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南鐵地下化工區出土鏽塊 拆解出大量清代軍械
2026/1/9 12:24（1/9 14:05 更新）
文化局指出，另根據沈葆楨1875年撰寫的「報明台郡城工完竣片」記載「又台地向無軍裝火藥局，上年辦理防務購買洋礮、洋槍以及軍火器械等項，必須慎為存儲，方不虛麋；因於小東門內擇出空地，委員同洋匠按照洋式起造火藥局一所」。
文化局指出，由此可知沈葆楨為儲藏防務軍械，在小東門內建了火藥局，按「台灣府城全圖」的火藥庫地點，可以推測火藥庫與火藥局應為同一處，考古團隊推測本次出土的武器鏽塊，可能是從火藥庫運到大北門附近存放的武器，以便軍隊取用軍事物資，但因歷史演變而埋藏於地下無人知曉。
台南市文化局長黃雅玲表示，台南城市發展較早，許多歷史文獻或史前遺跡可能埋藏於地下尚未發現，工程前的文化資產調查和施工監看仍然有必要性。（編輯：黃世雅）1150109
-------
陳耀昌老師邀的【傀儡花】新書發表會。去程很能說明我的迷糊個性：我先去附近的聯經買本書，425元，到公館站才發現證券包留在書店；改搭計程車，司機聽不懂我說的景福門，到臺大醫院問第一會議室，附近只有蔣渭水的文化講堂，才知道是公園路的景福館，走過去。
(Novalis的斷簡："Novels arise out of the shortcomings of history." 歷史有所不足 (缺憾)，小說才興起。)我現在讀長篇小說，都是如此因緣巧合。
幸虧會場人很多 (每人送一本大著)，陳醫師快招呼完來賓，來得及。發表會很特別，都由十多位來賓主講。我們才知道陳醫師還有三四本書在寫作、構書中，緊接法國人李仙得與亞洲原住民情緣的【傀儡花】，下本書為【胡鐵花】(胡傳，胡適之先生之父).....陳醫師朋友滿天下，他說"樂生"療養院的人的故事，最適合用短篇小說寫，司馬遼太郎的短篇精彩，讓他不敢嘗試。講者的"陳醫師"，層面多，多面才，成績千變萬化。
-----
陳耀昌專文（上）：尋找消失的一八六七──我為什麼寫《傀儡花》
劉明燈北巡噶瑪蘭，行經草嶺古道遇狂風大霧，取「雲從龍，風從虎」，便在大石上手書「虎」字以鎮之。劉明燈是湖南張家界人，虎字碑也復刻到了湖南張家界。（旅遊網）
在中，我試圖站在三個族群立場，以小說的方式來詮釋台灣史，重新建構荷蘭時代台灣史和鄭成功之形象。好友前義大利駐台代表馬忠義（Mario Palma）在二○一三年的義大利國慶晚會中，竟然提到這本書：「我的好友陳耀昌教授去年出版了一本很成功的書《福爾摩沙三族記》，但是今天的台灣已不是他所描寫的福爾摩沙了。他應該再寫一本另外標題的書《台灣多族記》！」
「台灣多族記」，太好了！這幾年，我一直想強調一個理念：台灣是多族群，多元文化社會。各族群應互相尊重，各自發展而並存共榮。這本，就是想以一八六七年發生在台灣的國際事件為背景，寫出台灣族群融合的陣痛。
今日的台灣，在一六○四年陳第寫《東番記》之後四百年，已包容了各不同階段的新移民，而成種族大熔爐。昔日瑯嶠或今日恆春地區，更是這個島嶼族群融合過程的最佳縮影。而一八六七年發生在瑯嶠的故事，不但登上了國際舞台，也改變了台灣的歷史，還改變了台灣人的族群結構。
然而弔詭的是，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對現代台灣人而言，卻是一個很陌生的年份。
台灣歷史教科書幾乎都不會提到一八六七年。這一年，以傳統史觀而言，平淡無奇。在南台灣發生一件船難，顯然不值一提。在一大堆清朝文牘之間，我們看到的，是輕描淡寫的幾篇台灣府地方官奏章，有些夸言功績，也有些扭曲事實，充分顯示了那個時代中國官場一貫的粉飾與浮誇作風（在本書中，我摘錄了一篇美國艦隊來台灣打仗後呈報中央的報告，及一篇清國軍隊南征番地後呈報中央的奏章，加上迄今猶存於屏東車城的一件「勒石記功」古蹟。兩相比較，非常有趣）。
