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1日 星期六

羅斌:香港《新報》:余英時:辛亥前後

0711 2015
宣布熄燈號的香港報紙《新報》於1959年創刊,創辦人羅斌是香港著名出版界大老,他曾創辦環球出版社,捧紅包括金庸在內多位名作家。

香港《蘋果日報》專欄中曾介紹羅斌,熟識他的人稱他生前盡量提拔新血,倪匡、古龍、卧龍生、諸葛青雲、龍驤、張夢還等人都是被「環球出版社」捧紅。但羅斌的另一個心血《新報》,在香港上市後多次易主。1992年,英皇集團楊受成接手經營,澳門賭王何鴻燊則於2009年入股《新報》,但強調不會影響報章編採,純屬支持報社。於2010年,《新報》傳出又再易手的消息,更有傳將《新報》變為免費財經報,但最終未成,至2013年《新報》將報價調整至7元港幣(約28元台幣)。

對於《新報》不堪虧損宣布停刊,香港網友留言說:「鋪頭敵不過貴租,報紙敵不過免費報紙」、「智慧時代好多行業沒得撈:印刷、郵政…」、「有智慧手機、免費報紙,看你(新報)才奇怪。」(大陸中心/綜合報導)

相關新聞:港56年媒體《新報》不堪虧損 明吹熄燈號





余英時:辛亥後許多人還在等真命天子
T中

2015-06-18 09:14:50 時代周報


共和

"共和"一詞源於拉丁文respublica,意為"人民的公共事務",而在漢語中,共和則源於西周時召公、周公二相共同執政一事:《史記周本紀》記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後北宋歐陽修《明正統論》云:"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為周史者,紀周、召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

共和乃是人類社會一種政體。共和制一般可以分為總統制、議會制、委員會制和半總統制等多種形式。共和國不同於君主國,其特質有二:一、一國為全體國民公有,政府為公共利益服務,而非一家一黨之私產。二、國民通過民主程序選舉國家各級政權機關領導人,而非世襲或被指派。

史學大家余英時先生認為辛亥革命是晚清政府不願改革的結果。在當時內憂外患的局勢下,清政府的舉措只是行政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沒有影響滿洲帝王的體制。漢人反滿的聲音越來越高,到最後沒有辦法調和。在君主立憲與共和革命的辯論中,立憲派漸處下風,越來越多的人主張革命。辛亥革命並不是暴力革命,沒有流太多血,共和制度向前跨進了一步。

中國人要做共和之夢,但是辛亥革命之後有一些國內外的惡勢力,把這個夢想擋住了。這些惡勢力為了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於不顧。中國的政治出現了亂象。然而,中國的民間社會在慢慢往前走,文化思想界有了寬鬆自由的空氣。

革命,總有人奮不顧身

時代周報:1911年發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余英時: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變,光緒皇帝聽了康有為這些漢人的話,要進行改革,要奪慈禧太后的權,這是使她傷心欲絕的,她從此就防止把權力交給漢人。所以,滿人在戊戌政變以後,越來越控制政權,當時提出的口號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國"。滿人不能放棄政權的觀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死,權力都是集中在滿人手上,對袁世凱也不放心。袁世凱到後來是告老回鄉。武昌首義發生以後,清政府收拾不了,因為軍隊聽袁世凱的話,不得不招​​他回來。我認為滿漢的界線到晚清更厲害了,政府不肯改革,立憲也一再拖延。那時候大家已經不耐煩了,不能等清政府改革了。康梁是保皇的,但是反慈禧的,問題就來了,滿人對漢人越來越怕,到最後漢人反滿的聲音越來越大。早期的孫中山還給李鴻章寫過信,那時候不是主張要革命,是要改革的。辛亥革命是滿人一再拒絕改革逼出來的。

我常常說,滿族等於一個黨一樣,內務府就等於黨的總部。到晚年,滿黨要抓權,不肯放鬆,這樣子矛盾越來越大了,當然漢人反滿的聲音越來越高,到最後就沒有辦法調和了。主張君主立憲的人很多,把皇帝去掉,在過去是很難想像的。但是,君主立憲的人慢慢動搖了,因為慈禧抓住大權不肯放鬆。這不是導致辛亥革命唯一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康有為、梁啟超後來在日本辯論不過孫中山領導的汪精衛等人,漢人的民族仇恨的回憶像"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回來了,兩邊各走極端,非革命不可了。不過,那時候的革命也不像後來的革命,組織並不是很嚴密,多少要靠地下的秘密社會的組織。秘密社會是孫中山想利用的,發動軍人仇滿,不願給滿人效忠了。

時代周報:在1911年以前,中國人有沒有共和的夢想?

