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sei Kuwabara (桑原 史成, Kuwabara Shisei; born 7 October 1936) is a photojournalist best known for his depiction of the effects of mercury poisoning on people in and near Minamata over a period of some forty years.
| 桑原 史成 | |
|---|---|
| ふりがな | くわばら しせい |
| 国籍 |  日本 |
| 出身地 | 島根県鹿足郡木部村（現・津和野町） |
| 生年月日 | 1936年10月7日（89歳） |
| 最終学歴 | 東京農業大学 東京綜合写真専門学校 |
| 活動時期 | 1960年 - |
| 公式サイト | 桑原史成写真美術館 |
Front cover of Minamata, a collection of Kuwabara's photographs of the effects of mercury poisoning.な写真展
- 1962年 - 個展「水俣病―工場廃液と沿岸漁民」富士フォトサロン・東京
- 1966年 - 個展「韓国民族分断の悲劇」富士フォトサロン・東京
- 1979年 - 個展「ベトナム」銀座ニコンサロン・東京
- 1982年 - 「ドキュメント水俣、韓国ベトナム」銀座・新宿・大阪ニコンサロン
- 1989年 - 個展「韓国激動の四半世紀」朝鮮日報美術館（韓国ソウル）
- 1994年 - 個展「病める大国・ロシア」銀座ニコンサロン・東京・大阪
- 2021年 - 個展「MINAMATA」ギャラリーイー・エム西麻布
主な著作
- 「水俣病」三一書房、1965年
- 「水俣病1960～1970」朝日新聞社、1970年
- 「生活者群像」三一書房、1980年
- 「水俣・韓国・ベトナム」晩聲社、1982年
- 「高麗・李朝現代陶磁器撰」毎日新聞社、1985年
- 「水保」径書房、1986年
- 「韓国原影」三一書房、1986年
- 「陶磁の里‐高麗・李朝」岩波書店、1986年
- 「写真で何ができるか」（共著）大月書店、1986年
- 「報道写真家」岩波書店、1989年
- 「韓国真惜吐露」大月書店、1990年
- 「病める大国・ロシア」ニコン・平凡社、1995年
- 「日本の公害」第2集・「水俣」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6年
- 「報道写真に生きる」草の根出版会、1997年
- 「水俣の人びと」草の根出版会、1998年
- 「桑原史成全集」第2集・『韓国』草の根出版会、1998年
- 「桑原史成全集」第4集・『ベトナム』草の根出版会、1999年
- 「イムジンガン―垣間見た北朝鮮」草の根出版会、2003年
- 「桑原史成全集」第1集・『水俣』草の根出版会、2004年
- 「桑原史成全集」第3集・『筑豊/沖縄』草の根出版会、2004年
- 「写真集 水俣を見た7人の写真家たち」（共著）写真集水俣を見た7人の写真家たち編集委員会、2007年
- 「水俣事件 The MINAMATA Disaster 桑原史成写真集」藤原書店、2013年
- 「水俣を忘れない (写真で読む)」草土文化、2014年
//
【台北人忘記的歷史遺產】
好幾次我在臉書上感嘆，台灣藍綠割裂，鄉民在線上聚眾出征，跟清朝的分類械鬥簡直沒兩樣。從社群網站上的同溫取暖，到對對手的隨意扣帽，到去年愈演愈烈的大罷免對少數族群的歧視獵殺，政見的分歧不再是民主討論，而變成身分的污名化。
這是利用語言進行的心理械鬥，清朝的械鬥是殺人，本朝的械鬥是誅心，但對族群的仇恨撕裂則毫無差別。
這種情況還有沒有救呢？我忍不住想起大台北開發史上一位因為痛心族群撕裂、親友相仇，導致家人死傷，業莊化為灰燼的一代智者，如何用一己之力企圖扭轉乾坤，改變社會風氣的故事。
萬民雙淚一聲天
十九世紀中期的台北已經非常繁華，跨海峽貿易為這個台灣唯一終年通航的盆地帶來難以計數的財富，雖然新莊港已經淤積沒落，但繼之而起的艋舺更加興盛，最早落腳到此的泉州人控制了位置最好的碼頭，裝卸貨物的船主都要繳交百分之五的碼頭稅。
獨佔排他的利益引起後到的同安人不滿，同安雖然也屬泉州，但地理上緊鄰廈門，航運貿易也以廈門為主，他們的貿易團屬於廈郊（即下郊），跟頂郊的三邑人（晉江、惠安、南安三縣）以福州、泉州為貿易目標不同。時間到了 1853 年，先來後到的兩派之間的矛盾已達臨界點，以前以漳泉衝突為型態的械鬥，這次在泉州人內部爆發，這就是震動北台灣的頂下郊拼。
