人覺得他實在不大懂,信口亂說;他則覺得别人思想落伍,是可鄙視的。很少看見他和人辯論,能彼此有所增益。祇就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很缺乏哲學家的氣質了。
我在台北,有一段時間與他常常見面,談一些思想問題;雖然不完全相投,也不曾有甚麼衝突。有一天,我在衡陽街散步,碰見了;我們同走了一條街;一面閒談,我向他說:「你是作邏輯工作的人;你又反對一切絕對性的判斷;爲甚麼你老是以一種獨斷口吻評論一切呢?」他聽了, 似乎很不好意思,祇說 :「并不獨斷」。我也就沒再談下去。其實,我對他說的這一句話,倒是眞心話。凡是稍有思考訓練,了解知識的結構的人們,都明白人人的所知所見,皆不能實現「絕對性」;所以,稍有教養的人,决不自命爲代表眞理。只有無知而愚昧的人,纔會自以爲代表眞理說話。愈是學養深的人,愈知道一切問題都不能看得太簡單;也愈能有虛懷求進步的風度。殷海光本有這種知識,不致於陷入小觀念網中不能自拔 ;但他的氣質是偏於縱情任性一面, 所以,常常表現得很獨斷,近年為聽說他又有進步,或許已經不像從前了。
殷海光在「自由中國」寫稿時, 曾爲了一篇評論金岳霖的文章,而寫文大罵了我一次。其後,我再未見過他。他之罵我,自然在我情緒上也造成一種不快;不過他的可愛處、可佩處,我仍然完全承認。至於他的缺點,則除了上面提的「獨斷」以外,還有一點,就的:他永遠喜歡用刻薄輕浮的筆調談莊嚴問題。影響是很壞的。不久以前,我看見台灣的「文星雜誌」,上面幾篇東西都是學他的路數寫的。足見他影響台灣青年是事實,而他的毛病也真傳給青年們了。有人以為现在需要大罵和打架,我則覺得打架罵人中決不會有進步,殷海光今日不知如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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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先生精明】
話說當年時空環境下,殷海光先生這番話,其實是有遷怒的味道在,對於推動黨國體制的教育這回事,特別是青年人的思想控制,我想除非殷海光先生不知道前三青團臺灣支團的團長李友邦先生是怎麼死的?我想他說這樣子話,不是心眼小?就是腦子好?免得自己的腦袋和脖子分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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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其昀在臺灣擔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期間,促成多所大學的在臺復校和新學校、學系的建立,開創博士學位教育,著力中小學基礎義務教育,奠定了臺灣的教育格局,也促進了台灣地理學的發展。期間將當時南海學園規模大幅擴張成為「南海五館」,亦即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教育資料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等,並於1955年在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成立了地理學系(今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1958年7月,陳誠組閣,由梅貽琦出任教育部長。當時殷海光即於《自由中國》十九卷發表〈對梅部長的低調希望〉,稱「其中最得人心的決定,是把前任教育部長換掉了。前任教育部長之換掉,教育學術界凡屬稍明事理的人士,無不額手稱慶,無不稍微鬆了一口氣,無不對自由中國教育的前途寄予一點新希望。」殷海光更在文中批評「前任教育部長」的四大作風為「個人創霸」(利用職權的便利和公家的金錢創辦一些品質低劣的刊物,雇用小嘍囉來自我歌頌)、「好大喜功」(樹立機構如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藝術館等,只有形式而無內容)、「政教不分」(對「黨化教育」雷厲風行,在學校灌輸青年部族思想)、公私不分(毫無國家體制、法令,將原有編制七十人的教育部擴充為三百人,把大筆教育經費撥給他私人所主持的出版機構訂購書刊)。認為撤換教育部長是「教育界的剋星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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