余英時:很少人有這樣的想法。從另外一方面講,康有為也提出過“共和”、“民主”的名字,還有香港一些政論家像鄭觀應,主要是受西方的影響。“共和”是老名詞,本來周朝就有“共和”的說法,指厲王出奔,由兩個貴族領袖共同執政。雖然不是現在的共和,但是有共和觀念。

時代周報:1911年發生武昌首義,是不是有偶然性?

余英時:當然有偶然性,革命黨暗地裡在軍隊中找同情的人。本來有一個計劃,被揭發出來了,提早了。當然辛亥革命之前有好多事件,最有名的就是廣州的黃花崗起義,那是很震動人心的一次,像林覺民的《與妻書》是感動很多人的,產生了意外的宣傳效果。人的正義感是不能消滅的,總有人要奮不顧身,這是很奇妙的。

時代周報:當時同盟會在武昌首義所起的作用有多大?

余英時:應該不是很大。因為同盟​​會裡孫中山跟黃興又分道揚鑣了,孫中山那時在美國募捐,武昌事變爆發以後,才急急忙忙趕回來。而黃興先去了武漢,但是沒有成功,他自己沒有足夠的軍隊,還是要靠黎元洪帶的一批新軍。那時候袁世凱有最雄厚的軍事力量,他一上來以後,革命軍是打不過的,但是袁世凱想消滅革命軍也很難。那時候因為光緒已經死了,君主立憲沒有辦法號召了,而袁世凱就想藉此機會抓權了,所以先是讓他來撲滅革命軍,或是讓他為兩邊主持和議,讓皇帝和平退位。辛亥革命沒有流好多血,不像法國大革命,也不像俄國革命,甚至不像國民黨的北伐革命。基本上是體制忽然就改換了,所謂的天子是三歲登基的宣統,不可能號召起國人向他盡忠,如果光緒還活著,可能有這樣的號召力。

那時很多人願意相信改革

時代周報:從歷史來看,當時晚清政府已如大廈將傾,弱到不能延續下去嗎?


余英時:沒有辦法了。滿人還有一些軍隊力量,但是不大,經過了兩百多年,權力已經基本到了漢人士大夫手上。清廷的八旗制度也沒有了,靠的是打太平天國的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尤其是淮軍。李鴻章的軍事力量擺在那裡,滿人沒有什麼好大看法。

時代周報:為什麼在晚清政府裡沒有辦法進行政治體制上的改革?

余英時:太平天國以後,洋務運動當然有許多改革。廢科舉是沒有辦法,因為科舉毫無用處了,念八股怎麼跟外國人打交道?廢科舉是很有限的,因為新學制度已經起來了,到日本的留學生多得不得了。當然也有許多人恨死廢科舉了,但那些人不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人。在我看來,那隻是行政的改革,不是政治的改革,沒有影響滿洲帝王的體制。不肯改革,那是因為利益所在。滿人不肯放棄王朝,愛新覺羅是統治的家族,這個家族不肯丟掉權力,到最後不得已才讓步。我認為,晚清在戊戌政變以後談不上有改革,談不上有什麼“新政”。滿人是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國,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的。如果滿人專政不能動,權力沒有制衡,那就談不上改革了。根本的辦法是用武力鎮壓,如果這個辦法能夠維持下去,那這個世界上就沒有歷史可言了。

時代周報:在20世紀之初,國人在改革與革命上的思想準備足夠嗎?


余英時:思想不是一面倒的。當時主要是康梁跟孫中山打對台,思想戰場主要是在東京,然後才傳回中國來。越來越多的人主張革命,因為改良派主張君主立憲,沒有君主可立嘛,這是關鍵。康梁在光緒帝死了以後就沒有藉口了,當然,他們是恨慈禧,也恨袁世凱,因為袁世凱有告密的嫌疑,所以後來袁世凱組閣的時候,想請梁啟超,梁啟超不肯來。最激烈的搞排滿革命的人就是章太炎。後來,有些人像王國維始終還是要君主立憲的,他的辮子都不肯剪。

時代周報:當時外來的思想,比如日本的明治維新,英國的君主立憲,對中國的思想衝擊有多大?

