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3日 星期一

王鼎鈞；會王丹。九十回顧自述；我就木歸土之前，總算可以對國家無罪，對文藝無愧了。


王丹网站 Wang Dan's Page 新增了 2 張新相片 — 與王丹。
作為資深文青，到了紐約，當然就要拜見鼎公---王鼎鈞先生。這位文壇祖師爺輩份的散文大家已經90歲了，但是精神非常矍鑠，身體也很硬朗。
窗外是嘈雜的塵世喧囂，室內，王先生滔滔不絕地給我上了一堂文學寫作課。他告訴我，小說是生活的戲劇化，散文則容易流於哲學化，真正的寫作化境，就是在寫的時候，心中能夠放下。寫作的過程可以表現憂傷和憤怒，但是寫作本身不應是為了發洩憂憤。
王先生告訴我，好的寫作，要讓笑成為一種批判，因此他最推崇莎士比亞。他認為，佛教的精神可以作為文學的指導。最後，老師留了作業，建議我閱讀楊念慈和姜貴的小說。
畢竟九十高齡了，我不好佔用太多王先生的時間。但是這短短的一個小時，豈止是獲益匪淺可以形容的呢。在文學和寫作的道路上，能夠看到前輩的身影轉過來，面對面地告訴你他一生對文字的體驗，真是極大的幸運。
送王先生回家之前，互相留聯絡方式，我還以為他會要電話。沒有，他留的是gmail！而且，師母說，老先生平時有在用line！！是line！line耶！（因為太驚嚇，所以說三遍）。
這是一位年輕的老人。



風雨陰晴王鼎鈞，亮軒著，2003，寫到78歲

王鼎鈞／九十回顧自述

2015-04-26 07:55:03 聯合報 王鼎鈞


王鼎鈞(左)在家的讀書會，攝於2009年7月28日。 圖／本報資料照片分享


人到某個年齡就只能談他自己了，可是要想談得好很不容易。有學問的人說，人有三個「我」，一個是別人認為你是個什麼樣的人，一個是自己以為「我」是什麼樣的人，在這兩者之外還有一個「真我」。別人眼中的我，自己心中的我，有很大的差別，至於那個「真我」是什麼樣子，據說沒有人知道。所謂知己，就是「別人眼中的我」正是「自己心目中的我」；所謂錯愛，謬愛，就是「別人眼中的我」高過「自己心目中的我」；所謂懷才不遇，就是「別人眼中的我」低於「自己心目中的我」。

我們在漂流中學會割捨

談到「文學與人生」，我們的前輩都說文學表現人生，批判人生，都說作品從生活裡面產生，但是高於生活，既然文學與人生互為表裡，那麼談我的文學我的人生，也就等於檢查我的全部。世上最難做的題目就是寫「我」，我說過，我是一個固執的人，追求完美，不能忍受缺陷和醜陋，寫任何文章都字斟句酌，用獅子的力量搏兔。我說過，我是一個內向害羞的人，文章也中規中矩，結構嚴謹，文章裡沒有豪言壯語，也從不貪天之功，貪人之功。我說過，我是一個喜歡服從權威的人，喜歡用演繹法寫文章，從來沒打算立山頭，開門戶，從來沒想過改變現狀。我說過，我是一個勤能補拙的作家，我的天分不高，學習的環境也不好，我是困而學之，勉強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為之。

生活是時間的延長，生命的軌道像一根線，每個人都畫了一根線條，我的這一根線就是漂流。據說當年我在襁褓之中，算命的先生批了我的生辰八字，他說我的命屬於「傷官格」，不守祖業。「不守祖業」是什麼意思？他沒有說，父親去查書，知道不守祖業可能是漂流，變成異鄉人，無家可歸，也可能是敗家，做一個敗家子，傾家蕩產。那年代西方工業國家的產品到中國來傾銷，淘汰中國的手工業，造成農村經濟破產，緊接著八年抗戰，中產階級崩潰，沒等我長大成人，我家的祖業就敗光了，輪到我，就只剩下漂流這一個選項了。我十二歲那年離開祖父留下的四合房，以後離開我們那一縣，離開我們那一省，離開中國大陸，完全離開中國，越走越遠，再也沒有回去，這是我給「漂流」下的定義。

漂流是什麼？漂流就是割捨，當年我們唱過一支歌，「母親啊，謝謝你的眼淚，愛人啊，謝謝你的紅唇，別了！這些朋友溫暖的手。」今天還有沒有人會唱這支歌？我一直尋找會唱這首歌的人，我們當年一起唱這首歌結成同盟，後來也互相把對方割捨了。想當年那些第一次離家的孩子，背包特別大，特別沉重，這個也得帶著，那個也得帶著。以後長途漫漫，腳不點地，背包裡的東西一樣一樣拿出來，一面走一面丟，夏天行軍，把冬天用的東西丟掉，晴天行軍，把陰天下雨用的東西丟掉，人人穿草鞋，把媽媽做的布鞋丟掉，兩隻手可以捧水喝，把隨身攜帶的水壺丟掉，最後，他有一條腰帶，媽媽在裡面縫了幾塊銀元，爸爸親手給他捆在腰間，叮囑他千萬不要離身，實在走得太遠，實在走得太累，實在走得萬念俱灰，也在攀山越嶺的時候把那條腰帶解下來，往那萬丈山谷裡頭一丟。還有什麼可丟的沒有？身上每一塊肉好像都是累贅。我們在漂流中學會割捨，人不需要他不能擁有的東西。

