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5日 星期六

李安 (2005年,董成瑜文)



Director Ang attends the opening night gala presentation of his film "Life Of Pi" at the 50th New York Film Festival at Alice Tully Hall in New York
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他從沒刻意融入美國社會,反而讓全美都為他傾倒——得到的和失落的 李安



文:董成瑜/本文摘自《華麗的告解:廚師、大盜、總統和他們的情人》,時報出版

2005年,李安的新作《斷背山》剛剛得了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我們飛到紐約採訪他,那年他五十二歲,四大國際影展已得了三大,人生在最高峰上。他是少見的坦然的人,願意把內心深層的東西打開來給人看,談到自己拍《臥虎藏龍》時發生了中年危機,又說到年輕時對自己性向的不確定⋯⋯,也許唯有如此,才能創作出好的作品。採訪結束,我們在飯店門口送他上車看他離去。負責幫人開車門的非裔大哥,很興奮地過來問我:「那是電影導演李安嗎?」我說是啊,他很開心自己剛剛幫他開了車門。我感到一陣莫名的虛榮。

(本文寫於2005年10月)

得到的和失落的 李安



李安看來有些疲憊,黑髮裡摻雜著許多白髮,一個在人生頂峰的人,此時坐在紐約市中心一家飯店高樓上的咖啡廳,背景是大片透明玻璃窗,窗外是繁華的時代廣場,各色霓虹廣告在白日的天空中閃爍著,更映照出他那種好像是骨頭裡滲出來的疲憊。雖然說話間也時常呵呵笑著,但連那笑也有淡淡的滄桑。

所以,他最近得了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是一部小品,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因為他想休息。他說:「拍完《綠巨人浩克》,這部就拍小的,大的不敢拍了。」

他的個性太緊繃、力求完美,每拍一部,身體就出現一些毛病,2000年做《臥虎藏龍》後製剪接時,已經是躺著剪了。但他又拍了工程浩大的《綠巨人浩克》,那次做完,他幾乎想放棄電影。

「就是累了,覺得身體跟精神都到頭了,還有好多東西想拍,就是力不從心。片子和我的想像力,都比我大得多。拍片時,自然會比較堅強,可是拍完一放鬆,就會做惡夢,身體系統感覺不對勁,好像不能再做了。休息一下好像也過不來,愈休息愈沮喪,不知要幹嘛,好像麥克泰森(Mike Tyson)沒拳打時不知要幹嘛,只有去犯罪。」 他笑。

所以他選了著名的西部文學作家安妮普露(Annie Proulx)的三十頁短篇小說〈斷背山〉。「我這次真的也不敢堅持什麼,時間不夠,就不堅持那個複雜鏡頭,拍簡單一點。剪接時,也不像以前整天到城裡去,現在就在家附近租剪接室,還可以管管小孩、煮飯、游泳、看球賽,這是以前沒有過的。可能因為這樣,大家覺得這個片子特別好,不用力,反而感覺自然,效果比我想像的好得多。」

之前他耗費心神拍的《綠巨人浩克》,票房和評論都不如預期,那時,總覺得拍電影並非正途的父親,卻鼓勵他繼續拍下去,後來才有了《斷背山》。只是他剛籌拍時,父親卻突然心肌梗塞去世了。

李安戴了一支假名牌錶,原先朋友送給他的是真錶,後來壞了,他就買支假的, 又因喜歡這樣式,便買支真的送給父親。他伸手給我們看:「八塊錢。」其實真假很難辨認,真的送給父親,假的留給自己,憑的是良心,還不只是孝心。李安受父親影響很深,每部電影都有父親的影子。

「我跟他說我不想拍片了,他說這樣你會很沮喪,那時我還不到五十歲。知子莫若父,人生他也經歷過,他知道我不拍片,日子會很難過。」 李安的父親李升從大陸來台,1954年生下長子李安,李安遂成了李家希望的寄託。李升後來當台南一中校長,李安也念同校,但成績普通,大學二次落榜,後來念國立藝專,做父親的很沒面子。

「我高中時想當導演,但一直不敢當真,我的成長環境讓我覺得,一進影劇圈就會變壞。但我很喜歡演戲,排戲都不敢跟我爸講,只說我去補英文準備出國念書,我在補習班繳錢繳了很多年,可是沒去幾堂,哈哈,我爸都不曉得。」