台灣史教科書從未提到的一八六七
然而，如果用台灣「本土」，而非「中土」的眼光去看，一八六七年是台灣史上極關鍵的一年。這一年，是自從康熙封閉了台灣（一六八三年），台灣及台灣人在世界史上銷聲匿跡一百八十四年之後，第二度登上國際舞台。
值得玩味的是，舞台上的主角，不是當時治理台灣的大清文臣武將，他們只是配角。主角是被大清朝廷及轄下民眾所瞧不起的生番大頭目。而地點，更是在當時「政令不及，化外之地」，現代台灣人不太熟悉的「瑯嶠傀儡山」。
現在回顧起來，這個一八六七年台灣南角的偶發船難與美國船長夫人之死，可說是台灣近代史轉捩點。這真是「歷史的偶然」與「蝴蝶效應」的最佳詮釋。
台灣歷史教科書從未提到：一八六七年，曾有將近二百名的「列強」海軍陸戰隊在台灣展開軍事行動，而這個國家竟然是近代台灣最倚賴的美國。而第一位戰死在台灣海岸上的洋兵或洋將，也是老美。戰場則是現在國際級度假勝地的墾丁國家公園。古今對照，令人唏噓。那次的軍事行動，老美被台灣原住民搞得灰頭土臉。如果美軍勝利了，也許「牡丹社事件」會提早七年，成為「龜仔甪事件」？而台灣南部會在一八六七年成為美國殖民地？好像一八九八年古巴的關達那摩？
台灣歷史教科書從未提到：一八六七年，台灣人第一次和外國簽訂了國際條約。簽約的雙方，台灣人這邊是一位傀儡山生番頭目。當時西方列強熟悉東方事務者大都知道這個人，並且頗為尊敬他。他們稱他為「下瑯嶠十八社聯盟大頭目」（英文竟用了「confederation」聯邦這個字）。
這位當時西洋人心中的傳奇人物，先有英文名Tou-ke-tok，後來才有中文的「卓杞篤」。一八五○至一八七○年之間來到南台灣的外國人記載中，幾乎都提到他。他是十九世紀國際上最有名的「福爾摩沙人」。他和李仙得（或李讓禮）在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度簽訂的條約，現在還收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然而，現在的台灣民眾及學生幾乎絕少人知道這一段歷史。這道盡了歷代台灣統治者有意對台灣本土的壓抑與不尊重，也顯示了歷代台灣史教科書的偏頗與失衡，導致台灣人在歷史傳承的失憶症。
現在的台灣歷史教科書也完全沒有提到李仙得這號人物。李仙得可說是十九世紀對台灣最了解、影響台灣命運最長遠的洋人。他就是在一八六七年首度來台。此後五年，他八次造訪台灣，走遍全台，還繪製了台灣地圖。後來更為了台灣，而跳船日本。他的此一決定，讓台灣走向被日本佔領的命運。他本人也因此永遠回不到自己事業所在的美國及出生地的法國。
一八六七年台灣的土、洋相遇
現在回顧起來，一八六七年在台灣的西方人，後來都成為歷史性、全球性人物，包括萬巴德、馬雅各、必麒麟、郇和。這些人也都因此出現在本書內，所以一八六七年真是台灣漪歟盛哉的大時代。一八六五年來台的馬雅各（James Maxwell），不但帶來了基督教長老教會，帶來了西醫，也帶來了台灣本土與西洋的宗教與醫療衝突。他招募來台的最重要專業醫師助手Dr. Patrick Manson，中文名字為萬巴德（閩南語發音），後來成為世界醫學史上赫赫有名的寄生蟲學之父。每個醫學生都知道的Schistosomiasis mansoni（曼氏血吸蟲），就是他在台灣發現的。他也提出引發瘧疾的瘧原蟲宿主是蚊子的假說。與他合作研究的羅斯（Ronald Ross），後來證實之，並因此獲得諾貝爾醫學獎。萬巴德後來成為香港第一所醫學院的創辦人之一。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文，是這所醫學院的畢業生。而後來孫文在倫敦蒙難時，去營救他的康德黎，也是萬巴德的弟子。
