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校史館傅斯年塑像作者之謎解密🔎】
臺灣本土雕塑家-陳夏雨先生作品在臺大❗
📆明天3月26日為國立臺灣大學時期第四任校長傅斯年的冥誕日，我們來聊聊關於傅校長塑像的故事，也是近年本館一個新的發現...
一踏入校史館，就能看到臺灣大學第四任校長傅斯年先生的塑像，塑像下方的木製臺座放有「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石製銘板，並有第六任校長閻振興先生的落款(圖片最左邊)，但是塑像何時誕生以及作者資訊一直來都是個謎團🤔🤔🤔
直到在考究傅園資料，翻閱到《國立臺灣大學校刊》中「紀念傅校長籌備委員會第一次及第二次會議紀錄」。第一次會議記錄提及「鑄半身銅像」，置校總區總圖書館內 (今舊總圖書館，校史館所在建築)，第二次會議記錄則提到「擬請臺灣雕塑專家陳夏雨先生鑄造，就乾漆像與銅像擇一種」，同時決議加推洪炎秋教授 (文學院中文系) 為造像小組委員會的一員。(圖片中間)
透過校刊資訊，似乎可推斷校史館內的傅斯年校長塑像是於傅斯年校長過世後由陳夏雨先生所製作的乾漆像，但由於塑像上並未見落款，於《陳夏雨雕塑集》(雄獅美術編，1979年出版) 中也未見此雕像的記載，校史館對於作者的追查仍陷入瓶頸…
多虧格魯克ᵉᵍᵃʳᵘᵒᵏ 走入城市的治療師的協助👏，引介國立臺灣美術館研究陳夏雨先生的林振莖副研究員，林副研究員告訴我們，陳夏雨先生家屬所提供陳夏雨先生個人的作品清冊中的確寫著「40年 臺灣大學校長胸像 (乾漆)」一條，對應年代民國40年 (西元1951年) 與本校校刊記載資訊也相符，總算確認這尊塑像的作者❗
📣陳夏雨(1917.07-2000.01)出生於臺中，於1935年赴日學習雕塑，最初於水谷鐵也門下當學徒，隔年再轉入「再興日本美術院」會員藤井浩祐門下研習。陳下雨於1938年以「裸婦」一作入選「新文展」雕刻部，以21歲之姿成為臺灣出身中最年輕入選官展雕刻部的藝術家，之後連續三度入選，更獲得「無鑑查」之殊榮，在臺灣是繼黃土水之後，本土雕塑家最優異也最年輕的一位。
不過傅斯年塑像從1951年製作完成後，尚無看到文獻或老照片等記錄完成初期的放置地點。直到1979年《國立臺灣大學67學年度畢業紀念冊》中，才開始看到該塑像連同木製臺座(圖片最右邊)，放置於當時的總圖書館卡片目錄櫃區中(也是今日校史館入口處精神展區)。
不知道有沒有早期的臺大人曾經在舊總圖書館中哪一個角落看過它？🤔
而在長達70多年的時光，人們也漸漸忘記這尊塑像來歷與作者。所幸我們透過文獻資料及專家學者，再次找回校內文物的來歷，也非常高興本校能夠收有臺灣早期優異藝術家前輩的珍貴作品🥰。
參考資料：
1. 《國立臺灣大學校刊》101期23版。
2. 《國立臺灣大學校刊》105期3版。
3. 《國立臺灣大學校刊》112期2版。
4. 簡俊成。2002。陳夏雨的雕塑藝術-以”醒”一作品為例。造型藝術學刊2002年度，305-318頁。
5. 郭懿萱。2016。陳夏雨的女性雕塑作品初探。雕塑研究第十六期，50-86頁。
6. 陳夏雨 - 臺灣記憶- 國家圖書館。
感謝格魯克ᵉᵍᵃʳᵘᵒᵏ 走入城市的治療師國美館林振莖副研究員的協助🙇♂️🙇♂️🙇♂️
巫永福談張星建 臺中中央書局與臺灣新文學的重要推手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沒聽過「張星建」這個名字，google一下，你才會知道他是日治時期臺灣文化幕後非常重要的推手，他以中央書局為據點，創辦『臺灣文藝』雜誌，並協助許多文化人、藝術家進行創作，他的角色，套現在的話來說，可以說是臺灣文化最早的策展人！
●台灣文學與中央書局
一巫永福《台灣文藝》111期，1988.5-6
(續前篇)
談台灣文學與中央書局，絕不能不談張星建，一九○五年十月生於台中市楠町，一九四九年一月於台中市綠川橋附近被暗殺。筆名掃雲，台灣總督府立台南商業專門學校肄業（今成功大學前身）。一九二八年三月廿三歲時，出任中央俱樂部中央書局營業部主任。深獲張煥珪、莊垂勝的支持與重任，開始他的文化運動生涯。且透過各重要股東的關係，自然而然地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東亞共榮協會的抗日政治活動發生關聯。因此一九三三年南音文藝雜誌第六期至第十二期改在台中發行，即由他任發行人兼褊輯，開始對台灣文藝界有所貢獻，並常以掃雲的筆名撰寫文藝時評。