族群火拼範圍波及整個盆地，不止衝突爆發的艋舺地區。到處聚眾殺人訪火，結群砍殺，盆地化為焦土，屍橫遍野。這一年本籍泉州同安的陳維英四十二歲，在大龍峒是頗有名望的士紳，他在五股獅子巖蓋的別莊也在這次戰亂中燒成焦土。更慘的是他的長兄、四弟都死於護土保衛戰中。他後來寫詩說，因為怕老母親跟著一起哭，他好幾次想起兄弟掉下眼淚只能強忍著不敢哭出聲（「常恐高堂隨我哭，幾回下淚又吞聲」）。
他在《偷閒錄》中寫下：「裹革沙場未幾時，來收爾骨不勝悲。」這種手足俱亡的劇痛，讓他感嘆族群狂熱如何凌駕於倫理之上：「泉漳閩粵分偏合，翁婿舅甥親亦疏。」
手足干戈，我心憂傷
六年後另一起規模更大族群械鬥又起，1859 年漳泉大械鬥，一樣讓台北盆地化為焦土，同樣講閩南話的漳泉雙方互相攻伐，死傷更超以往。面對這種族群的仇殺與骨肉兄弟的死難，陳維英作為大龍峒的地方領袖，本來應該走號召報復的路，但他卻選擇了另一條更艱難的：族群和解，社會修復。
他利用自己主持仰山書院、艋舺學海書院的機會，作育英才不分族裔，廣邀漳泉各方子弟入學讀書，譬如日後以重建士林街聞名的漳籍領袖潘永清就是他的得意門生。
潘永清規畫的士林新街是以漳泉的共同信仰媽祖廟為中心，而不是以漳州人的開漳聖王為中心。這多少是一個理解老師志願的藍圖。
陳維英本人則有更宏大的想法，身為同安籍的族裔領袖，他想的是如何化解地域分歧，他想起幾乎整個閩南的陳氏族裔都來自兩個唐朝時到閩的陳氏始祖。在傳統的社會網絡上，能夠跟同鄉鄉誼抗衡的應該就只能是同宗血緣的連結了。
他跟同鄉的孝廉陳恕聯名發起陳氏的「祖公會」，把開漳聖王陳元光和太子太傅忠順王陳邕，聯名刻在祖公會的牌位上，再請來陳氏上溯漢朝的始祖陳寔站 C 位，就這樣啟動了陳維英的族群和解之路。
泉籍的陳維英卻請來漳州的信仰主神，這在漳泉剛剛大火拼之後的次年，毋寧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但從同宗祭祀的角度卻又合情合理無可批評。這便是陳維英的思路，要用宗親血緣來化解地域結黨的偏見。
祖公會日後立基建廟定名為德星堂，每年春冬二祭都會誦讀相傳由陳維英撰寫的祖訓，其中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指陳分類械鬥的錯誤，不念同姓淵源，卻要用地域畫分敵我，讓人憂傷。他希望用祖公會的理路，「通以血脈，泯滅界疆」，大家和睦相處「神亦安康」。
（這一段祖訓文辭如下：最可憎者，分類相戕。不念同氣，偏論異鄉。手足干戈，我心憂傷。願我族姓，怡怡雁行。通以血脈，泯滅界疆。汝歸和睦，神亦安康。引而親之，歲歲登堂。同底於善，勉哉勿忘。）
第一代的陳德星堂建在台北城內，是現今總統府所在的位置。日本時代殖民政府要在該處興建總督府，拿了北門外大稻埕的軍營土地交換，這就是今天位於寧夏夜市邊的陳德星堂陳氏大宗祠。
1860年代之後，北台灣大規模的分類械鬥就大為衰減，雖然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這是陳維英的功勞，但陳維英的影響或啟發則是無法忽視的，例如在陳氏蓋起第一代陳德星堂的時候，古台北城地圖上就可以看見，陳氏宗祠的隔壁也蓋了林氏家廟。
在陳林半天下的台灣，兩大宗族做了一樣的事情，必然會牽動社會整體的思考。
馬英九主政台北時期，把陳維英列為鄉賢入祀孔廟弘道祠，可惜入祀理由只提到陳維英推廣教育、興辦學校及對士子的培養等方面的貢獻，而沒有提到他作為族群和解的「社會導師」的位置。
陳德星堂的存在不只是作為市定古蹟，或者是陳氏宗族的大祠堂而已，陳德星堂代表的是一個在動盪割裂的社會，一個讀書人如何著手修復的志向與努力，活生生的歷史遺產。我們應當體會這位用一己之力企圖扭轉乾坤，改變社會風氣的智者所遺留的典範，在這個連執政者都以撕裂社會為能事的時代，做自己所能做到的事，為台灣增加哪怕只有一點的寬容與和諧。
在分裂的年代瞻仰昔日典型
在藍綠對抗、兩極對戰的今日，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陳維英。陳德星堂應作為台北開發史上最重要的精神地標，提醒我們：族群的寬容和諧從來不是理所當然，而是需要像陳維英那樣，付出思考與勇氣，採行一個社會相信的道理，堅持下去，無懼潮流。
可惜我們台北人忘記了這份歷史遺產，我們真不該忘記的。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