而萬巴德醫師在台灣時，實際參與了一八六七年英軍對南灣原住民的軍事行動。他在一八七一年搬到廈門。因為李仙得的關係，還差點參與了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時的日本征台日本軍。萬巴德的弟弟萬大衛（David Manson）也是醫生，在萬巴德離開打狗轉往廈門後，接手了萬巴德在打狗的醫療職務。萬大衛後來不幸在福州意外死亡，友人為了紀念他的貢獻，在打狗旗後設立了一所醫生館，叫作瑞德醫院，更是台灣第一所醫學教育機構。
同一時期在台灣的還有英國浪人探險家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一八六八年英軍炮轟安平，可說是因他而起。若無此事件，熱蘭遮城應該仍能屹立不倒，遠勝今日馬來西亞麻六甲的古荷蘭城堡。「必麒麟」這三字不是譯名，而是一八六七年的台灣總兵劉明燈親自為他取的中文名。現在新加坡有Pickering Street，然而必麒麟晚年懷念的，是台灣，不是新加坡。
諷刺的是，比較起來，那個時期統治台灣的清國官員，對台灣反而不是很了解，至少留下來的對台灣的踏查史料遠不如外國人。
劉明燈算是例外。劉明燈可能是在台灣留下最多題字遺跡的台灣總兵，除了本書提到的瑯嶠（車城）福安宮碑文外，還有草嶺古道的「虎字碑」、「雄鎮蠻煙碑」，以及在瑞芳三貂嶺古道的「金字碑」。劉明燈是湘軍，左宗棠門下，與曾國藩的關係也很好。有趣的是，他不是正統漢人，是湘西土家族。
試圖以當代原住民的立場來建構台灣史
台灣第二度國際化是拜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及一八六○年北京條約之賜。但國際化也帶來國際紛爭。紛爭來得很快，不到十年的一八六七就爆發了，啟動了台灣命運列車不歸路。歷史列車的起站是台灣最南端一個不到百人的龜仔甪小部落，終站是一八九五年的日本佔領台灣。中間的停靠站有李仙得與卓杞篤的南岬之約，然後是一八七一年的琉球船難，一八七四的牡丹社事件或日本征台，一八七五年沈葆楨的「開山撫番」，一波接一波。也因為李仙得惹的禍，一八九四的甲午戰爭，戰場在朝鮮，受影響最大的卻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台灣。然後，日本「大東亞共榮圈」政策成型，遂有侵華戰爭及二戰。不誇張的說，台灣原住民不僅是南島語族的源頭地，也是一八六七至一九四五年之間，東亞史的源頭地。
一八六七年在墾丁發生的事，更深深影響了台灣各族群的命運。一八六七年的台灣是多族並立。其後，因為沈葆楨開山撫番、取消海禁，一則客家移民大增，二則漢番界線被打破，於是混血加速，台灣的平埔於是迅速消失。台灣的高山原住民則不再能維持過去千年的部落自治。演變及融合的結果，就是今日台灣系漢人社會的形成。
一八六七年的台灣猶是多族群的社會，而本書背景的瑯嶠正是當時台灣多族群並立又雜處的最佳縮影。「瑯嶠」是指今屏東枋寮以南，當日不屬大清統治之下的狹長地域，比當今恆春半島大一些。一八六七年的瑯嶠，有福佬人中心的柴城（那時的瑯嶠，主要是指柴城），有客家人中心的保力，有馬卡道（李仙得筆下half-blood表示已與福佬明顯混血）平埔大聚落的射寮，以及閉關自守的傀儡山生番（現在是排灣、魯凱，以及半消失的斯卡羅族）。這些原住民族群名詞都是後來伊能嘉矩研究台灣原住民後才有的名稱。
