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8日 星期二

梅可望,胡平: 中國改革的歧路,莊程洋

這位同學---莊程洋,是我在成大教書的時候就認識的。那時候他常來參加我委託林飛帆幫我組織的中國沙龍的活動。
他不是第一次被警察暴力相向了,我知道他自己對這樣的身體傷害有思想準備。所以,我不是心疼他被打。
可是我真的心疼。我心疼,是因為即使這樣,他還是不放棄。
我心疼,是因為,有這樣的年輕學生,本來應當是台灣的光榮,因為他們願意為了台灣付出代價。可是,這個社會,真的會感謝他嗎?我心疼和擔心的是,他,可以面對代價,但是,能夠面對這種冷漠嗎?







蘋果日報



【阻攔張志軍車隊 男大生遭警過肩摔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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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Live】張志軍高雄行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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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08 06:14 AM

中國改革的歧路

旅美學人 胡平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六四”過去整整25年了。直到25年後的今天,北京仍然把“六四”當作頭號禁忌。25年來,除開異議群體,大部分人在談論當代中國問題時都避開“六四”這個話題。日積月累,中國國內生產出一套套關於當代中國的論述,在其中,“六四”要麽略去不提,要麽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就造成一種普遍的錯覺,以為“六四”沒有什麽重要性,似乎不談“六四”也可以談當代中國。其中,尤以經濟學界為最。

按照主流經濟學家們的描述,中國經濟改革,自1978年開始,就是沿著一定的路線向前推進,“六四”之後固然有過一段短暫的停頓,但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重新啟動,於是改革就承接著先前的路線繼續向前推進。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六四”不但阻斷了中國的政治改革,而且給中國的經濟改革也造成了極其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六四”把中國的經濟改革引向歧路,“六四”後的經濟改革和“六四”前有著根本的差異。

關於共產國家搞改革,有人講過一句俏皮話:“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這話的前半句容易理解,後半句則另人深思:為什麽那些主動進行改革的共產國家非但沒有延長其壽命,反倒加速了它的滅亡呢?


大致上講有兩條原因,一條是一般性的,一條是特殊性的。

一般性原因即所謂期望提升律,既得隴,又望蜀。人們越是在某些領域贏得了自由,他們就越是對其他領域還存在的不自由感到難以容忍,他們就越是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在統治者方面,誠如托克維爾所言,專制統治最脆弱的時候,常常不是其政績最惡劣的時候,而是它開始改革,從而使其弊端公開顯現的時候。

特殊性原因在於,共產黨國家搞改革,即便在初期只限於經濟領域,也具有自挖牆腳自掘墳墓的意義。因為其經濟改革是改掉社會主義恢復資本主義;它的改革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過去,共產黨壓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寶就是給別人扣上資產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名;一旦執政黨自己就在心照不宣路人皆知地走資本主義道路,帶頭當資產階級,那麽,它還有什麽理由再去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去壓制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呢?

因此,隨著改革的日益深入,執政黨內部的分化也就日益顯著。那些正直的共產黨人,既然他們在經濟上主張改革,贊成私有制市場經濟,他們在政治上也就順理成章地主張開放,認同自由民主制度。這樣,一方面,在民間,有越來越大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壓力;另一方面,在黨內,有越來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社會上的自由化運動,至少也是出於理虧心虛而不肯嚴厲地壓制自由化運動。兩者交互作用,彼此強化,於是就加速了共產專制的敗亡。

在解釋東歐社會主義為何失敗的一篇文章里,意大利學者阿爾曼多•皮塔西奧指出:“80年代末,東歐的各共產主義政權均面臨極其困難的經濟前景,有時還要應付強烈的社會緊張狀態,個別國家甚至不得不應付有組織的反對派運動的發展。但是,它們之所以最終崩潰,主要倒不是由於這些原因,而是因為,它們的領導集團本身以及各個共產黨已經提不出一套既能應付和解決長期積累下來的各種困難又不否定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選擇的辦法。”

阿爾曼多•皮塔西奧這一說明很重要。我們知道,東歐一些國家早在上世紀的60年代70年代就開始經濟改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他們都力圖在社會主義的框架內進行這樣或那樣的改變以期振興經濟,但總是沒有多大成效。爾後他們不得不意識到,要振興經濟,唯有否定他們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選擇,也就是放棄社會主義,重新恢復被他們打倒的資本主義。而一旦他們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就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理直氣壯地堅持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專政了。這樣,即便他們不肯主動改旗易幟,那麽至少,當其面對成千上萬民眾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實行自由民主的和平抗爭,正如美國學者亞當•普沃斯基所說,他們無法說服自己扣動手中的扳機。

八十年代的中國,伴隨著經濟改革的向前推進,明眼人已經看出這場改革的趨向就是改掉社會主義重建資本主義。包括黨內一大批改革派或曰溫和派,當他們積極擁護這場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他們也就順理成章地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一黨專政的觀念。與此同時,黨內保守派即強硬派之所以反對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主要也並非質疑其經濟績效,而是擔心其引出的政治後果。當他們目睹南海邊的小漁村幾年之間變成繁華的大都市,他們質疑的是:這還是社會主義嗎?在這一質疑背後的憂慮是:如果我們放棄了社會主義搞起了資本主義,那怎麽還能否保住一黨專政地位?