經這次的經驗，南音停辦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成立台灣文藝聯盟，創刊「台灣文藝」雜誌時，再任發行人兼總編輯。由於人際關係良好，以廣告收入做為雜誌財務來源，致雜誌的財務與編纂由他一人總攬而成「台灣文藝」雜誌的台柱。台灣文藝聯盟是一個有濃厚台灣意識的文學運動，超越一切派別，把全島的文藝家打成一片，甚至將日本等國外的文藝家們涯集起來，造成空前的大團結，而促進台灣文學長足進步的新文學運動。
「台灣文藝」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創刊至一九三六年八月，受了中日戰爭前時局緊張的影響，發行七、八月號後停辦為止，一共出了十五期。是由台灣人創辦的文藝雜誌中，登場的作家詩人最多，文化上的影響也最大，壽命最長，難怪成了日政當局的眼中釘。但對於散漫而具一言居士的知識分子建立了長城般的堅強精神堡壘，的的確確為黎明期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留下輝煌不朽的記錄。雖然在台中另有脫出台灣文藝聯盟的楊逵「台灣新文學雜誌」及戰時中在台北由張文環、黃得時、陳逸松、王井泉等啟文社的「台灣文學雜誌」，其作家陣容和作品的成果也相當可觀，還是不及台灣文藝雜誌的壯觀與號召力之大。是時台灣雖已增加到約六百萬人口，文藝雜誌的經營還是非常困難，何況在日本統治之下，能在重重困難中，張星建獨撐財務，使張深切佩服張星建為台灣文藝大支柱。
因此中央書局則成台灣文化上的梁山泊，藝術家雲集，如張深切、賴明弘、吳天賞，小說阿憨伯的作者翁鬧，牛車的作者呂赫若，名石堆，潭子校栗人，皮膚略黑面貌清秀瀟灑的男高音聲樂家，是位才子，可惜戰後早逝，暗流寒流的作者陳瑞榮，筆名陳垂映，現為陳榮，詩人江燦琳，詩人兼書法家邱淼鏘，筆名淳光，詩人張冬芳，彫刻家陳夏雨，音樂家呂泉生，廖朝墩、陳信貞，畫家李石樵、林之助、楊啟東等外，常有南北部藝術家來訪，要求協辦展覽會、演唱會、發表會。
張星建都一一加以照顧，如恰借場所，製造海報等，有如各藝術家的經紀人。如有名的音樂家江文也在台中市民館的演唱會，邀請日本一流的朝鮮名舞蹈家崔承喜一行來台表演等，轟動一時。他又能照顧生活有問題的名油畫家李石樵，本是台北新莊泰安人。因已結婚生子，尚未成名，又要往來於東京參加帝展，負擔深重，乃移居台中市梅枝町，得到張星建照料，靠張星建拉台中州下仕紳畫肖像過活，完成其畫業。名彫刻家陳夏雨，台中縣人，家境困苦，張星建除照顧其結婚生子外，替他拉仕紳彫像，使其有所收入。名小說家張文環，本是嘉義梅山人，在台北經營雜誌「台灣文學」，因受戰爭激烈美機連日空襲的影響，停辦雜誌後，為安全的顧慮，移居台中，一時失業，三餐難繼，由張星建與吳天賞接濟外，張星建為他的職業奔波，經林獻堂的推荐，就任大里鄉長，戰後又為他謀得能高區署長的職位，真是無微不至，照顧別人，也是無代價的奉獻。
因為我任新聞記者，常在中央書局出入，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的是經理張星建與楊逵為了台灣文藝的編輯，發生小小觀點爭議，引起楊逵在台灣新聞副刊上撰文攻擊張星建，說是獨斷與獨善。因此張星建也撰文答覆，他是大公無私，絕對的公正，只是有見仁見智的見解在所難免。這一場一段不算短的筆戰後，楊逵離開「台灣文藝」，另辦「台灣新文學」的事，最近被王拓等說成派別之爭，實在有點不類。我當時採取中立，不加入他們的論戰。因我認為小題大作，又是兩 方意識形態所引起的看法差異，不值得成派別而分離。楊逵雖非共產主義者，國際共產意識卻相當強，較有鬥爭性而不妥協，張星建是人道民族主義者，為人溫和較為保守。當時「台灣文藝」最大的目標是台灣的作家團結一致，以求平等的 人權，所以十花五色的人都有，並沒什麼派別。