傀儡番又分成上、下瑯嶠。李仙得接觸的是下瑯嶠十八社（今之恆春與滿州鄉）。上瑯嶠十八社是今日的屏東獅子鄉，在更早的荷蘭時代，稱為「大龜文」，將是下一波一八七五年受到更大衝擊的部落群。「瑯嶠」和「台灣府城」（舊台南市）是兩個與清代台灣史有特殊連結的重要地名，如今都消失了，我深為惋惜。
我寫這本《傀儡花》的過程中，深覺一八六七年的台灣社會和一八九五年的台灣社會比較起來，最大的不同是平埔族群的快速減少。那是平埔迅速被漢化而失去自我，甚至意圖掩藏自我的時代。如今台灣已少有未曾混血的平埔，平埔的母語也已絕大部分失傳。本書寫馬卡道族，就好像《福爾摩沙三族記》中寫西拉雅族。我只能再度以前荷蘭駐台代表胡浩德的歌詞，來描述平埔人的深沉悲痛：
「與他族相互融合是他唯一的選擇少數的聲音堅持著無瑕的血緣文化無法招架於前來的侵入者而終究她遺失了名字」
尋訪馬卡道平埔的遺跡
以一八六七為主軸的本書而言，這種吶喊不只來自馬卡道平埔，也來自斯卡羅族。
最近，平埔的後人非常熱衷於尋訪他們祖先的遺跡。巧的是，一八六七年之後的台灣，正好是台灣開始有照片的年代。現在我們常說，第一位在台灣有系統攝影的，是一八七一年四月二日由馬雅各醫生安排來台的英國人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其實李仙得自一八六九年十一至十二月來台時，隨行的愛德華茲（Edwards）已經拍了多張照片。在一八七二年的台灣行，更是帶著專屬攝影師李康洂，留下許多寶貴的一八六九至一八七二之間的台灣平埔聚落照片。那時的一些照片，前後對照起來，特別有趣。棉仔的家據一八六七年李仙得的描述，非常簡陋。到了一八七四年日本兵到了射寮，對棉仔居屋自照片（見彩圖十八頁）上看，已經是漢人的磚瓦長屋，格局也幾乎和福佬住宅一樣了。一八七二年，棉仔的打扮更是有若西方紳士，只差沒有帽子（見彩圖十八頁）。那是一個平埔迅速漢化乃至模糊化的時代。
由李仙得留存的與射寮頭人棉仔合照的照片看來，當年的射寮馬卡道平埔混種雖然普遍會講福佬語，但服裝風格仍具平埔特色。由一些流傳下來之敘述，那時祀壺、跳戲等傳統馬卡道儀式應當仍很普遍。跳戲是平埔族夜祭的重心，在南台灣本已稀稀落落，直到近一、二年，隨著原住民學的興起與平埔意識的抬頭，方又紛紛重現。
再談祀壺。屏東仍有許多如馬卡道平埔「姥祖」轉化或混同漢人神祇的廟宇，成了屏東廟宇的一大特色。有些在市街大廟，例如林邊「放索」安瀾宮，由廟史知道那本是馬卡道人的姥祖草堂，後來被福佬移民的媽祖廟佔了。現在廟內仍有漢人神像化的「姥祖像」，也應了「赤山萬金庄，放索開基祖」的馬卡道族群諺語。在射寮、在後灣、在出火、在墾丁，甚至在四林格排灣部落，在旭海的斯卡羅村落中，我都看到了拜三清道祖，又拜老祖的鄉野小廟，顯示了馬卡道平埔當年四處流浪遷徙的足跡。
不論是「放索安瀾宮」或四林格「老祖壇」，明明是馬卡道人的信仰，卻把漢人神祇擺中央，矸壺老祖放壁腳，再以「壁腳佛尚大」自我安慰合理化，道盡了弱勢族群信仰弱化，又不敢丟掉傳統的矛盾。
在一八六七至一八七○之間，李仙得估計，「台防廳」（即台灣縣與鳳山縣，到枋寮為止），每十八人之中，就有一名（六％）平埔番。那麼在瑯嶠，平埔番的人數比例自然更多。
我書中的棉仔和松仔正是福佬父系與平埔已混血多年的馬卡道平埔（清朝所謂「熟番」）母系的後代；而文杰與蝶妹是客家父親與斯卡羅傀儡番母親的後代。一八六七年的瑯嶠有不少這樣的混血。文杰與棉仔都是記載在台灣史書上的真實人物，蝶妹與松仔則是虛構角色。一八六○年代，瑯嶠正是台灣福佬、客家、平埔、生番四大族群並立的代表區域，到了今日，恆春半島居民的血緣也大都非常複雜。
被「廢藩」的斯卡羅族