八九民運的爆發,導致了執政黨內部空前的大分裂。鄧小平動用武力殘酷地鎮壓下民運。鄧小平一再堅稱,這是反革命暴亂,其目的是推翻社會主義復闢資本主義,平息暴亂乃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在“六四”後的最初一兩年,出於剛剛鎮壓下八九民運的驚魂未定,又由於目睹蘇聯東歐巨變,北京當局十分恐慌。為了保衛政權,新一代領導人提出要進一步反對“和平演變”,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對資本主義,而且在經濟上也要反對資本主義。

這應該是很合乎邏輯的。既然先前的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起到了瓦解社會主義信念,從而瓦解共產黨一黨專政、助長民主運動的作用,那麽,為了保衛政權,就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對資本主義,而且在經濟上也反對資本主義。於是,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便陷於停頓,甚至出現倒退。

可是在1992年春天,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大聲疾呼經濟改革。鄧小平說,不改革死路一條,要加快經濟改革的步伐,不問姓社姓資。自那以後,中國的經濟改革不但重新啟動,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遠。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很值得分析。我們都還記得,在80年代的幾次反自由化運動中,鄧小平總是強調“這是關繫到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的問題”。在“六四”前和“六四”後一段時期,鄧小平也是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那為什麽到了92年南巡,鄧小平又說要不問姓社姓資了?

道理很簡單。先前強調姓社姓資,是為了給反對自由化鎮壓民運提供理由,是為了給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提供根據,是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槍都開了,人都殺了,其統治的合法性已經盪然無存,沒人信了。體制內外的自由化力量遭受沉重打擊,短期內不可能再聚集起有效的反抗。現在僅僅是在靠暴力而統治,人們沒有反抗僅僅是因為人們沒有反抗的力量。在這時,再去強調姓社姓資,再去修補社會主義外衣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了,沒有意義了,反而只會束縛自己的手腳。暴力統治也有暴力統治的好處,沒有了意識形態的包裝,也就免去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原先搞經濟改革還怕別人說是搞資本主義,還要顧忌社會主義的名分名義,因此還總是有點遮遮掩掩,三心二意;現在倒用不著了,現在可以進一步放開手腳放心大膽地乾了。所以,在92南巡之後,中國的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不但重新啟動,而且遠比先前更為強勁。

黨內保守派的迅速轉向也有力地證明瞭這一點。本來,以陳雲為代表的黨內保守派一直對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有抵觸,拖後腿;可是92南巡之後,保守派迅速轉向,咸與維新,搖身一變都成了改革派。這說明,他們原來反對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主要還不是反對資本主義,主要是擔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後果,擔心其瓦解社會主義信念,助長民主力量從而危及統治。如今,黨內和民間的民主力量都被打下去了,他們用不著再那麽擔心了,所以也積極支持經濟改革了。

就這樣,中共完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華麗轉身。它既逃過了“改革找死”的雷區,又避開了“不改革等死”的陷阱。

“槍聲一響,變偷為搶。”92南巡之後,中國大張旗鼓地走資本主義,搞私有化。由於經受“六四”重創,民意消沉乏力,因此,中國的私有化改革,在缺少起碼的公共參與和民意監督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變成了赤裸裸的權貴私有化。大大小小的官員,在改革的名義下,肆無忌憚地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共資產變成了自己的私產。

於是,最弔詭的事情在我們眼前發生了:中共本來是靠打倒地主資本家起家的,現在它自己卻變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資本家。早先,中共以革命的名義,把全體平民的私產變成所謂全體人民的公產;現在,它又以改革的名義,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產變成了他們自己的私產。先是以革命的名義搶劫,後是以改革的名義分贓。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共產黨在六十年的時間內全做了。

中國的權貴私有化,在道義上固然是最惡劣的,但是在經濟轉型上卻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的。俄國東歐的經濟改革是在政治改革的背景下進行的,因此它們的私有化基本上都是大眾私有化,也就是把掛在全體人民名下的公產平均分給了每一個人民。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公平,能為大家接受;但這種做法有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它造成資產過渡的零碎化,因此在一段時期內,它不但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還必然會導致經濟的下滑。

中國的權貴私有化則避免了資產的過度零碎化。各級官員搖身一變成了資本家,黨委會成了董事會,各級官員成了CEO。這樣,中國就避免了像在俄國東歐國家出現過的經濟滑坡。在資本主義機制的激勵下,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再加上中國搭乘上全球化快車,大力吸引國際資本和先進技術,利用低工資低福利等低人權優勢,更有著充分釋放出來的全民性的求富沖動與活力,等等等等。於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擁有了最強的競爭力。於是,就有了所謂“中國模式”,就有了所謂“中國奇跡”。

不難看出,在促成中國改革華麗轉身的過程中,“六四”是關鍵。除非我們深入地探究“六四”,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這一轉變是怎樣發生的,也無法理解這一轉變的性質,因此也無法正確地判斷以如此方式崛起的中國,對中國對世界究竟是福音還是災難。

這些年來,以“中國模式”、“中國奇跡”為主題的著述可謂汗牛充棟。當我們檢視這如山的著述時,不妨先看看它們是否講到了“六四”,是否對“六四”的影響或意義做出過認真的分析。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可以斷定這些著述不可能是正確的,它們註定經受不住歷史的檢驗。

(註:作者胡平,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80年代初碩士畢業,曾發表長文《論言論自由》,現為《北京之春》雜志名譽主編,居美國紐約。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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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是從朋友口中知道這兩本書:可能都是吹噓/合理化之作




大度山傳奇-第一回:結緣東海.細說從頭
2005-04-12 公共關係室

 話說人的一生,其窮通順逆、固決之於本人的努力和奮鬥;但有些場合,卻似乎冥冥中另有安排,半點由不得自己,我與大度山的因緣正是如此。

 我會到大度山擔任東海大學校長,可說是天方夜譚,誰也不敢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內。但事實俱在,我還當十四年又兩星期,更是不可思議。

 當然、我和大度山也不是毫無淵源,更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遠在民國四十二、三年(一九五三~四),「美國亞洲基督教聯合董事會」(下簡稱聯董會)派了一個五人考察團,到亞洲各國考察,要尋求在某一亞洲國家,創辦一所基督教大學,來繼承中國大陸十三所教會大學的傳統-即以基督精神培育中國青年接受高等教育。這個重鉅的任務落在耶魯(Yale)大學一位歷史系教授的肩頭。當考察團到達台北時,台灣的耶魯大學校友會特別設宴歡迎。我是Yale in China校友會負責人,應邀參與盛會,從而知道聯董會要在台中大肚山創辦一所大學。