「台灣文藝」對待日人是不卑不屈，這可從其整個編輯看得出來，這一點楊逵的「台灣新文學」，較多邀請日人投稿，也較討好日人，從其編輯手法就可見其與「台灣文藝」的差異。且楊逵創刊「台灣新文學」之後，張星建還是給他廣告，可見張星建相當有風度，而與楊逵有不同的地方。平心而論，我是不贊成楊逵較絕的作法，因此，我不曾投稿給「台灣新文學」。雖然我們私人之間始終保持良好的友誼。如果說有派別，希望講清楚，誰與誰什麼派別，才算公道。如以簡單幾句，一竿掃鴨而發生誤解，這對張星建是不公平的。台灣新聞副刊主任日人田中保男與我同事，楊逵與他走得很近。田中與一般日人一樣，尤其是日本政府，不喜歡台灣文藝聯盟勢力過大， 此時乘虛而入，企圖有所掌握，弄得喜歡樹立一幟的楊逵不自覺，實在可惜。導致台灣文藝聯盟被迫提早解散。
光復後的張星建，曾任台中市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卻於一九四九年（民國卅八年）一月廿日深夜於台中市民權路綠川大橋遭到暗殺，被棄屍橋下，引起哄動，真是不幸。事經檢察官張清石提起公訴，說是張星建被捲入林春山與陳森雨 之土地買賣料紛，導致陳森雨分別買囑流氓李春安、李冰芥教訓張星建，傷害致死，經初審判決到高等法院，一九五○年五月複判結果陳森雨教唆傷害人，李春安累犯教唆傷害人均無罪，李冰芥累犯傷害人致死處有期徒刑九年減刑為五年六 月，吳衍慶共同遺棄屍體有期徒刑一年，上訴駁回。為何事主陳森雨及李春安獲無罪，實不得其解，致本案之死因，至今仍成一個謎，便有人懷疑是不是因任台中市三民主義青年團長，而被人暗算的結果。
張星建死後的台中，因治安不良，政治不穩定等時代變遷，致中央書局的經營發生問題，此時襄助張煥珪董事長使中央書局走上企業經營者為常務董事郭頂順，教名順命，一九○五年生於台中，一九七九年去世。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畢 業的法學士兼計理士。天性溫厚，虔誠的真耶蘇教徒。是台中兒童少年合唱團，中華少年管絃樂團創辦人，曾任史惟亮紀念音樂基金會董事長、淡江文理學院董事長、中山醫學院常務董事、靜宜文理學院、東海大學、懷恩中學董事、新民高 級商工職業學校常務董事，又與葉榮鐘資助作家楊逵經營東海花園外經營多種事業，對於真耶穌教會，文化事業，培育人才，服務社會，不遺餘力。這樣，中央書局在各主持人，各股東努力之下，完成了他歷史性的使命。（完）
監委吳豐山和錢林慧君調查發現，行政院核定省府員額編制為84人，但省府現有員額高達91人，這些人月薪和退休俸比社會大眾平均薪資高很多，卻無公可辦，只會吸納稅人的血，成為米蟲和吸血蟲的混血兒。看在低收入和失業的民眾眼裡，怎會沒有相對剝削感和行業階級怨恨？
吳豐山專文（1）：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吳豐山／遠流出版 2015年01月01日
二０００年政黨輪替後，陳水扁依照競選政見，成立總統府跨黨派兩岸小組，討論兩岸關係，希望做成決議，供總統作為處理兩岸關係之跨黨派共識。小組由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任召集人。
我向來關切兩岸互動，在八十五年寫作「台灣跨世紀建設論」一書中，即曾專章探討兩岸關係，並且向國人提出「只要能夠確保台灣的獨立自主，為了兩岸和平，希望同胞不要反對兩岸之間的某種連結」。
我認為兩岸現狀是歷史發展的結果，硬要統而為一，不切實際。可是兩岸之間，大小懸殊，如果一直敵對，是台灣子子孫孫永遠的悲哀，因此不妨以不脫離大中華家族為要領，在兩國之上新設一個架構，以做為如兄如弟、互利互惠、共存共榮之根本。換句話，對兩岸關係，我已有一定見解。
先是李遠哲院長來電請我擔任小組委員。又過不久，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先生親自送來了載明任期兩年的總統府聘書。
跨黨派小組於八十九年九月一日開議。開到第五次會議，同仁推我擔任「一中問題專案小組」召集人，第七次會議上，幾經折衝，通過了我主稿的「三個認知、四個建議」後，同仁認為可告一段落而中止運作。
跨黨派小組中止運作後，李遠哲院長開始找我一起見了陳水扁總統很多次，討論兩岸關係。有時陳總統單獨找我。不管兩人見面或三人見面，我都誠摯的發言。八十九年十一月底某日，陳總統找我去總統府與他吃午飯，告訴我他想在跨世紀的除夕談話中公表兩岸和平發展的主張，請我依據我先前向他表白的見解協助寫演講稿。
