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9日 星期六

余英時:與田浩、黃進興、陳弱水、王汎森;佔中深遠影響中國 歷史沒不垮王朝;




  1. 信報財經新聞 ‎- 13 hours ago
    佔中風頭火勢下,內地上周傳出禁止出版和出售一批港台學者和作家的作品,當中包括國學大師余英時,雖然有關出版社作出否認,但內地為維穩而箝制言論自由的 ...
余英時表示,中國領導人不能接受民主,這與中國國家大小無關,因為任何執政的政黨都不希望有民主。他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現在正在走毛澤東的路線,只能加緊對人民的控制。
余英時說:「未來的歷史發展我們都不知道,只有等著看。我研究歷史,看到的就是沒有不變的王朝,沒有不垮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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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佔中風頭火勢下,內地上周傳出禁止出版和出售一批港台學者和作家的作品,當中包括國學大師余英時,雖然有關出版社作出否認,但內地為維穩而箝制言論自由的舉動有增無減,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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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弟子憶余英時

2014-10-12 公民說
案:這樣的時代,余英時先生被封禁,非但無法阻止,反而將刺激他的思想之傳播,同時成為了他的榮耀。被封禁的這些學者、作家當中,最可惜的是張千帆先生,作為大陸最優秀的憲政學者,他的《憲政原理》、《西方憲政體系》都是第一流的憲政啟蒙讀物。
四弟子憶余英時
我們四個同門想講一些余英時老師的故事,希望幫助未來的讀者除了透過他的書,還可從另外一個角度稍微知其人,進而了解他的價值觀。沒機會與余英先生談話的人,可能會覺得很難了解他。比方說,為什麼這位學者的英文著作比較少,可是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三所名牌大學任教數十年,而且是頭一位獲頒Kluge Prize的亞洲歷史學家?為什麼他寫了很多中文書,但不願意接受邀請到中國大陸?簡短的回憶當然不能說清這些大事,但是未來的讀者仍可以參考,從而更認識余先生。

哈佛大學的年代
文/田浩
「我1949年5月27號在上海解放了。」余老師這樣開始給我解釋,他如何到哈佛大學研究生的路程。上海解放之前,他父母先離開中國大陸,而讓他留下來管一些家裡的事,然後到北京入燕京大學修秋天的課。年底他的父親來信說已到了香港,而他也應該來。因他不知道如何去,就問他父親在北京的朋友。他們告訴他:到公安局那邊申請批准過年至「九龍」探親,一定不要提「香港」。如果官僚問九龍在哪,就簡單回答,屬於廣東省。北京官僚確實有問,但因為不知道九龍就是香港,就批准他去,所以他合法地離開大陸。可是他沒有護照或者任何正式身分,因此錢賓四先生幫他申請哈佛大學博士班時,他不能利用哈佛獎學金入學。在余先生看來,台灣國民黨政府懷疑他是左派激進分子,所以告訴美國領事館,一定不要給他簽證到美國。幸虧他見到一位耶魯大學在香港的代表,而這位美國人信任他,介紹他給美國領事館,否則他不能離開。他想著說,他一輩子每次碰到大障礙的時候,就會有貴人幫忙。可是領事館不給普通的簽證,只給一張特別的許可證:他只能一次入美,如果離開美國就不能再入,而且必須每年申請延長。所以到了美國以後,就每年申請延長。因為這張特別許可證很少見,承辦的官員不太了解,而必須研究一下、向上司請示等等,每每令他等待很久。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在哈佛任教以後,台灣政府對他改變看法,願意給他中華民國的護照。但他回答:不需要,現在已經具備美國公民身分。
利用美國人的身分,余老師在1971年頭一次到台灣。那年夏天,余先生陪師母來台探親時,他們二位帶我去拜訪我老師的老師錢賓四先生。當時《朱子新學案》剛出不久,而我開始讀,所以特別想拜訪那裡有學問的朱熹專家。我們集合時,余老師笑而問:「這樣熱的天氣,你幹嘛打領帶?」師母也是我中文老師,所以她了解我心,而替我回答說:「假如田浩覺得拜訪時候應該正式一點,沒關係。」到了素書樓,我沒想到台灣知識分子那時代可住在這樣好的房子。而且裡面客廳的牆上有很多朱熹之文的壁掛。見到賓四先生時,雖然身軀不高,還感覺到其學問地位、權威特高。唯一後悔的事就是,這老外很難聽懂先生的地方口語,所以必須依靠余老師的翻譯。那晚上的印像還記得很清楚的包括:第一,從我這個二十四歲研究生的立場來看,賓四先生年齡已經很大,可是身體看起來還很好,所以想問其辦法。先生回答說,在家面前的院子里天天散步,一直散步到流汗就行。第二,賓四先生會說出很多古代原文。我們談到一個哲學範疇或者歷史事實,先生一面用其手指輕輕地碰頭想,一面說出原文,而且配其個人的解釋。當然那時候,已經知道大前輩中國學者熟記很多古代文本,但從來沒見到這樣厲害的例子。第三,讀賓四先生《朱子新學案》而當面聽其授課的時候,這個一年級的博士生覺得,我這老外後學沒有可能做朱子學的研究,大概永遠不及​​格。但是,幸虧余老師對我說:「你放心好了,賓四先生自己把《朱子新學案》當做開路的工具而已,希望別的人繼續發展,還有很多可以研究,連你也有可能性做出一點貢獻。」所以那晚上到素書樓,給了年輕的研究生一些很深刻的影響,而給了我這後學另外一位新的學術楷模。因為那個時代,也就是我在當研究生的時候,正是中國的文革時期。當時,不單在中國大陸國內很激烈地批判儒家思想、朱熹等人,而且在海外,也有這樣的思潮。在哈佛大學,有些教授看到我在研究宋代的儒家思想,研究朱熹,他們就笑我,說我太「封建」了。當我看到錢先生晚年轉到對朱熹的研究上來,下了那麼大的功夫,覺得那麼有意義,這給我一些鼓勵,心裡有了一定的把握,感到這類題目可以做。