 民國四十四年東海大學創立,我的同鄉前輩、且有點親戚關係的曾約農博士,出任東海首任校長,四十五年(一九五六)農曆新年我到曾府拜年,約老(大家對約農先生的尊稱)很高與的告訴我:「可望呀!我做了一件很痛快的事,我把東海所在地的大肚山改名為大度山,我要東海學生都是雍容大度,不是大腹便便,你看好不好?」這就是大度山的來源。但我與東海仍然連不在一起。

 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我在台北將台北市基督教青年會(YMCA)擴大改組為「中華民國基督教青年會」,獲得成功,而且進一歩加入了「全球基督教青年會聯盟」(WORLD ALLIANCE OF YMCAS),我並當選為在日內瓦總部的十五位執行委員會之一。當時擔任青年會的美籍顧問和另一位美籍常務理事白樂德(MR.BELT)先生對我任事的負責努力很欣賞與欽佩。有一天,他們兩位請我喝咖啡,忽然問:「梅博士,你願不願意參加東海大學董事會?」我大出意料,回答說:「我是中央警官學校的校長,到東海大學去當董事,你們覺得適當嗎?」他兩人都說,「東海董事會正需要像梅博士有幹勁的人,我們是東海美籍董事,由我們出面推荐,董事會一定會接受的。」這是我和東海結緣的起點。


 民國六十、六十一年我兩次到大度山參加董事會,第一次由唐守謙代兼長接待,第二次由謝明山校長招呼,都在「招待所」開會,總覺得東海有點荒涼,學生人數很少,財務情況也相當差。有點為這所教會大學擔心。

 民國六十二年我奉蔣經國總統(國民黨主席)密令,辭去中央警官學校長及一切行政職務,派赴美國主持岌岌可危的對中共「反統戰」;其後派赴韓國漢城擔任一所小型國際機構「亞太文化社會中心」執行長,前後五年,任務艱鉅,工作緊張,待遇雖相當優厚(每月美金二千元,另有特支費),但前途黯淡,因越戰結束後,該「中心」的地位危殆,全靠我國和韓國苦撐。(詳見《從憂患中走來》第五、六章)因此我想離開另謀發展,已與美國多所設有警政系的大學連繫,他們歡迎我前往任教。

 正在遲疑不決的關頭,教育部劉主任秘書用光奉命到漢城考察「文社中心」的業務(中心業務是由教育部管轄),劉先生博覽群書,是有名的湖南才子,對命理之學造詣很深,尤擅長「梅花神課」,在朋友間有「半仙」之號。


 他與我有親戚關係,他的媳婦是我嫡外孫女,兩人感情非比尋常,他到漢城後,我把想離開中心想法告訴他,並懇請他「起一課」,看有無離開的機會。用光兄正色地說:「起課」是一件很嚴肅的事,必須齋戒沐浴三天後起課才會靈驗,「既是你老兄的重託,我義不容辭,一定會照辦。」


 果然、民國六十七年二月劉主任秘書寫給我一封長信;其中有他「起梅花神課」的結果,他說是第六十四課,詩曰:「澤國稽棲困楚囚,偶然遊息得平丘。何妨即興攜山屐,更有奇峰在上頭。」他的解釋:第一句是我這個湖南人(楚囚)被困朝鮮半島,第二句是我於一年前曾應聘到美國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講學半年;第三句是我會回國到一座山上服務;第四句是到山上後會有很好的發展。他判斷我在半年內會回國到「一座山上」工作,至於是那座山,他無法研判。「到一座山上工作」?我真是如墜五里霧中,一再思索、很可能是陽明山的國防研究院,誰想得到居然是「大度山」呢!太奇妙了。

 我到大度山當校長的經過也頗為傳奇,民國六十七年初夏、東海第三任校長謝明山博士在台北市寓所附近散歩時忽然跌了一大跤(盛傳與拆校門有關,見後),肩胛骨破碎,非常痛苦,不能辦公,由主任秘書孫善聯先生代理校務。董事長查良鑑博士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由董事七人負責,同年五月十五日召開董事會議,董事十五人遴選新校長,我從漢城趕回台北出席。

 那天上午從十時至十二時半,三位校長候選人郭榮趙(中國文化學院院長)、蕭繼宗(曾任東海大學文學院長、文學家、時任國民黨副秘書長)、許志偉(曾任台灣省教育廳長),都是一時之選。但董事們意見極其分岐;經過多次投票,沒有一位候選得票過半,更不用說到達法定三分之二的多數了,於是查董事長宣佈「流會」,定二星期後再開會決定。

 五月底董事會再開會,我又奉董事長之命趕回台北。就在開會前一天晚上約九時半,查董事長忽然率領幾位董事到了台北市廣州街四巷一號我的寓所,令我大吃一驚。請問來意,董事長說:今天下午「遴選委員會」開了半天會,報名參加候選校長的有十人之多,但沒有一位是合乎理想的。因此遴委會決定:「徴召」你梅可望董事擔任校長。我更是大大吃驚,要「徴召」我出任校長,我雖擔任董事六年,但五年以上時間在國外,對東海毫無所知,而且我已答應了美國大學去任教,忽然要去大度山,實在太突然了。

 我向董事長與同來的幾位董事,一再懇切說明不能接受「徴召」的理由,但董事長和董事們都似乎已有決定,最後查先生有點生氣的說:「可望,你擔任東海董事六年,有甚麼貢獻?現在徴召你當校長,你也三推四阻,你對得起東海嗎?」說完,就與各董事匆匆離去。

 果然,第二天上午的董事會,只花了十分鐘就一致通過徴召我出任東海第四任校長,由「梅花課」到董事會的決議,真的不到半年。天下事的巧合有如此者,你能不相信機緣和命運嗎?