李安讀高中時,有一事困擾很深,他覺得自己缺乏男子氣概。他念男校,直到去台北讀藝專才真正與女孩子相處,他的陰柔氣質,很吸引女孩們找他傾訴感情故事, 「我真的很不耐煩,我幹嘛要聽這些?她要交男朋友,跟我又沒關係。」


「那時我爸到台北出差住教師會館,都會多要一個床位,我們晚上會聊天。我就在那種時機問他,因為他很有男子氣概。可是他也沒答案,就要我好好讀書,呵呵, 講了跟沒講一樣。因為對他來講這不是困擾,那一代的父母也不會花心思,他覺得你書讀好,將來事業有成,就會有太太嘛,急什麼?但對我來講,我活在那個節骨眼上, 很需要答案,可是他沒有給我滿足。他也不曉得,其實真正會吸引我的女孩子,可能是那種比較強的。」

「我後來花了很長時間才發現這點。我那時覺得我人這麼nice,應該是更nice的人我才會喜歡,可是不是,所以很困擾。」

後來他去美國伊利諾大學念戲劇系,之後念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然後結婚生子。李安曾說,他喜歡強悍聰明獨立堅貞的女性,那就是他太太林惠嘉的性格,後來李安失業六年,是靠太太撐了下來。

「我念書時沒想到會留在美國做電影,但畢業作得了獎,反應很好,經紀人跟我說誰誰找我,或有人看了說:『我們來拍片。』就很有希望,這個不成那個又起來, 希望跟失望交互運作。所以我那時決定留在美國,並不是空的,而是有很多承諾。」

希望與失望交替的六年中,他不肯找工作,怕如果做了就是一輩子,再無拍片機會。這期間,他也偶爾去幫忙拍片、看器材、當劇務,但都不靈光。有次他去做兩天的劇務打雜,做得很笨拙,大家看他去擋圍觀的人群,就開始笑。人群裡一個非裔女人還凶他:「敢擋?我找人揍你!」他連忙走開,後來只能去搬東西。「我真的只會當導演,做其他事都不靈光。」

低潮時,他開始胡思亂想:「要不然就是老天爺在開我玩笑,我只是來傳宗接代的,說不定我兒子是個天才。」太太從沒要他去找賺錢的工作,這一點,他十分感激。「我身上有一種懶筋,如果我在想一個東西時,我沒辦法去工作,講起來很沒出息,因為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發呆,也沒想到多好的idea,六年就這樣過去,整個人像垮了一樣。可是想到一個東西跟人家很不一樣時,也會有自信心。若沒有這股自信,我就去找比較務實的事情做了。我對我的天分是有一些自信的,可是人家會不會看到、我會不會有作為,我沒自信。」

就在最谷底時,機會來了。他的劇本《推手》和《喜宴》在台灣得了新聞局優良劇本獎,中影先拍《推手》,1991年得金馬獎,93年《喜宴》又得了柏林影展金熊獎,李安的國際導演新人生就此展開,之後的作品一路得獎不斷。

回頭再看那低潮的六年,李安說:「經過那六年,大家比較尊敬我,因為我是苦出來的。也因為年紀增長,對電影的瞭解也比較成形。如果我三十歲前拍電影,一定是有天分,但對世界、對人生的瞭解非常有限。如果畢業第二年就有片子拍,成績可能不會比現在好。」

李安連拍三部國片,之後拍《理性與感性》,是他首部西片。他赤手空拳到英國, 跟大明星艾瑪湯普森、休葛蘭等人合作。李安是片商洽談的第十四位導演,最後,他們選了一個可以帶來不同觀點的人。

這些演員都有很強的學經歷和自主性,時時挑戰這個華人導演。「我就是硬著頭皮做,怕也沒用。人家問你怎麼辦時,你還是要跟人家講。我確實是有想法的,只看他信不信我那一套。那時我的權威還是會非常被挑戰的,上從製片,中到明星,下到工人,都有挑戰,有時真有過不去的感覺,所以很難受,自尊心受打擊,拍到一半之後才慢慢好了。」

他是這樣一點一點為自己掙來導演的尊嚴,他後來想,「執導西片時,反而讓我第一次自覺到自己是東方導演。雖然在細節和血肉上,我要儘量模仿學習西方,做到標準,但在眼光與情感表達時,我開始比較自覺,如果又和西方一樣,不但拚不過, 也無新意,要能夠取勝,就得發揮我們的長處。」