余英時老師被稱為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讓我提出一個外人不會知道的小例子。我們當研究生的時候,開始做博士論文研究之前,都需要通過一個大考口試。那個口試,余先生、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 和拜能(Caroline Bynum) 三位老師考我。余先生考試的方法跟別人完全不同。其它人都是提出一個題目,讓我講一講。可是余先生從大的題目開始,問一個問題。當我開始回答,他覺得我能夠答出,馬上就問一個窄一點的題目。這樣一直下去。當我不能回答一個很窄的、很具體的題目的時候,他就換到另外一個大題目,繼續這樣做。他的這一做法很聰明,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搞清楚我對有關知識具體了解到怎樣的程度。那次大考另外一件事也給我很深刻的印象。拜能教授也是提問的天才,所以她所問關於歐洲古代思想史的題目,余老師特別感興趣。考試以後,他委託我替他買下拜能老師要求我念的書。
因為余老師對我念的歐洲古代思想史有那麼多興趣,我以為老師會贊成我博士論文的題目。預備大考歐洲古代思想史的時候,我對一個題目有一點啟發,就是比較歐洲中古思想家湯麥斯Thomas Aquinas (多瑪斯.阿奎那, 1225-74) 與南宋朱熹關於「心」的看法。為了理解「心」,湯麥斯把古代希臘哲學(包括伊斯蘭教學者的解釋)、聖經與歐洲人的看法合一當作新的概念,而朱熹利用儒、道、佛三教的看法。我先去跟史華慈老師討論,而他說這個題目很值得研究。然後,到余老師的辦公室請教,但沒想到余老師會那麼激烈地反對。他說這個題目一輩子做不完;萬一完成的話,我的老師們都已走了,所以沒有人可以判斷我的研究結果。再者,我已經結婚了,所以不能只考慮自己愛玩什麼抽象的概論,也需要考慮家庭。然後,余老師提出一個具體的題目,他覺得我可能可以做成:朱熹和他的一個學生的關係,任何門人都行。然我回答,這樣的題目,我不一定有很多興趣。余老師就說,那樣的話,我最好暫時不想題目,先天天到哈佛燕京圖書館來讀有關宋代的書,等到六個月過去以後,坐下來從讀過的資料想出一個具體的題目。所以我就每天到圖書館看書。但是因為我太懶惰或者不夠耐性,我四個月以後,想出一個題目。新題目就是研究朱熹與陳亮的辯論,來了解朱熹的政治思想,很開心地向史華慈老師報告,但他很失望地說:朱熹的政治思想比這個又偏僻又小的題目豐富多了。你三個月完成這個小題之後,你打算做什麼?那樣,我沒話講,就心不在「馬」地回家。兩位老師對論文題目的意見有這樣巨大的區別;我看不出任何中庸之道。三天后再向史華慈老師報告:請讓我先做這個窄題,如果不過,我會快樂地擴充而包括朱熹另外一些政治思想。他就說,行。那時候,余老師已經離開哈佛到香港中文大學任兩年的行政職,我寄信去。余老師沒反對,所以我繼續走這條路,而論文研究很順利。後來,一直來不及做那個湯麥斯與朱熹對「心」的大題目;這事實上更證明余老師的立場既正確又省我麻煩。決定博士論文題目的經驗給我一個重要的教訓。兩位指導老師的意見差別很大,實在給學生更多的空間,可以更自由地發展自己的立場。
沒想到余老師在香港當新亞書院校長會遇到與一些老師的鬥爭。那時三個學院要建立中文大學,可是教授們之間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余老師1950年代從新亞畢業,而學院的老師信任他,所以請他來幫他們把意見調和。雖然廣聽四方、探究情況,他所提出的擬議,馬上被一些保守的教授很激烈地反對。雖然他們也反對大陸的文革,他們反而用紅衛兵的辦法,寫大字報很激烈地批評他們以前的學生余老師。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他很重視老師和人情,無論如何他一定要支持他所認識的公道。像孟子所提,他的「志」根據「義」,所以他一直有勇氣,向任何人提他的建議。
在哈佛大學的時候,余老師的研究方向有一些主要的改變。他1962年的博士論文(“Views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可以說是一種宗教史的題目。五年以後,他的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1967)出來,所以他的注意力轉到經濟史、民族關係史和製度史。然後,他從漢代跳到清代,而從經濟制度史深入學術思想史。他至少告訴過我一次:美國學術界對具體制度史不太有興趣或了解,給他們念思想史比較適當。但很有趣,他自己後來不繼續寫英文的專著,而在美國拿到永久職位以後,就進一步更加功夫寫中文書,面對東亞讀者。比方說,他下兩本書就是:《方以智晚節考》(香港,1972)和《論戴震與張學誠》(香港,1976)。1976年他也出版了《歷史與思想》;這是頭一本在台灣出版的書,故他與台灣出版社最早、永久的關係就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給我這個研究生更深刻的影響,老師騰越我所注重的宋代;好像老師覺得宋學太抽象。