兩岸和平發展是我對解決兩岸問題的重大主張，也是我一生之中著力最深的政治見解，有必要在這裡更詳細記述，以向人民和歷史負責。
我是一個台灣主義者。我深信「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前半生一直處於國民黨一黨專政體制之下和中共併吞威脅之下的我，用了三十年時間去苦思解決兩岸糾葛、同時達成建立一個獨立、民主、法治的台灣的方略。
由於歷史的發展推進，台灣自一九四九年起以中華民國的國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嚴重對立；由於國際霸權的運作，台灣成為美國長時間的保護國；由於與中國大陸有不可割離的歷史、文化、血緣牽連，台灣內部一直有統獨爭論。
然則，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中，台灣內部以及美中兩國，卻又各有愛惡：
─主張台灣應該獨立建國的人，其實也擔心萬一中共武力相向；
─主張台灣應該與中國統一的人，其實並不真正喜歡專制高壓的中共政權；
─中共雖然聲言統一，其實自己知道一時並無過海佔領的軍事經濟實力；
─美國雖然採行「一個中國政策」，但因為在台灣擁有巨大利益，所以雖然希望兩岸對話以避免衝突，但並不希望兩岸真正談出統一的結果。
統一或獨立都是相當激情的事體，都足以讓信仰者生死以之。可是上述百般弔詭的局面卻必須仰賴更大的智慧，方足以找到超越性的方略。
面對以上所述百般弔詭的局面，邏輯的必然思考方向就變成：有沒有一種方略足以讓主張台灣獨立的人認定已得到獨立又能不擔心中共武力相向；讓主張統一的人認為未見割裂，且不必擔心生活在專制高壓之下；讓中共認為已然貫徹了民族主義所以不必引發戰爭；讓美國覺得不減損她的國家利益又能維持世界均勢？
更重要的是，在滿足了各方需求之後，台灣必須能夠永遠安穩的存在，台灣人民能夠從此進入太平盛世。
如前文所記述，早在民國六十年，美國國務院邀請本人訪美。直截了當地說，這種邀請有一個精心設計的目的，就是希望被邀人日後變成親美派，可是長時間以來，我一直認定美國是另一種形式的帝國主義者，認為台灣作為美國的保護國並不高貴，也非立國之道。
至於中國，情感上遠在天邊，血緣、地緣卻近在眼前。我常常跟周圍的朋友說：台灣人從北到南，蓋了二萬多間廟，除了八里的廖添丁廟和嘉義的水牛廟，其餘拜的神都是「外省人」。這樣子的血緣、地緣關係，即使是最強烈的台灣主義者，也無可否認。
在我的血液裏，還有更深一層的質素？我長時間以來強烈反戰，甚至於對拿百姓的血汗錢向外高價購買武器都會生出極端反感。我不忍「田園潦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我對運去一百船紡織品卻換不回一架戰機，心中會生出很多不滿。
我的「兩岸和平發展論」於是便在這種對整體弔詭局面的認知下、在一己強烈反戰的思維下、在有效追求台灣自立自主長治久安的要求下，逐漸浮現出輪廓。
質言之：「兩岸和平發展論」就是台灣不可不堅持主權獨立；基於實質利害考量，台灣應以不脫離以華語圈為定義的大中華家族來追求與中國和睦相處；一旦與中國建立和睦關係，那麼台灣也就可以在美、中等距關係安排下得到均勢保障。
就具體步驟而言，台灣應該不斷展現和平心意，並且經由文化經貿交流，與中共逐步累積善意和條件，最終互商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上，架構一個具象徵意義的機制以終結爭執，走向共存共榮的新局。
各方讀友也許想要問我一個問題：中共會接受這樣的建議？
中共當然不會輕易接受這樣的建議。尤其在中共擁有核武，太空事業發展有成，且已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今天。
可是，我認為，中共不會輕易接受，並非意謂我們不能堅持。
在世界二百個國家中，台灣的國家綜合實力排行在前頭二十分之一。台灣必須周旋中共，是因為彼此近在咫尺，不是因為台灣沒有自立自主的條件。