割捨對我的文學生活有幫助

告訴各位一個祕密，割捨對我的文學生活有幫助。對於我而言，文學好像是個任性的小姑娘，她不嫁給你，但是也不准你和別人戀愛，你必須對它絕對效忠而又不求回報。這就得能夠像剃度出家一樣，斬斷塵俗的牽罣，然後升堂入室。我們的前輩常說「繁華落盡見真淳」，我認為繁華落盡就是割捨。漂流時期的割捨是一種訓練，文學寫作的預備訓練，當年和我一起學習的小青年，成績比我好，後來為什麼都不寫了？因為他入世越來越深，他的文學和許多是非恩怨、許多文學以外的目的纏在一起，他不能割捨那些東西，最後割捨了文學。

我的漂流是戰爭造成的，八年抗戰，四年內戰，正當我的少年和青年，戰爭製造英雄，戰爭也製造流民，四方漂流的人。戰爭告一段落，所謂「戰爭狀態」繼續，一直覆蓋了我的壯年和中年，我們在精神上、心理上仍然漂流。中國人口大規模的移動，幾千萬人的八字難道都是傷官格？當然不會，當年第一顆原子彈毀滅日本廣島，八萬人死亡，這八萬人各有各的生辰八字。有人說過，戰爭來了、人不必算命，因為命理在正常的社會裡有效，在戰爭時期無效。

我是把一片一片落葉撿起來

當年砲火連天，大家都說是非常時期。非常就是不正常，就是反常。在正常的社會裡，人的打算是怎樣跟別人一塊兒活；可是戰爭相反，人的打算是怎麼讓別人死，或者跟別人一塊兒死。平時做人，壞人也得冒充好人，戰爭時期做人，好人也得冒充壞人。戰爭有它自己的規律，不但生辰八字不靈，《論語》《孟子》也不靈，《馬太福音》也不靈，許多格言都得反過來說，例如助人為煩惱之本，損人利己為快樂之本。戰爭時期做人，你平時的信念、信仰、信心大半錯誤，可能危險，立即反其道而行，大致不差。我是基督徒，可是內戰期間我是無神論。我認識一個老兵，他身經百戰，我問他在戰場上怕不怕，他說不怕，為什麼不怕，他說不管戰況多麼激烈，部隊不會全部陣亡，槍一響，有人先死，有人後死，也一定有人最後沒死，死人越多，我就知道我活到最後的機會越大，我反而覺得安全。這就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想法，完全出乎你我意料之外。

有學問的人說，戰爭是反淘汰，沒錯。拿軍隊來說，軍隊有王牌，有精銳，統帥總是派精銳部隊去打最堅強的敵人，去攻最堅固的陣地，精銳部隊的犧牲最大。素質比較低、戰鬥能力比較差的部隊，做預備隊，或者在兩翼策應主攻，犧牲比較小。戰爭結束的時候，精銳部隊的番號照舊，裡面都是新人。把範圍縮小，同一個連隊裡面，有些兵精明能幹，有些兵反應慢，判斷力很差，一旦有了比較艱難比較危險的任務，你是指揮官，你派哪一個出去？我再坦白一次，我跑不快，跳不高，機關槍扛不動，我百無一用，連隊派我做文書，讓我寫毛筆字，做等因奉此，不管怎樣兵慌馬亂，總有我一張辦公桌，我比別人安全，所以今天我能坐在這裡談我的文學與人生，真是慚愧啊！

戰爭就是破壞，這話也沒錯，我們都說百年樹人，樹人要百年，戰爭破壞一個人只要一旦，歐陽修說，人難成而易毀。我對自己的成長沒有規畫，像水一樣流到哪裡算哪裡，大江東去，浮萍不能西上，我在漩渦裡一圈一圈的打轉，一小段一小段掙扎。不能改變環境，只有改變自己，我是千刀萬剮、割斷千絲萬縷。1949年我脫離中國戰場，漂流到台灣，我的世界已經破碎，我居然還想做作家。別人只看見我沒有天才，沒看出我沒有完整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作品是作家的小宇宙，破碎的世界不能產生宏大的完整的作品，我是困而學之，勉強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為之。難怪我不能寫小說，寫長篇小說你要有一座森林，我只有滿街的落葉，難怪我一出道就寫雜文，號稱短小精悍的八百字專欄，我是把一片一片落葉撿起來，沒有統一的精神面貌。我有自知之明，那些文章我不保存，這也是我的祕密。