事實上余老師那時候在哈佛大學不太重視宋代學術思想史,也可以說含有內在邏輯。他的老師也有一點類似的轉變。錢賓四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時候,他研究的重點或是漢代、或是清代,都屬於「漢學」的範疇,強調清代的漢學,比較多受到清代漢學家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朱熹屬於另外一個陣營---「宋學」。可見他晚期退休以後的學術興趣發生了轉變,轉到了「宋學」,研究朱熹。很有趣,余英時先生本來也不太重視宋代,特別是朱熹與清代漢學家所說狹義的「宋學」。他也像錢先生,榮退以後,把朱熹當作主要的研究對象之一。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先生請老師為《朱子文集》出版寫一個序言,頭一次寫,太長了;第二次寫,又太長了;第三次很成功。為了寫這個序,他閱讀了宋代許多其它思想家的文集,不知不覺間,就下了很大的功夫,獲得了很多認識,後來寫成一部書。他的結論,一方面跟我的《朱熹的思維世界》很接近;另一方面,認為我走的那條路沒有完成,所以他題書名為《朱熹的歷史世界》。他覺得「思維」還是受到太多哲學方法的影響,政治鬥爭、歷史事實涉及得還太少。在這方面,他的那本書也是超過我​​的。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一方面認可了我走的路,讓我更有自信;另一方面,他當然超過我,走在我的前面,展示出一個更為激烈的立場,向偏重於哲學、宗教的學者提出了一個更明確的說法,甚至是挑戰。
那本書不僅表現余老師的研究方向的演變,同時也證明他的永久史學方法與他永遠不放棄的價值觀和政治文化的立場。例如,他繼續強調文化、宗教和思想一定跟歷史、政治、經濟等等互相有關係和影響。雖然他反對馬克思主義對宗教和思維的批判,老師同時反對哲學家的抽象、形而上的論點。他一輩子掛心實在、具體的政治、制度、經濟、教育等問題。大概甚至可以將他視為一個經世思想家。他崇尚民主、民權,而主張我們當代知識分子學習朱熹、呂祖謙、張栻那樣道學群體裡的士人,要求有參與政治的職責。在史學方法上,雖然重視宋代學術思想史,但還是避免抽象的探討,而繼續漢學的考證傳統。
1980年代下半葉,我曾經詢問余老師有關他所參預的新加坡「儒學」計劃。我個人對李光耀總理推行儒家倫理的誠意,頗有保留。當時余老師正瑣事纏身,十分忙碌。因此,我問他是否如同杜維明對以儒學改造新加坡持著樂觀的看法?教授回答:政府的官員並不會真正的改變。他回答主要是為了文化。很可惜我忘了他所說的中文,但此基本意思卻永遠烙印在我腦海深處。這也是本書之所以取名《歷史與文化的追索》的緣故。
師門六年記:1977-1983
文/黃進興
初次看到余英時老師是1975年2月,他剛當選中研院院士不久,為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講演,題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這個演講整理成稿後,成為以後20年研究中國思想史「內在理路」的典範,影響極為深遠。而我當時猶忝列「批余小將」,以打倒學術權威為己志,聽了這個講演,心中若有所失。
後來因緣際會到哈佛大學念了六年書,才算真正接觸了余老師。我能夠進哈佛大學完全得力於余英時教授的推薦。1976年我到美國匹茲堡,還沒有註冊,聽到紐約的同學說,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要找一個人談話,這個人的名字恰巧就是我。之前我申請哈佛的研究計劃,寫得有些不搭調,要去的院係不大對,所以沒被錄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點印象,他當時再次到台灣做演講,我就在台下聆聽,卻不知究裡。同學幫我找到了余先生的電話,我打過去,余先生說:「既然你在匹茲堡還沒有開學,就過來波士頓玩玩。」我就先跑到紐約,再到波士頓,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跟余先生談了三個多小時,對我後來的治學是個轉折點。
那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詞。年輕的時候在台大常批評余先生,現在回想那次談話我會臉紅:主要批評陳寅恪。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試時,我說:「看陳寅恪的東西,覺得他的表達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觀點。這引文裡的信息ABCD非常多,最後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讀者在讀這一段數據的時候,不知道他的邏輯推論是怎樣進行的。」余先生覺得這個初生之犢,連史學大家都亂批評,當然知道這是很膚淺的。但余先生很包容,聊了三個多小時後說:「你明年轉到哈佛來吧。」我那時沒有申請就知道可以進哈佛大學了。後來回到匹茲堡大學見到許倬雲先生,老實講了情況。許先生說:「既然你的興趣在思想史、學術史,還是跟余先生比較好。」在匹茲堡大學這七個月裡,我就跟著許先生做一些導讀,了解他的學問,也是有收穫的。
但我剛到哈佛大學那一年,余英時先生即受耶魯大學禮聘為講座教授,一時無法親炙教誨。