進一步說，中國大一統思想的價值其實禁不起嚴格深入的檢驗。在中國歷史上，統一其實意謂者腐化高壓和文明靜止的開始。中國歷史上朝氣蓬勃、百花齊放的燦爛景象都是出現在多元政權並存的時代。坐在京城裏的皇帝，他們受了三流歷史觀的影響，腦子裡只想者「擴大版圖」和「丟掉版圖」的簡單事體。
更進一步說，中國的版圖其實也是有時擴大，有時縮小。現在獨立建國的外蒙古、越南、寮國、緬甸、南北韓，其實也都曾經是中國的版圖。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變後，中共中央曾經在軍報上專文支持台灣獨立；要「解放台灣」是以後才出現的政策。
我沒有能力預見一百年或兩百年以後的事情；如就可預見的未來三、五十年而言，強行武力統一絕對是兩岸人民的災難。
我把這樣的見解，初次寫在民國八十五年出版的「台灣跨世紀建設論」上。當時曾提出「統合」二字，可惜這個名詞後來被惡用、惡解。
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總統府跨黨派小組第七次會議通過了我主稿的「三個認知、四個建議」。這個重要文件，全文如下：
跨黨派小組認為：
一、兩岸現狀是歷史推展演變的結果。
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互不代表。中華民國已經建立民主體制，改變現狀必須經由民主程序取得人民的同意。
三、人民是國家的主體，國家的目的在保障人民的安全與福祉；兩岸地緣近便，語文近同，兩岸人民應可享有長遠共同的利益。
基於以上認知，跨黨派小組建議總統：
一、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進兩岸關係，處理兩岸爭議及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
二、建立新機制或調整現有機制以持續整合國內各政黨及社會各方對國家發展與兩岸關係之意見。
三、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尊重中華民國國際尊嚴與生存空間，放棄武力威脅，共商和平協議，以爭取台灣人民信心，從而創造兩岸雙贏。
四、昭告世界，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堅持和平、民主、繁榮的信念，貢獻國際社會；並基於同一信念，以最大誠意與耐心建構兩岸新關係。
這「三個認知、四個建議」與「兩岸和平發展論」是相同的一個思想內涵。
二００四年選舉時，陳水扁總統提出選後將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的政見。選舉後，也曾經召開過一次會商，到會的有正副總統、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陸委會主委蔡英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此外還有李遠哲、張忠謀、陳博志和本人。後來沒有下文。
民國一０三年五月，施明德、洪奇昌、陳明通、程建人、焦仁和、蘇起、張五岳七位先生聯名發表「處理兩岸關係五原則」，主張「兩岸分治、大中華整合」。論者或謂新見解，其實，我知道他們之中，多人早就成竹在胸。
這就不禁讓我感慨，理性佔上鋒的時候，國民黨人和民進黨人的兩岸觀其實大同小異，可是從事政治爭奪的時候，便見南轅北轍。
容我坦白說一句話：蔣介石總統不正是兩岸分治的創始人？蔣經國總統當年高倡「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不正是兩岸分治的強化者？
我不知道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與李登輝的「兩國論」以及陳水扁的「一邊一國」真實差異何在？如果各方都以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為主軸，誠不知相互之間還有多少值得爭吵的內涵？