 與大度山結不解緣從此開始。我到東海後有何奇事,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回 講風水新校門傳奇 擋「三箭」孔雀屏立功


 且說我於民國六十七年二十七日接掌東海以後,有兩件要事必須從速解決:第一件是財務狀況惡劣,同人的待遇比公立大學至少要低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第二件則是東海的「門面」,也就就是「校門」必須快快修復。關于第一件在本文第四回中會有詳細的報導。第二件則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政府於民國六十年中期建築台中港,為了海港的交通便捷、決定修建自台中港直達台中市火車站一條長達三十餘公里的「十線大道」,也就是今天眾所周知的「台中港路」。要開闢如此寬闊的大路,土地必須大量徴收。東海校地恰好在大道的中段,自然首當其衝,東海校地被徴收兩次,面積高達一萬餘坪,只要看東海前面的中港路,呈向左(南向)彎曲的大弧形,就不難瞭解當時徴地的玄機,東海對面的地主們一定有某種運作,大慷東海之慨!而東海的校門正在必須拆除範圍之內。


 東海校門原為一根筆直的柱子,位於「約農路」直通台中港路的交會處。這個簡樸的校門已有二十二年的歷史,民國六十七年初夏拆除之日,那時的校長謝明山博士忽然於他台北寓所附近散步時,跌了一大跤,把右肩胛骨跌斷,痛苦萬分,不能辦公,必須在家休養治療。於是校內謠言紛傳,說校長跌跤完全是校門拆除之故。在這種情境下,修建新校門就特別值得研究了。

 我到校不久立即在行政會議中成立一個「新校門興建委員會」,自任主委,委員由總務長、會計室主任、建築系教授多人擔任,並決定「評圖」,俾能集合多方面的專業智慧。一個月後「評圖」決標。時任建築系主任的詹耀文老師的設計圖拔得頭籌,於是決定立即發包興建,預期九月初學生入校時、新校門可與大家見面。

 設計圖決定後,但校門要放在何處?成為全校同仁極其關切的焦點。因為有謝校長跌倒的事例,同仁們的建議很多,而「有志一同」的建議則是要找一位風水專家來指導。

 基督教大學可以講風水嗎?但在全校「輿論」的大壓力下,興建委員會只好決定請風水先生,可是「請誰呢?」事有湊巧,那時學生「新餐廳」的老板小王出面「請纓」,原來他老爸、在大陸時官居上校工兵團長,設計過無數的房屋,對風水極有研究,且有著作兩巨冊,看來是合適的人選。

 王老先生依約駕臨東海,帶了羅盤、皮尺等工具,還有二、三位助手,看來是一位「老手」。興建委員會的人全部到齊。「王老」在擬建校門的地區,架起羅盤到處看,助手展開皮尺到處量,約有半小時之久。他似乎胸有成竹的問我:「梅校長,你們要新校門發揮甚麼功能?」我們都楞住了;經過商量一下,興建委員們的共識是:能為東海帶來財富,「王老」聽說、笑了一笑,連說「好辦」。又架起羅盤,拉開皮尺,一再丈量,最後指定他站立的腳下,說:「梅校長,就是這裡!我保証三個月以後東海的財務可大大改觀,如果不實,可砸我的招牌。」他指的校門口,就是今天的校門口 ,以彎曲的漏斗形連結中港路和約農路。因為中港路高出約農路很多,從約農路看出去,東海校門就像一張大嘴,把校外的財富吸進來。王老先生有此豪語,大家半信半疑,可是三個月後那筆「橫財」從那裡來呢?

 卻說我到東海後,經過兩個月的策劃,為了改善財務訂定了「五路進財」的大計(詳見第四回)。其中重要「一路」是申請政府補助。可是那時節政府對私立大學有「學店」的偏見,不僅無一文補助,還不時冷嘲熱諷。我忍不下去,就在那年八月,我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給蔣經國總統,詳細分析東海辨學的精神,東海絕不是「學店」,祗是由於美國聯董會停止資助東海,使學校財務發生危機。我請求經國先生站在國家領導人的立場,補助或貸款新台幣八千萬元,讓東海能度過當時的財務危機。

 經國總統擔任國防部長時,邀請我出任「法規司長」,算是「老長官」,他對我很瞭解。接到我的信後,立即交行政院研究辦理。行政院秘書長馬紀壯上將正是國防部時代的副部長,跟我也很熟悉。他馬上召集財政部、教育部、主計處等相關機關,討論我的請求。不出所料,各機關的代表都不支持。一連開了四次會,毫無交集。第五次開會時,我實在忍不住了,便大聲說:私立大學中也許可能有學店,但東海絕對不是!我們是正當辦學,為國家社會儲才,東海的貢獻很大,各位可以去調查。現在有財務困難,政府不應坐視。既然大家一口咬定東海好像是學店,我覺得這種會也就不必開了!請把我的報告退還給經國先生好啦!說完,我就離開座位,準備離席。馬秘書長從後面一把將我拉住,說:「可望呀,你不要生氣嘛!問題一定可以解決的!」那天的會果然作成下列決議:協助東海大學的事,由財務部、主計處及教育部提出具體辦法,報行政院轉呈蔣總統核定。

 我覺得大家可能是敷衍我,對政府補助的事沒存很大的希望,所以在東海並沒宣布我所作的努力。就在校門完成後三個多月,即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下旬,行政院正式通知我:總統已核定貸款東海新台幣四千萬元,分七年還本,利息部份由政府負擔60%,東海負擔40%。