現在我們在談平埔或高山原住民，很少人知道斯卡羅族。「下瑯嶠十八社」大股頭卓杞篤的「斯卡羅族」，正是高山原住民滄桑命運極速變化的一例。斯卡羅四社在一八六七年李仙得來台時，仍然是令洋人聞之色變的「生番」。後來在文杰的引導下，迅速接受漢人文化。清國把「林文杰」變成「潘文杰」。日本人把斯卡羅由生蕃改列為熟蕃，直接歸於政府統治。日本人把福佬發音的「蚊蟀社」改為日文發音的「滿州」。於是斯卡羅族變成「恆春支廳」，潘文杰的「總股頭」名號也等於一夕被廢，權勢歸於支廳長相良長綱，這多麼像一八七一年日本在「內地」的「廢藩置縣」。不同的是，潘文杰這些熟蕃頭目並沒有被日本官方尊為「華族」。
幾十年來一直配合權勢統治者（包括清國與日本）的潘文杰雖屢被清廷賜姓、封官（五品），被日本人贈徽章，賜寶劍，但最後對自己族人的管轄權喪失殆盡，族群文化也面臨崩盤。無奈之餘，只能命四子潘阿別率領一部分族人北遷到今牡丹鄉的旭海，以保存本族文化。但從此台灣人已少有人知有「斯卡羅族」。豬朥束變成里德，豬朥束溪變成港口溪，射麻里變成永靖，龜仔甪變成墾丁及「社頂公園」。只剩下「龍鑾潭」還保留著斯卡羅的唯一舊名稱。
看排灣 想台灣
台灣的高山原住民，雖然在一八六七年擋住了美國的貝爾（H. H. Bell）與李仙得、清廷的劉明燈，但七年後就無法再擋住日本西鄉從道（幕後仍是改了新名字的李仙得）。再隔一年，更無法再擋住沈葆楨針對傀儡番為主的「開山撫番」。台灣經過族群大融合，形成特殊的「台系漢人」，成為漢人血緣最稀，混血最複雜的「南方漢人」之一支。在一八九四甲午戰爭之前，大清的中原觀點，台灣是一個「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缺少教化的世界，而割讓給日本人。台系漢人與台灣原住民遂成命運共同體。然而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之間，國民黨政府治台，如同殖民者。一九四九年之後，台灣一方面是「光復大陸」基地，另一方面又是大陸籍（我自一九九六之後不使用「外省」兩字）統治者眼中「充斥日本遺毒」的台客。至少要到解嚴之後，才有台灣本土意識的興起。二○○○年之後，才有原住民意識的勃興。
台灣雖然在一八八五年擋住了法國，但終究無法在一八九五年擋住日本。由一八六七而一八七四而一八九四，再到一九四五及一九四九，又有與國民黨轉進來台的二百多萬大陸人來到台灣，成為一個更大的命運共同體。一方面是多元文化開花結果，另一方面則是形成今日台灣錯綜複雜、剪不斷理還亂的兩岸關係及台日情結。詭異的是，直到最近，竟連台系漢人本土史觀都難以堂堂呈現，更遑論原住民史觀。
希望能完成「台灣三花傳」
事實上，自一八六七至一八九五，牽引百多年來「台灣之命運」的，是原住民。
我準備以台灣原住民為背景來寫「台灣三部曲」。第一部本書《傀儡花》，描寫斯卡羅在一八六七年與洋人交手的經過。第二部寫原住民與日本人交手的經過。第三部寫原住民與漢人的恩怨情仇。希望這三本歷史小說能夠反映出一八六五至一八九五這三十年間的「台灣多族記」的故事。
這本《傀儡花》就是希望能讓讀者回顧一八六七左右，那個台灣第二次國際化的年代，分立的各族群、清國官府，以及各路洋人，如何在瑯嶠這塊當年和現在都被視為台灣邊陲的土地上走過，進而全面影響了整個台灣命運的一段故事。寫了之後，最常被問起的是：「你的小說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我的標準答案是：「除了與瑪利婭直接相關的，其他所有的情節都是真的。」
我的標準答案是：「除了與瑪利婭直接相關的，其他所有的情節都是真的。」