我不自己定位為政客，我以辦報為專業，所以把兩岸見解誠實表白後，自認責任已了。這就是為什麼除了民國九十三年曾在中國時報發表「中共必須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一文，以及民國九十八年在新著「論台灣及台灣人」一書上把我的兩岸見解再說一次外，不曾對推廣落實此一見解生死以之的原因。
人世間萬事變幻很快。一如我當年在國是會議一槌敲定總統民選後，二十年來因為總統民選產生很多不良後遺症，令我不禁心虛一般，這個「兩岸和平發展論」，近六年來由於中共節節進逼，同樣使本人內心感到不安。
馬政府上台後兩岸和解有如雲霄飛車，速度之快令人驚奇。馬政府以兩岸和平發展作為主要政績，可是中共在倡言兩岸和平發展的同時，卻如入無人之境，甚且公開倡言「入島、入戶、入心」。從來不諱言「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北京當局，按著既定步調，步步進逼，而我方顯然招架乏力。
面對這種發展，洞察國際大勢的新加坡李光耀在新著「李光耀看天下」一書中斷言：美國不可能為了台灣的生存和中共開戰，因此雖然中共不急於統一，但依目前情勢發展下去，統一是歷史必然的結局。
我讀台灣歷史，看一大群前賢為台灣獨立生存所做的奮鬥和犧牲，可歌可泣，心中常翻騰不已。可是今天的國際政治經濟大勢和國內政治社會結構已生巨大變化，令人思考台灣前途，掌握台灣命運面對的是遠較往昔更為錯綜複雜的內在和外在環境。本人的兩岸和平發展論，堅持「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但提出的奮鬥要領迴異。
可是兩岸和平發展如果對方以最終統一為目的，那麼我方就必須萬般審慎以對。也正因此，本人除了呼籲台灣同胞團結奮鬥堅定追求兩岸分立外，也願意無比虛心的接受同胞的批評和指教。
＊作者為前監察委員。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人間逆旅：吳豐山回憶錄》（遠流出版）
跨黨派小組中止運作後，李遠哲院長開始找我一起見了陳水扁總統很多次，討論兩岸關係。有時陳總統單獨找我。不管兩人見面或三人見面，我都誠摯的發言。八十九年十一月底某日，陳總統找我去總統府與他吃午飯，告訴我他想在跨世紀的除夕談話中公表兩岸和平發展的主張，請我依據我先前向他表白的見解協助寫演講稿。
兩岸和平發展是我對解決兩岸問題的重大主張，也是我一生之中著力最深的政治見解，有必要在這裡更詳細記述，以向人民和歷史負責。
我是一個台灣主義者。我深信「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前半生一直處於國民黨一黨專政體制之下和中共併吞威脅之下的我，用了三十年時間去苦思解決兩岸糾葛、同時達成建立一個獨立、民主、法治的台灣的方略。
由於歷史的發展推進，台灣自一九四九年起以中華民國的國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嚴重對立；由於國際霸權的運作，台灣成為美國長時間的保護國；由於與中國大陸有不可割離的歷史、文化、血緣牽連，台灣內部一直有統獨爭論。
然則，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中，台灣內部以及美中兩國，卻又各有愛惡：
─主張台灣應該獨立建國的人，其實也擔心萬一中共武力相向；
─主張台灣應該與中國統一的人，其實並不真正喜歡專制高壓的中共政權；
─中共雖然聲言統一，其實自己知道一時並無過海佔領的軍事經濟實力；
─美國雖然採行「一個中國政策」，但因為在台灣擁有巨大利益，所以雖然希望兩岸對話以避免衝突，但並不希望兩岸真正談出統一的結果。
統一或獨立都是相當激情的事體，都足以讓信仰者生死以之。可是上述百般弔詭的局面卻必須仰賴更大的智慧，方足以找到超越性的方略。
面對以上所述百般弔詭的局面，邏輯的必然思考方向就變成：有沒有一種方略足以讓主張台灣獨立的人認定已得到獨立又能不擔心中共武力相向；讓主張統一的人認為未見割裂，且不必擔心生活在專制高壓之下；讓中共認為已然貫徹了民族主義所以不必引發戰爭；讓美國覺得不減損她的國家利益又能維持世界均勢？
更重要的是，在滿足了各方需求之後，台灣必須能夠永遠安穩的存在，台灣人民能夠從此進入太平盛世。