 那年代、四千萬等於東海每年總收入的一半,真是久旱甘霖,全校歡聲雷動,東海財務危機解除了!而經國先生這次裁示,為政府支持私立大學創了先例。現在政府每年撥助全國私立大學校院數百億元,就是從此開始!東海在這方面創造了歷史。至於是否與新校門有關?就只有憑你(妳)的想像了。

 至於「孔雀屏」的故事則更加玄妙,不可真信、卻值得一述。

 話說我到東海接事後,立即住進「校長官舍」,那棟兩層樓的木造房舍,有一百多建坪,樓下是客廳、書房、圖書室和餐廳,樓上有五間大寢室,寬敞得很,屋前屋後都有花園,雖然沒有整理,卻也綠蔭滿地,佔地總面積達一公頃,是一個很好的住所。

 這棟樓房是第二任校長吳德耀博士向美國友人募捐建成,他和第三任謝明山校長都先後住在裡面,我是第四任,當然很高興的遷入這棟大房子。那時我的五個兒女都在國外讀書,只有我和梅師母兩人進駐,總覺得有點空盪盪的。

 事有湊巧,我到東海後三個多月,我在美國的好友李文凱先生自華府回國,特來大度山看我。同進午餐後,我們兩人坐在客廳聊天,他忽然站起,在客廳周圍及室外看來看去,令我有點發毛。因為我知道他是一位風水專家,一定發現了甚麼問題。「文凱兄,有甚麼地方不對嗎?」我問。「我要請教你一件事,你要忠實回答我。」文凱說。我頓覺緊張;「甚麼事?有那麼嚴重嗎?」「請問過去住這棟房子的人是不是都很不痛快離開的?」他說。我想了一下,對了!吳、謝兩校長離開東海,都受了很大的委曲,我便簡略向他說明兩位校長的離校經過。「那就對了!」文凱站起來大聲說。「我要再請教你一個問題:你搬進來後,是否發現了很多毒蛇?」我想過去幾個月在屋前屋後曾經看到過多次台灣毒蛇「雨傘節」。有一次、我晚上十點多鐘從辦公室回官舍,還差一點踹上一條呢!

 他聽了後,坐下,很正 色的說:梅校長,我知道你是虔誠的基督徒,不相信風水。可是這次你一定要相信我,這棟房子的門開得壞透了,可能是洋人設計的。你看房子的「大門」、「中門」和「後門」,連在一條直線上,中國風水名之為「三箭穿心」,住在裡面的人一定很不安穩,會很不快樂離開。而且房舍前後,毒蛇盤踞,對住戶的情緒影響不小啊!

 我聽到他的分析不禁「毛髮悚然!」我說:「文凱兄,這個惡咒有解嗎?」,他說:「解決此厄其實不難,請去買一塊足以鎮攝惡靈、特別是毒蛇的屏風,在第一、第二道門的中間,就可把這惡咒解除了!」我如奉綸音,那個周末,我親率莊濟安總務長到三義木雕店選購一塊屏風。可是甚麼樣的屏風可以鎮攝毒蛇呢?讓我想起一九四四年訪問印度時,發現印度人喜歡在家裡養孔雀,因為據他們說、孔雀是當地最毒眼鏡蛇的剋星!於是我和莊總務長就買了一塊雕一對美麗孔雀的木雕屏風運到校長官舍,端端正正放在第一和第二道門中間,此後十四年我在東海可說相當太平安穩。

 民國八十一年我離開東海時,我是前此歷任校長中唯一獲聘為「榮譽教授」,又發給獎金和配給退休宿舍的,真是快快樂樂的離開,沒有半點不高興。我的後任沒有重視那塊屏風,住進官舍之日就把「孔雀屏」送進了儲藏室。結果他離開東海時也很不愉快。等到第五任王亢沛校長就職,聽到「孔雀屏」的奇譚,馬上從儲藏室把它請出來放在官舍的原位。王校長做滿了三任、九年,高高興興的退休,與我相同、受聘為榮譽教授。各位讀者,你(妳)們覺得那「孔雀屏」真的有那麼大的法力嗎?

 現任程校長遷入官舍後,也許有「高人指點」,那屏風仍紋風不動,坐鎮原處。聽說還特別油刷了一下呢?這段奇譚,居然會發生在大度山,信不信就只好由你(妳)了?


 欲知還有甚麼奇聞?請看下文分解。

第三回 真民主人人參與決策 杜密函師生精誠團結


話說東海自創校以來,即以「自由辦學」相標榜,創校初期擁有徐復觀、梁容若等民主人士擔任教授,學校言論相當開放,在國內各大學中獨樹一幟。因此,在戒嚴時期,東海頗以「言論自由」為傲。

民國六十七年我到東海時,「自由」雖仍受尊重,「民主」卻一點也看不到。整個校園彌漫著一種「對立」「相互攻訐」的氣氛;「黑冊」「黑函」滿天飛。學生貼「大字報」攻擊學校當局,教職員出「黑冊」攻擊校長和總務長。全校淪為互不信任的情境。一個以奉 上帝的名建立的大學居然變得愛心蕩然,我不僅大吃一驚,而且,老實說,我有點不知所措!