用今天的說法，我到了台灣需要人格重建，那時候，「人格重建」這四個字還沒有在台灣出現。我只知道我是一隻野獸，受了傷，需要找一個洞穴藏起來，用舌頭舐自己的傷口。台灣不是我的洞穴，台灣是一架探照燈，老是對準我照明。我轉過身去求孔子，求基督，他們開的藥方能治標，不能治本。看樣子我得的是糖尿病，人跟病同生共死。天下事難測難料，我在大陸的時候沒想到能到台灣，我在台灣的時候沒想到能來美國。我居然能漂流到地球的另一半，跟我的前半生頭頂上不是一個天空，這一次可以大割大捨了吧，可是不能，我肩上扛的、手裡提的、仍然是那一堆碎片。

我堅決相信 中國還會有偉大的文豪產生

在紐約，我接觸到佛教。謝天謝地，世界上還有個佛教，我把那一堆碎片交給祂，祂為我縫了一件百衲衣。百衲衣也是一種完整，而且菩薩不用針線，天衣無縫。那些年，大環境改革開放，有長期的和平，非常時期回到了正常，《論語》《孟子》又管用了，《馬太福音》又管用了，我也恢復了有神論，有神論無神論都有缺點，有神論的缺點，無神論可以補救，無神論的缺點，有神論不能補救。歷史只是匆匆忙忙的轉了一個彎兒。山川壯麗，物產豐隆，我吃儒家五穀青菜，吃佛家的山珍海味，吃基督的牛油麵包，我的人格重建就在這段時間完成了。我豁然貫通，知道人生是怎麼一回事，也知道文學藝術是什麼，我這才知道「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才有能力寫回憶錄。這一段心路歷程，一言難盡。總而言之，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儒家給我接生，基督教給我餵奶，生活給我跌打損傷，佛法給我治療。大環境提供了最適合療養的氣候，我能定、靜、安、慮、得，能恢復健康。醫院是世界上最乾淨的地方，最有秩序的地方，可是我不能永遠住在醫院裡，出了佛教這個醫院，我回去站在孔夫子的大門口，對南來北往的人說，基督很好，佛陀也很好。

這時候，對一個作家來說，我已經過了我的高峰期。寫散文，我還可以拉長，寫小說，我很難堆高，編劇，我不能纏緊。拉長，堆高，纏緊，不僅是有沒有這個技術，不僅是有沒有這個天分，更是你還有多少生命力可以燃燒。我能知不能行。孔夫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我說等一等，不能起而行，可以坐而言，古聖先賢講承傳，不能承，可以傳，朝聞道，夕傳可矣。我不能收割，可以撒種，讓後人收割，我畢竟也收割過。《聖經》上說：「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我現在知道撒種為什麼流淚。兩座山中間有一片高原鏈接起來，兩個偉大中間有無數的平凡鏈接起來，用文學史的眼光看，也許我們都是鏈接。

當年巴爾札克想到巴黎去搞文學，他的一個長輩對他說，你要想清楚，藝術裡頭是沒有中產階級的，他的意思是說，搞文學藝術，要嘛就成為大家，要嘛就什麼都不是。我是文學裡頭的中產階級，也許我可以證明文學也可以有中產階級。也許我可以證明，人可以經過學習經過訓練成為作家，但是他的成就有一個限度。我堅決相信中國還會有偉大的文豪產生，就像《舊約》裡頭那個老祭司，堅決相信彌賽亞會來。在他沒來之前，我們的責任就是守護祭壇，準備迎接。直到有一天他來了，他一定會來。

這些年，我在紐約，只要有人找我談文學，我知無不言，只要給我時間，我言無不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揣冒昧，不計毀譽，這是我的「四不」，這是我對文學播種，對社會回報，給未來的大文豪織紅地毯。我這個後死者，這個苟全性命的人，我要讓愛我的人，幫我的人，不會後悔。







國藝會
18屆國家文藝獎：作家 │ 王鼎鈞
（攝影／何孟娟）
「得獎的喜訊傳來，我幾乎要「初聞涕淚滿衣裳」了。這個獎對我的意義是甚麼？我個人的感覺是，在我就木歸土之前，總算可以對國家無罪，對文藝無愧了。」－王鼎鈞
旅居美國的鼎公，特別透過錄影分享得獎感言：
http://youtu.be/67tGABCUZak
一睹鼎公博深雅健的文人風範：
得主短片 http://youtu.be/qDO3_ZmW1Bk
專文介紹 http://goo.gl/gEHh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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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1925年4月4日－），山東省臨沂縣蘭陵（今臨沂市蒼山縣）人，台灣當代散文作家，曾用筆名方以直。創作以散文為主，其它還有詩、小說、劇本及評論。現旅居美國紐約，專事寫作。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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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簡歷