哈佛大學的六年讀書生涯,是我夢寐以求的快樂時光。以前在台灣大學讀書時,無法早起,常常十二點才去課堂,而到了哈佛大學,早上五六點就起床,醒來就去讀書,士氣如虹。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看見書堆到天花板,說:「幸好波士頓沒有地震,不然你的書倒下來,會把你壓死。」
初始我的研究方向是西方思想史和史學史,後來起了變化,跟兩位老師有很大關係。一個是比較思想史的大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那時我的西方思想史題目也定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你有這樣的底子,做西方的學術當然很好,但是在西方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人。為什麼不回去做中國學問?一般做中國學問的人沒有你這樣的底子,你有不同的眼光和訓練,說不定會看出一些有趣的問題。」我受到了一些啟發,又去請教余英時教授。那時余先生由哈佛大學轉任耶魯大學,他沒有教過我,我讀書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師楊聯昇教授。可是我上楊教授的課只有第一堂和最後一堂。第二堂去的時候空無一人,我覺得奇怪,怎麼請假也不講。後來我從系裡知道那時他的精神不好。
史華慈先生說:「你要在中國學方面打點基礎,我介紹你到耶魯去跟余英時教授好了。」他不知道我事先就認識了余先生。我喜出望外,史華慈先生打了電話給余先生。我每隔兩、三個月就會去余先生家住一兩晚。這是我一輩子讀書最愉快的經驗。我和同學康樂兩個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點。因為聊得太晚,就乾脆在余先生家打地舖,醒來再聊,下午才走。
康樂為人熱情有理想,對政治獨有見解;常跟余先生做台灣輿情分析。我則把握難得的機會作了很多的提問。余先生在耶魯,恰值創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絕。他每次有文章總會讓我們先睹為快,我們算是最初的讀者。有時我們就提供一些意見,我充當主要批評者,雞蛋裡挑骨頭。我那時等於讀了兩個學校,耶魯和哈佛,常常來來去去。余老師和師母除了學問上給我們指導,生活上也幫了我們很多。我們在高談闊論時,師母便忙著做飯、準備晚餐與宵夜。師母對我們很體貼,很照顧。
在哈佛,我打了一個比較全面、紮實的學問底子。那時受余英時先生影響,且戰且走,一方面彌補舊學的不足。史華慈是我真正的指導教授。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十八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學和政治:李紱和清代陸王學派》(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 'ing, 1983)實際上是余英時先生給我的。他的設計頗有深意,找一個沒人做過的題目。我就無所依傍,沒有二手資料,唯一的只有太老師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章專門寫到李紱。我只有把李紱的著作一本一本地看,歸納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士論文寫得很快,一年九個月就完成了。我當然不是天縱英明,而是有個學識淵博的好老師。我每寫一章就給余先生過目,他看我是不是「在軌道上」,而不是亂講一通。他說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就寫下去。另外加上史華慈教授對我的批評,但就這個論文來說,最重要的還是余英時先生。後來寫出來了,幸運地被劍橋大學出版社接受出版。這至少對得起兩位老師。現在大陸有人也要寫李紱,要翻譯這本書。我說:日本也有人寫李紱的,我自己沒有看,你可以參考一下。我想日本人會有自己的看法,因為李紱是清代陸王學派最重要的人,但沒有人做,很隱晦,是一個次要的思想家,因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個大時代的氣候。因為第一流的思想家、學者往往超越那個時代,走在前面,要談朱熹、王陽明反映了當時什麼,很難。但李紱更能反映當時學術的氣氛。
那時的哈佛大學可謂大師云集,我遊學於各名師之間,但實際上受史華慈和余英時兩位史學大家教益最多。有次余先生偶過波士頓時,有一晚電話召我聚談,難得有機會在名家前面表達己見,我隨意暢談,只見余先生頻頻點頭說:「年輕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學者鋼筋(觀念架構)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我聽余先生一再說:「做學問說穿了就是『敬業』兩字。」從古人的「聞道」到余先生的「敬業」,我靈光一閃,似乎看到近代學術的真精神。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身體並不好,卻很崇拜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夢想去非洲當無國界醫生。余英時先生聽了說:「你的身體這麼差,不要增加人家負擔就很不錯了。」後來,機緣巧合之下,我練起了羅漢功,身體大有起色。四十歲以後身體才慢慢變好。我太太說,嫁我很不值得,一年有半年都在病床上。學問做得很辛苦,所以我才去練羅漢功,沒想到身體就好了,度過了人生最辛苦的階段。