在我的理念之中，包括鄭成功的自殘而死，也是真的。因為史實不見得見於史書。
在這本之中，我創造了「蝶妹」這個角色，既是串場，又代表我要表達的中心思想：台灣是族群融合的大熔爐，本書背景之瑯嶠已是典型代表。經過蝶妹的串場，我才能把一八六七至一八六八年之間的台灣府─打狗─瑯嶠連結起來；也才能把當時台灣各族群（傀儡番、平埔、客家、福佬、洋人）與清國官府串連起來。
本書中，我所寫的有關正史人物的時空資料，如李仙得、劉明燈、必麒麟、卓杞篤等的行程，幾月幾日到某地（社寮、柴城、大繡房），甚至幾點開船，戰爭的經過，和談的安排，幾乎都是依照正史的資料寫的。但是正史的史料有時不一定齊全，特別是台灣原住民文字記載極少，而部落之口傳歷史，容易有分歧（例如，卓杞篤以後的斯卡羅頭目繼承人有幾位，名字為何，都已難有共識）。甚至以廟宇為中心的漢人移民歷史記憶，也常見扭曲（見拙作〈錯亂的台灣民間歷史記憶〉，）。我認為，那就是小說可以發揮的空間了。例如本書之中，潘文杰被卓杞篤收養的經過，以及蝶妹在南岬之盟的角色。那是為了增加小說的可讀性，但對本書的史實主幹，不傷大雅。
潘文杰是台灣近代史的原住民大人物，也是原住民與官府互動的代表性人物，現在還有許多後代住在屏東縣。但是潘文杰的身世在史料及書籍卻有許多不同的說法。例如：
一、潘文杰的父親是統埔客家人，殆無疑問。但是，是姓「任」（屏東縣誌），還是姓「林」（潘氏家族認為姓林）？本書自然尊重家族後人說法。
二、潘文杰的母親是豬朥束公主，此說是楊南郡先生在探訪潘氏家族之後提出來的（見《斯卡羅遺事》）。現在已成共識，本書自不例外。
三、但是潘文杰何時被卓杞篤收養？潘氏家族認為是「很小的時候」。但這一點我以為尚待證實。潘文杰生於統埔，應無疑問，但他也住過射寮（這個說法我得自潘氏後人）。又如，我有幸見過潘家的神主牌，但與楊南郡的鉅作《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之記載，潘氏家族接受訪談時的敘述，三者也都有所出入，那更遑論潘文杰本人的幼年生活了。
在本書中，我寫潘文杰被收養應在十幾歲之時，有下述理由：從各家的訪談，潘文杰本人應該福佬話與客家話都說得很好。因此應該是先會說漢人語言後，才被收養（當年原住民部落與漢人社會為咫尺天涯，不似今日）。
四、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李仙得再訪卓杞篤時，留下一段很重要也很有趣史實：
……頭目的弟弟，漢語說得很流利，接著說，由於我們很擅於用文字在紙上表達，問我是否能幫個忙，將剛才所協議的寫下來。這樣萬一番社與遭船難者之間有誤會時，或許會有助益。我雖對此想法感到相當詫異，還是立刻順其要求。作為正式文件來看，那雖是沒有價值又非正式的，我仍認為，讓錨泊在福爾摩沙南部較為安全的方法既是如此容易，就應公開，以讓所有國家的船隻，通過其各自的政府當局，都知道當航行在那海岸時應如何去做。（此文件的內容請見《傀儡花頁455註2）。我將此文件交給卓杞篤，且留了一份草稿給我自己後……（這份文書，後來就由李仙得寄回國務院，現在收藏在美國國家圖書館。）
然而，由一般史料看來，我認為卓杞篤不可能有精通漢文、能讀能寫的「兄弟」。若有，也只可能是潘文杰。我認為這也是潘文杰能見重於斯卡羅及大股頭的原因之一。如果潘氏後人能保留有潘文杰當年書寫的文字或讀過的書籍，該有多好。我推測，也因為他能寫能讀，了解文字與閱讀的重要，才會急著和日本人合作成立全台第一個「日語學校」。同理，他能與清國官吏合作，也出於他能與清國官方密切溝通。可惜潘文杰在里德（豬朥束）的故宅，如今已是斷垣殘壁。而其後人又不知保留他的遺物的重要性，竟將之丟棄殆盡，實在可惜。