余英時:那是相當大的。日本維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到中國來鼓吹,而且希望說服慈禧太后,都沒有用。但是一般人相信,明治維新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康有為他們就利用這個東西刺激光緒皇帝。所以,日本的明治維新、英國的君主立憲的成功是鼓勵清政府的兩個例子。英國的君主立憲早於中國,日本的明治維新跟中國的洋務運動差不多同時。很多人願意相信走改革的路,沒有多少人願意搞暴力革命的。

辛亥後許多人還在等真命天子

時代周報:辛亥革命之後到北伐勝利之前,經歷了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等,中國政治處於相當動蕩的局面,為什麼會這樣?

余英時:根本沒有一個政治中心,也沒有一個領袖能夠號召。孫中山雖然在廣州,但勢力很小。主要政治勢力還是在北京,還是袁世凱留下來的遺產。袁世凱死了之後,馮國璋也罷,段祺瑞也罷,黎元洪、徐世昌都做過總統,都不能變成全國接受的領袖。而且,多多少少地方上自己發展了,所謂軍閥是擁有十萬八萬兵,沒有形成很大的影響。所以,各省自己發展起來。

我們不要看政治,要看社會上,尤其是南方,像上海、蘇州、杭州一帶,都是地方上自己發展。最重要的是教育的發展,新學校的成立,還有地方議會的出現。在袁世凱那方面,最早的國會還是有作用的,否則袁世凱就不必搞暗殺宋教仁,因為在國會爭選舉他爭不過。

時代周報:辛亥革命廢除帝制對老百姓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余英時:沒有好大影響。本來中國就是天高皇帝遠,皇帝勢力到縣一級就為止,下邊是老百姓靠些地方紳士、宗族制度來維持秩序。組織是很鬆散的,就是靠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的一些觀念。大家不敢胡來,但不是靠武力。中國農村也沒有警察,多半靠宗族制度。我們的鄉間恐怕很少變化,至少我在鄉下住的那幾年,民國也沒有把鄉下變好,也沒有變壞,還是靠宗族的力量來維持,還有是非感。國民黨也沒有到我們鄉下,是靠讀書明理的人起作用,所以也沒有太多亂七八糟的事情,基本上有秩序。我在鄉下八年,沒有見過武力,沒一個土匪來搶我們,有一陣子好像後山有土匪想動手,過幾天軍隊來了,土匪也不敢動了。換句話講,鄉下還可以過日子,沒有欺負人到不能忍受的程度。

時代周報:辛亥革命之後,天子的觀念還存在嗎?


余英時:還有許多人在等真命天子出現。因為中國天子、皇帝的觀念是很神秘的東西,不知道怎麼來的:一個人怎麼能做皇帝呢?唯一的解釋就是老天爺指派下來的。這是周朝人的觀念,一直到20世紀,多少人都相信天命所歸。朝代替換的心理習慣不容易一下子改變。老百姓常常希望有一個秩序:有一個朝廷,朝廷上面有一個天子壓得住。這樣大家才有安全感,也不一定是擁護皇帝,是為自己的安全著想,包括喊“蔣主席萬歲”,都不是真的感覺,是感覺這種強人可以給人一種安定的生活。

時代周報:當時雖然有人口頭上講法治的觀念,但是很難深入人心?


余英時:法治觀念非常淡薄,雖然有“法”,但不是法治,是“王法”,要遵守“王法”,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孫中山是起過作用的現代人物

時代周報:為什麼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會走得如此曲折?

余英時:現代化不光是政治問題,現代化牽涉到社會經濟組織等方面,不是政權在誰手上就現代化了。我認為當時現代化的各方面都沒有成熟,中國人還是靠私人關係,而不是靠某一種制度,或某一種法律,甚至於市場制度。中國人要靠政治勢力,有關係,就有辦法。靠關係都是自己的親戚朋友,不是講公平。過去的中國還有一個科舉制度,是客觀考出來的,不管中間有多少毛病,但是考試的時候基本上是公平的。

時代周報:孫中山制定了建國方略,終其一生,有沒有實現自己的夢想?