1982年,我完成了博士論文初稿,本來繳上去了就可以畢業,但係上秘書告訴我明年的獎學金已批示下來,我為了貪得多留一年在哈佛,又將論文取回來。但余老師業已推薦我申請到「國際朱子學會」論文發表的機會。
那一次大會值得大筆特書:大陸甫開放,代表團裡有李澤厚、任繼愈等,最引人注目則是馮友蘭。但在幾天的會議,大陸代表卻刻意與他區隔,在餐桌上他與女兒兩位孤零零用餐。不明緣故的我,心裡很不忍。余老師、陳榮捷老先生偶爾會過去跟他寒暄兩句。
日本方面的代表團陣容龐大,不容小覷,居中漢學泰斗島田虔次教授更絕少出席國際會議。由於他念過天津中學,中文甚佳,常有請益的機會。有回他言道,雖與余教授的學術論點不盡相同,卻不能不推崇他是當今中國最了不起的學者。這個評斷,迄今記憶猶新。
另外,鮮為人知的,余老師在耶魯任教期間,對台灣民主與人權的發展,甚為關切;他且一度為美麗島事件投書《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替黨外仗義直言。有趣的是,當時代表國府立場反駁他的,卻是當今台灣的總統馬英九先生。
余老師並為台灣作育不少人材,他臨別哈佛之際,除了收了我,還有洪金富、丁□兩位同學。在耶魯時,更收了康樂、陳弱水、周婉窈、陳國棟、吳展良等台灣的留學生。他認為這是為台灣培養一些讀書種子。這些人後來回到台灣也各自在學術教育學界堅守崗位,不負所望。


回憶耶魯歲月的余英時老師
文/陳弱水
我是從1981年秋天到1987年春天在美國耶魯大學歷史係從學於余英時師的。1987年秋天,余師轉任普林斯頓大學教職,當時我的博士論文大約完成百分之六十。師離開耶魯後,我一面受聘教授他負責的課程,一面繼續寫作論文。我的論文在1987年底完成,授課則至1988年春天。我一共從學於余師六年半,其間在耶魯大學相處六年。
耶魯大學在康乃狄克州的新港(New Haven, Connecticut)。新港是個小型城市,位於紐約市地方交通網的北方頂點,搭火車到紐約大約一百分鐘。由新港往北,距離余師原先任教的哈佛大學車程約三小時,回頭往南,越過紐約,離普林斯頓大學也是差不多的車程,耶魯剛好在哈佛、普林斯頓兩校間的中點。就工作地點而言,余師是一路往暖和的地方移動。耶魯雖然是名校,跟哈佛、普林斯頓相比,位置比較孤立,哈佛在波士頓郊外,普林斯頓接近紐約,來往的人都相當多。耶魯的孤立造成小型學術社群的氣氛,在其間,師生、同學關係易於密切,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和余師共處,受到無窮的益處。
回想起來,我跟余師接觸最密的時段大概是在耶魯的第三、四年。我到耶魯的前兩年,忙於適應環境,鍛煉語文,花很多力氣在歐洲史的課業上,跟余師在課外的接觸不算特別多。從第三年下學期開始,一方面由於準備博士候選人資格考,一方面因為自己求知的需求,幾乎每星期都跟余師見面一、兩個小時,談話的內容絕大部分在學術方面,這樣的日子可能持續將近兩年。不少人知道,余老師慣於在晚上進行研究寫作,直至深夜凌晨,他在耶魯期間,除了有排在上午的大學部講演課(每隔一學期一門),通常在中午前到校,下午上討論課,處理事務,會見學者、學生。我跟他應該多是在正規的會客時間(office hours)之外見面,這樣才能久談。我自己教書以後,才了解這種情況是很特殊的,我很感謝他的慷慨,也覺得自己很幸運,在1980年代前半,耶魯中國研究領域的研究生不多,才使我有可能佔用余師那麼多的時間。
除了單獨會面,最主要和余師接觸的機會是上課。在余老師的學生當中,我最特別的經歷就是長期擔任他的助教。在老師工作過的學校,​​不算密西根大學的話,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之中以耶魯最為重視大學部教育,起碼在1980年代是如此。它有完整的助教制度,所有大學部的基礎課,不管修課人數多少,都配有助教,專門的課有時也有。我到耶魯的第二年就擔任余師的助教。其實,以我當時的英文能力以及對美國了解的程度,都不足以當此任,但余師原來的助教Kandice Hauf學長因故無法續任,我只好硬著頭皮頂上。師找我任此職時,我也看得出他的為難,這件事後來勉力撐過,也奠下我爾後長任助教的基礎。我一共擔任過余老師三或四次的助教,記得除了一次是「中國思想史」(Chinese Though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其它都是傳統中國史的導論課(The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透過一再聆聽余師的講演課,我得知他對中國歷史有著通貫的了解,這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往後我自己做研究,無論課題有多專門,很自然就會考慮起這些課題或所牽涉現象的各種歷史意義。