面對如此可怕的校園文化,我的對策是甚麼?記得到差不久的一個晚上,我在例行的的睡前祈禱中,請求 上帝對前述亂象指示迷津。祈禱後,忽然美國建國元勳傑夫遜總統(Thomas Jefferson ,1801-1809任美國第三任總統)的名言在我腦海中顯現:「民主的毛病必須用真正的民主去醫治。」對了!我要用「真正的民主」來解決東海的亂象。


可是「真民主」是什麼呢?我想起在密希根州立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時,多次與指導教授們辯論;那是一九六0年代,蘇聯共產帝國正如日中天,全世界有三十多個國家已被共產黨赤化。莫斯科的宣傳家們大聲駁斥西方民主國家的虛偽;譬如說、民主的四權: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共產國家都比民主國家實施得更徹底:即以選舉權來說,美國選總統、只有50%左右的選民參加投票,而蘇聯選主席,投票率往往達98%,所以他們說共產黨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在這種「似是而非」的辨証下,西方的政治學家們提出了另外一些標準,來界定民主的真諦:結論是:民主必須合乎下面三個指標:即在一個團體(或機構)中:


1.人與人之間真正平等,不因地位不同而受歧視或壓抑。
2.人與人之間溝通無障礙,即有完整的溝通管道。
3.人人有參加決策的機會,不受少數人的操縱或控制。

 對了、東海成立了二十三年,學校行政有沒有上述的民主機制呢?我花了幾天功夫來瞭解,那時的東海,最高決策機構的「行政會議」和「校務會議」都只有極少數的一級主管參加;教員、職員、學生全沒有與校長及高級行政主管溝通的管道,更不要說參加決策了。一切由校長和極少數的一級主管決定學校的大小事務,難怪會「怨聲載道」,終至黑函、黑冊、大字報滿天飛了!

於是我在經過過詳細思考和一再祈禱之後,作了一些大膽的決定,在行政會議中正式宣佈:

第一、「教授會」和「學生會」應各派代表二至三人參加行政會議和校務會議,他們的代表與校長及一級主管具有同等的發言權和表決權。
第二、校長和一級主管定期與各系所的學生代表們「對談」,定名為「師生座談會」,原則上每月開會一次。「座談會」的決定,學校應予遵重並付諸實施。
第三、各系應成立「系務會議」,由各系師生代表組成,公開商討系務的發展。


 這三大政策公佈後,引起一級主管的強烈反彈,他們認為學生與教授的代表參加最高決策機構,就是校政大亂的開始,尤其師生座談的結論,學校要尊重實施,學校財政立即就會破產云云。教授們對系務會議也有煩言,認為系上學生可以對系務發言,師長的尊嚴何在?

可是,我的態度很堅定;我認為大學教育是為國家社會培養未來的領導人。大學四年就是要培植他(她)們知道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如何負責任、如何解決問題,只要他(她)們是正常的、愛校的,他們一定不會亂來。而在師長以身作則,面對面的誘導之下,一定可以獲得最佳的共識,使學校行政能獲得全校師生的認同與支持!

在「平等、溝通、參與決策」三大民主信念之下,東海的行政會議、校務會議、師生座談會、系務會議,在一個學期之內,都開得如火如荼,熱情揚溢,內容充實,沒有發生偏差。且其決議都能一一落實,全校充滿了「東海是我們的東海」的情緒,所有的不滿和批評,全部消失於無形,至於「大字報」再也看不到了!

其中最具戲劇性的是「師生座談會」,由校長親率教、訓、總三長以及文、理、工、商四學院的院長與各系的「系代表」(那時有18個學系,每系系代表一人)和一至四年級各派「班代表」一人,共九十人,對談兩小時以上;不僅是全國首創的校園民主機制,恐怕在全世界也是獨一無二的民主文化。一級主管們赴會前都戰戰兢兢,我對當時學生卻充滿信心,堅信座談會不僅不會「失控」,而且一定可以產生「意志集中」的實效。

果然、每月一次的全校師生座談會,在那時的「茂榜廰」舉行,學生代表發言中肯、熱烈,提出的檢討都是善意,,提出的建議更是具有建設性,大家發揚了高度的愛校精神。每月開會的結論都作成紀錄,由校長批交相關單位落實執行;下一個月開會時要檢查是否已照決議做到。這樣一來,師生代表相聚一堂,面對面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一切以東海的進歩和發展為目標,誰也沒有一點私心,其結果、無論學校行政、教學內容、學習態度,全校師生都不敢隨便了,大家一心一德,要把東海成為一個十全十美的大學。


經由坦誠、民主、透明的全校師生座談會,東海揚棄了不相溝通、相互攻許,轉化為意志集中、全心愛校的團體,這是東海的首創,更是大度山的奇蹟!

關於密函方面,我到校時,每天都會收到四、五封,是由各系或自稱某系的師長或學生,對系內同仁的匿名控告;什麼不負責任啦,任意缺課啦,私生活不檢點啦,甚至思想有問題、有「親匪」言論等等。

「密函」是戒嚴時期的產物,寫匿名信,用貼五毛錢郵票的平信,寄給情治機關或機關首長,來打擊或抹黑自己看不順眼的同事或長官。那時代有一句流行的話:「我拿五毛錢幹掉你!」因為情治機關為了「疏而不漏」,接到匿名信後一定會公開或秘密去調查。於是一封五毛錢的匿名信就會搞得一個人心神不寧,疑神疑鬼,甚至整一個機關雞飛狗跳。這種情形居然會在東海大學出現,使我很驚訝,也很傷心。於是、我決心杜絕這種惡劣的作風!

我的辦法是:對校內外寄給我的密函,在行政會議嚴肅宣佈:

(1) 所有寄給我的匿名信,我一律不看其内容,立刻交給人事室銷毀。
(2) 所有具名控告的信,一定追查到底,分出是非黑白。凡無根據的控告,原告應受校規處分。
(3) 所有寄給情治機關的匿名信,情治機關如要到東海來查,必須先獲得我的同意,不然學校不會和他們合作,如屬具名的控告,學校一定協助徹查到底。
我的宣示,絕對做到。不到半個月,匿名信全部消失。加上前述的民主機制,各單位之間、各行政層級之間、校長與師生之間、師長與師長之間、師長和學生之間,以及學生和學生之間,一律「溝通無障礙」;全校師生緊密地團結在「一心一意愛東海」的旗幟之下,東海成為一個相互關切、相互支援、彼此協助、彼此愛護的團體,真正的民主在東海實現了,傲視全國,應該是奇蹟之一吧!後事如何?下文分解。