王鼎鈞生於耕讀之家。對日抗戰期間，離開山東老家，投入李仙洲將軍所創辦之國立第二十二中學。初中畢業後，棄學從軍。1949年，隨國民政府來到台灣，考入張道藩所創辦的小說創作組，受教於王夢鷗、趙友培、李辰冬，打下寫作的基礎。
王鼎鈞曾於中國文化學院、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等大專院校講授新聞報導寫作及廣播電視節目寫作，先後任職中國廣播公司編審組長、中國廣播公司節目製作組長、中國電視公司編審組長、正中書局編審、幼獅文化事業公司、中國時報，並曾擔任《掃蕩報》、《公論報》、《徵信新聞報》（今《中國時報》）的副刊主編與《中國語文月刊》主編。1978年，離開台灣，前往美國新澤西州，任職於西東大學雙語教程中心，編寫雙語教學所用的中文教材。退休後，旅居美國紐約，專事寫作。
王鼎鈞曾獲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國父誕辰紀念獎金」、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中國文藝協會「文藝評論獎章」、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中山文藝創作獎」、《中國時報》「時報文學獎」散文推薦獎，與《聯合報》、《中國時報》輪流主辦的「吳魯芹散文獎」。1999年，以《開放的人生》入選「台灣文學經典三十」。2001年，獲得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傑出華人會員」獎牌。

[编辑] 作品

散文
  • 《人生觀察》文星書店 1965年，大林出版社 1970年；1989年《人生觀察》《長短調》兩書精華集為一冊，仍以《人生觀察》為名，水牛出版社
  • 《長短調》文星書店 1965年，大林出版社 1969年
  • 《世事與棋》驚聲文物供應社 1969年
  • 《情人眼》（又名《情話》）大林出版社 1970年，作者自印 1990年
  • 《王鼎鈞自選集》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975年
  • 《開放的人生》（人生三書之一）爾雅出版社 1975年
  • 《人生試金石》（人生三書之二）作者自印 1975年，爾雅出版社 2002年
  • 《我們現代人》（人生三書之三）作者自印 1975年，爾雅出版社 2003年
  • 《碎琉璃》九歌出版社 1978年，作者自印 1982年，爾雅出版社 2003年
  • 《海水天涯中國人》爾雅出版社 1982年
  • 《山裏山外》（《碎琉璃》的姊妹作）洪範書店 1982年，作者自印 1992年，爾雅出版社 2003年
  • 《別是一番滋味》皇冠文化 1984年
  • 《看不透的城市》爾雅出版社 1984年
  • 《意識流》作者自印 1985年，爾雅出版社 2003年
  • 《左心房漩渦》爾雅出版社 1988年
  • 《心靈分享》爾雅出版社 1998年；原書經刪減、增文後更名為《心靈與宗教信仰》
  • 《隨緣破密》爾雅出版社 1997年；原書2008年更名為《黑暗聖經》，爾雅出版社
  • 《有詩》爾雅出版社 1999年
  • 《千手捕蝶》爾雅 1999年
  • 《活到老，真好》爾雅出版社 1999年
  • 《滄海幾顆珠》爾雅出版社 2000年
  • 《風雨陰晴》爾雅出版社 2000年
  • 《葡萄熟了》大地出版社 2006年
小說
  • 《單身漢的體溫》（又名《白如玉》）大林出版社 1970年；原書1988年更名為《單身溫度》，爾雅出版社
回憶錄
  • 《昨天的雲》（少年時代，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一）作者自印 1992年，爾雅出版社 2005年
  • 《怒目少年》（流亡學生時代，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二）作者自印 1995年，爾雅出版社 2005年
  • 《關山奪路》（國共內戰，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爾雅出版社 2005年
  • 《文學江湖》（在台灣三十年來的人性鍛鍊，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四）爾雅出版社 2009年
論著
  • 《文路》益智書局 1963年
  • 《小說技巧舉隅》光啟社 1963年
  • 《廣播寫作》中國廣播公司空中雜誌社 1964年
  • 《講理》自由青年雜誌社 1964年，大地出版社 1974年
  • 《文藝批評》廣林書局 1969年
  • 《短篇小說透視》大江出版社 1969年
  • 《文藝與傳播》三民書局 1974年
  • 《靈感》（作文四書之一）作者自印 1978年，爾雅出版社 1989年
  • 《文學種籽》（作文四書之二）明道文藝雜誌社 1982年，爾雅出版社 2003年
  • 《作文七巧》（作文四書之三）作者自印 1984年，爾雅出版社 2003年
  • 《作文十九間：作文七巧補述》（作文四書之四）作者自印 1986年，爾雅出版社 2004年
  • 《兩岸書聲》爾雅出版社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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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相關資料