跟余老師接觸,還有一個令我深為懷念的時機,這就是到老師家聚會談天。我在耶魯就學期間,年節時分,余師和師母陳淑平女士往往邀請學生和同事到他們家過節,有時大群人,有時小群,年節則包括感恩節、聖誕節和中國農曆新年,都在冬日,老師的兩位女兒也常加入聚會。其它時候我也有些機會到老師家,例如我在耶魯前兩年時,當在哈佛的黃進興學長前來找老師,我跟在耶魯的康樂學兄也會一同前往。師住在距離新港約二、三十分鐘車程的橘鄉(Orange),聚會多在晚上,從新港到橘鄉之間有路燈的地方很​​少,往往漆黑一片,我開著車,感覺車燈就像神奇的挖路機,從寒林之中開出一條通往余府的路。我印象最深的是跟婉窈以及康樂、黃進興一同前往,談話一定到深夜,然後儘興而歸。談話的內容無所不包,但往往有嚴肅的課題,我也在談聽之中得以成長。譬如有一次觸及「文化」或「中國文化」的問題,師立刻強調,文化是為生活而存在,而服務的,不能顛倒過來,讓生活屈就文化。即使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還是個值得人們省思的洞見。如今,康樂兄已經長往,除了有不勝今昔之感,我也覺得,學術文化和人間其它種種一樣,都是集體的事業,同世代中有人早走,後死者就多做一些事吧。
在耶魯時,余師在我心中最鮮明的影像是,他是一位深刻、博學而充滿活力的知識人、學者。這是他創造力爆發的時期,他的許多重要著作都寫於這幾年,以下是其中篇幅較大的:《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方以智自沉惶恐灘考〉、〈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這段時期的作品有的原為單獨刊行,後來都集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新版)》二書之中。在耶魯時期,余師也發表了不少英文論文,沒有中文版而具份量的有:“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Philosophical System”,以及收入劍橋中國史第一冊秦漢卷的“Han ForeignRelations” 。後面一篇應該是在1970年代寫就,出版已在1986年。就對余師學術生涯的了解而言,這些著作有的是他青年時期漢史研究的持續,有些是中年早期明清學術思想史研究的擴展,有的則是新開創的課題。關於後者,最明顯的是《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這本書除了本身的原創性貢獻,也開啟了余師後來對於商人文化、明清儒學轉向的研究。透過對胡適、陳寅恪的探討,他也開始大量撰寫有關中國近代思想的論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Philosophical System”,這原系1982年7月在夏威夷國際朱子學會議提出的論文,於1986年正式刊布。這是余師第一篇關於朱熹的著作。在我的印象裡,他為寫此文重讀《朱子語類》,應該至少是他第二次讀此大著。師後來會有《朱熹的歷史世界》、《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問世,背後是有極深的積蓄的。
我在耶魯,親身觀察到師勤奮澎湃的寫作歷程。師常跟我談論他的研究構想,有驚奇或得意的發現,或研究中出現趣事,他也會特別告訴我,我也見過他因思緒深陷問題而略為恍惚的神態。論文完成,我常可拿到稿件,先睹為快,偶爾表達自己的看法。我記得曾多次細讀師的英文文稿,領略當中的見解和論證之外,也趁機揣摩英文寫作的要領。這些稿件,有的至今尚未發表。在耶魯追隨余老師的六年,我自覺像是從後台看到了一場絕妙的學術好戲,且不論受用如何,問學之樂,論學之樂,此生恐難再。
世事如夢,我雖然在耶魯度過了充實的求學生涯,其間的細節大都已隨時光化去。現在試著捕捉關於余師幾件印像極深的事。有一次,我以助教的身分去上他的大學部講演課。當時余師剛從台灣回來,課後他告訴我,他這次到台灣,在去程的17小時旅途中,一口氣讀完Hannah Arendt的The Human Condition,空中小姐覺得很奇怪,哪有人坐那麼久的飛機不休息的。師應該是坐頭等艙,服務人員很清楚他的動靜。他以聊天的輕鬆口吻告訴我這件事,我聽了卻大吃一驚,The Human Condition是一本三百多頁的思想巨著,余師在一次飛行中就通讀此書,實在反映了他在求知思考上的超人動力。
另一件事發生於我在耶魯的第四年,可能是上學期。當時在成功大學任教的張永堂先生來耶魯歷史系擔任訪問學人,一天我和他以及余師一起進午餐。師的辦公室在研究生院大樓(Hall of Graduate Studies, 簡稱HGS)三樓,他通常在大樓外York Street的一家餐廳吃簡餐,我們那次也在這個地方。席間不記得張先生問了什麼,余師響應之間說了一句話,意思是「我每天都在想問題」。我聽到楞了一下,心裡想,這話是不是說得有些隨意,沒想到張先生立刻反問:「你是說每天都想問題嗎?」重點在「每天」二字。師正色作答:「是每天,我沒有一天不想問題的。」這一句「夫子自道」讓我真正認識到,他的學術生命是什麼樣的狀態。師向來主張學思兼顧,但從對他的觀察,我感覺,要有真知灼見,「思」的相對重要性可能還是高一些。當然,這個「思」不能是個人鑽牛角尖,而必須帶有嚴肅的自我省視的習慣和能力。
再來談印象最深的一堂課。這是我在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後旁聽的課,課名叫「中國史學」(Chinese Historiography),是傳統中國史領域的研究生基礎課。這門課我一到耶魯就修了,不知為什麼後來又去旁聽。這門課通常上的人不多,但我旁聽的那一次卻有不少人修,可能大多是歷史系之外來的。課上念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同學們各自選擇條目,上課時大家一起閱讀、討論。師事前大概沒準備,學生拿出什麼條目他就臨時看。有一次,他跟著大家讀,碰到窒礙難通處,他發現是趙翼錯了,誤解了自己所引的材料,余師並由此得出正確的答案。這是很不容易的事。《廿二史札記》是一部學術研究集,我們閱讀這樣的著作,通常跟隨作者的理路走,師卻一面閱讀,一面照顧到趙翼所引文字的自身義涵,很快發現問題,立刻予以解決。這個「現場考證」的展示帶給我很深的啟示。最主要的啟示是,人文學者做研究最終要依靠自己的心和頭腦,應該隨時處在嚴謹、具有批判性的狀態中。