這層體會,使得他後來不斷進步。雖然他覺得自己在美國社會裡,過得跟紐約Flushing(法拉盛,華人聚集地)的台灣人沒什麼不同:去那兒吃中國館子、在中國超市買菜、在家說國語、往來的親友以老中居多、看《世界日報》(聯合報美洲版) 的頻率也遠比《紐約時報》高得多……。

李安的助理李良山說,其實現在已不是李安融不融入美國社會,而是美國社會想跟他合作、想知道他的觀點,因為有太多影劇界重量級人士帶劇本來找他合作。幫李安做事的人,常常必須幫他委婉擋下這些索求。

有空時,李安很願意自己看看那些劇本,譬如《斷背山》,劇本多年前就寫好, 但一直沒人要拍。李安看了覺得有意思:「它最吸引我的是裡面講:『我們現在剩下的只有Brokeback Mountain(斷背山)了。』看到這裡我就很想做。我覺得人總要抓住一個事情,感情才能夠寄託,斷背山對我來講,就是這個。我沒正面拍過愛情片, 斷背山是個奇怪題材的愛情片,可是它在西部片裡本來就該存在,卻從來沒人拍過。大概就是需要一個不識相的外國人去拍出來。」



說起李安似乎常常做這樣的事,他笑:「有個影評說我很善於拆穿美國神話。我不願這樣想,因為這樣好像很冒犯人家。不過有時人家講,我是拿一個題材然後把它twist(扭轉),我覺得我不是twist,而是還原。因為現實生活裡它本來就是非常真實的故事,只是在西部片裡卻變成一個相反的素材,相反它又相成,大家會想看,我也很想拍,因為它既新奇,又有很根本的東西。」

「還有一點是我幾乎拍完才意識到,它也是整個故事裡最有力的一件事,跟missing(失落)有關。它不是一場你可以去強調、把它拍出來的戲,而是你拍所有的東西去強調那個不存在的一場戲。就是他們的愛情戲。他們的愛情是missing的, 你經過人生,然後發覺這是愛情時,其實你已經miss掉了,那是一種很悵然的感覺。不管用愛情或別的講,人生到了某種年紀,都會被那種感覺印證。」

李安的九部作品中,有兩部是同性戀題材(《喜宴》和《斷背山》),他說:「《喜宴》對同性戀碰得不那麼多,我真正檢驗的是那五個角色對事情的反應。這次我比較進入同性戀的核心,因為它講愛情、講性。同性戀我覺得有意思的,除了它阻礙很大、剝除阻礙後,你見到的是很純的愛情。還有,就是做為一個(異性戀)男性,同性戀對我們來說,是既害怕又想瞭解,又不願去面對的東西,它的私密感、微妙性、扭曲性,讓它很有意思,我會對男同性戀比女同性戀更有興趣,因為它更有感覺,你去探討它會不舒服,會更有吸引力。」

其實每一部電影的主角都是他自己。好比他拍《臥虎藏龍》時,就把男主角李慕白當作他中年危機的代言人。只是他那時已經很成功,危機是什麼?「典型的危機是你身體走下坡,知道人生不是一直往前衝的,你會想還有什麼沒做?對人生有很多檢討、需求,對很多東西的貪欲,也會浮現出來。年輕時一心想拍片,心情不複雜,精力用不完,但拍到《臥虎藏龍》時,開始嘗到中年危機的滋味。」

後來怎麼解決?他苦笑:「主角都死掉了,悲劇結局,所以無所謂解決,只有抒發。就像颱風一樣,過去了,收拾一下,天又晴了,一直到《斷背山》拍到上路以後,才慢慢悄悄地走了。」他笑。

李安站在時代廣場讓我們拍照,他背的書包,是類似台灣書包大王的那種五十年代高中生背的。他說,他念紐約大學時開始用,壞了再買一樣的。拍《斷背山》時, 書包已經起了鬚鬚,助理到唐人街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只十八美元。愈來愈難買,因為沒人要用了。問他為何不換別的,他說:「還是這種最好用啊。」


\書籍介紹
《華麗的告解:廚師、大盜、總統和他們的情人》,時報出版

作者:董成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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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仰角看小人物,用俯角看大人物」

最會勾畫人物靈魂的記者,《壹週刊》人物專訪主持者、蔡明亮《郊遊》編劇───董成瑜第一本專訪自選集。




華麗的告解



責任編輯:鄒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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