潘文杰如何被大股頭卓杞篤領養，以小說的觀點，當然必須戲劇化而動人，所以這其中的真假與人物（莎里鈴與拉拉康），就不必太認真了。
如前所述，蝶妹這個角色，書名《傀儡花》自然是指她。蝶妹是客家父親與傀儡番母親的後代。台灣福佬的「唐山公，台灣嬤」，常是指平埔熟番嬤。而台灣客家的「唐山公，台灣嬤」，在北部桃竹苗也是平埔熟番嬤；在南部廣義瑯嶠的屏東內埔、車城至恆春，與中央山脈較近之客家，則相當特殊，這一帶的居民會有個傀儡生番嬤。出身楓港的蔡英文就是一例，有客家血統，也有四分之一傀儡番（排灣）血統。
我寫蝶妹和李仙得的感情糾纏，當然是杜撰的。然而李仙得在台灣發生過什麼事，我也不認為後人全盤了解，也不可能去還原真相。本書中李仙得與克拉拉的婚姻創傷是真的，他後來與日本人結婚生子當然也是真的。至於李仙得在台灣的行蹤，除了見諸《台灣紀行》之外，其實他本人已隱藏了許多。
李仙得在一八七○年十一月中旬到至少一八七一年二月十八日，這段接近一百天的日子，據考據應該是留在台灣，但行跡成謎，非常神祕。耐人尋味的是，他為什麼要隱藏長達三個多月的行蹤。合理的推測是，他到清廷不准他去的地方探查，也許他的幾張台灣地圖就是這樣畫出來的。我們也可以以小人之心去推測，他有「不可告人之事」。正當盛年（三十六至四十一歲）之間的李仙得，在台灣停留好幾個月，難道都「不帶一絲感情」？曾經流落台灣約半年的西鄉隆盛不也有和噶瑪蘭少女生子的傳聞嗎？
我在本書中杜撰李仙得及蝶妹的故事，就是出於人性的寫法，以及多少影射了福爾摩沙女與西方相遇之美麗與哀愁，新奇與衝擊。因此希望斯卡羅及潘家後人不必認真。我想這無損於卓杞篤南岬之盟的偉大與潘文杰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英名。其他有關潘文杰的身世，如果與潘家子孫的認知不同，也請包涵。這是小說，這本《傀儡花》如果完全依史實而寫，就不算小說了。
寫完《傀儡花》之後最大的感想：寫台灣史小說有個很大的缺憾，就是「台灣觀點」的史料太少。寫歷史小說，不外乎寫「人」或寫「事」。寫「人」，司馬遼太郎、陳舜臣寫日本或中國歷史小說，因為史料豐富，所以不必虛構人物。而我寫羅妹號事件，如果照著史料寫，或變成只繞著李仙得的《台灣紀行》打轉，缺少台灣觀點。而代表台灣原住民觀點的卓杞篤、潘文杰的史料極其有限。即使留下來的中文史料，也常是官方觀點，連漢人觀點都說不上。而我又貪心地希望不只介紹「羅妹號事件」，而是向讀者介紹那個時代的台灣。
「蝶妹」這個虛擬卻又有著名家世（潘文杰之姐）的人物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也許我這本《傀儡花》應該說是「以歷史為背景的小說」，但事實上我的小說又繞著史實打轉。為了「文以載史」，有時小說的藝術性減低，也妨礙了小說情節發展的流暢性，是其缺點。但也有優點，例如《福爾摩沙三族記》的瑪利婭也是這樣的人物，但無人會認為《福爾摩沙三族記》違反史實。我正是希望《傀儡花》也有同樣效果。
我希望我的歷史小說，不只反映事實，也反映世代，甚至反映族群命運及性格。「族群認同」的題材，是日本歷史小說所沒有的，因為日本沒有族群問題。相對的，是台灣史小說所特有的，因為台灣歷史一直存在著族群分立的矛盾。寫歷史小說，其實是詮釋自己的歷史觀及認同感。例如本書的蝶妹，是否要失身於李仙得，我曾經相當掙扎。明眼人一看即知，我書中的蝶妹，其實隱喻著台灣或台灣人的命運，也是反映著我一直強調的台灣主體性及我對台灣原住民的認同。