剛剛提到我一來耶魯就修余師的「中國史學」。當時修課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學,就在老師的研究室上課,兩人有自己的材料,輪流主讀。我選讀《史記》,以「太史公曰」的部分為主。讀的速度很慢,功用主要在培養歷史研究的基本能力,在我而言,也開始訓練如何使用英語討論中國學術問題。記得有時我提《史記》中的一、兩句話,余師就接著念出一大串,讓我驚羨,看來他對某些基本典籍頗有成誦的能力。
對於余師的性格,我也有一些觀察。他名利心淡薄。從世俗的觀點看來,他是位成功的人,但成功者也有選擇的問題,當機會來臨時,他都是選擇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有利的路途。而且對他而言,選擇並不困難。他的決斷力很強,能按自己的性情做事,少受外界影響。他性格上的另一個特點是從容,能夠涵泳學海,順其自然。他對我治學的指導意見,常常就是要「從容」,「厚積薄發」。「從容」我難以做到,至於「厚積薄發」,經過在學術路上跌跌撞撞幾十年,也能體會其重要性,看今後是否能再多找時機,強化基礎。
余老師從二十餘歲開始投身學術,待過的機構、接觸過的人很多。他在耶魯治學、生活的樣貌,聞見的人則比較少。我雖深知記憶的不可靠,但還是勉力追思往事,盼有助於補充大家對余師的認識。


普林斯頓時期所見的余英時老師
文/王汎森
我第一次見到余英時先生,是在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忘了是哪一年,《聯合報》副刊辦了一場有關紅樓夢的座談會,與會的宋淇(林以亮)先生說「余英時身上的每一錢都是腦」,原話大概如此。當時在觀眾席的我,倒從來沒有料到有一天會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成為余先生的研究生。
1987年夏天,余先生從耶魯大學轉到普林斯頓大學,任全大學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我也在同一年8月從史語所到普大攻讀​​博士。很巧地,第一天到系裡,就在走廊遇到余先生。但很可惜,我因為功課太忙,在普大讀書的五年多(1987年8月到1993年2月)不曾留下任何日記,所以現在追憶這五年多的事情,竟然感到相當困難。
我在普林斯頓的前後那些年,是余先生髮表政治評論較多的時候。前一段似與台灣的發展較有關係,尤其是民主化、解嚴、價值及文化取向、兩岸動向等問題,余先生寫這方面的文章起源稍早,但這幾年因為有解嚴(1987.7.16 )、蔣經國故逝(1988.1.13)、李登輝即位等事,動盪較多,所以觸發也較多。我在普林斯頓的後三年,因為1989年發生□□□□□事件,此後余先生論政的文章更多關注中國大陸,他對中共武力□□民主運動無比憤怒,對台灣的處境也格外注意。
我記得就在蔣經國病逝後不久,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學生會請余先生去演講,當日講題我已經忘記,但與台灣的政治走向有關。當時李登輝接任黨主席之事將定而未定,傳說宋美齡可能有意出山,聽眾中有人提出這一類現實問題,余先生的回答中有一句說:「我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當天演講的內容我已不記得,只有此語今猶在耳,因為它生動地描述了余先生雖然關注兩岸政治動向,但決不參與任何實際的活動。
在跟隨余先生讀書時,我也注意到發生在余先生身上一件對他後來影響深遠的事,即他與中國大陸中、青代學術界逐漸發展出緊密的聯繫。余先生對於1949年後留在中國大陸的老學者的業績當然早已非常之熟,有一次我在影印一本中文學報,余先生正好路過,望了一眼說那是1940年代的刊物,果然沒錯,他說看了印刷字體及版式就知道出版年代。我猜他年青時期一定長時間流連於圖書館遍覽各種書刊。但是,他與那一、兩代學術工作者大多只是紙面相晤,並無正式連絡。1978年余先生參加美國漢代研究訪問團訪問中國大陸,他與中國大陸許多中、壯一代的歷史、考古學者見面討論,事見《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中國大陸1980年代文化熱之後,知識界出現了一種變化,慢慢地可以看出至少有四群與學術文化有關的人:專家型學者、受文化熱鼓舞的學者、跨文化與學術的學者、文化人。葛兆光兄告訴我1986年《士與中國文化》在上海出版之後引起很大的震動,當時他有一位半通不通的朋友居然沒有看清楚封面,就很興奮地誇說他最近剛讀了一本精彩的《土(ㄊㄨˇ)與中國文化》。由於那些年我負笈在美讀書,所以上述觀察未必正確,但因幾年下來目睹形形色色造訪余先生的賓客,我認為1970-80年代前期余先生所接觸的中國大陸人士主要限於專家型學者這一群人,但是在文化熱之後,來往的圈子慢慢擴及上述四群人,寫信、邀請開會、拜訪的行程也愈來愈多。記得我剛到普大時,曾好奇地問余先生何以由哈佛搬到耶魯、又由耶魯搬到普林斯頓?他說哈佛地處大都會,來來往往的人太多,耶魯稍好,普林斯頓在鄉下,離紐約起碼一小時車程,要想找他就更不容易了。然而這一道天然樊籬很快就無法發生作用。
…… (此處略去一段)