 文學與政治　（王鼎鈞）
小小丹麥出了個安徒生，就在全世界兒童的精神領域成為泱泱大國。

　　文學作品能使大眾相信尚未發生之事，秦朝直到始皇帝死亡，並未將阿房宮建成，可是唐朝的杜牧寫了一篇《阿房宮賦》，天下後世多少人都「知道」秦始皇在這座龐大奢華的建築裏住了三十六年。
　　文學作品能促使人去做某些事情，「讀了《詩經》會說話，讀了《易經》會占卦，讀了《水滸》會打架。」「讀了《紅樓》會吃穿，讀了《三國》會做官，讀了《水滸》想招安。」詩歌小說都製造欲望和情感，而欲望和情感是行為的動力。
　 　文學有這樣的功能，宗教家、資本家、政治家都為之傾心，這三種人物都希望大眾相信他描述的尚未發生之事，因而改變了行為。文學家與這三種人合作由來已 久，他們跟政治家合作的經驗最不愉快，宗教家、資本家手中只有軟性的權力，對作家只能動之以利或動之以義，政治家手中有硬性的權利，對作家可以脅之以勢繼 之以迫害。
　 　還有，資本家比較老實，他擺明了是為自己的利益，他對消費者「只能誇大，不可欺騙」。宗教信誓旦旦為了別人的利益，如果欺騙，他的騙局在世界末日來臨之 前不會揭穿。政治呢，它實際上也許是資本家，文學把它化妝成宗教家，既誇大又欺騙，要命的是真相「立即」大白，作家陷於尷尬之境，既難自解，又難自拔。三 十年代，中國作家與政治是天作之合，到了五十年代就演為家庭暴力，作家硬說孟姜女來到長城之下沒哭，她唱歌，連作家自己也不相信。
　 　有些作家誓言與政治絕緣，這又如何辦得到？文學表現人生，批判人生，而政治管理人生，規劃人生，這就難分難解。日出而作，你要坐地鐵，日入而息，你要找 停車位，鑿井而飲，你要自來水中沒有大腸菌，耕田而食，你要青菜沒有農藥，帝力何有於我哉？金融海嘯來了，你得靠政府發失業補助金。你表現人生就看見了政 治，你批判人生就褒貶了政治。
　 　還有，你需要創作自由，你的版權需要保護，你的銷路、你的讀者的購買力需要經濟政策成功。「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需要警察維持治安，沒人闖進來搜 你的口袋。蓮花出淤泥而不染，那是蓮花高潔，可是如果沒有淤泥中的營養和水份？……作家應該厭棄的是獨裁者而非政治，獨裁者和政治並非同義。如果請他到文 化建設委員會領演出補助費，他欣然前往，如果勸他投票，他斷然說我討厭政治，這是很奇怪的思維。當然，故意混淆可以規避社會責任，那是聰明過人。

再說政府應該了解，「文章華國」並非說它是政權的裝飾，而是說它是國家的光 環，能在世界上增加國家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引世人尊敬和嚮往。小小丹麥出了個安徒生，就在全世界兒童的精神領域成為泱泱大國。文學藝術使窮人變富人，使富 人變貴人，使貴人變聖人，促進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國民語言水準，即使罵人也罵得有風格。不要把文學看成海報標語，可以一夜貼滿大街小巷，一夜又撕去。文 學家是沒有用的人，但「無用之用大矣哉」！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國家民族的文化資產，一個負責任的政權一定有心給後世留下這一類東西，你不能希望作家不分青紅 皂白一定符合政治，那樣會損傷藝術性，真正的作家不為，你也可以放心，「不分青紅皂白一定反對政治」亦然。
　　（作者是旅美作家。）



王鼎鈞 白色恐怖淬鍊出開放人生
2009/05/17
【聯合報╱紐約特派記者傅依傑】
王鼎鈞走過白色恐怖年代，痛定思痛後，他看人生更通達。 記者許振輝／攝影
散文作家王鼎鈞在紐約的家，每周一晚上弦歌不輟，這些事業有成的學生都是慕「鼎公」的文名而來。十來位中年資深學生下班後趕來，裡頭有退休的經濟學教授，圍坐在王家不大的客廳中，聽八十多歲的鼎公解惑；師母王棣華培植的盆景綠意盎然，後院的紅梅已在早春初綻。
鼎公教寫作 不收學費供消夜
「我們就是談談怎麼寫作，大多是散文。」王鼎鈞笑說，「他們寫好了，會投稿報紙副刊，看看『績效』如何」。
這個「作文班」上兩年了，取名「久久讀書會」，意喻「對文學之愛久久長長」。在台北光啟社當過導播的李玉鳳是班長，她說，鼎公從創作的基本功酖酖觀察、想像、體驗、選擇、組合、表現酖酖教起，又以無數的小故事點撥、啟發，讓他們如沐春風。「鼎公不但拒收束脩，每次上完兩小時的課，師母還備消夜。」
開放的人生 只剩一副骨頭架