余英時:當然沒有實現。不過,如果沒有孫中山提倡革命,很難想像皇帝制度能一下子去掉。共和制度本身是向前跨進一步,皇帝制度沒有了,到底還是不同。袁世凱當總統之後,有皇帝的權力,到底不是真皇帝,後來他想做皇帝,改變機制,也改不過來了,沒有人吹捧他。天命觀念的神秘性也沒有了。這是孫中山提倡西方思想的功勞,當然不是他一個人提倡的,別人也有提倡,不過孫中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孫中山的貢獻是想以美國為模式,因為他早年在夏威夷唸書,跟美國的關係最深。早期他的黨有秘密社會的背景,所以黨員要宣誓效忠,這不是民主式的黨。

但是後來孫中山覺得他沒有力量,推動不了他的政治理念,所以要走上蘇聯的路子,這樣問題就來了,改組以後他說話算數,一黨專政就這樣開始了。孫中山想利用革命領袖的權威來推動革命,但是他沒有革命成功,所以他只是有限度地運用權力。這是1923年以後的事情,以前他的理想還是抱著美國式的。孫中山還是有他的貢獻,從前胡適的私下談話說:孫中山雖然提倡中國道統,好像很守舊,可是他某些方面比我們還新。孫中山是華僑,是邊緣人物,不是士大夫階層,這是他的好處,也是他的弱點。原來康有為見都不要見他,梁啟超一度跟他關係搞得還好,所以孫梁合作的問題引起立憲派內部的緊張,說梁啟超陷入“行者”的圈套,“行者”就是“孫行者”。梁啟超想藉華僑的力量去捐錢,孫中山就把自己的關係給他,可見那時候孫中山還很坦率,並不是說:大家就只有這麼一個財源,我的關係,我不介紹給你。

孫中山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下出來的人,但沒有真正受到士大夫的教育,他那些士大夫的東西都是自修的。他的思想背景跟康梁完全不一樣。當然,人家也叫他“孫大砲”;後來國民黨把他捧成聖人。但是,他是一個起過作用的現代人物,把中國的某些觀念推到現代化的路上去了。

辛亥後的中國一直在往前走

時代周報: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民間社會出現了哪些明顯的變化?

余英時:我認為最大的變化是一個現代型的民間社會的興起。工商企業界有很多人在成功之後,花很多錢做本鄉的建設工作。比如說,無錫的榮家後來創辦了江南大學,也造了無錫的大橋。所以我們看民國以後的變化,不能僅僅看政治方面,地方的建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以山西為例,閻錫山的建設被很多人看成為模範。另外,像江蘇、浙江這些地方,從小學到中學都是地方的紳士和商人共同開創的。從民間社會的觀點看,在1949年以前,中國社會的進步是很可觀的。我認為這是社會自己在往前走,並不是有人在上面定出一個計劃逼著大家往前走。西方把有計劃地全面改造社會叫做“社會工程”,他們對於“社會工程”是否定的,他們認為人不可能有全面的知識來建立這樣的計劃,因為一個計劃不能適用於社會的每個方面和每個地方。我認為,辛亥革命以後社會自動的進步是很重要的。可惜日本的侵略把這個進程打斷了。西方的史學家像費正清就曾經對這段進程非常欣賞,惋惜它的中斷。從這方面看,民間在動,在一步步往前走,不過是沒有一個計劃的。有計劃,有好處,也有壞處。計劃往往會用不好的,如果想把中國翻一個身,此念一起,那就完了,人又不是上帝,憑什麼照自己的意志把中國重新改造呢?

我認為辛亥革命以後一段時間,中國社會上每一省都在動,民間社會在慢慢往前走。從錢穆先生的自傳就可以看出來,他的小學和中學的先生都非常好,而且有許多新觀念。他自己還摸索辦小學,甚至是受杜威的影響,要照杜威的思想辦小學。這是具體的例子。我不認為辛亥革命以後都像政治一樣,全是亂七八糟。我不是歌頌那個社會,那個社會當然有許多落後的現象,知識程度也不夠高,但是,如果假以時間,多設學校,慢慢就會變好的。在辛亥革命以後一段時間,中國的社會體制在暗中摸索,往前走。

余英時

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於天津。1950-1955年就讀於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1956-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
張貼留言

網誌存檔