第四回 全校升旗創造歷史 「五路進財」待遇拉平


 話說東海自推行「真民主」,全校各單位、各層級以及師生之間,溝通無障礙,分享決策權之後,大度山揚溢著團結合作,一家和樂的氣氛。人人關心東海,全心奉獻,校園呈現蓬蓬勃勃的朝氣,覺得學校的前途一片榮景。可是在一次「師生座談會」中,一位「系代表」忽然提出:「校長、我們系內的溝通已經很好,但不同系同學之間的溝通卻缺乏正規的管道,也沒有一定的時間。而且不同系、不同班級的同學之間更沒有彼此接觸的機會。校長、您看應該怎麼辦呢?」這個問題可把我問倒了,只好訴諸「集體的智慧」。於是我向在座近百位學生代表發問:「同學們、剛才這位系代表提出的問題很大,你們有甚麼解決的辦法嗎?」忽然、一位女同學站起來大聲說:「校長,我哥哥在師範大學讀書,他們每星期有一次全校師生升旗、升旗之後,高班生和低班生以及不同系的同學都有在一起活動的時間,所以師大學生不分年級和系別,彼此之間,都相當熟悉。校長、東海也舉辦升旗好嗎?」


 「舉辦升旗?」在東海可是大大的問題。因為東海自民國四十四年創校以來,二十三年之久,在「自由學風」吹拂下,從來沒有全校師生一起升過國旗。教育部雖然三令五申要各級學校定期舉行師生升旗典禮,大度山卻我行我素,相應不理,頂多每天早晚由軍訓教官二、三人,到大操場把國旗各升降一次,應個卯而已。

 升旗的問題既經提出,我立刻依民主程序,由參加師生座談會的學生組織一個「專案小組」來研究是否可行?並指定訓導長為召集人,以一個月為期提出報告,一個月後,專案小組的結論出來了:全校升旗,有助全校同學的團結,建議試辦。以每月舉辦一次為準,凡住校的學生都應參加,住在校外的同學和師長自由參加。升旗典禮不得超過十五分鐘,請校長主持。升旗後,校長作十分鐘的校政報告,然後解散。參加的學生可自由交誼十五分鐘至半小時。


 這個決議要執行可不那麼簡單:首先、每月一次的升旗在星期幾呢?在幾時幾分呢?升旗那天如何與上課不衝突呢?如何使住校的學生準時起床趕到升旗場呢…等等?這個大度山破天荒的「升旗行動」必須有「配套措施」。在「行政會議」中一再討論後,決定在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二上午八時舉辦「全校升旗典禮」,每個星期二上午八時至十時,全校不排課、作為各年級學生的自由聯誼時間。至於起床問題,就只有勞動各位軍訓教官去學生寢室「勸駕」了。


 我到校的第二個學期,第一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二上午八時,東海大學舉行了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全校升旗典禮,校長與學生完全一樣,穿著米黃色的「東海大學制服」,準時到達大操場,與住校男女學生兩千多人舉行升旗禮,三長和多位教授也趕來參加。當樂隊奏起「山川壯麗,物產豐隆,炎黃子弟,東亞稱雄!」的悅耳國旗歌時,司儀官高喊「敬禮」,青 天白日滿地紅的美麗國旗首次在大度山冉冉升起,二千多位師長和學生都舉手致敬,我不禁熱淚盈眶!東海人的心在國旗的見証下,更加親愛精誠團結在一起了!

 那天、東海人創造了歷史。今天、二十多年後,每逢當年參加過升旗的校友談起來還是眉飛色舞,津津有味!真是最甜蜜的回憶,這樣莊嚴的升旗,一直到教育部不再要求大學舉行升旗才停止。

 從「真民主」機制的建立到「全校升旗」,東海人的「心理建設」已告勝利完成。全體師生以振奮、快樂的心情走向充滿希望的未來。但是、懸在教職員心頭的那塊大石頭如果不能拿掉,總是一個大大的遺憾!這塊大石頭就是學校的財務不良,同仁待遇低於國立大學四分之一以上,必須設法解決。

 前面提過,蔣經國總統特准貸給東海新台幣四千萬元,解東海於倒懸,但這筆錢不能拿來發教職員的薪水,只能供建設之用。要提高待遇就必須「開源節流」「自立更生」。透過「行政會議」和「校務會議」中的「集體智慧」,我們提出了台灣民俗文化中最推崇的理財原則,那就是眾所熟悉的「五路進財」。

 大度山的「五路進財」自然不能從向「財神爺」燒香、膜拜著手,而是經過精密策劃的結果。「五路」進財的內容如下:

 第一路:學生的學雜費收入;約佔總收入75%。
 第二路:政府的補助;約佔總收入10%。
 第三路:學校辦理推廣教育的收入,約佔總收入8%。
 第四路:學校經營事業的收入,約佔總收入5%。
 第五路:各方的捐助,約佔總收入2%。

 這五路之中,表面看上以為第一路最容易,因為學生繳費是最靠得住的收入。可是那時這一路卻問題最大,因為、一則東海創校即採「小班制」,學生人數與國内私立大學比較都是人數最少的。創校前十年「聯董會」補助東海95%的行政開支,教職員待遇超過其他大學三倍以上。據說東海司機的月薪比台大校長還多呢。可是十年以後聯董會逐年大幅減少對東海的經費支持。我到校時聯董會已不再補助一毛錢。這樣一來、東海的財務每下愈況,只好從大量減低同仁的待遇入手。吳德耀、謝明山兩位校長設法增收學生,校內外的阻力都很大,我到校時全校日間部學生約三千人,夜間部約一千人,小班制已告放棄,仍然入不敷出。因為當時的政府採「低學費政策」,私立大學的預算想拉平,日間部至少要有六千名學生。那時台灣的幾所私立大學,包括淡江、文化、逢甲的學生已超過一萬人;輔仁、東吳也有六千名以上,只有東海遙遙落後,而大量增招學生又為教育部不許。這個矛盾必須克服,東海的「第一路進財」才能達成目標。