如前文所記述，早在民國六十年，美國國務院邀請本人訪美。直截了當地說，這種邀請有一個精心設計的目的，就是希望被邀人日後變成親美派，可是長時間以來，我一直認定美國是另一種形式的帝國主義者，認為台灣作為美國的保護國並不高貴，也非立國之道。
至於中國，情感上遠在天邊，血緣、地緣卻近在眼前。我常常跟周圍的朋友說：台灣人從北到南，蓋了二萬多間廟，除了八里的廖添丁廟和嘉義的水牛廟，其餘拜的神都是「外省人」。這樣子的血緣、地緣關係，即使是最強烈的台灣主義者，也無可否認。
在我的血液裏，還有更深一層的質素？我長時間以來強烈反戰，甚至於對拿百姓的血汗錢向外高價購買武器都會生出極端反感。我不忍「田園潦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我對運去一百船紡織品卻換不回一架戰機，心中會生出很多不滿。
我的「兩岸和平發展論」於是便在這種對整體弔詭局面的認知下、在一己強烈反戰的思維下、在有效追求台灣自立自主長治久安的要求下，逐漸浮現出輪廓。
質言之：「兩岸和平發展論」就是台灣不可不堅持主權獨立；基於實質利害考量，台灣應以不脫離以華語圈為定義的大中華家族來追求與中國和睦相處；一旦與中國建立和睦關係，那麼台灣也就可以在美、中等距關係安排下得到均勢保障。
就具體步驟而言，台灣應該不斷展現和平心意，並且經由文化經貿交流，與中共逐步累積善意和條件，最終互商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上，架構一個具象徵意義的機制以終結爭執，走向共存共榮的新局。
各方讀友也許想要問我一個問題：中共會接受這樣的建議？
中共當然不會輕易接受這樣的建議。尤其在中共擁有核武，太空事業發展有成，且已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今天。
可是，我認為，中共不會輕易接受，並非意謂我們不能堅持。
在世界二百個國家中，台灣的國家綜合實力排行在前頭二十分之一。台灣必須周旋中共，是因為彼此近在咫尺，不是因為台灣沒有自立自主的條件。
進一步說，中國大一統思想的價值其實禁不起嚴格深入的檢驗。在中國歷史上，統一其實意謂者腐化高壓和文明靜止的開始。中國歷史上朝氣蓬勃、百花齊放的燦爛景象都是出現在多元政權並存的時代。坐在京城裏的皇帝，他們受了三流歷史觀的影響，腦子裡只想者「擴大版圖」和「丟掉版圖」的簡單事體。
更進一步說，中國的版圖其實也是有時擴大，有時縮小。現在獨立建國的外蒙古、越南、寮國、緬甸、南北韓，其實也都曾經是中國的版圖。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變後，中共中央曾經在軍報上專文支持台灣獨立；要「解放台灣」是以後才出現的政策。
我沒有能力預見一百年或兩百年以後的事情；如就可預見的未來三、五十年而言，強行武力統一絕對是兩岸人民的災難。
我把這樣的見解，初次寫在民國八十五年出版的「台灣跨世紀建設論」上。當時曾提出「統合」二字，可惜這個名詞後來被惡用、惡解。
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總統府跨黨派小組第七次會議通過了我主稿的「三個認知、四個建議」。這個重要文件，全文如下：
跨黨派小組認為：
一、兩岸現狀是歷史推展演變的結果。
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互不代表。中華民國已經建立民主體制，改變現狀必須經由民主程序取得人民的同意。
三、人民是國家的主體，國家的目的在保障人民的安全與福祉；兩岸地緣近便，語文近同，兩岸人民應可享有長遠共同的利益。
基於以上認知，跨黨派小組建議總統：
一、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進兩岸關係，處理兩岸爭議及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
二、建立新機制或調整現有機制以持續整合國內各政黨及社會各方對國家發展與兩岸關係之意見。
三、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尊重中華民國國際尊嚴與生存空間，放棄武力威脅，共商和平協議，以爭取台灣人民信心，從而創造兩岸雙贏。