王鼎鈞在自家後院與妻子王棣華觀賞正鬧春意的梅樹。 記者傅依傑／攝影
王鼎鈞著作等身，自一九六三年第一本「文路」，至今出了四十多本書；旅美卅年，早年寫的「開放的人生」等「人生三書」，仍然長銷，是出版社鎮店之寶。
「俱往矣。」王鼎鈞自嘲「開放的人生」經無數人引用、轉載，現在就如「老人與海」裡的那條大魚，「只剩下一付骨頭架了。」
王鼎鈞近年著力回憶錄，花了四年時間寫完回憶錄四部曲的第四部「文學江湖」，憶述在台卅年經歷，但是「只限文學生活」。「這是最後一部了，寫不下去了。」王鼎鈞笑說：「我老了，恐怕江郎才盡了。」
他的四部回憶錄歷經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在台歷練，是個人生命旅跡，也反映近代中國人遭逢國破家亡、政治對峙的苦痛。「文學要痛定思痛，」他感嘆，「若正在痛，我認為寫不出好東西；要有時間、距離之後再寫。」
四部回憶錄 痛定思痛才動筆

當初為下一代教育移居美國，如今三個兒女各有所成，王鼎釣深感欣慰。
「來美卅年，給了我痛定思痛的時間與距離，對我人生經驗起了蒸餾作用，沈澱了許多雜質。」他說。
王鼎鈞的「痛定思痛」，似乎讓他更通達，能夠從更高或不同的角度，俯瞰與衡量世事。
他直言國民政府在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掀起腥風血雨，涉及千餘山東學子的煙臺聯合中學冤案，王鼎鈞的弟妹也被捲入。他說，國民黨政府藉二二八事件懾服本省人，以煙臺聯中案震懾外省人，用這兩大案「殺開一條血路」。
他也揭露親身經歷的白色恐怖、特務侵擾，包括當年被誣為匪諜的李荊蓀案（新聞工作者）、崔小萍案（廣播人）的始末；他直指，台灣的五○年代是「恐怖十年」。
孔子克難記 招來特務文武行

當時王鼎鈞在中廣工作，每周得寫一篇廣播稿鼓吹當局正推行的「克難運動」。有天寫了篇「孔子克難記」，說孔子提倡克難，要大家吃青菜、喝白開水，顏淵照做，結果營養不良病死了；夫子倒是吃飯講席位、講求菜色刀法調味，活到七十多歲。
王鼎鈞說，保安司令部（警備司令部前身）馬上派人來，指他的孔子克難記破壞國軍克難運動，以「文武行」伺候，要他交代「寫作動機」。
王鼎鈞回憶，特務還盯上他另一篇文章，是他根據詩經「汝墳」篇一句話「魴魚赬尾」而寫，指魴魚發怒時尾巴變成紅色，魚也有憤怒之時，必是忍無可忍了，可能發生不可測行動。王鼎鈞藉題發揮說：「不可欺人太甚。」
結果保安官員拿此文當罪狀，惡狠狠訓斥王鼎鈞：「魚代表老百姓，紅色代表共產黨，你分明鼓吹農民暴動。」
我打著燈籠 一路照亮恐怖史
王鼎鈞如今回憶，當時的白色恐怖，「槍斃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會的歧視可怕。」那段經歷，讓他點滴在心頭。
一九七八年，王鼎鈞全家移民美國，揮別台灣，當時他已五十一歲。他說此去是「盡棄所能、所知、所學，就如同『撒手西歸』。」那麼，為何要告別台灣？王鼎鈞直言，在台灣，「業有專精，但拙於應世」，白色恐怖記憶及氛圍，讓他深感「幾乎無處安身立命」，加上考量子女教育，因此決心西渡。
王鼎鈞寫回憶錄寫自己，也寫當年歷史。王鼎鈞說，台灣的事難寫，尤其五○至七○年代，「要有不計毀譽的精神」；「我是個引子，一個報告者，我打一個燈籠，照明一個範圍，走到那，照到那。」
不適合搭機 健康阻絕返鄉路
定居紐約之後，王鼎鈞有次搭飛機南下佛羅里達，在飛機上心肺出了狀況，經醫生囑咐，此後不再搭飛機，也阻斷了他返台之路。
長於大陸，成名在台灣，老來落腳西邦。自一九四九年，廿四歲的王鼎鈞隨軍隊撤台後，至今未返大陸。「鄉愁成了一個符號，用它來寄託很多東西。」
當年為孩子教育移民，如今三個子女風揚、詩雅、又揚，各有所成，王鼎鈞深感欣慰。只是年紀大了，「近來夜裡睡不好」，索性披衣讀書。他說，近來重看一些好譯本，以前讀的譯本不夠精緻，「我現在是溫故，能不能知新，就說不上了。」
【2009/05/17 聯合報】