 於是我開始向教育部展開遊說。那時的教育部長是朱匯森先生,他的後任是李煥先生,兩位都是我的老友,對東海很同情也很支持,我們每年的增系增班計畫,都獲得核准,在四年之內,大度山日間部的學生到達了六千人。第一路進財圓滿達成了目標。

 「第二路、政府補助」比第一路更困難,雖有貸款東海四千萬元的前例,但是要政府補助私立大學成為制度卻是比登天還難。然而、皇天不負苦心人,在我的堅持以及私立大學團結奮鬥,尤其是蔣經國總統支持之下,我到校八年之後,政府每年補助及信貸給各私立大學的經費達新台幣數十億元,每校、包括東海在內,每年分配到數千萬元到一億多元不等,其過程非常曲折有趣,詳情見拙著《從憂患中走來-梅可望回憶錄》第四部、第十六章,第二四三頁至二五一頁,就不在本文中重複了。第二路也就順利走通了。

 第三路、也是東海的創舉,要從「推廣教育」擴大東海的財源。今天、二十一世紀初、國内公私立大學無不大辦推廣教育,爭取財源,可謂五花八門無所不用其極,有些技術學院連「美體美髮」和「葬殯班」都辦起來了。至於「烹調」「旅遊」更是紅火!可是二十六年前東海要與台灣省政府合辦「省政人員進修班」以及與省議會合辦「碩士學分」都受到校內外強烈的反對。詳情在本書第九回和十三回中將分別敘述。這裡只談推廣教育對東海財務方面的貢獻。

 經過無數阻力與困難的克服,東海為了服務政府與社會,我到校五年內創辦了下面幾種「推廣教育」,是全國各大學的「開路先鋒」;對第三路進財貢獻很大;詳見本書第九回:

 (1)台灣省政府人員進修班;
 (2)台灣省政府在職人員碩士學分班,
 (3)中央政府中部機構人員碩士學分班;
 (4)「企業講座」企業現職人員各種進修班;
 (5)地政人員講習班;
 (6)工業工程管理人員講習班。

 上述各種推廣教育,獲得相關政府與企業機構服務人員的熱烈回應。我在東海十四年中,參加過講習的人超過五萬人,對本校財務的幫助,自然不在話下。

 第四路是本校經營事業的整頓;東海在我到校以前三年就創辦了農牧場,也有自己的小學︱東大附小。但我到校那年詢問兩單位的業績,農牧場每年要校本部補貼新台幣三百五十餘萬元以上,附小也要補貼二十萬元。因此、兩個有收入的單位變成了「賠本單位」,得不償失,不能成為「第四路進財」。

 然而「路是人走出來的」;人家辦農牧場、辦小學能夠賺錢,為什麼東海就要賠錢呢?很明顯是人謀不臧,於是我大力進行改革。在三年之內,兩單位都有盈餘。農牧場曾有一年賺新台幣二千七百萬元的最高紀錄,小學也有一百餘萬元的進賬,加上創辦了「學生銀行」,一年有二、三百萬元的收益。就憑這三個單位,東海年入二、三千萬元;第四路進財便很穩定了,其詳見本書第十一回。

 至於第五路呢?各界的捐助、那時節因台灣社會尚不很富裕,校友們的年事尚輕,有財力的校友極少,募捐的成果自然不夠理想,但我仍不放棄,採取「目標導向」的原則向外勸募。

 所謂「 目標導向」是先確定本校建設目標。由於目標正大,才好向有財力的友人和政府單位開口,其中最值得記述的、在於為興建圖書館和中正紀念堂的對外募捐:


 (1)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是我很尊敬的長輩,又是東海的家長(他的長子王必成先生是化工系第三屆)。他為本校興建「中正紀念堂」、二話不說慨捐新台幣四百萬元。

 (2)台泥董事長辜振甫先生也是東海家長(他的兒子、女兒、女婿都是東海人),曾擔任東海董事多年,慨捐新台幣一百萬元。

 (3)孫邦華大使是我的好朋友,他在台北市中心的房子兩棟,捐給東海,市價超過二千萬元。

 (4)有趣的是、台灣省政府主席邱創煥先生特撥新台幣一千萬支持興建「中正紀念堂」,但有一個先決案件,要和我喝一杯「深水炸彈」的酒(這種酒是一大碗啤酒內裝一大杯烈酒),要一口氣喝完,必須大酒量的人才有此海量。我的酒量很差,為了爭取省府支持,就不顧一切倒進喉嚨!一杯酒換一千萬,為了愛東海是很值得的。

 (5)最值得一提的是「東海婦女會」:在全校師母們的愛校情操之下,經常定期舉辦「義賣」,義賣的物品很多,包括師母們自製茶葉蛋、點心、手工品以及各方面捐贈林林總總的物品。十四年下來,婦女會捐給學校的款項總額竟達新台幣二千餘萬元。真是奇蹟!在台灣數十所大學中,婦女會對學校貢獻之大,無校可及!


 十四年來東海募捐總數超過新台幣三億元,對東每各項建設有極顯著的助力。「五路進財」實現了,東海財務困難解決了。我到任四年後東海同仁的待遇已與各國立大學大致相等。五年以後、薪津待遇與國立大學完全拉平之外,學校的福利超過公立大學,包括:子女可進第一流的東大附小;新進教授可配得眷舍一棟並有十萬元的「安家費」,供購家具之需。這樣一來很多台大、師大教授甚至中央研究院士都願來東海專任教職!是另外一大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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