四、昭告世界，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堅持和平、民主、繁榮的信念，貢獻國際社會；並基於同一信念，以最大誠意與耐心建構兩岸新關係。
這「三個認知、四個建議」與「兩岸和平發展論」是相同的一個思想內涵。
二００四年選舉時，陳水扁總統提出選後將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的政見。選舉後，也曾經召開過一次會商，到會的有正副總統、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陸委會主委蔡英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此外還有李遠哲、張忠謀、陳博志和本人。後來沒有下文。
民國一０三年五月，施明德、洪奇昌、陳明通、程建人、焦仁和、蘇起、張五岳七位先生聯名發表「處理兩岸關係五原則」，主張「兩岸分治、大中華整合」。論者或謂新見解，其實，我知道他們之中，多人早就成竹在胸。
這就不禁讓我感慨，理性佔上鋒的時候，國民黨人和民進黨人的兩岸觀其實大同小異，可是從事政治爭奪的時候，便見南轅北轍。
容我坦白說一句話：蔣介石總統不正是兩岸分治的創始人？蔣經國總統當年高倡「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不正是兩岸分治的強化者？
我不知道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與李登輝的「兩國論」以及陳水扁的「一邊一國」真實差異何在？如果各方都以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為主軸，誠不知相互之間還有多少值得爭吵的內涵？
我不自己定位為政客，我以辦報為專業，所以把兩岸見解誠實表白後，自認責任已了。這就是為什麼除了民國九十三年曾在中國時報發表「中共必須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一文，以及民國九十八年在新著「論台灣及台灣人」一書上把我的兩岸見解再說一次外，不曾對推廣落實此一見解生死以之的原因。
人世間萬事變幻很快。一如我當年在國是會議一槌敲定總統民選後，二十年來因為總統民選產生很多不良後遺症，令我不禁心虛一般，這個「兩岸和平發展論」，近六年來由於中共節節進逼，同樣使本人內心感到不安。
馬政府上台後兩岸和解有如雲霄飛車，速度之快令人驚奇。馬政府以兩岸和平發展作為主要政績，可是中共在倡言兩岸和平發展的同時，卻如入無人之境，甚且公開倡言「入島、入戶、入心」。從來不諱言「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北京當局，按著既定步調，步步進逼，而我方顯然招架乏力。
面對這種發展，洞察國際大勢的新加坡李光耀在新著「李光耀看天下」一書中斷言：美國不可能為了台灣的生存和中共開戰，因此雖然中共不急於統一，但依目前情勢發展下去，統一是歷史必然的結局。
我讀台灣歷史，看一大群前賢為台灣獨立生存所做的奮鬥和犧牲，可歌可泣，心中常翻騰不已。可是今天的國際政治經濟大勢和國內政治社會結構已生巨大變化，令人思考台灣前途，掌握台灣命運面對的是遠較往昔更為錯綜複雜的內在和外在環境。本人的兩岸和平發展論，堅持「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但提出的奮鬥要領迴異。
可是兩岸和平發展如果對方以最終統一為目的，那麼我方就必須萬般審慎以對。也正因此，本人除了呼籲台灣同胞團結奮鬥堅定追求兩岸分立外，也願意無比虛心的接受同胞的批評和指教。
＊作者為前監察委員。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人間逆旅：吳豐山回憶錄》（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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