匪諜 是怎樣做成的


2006-04-12
◎王鼎鈞 圖◎黃子欽
我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台聯合中學匪諜」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的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捲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總統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台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 一件「二二八」事件懾伏了本省人，另一件煙台聯合中學冤案懾伏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台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五○年代、六○年代進入七○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個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編劇家趙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學生，他去世後，編劇家張文祥寫文章悼念，談到當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學半夜失蹤，「早晨起床時只見鞋子」，那些都是強迫入伍後不甘心認命的學生，班長半夜把他裝進麻袋丟進大海。這是我最早讀到的記述。小說家張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中篇小說〈海兮〉以山東流亡學生在澎湖的遭遇為背景，奔放沉痛，「除了人名地名」以外，意到筆到，我很佩服。然後我讀到周紹賢〈澎湖冤案始末〉、傅維寧〈一樁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沉冤待雪讀後〉，直到〈煙台聯中師生罹難紀要〉、張敏之夫人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連人名地名都齊備了。
可憐往事從頭說：內戰後期，國軍節節敗退，山東流亡學生一萬多人奔到廣州，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出面交涉，把這些青年交給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收容。當時約定，讓十六歲以下的孩子繼續讀書，十七歲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戰場，天下無事升班升學。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灣澎湖當家作主的陳誠都批准這樣安排。
一九四九年六月，學生分兩批運往澎湖， 登輪者近八千人， 後來號稱八千子弟。七月十三日，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把年滿十六歲的學生，連同年齡未滿十六歲但身高合乎「標準」的學生，一律編入步兵團。學生舉手呼喊「要讀書不要當兵」，士兵上前舉起刺刀刺傷了兩個學生，司令台前一片鮮血，另有士兵開槍射擊，幾個學生當場中彈。三十年後，我讀到當年一位流亡學生的追述，他說槍聲響起時，廣場中幾千學生對著國旗跪下來。這位作者使用「汴橋」做筆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歸時方始休」，可憐的孩子，他們捨死忘生追趕這面國旗，國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
編兵一幕，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監督進行。流亡學校的總校長張敏之當面抗爭，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動學生造反。李振清雖然是個大老粗，到底行軍打仗升到將軍，總學會了幾手兵不厭詐，他居然對學生說：「你們都是我花錢買來當兵的！一個兵三塊銀元！」他這句話本來想分化學生和校長的關係，殊不知把張敏之校長逼上十字架，當時學生六神無主，容易輕信謠言，這就是群眾的弱點，英雄的悲哀，自來操縱群眾玩弄群眾的人才可以得到現實利益！為他們真誠服務卻要憂讒畏譏。張敏之是個烈士，「烈士殉名」，他為了證明人格清白，粉身碎骨都不顧，只有與李振清公開決裂，決裂到底。
張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帶信給台北的秦德純，揭發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咳，張校長雖然與中共鬥爭多年，竟不知道如何隱藏夾帶一封密函，帶信使者在澎湖碼頭上船的時候，衛兵從他口袋裡搜出信來，沒收了。
張敏之又派煙台聯合中學的另一位校長鄒鑑到台北求救，鄒校長雖然也有與中共鬥爭的經驗，沿途竟沒有和「假想敵」捉迷藏，車到台中就被捕了。
最後，張敏之以他驚人的毅力，促使山東省政府派大員視察流亡學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廳長徐軼千是個好樣的，他會同教育部人士來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認強迫未成年的學生入伍，徐廳長請李振清集合編入軍伍的學生見面，李無法拒絕，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帶到海邊拾貝殼。徐軼千告訴參加大集合的學生，「凡是年齡未滿十六歲的學生站出來，回到學校去讀書！」隊伍中雖然還有幼年兵，誰也不敢出頭亂動。張敏之動了感情，他問學生：你們不是哭著喊著要讀書嗎？現在為什麼不站出來？徐廳長在這裡，教育部的長官也在這裡，你們怕什麼？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你們錯過了這個機會，再也沒有下一次了！行列中有十幾個孩子受到鼓勵，這才冒險出列。李振清的謊言拆穿了。後來辦案人員對張敏之羅織罪名，把這件事說成煽動學生意圖製造暴亂，張校長有一把摺扇，他在扇上親筆題字，寫的是「窮則獨搧其身，達則兼搧天下」，這兩句題詞也成了「煽動」的證據。