有關蝶妹與李仙得的「特殊性關係」，我猶疑了好久。一則李仙得是歷史人物，我這樣寫，對他是否公平；二則這樣寫，會不會冒犯了原住民。我用「傀儡」這個詞，還可說是忠實使用那時的文字記載。但「蝶妹失身」，難免會被批評執筆心態是否「正確」。本書因限於篇幅，我無法延伸到李仙得後來的六度訪台，全台走透透，油然而生侵略台灣，任「瑯嶠總督」野心之經過。甚至後來跳船日本，當了日本人侵台、謀台的軍師。史學家一般均同意，甲午戰爭後的清廷割台，也是李仙得為日本籌劃的「戰略」的執行。因此我還是讓蝶妹失身於李仙得，卻又與松仔迅速站了起來。我認為這隱喻了近代台灣史的演變。
小說家和歷史家最大的不同，是小說家在介紹歷史、介紹人物、介紹時代之餘，最重要的，還要讓讀者感動。因此我讓我的小說人物有情、有愛、有憾。因此「知我者謂我多情，不知我者謂我胡謅」。這一點，我深受南宮搏的影響。
為了充分反映那個時代，我也將多方人（台灣各族群）、地（瑯嶠、打狗、台灣府）、事（一八六七羅妹號及一八六八樟腦事件）熔於一爐。為了紀念家母（鳳山人），我對埤頭鳳山新城及龜山觀音亭（現在左營興隆寺的前身）特別詳加描寫。
我也寫了姚瑩在台灣留下一位婚外情的兒子。這當然不是真的，唐突之處，也請姚家後人見諒了。藉此我也反映了清官來台不准攜眷的不合理措施，以及可能後遺症。劉明燈、姚瑩與王文棨都算是清朝在台的能吏。但一直未熟知於今之台灣人，也藉此書介紹了這些有功於台灣的人物。
長久以來，面對台灣的顏色對立，我一直有深痛感慨。日本的歷史大河劇描述日本的先人，幾乎對每個角色都持肯定態度，正面描述，讓日本人民高度讚美及尊敬他們祖先，如是而生團結於「大和」旗幟下的愛國心。例如他們寫明治初年的倒幕派（維新派）與擁幕派（新選組），雖然是理念對立的陣營，但每個角色都表現了盡忠職守的英靈氣魄。又如寫德川與豐臣之爭，每個人物也都各為其主，戮力奮戰，死而後已，塑造出他們的英雄形象。所以在日本的大河劇中，絕大多數的角色是好人、是正派，是英雄，雖然理念互有衝突。
而兩岸所拍的歷史劇，不是宮廷女性的勾心鬥角，就是皇家子弟的爭權廝殺，一味延續過去說書時代的非白即黑，好人、壞人角色分明而對立。相較之下，格局偏小（日本大河劇的片首曲是交響曲，兩岸連續劇的片首曲是流行調）。更糟的是，劇中著墨的往往是人性的黑暗面而非光明面。寓教化於娛樂，並非絕對八股。我希望至少台灣影藝界若有心拍台灣史連續劇，宜向日本看齊。
我寫台灣史小說，動機就是希望能寫出好故事、好劇本，寫出台灣先民的努力與奮鬥史，寫出台灣先民的無奈或無知，寫出台灣先民與當時國際社會的互動，記下我們台灣祖先的血淚與事蹟，讓我們的下一代更了解台灣，了解祖先，認同台灣，團結台灣。天佑台灣。
＊作者為台大醫師，東華大學駐校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後記（印刻文學）之二。（本系列結束）
選前，藍營大老定義「總統大選就是就九二共識公投」，如今，這國共兩黨私訂的「兩岸通關密語」已遭民意唾棄，馬英九竟還大搖大擺地當成國王新衣穿上街頭，還強迫別人觀賞稱是，這有民主素養與政治風度可言嗎？
既然馬這麼有「使命感」，為順利度過民主國家首見的四個月看守期，已列為新國會優先法案的《政權交接條例草案》裡，除了限制舊政府重大政務與人事的決策權，還應將總統法定的國安事務列為重點交接項目，甚而要求國安會的過程與決議須向國會彙報說明等。
此外我們要課責於新任總統，包括年金改革、經濟與能源政策及轉型正義工程等議題，應及早提出如何博採眾議的構想，甚而提早以新總統當選人的身分發動國是會議，別讓台灣停在這一刻。http://www.appledaily.com.tw/....../forum/20160123/37027903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