 余先生與中國知識界來往的最高點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當北京的學生運動爆發之初,普大有一些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開始聚會並舉辦一些活動,後來隨著局勢變化,余先生參與較多。1989年大概是5月間,美國紐約時報刊出支援中國大陸學生民主運動的全版廣告,上面的毛筆字即出自余先生的手筆,廣告所費不貲,除每人捐款一百美金(包括我在內),不足之數似乎是余紀忠先生支付的。六四鎮壓之後,余先生設法成立基金營救流亡學者,支援、安頓、開會花去不少心力與時間。這中間的歷程將來或許會有專門的記述,我因為手上沒有任何紀錄可查,只能浮泛地寫這幾筆。

余英時先生1987年6月出版《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那一年夏天他轉到普大。到普大之後,他仍延續著對「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這個主題的關注。我記得他的書架上有份「商人精神」一書的英譯稿,余先生是隨時準備要將這份英文稿校改出版的,可惜一直未見動手,或許現在已經放棄這個想法了。不過,余先生後來陸續出版過不少論文,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等,可以看出他對商人階層在近世思想、文化上的問題始終關心著。我記得1992年底博士學位答辯完之後,原想花一段時間大量閱讀葛斯德圖書館視為善本收藏的紙燒本明人文獻(從日本印來),余先生即曾交代我多注意商人方面的材料,後來因為我改變計劃提前回台而未果。
在余先生的研究中,商人不再被視為附庸風雅或軼出正統,而是在文化及思想上,成為一群獨立的、具創造性的群體。余先生關注商人作為一個群體的文化品味及文化表現,以及他們在明-清-近代歷史中的位置,同時透過這方面的研究,構成了一個與16、17世紀西方歷史相比較的框架。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余先生對現實的動向始終是關注的。我的感覺是198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的文化、學問、政治的熱潮不期然地牽動余先生,人們渴切希望知道他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包括新儒家、共產革命、中國思想文化之特質、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等---人們想問一大堆既現實又本質性的問題,所以這些年余先生著作的另一個主題是廣義的近現代思想史。我記憶中〈錢穆與新儒家〉、中國近代思想的激烈化(以及相關的論戰)、近代中國「革命拜物教」的討論及反省、近代的國族主義史學、當代史學的文化史走向等大量文字都屬於這個方面。上述論文有些收入《人文與理性的中國》,我覺得編者所取的這個書名頗有深意。余先生認為百年來的激烈化與革命崇拜(尤其是共產革命),對傳統破壞得太過厲害,他所希望突顯的正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而不是經過不斷革命後的中國;還有在經歷革命狂熱的連番洗禮之後,應該怎樣給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的特質一個簡潔而有概括性的定義。
我是在1993年2月離開美國重返中研院的。那時余先生深深投入民主救援中,經費、人事、演講、訪問佔去他不少時間,我也因為工作異常忙碌,故見面或談話的機會非常之少。而且依本書主編的規劃,我可以在1993年二月打住,不過我仍然覺得有必要添幾句話。
從1950年代到1990年代初,余先生的著作大體已經橫跨從「堯」到「毛」的範圍——除了不曾寫過唐朝,以及宋朝寫得較少之外。當余先生逐漸從海外民主運動抽身開來時,我們急切地想知道余先生下一步要寫什麼?我們並未猜到是宋代。《朱熹的歷史世界》這部千頁巨著是因為受人之託要寫一篇序而引發出來的,以一位年近七十的史學家,還能寫出這樣一部大書,而且所處理的問題、所使用的方法,都與先前的研究歷程有所不同,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除了《朱熹的歷史世界》,余先生近年還有兩本一樣是因一篇序而引出的書:《重尋胡適歷程》及《未盡的才情》,一本是為胡適日記、一本是為顧頡剛日記所寫的序。寫序成了余先生最近的重要工作之一,最近出版的《會友集》即收錄這方面的文字。
據我所知,余先生總是徹夜讀書、趕稿,據說余家當年在哈佛有一次搬家向鄰居道別,鄰居問余太師母說:「請問你們是做什麼的?為什麼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燈亮著?」
在普林斯頓那幾年,我注意到余先生的神態中透露出他似乎隨時都在思索,而且總是在繁重的稿債中。有一次農曆過年前,大家喜氣洋洋,但余先生仍然若有所思,我問道「寫文章很難吧」,余先生回答說「如果腹稿打好了,也就不難」,而且還補了一句「債多不愁」,然後從容含著煙斗而去。
人的記憶世界有一個無所不在的篩選框架,使得我們即使左思右想,也只能回憶起一點點特定的東西。以上這篇短文是我一時到手的若干鱗爪,留待將來有機會再加擴充。



摘自《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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