徐軼千對張敏之說：「救出來一個算一個，事已至此，我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澎湖防衛司令部認為此事難以善了，於是著手「做案」，這個「做」字是肅諜專家的內部術語，他們常說某一個案子「做」得漂亮，某一個案子沒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煙臺聯中有一個龐大的匪諜組織，鼓動山東流亡學生破壞建軍。立意之後蒐集材料，蒐集材料由下層著手，下層人員容易屈服。那時候辦「匪諜」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層一層株連。
做案如作文，有了材料便要布局。
辦案人員逮捕了一百多個學生（有數字說涉案師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勞審問，從中選出可用的訊息，使這些訊息發酵、變質、走味，成為罪行。辦案人員鎖定其中五個學生，按照各人的才能、儀表、性格，強迫他們分擔罪名，那作文成績優良的，負責為中共作文字宣傳；那強壯率直的，參與中共指揮的暴動；那文弱的，覺悟悔改自動招供。於是這五個學生都成了煙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分團長。
每一個分團當然都有團員，五個分團長自己思量誰可以做他的團員，如果實在想不出來，辦案人員手中有「情報資料」，可以提供名單，證據呢，那時辦「匪諜」，只要有人在辦案人員寫好的供詞上蓋下指紋，就是鐵證如山。這麼大的一個組織，單憑五個中學生當然玩不轉，他們必然有領導，於是張敏之成了中共膠東區執行委員，鄒鑑成了中共煙台區市黨部委員兼煙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任。
辦案人員何以能夠心想事成呢？唯一的法術是酷刑，所以審判「匪諜」一定要用軍事法庭祕密進行。澎湖軍方辦案人員花了四十天功夫，使用九種酷刑，像神創造天地一樣，他說要有什麼就有了什麼。最後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判定兩位校長（張敏之、鄒鑑）五名學生（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共同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各處死刑及褫奪公權終身。這一年， 張敏之四十三歲，鄒鑑三十八歲。同案還有六十多名學生，押回澎湖以「新生隊」名義管訓，這些學生每人拿著一張油印的誓詞照本宣讀，聲明脫離他從未加入過的中共組織，宣誓儀式拍成新聞片，全省各大戲院放映，一生在矮簷下低頭。當時保安司令是陳誠，副司令是彭孟緝。
那時候，軍營是一個特殊的社會，五千多名入伍的學生從此與世隔絕。
還有兩千四百多名學生（女生和十六歲以下的孩子），李振清總算為他們成立了一所子弟學校，繼續施教，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下一步，教育部在台中員林成立實驗中學，使這些學生離開澎湖。
我是後知後覺，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湊出整個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學生，高堂老母壽終時不知我流落何處，我常常思念澎湖這一群流亡學生的生死禍福，如同親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觸類旁通，「煙台聯中匪諜案」不是司法產品，它是藝術產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假」的，因為「假」，所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因為「真」，所以「讀者」墜入其中不覺得假。獄成三年之後，江蘇籍的國大代表談明華先生有機會面見蔣介石總統，他義薄雲天，代替他所了解、所佩服的張敏之申冤，蔣派張公度調查，張公度調閱案卷，結論是一切合法，沒有破綻！酷刑之下，人人甘願配合辦事人員的構想，給自己捏造一個身分，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分，有了身分自然有行為，各人再捏造行為，並互相證明別人的行為，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在內在的邏輯，互補互依，自給自足。
今天談論當年的「白色恐怖」應該分成兩個層次：有人真的觸犯了當時的禁令和法律，雖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當的，當時執法者和他們的上司還可以採取「純法律觀點」原諒自己，另外一個層次，像張敏之和鄒鑑，他們並未觸法（即使是惡法！），他們是教育家，為國家教育保護下一代，他們是國民黨黨員，盡力實現黨的理想，那些國民政府的大員、國民黨的權要，居然把這樣的人殺了！雖有家屬的申訴狀，山東大老裴鳴宇的辨冤書，監察委員崔唯吾的保證書，一概置之不顧，他對自己的良心和子孫如何交代？我一直不能理解。難道他們是把這樣的案子當做藝術品來欣賞？藝術欣賞的態度是不求甚解，別有會心，批准死刑猶如在節目單上圈選一個戲碼，完全沒有「繞室徬徨擲筆三歎」的必要。
他們當時殺人毫不遲疑，真相大白時又堅決拒絕為受害人平反。說到平反，冤案發生時，山東省主席秦德純貴為國防部次長，鄒鑑的親戚張厲生是國民黨中樞要員，都不敢出面過問，保安司令部「最後審判」時，同意兩位山東籍的立法委員聽審觀察，兩立委不敢出席。人人都怕那個「自下而上」的辦案方式，軍法當局可以運用這個方式「禍延」任何跟他作對的人。獨有一位老先生裴鳴宇，他是山東籍國大代表，曾經是山東省參議會的議長，他老人家始終奔走陳情，提出二十六項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指出判決書十四項錯誤，雖然案子還是這樣判定了，還是執行了，還是多虧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獻，使天下後世知道冤案之所以為冤，也給最後遲來的平反創造了必要的條件。裴老是山東的好父老，孫中山先生的好信徒。
本案「平反」，已是四十七年以後，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葛雨琴接過正義火炬，更難得民進黨立委謝聰敏慷慨參與，謝委員以致力為二二八受害人爭公道受人景仰，胸襟廣闊，推己及人。在這幾位立委以前，也曾有俠肝義膽多次努力，得到的答覆是「為國家留些顏面」！這句話表示他們承認當年暗無天日，仍然沒有勇氣面對光明，只為國家留顏面，不為國家留心肝。所謂國家顏面成了無情的面具，如果用這塊面具做擋箭牌，一任其傷痕累累，正好應了什麼人說的一句話：愛國是政治無賴漢最後的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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